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立法思想

❶ 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是什麼

在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法制史中，唐律以其形式的完備性、語言的精確性、技術的高超性占據重要地位，堪稱中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對後世的法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的影響力不僅作用於本國，而且對亞洲，特別是東亞各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唐朝法制指導思想：（一）「德本刑用」，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強調法律寬簡、穩定、劃一，以利於執行和遵守。（三）嚴明法制，一斷以律。

唐初統治者為了穩固王朝的封建統治，認真地總結了隋朝迅速來亡的歷史經驗，確立了「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導思想。綜觀唐初的律典來看，它強調以封建倫理道德為治國的根本，法律作為一個階級的上層建築，但在其當時的社會中，刑罰僅僅作為輔助手段。同時，從唐律的內容來看，其以封建禮教為內容，法律僅是上層建築的表現形式。

唐朝統治者在制定律法時，充分考慮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局勢，因此，它一方面是為了爭取社會的更大支持，使社會早日恢復穩定；另一方面出於階級統治的需要，對隋末的暴政予以廢止。「寬簡、穩定、劃一」這一指導思想的貫徹使唐初的律法環境相對寬松一些，統治階級的壓迫使被統治階級相對還可以承受，二者的矛盾沖突還有緩和的餘地。另外唐律的「劃一」，即法律的相對穩定性也對唐初社會的穩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封建社會中，唐朝律典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還要在客觀分析後，從中發現其不足之處。封建社會的階級政治意識、小農經濟發展程度以及其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結合，才形成了和前幾朝代相比較為寬簡、穩定、劃一的法律。作為現代社會中的法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要求它必須有較為完備的法律與之相適應。因為經濟的發展與上層建築的關系是密切相關的，而作為上層建築之一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響，特別是當前我國的經濟在這二十幾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法律更新較快，不僅使民事法律、法規的出台顯得相應滯後，不能適應現今社會，同時使刑事犯罪中的新類型經濟犯罪增加，以致有權機關的司法解釋不斷出台。因此，「寬簡、穩定、劃一」的立法指導思想它只適用於一定的經濟社會，如果對於經濟發展較快的社會環境，這種粗線條、一成不變的法律指導思想是不適應的。

唐朝統治者在立法時已經深刻認識到依法辦事、奉法守法的重要性，因此產生了「嚴明法制，一斷以律」的法制思想。這一法制思想對後世的立法者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制定法律的統治階級的目的都是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來鞏固其上層建築，維護其統治。在立法、守法、執法等各個環節中，唐朝的統治者雖然並沒有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看待法律從擬訂到實施、執行的各個環節，他僅僅因「律令雖早已頒布，但是官吏們多不依照執行」，才提出了「嚴明法制，一斷以律」的指導思想，「有良法，不等於有良好的法制」這一觀念，當時的統治者也已意識到，但由於其階級屬性，使其無法去克服。現在我們的法制已經走過了這一步，因為無論是刑事司法還是民事司法過程中，如對司法有異議均可通過行政訴訟及國家賠償獲得救濟。一部法律的實施是立法、守法或違法、執法幾方面的統一的過程，而「嚴明法制，一斷以律」這一法制思想就是我們經常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最早雛形。在一個社會中，某一行為是否犯罪，是否應受處罰以及對犯罪行為如何懲罰這些問題是法律能夠得以落實的關鍵幾步，當然法律制定是否公平、守法者的法律意識、執法者的執法水平等外部因素這些軟體建設也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唐朝刑罰適用原則：（一）十惡重懲原則；（二）貴族、官僚減免原則；（三）其他刑罰原則：1、刑事責任年齡及矜恤老幼、殘疾的原則；2、同居相陷不為罪的原則；3、自首減免刑罰；4、共同犯罪區分首、從的原則。5、官吏犯罪，「私罪」從重，「公罪」從輕；6、數罪並罰的原則；7、累犯加重的原則；8、類推原則；9、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在唐朝刑罰的三大原則中，對原則一所謂的「十惡」，也就是十種直接威脅皇帝人身、權力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以及封建信倫常關系的行為，它體現了保護統治者利益的功能。對於原則二，它則是為了保護貴族、官僚的特殊地位，唐律並在制度上以「議、請、減、贖、官當」等形式來保證該原則的實施，以達到對於犯罪貴族、官僚給予特別減免或適用特殊審理程序的目的。其他刑罰原則中的大部分如刑事責任年齡、自首、首從犯、累犯加重等原則對後世的法制思想方面大都有著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摘得一部分 希望對你有幫助

❷ 論唐朝法制的指導思想

（一）「德本刑用」，即「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強調法律寬簡、穩定、劃一，以利於執行和遵守。（三）嚴明法制，一斷以律。

❸ 唐朝初統治階級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唐太宗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為了貫徹這一治國方針，在立法指導思想上主要表現為：
一、奉行「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採取約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況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 12 篇 500 條

2． 《貞觀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長孫無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修定而成，仍為 12 篇 500 條，以隋開皇律 令為藍本作了較大改動，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風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間，以《貞觀律》 為基礎 編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條。此後又對 500 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將律疏附於每條律文之後，合在一起稱為《唐律疏議》 《唐六典》。
4． 唐玄宗開元年間制定，
內容涉及國家機關的組織與職掌， 是中國封建時代最早的一部綜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統類》--唐宣宗時張戣（kuí）編定。所謂刑律統類即將同一性質的律、令、格、式混合編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違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論罪定刑。
2．令--是關
於國家體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規。
3．格--是國家機關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據以辦事的行政法規。
4．式--是國家 機關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則： ；
●唐律的刑法原則：劃分公罪和私罪；自首減免刑罰；共犯區分首從；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合並論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隱；比況類推；老小廢疾減免刑罰；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同罪異罰；區分故意和過失。

．唐律的主要特點
（1）規范詳備、科條簡要
（2）中典治國、用刑持平
（3）諸法合體、以刑為主
（4）依禮 制刑、禮法合一
唐律堅持以禮為綱的指導思想；其法律條
文皆「一準乎禮」。 2．唐律的歷史地位 ．唐律的歷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備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長的封建法制發展史中，處於承先
啟後的重要歷史地位。 （2）唐律對東亞許多國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範作用。

●唐律關於物權和債權的規定
1．關於物權--唐律嚴格保護所有人對物的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之權，嚴格禁止
他人侵犯；規定物權取得的條件。2．關於債權--唐律規定了買賣、借貸、賃庸、寄託等債的關系；規定債務 擔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機關
（1）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御史台(中央最高監察 機關)。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長官共同審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機關--行政 長官兼理司法。

2．訴訟制度
（1）管轄--根據犯罪發生區域、罪行輕重、被告身份，劃分了各級審判機關的管轄權。
（2）起 訴--舉劾、告發、告訴三種方式。
（3）審判--以原告訴狀為准；採取「五聽」的審判方式，同時也以眾證定罪；
（4）執行--徒流刑應送配所，死刑的執行須奏報皇帝批准 。 3．監獄管理
4．監察機關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國家各級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設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糾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級官吏；察院御史則巡察州縣，糾察地方官吏的違法失職 行為。

❹ 唐初的立法指導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德主刑輔，禮法並用
2．立法要寬簡
3．保持法律的穩定性
4．強調執法嚴明

❺ 隋唐時期法律思想的基本傾向是

A."德禮為本，刑罰為用"。《唐律疏議》強調"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禮義道德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禮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條文中。禮法結合在《唐律疏議》中已達到了十分完備的程度，標志著中國古代禮治法律化的完成。
B.封建綱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議》把"三綱"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對"三綱"的，均被認為觸犯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列為"十惡"大罪，是刑罰打擊的重點。
C.維護等級特權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議》把人們分為良人、賤民兩大類，在皇帝以下分為貴族、官吏、平民、賤民幾個等級。法律規定貴族、官吏有罪無刑；良人和賤民在政治、經濟、訴訟、社會生活等方面」、「良賤異法"，等級地位各不相同；而且還規定貴族、官吏觸犯國法時，制定了一整套關於"議、請、減、贖、官當"的法律措施。

❻ 為什麼唐朝立法影響久遠

唐朝作為一個繁榮強大的封建政權，能夠創造出了如此輝煌的封建文明成果，其實是離不開完善的封建法律體系的保障的，所以《唐律》對於唐朝的發展與強盛有著重要意義。

❼ 唐朝法律思想根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封建史上較有作為的皇帝，在他統治時期，朝廷人才濟濟，形成一個較為開明的統治集團。唐初統治集團的法律思想基本繼承了封建正統法律思想，並有所發展。其在立法、司法活動中表現如下：
（1）以「安人寧國」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以李世民為首的統治集團認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於統治者過於貪婪，人民負擔過重。他們「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在制定政策時以「安人寧國」為指導，施行「無為」政治。魏徵以為「以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學，將堯舜之道、孔孟之書作為為政摜，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寧國」方針指導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禮法融合，德主刑輔，立法寬簡，執法嚴明等特點。
（2）立法公平，務求寬簡
李世民君臣認為，要安邦治國，必須重視立法，而立法應以禮為指導，以「寬簡」為核心。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點：其一，既制禮，又立刑。唐初統治者認為，治國必須禮法兼用，「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強調禮法統一，主張失禮則入刑，不忠、不孝皆為犯罪行為，《貞觀律》條款處處體現了禮刑結合的思想，它為永徽時律疏奠定了基礎。其二，立法必須公平。唐初統治者認為，法是國家的權衡，人君立法應「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魏徵言：「聖人之於法也，公矣。」唐初統治者所說的「公」，當然是指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言。為了能保護地主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唐初統治集團主張立法要從公而棄私，不能以這個人好惡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須穩定，「不可數變」。李世民君臣認為，法律固然應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卻不可多變，法律多變害處甚多，官吏不能盡記，前後條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權威而難以實行。其四，「國家法令，惟須簡約」。在強調立法公平、法律穩定的同時，唐初統治者格外強調律文的簡約，認為只有簡約，才能使律文前後一致，公平合理。貞觀年修律，便「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貫徹了這一原則。
（3）慎獄恤刑，務求其「實」
為貫徹正統法律思想「德主刑輔」的主張，李世民統治集團不僅在立法上強調變簡，執法上也強調慎獄恤刑，務求其實。其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慎獄恤刑。李世民認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為能，利在殺人，因此造成冤獄。他明令，司法官員須慎刑慎殺，依法斷罪，或重或輕，均依定製。其二，創立九卿議刑制度。唐初統治者對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其三，完善死刑審批程序。唐太宗將死刑三復奏變為「五復奏」，京城中兩天內復奏五次，給皇帝以充分的時間考慮生殺予奪，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對嚴訊，務求其實。李世民君臣以隋嚴訊逼供為戒，強調審訊中要注重事實，並規定了「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的原則，以防止濫刑濫罰。
（4）明正賞罰，一斷於律
唐太宗贊揚諸葛亮罰不避親，賞不遺仇，要求官吏審獄斷案「一斷以律」。他自己還帶頭守法，在司法判決與自己的敕令有所違背時，克已從法，使司法人員敢於維護法律，犯顏直諫。（5）納諫與執法相結合唐太宗從諫如流，當其敕令與律相矛盾時，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機構的觀諫，忍個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權對司法的干涉相對減少，使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動中得以充分體現。}
綜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統治集團在總結了歷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了更為嚴密、更能適應社會發展和鞏固統治的法制思想。他們在"公平"的基礎上，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出現了中國社會罕見的、為人稱道的"法治"局面。

❽ 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統治者認真地總結並吸取了暴政亡隋的歷史教訓，得出了封建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在於人心向背，提出了「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道理。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又提出了「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其基本要點就是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與壓迫，緩和階級矛盾，保證老百姓在喪亂之後得到休養生息，重建家園。

為了貫徹「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唐初的統治者除了在經濟、政治領域里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還積極地修訂法律，改革法律制度。從《唐律疏議》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來看，唐初統治集團立法的指導思想有以下幾點：

（一）奉行禮刑並用、德主刑輔的思想

禮刑並用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由來已久，經過兩漢的充實和發展，至唐代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貫徹禮刑並用、德主刑輔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確定治國方略時，曾在李世民主持下進行過激烈的辨論，以封德彝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威刑肅天下」，以魏徵為首的一些人則主張以仁義治天下，魏徵等人認為「仁義，禮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採納了魏徵的意見，因為他看到隋文帝「不說儒術，專任刑名」，常因小過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別是隋煬帝「益肆淫刑」，召致「敗亡亦促」的悲劇。他用許多筆墨論證禮與法的本、用關系，以及二者的統一性，主張以德治為本，並不意味著放棄刑法。

這樣，唐初綜合了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並以最高執政者——皇帝的權威身份，宣傳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統一關系，這對當時的立法與司法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原屬於禮的規范，被賦予法的形式。從漢初以來流行七百年的「春秋決獄」，也由於唐律完滿地體現了禮與刑的結合而終於被廢止。以繼承李世民遺訓著稱的高宗李治，在他執政以後制訂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正法寬簡穩定，保持法律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早在高祖李淵時，就以「務在寬簡，取便於時」作為立法指導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後，明確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緩」。他又對大臣們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重人罪即重條。數受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寬與簡，是唐初立法的一個重要思想。貞觀修律時，基本貫徹了這一指導思想，貞觀律及其後的永微律，都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時代刑罰較為寬簡的法典。

唐初的統冶者不僅要求法律簡約易見，還強調保持穩定，變更法律一定要「詳慎而行之」，否則寬簡之法也將流於苛煩。唐太宗對大臣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而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因此「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一是不輕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時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堅決執行，不輕易改變和廢止法令。太宗時自房玄齡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後，一直沒有大變動。高宗永微年間修定律疏，對貞觀律的律文本身，也沒有作較大的改動，主要是撰修了一個解釋律文的疏議，對《貞觀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議》中鄭重聲明，可見唐朝的後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決不輕易改變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則大執政與安史之亂遭到兩次較大的破壞以外，基本上保持了連續性與穩定性。

（三）在法律適用上，強調執法審慎

法律適用是國家實現法律調整的一個重要的、也是最後的環節，法律適用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國家的整個法制。因此，唐初統治者強調審判案件、執行法律的嚴肅慎重。唐初不僅制定了十分完備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執行情況也是較好的。

這種思想貫徹到法律規定中，就是對於重刑與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規定了嚴格的復核制度。死刑案件須經過九對會審，並且還要經「三復奏」、「五復奏」才能執行。史書說：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從執法審慎的思想出發，要求司法官重視證據，對於證據不足者，不得輕易判決。執法審慎還表現為嚴懲官吏貪贓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謹」。既有較好的法治，又有較好的吏治，這就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高度發展，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呈現出繁榮昌盛的盛世局面。

❾ 如何理解唐代德本邢用的立法思想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大致有以下幾點：
(1)以禮為本，以刑為用
李世民對治國方略問題曾主持大臣們進行議論。以封德彝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威刑肅天下」，而以魏徵為首的一些人主張以仁義治天下。兩派爭論十分激烈。李世民基本上同意和採用了魏徵的意見，以德禮為本，刑罰為用的法律思想去從事立法。李世民綜合兩漢以來運用禮刑進行統治的經驗，宣布德禮與刑罰不是對立的，二者可以統一起來，這對當時立法與司法都有極大影響。在《貞觀律》中把原來屬於禮的規范，被賦予法的形式。《唐律疏議》的序言中說，它的全部內容「一準於禮」，「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也就是說，德與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只不過是德與禮的輔助工具。
(2)明法慎刑
唐太宗吸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立法過程中強調法制是國家的政本，「安民立政，莫此為先」。他主張立法簡約寬平，以仁義治天下，法律不但應當由繁而簡，而且應當去重從輕，特別是對於死刑與肉刑的運用，更要持審慎的態度。因此，他在立法上刪去了許多死刑條款，在司法上從死刑判決到復核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採取嚴肅慎重的態度。他首創封建法制史上「九卿議刑」制，即大辟罪(死罪)要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共同議論後才判決。他認為對死刑三復奏即死刑執行前應向皇帝請示三次的規定還不夠，應改為「五復奏」。還規定即使依法應處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獲得從寬免死的機會。這些都反映出唐太宗力求恤刑慎殺的思想。
(3)立法寬簡穩定
唐高祖李淵時便強調立法要寬簡，使老百姓都能知曉，才好遵守執行。唐太宗繼續強調這一點。他說，立法要簡約，不可以一罪有數條規定，格式多，執法官不能都記住，容易產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這樣會造成很多弊端。在他主持下制訂的《貞觀律》比過去的法律寬簡得多，改死刑為流刑的有92條，改流刑為徒刑的有71條，刪去「兄弟連坐俱死」的規定。《舊唐書·刑法志》中說：「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唐高宗制訂《永徽律》時，繼續貫徹上述立法思想。李世民不僅要求法律簡明，而且還要求保持穩定，修改變更法律一定要審慎而行。他說，「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奸。」唐初幾十年，保持法律相對穩定，這對促進經濟發展，維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法律的權威是非常重要的。

❿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