法學張湯

A.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

1、鼠獄
張湯在西漢武帝時曾任廷尉、御史大夫，一生主持審判許多重大案件，用法嚴酷。他小時候即已顯露出作法官的潛質。一次他父親外出，他一人在家，老鼠將肉偷走。他父親回來，很生氣，動手打了他。張湯遂挖掘鼠洞，將老鼠捉拿歸案，老鼠偷的肉還沒有享用完，「鼠」贓俱獲。張湯按正式審判程序，審訊老鼠，記錄供詞，寫成文書，最後定罪判決，處老鼠以磔刑。其父回家看到他寫的供辭文書如同出自一個老練的獄吏之手，大為驚訝。以後遂讓張湯書寫判案文書。
2、三尺法
杜周是西漢時有名的酷吏，為人持重少言、內心陰刻。皆任廷尉、御史大夫。漢武帝對他頗為欣賞。什麼原因呢？一是因為他逐捕深治，二是他治獄，專以皇帝旨意為准。皇帝所討厭的人構訟，他就枉法而陷之：皇帝欲開釋的人，他就網開一面，找借口釋放。有人就此責問他：「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所謂三尺法指的是寫在三尺長竹筒上的法律條文。對這樣的責問，杜周一笑置之，振振有詞地說：「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應該說，杜周道的是實情，說出了封建社會里十分普遍的執法心態和現象。杜周能坦率承認這一點，還有幾分可愛之處。
3、太守斷牛
於仲文曾任北周時安國太守。他任太守時，有任、杜兩家各失其牛。後來任家得到一頭牛，兩家都說是自己家的牛，各執一詞，州郡長期不能斷決。益州有一位官員說：於太守必有主意。於仲文接手此案後。說「此易解耳。」他令兩家各把自己的牛群驅至郡衙前，又令人把要認領的牛放出來，結果要認領的牛走入任家的牛群。於仲文先前又令屬吏悄悄微傷要認領的牛，藉此觀察兩家的反應，任家見到後心疼不已，而杜家則無所謂。於是於仲文便據此下判將牛斷給任家，杜氏服罪而去。

B. 介紹張湯法律的古代文獻有什麼

張湯（？—公元前116年12月），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因為治陳皇後、淮南、衡山謀反之事，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先後晉升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與趙禹編定《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張嚴峻，常以春秋之義加以掩飾，以皇帝意旨為治獄准繩。曾助武帝推行鹽鐵專賣、告緡算緡，打擊富商，剪除豪強。頗受武帝寵信，多行丞相事，權勢遠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長史朱買臣的誣陷，被強令自殺。死後家產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祿及皇帝賞賜。張湯雖用法嚴酷，後人常以他作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為官清廉儉朴，不失為古代廉吏。

《越宮律》、《朝律》等法律著作

C. 歷史上張固是怎樣的人

張固原名張湯

酷吏張湯

張湯只不過是漢武帝手中的一枚棋子，自然得按武帝的旨意行棋。本來是車有車路，馬有馬路的。文帝時有個大法官叫張釋之，他解釋法律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他說廷尉，也就是大法官是「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一直以為，被奉為廷尉的座右銘。可是，到了張湯這里就全變了。

是因為景帝時代有兩個人開了不好的頭。一個叫寧成，一個叫周陽由。

寧成的風格是「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滑賊任威」，使性尚氣耍威風，成了法官們的例行風格。真是酷。怪不得叫酷吏。而周陽由呢，他是「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這些法律專家們真是把法律玩於股掌。再研究下去，就可以把「所有者、所憎者」前面的主語加上皇帝二字。為皇帝辦事，當然要按皇帝的意思去做。皇帝不明說，就得察顏觀色，皇帝臉色變幻無常，就得見風使舵。於是，在趙禹和張湯主持下，編了一部新的法典。而行法則則專以人主意指來辦。後來有人質疑大法官杜周，杜周給你解釋說「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是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這句話現在翻譯過來就是「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具有明顯的時代性。」

張湯執法正是這樣的。他手下有兩幫人，一批溫和的，一批虎狼之吏。罪犯們的命運，不在於自己所犯過失的情節輕重，而在於他們落在哪幫人手中。而決定把他們放在哪的，主要是靠「統治階級的意志」，說白了就是漢武帝一句話。漢武帝喜歡儒學，那好，我就給這些判詞都加上儒學的包裝，沒人懂這個，我派人去進修，去深造。我招聘大學生來辦事，優秀的不妨高薪聘請嘛。像後來的御史大夫倪寬，就曾在張湯手下實習過多年。

怪不得汲黯要罵他，一直對他耿耿於懷，放心不下了。

張湯其人

張湯這個人可謂生來就是當法官的料。他父親是長安丞，大概相當於現在一個縣級市的市長吧。他小的時候看家，結果肉被老鼠偷走了，父親回來後大怒，鞭打他。他把一腔怒火都發泄到老鼠身上。掘出老鼠和剩餘的肉，就煞有介事的審起案來。他父親看他一舉一動，完全是個老練的獄吏，於是就讓他學習獄吏。後來做了長安的官吏。先生得到了漢武帝國舅爺們的提拔。

如果說審鼠案是他的處女作的話，那審陳皇後的蠱獄便是他的成名作。陳皇後是漢武帝的原配夫人，但一直不能給他生小孩。後來漢武帝就有了另外的女人，陳皇後非常吃醋，他以為聽眾巫師的，搞幾個木偶人，寫上仇人的名字，插上幾根鐵扦子，再詛咒一番就可以把別人弄死。沒想到別人沒死，倒他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張湯就是因辦這個案，把犯罪團伙一網打盡，深得武帝歡心。於是給了升了官，叫他跟法學教授趙禹一塊編法令。後來就提拔他做了大法官——廷尉。

由於工作的需要，他後來進修了儒學。當時非常勤奮好學，「造請公卿，不避寒者。」所以他的名聲很好，再說他又「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明明心裡並不喜歡，但表面上還是要裝出禮賢下士的樣子。作秀，虛偽。不過他也讓公孫丞相喜歡上了他。

然後，在與公孫弘合作的基礎上，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淮南、衡山、江都獄」。

D. 古代法律人物都有誰

管仲
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政之所期也。
商鞅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庄鎮）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
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韓非子

韓非（約前281年-前233年），韓非為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漢族，戰國末期韓國人(
今河南省新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徐有功
徐有功：(640年——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師（今偃師市緱氏鎮）人，徐有功是國子監博士徐文遠的孫子。青年時期舉明經及第。歷經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長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則天時期與酷吏斗爭的一面旗幟，也是歷史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法官、清官。

E. 漢帝國的法制與漢帝國的統治秩序是什麼樣的關系

西漢初期的立法活動
公元前2o6年,劉邦攻入咸陽，宣布廢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這是西漢立法的開端「約法三章」。

建立西漢王朝以後，面對新的形勢，劉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漢律.蕭何在秦六律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三章，合為九章，稱《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個漢律的核心和主幹部分.

為了維護皇帝的尊嚴，補充《九章律》的不足，劉邦還命令叔孫通制定了有關朝儀方面的專律《傍章律》十八篇。此外韓信制定「軍法」，張蒼定「章程」。漢初的立法，直到漢武帝即位時，沒有大的變化，法律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西漢中後期的立法活動

西漢初年，由於統治者貫徹了「無為而治」的方針，法律相對較為省簡。也比較穩定，自劉邦至漢武帝期間法律無大變化。漢武帝即位以後，連年對外戰爭，從而使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為了加強司法鎮壓，開始大規模增修法律。漢武帝命張湯制定了《越宮律》27篇，這是有關宮廷警衛方面的專門法律。又命趙禹制定了《朝律》6篇，這是有關朝賀制度的專門法律。這兩部法規連同《九章律》,《旁章律》總計60篇，後人統稱為漢律。

為了加強對農民起義的鎮壓，漢武帝時期還制定了《沈命法》和《通行飲食法》。為削弱和打擊諸侯王的勢，,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還制定了《腹非之法》，以加強對思想言論的控制。至此，漢律的內容大量增加，體系龐雜,刑罰也相當嚴苛。

自漢武帝以後直到西漢滅亡，西漢的法律基本上無大變化。後因「律令煩多」典者不能遍睹，元帝、成帝等朝曾有約簡法律之舉，但也只是稍加刪節，沒有大的變化。

東漢時期的立法活動

西漢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全面廢除了西漢的法律，但並沒有改變法律的煩苛狀況。

劉秀建立東漢王朝以後，廢止王莽政權的法律，恢復了西漢的舊律，所謂「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同時發布了許多釋奴法令和弛刑詔書，想以此緩和社會矛盾。但由於西漢舊律的龐雜，煩苛，再加以東漢歷代君主不斷增加新的律令。因此，東漢的法律仍是科條無限，龐雜煩苛。章帝在廷尉陳寵的建議下，准備對律令進行一次大的刪改，但旋即陳寵被免職，此事也未施行。

東漢末年，董卓之亂使舊律湮滅。應劭於建安六年對漢律進行了一次較大的整理與修訂。但具體內容，無從考察。
從兩漢的立法活動中可以看出，西漢初年，劉邦廢秦苛法，法律呈現由繁入簡，由苛轉輕的趨勢，漢武帝時改變了這種發展趨勢，後來雖有要求約簡法律的呼聲，但基本沒有實現，東漢以後的法律又出現出煩苛入輕簡的發展趨勢。這種發展是法律自身的要，,但也直接受制於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和立法思想的影響。

F. 為什麼古代的法律又叫做「三尺法」

古人把法律條文寫在三尺長的竹簡上，因此法律又稱為「三尺法」，簡稱「三尺」。

《史記》卷122《酷吏列傳·杜周》3153頁：「周為廷尉，其治大放(通「仿」)張湯(漢武帝時曾任廷尉)而善候伺(偵察；窺探)。上所欲擠(排除)者，因而陷(陷害)之；上所欲釋者，久系待問，而微(伺察)見(xiàn通「現」)(暗中察訪使之顯露)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君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撰述)為律，後主所是疏(shù樹，分條陳述)為令，當(dàng盪，適合)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譯：漢武帝時，杜周任廷尉(掌刑獄，九卿之一)，他的治理大多仿效張湯而又善於窺察皇帝之意圖。皇帝想要排除的，杜周就順勢陷害他；皇帝想要寬恕的，杜周就讓他久囚待審，並暗中察訪，顯露他的冤情。門客中有人責備杜周說：「您為天子公平判決案件，不遵循三尺竹簡上書寫之法律，而是專門依照君主之意向處理案件。司法官員本來是這樣嗎?」杜周說：「三尺竹簡上書寫之法律是怎樣產生呢?從前是君主認為正確才制定成法律，後來是君主認為正確才記錄成為法令，適合當時情況就是正確的，何必運用過去之法律呢?」

G. 國不可一日無法，古代有關法律的故事有哪些

1、鼠獄

張湯是杜縣人。他父親當長安縣丞，有一次出門去，張湯當時是小孩，父親就讓他在家看門。父親回家後，看到老鼠偷了肉，就對張湯發怒，用鞭子打了他。

張湯掘開鼠洞，找到偷肉的老鼠和沒吃完的肉，就舉告老鼠的罪行，加以拷打審問，記錄審問過程，反復審問，把判決的罪狀報告上級，並且把老鼠和剩肉取來，當堂最後定案，把老鼠分屍處死。

他父親看到這情景，又看到那判決辭就象老練的法官所寫，特別驚訝，於是就讓他學習斷案的文書。

2、作法自斃

商鞅變法，首先取消了貴族的特權，規定重新按軍功大小給予爵位。貴族由此失去了無功受祿的特權，對商鞅十分不滿。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貴族雖懷恨在心，仍然毫無辦法。

秦國經變法以後，很快強盛起來，生產率大大提高，國庫充盈，將士作戰勇猛，威震六國。商鞅因變法有功，受封商地十五邑，號商君，人們從此稱公孫鞅為商鞅。

變法過程中，太子的老師觸犯了法律，貴族和朝臣對這件事抱著幸禍態度，看商鞅怎樣解決這個棘手的難題。商鞅為了新法能得以實施，請示孝公，依法嚴厲地作了公正處置。

太子曾為老師說情，但無濟於事，太子對商鞅開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孝公在位二十二年駕崩，太子嗣位，史稱惠文王。

貴族們知道惠文王痛恨商鞅，便紛紛製造流言蜚語，有人甚至誣陷商鞅謀反。惠文王十分清楚商鞅沒有謀反的動機，更沒有謀反的可能，但是為報恩師之仇出氣（一說惠文王是為了攬權，且暫時麻痹秦國老氏族），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自孝公死後，自知失去靠山，不敢久居京城，返回自己的封地。當他風聞有人誣告他謀反的消息後，情知早晚必罹殺身之禍，便隻身逃出家中，打算潛往它國，躲災避禍。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寒鴉背著夕陽余輝，結隊歸林。商鞅急於逃離秦境，匆匆趕路，來到關下，不想被守關軍士攔住，聲稱「商君有令，黃昏後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這才意識到必須投宿住店。他來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

老闆走出來說：「既是客人我們當然歡迎，請問您是誰，弄不清身份，我會被殺頭的。這是商君的法令，違背不得呀。」商鞅當然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走出旅店，仰天長嘆： 「我這是作法自斃呀！」

商鞅後來被車裂而死。那刑罰十分殘忍(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為謀反，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即用五輛車分別用繩索縛住受刑者的頭部與四肢，然後驅趕著馬，將人活活撕成六段，令人耳不忍聞。

惠文王殺了商鞅，卻繼續執行商鞅的政策。秦國日益強盛，為趙政（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經濟與軍事基礎。

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因被公子虔指為謀反，戰敗死於彤地，其屍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後示眾。

3、太守斷牛

南北朝時期，於仲文曾經擔任過北周時安國太守。郡里有一家姓任的、一家姓杜的，都說自己家丟了牛。

後來，任家找到一頭牛，杜家卻說牛是自己的，兩家各執一詞，告到州郡（jùn），州郡長官審來審去，判斷不出到底誰在撒謊，案子也一直拖著。

益州有一位官員替他出主意說：「你去向於太守求助，太守一定有辦法。」州郡長官照辦了。

於太守聽了聽案情，說：「這案子很容易解決。」他讓兩家各把自己的牛群趕到郡衙（yá）前面，又讓人把要認領的牛放出來，松開繩子。要認領的牛慢騰騰地走進了任家的牛群。

於太守之前又命令屬吏悄悄把要認領的牛身上弄出了一點兒傷，藉此觀察兩家的反應。任家見到牛的傷口後心疼不已，杜家卻一副無動於衷（zhōnɡ）的樣子。於太守據此判決，將牛斷給了任家，杜家服罪而去。

4、巧斷命案

向敏中在西京任職期間，發生了這樣一個案件，有名和尚路經一村落，見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請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暫且棲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車廂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驚醒，看見一名賊人背著一名婦人，手上提著包袱翻過屋牆後，匆忙離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盤算道，早些時屋主拒絕我入屋借宿，如今若這屋主發現妻子跑了，財物也不見了，明天一定會找我算帳，不如趕緊離開此地。

不料和尚因心慌沒留意，竟誤墜一口枯井中。墜入枯井後。才發現那位隨強盜翻牆逃逸的婦人，已被強盜滅口，棄屍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著腳印追蹤至到井邊，把和尚送進官府，和尚百口莫辯，只好供認，自己先誘拐婦人攜帶財物與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殺了婦人再投井棄屍，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於放在井邊的財物，則不知是何人取去。

獄卒將報告呈送府台，府台認為罪證確實，應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認為贓物遺失非常可疑，於是單獨審問和尚，終於得知實情，於是派密探到各地訪查。

一天，密探走進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飯，老闆娘聽說他從府城來，就問他：「和尚殺人的案子，現在有沒有新的發展？」密探故意騙她說：「昨天已判刑處死了。」

老闆娘問：「如果現在抓到真凶會怎麼樣呢？」「這件兇殺案已結案，和尚也處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沒有差別，官府不會再過問了。」

老闆娘說：「這話聽了真難過，那婦人是我們村子裡一個叫某甲（人的代稱）的年輕人殺的。」接著把某甲的住處指給密探看，密探於是循所指方向將某甲逮捕並取出贓物，某甲坦承罪狀，和尚也無罪釋放。

5、斷案如神

張詠做杭州知府時，有一個名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沈彥分家產不公平。張詠問明事由，說道：「你兩兄弟分家，已分了三年，為甚麼不在前任長官那裡告狀？」

沈章道：「已經告過了，非但不準，反而受罰。」張詠道：「既是這樣，顯然是你的不是。」將他輕責數板，所告不準。

半年後，張詠到廟里燒香，經過街巷時記起沈章所說的巷名，便問左右道：「以前有個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住在哪裡？」左右答道：「便在這巷裡，和他哥哥對門而居。」

張詠下馬，叫沈彥和沈章兩家家人全部出來，相對而立，問沈彥道：「你弟弟曾自我投告，說你們父親逝世之後，一直由你掌管家財。他年紀幼小，不知父親傳下來的家財到底有多少，說你分得不公平，虧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還是不公平？」

沈彥道：「分得很公平。兩家財產完全一樣多少。」又問沈章，沈章仍舊說：「不公平，哥哥家裡多，我家裡少。」沈彥道：「一樣的，完全沒有多寡之分。」

張詠道：「你們爭執數年，沈章始終不服、到底誰多誰少，難道叫我來給你們兩家一一查點？現在我下命令，哥哥的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裡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哥家裡去住。

立即對換。從此時起，哥哥的財產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財產全部是哥哥的。雙方家人誰也不許到對家去。哥哥既說兩家財產完全相等，那麼對換並不吃虧。弟弟說本來分得不公平，這樣總公平了罷？」

H. 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認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徵的觀點，至今被不少著述視為「定論」廣泛沿用，未曾受到質疑。對於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頒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關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等各個方面的法律內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結構」；「中國古代在諸法合體的結構形式中，始終以刑法為主，並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 我贊同中華法系是「民刑有分」、「歷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論斷，但以為律典的特徵是「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觀點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諸方面的法律並未包括在其內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承認中華法系是由諸部門法構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認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時又說律典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是否以刑調整法律關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諸部門法的根本區別。倘若律典是「諸法合體」、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內容在內的話，怎麼能把它僅歸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呢？倘若歷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話，又怎麼能把中華法系的特徵概括為「民刑有分」呢？顯然，這一觀點混淆了律典的性質和無限地擴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內容的范圍。 在我國古代的多種法律形式中，律典作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種。歷朝的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條例、條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單行法，內容極其豐富。從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漢代、明代的行政、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數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內。其它朝代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設置了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行為規范，以「簡當、穩定」為編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無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進去。 其二，律典調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關系 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認為我國古代始終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這種論點是不符合史實。從先秦到明清，刑事與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范圍是不同的。西周時期，周公制禮，呂侯制刑，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刑、禮）相為表裡者也」。自商鞅「改法為律」， 「律」從此成了中國古代刑法的專用名稱，其中律典成為秦以後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禮的名稱雖數千年以一貫之，但其性質卻頗有變異。作為行為規范的禮，其內容含蓋了包括民法在內的諸部門法。自秦漢以後，還出現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採取「應為」、「不應為」的方式，從正面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和社會生活規范。魏晉以後，大量制令，「令」愈顯獨立，統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規范在內的法律法規，多歸於「令」。禮、令與規定如何處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規定具體的刑罰。正如《晉書》卷三0《刑法志》雲：「軍事、田農、酤酒，……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歷朝的法律形式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律始終調整的是當時社會中的各類刑事關系。 在我國古代法律中，雖然沒有象現代一樣出現專門的民事訴訟法典，但在訴訟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劃分，《周禮·秋官·大司寇》雲：「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即為民事訴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即為刑事訴訟也。民事、刑事訴訟自古有別，歷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區分。葉孝信主編《中國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類著作，對中國古代民事法律規范、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證。張晉藩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 在闡述歷代法制時，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等法律制度 列為專章進行研究的，該書中對包括民事訴訟在內的民事法規作了比較全面的敘述。因此，不能僅以刑事法典為據，就斷定我國古代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類法律關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別，這些立法原則古今是一樣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現代法學理念看來，應以民事、行政法等調整的社會關系卻用刑法處理的問題。出現這種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根源，是與在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儒家禮教、家族觀念對立法的影響有關，也與古人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有關。歷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內容的刑罰規定，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都是屬於"出禮而入刑"的范圍，與所謂的"民刑不分"無關。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了侵犯財產罪，就不能說其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一樣，也不能因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問題，就斷定它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其三，從歷朝法典的編纂情況看，綜合性的編纂形式是我國成文法典普遍所採用的，並非為律典所獨有。 我國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類法典的編纂也很發達。春秋以前，有法而無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編纂。據史載，晉國趙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是有文字可證的我國古代編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記載，然這部法典當時尚未公布。戰國時李悝所撰《法經》，是我國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於秦漢；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於魏晉；以會典形式記載典章和法律制度，始於唐而繼於明清。魏晉以後的大多數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設范立制」，與律典並行。令典是以行政類法律為主、包括有經濟、民事、軍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規范在內的綜合性法典，在國家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唐六典》和歷代《刑法志》記載，魏修律18篇時，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180餘篇。 秦漢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舉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稱舉例 文獻出處 秦 律 秦律除《盜》、《賊》、《囚》、《捕》、《雜》、《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單行律 置吏律 效律 傳食律 行書律 內史雜律 屬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廄苑律 倉律 金布律 關市律 徭律 齎律 公車司馬獵律 藏律 傅律 軍爵律 中勞律 戍律 屯表律 尉雜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簡 令 焚書令 謚法令 田令 墾草令 津關令 夷三族令 《史紀·秦始皇本紀》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書·惠帝紀》張晏注 《漢書·高後紀》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簡 式 封診式 睡虎地秦墓竹簡 課 牛羊課 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 答問 法律答問 睡虎地秦墓竹簡 文告 語書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綜合編纂類） 傍章（18篇） 朝律（6篇） 越宮律 （27篇） 《漢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呂後）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種，綜合編纂類） 江陵張家山漢簡 2．雜律（單行律） 大樂律 《周禮·春官·大胥》注 尉律 《漢書·昭帝紀》注 上計律 《周禮·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續漢書·禮儀志》注 錢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田律 《周禮·秋官·士師》注 田租稅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左官律 《漢書·諸侯王表》 挾書律 《漢書·惠帝紀》 令 1．以甲乙丙為名（綜合編纂類）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區為名（綜合編纂類） 樂浪挈令 北邊挈令 3．以官署為名（綜合編纂類） 光祿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鴻臚挈令 御史挈令 《漢書·宣帝紀》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說文·系部》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28 《漢書·燕王劉旦傳》 《敦煌漢簡釋文》982 《漢書·張湯傳》 《晉書·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496 《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8 4．以內容為名（多為單行法） 秩祿令 宮衛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監臨令 （以上為職官管理類） 《漢書·文帝紀》注 《漢書·張釋之傳》注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漢書·哀帝紀》 《漢書·馮野王傳》 《史記·儒林列傳》 《漢書·景帝紀》 田令 水令 馬復令 金布令 《後漢書·黃香傳》 《漢書·兒寬傳》 《漢書·食貨志》 《漢書·高帝紀》注 緡錢令 （以上為經濟管理類） 《漢書·食貨志》 祠令 《漢書·文帝紀》注 祀令 《漢書·郊祠志》注 齋令（以上為禮儀類） 《漢書·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記·將相名道表》 公令 賣爵令 （以上為軍事類） 《漢書·何並傳》 《史記·平準書》 獄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漢書·刑法志》 讞獄令 （以上為司法類） 《漢書·平帝紀》 胎養令 《後漢書·章帝紀》 養老令 （以上為養老、胎養類） 《漢書·文帝紀》 科 讞法科 《後漢書·郭躬傳》 首匿科 《後漢書·梁統傳》 寧告科 《後漢書·陳忠傳》 鑽鑽科 亡逃科 異子科 投書棄市科 《後漢書·陳寵傳》 《後漢書·陳忠傳》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品 儀品 守御器品 《漢書·梅福傳》 《散見簡牘合輯》203簡 復作品 《居延新簡》EPT56·280-281 就品 贖品 《敦煌漢簡》1262簡 《居延新簡》EPT56·35-37 烽火品約 《居延新簡》EPF16·1-17 比 決事比 《周禮·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決事比 《漢書·刑法志》 辭訟比 《東觀·漢記·鮑昱傳》 法比都目 《漢書·鮑昱傳》 嫁娶辭訟決 《晉書·刑法志》 決事比例 《晉書·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晉書·刑法志》 廷尉決事 《新唐書·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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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歷史上出現過哪些現在看起來無法理解乃至荒唐的法律制度

隋唐時期特別富庶，若你有幸穿越到隋唐時期，成為一個讀書人，那你慘了。因為你要參加各種考試，忍受各種奇葩的法令制度，而且不能口齒不清，像舌頭燙不平這類的事情絕對不能發生，不然你就觸犯法律了，字寫的不好也不行。《隋書·儀禮志》：「凡文理不通、不精或書寫潦草而沒考上的，罰喝墨汁一升。」不知道墨汁味道如何？求隋唐考生心理陰影面積。
如果你穿越到漢代，漢代科考沒這么變態，但是做官的話法律卻很嚴格。武帝時有一條奇葩的法律，腹誹罪。皇帝的心理活動是這樣的：瞅什麼瞅？說你呢！嘿，弄死你！聽著挺玄乎的，這條罪名的開創人竟然是漢武帝。
《史記》里對此有記載：(顏)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顏)異不應，微反唇。(張)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見《史記.平準書》)
張湯是個酷吏，其人能力不說，情商超高，很會揣摩皇帝的心思。顏異本來只是一個小官，沒有後台，但他很有才華，做到大司農的位置，也就是理財的。武帝覺得自己聰明，對金融方面很有見解，於是跟張湯商量發行「白鹿皮幣」，問人民套點錢花，他們商量好後問顏異，顏異性格耿直不會拐彎，就說這個不可行，而且還列舉出一二三，漢武帝好面子，很下不來台，他還不如一個理財的管家聰明，他能暢快嗎？張湯發現武帝不高興，他高興壞了，他早就看顏異不順眼，正好弄死他。於是他派了個人對顏異問話，顏異和他的門客談話，門客提到了造「白鹿皮幣」的詔令有些不恰當，顏異沒有回答，只是嘴唇悄悄動了一下。張湯馬上捕捉到他的神情，然後添油加醋說顏異對法令不滿不直接跟陛下說，反而在肚子里誹謗，所以是死罪。
所以在漢朝為官演技要過硬，稍有不慎就身首異處。
在漢代當官，下了朝想去喝點小酒，不行，犯罪。
《漢律》有規定：「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
「無故」是什麼意思？飲酒還必須得說出個一二三來？說聚眾謀反您看這個理由您滿意嗎？
所以，古人的法令限制遠比現代人復雜的多、也繁瑣的多。穿越是一個技術活。
再說說古人的飲食，中國古代有好幾次禁止吃豬肉的事，最著名的就是朱厚照，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下旬，明武宗朱厚照南巡從揚州到南京的路上，發布了一道聖旨。這道聖旨既不關乎南征寧王朱宸濠，或叛亂平息的善後事宜，更不關乎國家重大的政策舉措。皇皇聖旨竟是禁止民間養豬、殺豬、吃豬肉的事。

J. 幫我介紹一下西漢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張湯

張湯的出身與童年
西漢初期的官吏總體上由兩部分組成：一類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稱為文吏；另一類是學習儒家經典而入仕途的知識分子群體，可概稱為儒生。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統的六經之學，但深諳政治慣例，通曉法律事宜，熟知技術性業務，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採用法家實用主義學說，直接秉承最高旨意，嚴刑峻法，打擊盜賊豪強及一切不利於皇權統治的力量，後世稱他們為「酷吏」。後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會底層民眾疾苦，篤信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倫理，認為治國之本在於寬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務，不適應官場規則。其施政堅決依照儒家學說，發展生產，施行教化，致力於社會的安定良態，後世稱他們為「循吏」。〔1〕文吏與儒生之爭，既有政治分歧，也因私人生活，漢武帝時代尤為激烈。而張湯就是武帝時期赫赫有名的一代酷吏。
張湯，西漢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地區）人，具體出生年份不祥，約為漢景帝中期，是典型的法家式官僚子弟出身。現代心理學理論認為，人幼年的生活環境對其一生成長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潛意識中的刺激通常於悄無聲息之中深刻地改變性格，而性格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著命運。中國民間諺語也有「三歲看小，五歲看老」。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里記有這樣一件發生在張湯幼年時的小事，其中反映出的諸多信息將會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張湯及以其為代表的酷吏群體的心態。
「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2〕
以職業風格治家的張父因老鼠偷肉一事大發脾氣，用竹板、荊條「笞」湯，體罰兒子。請注意，笞刑是古代中國常見的正規刑罰之一。〔3〕受了委屈而又倔強的小張湯掘地三尺捕獲盜鼠後，並非出口惡氣一殺了之，而是一本正經地自設公堂，傳布文書，刑訊定罪，最後宣讀判決，將老鼠處以極刑，磔（肢解暴屍）於堂下。再請注意，磔刑是遠古殘酷周刑之一，即今人俗語「五馬分屍」。〔4〕擔任公職多年的父親見證情景，也得「大驚」，從此發現了張湯的天賦，讓他助理代案，專寫司法文書。（關於漢代訴訟審判制度，文獻記載不多，主要描述就在《酷吏列傳》及張湯審鼠這一段。）〔5〕通過對上述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家庭環境的影響、張湯自身的興趣和才能以及其父對他的專業培訓，都使他非常適合擔任「刀筆吏」職務，從事司法工作，這與他後來能位列三公、成為御史大夫關系極大；其次，張湯小小年紀性格中殘忍冷血的一面已初顯端倪，具有強烈的暴力傾向，其後更是愈演愈烈直至成為一代酷吏，「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6〕但同時也為其一生最終的悲慘結局埋下了伏筆。

三 從小縣吏到御史大夫
張父死後，張湯頂班當了多年長安吏。他的政治發跡，先是因為救助過周陽侯田勝，而被引見朝中貴族，在當時名酷吏寧成手下任職。接著攀交上田勝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薦給漢武帝，提升為御史。張湯仕途上的嶄露頭角始於公元前135年的陳皇後巫蠱案。皇後陳阿嬌（成語「金屋藏嬌」的女主角）為與美人衛子夫爭寵，召集巫婆於後宮施法念咒。武帝下令嚴查此事。張湯借機發揮酷吏本色，網羅無辜。「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7〕被牽連者達上千人。既而陳阿嬌被廢，衛子夫新立為後。因辦案有功，張湯升職為太中大夫，從此為武帝所賞識一路青雲直上。
太中大夫任上，張湯與私交甚好的酷吏趙禹（成語「一意孤行」的主角）合作，根據武帝政治的現實需要，共同制訂修改各種國家律令。其主要作為有：恢復漢初廢除的連坐法、族誅法、妖言誹謗罪等嚴刑峻法；作見知故縱之法，即官吏獲知犯罪行為後必須舉告，對應判刑的罪犯必須嚴格執行，對當地動亂必須嚴厲鎮壓，否則以重罪論處；編《越宮律》二十七篇（今佚）。關於宮廷警衛制度，是漢律六十篇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律令的共同特點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8〕即務必使法令嚴峻細密，對任職官吏尤為嚴格。這使得文景盛世以來寬厚立法的趨勢被逆轉，漢法的發展從此嚴酷苛密化。
此時，武帝為加強封建大一統，罷百家尊儒術，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張湯恰時投機，一邊上書請求選派儒家博士為廷尉史，輔助自己辦案，一邊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詢已還鄉退隱的董仲舒，以其意見為重要的審判依據。從此獄吏斷案，多應朝廷旨意，附會古人之義，言必六經「公羊」，史稱為「春秋決獄」，這既促進了法律儒家經典化的過程，也是兩漢經學化的開始。
公元前123年，淮南王劉安（古籍《淮南子》的編著者，成語「雞犬升天」的主角）、衡山王劉賜謀反，事敗自剄。廷尉張湯主審這場政治大案，揣摩武帝心意，乘機鏟除宿怨，窮追狠治大顯身手，「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9〕張湯遂於次年，即武帝元狩二年，加官進爵，功成名就，開始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七年御史大夫生涯。
張湯的飛黃騰達，首要原因在於他成功前謙卑待人、廣交朋友、編織關系網，打下了堅實的階級基礎。《史記•酷吏列傳》上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雖然有意見，但是表面還要做足功夫，營造氛圍，對富豪高官們仰慕推崇，畢恭畢敬，「與長安富賈交私，收交天下名士大夫……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送請諸公，不避寒暑」。於是「雖用法深意不專平，然得此聲譽」，盡管問題不小，卻被權貴褒獎，獲得良好名聲。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張湯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張湯的一言一行從武帝角度看去，無不是唯皇命是從，絕對效忠，絕無任何私心，武帝自然認為他是個難得的人才，於是理所當然的重用他，賦於他大權。而事實上卻是「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也就是說，張湯斷案大多是遇上武帝討厭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罰；遇上武帝喜歡的，就尋找借口法外開恩；遇上武帝不關心而與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審到底，以排擠仇家為政績，在維護皇權的幌子下最大程度的擴張己欲。「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名義上萬事由皇帝一人裁決，其實最終決策權卻完全被張湯個人意志所引導。值得注意的是，張湯的成功所依靠這兩個因素也正是他失敗的原因。
位列三公後的張湯自恃有皇帝寵信，多行分外之職，權勢遠超丞相，天下之事皆由其決之。他在朝堂上高談闊論國家大政常至日暮，武帝忘而廢食遲不退朝，眾臣皆不得歸；因病不能上朝時，武帝竟御駕專程前往張府看望，隆貴到如此地步。漢匈間長年間大規模的戰爭導致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為解決財政危機，武帝令張湯主管經濟改革，策劃國家與百姓爭利，負責製造白金貨幣和五銖錢，實施鹽鐵用品專賣法案，到處張貼緝拿令，嚴刑打擊豪強富賈，酷法壓迫平民弱勢，〔10〕全國被搞的通貨膨脹，騷動不堪。
而就在這個時候，經武帝默許，張湯又親手製造了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和法制史上最為嚴重的冤獄之一——腹誹案。以廉直聞名，任九卿之一的大農令顏異因對張湯以一張白鹿皮置換四十萬錢的經濟法案持有異議，得罪了漢武帝。主持變革大計、善察政治風向的張湯與顏異有舊怨，便借口顏異曾在下屬批評朝政時「不應，微反唇」（無語，只動了下嘴皮），上告其「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沒說話但在心裡誹謗，應該處以死刑）。〔11〕武帝批准，顏異即被處死。腹誹案可以說是千古奇冤，竟純以猜度主觀判定政治犯，這個惡劣的先例比南宋岳飛「莫許有」、明於謙「意欲罪」在時間上還早了上千年。其造成的直接惡果就是皇權專制勢力滔天，官民人人處於恐怖之中，「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多諂良取容矣」，腹誹被公然地搞成了能類推的罪名，眾臣也得諂顏保身附和。至於改革大計，為政時不聽眾議不思後果，打擊傷害面太廣，必然造成對社會的嚴重損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眾，吏不能盡誅」，以致民怨沸騰，怨聲載道，「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12〕到了這個萬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經濟危機已被人為惡化成了嚴重的政治社會危機，如同不義的輝煌總逃不過慘淡的收場，張湯的飛黃騰達也快到盡頭了。

四 四面楚歌無路可走
張湯的失敗，最致命的原因在於他的兩面性格，為法過酷，結怨太多，最後被武帝拋棄。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於鹽鐵收歸中央政府獨占，極大損害了同姓諸侯國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個人恩怨，趙王劉彭祖率先指控張湯與其下屬魯謁居合謀詭計危害國家。魯謁居是張湯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製冤案以陷害張湯的舊怨御史李文。魯謁居因趙王上告被關入獄中不久病死。被連累的魯謁居的弟弟認為張湯見死不救，於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與張湯違法挾私尋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減宣調查李文案，而同為酷吏的減宣恰也是張湯的老對頭，欲藉此案置張湯於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動羅織大罪。正在這危機時刻，有賊偷盜了漢文帝陵園的下葬錢，依慣例，丞相庄青翟與張湯相約一同向武帝謝罪。張湯臨時變卦，單方面推卸責任，准備先彈劾庄青翟，將罪名全歸於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長吏朱買臣（成語「覆水難收」的主角）、王朝、邊通也都與張湯結有深怨，三人得知張湯計劃後，一起聯名先發制人，替丞相聲辯無罪的同時，告發了張湯平日的種種非法行徑，將前後數件事一一聯系。武帝暴怒，認定張湯內心險詐一慣欺君，便不由分說，派使者帶著罪名簿以八項大罪痛責張湯。
「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13〕
武帝還派出當年與張湯情同兄弟的酷吏趙禹來質問他。〔14〕張湯見了好友，自以為事情終有轉機，正准備長篇解釋，卻被趙禹當頭痛斥：「今天你覺得自己冤枉了，當年被你殺的那麼多人就不冤枉嗎？現在別人告你都是有真憑實據的，皇上關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斷，為什麼還要爭辯呢？」（這與成語「請君入瓮」有神似之處）這么一折騰，張湯終於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為，再以自己對武帝的了解，盡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在諸侯、部屬、酷吏、同僚上下內外四面八方的夾擊下，皇帝也拋棄了他。張湯自殺了，面對下葬事宜，張母之所以正氣懍然地說了些我們不能理解的怪話，我想大概是因為在她眼中兒子一貫是清廉正氣盡心為公的吧。
實際上，張湯之死是政治斗爭的殘酷結果，是作法自弊罪有應得的下場，是古語「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再印證，談不上什麼惡言誣陷。首先，張湯大權在握後，翻臉無情、廣結仇怨，致使眾臣群起圍攻，再無人為其說話，失去了以前牢固的官場基礎。丞相府的三長史朱買臣等人都是平民文士出身，曾位居張湯之上，「而湯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等到他們獲罪降職後，風水輪流轉，「（朱買臣）見湯，湯坐床上……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吏素貴，常凌折之」，冤家對頭間已是易結不易解了。其次，懷著「何世患無才？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15〕的人才工具論的漢武帝，為人喜怒無常，隨心所欲，做事治國常不計後果，一旦反悔便大走極端。在對待張湯案時，先是毫不留情，不容解釋，一心治其死罪。等到終於如願了，突然聽聞張湯家貧薄葬，就立刻掉轉方向，一口氣又殺了三長吏，逼死丞相庄青翟，金口贊許了張母，再提升張湯之子張安世的官職，就算是撥亂反正給張湯正式平反了。孰不知這很可能是一場政治案件還沒弄清，緊接著又製造了另一場也說不清的冤假錯案。以武帝一貫的政治言行和後來的歷史觀之，他對張湯有保留的「信任」與所謂的「惋惜」，在關鍵時刻是不可靠的，一旦遭遇其他重大政治斗爭，必要時還會棄之為犧牲品。
《史記•平淮書》載「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張湯本來也就沒為民眾做過多少有益之事，留給平民百姓的恐怕只有嚴刑峻法帶來的肉體與心靈上永遠的傷痛。他所做過的違法亂紀的罪行，只怕依他自己制訂的漢律也是要嚴懲不怠禍及全族的。整個事件里最值得稱贊之處在於，張湯雖然全公費開支，但從政數十年，一度掌控全國財政大權，卻能不貪污索賄，以至家中清貧如許，真是難能可貴，在這一點上足為廉潔表率，或許這就是張母內心深處兒子正直形象的來源。
縱觀這場高層大內斗，真可說幾乎無對錯之分，朝中各臣在揣摩皇帝心意互相傾軋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地徇私枉法。在張湯一心陷害別人時，別人也在相機報復，一有機會，雙方就借機發揮大肆發難，一場新的政治大風暴又憑空從天而降。其結果卻不僅是葬送了自己的性命，還連累無辜他人，殃及下層百姓。這既是封建政治的黑暗無情，也是皇權制度下的丑惡與無奈。

五 張湯與武帝的歷史教訓
張湯死後，武帝繼續重用酷吏治國，《史記•酷吏列傳》所載十一名酷吏，竟有九位都是武帝時的，義縱、王溫舒、減宣、杜周等人相繼擔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職，搞得冤獄遍天下，民變起八方，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國家處於一片腥風血雨中。《漢書•刑法志》記「（張湯死）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章，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司馬遷也評論說，張湯雖「深刻」，然相比之下「其治尚寬，輔法而行」，還能「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上有所好，下必甚矣，酷政蔚然成風，酷吏盈滿天下，而張湯的繼任者們只會一無是處禍國殃民，「何足數哉！何足數哉！」〔16〕張湯一生以悲劇告終，這是武帝統治下他的必然命運。漢武帝劉徹是一個雄才偉略卻也好大喜功、黷武嗜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五十年間，開疆拓土建立不朽功業、確建中國三千年「秦皇漢武政治架構」的同時，隨意發動戰爭，任意製造大規模冤案，嚴刑酷法維護統治，揮霍了其祖父與父親「文景之治」四十年多來的社會財富，導致國家動盪不安，人民飽受苦難，「海內虛耗，戶口減半」，〔17〕全國人口減少一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總結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18〕武帝時共十三位丞相，不得善終者九位。至到最後「巫蠱」案剛愎自用聽信讒言，逼死皇後（衛子夫）、太子、皇孫，才痛然恍悟，察覺自己於國於民為禍甚大，晚年「輪台思子悔過」下罪已詔，決定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任用賢良，以贖己罪。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暴君必然製造酷吏，二者互相利用互為依靠。酷吏在爭寵內斗的同時，又提攜互助共同營造暴政；不酷者反而被異化為官場公敵難以作為。僅以張湯為例，他師出酷吏寧成，與酷吏趙禹交好，最終也被酷吏減宣圍攻。而酷吏尹齊、杜周、王溫舒都曾先後為張湯屬下。張湯對他們甚為欣賞，多次稱贊尹齊「廉武」，數次進言杜周「無害」，〔19〕大力提拔王溫舒。三人由此官至御史，在張湯死後倍受重用，「青出於藍而甚於藍」，施政殘暴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可說是惹得人神共憤，當然也都如張湯般咎由自取，難逃政治犧牲品的悲慘下場。
在酷吏大量培養酷吏的同時，循吏與酷吏間斗爭也一直未停止過。匈奴曾來請求和親，儒生博士狄山反戰主和，斥責張湯等酷吏「詐忠」，結果被武帝公然借匈奴人之手殺掉，「自是以後，群臣震攝，無敢忤湯者」。〔20〕唯一敢當面反對張湯批評武帝的只有大臣汲黯（成語「後來居上」的主角）。汲黯為人剛正，言行磊落，曾被武帝譽為「古之社稷之臣」。張湯初任廷尉時，汲黯就認定其必為禍及天下，多次在皇帝面前痛斥張湯，經常與張湯在朝堂上爭論國家大事。張湯辯論注重咬文嚼字，於細微處反復糾纏；汲黯盡管義正言辭，堅守原則，但也無法駁倒對方。張湯為此「深心疾黯，欲誅之以事」， 武帝也厭煩汲黯逼迫其外調異地。汲黯臨走前，對大行李息忠言直告：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21〕
事實證明，汲黯這段話政治預見性極強，對張湯及酷吏群體的分析深刻到位。可李息「畏湯，終不敢言。後張湯果敗」。事後逐漸認清張湯真面目的武帝聽聞此言，認為張湯之所以橫行，正是李息這類人懦弱縱容，「抵息罪」，將李息嚴懲，又提升了汲黯的官職，作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酷吏趙禹在張湯死後，一改以往「酷急」作風，晚年「治加緩，而名為平」，在一片酷吏的殺罰聲中反而有了「據法守正」的好名譽，也得享天年終老於故土。〔22〕而張湯之子張安世為官也與其父迥異，昭宣二朝位居重臣，卻明哲謹慎，施政寬厚，多與人善，生活方面是家傳的廉潔簡朴，封侯加爵家資萬貫，依舊是身著夫人親自為其紡織的衣衫（也有史家評論其有世故作秀的嫌疑）。最終「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23〕，發展為顯赫非凡的名門世家。我想這其實都是前車之鑒，血與歷史的教訓吧。而張氏一家數代從事法吏工作，則是中國古代律學家族世襲化的開始。
《史記•酷吏列傳》開篇引孔子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史記•循吏列傳》前言也說「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我們知道，反暴政頌仁義是《史記》的核心指導思想，《循吏列傳》正是作為《酷吏列傳》的對比面而出現的。西漢酷吏集現代公安、檢察、法院三大國家機構職能於一身，權力直出最高統治者，幾乎不受任何制約。酷吏在治亂的過程中打擊豪強盜賊，發揮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但其本質決定作為封建皇權的私人統治工具，對國家社會終究是弊大於利的。一味偏私以刑治民的古代法家學說是存在重大缺陷的，須知絕對的權力只會導致絕對的腐化，這是人性與生俱來的弱點。治國之道應當同時加強道德建設與法制完善，善法面前不分階層人人平等，才能順利創建出和諧社會，而這也就是現代法治遠勝於人治的地方。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張湯時代的歷史值得我們後人沉思之處太多了。

附錄：新聞《西安南郊發現西漢名臣張湯墓》〔24〕
出處：西安晚報 時間：2004-1-6
西安市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長安區發現一處漢代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銅信印確切地證明了墓主就是西漢名臣張湯。這是我市對《漢書》上有明確記載的名人墓的首次發現和發掘。該墓是在長安區郭杜一帶西北政法學院新校區的基建工地被發現的。墓為長斜坡墓道土洞式，坐東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墓道後連接甬道、墓室。此墓雖已經盜擾，但出土了特點較為明顯的西漢中期星雲紋銅鏡和武帝五銖錢等文物。最為珍罕的是，出土物中有2枚精緻的雙面穿帶印，一枚印文為「張湯臣湯」，一枚為「張君信印」，印面徑為1.8厘米，即古之所說「方寸之印」。此兩印的出土表明墓主應為張湯，結合出土器物和墓葬

形制考古者推斷此墓葬時代為西漢中期武帝之時。張湯為西漢武帝時期名臣，《漢書》記載其起於書吏，曾為長安吏、茂陵尉、侍御史，後遷升御史大夫，位至三公。他為長安杜陵人，少兒時即以司法程序審訊偷食的老鼠而出名，長成後升任重臣，辦案治獄干練，上疏進諫得力，曾得漢皇寵信，最終受誣陷自殺而死。西漢杜陵所轄范圍包括今長安區，即今張湯墓葬在西漢杜陵范圍內，此墓的發現與西漢御史大夫張湯墓的古籍地望相符。同時此墓中棺木痕跡表現為一棺葬，與《漢書•張湯傳》中「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的記載相吻。墓中隨葬物品多為日常生活的小器件，不見漢墓常見的陶器和其他貴重器物，也與《漢書》中「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何厚葬之」的記載相同。市文物局孫福喜等人綜合上述分析，斷定此墓就是西漢張湯墓。這一發現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漢書》記載的正確性。史載張湯死於漢武帝元鼎二年，故其墓葬時代也應為元鼎二年左右。准確的墓葬年代的確定，為以往靠器物組合斷定相對年代的漢墓分期斷代，也為關中地區漢墓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精確的標尺。

（責任編輯：李孟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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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政法學院法學一系二OO三級十三班本科生。
〔1〕參見武樹臣：《中國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02、224頁。筆者於此處綜合概論之。
〔2〕《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
〔3〕參見張晉藩：《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頁。
〔4〕同上，第38頁。
〔5〕同上，第110頁。
〔6〕《史記•卷一百二十•汲鄭列傳》：「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7〕《資治通鑒•漢紀•世宗孝武皇帝》。
〔8〕同注〔3〕，第101頁。
〔9〕同注〔2〕。
〔10〕同注〔1〕，第25、198頁。
〔11〕同注〔7〕。
〔12〕同注〔2〕。
〔13〕同注〔11〕。
〔14〕同注〔2〕，「兩人交歡，而兄事禹」。
〔15〕同注〔2〕，「趙王怨之，並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奸」。漢代男色之風盛行，此處或暗示同性戀。
〔16〕同注〔2〕。
〔17〕 《漢書•卷七•昭帝紀》。
〔18〕同注〔10〕。
〔19〕同注〔2〕。
〔20〕同注〔13〕。
〔21〕同注〔6〕。
〔22〕同注〔2〕。
〔23〕 《漢書•卷五十九•張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