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證

A. 高分求中國是法治社會 的憑證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和諧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和諧社會要求有秩序，要求穩定，要求公平和正義，因此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胡錦濤總書記強調指出，實現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項根本任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依法治國，必須通過各個地方的依法治理，努力提高整個國家的法治程度來實現。

作為一名基層法院的院長，我深深地感受到法治社會的建設進程與人民法院的進步發展密切相關。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辦事良好格局的形成，離不開人民法院司法功能的發揮；而人民法院的發展壯大更是離不開法治社會為司法權提供的必要條件和創造的良好司法環境。因此，人民法院在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進程中應當有所為，並應當大有作為。

一、人民法院在推進法治建設進程中的突出地位和特殊作用

司法，在一個國家法治進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講，一是司法對法治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可以有效地解決矛盾糾紛，構建良好的社會秩序；二是司法對法治建設具有先導性作用，維護權利、保障穩定、促進發展；三是司法對法治建設具有保障作用，從而維護社會公正、實現司法正義，體現法治國家的基本走向。因此司法是法治社會的重要基石。人民法院作為促進民主法制，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職能機構，在建設法治國家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民穩定的生產生活秩序都離不開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發展，無論是打擊犯罪，還是通過審判和訴訟調解化解社會矛盾和紛爭，都是人民法院參與構建和諧社會，推進依法治國的有效手段。

二、人民法院在推進法治建設進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存在的不足

依法治國目標的提出，法治建設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司法環境明顯改善，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顯著提高，人民群眾的法制意識普遍上升，但這些成績與依法治國的要求相比，還有差距，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首先，在行政訴訟中，少數行政機關對行政審判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少數行政機關仍然存在有法不依、違法行政、自由裁量權不規范等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健全並嚴格實施責任追究制度，促進行政執法行為的規范化。其次，法院「執行難」問題難以根治，影響了司法權威的樹立。「執行難」問題的形成有體制內和體制外等多重因素，因此僅僅依靠法院自身的力量是難以解決的，有待於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另外，法院公正與效率目標的實現與依法治國的要求相比還不盡如人意，少數法官的司法理念還不能完全適用形勢發展的需要；審判質效有待進一步提高；日益復雜、繁重的審判任務與審判人員數量相對不足、法官素質有待提高之間的矛盾還較突出等。

三、人民法院應當在六個方面推進法治建設進程

在法治建設進程中，人民法院應當在以下六個方面取得新的進展，通過卓有成效的司法活動，為建設法治社會營造一個公正高效的司法環境。

一是進一步增強依法服務大局、促進社會發展的能力。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找准審判工作與構建和諧社會、促進法治建設的最佳結合點，把「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指導方針運用到司法實踐當中。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依法進行刑事審判，加強綜合治理，健全社會矛盾糾紛的多元處理機制，努力建成全省最安全城市之一；大力開展民商事審判，推進現代市場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努力建成全省最佳信用城市之一；依法進行行政審判，保障公民權利，促進依法行政；加大生效裁判的執行力度，緩解「執行難」，維護司法權威。通過充分而有效地加強司法能力，有效推進法治建設，最大化地體現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是進一步促進司法公正，體現公正與效率的司法主題。全面落實審判質量效率指標體系和考評機制，發揮質效指標數據的激勵導向作用和對審判決策的參考作用，有效推進審判管理工作。以「執法質量年」為契機，動真碰硬地抓案件質量，加強案件質量監督評查，與崗位責任制直接掛鉤，並記入法官個人業績檔案。以公開促公正，實現審務公開，提高司法的社會公信力。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做好人民陪審員的聯絡和日常管理、培訓等工作，擴大司法民主，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三是進一步深化法院改革。針對法院在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法治建設進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大膽探索新思路、新辦法、新舉措，大膽開拓創新，做好法官職業化試點工作。繼續深化審判方式改革，規范巡迴審理制度，加強和改進以審判管理為中心的法院管理工作，以提高司法水平，全面推進法院發展。

四是進一步優化隊伍建設。進一步充實黨組力量，加強業務學習，提高決策能力。全面提升隊伍素質，以黨員先進性教育、「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為載體，幫助法官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按照法官職業化的要求，努力培養復合型、專家型的人才。通過審判監督、紀律監督、輿論監督，使幹警隊伍自覺形成「不願為」的自律機制、「不敢為」的懲戒機制、「不能為」的防範機制和「不必為」的激勵機制。

五是進一步加強人民法庭建設。人民法庭對於推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夯實建設法治鹽城的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院將進一步加強人民法庭建設，充分發揮人民法庭的作用，幫助基層組織統籌城鄉發展，指導民調組織，在第一空間、第一時間快速解決矛盾，起到良好的「鎮定劑」作用。

六是進一步爭取黨委人大支持，改善司法環境。2004年，省委、市委分別召開了全省、全市法院檢察院工作會議，並作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法院檢察院工作的決定》，加大了對法院物質保障力度，為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確保司法公正營造了良好的司法環境。在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對審理的重大案件和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及時、主動向黨委、人大報告，自覺接受並服從黨和人大對司法活動的監督，以進一步爭取黨委和人大的支持和幫助。

B. 法治中國工作證

當然，不是每個城管都有執法權的。有執法權的城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必然要向相對人展示能證明其有執法權的證明憑證。

C. 如何申辦法制聚焦網.中國 記者證

在中國內地，只有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頒發的記者證才合法有效，其餘的都是假的。網站沒有頒發記者證的資格。

D. 國際援助法治中國網的辦事員證怎麼能辦到

一聽這名字就是山寨機構，騙人的，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機構。

E. 中國法制新聞報社證件查詢

建議聯系該報社進行查詢，而且問一下這個人是否有此項任務在執行。

F. 十九大四中全會精神關於法治中國的

19大四中全會的精神關於法治中國的建設一定要完善中國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

G. 國際援助法治中國網,工作證怎樣查真假

咨詢記錄 · 回答於2021-04-18

H.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I. 法治中國法治力量在哪裡看全集

法治中國法治力量可以在央視網看全集。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法國思想家盧梭的這句警言，凝煉道出了「使法必行之法」在於人心這一道理。

法治的真諦，在於全體人民的真誠信仰和忠實踐行。民眾的法治信仰和法治觀念，是依法治國的內在動力，更是法治中國的精神支撐。

在佔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國，如何做到人人尊法、守法，這是世界法治史上獨一無二的課題。

總結如下:

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投身依法治國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精神融進民族精神血脈，法治文化注入國家文化內核，法治社會建設不斷推進，法治力量深入人心，全民守法正在成為現實。

J. 法治中國擁有哪八大特徵

現在還說不復上什麼法治中國制，更不用說什麼八大特徵了。
法治應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第一，法治不只是一種制度化模式或社會組織模式，而且也是一種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識。第二，法治作為特定社會人類的一種基本追求和嚮往，構成了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秩序基礎。第三，法治的最重要的含義，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終極的意義上具有規限和裁決人們行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為的最終導向，也是司法活動的唯一準繩。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