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法治觀是

『壹』 夏朝官制的政治制度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
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 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
夏奴隸制部落王國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公社制度逐漸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對它的一種摧垮力量。奴隸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國家形成之後，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系，嚴格區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們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系。這種宗族關系，雖然沿襲了舊的氏族組織的遺制，但在實際上是以父權家長制為核心，按其班輩高低和族屬親疏等關系來確定各級貴族的等級地位的。

『貳』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這是怎樣一種刑法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那麼夏朝的刑法制度是什麼樣的呢？
夏王朝穩定之後，為於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斷擴充的。其基本內容是以制裁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

雖然死刑觀念應在新石器時代早已產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個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後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後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除了《禹刑》外，還有《政典》。

『叄』 商朝的神權政治法律觀和例要立法是什麼

（一）神權政治法律觀

早在夏代，奴隸主貴族就已開始利用宗教迷信來維護其統治。《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論語·泰伯》也說：夏禹「致孝乎鬼神」。商朝的神權政治法律觀就是在夏朝「受命於天」的「王權神授」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鬼神崇拜，不是階級社會新產生的，它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人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原始社會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靠自然界提供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自然界的種種事物和現象對人的日常生活經常發生巨大的影響。由於人們認識的局限，對日出日沒，月盈月虧，風雲驟起，雷電搏擊，寒來暑往，天災地害及人身的生老病死等現象，都感到驚奇和敬畏，於是便產生一種具有無限威力和不可抗禦的神靈幻影。同時，人們認為氏族子孫繁衍，族類昌盛，勞動經驗的例例及個人幸福都是祖先蔭庇的結果。人們紀念例例的祖先，幻想例魂不例例認例例人的世界之外例還有一個鬼的世界。馬克恩說：「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進入階級社會以後，統治階級利用這種畏服神靈和感激祖先的信念，編造出一套「神權法」思想，作為立法、司法活動的指導原則。

同夏朝一樣，商王朝的統治者也把「天」歸納為自己權力的本源，聽命於天，聽命於神是商朝法制的重要指導思想。並且在此基礎上，開始把祖宗崇拜與上天崇拜結合起來，將自己的祖先與自然的神靈、萬物的統治者——上帝合二為一，即所謂「敬天法祖」，因而近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神權政治學說。夏商統治者宣稱「天」域「上帝」有意志、有感情，是宇宙萬物的締造者、主宰者。「上帝」有好惡，能發號施令，賜人禍福，實施賞罰。他們把國家政權的得失，說成是「上帝」的意志、立法與司法也是「上帝」意志的表現。

綜括起來，夏商「神權法」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自天出」。統治者宣稱禮和刑是「天」或「上帝」創制出來的，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尚書·洪範》記載箕子聽說過「天乃賜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使禹掌握了教民和睦相處治國安民的法規。

第二，「代天行罰」。禮和刑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具有普遍實施的最高權威，人們必須無條件服從。因此違反了禮法，就是違反天或上帝的意志，必然引起天或上帝的憤怒而加以懲罰，稱為「天罰」。「天罰」假手於受命的統治者代為執行，即「代天行罰」。

第三，「王權神授」。夏商的國王都把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權和統治權力宣稱為「受命於天」，無論是同族或異族反對他們的統治權，均被視為違背「天命」，必遭「大罰」。

（二）主要立法

商朝滅夏以後，針對新的形勢，迅速開始了立法工作。《左傳·昭公六年》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可以認為商初就制定了不公開的成文刑書。這里的湯刑也如禹刑一樣，是南朝法律的總稱，泛指商王朝的法律、法令和制度，而不應該視為某部固定的成文法典。以湯為名，表示對商族傑出領袖和開國之君湯的懷念。

商朝傳至湯長孫太甲，「不遵湯法，亂德」，肆行暴虐，使得國勢衰微，社會秩序混亂。為了穩定奴隸主貴族的統治，「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即對原有的法律進行修改和增補，以圖匡正國勢，穩定混亂的社會秩序。

商初的立法活動，受夏法制的影響很大。據說當夏滅亡時，其太史令終古曾攜帶夏朝的法律、法令投奔商朝，許多夏朝的臣子因不滿夏王暴虐無道，紛紛歸依商朝。這對商朝的立法具有很大的影響。」

商初統治者吸取夏朝從孔甲起「好方鬼事，淫亂」而敗亡的教訓，為整頓官紀職守，建國初即制定了「官刑」，確定了嚴格禁止的「巫風」、「淫風」與「亂風」，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風十愆」。其主要內容是：「敢有恆舞於官，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必有殉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辱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商朝的法律形式和夏朝一樣，主要部分仍然是國王的命令，如誓、浩、訓等。

「誓」的內容偏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要求臣下服從命令、忠實於王事。「誥」偏重於對大臣的訓浩。「命」則是針對具體事件發布的命令。

在商朝的法律形式里，除國王的命令以外，不成文的習慣法佔很大比重。

『肆』 簡述夏朝法律的基本內容

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1、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中華民族從原始氏族社會進入階級社會所產生的法有其自身的特點。根據史書記載，夏朝已經出現了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禹刑並不是禹所做，而是他的後代---夏朝的統治者制定的，為了紀念他們的祖先以禹來命名。我們現在無法考證禹刑的具體內容，根據後人的追述可知：「夏刑，大辟二百，臏（BIN）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夏朝已經有了五刑。而且「夏後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五刑共三千條。夏朝的刑罰是否有這么多條文，需要進一步考證。我們理解也不必過於拘泥，三千條不過是言其多而已。

2、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夏後啟在准備討伐有扈氏時，曾在「甘」（今陝西戶縣西南）發布戰爭動員令，即後來的《甘誓》。其中說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和「怠棄三正」二條罪。「威侮五行」就是不敬上天，
「怠棄三正」就是不重用大臣。從而引起「天怒」，所以啟奉天討伐。

3、昏、墨、賊，殺

《左傳》中記載的「刑侯與雍子爭田案」時徵引夏朝的規定，據此可知夏朝已經有了昏、墨、賊三種罪名。
「刑侯與雍子爭田案」發生於魯召公十四年（前528）。晉國的刑侯和雍子爭奪土地，調解了很久也沒成功
。韓宣子命令叔魚處理。叔魚認為罪在雍子。雍子為了賄賂叔魚，就把女兒嫁給他。叔魚宣判刑侯有罪。刑侯發怒，在法庭上將叔魚和雍子殺死。韓宣子詢問叔向如何處理這件事。叔向說：「三人罪狀相同，殺了活著的，三個人全暴屍。雍子明知自己有罪，還要用女兒賄賂叔魚以換得勝訴，叔魚出賣法律，刑侯擅自殺人，他們的罪狀相同。自己有了罪而掠取別人的美名是昏，貪婪而敗壞職責是墨，殺人而沒有顧及是賊，皋陶的刑法規定：昏（「己惡而掠美為昏」。自己有了罪惡而掠取別人的美名來掩飾。）、墨(：「貪以敗官為墨」。貪婪敗壞官紀為墨)、賊(殺人不忌為賊」。肆無忌憚的故意殺人為賊)，殺。」可見，昏、墨、賊是三種罪名，犯此三罪者，依照夏朝法律要處以死刑。

4、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周穆王曾命令呂侯依照夏朝的贖刑修訂刑律，作《呂刑》。《史記》記載：「夏後氏罪疑唯輕，死者千饌（ZHUAN
），中罪五百，下罪二百。」（饌是重量單位，銅六兩一饌）意思是說可依罪輕罪重用銅贖罪。夏朝雖然出現了青銅冶煉，但很貴重，並非人人可以用來贖罪。

『伍』 夏朝的政治

夏朝是在原始社會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漸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對它的一種摧垮力量。世襲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國家形成之後，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系，嚴格區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們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系。這種宗族關系，雖然沿襲了舊的氏族組織的遺制，但在實際上是以父權家長制為核心，按其班輩高低和族屬親疏等關系來確定各級貴族的等級地位的。
《禮記·祭義》言，「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後氏貴爵而尚齒」，反映夏人對官位的重視，也從側面說明夏代的職官已有明顯的高低等級區別。
夏後，即夏王，是夏朝的最高統治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其下屬的軍隊、官吏和監獄等，是維系國家政權的支柱。
夏朝軍隊的組織形式，在啟討伐有扈氏時，於甘地誓師所作的誓詞中，可略見端倪。《史記·夏本紀》雲：「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子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啟在戰爭開始之前，召集臣屬，聲討有扈氏的罪行，並告誡將士，要忠於職守。立功者賞，違命者嚴懲不貸。啟滅有扈氏之後，諸侯皆臣服。誓詞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軍隊將士的稱謂。
「六卿」，《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御」，集解引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為政也。」
九州的五服貢賦是夏後氏的主要經濟來源，「夏後氏官百」中當有諸多官員專司賦役征發事務。
車戰是夏代的主要戰斗形式。蔡沈《書經集傳音釋·甘誓》雲：「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此種由左、右、御三人組合而成的車戰形式，一直延續至商、周時期。
正，是夏代掌管具體事務的官吏之通稱。見諸文獻的有車正、牧正、庖正等，分別為管理車輛、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傳·定公元年》雲：「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據《左傳·哀公元年》記載，少康曾為有仍氏牧正。後「逃奔有虞，為之庖正。」
夏朝設置太史令。太史令終古以諫桀無效而奔商聞名於世。
《墨子·耕柱》記載夏後啟鑄造陶鼎於昆吾時曾通過他的卜官，翁難乙，求問天神。《夏書》載，「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夏後向四處巡征詩歌和意見的官員稱作「遒人」、「瞀」、「嗇夫」應該都屬於「工」級的小吏。夏後可能還有專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書》又載，「辰不集於房，瞀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講述發生日食的時候，有「瞀」官擊打大鼓以示於眾，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監獄。《史記·夏本紀》雲，桀「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索引曰：「獄名」。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雲；「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尚書·夏書》中有關於設官分職過程的概述，載道「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王還臨時委任臣屬執行專門的使命，猶如後世之欽差大臣。《史記·夏本紀》雲：「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罰。《左傳·昭公六年》雲：「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史記·夏本紀》所載《甘誓》，對軍隊的刑罰有具體闡述。「用命，賞於祖。」集解引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於社。」集解引孔安國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子則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紀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代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為名，說明當時用天干作為序數已較普遍。
夏代的歷法，是中國最早的歷法。當時已能依據北斗星旋轉斗柄所指的方位來確定月份，夏歷就是以斗柄指在正東偏北所謂「建寅」之月為歲首。保存在《大戴禮記》中的《夏小正》，就是已知的有關「夏歷」的重要文獻。它按夏歷十二個月的順序，分別記述每個月中的星象、氣象、物象以及所應從事的農事和政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農業生產發展水平，保存了中國最古的比較珍貴的科學知識。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
夏王朝穩定之後，為於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斷擴充的。其基本內容是以制裁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法律性質的習慣法為主，制定了《禹刑》，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規法典。
《唐律疏議·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條，鄭玄注《周禮》說：「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見夏朝法律數量應較多，規定應該比較細密，法制應初具規模。《左傳·昭公六年》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後人大多將《禹刑》作為夏朝法律的總稱。夏朝已初步形成五刑，並有一些罪名及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
古文獻記載夏時期已具備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書·呂刑》中說道「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贖刑》作為制定周國刑法制度——《呂刑》的重要參考。而文中提到的《贖刑》很可能與《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實為一物。然《贖刑》、《禹刑》是否為夏之刑法，具體內容如何，已無可考。《左傳》中引述《夏書》中關於夏時刑法載「昏、墨、賊，殺」，指觸犯昏、墨、賊這三種罪過的人要判死刑。晉國叔向稱這種刑法為「皋陶之刑」。雖然死刑觀念應在新石器時代早已產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個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後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後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除了《禹刑》外，還有《政典》。 關於夏代的社會性質問題，史學家雖然還沒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肯定當時存在著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已為不少同志所同意。
《左傳》哀公元年記載伍員談到「少康中興」，少康因過澆之逼逃奔有虞時說：「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歡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這里所說的「一成」，當是《周禮·考工記·匠人》所說的「九夫為井」，「方十里為成」的「成」。方里而井，一井就是一里，方十里為成的「成」，就是百井。
《漢書·刑法志》又說：「殷商以兵定天下矣。……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這段話雖然說的是殷周之制，但從這里所說的「成方十里」、「成十為終」是區劃土地的單位名稱看來，使我們可以肯定《左傳》中的「有田一成」的「成」，反映了夏代井田制即公社所有制的存在。所以，古代文獻中也多謂井田之制，「實始於禹」。
根據《孟子·滕文公上》的「夏後氏五十而貢」看來，夏代的部落農民可能在耕種自己的五十畝「份地」外，還要耕種五畝「共有地」，即如趙岐《孟子注》所說「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這種年納五畝之獲以為貢的實際內容，如同馬克思所指出，本是「指原始共同體時的貢賦關系」。這種「貢法」，還可以從古代文獻中看出它的原始意義。《說文》雲：「貢，獻功也。從貝工聲。」《初學記》卷二十又雲：「《廣雅》雲：『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按《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這里所說的都指民間勞作獻納於上的意思，正如《周禮·夏官·職方氏》職雲：「制其貢，各以其所有。」這就說明夏代公社中的大部分土地已經作為份地分配給公社成員，由其獨立耕種；另一部分土地作為公社「共有地」，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將其收獲物採取貢納的形式，繳納給公社酋長。這與恩格斯在論述克勒特人和德意志人氏族時曾經說過的「氏族酋長已經部分地靠部落成員的獻禮如家畜、穀物等來生活」是一樣的。《尚書·禹貢》系後人所作，其中所記九州向國家貢納的情形，雖然不能認為完全可靠，但其中說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栗，五百里米」的隨鄉土所宜的貢納制在夏代業已存在，當是可能的。因此，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貢法」，並不像《孟子·滕文公上》引龍子所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孟子所說的「貢法」，並非禹之「貢法」，前代學者早有指出，例如閻若璩引胡渭之說雲：「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後氏之貢法也」。甲骨文中的殷商土田與耕作。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經濟方面亦有體現。《尚書》載「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說四海之內的氏族部落都歸附夏後 ，金木水火土谷六種物質皆受到治理，明晰各處田地的優劣，將其分入三等以決定賦納數量，使得賦納得其正而不偏頗，賜土、賜姓，根據方國部落與夏後氏關系之密切疏遠定出封建的先後次序。《禹貢》一篇又列出九州賦納物品的具體情況，將物品數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據與夏後氏都邑地理距離的遠近分作甸、侯、綏、要、荒「五服」。
甸服：距離夏都城五百里以內的方國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糧食供應區。百里之內者賦納帶秸稈的穀物；再往外百里者賦納禾穗；三百里外者賦納帶稃的穀物；四百里外者賦納粗米；五百里外者賦納精米。
侯服：距離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間的方國部落是夏後氏的氏族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後大，五百里至六百里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為男爵小國；八至千里地為侯伯大國。
綏服：距離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為夏後勢力所及的邊緣區域。其三百里內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發揮武威衛戍。
要服：距離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為夏後必須通過結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響的區域。三百里內通過同盟和平相處，二百里外為夏民的流放地。
荒服：距離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處為異族疆域，與夏後氏只有間接的溝通。三百里內的是各少數民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對夏朝賦納經濟的看法，非必夏代實況。如鐵、鏤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見物品，夏時期的諸侯爵位也無法考證。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後根據道途遠近及各地生產情況來繳納不同的產物，應當為夏代實況。
論述夏朝的賦納制度，《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意在夏人的「貢」、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徹」制度實際都是在繳納民戶年產總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賦制度一脈相承，顧炎武更據此認為「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將一家民戶在數年之間的收成總和平均後取出一個中庸常數作為繳納數量，以夏朝的生產力和政權輻射力看，還沒有能力履行這種實物地租制度。孟子記載的「貢」字，意味著民眾與貴族間沒有太大的強製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願性。這種民眾自主性質的賦貢制度符合夏時期落後的生產力與夏後氏尚不完備的政權機構的情景，也接近於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經濟秩序。夏朝末期，夏後氏與方國部落的關系惡化，夏後桀四處討伐，他提升田賦數額以充軍費，從而加重人民負擔，激化不滿情緒，使之最終離棄夏後投奔商湯。征夏之際，湯曾誓言於眾，「『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指訴桀的主要罪狀。桀在什一「貢」賦之外征役民兵，而後民眾不滿便採取不合作的態度。轉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農業生產義務外另有以兵役為主的徭役責任，其結果是助法體系下的商族的可動員兵力大於夏後兵力。

『陸』 夏朝法制史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下沉，發質的你這邊的發質的那種也不是特別不錯，特別好用的這種情況。

『柒』 夏朝的思想文化是什麼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 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 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 夏奴隸制部落王國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公社制度逐漸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對它的一種摧垮力量。奴隸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國家形成之後，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系，嚴格區分姓氏。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們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系。這種宗族關系，雖然沿襲了舊的氏族組織的遺制，但在實際上是以父權家長制為核心，按其班輩高低和族屬親疏等關系來確定各級貴族的等級地位的。
經濟文化

『捌』 中國法制史問答題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一)中國法律的歷史起源； (二)中國法律名稱的歷史演變；(三 )西周時期,禮和專刑都作為法而存屬在並適用者,請問二者孰重孰輕?（四）商朝司法制度的特點；（五）從夏朝的法律制度看法律與原始氏族社會習慣的不同。（六）為什麼說春秋時期公布成文法在中國法制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七）秦代的法律制度；（八）兩漢春秋決獄制之法源性質；（九）舊律體制下的道德人倫主義及刑罰思想；（十）春秋決獄與中國傳統法制之發展。

『玖』 夏朝法制史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夏朝法制史的主要內容：
夏朝神權政治法律觀的內容。
法律的起源。
夏朝法律與原始社會習慣有哪些不同。
夏朝法律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夏朝的監獄。
夏朝著名的《禹刑》、《甘誓》的相關內容。

『拾』 夏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1、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中華民族從原始氏族社會進入階級社會所產生的法有其自身的特點。根據史書記載，夏朝已經出現了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法律。

2、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夏後啟在准備討伐有扈氏時，曾在「甘」（今陝西戶縣西南）發布戰爭動員令，即後來的《甘誓》。

3、昏、墨、賊，殺

《左傳》中記載的「刑侯與雍子爭田案」時徵引夏朝的規定，據此可知夏朝已經有了昏、墨、賊三種罪名。

4、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周穆王曾命令呂侯依照夏朝的贖刑修訂刑律，作《呂刑》。《史記》記載：「夏後氏罪疑唯輕，死者千饌（ZHUAN ），中罪五百，下罪二百。」

(10)夏朝的法治觀是擴展閱讀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

夏王朝穩定之後，為於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逐步形成和不斷擴充的。其基本內容是以制裁違法犯罪行為的刑事法律性質的習慣法為主，制定了《禹刑》，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正規法典。

《唐律疏議·名例律》中有，夏刑三千條，鄭玄注《周禮》說：「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可見夏朝法律數量應較多，規定應該比較細密，法制應初具規模。《左傳·昭公六年》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夏朝有監獄。《史記·夏本紀》雲，桀「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索引曰：「獄名」。夏後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台」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

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後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除了《禹刑》外，還有《政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