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征伐

『壹』 道德經中果而的意思

果而勿伐，果而勿驕。。。。。達到目的意思。達到目的了就不要繼續征伐。成功了也不要驕傲。

『貳』 道德綁架是一種什麼感覺制高點

所謂道德綁架，是指捏造或使用高於常理的標准去要求、威脅甚至攻擊別人，但很多人喜歡濫用這個詞語以彰顯自己過高的逼格，把一切批判和指責都視為對方站在道德制高點在進行道德綁架，其實不然。但道德綁架確實存在且有時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叄』 宋史尹洙傳文言文翻譯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年輕時與哥哥尹源都以儒學出名。考取進士，調任正平縣主簿。歷任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光澤知縣。考試書判成績優秀，改任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伊陽知縣，有能乾的名聲。因為大臣的推薦，被召回朝考核，任館閣校勘，升太子中允。正好范仲淹被貶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讀詔諭，警誡各級官吏不要結黨營幫。尹洙上奏說「：范仲淹素來赤膽忠心光明磊落，臣與他是師生兼朋友的關系，也就是范仲淹的黨羽。如今范仲淹因為結黨營幫被治罪，臣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發怒，革了他館閣校勘的職，再去任掌書記、唐州酒稅監。

西北地區長期平安無事，尹洙做了《敘燕》、《息戍》兩篇文章，認為戰備不可鬆弛。

《敘燕》說：

戰國時代，燕國最弱。兩漢的叛將，佔領燕地藉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東漢末年公孫瓚那麼強大的勢力，最後仍被袁紹制服，唯獨慕容氏乘石虎叛亂，才兼並了趙國。雖勝敗的戰術不同，但大概地論說強弱，燕地不如趙地。趙、魏統一，那麼燕就更加不能抵擋。唐朝三大強盜連續作亂長達一百多年，但外敵不曾越過燕地侵犯趙、魏，可見燕地能獨立應付外敵。自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勢力日益強大。顯德時期(954～959)，雖收復了三關，但尚未全部收復燕南土地。本朝初期，燕州開始與並州聯合，勢力更盛，然而朝廷只派了些次要部隊防禦。我軍征伐蜀國和吳國，泰然不顧兩河地區，這很明顯是因為趙、魏兩地足以制約它。並州的敵寇被掃平後，將全國精銳部隊全部用來專門對付契丹，也不能奪取尺寸的土地，不久曾用百萬之眾駐扎在趙、魏一帶，但到敵人撤退時卻不敢抗擊，世人多怪罪他們不出戰。但我軍負守城之責，有內顧之心，打起仗來不一定會勝，如果不勝的話就非常危險，所以乾脆不出戰未嘗是錯。

分析當時的弊病，在於兵力沒有分開。設若將兵分為三路，在必爭之地扎營，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敵人，設下圈套以等待敵人進入。邊境堡壘向來堅固，派民眾守住，使敵軍頓駐在堅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機前後夾擊，就沒有不會打勝的了。大概我軍兵力不分開會有六大弊病：一是假如敵人蓄足勇氣來對待戰爭，我方便沒有其他的抵抗阻擊了；二是我軍人多就會士兵散漫；三是前代善於統兵的將帥必須問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個中等才能的人就可全部統率他們；四是倘若大軍失敗，敵人就會長驅直入而沒有其他顧忌；五是一旦委託重兵給邊疆，朝廷根本就會虛弱，小人就容易亂說；六是雖將軍事大權委託給守將，但又不無懷疑，於是再命顯貴大臣監督，大軍的進退都由兩人商量決策，這樣我軍就不能靈機應變。如果我軍兵力分散開來就能將弊端全部改掉，這就會有六大好處。

勝敗是兵家常有的結果。傾盡國內的力量來攻擊外國，一旦失敗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丟掉，苻堅的淝水之戰、哥舒翰的潼關之戰就是這樣。可見制服敵人關鍵在智謀而不在人多。將趙、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人民的力量就足以守衛，軍隊的力量也足夠打仗。如果分別派人統帥一方，將領能夠獨立決斷，那麼即使一方軍隊失敗，其他部隊還在奮戰，哪裡會危及國家的安全呢？所以軍隊雖在外失敗而國內根本沒有動搖，這是好的失敗。從前六國各自有地幾千里，軍隊在秦國失敗，可散去後又再振作，打了幾百仗還沒打到自己首都，這是對國家最堅固的守衛。陳勝、項梁率領關東民眾，早晨失敗晚上便滅亡，這是因為他的勢力是剛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廣大來謀自己國家的利益，不如堅守自己千里國土，而利用剛形成的力量，僥幸一次戰爭的勝利，難道不令人疑惑嗎？戰爭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讀書學習，說百世都不會再使用戰爭，不是極荒誕的人不會再談起戰爭。然而戰爭果被廢除則已，倘若後世又使用戰爭，那麼借鑒古人能多少使後世君主明白些，所以我特記載了他們的勝敗。

《息戍》說：

國家放棄朔方，西邊軍隊不出兵已三十年，但仍在千里邊境設亭障，派駐重兵守戍。雖有些外族部落屢次侵擾，但立即被平定，然而國家屯兵戍守的費用，也已很多了。西戎侵犯，遠從周朝就開始了，西漢的先零，東漢的燒當，晉代的氐、羌，唐代的禿發，歷代都侵犯我國，是國家的大患。各朝興師平寇，都有成功，但因戰爭把中國拖累得疲憊不堪的，要以東漢一朝為最，當時費用常以億為單位來計算。漢孝安帝時期，羌人反叛達十四年，中國的費用達二百四十億。永和(136～141)末年，又經歷了七年對羌人的戰爭，費用達八十多億。而到段紀明，一年用去五十四億，才基本上將反叛的羌人剪滅干凈。如今西北涇原、寧、秦鳳、延四軍的統帥，擁有守戍的兵卒十多萬。一個兵每年的供給費用，不下二萬，騎兵與雜兵，按中等計算，只總計供給費用，賞賜不包括在內，以每人十萬計算，每年費用為二十億。自靈武停戰撤兵以來，共計費用六百多億，是以前朝代的幾倍了。和平時期的屯兵守衛，尚且還如此，以後即使有其他地方的警報，西北的守軍也一天都不能撤去，這十萬軍隊，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的時候。國家用高利潤來召募商人買進粟米，傾盡四方的物資，但無水漕的運輸，靠人力拉運來的糧食物資，也不過能供應邊陲幾個郡的守軍罷了。年成並不常是豐收的，而國家對邊防軍的供給是經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匱缺。倘若外敵乘我國飢荒，我國必須接濟軍隊，而這些軍糧給餉應當由關中地區提供，這樣我們還沒交戰西部邊陲就已困難危急了，這不值得考慮嗎？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一千二百人，中等州一千人，下等州八百人。當今為計，不如徵募壯年百姓當兵，依照唐代設置州府，就會大大減少軍隊數量。而今日邊境地區雖有鄉兵制度，但只在極邊遠的幾個郡施行，那裡百姓戶籍很少，不足以防備外敵。估計京兆西北的幾個郡，大郡戶籍可能有十多萬戶，按中等家庭出半個人當兵計算，應可得到六七萬兵卒。徵收他們各種實物賦稅而不要改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如賦名叫帛賦的就不改收五穀，畜養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雜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護為榮幸，會樂意登記戶籍。農閑時講習軍事，推舉有武藝者做什長、隊正，盛秋時候按時檢閱，經常演習就像敵人來了一樣。用關內、河東的優秀士兵教練他們，全部撤消京師的禁衛軍，嚴格選擇守將，分開他們所統領的地區范圍，讓他們有獨立決策的權力。讓他們分別統領一部分軍隊就不會使軍權太大，而讓他們有專制獨立的決策權就會使將帥們更加勉勵奮戰，加強守備，熟悉形勢，儲備的糧食多，教練的士兵精銳，使外敵無機可乘，不戰而懼。《兵志》所說的「不靠他們不來，靠我有了准備」，這便是國家取勝的方法吧？

尹洙又寫了《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與上兩篇合成《雜議》共計九篇奏上給朝廷。

趙元昊反叛，大將葛懷敏徵用尹洙任經略判官。尹洙雖是由葛懷敏徵辟，但更被韓琦賞識。不久，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用夏竦做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任副職，仍用尹洙做經略判官。尹洙幾次上疏論述戰爭，請求皇帝在便殿召見二府的大臣商議邊疆大事，並講求本朝開寶(968～976)以前用兵作戰的歷史經驗，特別作出英明的決策，來加強對邊疆的謀劃。又請求裁並國內的柵亭堡壘，招募士兵，減少騎兵，增加步兵。又上奏賣爵的令文。當時皇帝下詔詢問攻守的計策，夏竦提出了兩條計策，命韓琦同尹洙上京奏給皇帝。皇帝採取了夏竦進攻的計策，任命尹洙為集賢校理。尹洙於是趕赴延州謀劃出兵，但范仲淹持不同意見。回到慶州，正遇上任福在好水川戰敗，尹洙因此派出慶州部將劉政的精銳部隊幾千人，趕赴鎮戎軍救援，還未到，敵人已撤走。夏竦上奏彈劾尹洙擅自發兵，尹洙被降職做濠州通判。當時輿論說任福的失敗，是由於參軍耿傅督戰太急躁。後得了耿傅的信，內容是告誡任福，叫他保持鎮定，不要冒險輕進。尹洙因為耿傅是一個文官，沒有軍事責任而死在戰場上，又被當時人冤枉，於是寫了《憫忠》、《辨誣》兩篇文章。

不久，韓琦任秦州知州，徵用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後又加級為直集賢院。他上奏說：

「漢文帝是個品德盛美的君主，但賈誼議論當時的事情形勢，還說可為此慟哭。漢武帝在外製服四方夷狄，加強君主威嚴，但徐樂、嚴安還用陳勝滅秦國、六大臣篡奪晉王主權作為他的告誡。這兩個皇帝不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子孫能保有天下做皇帝十多代。秦二世時，關東強盜興起。有人告訴他人民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將報告者交給官吏處治；有人說現在已將造反的人驅逐逮捕盡了，不必擔憂，秦二世才高興。隋煬帝時，四方軍隊都起來叛亂，他周邊親近的大臣都隱瞞盜賊的數目，不將實情報告給他，有說盜賊很多的人，都受到詰難。這兩位皇帝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廟社稷沒幾年就成為廢墟。陛下看今天國家的政治，與漢文帝時期比如何？在軍事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與漢武帝相比如何？我國的根本是仁義道德，陛下的仁慈友孝和愛民，誠然是秦、隋的萬萬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臣服的外族，北有強大的鄰國，並不只是平日街巷中小盜賊的形勢。

「自西夏反叛朝廷命令四年以來，邊塞苦於頻繁的騷擾，內地疲於遠距離輸送軍糧。軍隊長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終會有人乘軍隊疲累時起來作亂。這就是《兵法》上所說的『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這個時候，陛下應當夙夜不停地擔憂警惕，以便防備事變和堵塞禍源。陛下向臣下請教咨詢邊疆的事，又能容納直言，前朝的君主，在勤勞寬大方面，沒有誰能超過陛下。然而沒聽說您為社稷宗廟擔憂，為國家危亡恐懼，這就是賤臣感到憤慨和愁悶不已的原因。為什麼呢？因為如今命令經常更改，恩寵太濫，賞賜也沒有節制。對這三點，應小心警惕，事情都在於陛下的行動，並非有難以改變的情勢。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勢就會日益變壞。臣說陛下不為社稷宗廟擔憂、不為國家危亡恐懼，就是因為這個。

「命令，是君主用來取得下屬信任的東西。從前在民間，朝廷降下一道命令，都會肅敬地看閱；如今則不是這樣，而是互相私下議論，以為不久就會更改，後來果然如此，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輕視。命令被輕視，那朝廷就沒人尊重了。又聽說群臣中有人進獻忠心的謀劃，陛下開始很聽信；後又有一人阻擾，便改變了主意。忠心說話的人認為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終，便很懷疑、否定自己的計謀，以為它沒有益處，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壞處。

「爵祿的賞賜，是陛下所擁有的權柄。近來外戚、大臣以及讀書士子，有人利用謁見的機會來謀求皇上的恩澤，這種從宮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祿恩澤叫作『內降』。臣聽說唐朝政治衰落時，有時母後專制，有時後妃把持朝政，建樹恩惠私植黨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嚴的權柄來自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內臣，應當與大臣們正式討論然後提拔，何必要承襲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們順從這種現象，就會敗壞陛下的綱紀；如果不順從，就又會阻塞陛下仁德的聲音。敗壞綱紀，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聲音，則又使威嚴的權柄被上級大臣輕視。而且公正不阿地為國盡力，是朝廷對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撓他們，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難啊。這就是恩寵太濫的弊病。

「賜予，是國家用來獎勵功臣的手段。近年來，對妃嬪、伶官、太醫之類，賜予過於豐厚。民間傳言，國庫中的金銀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積累聚成的，陛下使用它，不很愛惜，如今所存無幾了。離宮廷遙遠的人，誠然不會知道國庫豐盈或匱缺的數量，只看到向民間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國庫的儲蓄不豐厚。臣也知道自從派軍隊守衛西疆，國家開支費用逐漸增加，國庫的積蓄，未必都被賜予佔用，然而下層民眾不能一家一戶地被曉諭，他們只會看著陛下的行為處事而被感召行動罷了。往年聽說邊疆將領王王圭，因奮力打仗被賞賜黃金，民眾就無不高興服從；有時看見唱戲跳舞的人得到的賞賜太豐厚，就往往會憤恨嘆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這就是賜予不加節制的弊病。

「臣所論述的三件事，都是人人共知的，但皇上的心腹大臣只知阿諛奉承而不講這些，一直拖到今日。當今不獨四方外國為患，而且朝政日益腐敗但陛下不能覺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不知道。所以臣希望先改正朝廷內部，再去改正外面邊疆。然後忠心的計謀就會逐漸被進獻，綱紀漸漸樹立，國家費用逐漸充足，戰士的心就會逐漸奮起。邊境的禍患，大概也就平息了。只有深刻地考察秦、隋厭惡聽忠言所以滅亡的教訓，從遠古學習漢代君主不忌諱講國家危亡因此維持統治的經驗，日益革新盛美的品德，讓民眾改變當初的看法，那麼全天下就幸福極了。」

宋仁宗贊許而採納了他的意見。

尹洙改任太常丞、涇州知州。以右司諫、渭州知州身份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正遇上鄭戩任陝西四路都總管，派遣劉滬、董士廉營建水洛城，以連通秦、渭一帶的援兵。尹洙認為以前我軍屢次被敵人困住，正是由於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這樣不行，於是上奏請停建。當時鄭戩已解除四路都總管職務，卻上奏請求讓劉滬仍舊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劉滬，劉滬不來；又命張忠前往代替他的職務，劉滬也不接受。於是下令要狄青將劉滬、董士廉逮捕交給官吏治罪。鄭戩不斷上奏請求治他的罪，朝廷最終將尹洙調到慶州並建了水洛城。後又調任晉州知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潞州知府。遇上董士廉上京上書控告尹洙，皇帝下詔派御史劉前往審訊，沒有發現其他罪錯。但尹洙因為手下將領孫用由軍校補任邊塞將官，從京城借高利貸作路費來上任，沒有錢還債。尹洙愛惜他是個有用的人才，擔心他會因犯法而撤職調走，曾借公費為他還債，結果又被認為是尹洙自己借去，被治罪貶官，降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全天下人都認為是劉的奏文害了他。調任均州酒稅監官，感染疾病，沿著送公文的路到南陽訪求醫生，後去世，年僅四十七歲。嘉(1056～1063)年間，宰相韓琦為尹洙講話，於是朝廷追認恢復他的舊官，並將他的兒子尹構錄用做官。
尹洙為人內剛外和，博學有才，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經過五代，文風柔弱。到宋初，柳開開始做古文，尹洙與穆修再發展這一文風。他的文章簡練而有法度，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從趙元昊叛亂，尹洙無時不在軍隊中，所以對於西疆的事最熟悉。他的兵制學說，闡述作戰防守的勝敗，全面論述了當時邊疆戰爭的利與害。他又想訓練當地民兵代替守軍，以減少邊疆軍費，作為抵禦外敵的長期政策，但都來不及實施，趙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調離並且被治罪

『肆』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分別是什麼意思其原因是什麼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意思是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的事請都由天子作主決定。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意思是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的事情都由諸侯作主決定。

原因是西周分封制度的衰落，導致天子的大權旁落。

出自：《論語·季氏篇》，原文如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譯文：孔子說：「天下有道的時候，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決定；天下無道的時候，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由諸侯作主決定。由諸侯作主決定，大概經過十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大夫決定，經過五代很少有不垮台的；由陪臣執掌國家政權，經過三代很少有不垮台的。

(4)道德征伐擴展閱讀:

論語·季氏篇》選自《論語》第十六章。

《論語》是記載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語錄，共四十卷，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寫，是我國古代儒家經典著作之一，是首創語錄體。漢語文章的典範性也源於此，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與墨家對立）創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禮」和「中庸」。《論語》是記錄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行的一部書。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對話，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論語》成書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是名列世界十大歷史名人之首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門人記錄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雖說是焚書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實是一些方士及一些書本），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21篇。

西漢末年，帝師張禹精治《論語》，並根據《魯論語》，參照《齊論語》，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現存《論語》20篇，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約444章，記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論語·季氏篇

『伍』 對有嚴重師德失范行為影響惡劣者

對嚴重師德失范行為者應該給予嚴懲
在中國關於德的思想源遠流長，「德」最初的含義與戰爭有關，意指「以弓縛首，牽之以祭」。在殷人看來「德」是這樣一幅場面的縮寫：祭祀—戰爭—俘獲—祭祀；戰勝者得到頌揚，沙場上英勇之舉得到輿論的稱贊。商代已出現「德」字，在西周金文中，「德」用作征伐之義的例子已經及其罕見，「德」字被賦予了普遍道德的含義，並在當時的語言文字中成為主流。在《易經·系傳》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的，在道家叫做「道」，在儒家叫做「天」。「天道」就是「本體論」。在春秋戰國時期，道是道，德是德，還很少連起來用。漢魏以後，人們漸漸把道德變成口語的習慣，尤其是從唐代開始，把《老子》一書稱作《道德經》，道德便成為人格行為最普通但又是最高的標准。

隨著時代的發展，道德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道德是人促進和諧的實踐方式。道德，不僅是協調利益的關系、避免利益沖突的實踐方式，而且更應該是促進利益和諧、增進利益總量的實踐方式。可以說道德的本質是實現利益和諧的實踐方式，就是促進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睦相處的方式，就是促進人的內在和諧和外在和諧的統一。人的生活實踐的善惡性質和倫理取向規定人的活動的道德和價值維度。道德是人把我人類世界的一種實踐方式，是人調節社會關系的方式，也是人實現自我的活動方式。由於人的自我必須是在實踐中才能實現，因而，歸根結蒂，道德是人把握屬人世界—社會的實踐方式。

「和諧社會，無疑是一個兼備社會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之雙重特性的社會倫理概念，它所表達的不僅僅是社會對公平正義秩序的制度期待，而且還有人們對美好安寧生活理想的倫理期待。一個和諧的社會應當是一個正義的社會，一個充滿道義關切和共享和諧的社會，需要的是公平正義的制度安排，以確保社會全體成員能夠分享平等的基本權利和共同的社會責任；同時也要求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具有良好的個體美德和精神心理，以確保社會的正義秩序能夠長期穩定，並從良好的社會秩序中分享和諧與安寧。」所以說，和諧社會不僅是自有公正的民主法治社會，而且更應是自主的德行社會。

『陸』 春秋戰國 的道德敗壞到底到什麼程度

戰國時期是歷史的一個大變革時代，戰國的開始新的君主代替原來的，例如齊國換成了田氏，韓趙魏三家分晉，人性喪失，出現了一些極端性格的人，吳起殺妻，商鞅冷酷等 ，七國只有秦國變法徹底，胡服騎射只限於軍事（趙國的），吳起只削弱了貴族，楚國的，齊國修賢，齊國是被蘇秦搞壞的，但秦國殺人盈城，最終被楚（項羽）滅

『柒』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什麼意思

這句話的意思是制禮作樂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諸侯下達。

該句語出《論語.季氏篇》第十六章，原文如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白話文釋義：

孔子說：「天下政治清明，制禮作樂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天子下達；天下政治昏亂，制禮作樂以及出兵征伐的命令都由諸侯下達。政令由諸侯下達，大概延續到十代就很少有不喪失的；政令由大夫下達，延續五代後很少有不喪失的；大夫的家臣把持國家政權，延續到三代很少有不喪失的。天下政治清明，國家政權就不會掌握在大夫手中，天下政治清明，普通百姓就不會議論朝政了。」

注釋：

希：少。

陪臣：大夫的家臣。

禮樂：周朝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

征伐：出兵攻打、討伐。

(7)道德征伐擴展閱讀

時代背景：西周初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轄地千里，有大面積的公田，有實力進行戰爭。進入春秋，天子衰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意味著諸侯坐大，是一中僭越行為，是不正常的政治狀態，國運既衰，亡日不遠。

《論語》此章是孔子對春秋時期的政治形勢的分析。他十分贊賞「天下有道」的堯、舜、禹、湯以及西周時代，因為那時禮樂征伐出自天子。「天下無道」則在周平王東遷之後，此後王室衰微，諸侯爭霸稱雄，周天子已經無發號施令的力量了。魯國自季氏專權，有家臣專政，人心和社會秩序一路衰敗，社會危機四伏。「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這句話是給執政者們非常有益的警示。

天下無道在孔子看來指的是，一是周天子的大權落入諸侯手中，二是諸侯國家的大權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三是老百姓議論政事。對於這種情況，孔子極感不滿，認為這種政權很快就會垮台。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種時代去，政權就會穩定，百姓也相安無事。這也是孔子對當時各國政權變動實況進行觀察研究而得出的結論。

『捌』 出自《老子》「躁生寒 靜生熱 清靜為天下正」的含義

意思是浮躁可以產生寒涼，寧靜可以生成溫熱，所以清靜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

出自——春秋時期老子《道德經》。

原文：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靜勝躁，寒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譯文：最完美的事物，好似有殘缺一樣，但它的作用永遠不會衰竭；最充盈的東西，好似是空虛一樣，但是它的作用是不會窮盡的。

真正正直的人外表反似委曲隨和，真正聰明的人，不顯露自己，從表面看，好象笨拙，真正有口才的人表面上好像嘴很笨，善辯的人發言持重，不露鋒芒。靜勝躁，寒能抑制熱，清靜為天下正。

(8)道德征伐擴展閱讀：

作者簡介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陽，或曰謚伯陽。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大約出生於公元前571年春秋晚期陳（後入楚）國苦縣（古縣名）。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是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與莊子並稱老莊。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教始祖，稱「太上老君」。在唐朝，老子被追認為李姓始祖。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其思想核心是樸素的辯證法。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

老子傳世作品《道德經》（又稱《老子》），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老子思想的主要范疇是「道」，「道」字在《老子》書中出現了七十三次。道是一種混沌未分的初始態，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為化生萬物的根源；道常無名，無為而無而不為，它像水一樣，善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以柔弱勝剛強，是最高的善。

道是不可言說的，人的感官也不能直接感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持之不得。道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萬物的規，還是人生的准則。儒家以天、地、人為「三オ」老子則以道、天、地、人為「四大」。

「四大」在「三オ」之上增加了道，就給中國文化思想的架構，打開了一個極其高遠、極富想像力的思想空間。道是出自形而上，而貫穿形而下的。而且在貫穿中，不給天與帝這類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主，留下任何插足的餘地。

天道自然無為是《老子》一書的主旨。在二千五百年前，老子之道是在從根本上改造原始道論的基礎上的一個偉大的發明。

『玖』 《韓非子》中有一篇「五」給我翻譯一下

五蠹
上古時代，百姓少而禽獸多，百姓對付不了禽獸蟲蛇；然而有聖人出現了，（他）架木為巢室，用來躲避這些禍患，於是，百姓很喜歡他，讓（他）在天下作王，稱他為有巢氏。（當時），百姓吃的是瓜果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百姓有很多生病的；於是，又有聖人出現了，（他）鑽燧取火用來烤熟腥臊的食物，於是百姓很喜歡他，讓他在天下作王，稱他為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大水（泛濫），而鯀和禹（挺身率領百姓）疏通河道。近古時代，桀、紂殘暴，（天下）混亂，而湯和武（起兵）討伐（他們）。今天，如果有人在夏朝的時代再架木為巢和鑽燧取火，定被鯀和禹嘲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時代再「發明」疏通河道一類的事情，一定被湯、武嘲笑。同此道理，那麼，今天如果有人在當今時代再美化堯、舜、湯、武的治國之道，也就一定被新時代的聖人所嘲笑，所以，聖人不要求修行古人的治道，不必效法以往實用的方法，而應研究當代社會的情況，據此制定措施。宋國有一個耕田的人，田地里有（一棵）樹樁子，一隻奔跑的兔子撞到樹樁子上，撞斷了頸骨而死了，於是（這個人）就放下他的耒而守候在樹樁子旁邊，希望還能得到兔子——兔子是不可能再得到的，而（這個人）本身卻被宋國人嘲笑。今天，妄圖以先王的辦法治理當代的百姓（的人），都是守候樹樁子一類的人啊。

古時候，男子不耕種，草木的果實足以夠（人們）吃的；女子不紡織，禽獸的皮毛也足以夠人們穿的，不從事體力勞動，而養活（人們）的物資也很充足，百姓很少而物資有餘，所以，百姓們並不（互相）爭奪。所以，優厚的獎賞不必執行，重重的刑罰也不必使用，而百姓們自然就安定了。今天，人們有五個孩子不算多，孩子們又都有了五個孩子，祖父沒死的時候就有了二十五個孫輩。所以，百姓很多而物資很少，從事的體力勞動極其辛勞，而供養（他們）的物資又十分缺乏，所以，百姓們就爭奪起來；即使加倍地賞賜，不斷地刑罰也不能避免禍亂。

堯治理天下的時候，茅草的屋頂參差不齊，柞木的椽子也無須削平，粗糲的飯食，野菜的羹湯，冬天穿小鹿皮的袍子，夏天穿麻布的衣裳，即使是看門人的衣服食物也不比他的差些。禹治理天下的時候，親自拿著鍬作為百姓的帶頭人，大腿上沒有毛，小腿上也不生毛，即使奴隸的勞苦也不比他強些。由此說來，那麼，古代讓出天子職位的人，這是離開守門人的（生活）條件和奴隸的辛苦啊，所以，（他們）把天下讓（給別人）也不值得稱道；今天的縣令，一旦本人死了，（他的）子孫們幾代都乘車（而行），舊相識者也都很敬重他們。所以人們對於禪讓啊，（古時）可以輕易地辭去天子，而今天的人卻很難辭去縣令，這是由於（他們之間所獲得的利益）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啊。

那些在山上居住而到深谷汲水的人們，祭祀的日子裡拿水來相互饋贈；在窪地居住而苦於水澇的人們，僱傭他人來掘溝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幼小的弟弟也得不到吃的；豐年的秋季，疏遠的客人也一定能吃好，這並不是疏遠骨肉之親而偏愛過路的客人，是由於物資的多少（給人們帶來的）心情不同啊。所以，古代的輕視財物，不是由於仁德，而是由於物資豐富。今天（人們）的爭奪，不是由於吝嗇，而是由於物資缺乏。（古人）輕易地辭去天子，不是由於（他們）品格高尚，而是由於（天子的）權勢微薄；（今人）重視仕進和託身於諸侯這類事情，不是由於（他們的）品格低下，而是由於（這種）權勢很重。所以，（新時代的）聖人應首先研究財物的多少，考慮權勢的輕重而推行（某種）政策，於是，刑罰輕並不算是仁慈，誅戮嚴也不算是暴戾，適合社會情況而行事罷了。所以，事情是因時代而形成的，而措施也就應該適宜於時代的實際情況。

古時，周文王處在豐、鎬兩地之間，土地方圓（只有）百里，但是，由於他推行仁義的政策而且安撫、感化西戎，於是在天下稱王。徐偃王處在漢水東邊，土地方圓五百里，（他也）推行仁義的政策，割讓土地來朝拜（他）的有三十六個國家，然而，楚文王深恐（他強大起來）而危害自己，因此，出兵討伐徐國，於是，消滅了（它）。因此，周文王推行仁義的政策而統一了天下，徐偃王也推行仁義的政策卻喪失了自己的國家，這是由於仁義的政策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的緣故啊！所以說，時代的情況變了，那麼，辦法也就應該不同了。

在舜的時代，三苗部族不願歸附，禹將要去征伐它，舜說：「不行。在上位的仁德不豐厚而要動用武力，這不是正義的行為。」於是，推行教化，（延續）三年，手持干戚而舞蹈，三苗才歸附了。共工的那場戰爭，鐵括短的可以直接打中敵人，鎧甲不堅固的，就要被刺傷身體，這說明干戚這類兵器適用於古代而不通用於今天。所以說，實際情況不同了，辦法也應該變化。

（由此可見），上古時代在道德上競爭，中古時代是在智謀上角逐，當今時代是在氣力上較量。

齊國將要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勸說齊國，齊人說：「你的話不是不雄辯啊，然而我想得到的是土地呀！不是（你的）這些話所說的那些東西。」於是發兵攻打魯國，把離魯國都城城門十里的地方劃為國界。可見，（徐）偃王由於推行仁義而滅亡，子貢由於雄辯智謀而魯國割地，如此說來，仁義政策和雄辯智謀不是可以用來治理國家的辦法。如果拋開偃王的仁德，廢止子貢的智辯，徵用徐國與魯國的國力，用它來敵御萬乘的國家，那麼，齊國與楚國的慾望就不能在這兩個國家推行了。

『拾』 被董仲舒發揮了的儒學的大一統思想，能被漢武帝採納，實際上是因為它吸收了下列哪位思想家的思想

C韓非子。

本身先秦儒學是一直不受統治者重視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具備適應統治者的需要的要求。什麼要求呢，簡單地說，
在封建動盪時，到處都在打仗，百姓們流離失所，沒有錢就到處搶啊什麼的，社會動盪嘛，社會環境惡劣，農民伯伯們都中不了菜，沒錢了怎樣去交稅給那些統治者，統治者們一味地想要什麼鞏固政權阿，開拓疆土，就是需要錢，需要人去為他打仗，做大工程。那時候儒家就提倡去實行仁政，就是少收點錢，少點讓人去勞役做苦工。這樣的話哪個想要稱霸中原的統治者會去做這種傻事呢。
說到漢武帝時期，比漢高祖的時候經濟發展多了，漢高祖的時候漢朝剛剛成立，什麼都斷壁殘垣，經濟蕭條，剛剛打完仗嘛，實行法家思想的話，就難以的民心了，因為農民伯伯還窮得不得了，還加稅的話他們會不肯乾的，所以就有一陣子採納了道家的思想，就是什麼都不做，少收稅，先讓人們去自己搞生產，等他們先有錢了，國家也能收錢了。
到了漢武帝時，經濟一發展，那個統治者就來了，有了錢就想去又開拓疆土鞏固政權，就需要一點點法來收錢，徵兵。董仲舒就看準這一點，說「君權神授」（君主的權力來自上天），還有一些可以鞏固大一統的思想，君主看見高興了，覺得儒學的思想可以鞏固政權，就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明顯，就是當時的儒學吸收了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