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中的過色

⑴ 如何理解全國人大常委在立法中的三審制

立法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列人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 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專委員會會議審議後再交付表屬決。即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一般實行「三審制」。實行三審制可以使審議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有利於提高立法質量。

⑵ 國家對性騷擾已立法，那麼請問法律是怎樣定義性騷擾的呢

一、概念。性騷擾(sexualharassment)指以性慾為出發點的騷擾，以帶性暗示的言語動作，或者宗教儀式針對被騷擾對象，通常是加害者肢體碰觸受害者性別特徵部位，妨礙受害者行為自由並引發受害者抗拒反應。性騷擾表現形式尚無統一界定，在很多國家，性騷擾是一種不法的行為。

二、性騷擾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口頭方式：如以下流語言挑逗對方，向其講述個人的性經歷、黃色笑話或色情文藝內容；
2.行動方式：故意觸摸、碰撞、親吻對方臉部、乳房、腿部、臀部、陰部等性敏感部位；
3.設置環境方式：即在工作場或者教會[1]所周圍布置淫穢圖片、廣告等，使對方感到難堪。

三、主要類型：
補償型性騷擾：大多數性騷擾者屬於這類男人，由於長期性匱乏或性飢渴導致的一時沖動勢必使他對女性做出非禮的冒犯舉動。此種人的騷擾行徑多是出於不同程度的虧損心理，騷擾的目的與其說是想佔有女人不如說是想佔便宜。

游戲型性騷擾：多是有過性經驗的男人，懂得女性的弱點，把女性視作玩物，對女人的非禮和不敬出於有意的游戲心態。這類男人一般是「獵物能手」或花花公子。騷擾的目的一半是為了獵奇，也為印證自己的男性「勢能」和「本事」。

權力型性騷擾：多發生在老闆對雇員或上司對下屬，尤以女秘書居多。騷擾者大都受過較好的教育，騷擾時雖然也多出於游戲心態，卻比一般游戲者的表現要「高級」且「彬彬有禮」。此種騷擾者大都把女性視為「消費品」，且因為明顯的利益關系，他甚至認為女人喜歡這種騷擾，並把這種騷擾當作自己的「專利」。

攻擊型性騷擾：此種男人多半在早年和女人有過不愉快的關系史，對女人懷有較大的惡感和仇恨，把女人視為低等動物或敵人。他的騷擾有蓄意的傷害性或攻擊性，騷擾者有時並不想佔有那個女人，不過是滿足和平衡他對女人的蔑視和仇恨。

病理型性騷擾：這是帶有明顯病態表現的性騷擾，如所謂的窺淫癖和露陰癖。此種男性騷擾者大都是真正的性功能失調者。騷擾本身能給他帶來強烈的性沖動和性幻想，卻無法「治癒」他，反倒會加深他的病症。

⑶ 立法的意義

立法的意義：
第一，它是國家意志形成和表達的必要途徑和方式；
第二，掌握國家回政答權的階級必須利用立法手段，來確認那些有利於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
第四，立法還有指導未來的預測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條件，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性活動。

⑷ 黨在立法工作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中國來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領導中源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更不能做出有悖黨章的規定。
再開人代會之前，會先召開政協會議，政協會議之前會先召開黨代會，意思就是：黨代會共產黨確定方針大計，政協民主黨派共同協商，人代會以法律形式確定。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大都是國家政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以及二者共同行使立法權決定權監督權任免權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從理論上來講，共產黨只是一個政黨，沒有資格行使國家權力，在國家機構，沒有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機關是人大，立法權監督權決定權任免權都是通過法律來行使的，這樣就應該由全國人大來行使，而不是共產黨。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代替法律。

⑸ 立法的特點有哪些

中國的立法過程來的主要特點：自

1，在立法過程中，也客觀地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沒有為此而產生不同的政治派別。

2，立法過程總體上是謹慎的。（「雙層結構」 ；三次以上的審議 ）。

3，立法過程已經具有了一定的開放性。

4，立法進程正在加快。

⑹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⑺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全國人大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二是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人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議程。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法律規定上述兩類主體可以直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實踐中，屬於全國人大立法許可權范圍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國人大舉行會議之前，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過常委會審議後，再提請大會審議。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對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確規定，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2．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委員長會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委會提出。二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委會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權的機關或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的關於制定、修改、廢止某項法律的議案。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內容，它以條文的形式體現立法目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礎性環節。
根據中央國家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的實踐，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一般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1．立項，作出立法決策。自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來，每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五年立法規劃，每年還制定年度立法計劃。通過制定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將需要制定法律的項目列入規劃和計劃，並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時間。立項是作出立法決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規劃經反復討論、徵求意見後報中央批准實施。如果沒有列入規劃和計劃，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和論證，認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決策，組織起草。在作出立法決策時，應當初步明確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應當把握的主要原則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建立起草班子，開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項後，根據提出法律案的時間要求，承擔起草任務的機關或部門即著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專門的起草人員，組成固定或相對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來自於與立法事項有關的領導、專家和實際工作者組成。
3．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調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調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開各種座談會、專題研討會、到基層調查、收集各方面的資料等。調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現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對立法事項的規定；二是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項的理論研究情況；四是實踐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五是實際工作部門、專家學者對立法事項的意見和建議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進一步明確立法目的，並按照邏輯結構擬出法律框架以及對主要問題的意見，確立起草思路。確定法律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是草擬法律條文的前提和基礎。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基本可行，有時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和進行論證，並報起草機關的領導審定，以確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
5．起草條文。確定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後，在研究明確法意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法條，即運用立法技術，科學地表達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出來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稱「試擬稿」，供在一定范圍內研究討論。「試擬稿」經起草部門或單位初步討論同意，有的報送有關主管機關批准同意後，形成為「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發各方面徵求意見。對於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復雜和敏感的問題，起草班子還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報告，以作出正確決策和判斷。
6．徵求各方面意見。「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形成後，通常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將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印發有關方面書面徵求意見，二是召開座談會、論證會和聽證會徵求意見。
7．形成送審稿並對送審稿進行審查。徵求意見稿經反復討論修改後，形成送審稿，報提案機關討論通過。形成送審稿前，起草單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問題，向上級機關請示報告或正式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提案機關不同，對送審稿的審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國務院部門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審稿形成之後、國務院決定提出議案之前，先交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經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後，報國務院決定。軍隊各總部起草的法律案，報中央軍委決定前，交中央軍委法制局審查修改。
8．由提案機關討論決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國務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審判委員會或檢察委員會討論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提出法律案，分別由委員長會議或專門委員會討論通過。提出的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如修改現行法律的議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後的條文對照表。
(三)法律案的審議
審議法律案，是立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過程，實質是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會議舉行前一個月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以便代表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大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三是各代表團全體會議或小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國人大審議法律案，一般經過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委會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委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審議決定。這種情況，實踐中曾發生過幾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審議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後，由於代表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等重大問題有較大不同意見，會議決定原則通過該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關於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規定，參照大會審議中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審議修改後予以頒布試行。據此，1987年1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對草案進行審議修改後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2．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會會議舉行的7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委會組成人員，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由提案人委託的人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作出說明；三是常委會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在此基礎上，必要時可以召開聯組會議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常委會提出審議意見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關於三審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般實行三審制，即一個法律案一般應當經過三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才能交付表決。實踐證明，實行三審制，對於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對法律案進行深入審議，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根據實際情況，立法法又規定了三種例外情況：一是，如果各方面對法律案的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二是，對屬於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三是，如果法律案經常委會三次會議審議後，仍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由委員長會議提出，經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同意，可以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根據立法法規定和實踐做法，三次審議之間的主要分工是：
一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草案進行初步審議。一審著重審議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結構是否合理等問題。
二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二次審議稿」)進行全面、深入的審議。二審重點審議法律草案二次審議稿對若干主要問題的規定是否合適、可行。
三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三次審議稿」)再次進行深入的審議。三審的審議重點是，各方面提出的對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問題的意見是否得到妥善解決，對沒有採納的意見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釋和說明。根據常委會的分組審議意見，法律委員會在當次會議中再次召開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交分組會議作最後的審議。如果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建議表決稿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則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以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過半數通過。
4．關於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在立法過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參加審議討論、提出意見外，還要廣泛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是我國立法工作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和基本經驗。立法法總結實踐經驗，對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規定。主要包括：書面徵求意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幾種制度。
書面徵求意見和座談會簡便易行，可以根據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確定書面徵求意見和參加座談會的機關、組織和專家，便於對有關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國立法實踐中最經常運用的兩種方式。
論證會，是就法律草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論證會制度主要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論證意見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對立法具有重要影響。為了保證論證意見的客觀、公正，舉辦單位在邀請論證會參加人員時．應當使持各種不同意見的專家都有代表參加，發表意見。論證結論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由同意論證結論的人員簽署，並附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機關作出全面判斷。
聽證會，是面向社會公開舉行聽取意見會的一種方式。聽證會的主要特點：一是公開、透明。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如果公民有意願出席聽證會發表意見，可以報名參加。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允許公眾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但如果公開舉行會損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以不公開舉行。二是充分、客觀。聽證會的組織者應當在報名參加聽證會的公民中選擇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參加聽證會，以使各種不同意見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反映和表達。三是程序性強。聽證會參加人員往往比較多，為了使參加人員都有平等的機會發表意見，也為了提高聽證會效率，聽證會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對聽證會的發言順序、發言時間、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會有秩序地進行。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提交常委會作為參閱資料。
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是立法發揚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對於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別是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案，除採取以上幾種方式徵求意見外，還採取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開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向社會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則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各方面的意見，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決
列人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團進行審議，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會進行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所謂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是指實有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不是指代表名額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名額，也不是指到會的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所謂過半數，是指贊成票超過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贊成票剛好是半數，不是過半數。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條件。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簽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後，及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和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登。在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文本。所謂標准文本，就是凡發現各種法律文本之間不一致的，均以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以維護法制統一，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

⑻ 我國哪些立法中規定有國際私法規范

在我國現復行國際私法制的國內立法中，關於外國人的民商事法律地位規范主要規定在憲法、民法通則、對外貿易法、公司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

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國務院關於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中。

(8)立法中的過色擴展閱讀：

國際私法規范中的沖突規范：

是指規定確定某種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當事人權利義務應適用何國法律的規范，又稱為「法律適用規范」或者「法律選擇規范」。

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4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外國人結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這一規定並沒有指明結婚有什麼條件和要求，而只是指出，婚姻的條件和要求應當由婚姻締結地法律來確定。因此，沖突規范是一種間接規范，是國際私法所特有的規范。它一直是國際私法的核心規范。

⑼ 立法原則有哪些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作為一項立法原則，可以稱其為立法的憲法原則。這一原則，本來可以列為立法的法治原則之中，作為法治原則這一基本原則中的一個方面的原則，或一個具體原則。各國立法遵循憲法原則或憲法基本原則，也就是從一個重要側面遵循法治原則。強調立法的法治原則，首先需要強調的，就是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特別是憲法的基本原則。正因此，在闡述立法基本原則時，沒有專門闡明立法的憲法原則，而是在闡明法治原則時，包含憲法原則。在現代國家實行法治，不能不堅守憲法，不能不遵循憲法原則。立法法草案第三條本來也是將立法的憲法原則作為法治原則的組成部分的：「立法應當根據憲法，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但2000年3月所通過的立法法正式文本，並沒有明確確立立法的法治原則，而是將立法的法治原則分解開來，首先確立了作為法治原則組成部分的憲法基本原則。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這是當今各國立法最基本的准則之一。那麼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主要內容有哪些呢？這是問題的一個關鍵。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一國基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在憲法中的集中體現。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是有差異的，因而各國憲法的原則也不盡相同。但是必須指出，由於憲法主要是近代以來所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形式，而近代以來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盡管存在差異，卻都是近代以來的主流文明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因而它們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這種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適性體現到憲法中，就使各國憲法盡管呈現種種特色，卻同時也使各國憲法在基本原則方面具有共通語言。觀察近代以來各國憲法，其共通性的原則主要有這樣幾項：人民主權原則；權力制約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各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以這些原則為指導，就是要體現這些原則。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無疑也是要遵循這些原則的。研讀中國憲法，人們不難看到，這些原則在不少條文中得以體現或貫徹。
然而立法法所確立的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中，並沒有明確包含這些內容。從立法法的規定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則。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中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基本原則，是指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按照這條基本路線，執政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在現時期以及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按照權威人士的解釋，也就是應當以執政黨的這條基本路線指導立法。這條基本路線是歷史和現實的基本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國情的反映和結論，因而為憲法所充分肯定，應當作為立法的基本原則。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確立了這條基本路線，從而使其成為基本的國策。立法以這樣的憲法基本原則為原則，就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成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國特色的一種憲法原則。這樣的特色，是各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原則在具體內容上具有差異性的一個表現。不過，如果立法法在確立中國立法的憲法基本原則時，能夠既體現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當會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完美得多。就是說，在這方面，中國立法法尚待改進和完善，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尚待進一步完備。
中國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憲法基本原則，作為中國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則，這一點已如上述。那麼遵循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內容的憲法基本原則，意味著什麼呢？遵循這項原則意味著：其一，立法應當以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大局。應當積極制定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積極建設市場經濟法律體系。20多年來，立法實踐已經充分注意這一點，制定了相當數量的經濟法律、法規，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宏觀框架亦已大體形成。其二，立法應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國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人民民主專政性質不能改變，立法應當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各項事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因而立法需要堅持黨的領導。立法堅持黨的領導，主要應當堅持以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導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機關和其他立法主體的立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各項事業的指針，也是立法的指針，在現時期特別是要注重以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立法。其三，立法應當與改革開放相得益彰。這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產生大量的新的社會關系需要立法調整，由此推動立法獲得很大進展。另一方面，立法也應當積極確認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使改革獲得法的依據從而名正言順地進行；將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成功經驗確立和鞏固下來，使改革開放能夠穩定地、成功地、深入地進行下去；通過制定有關法律、法規，為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這一原則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內容突出地體現為：一切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都應當有法的根據，立法活動的絕大多數環節都依法運行，社會組織或成員以立法主體的身份進行活動，其行為應當以法為規范，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據中，憲法是最高規格的根據。堅持立法的法治原則，就要有一套較為完善的立法制度，為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為立法活動的進行，提供法的根據。特別要有關於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立法運作程序、立法與政黨、與政府、與司法的關系和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體的法律制度。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憲法和憲法性法律中加以規定。這是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
在中國，立法法正式確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則，這就是：「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這一原則一方面反映了現今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國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國情特色。「立法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體現；「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是後一方面的體現。
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單一制國家的立法區別與聯邦制國家的立法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是統一的單一制大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從傳統的角度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除了間或存在過少數分裂割據的時期外，包括立法在內的整個法制是統一的，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僅見的。這個傳統不能不影響至今。所以現今中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有厚重的歷史淵源的。就政治體制而言，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也需要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只有堅持這一原則，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政權的方針政策，才能通過統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實現。在經濟方面，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全國統一的、開放的、有序的市場環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為基本內容的立法活動堅持國家法制統一原則的。還有，中國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法治國家建設，所走的都是政府推進型道路，而政府推進的一個基本途徑，便是以統一的法制促進和保障這三方面事業獲取成功。最後，在立法上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同立法和整個法制的本質是吻合的，當代中國立法和法制，從根本上說是為著保障和實現人民的統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實現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統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統一的立法、統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共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在中國立法中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就需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需要有一套統一的關於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為要使有關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統一，就需要由統一的機關和統一的法律來規定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立法法就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中國現今中央立法的許可權和程序，特別是立法法集中地列舉了只能由法律規定的十個方面的事項：國家主權方面的事項；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製度；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立法法的這一具體列舉，明確和統一了中央立法的專屬范圍。立法法也比較集中地規定了除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以外的各有關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和立法程序架構。另一方面，立法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也需要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在中國，法律只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才能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觸。各立法機關或立法主體都應當丟棄以往那種立法行為往往不規范的做法，而遵循相應的立法程序。
在中國，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就要充分考慮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就要拒絕只強調本部門、本地方利益的狹隘的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還有，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保持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一致，不同層次或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規章之間應當保持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諧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觸；各種部門法之間，也應當保持和諧，盡可能地相互配合、補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個法律體系中，要盡可能地防止出現矛盾，對已存在的矛盾，應當採取積極有效的對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在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其主要理由在於：首先，這是實現人民主權所必需。中國是人民主權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民主的主體，國家活動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特別是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權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真實的主人，正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的重要體現。列寧說：「民主組織原則……，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都能選舉自己的代表和執行國家的法律。」其次，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觀規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確反映客觀規律，就要注意總結實踐經驗，因為法要符合客觀規律，需要通過社會實踐的中介來實現，而人民群眾正是實踐的主體，讓最有社會實踐經驗的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主人、參與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觀規律。如果只由少數人閉門造法，這種法即使「很完備」，也難以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客觀規律。再次，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也是對立法實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濫用立法職權、個人獨斷或不盡立法職守所必需。可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是現代立法的普遍規律和中國國情的雙重要求。
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看，中國立法所應遵循的民主原則，其含義和內容應當包括三個要素：其一，立法主體是廣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權在根本上屬於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體是多元化的，中央與地方、權力機關與政府機關應當有合理的立法許可權劃分體制和監督體制。其二，立法內容具有人民性，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宗旨，注意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數人的意志為依歸。其三，立法活動過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過程中注重貫徹群眾路線，使人民能夠通過必要的途徑，有效地參與立法，有效地在立法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在中國，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則，也需要把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同中國國情吻合起來。首先需要從國情出發，健全較為完備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許可權劃分和立法權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權歸於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級階段由於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平、管理國家的能力和國家的經濟實力、交通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權，只能將立法權委託給人民代表或有關主體代為行使。其次，要根據國情，在觀念和制度的結合上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中國是封建專制的遺毒極深的國家，過去沒有民主傳統，缺乏公民權利意識。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應當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對封建特權和專制，不允許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侵犯人民的合法權益，特別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第三，在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方面，應當注意使立法面向社會公眾，使公眾能有效參與和監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應當客觀，把各方面的矛盾、問題、意見都擺出來，多方徵求意見，集思廣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盡可能把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與集中相結合。在立法的本質、內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經過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經過選擇的有必要提升為國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權方面，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其他法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立法過程中，既要保障群眾能有效地參與立法，也要加強專門機關的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專門機關、專家和其他有關人員的作用。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中國有著悠久的成文法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但這種經驗中的主要成分，是統治者運用立法的方式治國安邦維護家天下的經驗，其中堪稱科學立法的因素並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當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學立法的經驗、理論和知識，也難以受到重視，更難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層面而在立法實踐中得以貫徹。最近二十年來，關於立法的科學化問題，在有關立法學者的著述中已引為注意，但立法實踐中對立法的科學化問題，殊少有人看重。這種狀況不能不從負面嚴重影響到立法的質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規難以成為良法，難以在生活中獲取好的實效。轉變這種狀況，提升立法質量，更多地產生良法和更多地減少惡法、笨法，從一個重要的側面推進中國法治現代化，亟待重視科學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國立法的科學原則。
立法遵循科學原則，首先需要實現立法觀念的科學化。要把立法當科學看待，以科學的立法觀念影響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貽誤立法的所謂新潮觀念和過時觀念。構造立法藍圖，做出立法決策，採取立法措施，應當自覺運用科學理論來指導。對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經驗教訓，應當給予科學解答和理論總結。立法實踐主要是摸索的實踐、試驗的實踐而不是自覺的實踐，立法經常付出沉重代價、高額學費，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第二，需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要建立科學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和立法運行體制。整個立法制度應當合乎社會和立法發展規律，合乎國情和民情，合適、合理、完善。立法主體應當由高素質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員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義的，是要解決方法、策略和其他技術問題。從方法說，立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和注重理論指導相結合，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相結合，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穩定性、連續性和適時變動性相結合，總結借鑒和科學預見相結合，中國特色和國際大勢相結合。從策略說，要正確處理立法的超前、滯後和同步的關系；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來確定立法指標；要盡可能選擇最佳的立法形式、內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顧及全局並做到全面、系統，同時還要分清輕重緩急，合理安排各個項目的先後順序。從其他要求說，要注意各種法之間的縱向、橫向關系的協調一致，法的內部結構的協調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為人接受，寬嚴適度易於為人遵守；還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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