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立法

㈠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成就

曹魏律 它是三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又名《新律》、《魏律》。它與漢律相比進行了較大的改革，表現在：刪繁就簡，增加篇目至18篇，擴充了法典的內容，突出了國家基本法典的主導地位；將《法經》的「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突出法典總則的性質和地位；八議入律，使禮律進一步融合；改革刑罰，使刑罰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它的頒布標志著中國封建法典的制定在系統性和科學性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2晉律泰始三年，晉武帝詔頒《晉律》，又稱《泰始律》。主要成就在於：新增《法例》篇目，豐富總則的內容；精簡律令章句，以「刑寬禁簡」著稱；再度改革刑制，使刑罰相對寬緩；增加律注，與法典本文合為一體，為法典的適用提供了統一的標准。因這部法典又經兩位律學家張斐、杜預作注釋，律文與注文合在一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而又名《張杜律》。它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一部曾通行全國的成文法典，對後世影響深遠。3北齊律代表當時最高水準的封建法典。特點：12篇的法典體例；首創《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確立重罪十條；確立死、流、徒、杖、鞭五刑，為隋唐封建制五刑體系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它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在中國封建法典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對隋唐時期立法尤具影響。當然也有麟趾格，大統式。南北朝時期是法制轉變的一個時期 首先是舊五刑向新五刑變化的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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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簡述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主要立法成就

八議、官當、服制定罪、重罪十條，《名例律》，《北魏律》

㈢ 三國兩晉南北朝主要立法活動

指導政治社會改革總是困難的，尤其是當改革牽涉到統治者本身利益時，其難度及危險更是足以嚇退大多數改革者。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北魏孝文帝改革確實是歷史上罕見的事例。

㈣ 三國兩晉南北朝立法成就

曹魏：《新律》
1、篇章體例的調整：18篇；刑名
2、「八議」制度入律
3、改革刑罰體系
西晉的《泰始律》

1、篇章體例：20篇；改具律為《刑名》、《法例》二篇
2、嚴格區分律與令 「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頒布《晉令》四十篇，《晉故事》三十卷
3、律文以外，附有《雜律解》、《律解》，共頒於天下；「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
4、立法宗旨「除其苛穢」，「存其清約」，律文簡要得體
5、內容上「以禮入律」，「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南朝：多襲用晉律 南陳律創制「官當」（晉律中就有「除名比三歲刑」的規定；陳律規定：「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余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

北朝：立法頻繁，多有創新
北魏：《北魏律》20篇 首創「存留養親」制(「諸犯死，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

東魏：《麟趾格》改科為格 西魏：《大統式》

北齊的《北齊律》
1、篇章體例：科條簡要，結構合理
12篇；合《刑名》、《法例》為《名例》
2、律令權式並行的法律體系
3、鞭、杖、徒、流、死的五等刑制 ；廢宮刑
4、創制「重罪十條」（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
八議、官當等制度被確定下來

㈤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立法概況是什麼

南朝在封建法制建設上甚少建樹，而北朝各國都比較注意封建法律的修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影響最大。

公元386年，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推行封建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學習漢族地主階級實行封建法治的經驗，以改變其「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的落後狀況，這是北魏統治者重視封建立法的根本原因。北魏律幾經修改，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形成最後的規模。北魏律共二十篇，篇目可考有十五篇：刑名、法例、宮衛、違制、戶律、廄牧、擅興、賊律、盜律、斗律、系訊、詐偽、雜律、捕廣、斷獄。先後參加魏律編撰工作的漢律學家多達數十人，其中許多是當時著名的儒學大師。北魏律的制定除吸收魏晉律的長處外最突出的就是進一步「納扎人法」，把更多的儒家規范納入法典之中，使得北魏律在儒家化過程中更進了一步。

公元550年，北齊建立。武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完成了《北齊律》的制定，這是一部在中國封建法制史上佔有突出地位的封建法典，北齊律共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條，其實際主持者是擅長律學的渤海封氏，並有數十名儒生的參議，經過長達十五年的精心研討，才製成北齊律。這項規模宏大的立法活動，不僅全面總結了歷代封建王朝的立法經驗，而且富於創新精神，撰律者「校正古今，所增損十有八九」。北齊律的篇且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原牧、雜律。

北齊律基本上確定了中國後世封建法典的體例與規模。一方面，北齊律把晉律，北魏律中的刑名、法例二篇合為名用律一篇，仍置於律首，作為「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較舉上下綱領」的統率全律的總則，正式確立了名例律作為封建法典總則與核心的地位。自此以後至明清各朝法典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北齊律的十二篇，雖經後世各朝稍加損益，但基本上保留了名例律統率十一篇分則的結構。

北齊律還首創「重罪十條」，隋、唐律在此基礎上正式形成「十惡」制度，成為中國封建法典中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另外，北齊律中奠定了封建制刑罰體系的基礎，即杖、鞭、徒、流、死，在此基礎上隋唐律正式形成了答、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北齊律為中國封建法制的發展與完善作了突出貢獻，它吸收了前朝立法和司法的成功經驗，具有「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顯著特點，是隋唐兩代成熟完善的封建法律的直接藍本。

㈥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發展主要表現在什麼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分別是八議入律官當入律確立重罪十條准五服以制罪 。

一 八議入律

中國封建刑律規定的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的特權制度。

「八議」最早源於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

「八議」具體內容為

議親，即皇親國戚；

議故，即皇帝的故舊；

議賢，即德行修養高的人；

議能，即才能卓越的人；

議功，即功勛卓著的人；

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

議勤，即勤謹辛勞的人；

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一般都能得到寬大處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八議」特權

又稱「八辟」，古代為庇護統治階級成員的罪行，規定如議親（皇親國戚）、議能（有大才能者）、議功（對國家有大功者）等八種人，給予減免刑罰特權的特別審議。

自《唐律疏義》確立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的「八議」制度以來，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議」之法便成為皇親國戚、功賢故舊、貴族官僚等八議之人逃避和減輕封建法律制裁的護身符，八議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議、請、減、當、免」的特權。但是，隨著專制統治的加強，到明清，特別是到了清代，「八議」之法的應用范圍也在不斷縮小，乃至載而不用，徒有虛名了。

二 官當入律

官當起源

官當起源於《晉律》中的「雜抵罪」，即用奪爵位、除名籍和免官來抵罪。在南朝的陳出現了正式的「官當」名稱，所以一般認為這種制度是陳所確立的。《北魏律》首次將「官當」制度列入法典。官當直接為官員的特權提供了法律依據。如果犯的是公罪，還可以多當一年（參見「公罪與私罪」）。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員犯罪後可以當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當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當三年。當然十惡重罪等危害封建國家社會秩序的罪刑是不適用的。

官當的發展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官吏從來沒有與平民在法律上有過平等。奴隸社會時期，官吏階層壟斷法律，強調「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法律只是用以統治的工具，官吏作為工具的運用者，不受法律的拘束和制裁。春秋戰國以後，改法為律、統一法制，封建社會的官吏已不再能置身法律之外，但是，「刑無等級」、「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平等，只是階級內部的平等。封建社會採用了議、請、減、贖、當、免等一系列措施，使官吏得以逃避追究或減免處罰。官當，是這種官吏法制特權的表現形式之一，它以允許官吏用官職爵位折抵懲罰為其內容。

官當主要運用在審判過程的量刑環節，此前的抓捕、審訊、定罪等環節，官吏可藉助議、請等制度獲得優待。實踐操作中，無論公罪、私罪，官吏都可以以罰俸、降級、革職等方式抵刑。《漢書·惠帝紀》記載：上造以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去其官爵，而使不受刑。這是官當的早期記載。晉律規定：「免官者比三歲刑」。這是正式的以官抵刑的開始。《魏書·刑法志》記載：官品第五以上可以官階當刑，免官三年以後許還仕，降原官階一等。這說明官吏可以以官抵刑，而且在三年以後可以重返仕途，只不過比原官階低一等而已。南朝陳律的規定很細，如果官吏應定五年或四年徒刑，可以以官抵二年刑，其餘服役；若為三年刑，官當二年，餘一年如為私罪可贖，若為公罪可交罰金；二年以下刑，可全以官當。官當時，每一爵級一般許允抵刑兩年。

自隋開始，官當廣泛採用，辦法更為詳盡復雜，官吏所得到的特權也更為豐厚，在唐宋時期達到頂峰。此間官當的標准大體是：犯私罪以官當徒一年；犯公罪當徒者，五品以上官當徒三年，九品以上官當徒二年；流罪亦可官當，三歲流刑比徒四年。官當不是永遠剝奪官吏的政治生命，而只是暫時不為官。《唐律疏議·名例》和《宋刑統·名例律》都規定：以官當罪者期年後但降先品一等敘，除名者六載之後依出身法聽敘，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者期年後降先品一等敘。敘官以後，與他官無異。在執行中，官當盡量設法保留犯官的官位，一人身兼多官，可以分別當罪，還可以用歷任之官當之。《唐律疏漢》有記載：有二官者，例得先以職事官、散官及衙官中之最高者當之，次以勛官當之，一一折算，累加抵罪。《宋刑統》規定：若現任二官當罪之外尚有餘罪，或當罪已盡，後又犯法者，並聽以歷任之官當之。官當而喪官之人，並不失去法律上的特權地位，在法律上仍比平民優越。《唐律疏議》和《宋刑統》均規定：官階低微，不足以當其罪者，餘罪收贖；官已當盡，未重敘之前，又犯罪者，聽以贖論。官雖已盡，但因官而生的贖權仍在。

明、清在官當方面比唐宋明顯收斂，官吏免刑的范圍以笞杖輕罪為主，方式主要是罰俸，降級和除名。明律例規定：官吏應受笞杖刑者，笞四十以下附過還職，五十解見任別敘，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見任，流官於雜職內敘用，雜職於邊遠敘用，杖一百者始罷職不敘。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過各邊職役，五十罷見役別敘，杖罪並罷職役不敘。《清律》規定：「凡內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該笞者，一十罰俸一個月，二十、三十各遞加一個月，四十、五十各遞加三個月，該杖者，六十罰俸一年，七十降一級，八十降二級，九十降三級，俱留任，一百降四級調用」。又雲：「凡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一切有頂戴官，有犯笞杖輕罪，照例納贖，罪止杖一百者，分別資參除名，所得杖罪，免其發落」。

官當的形成

官當現象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決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的，是歷史文化的必然。它因儒家「親親尊尊」、「君君臣臣」的等級觀念而生，同時也為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宣揚和發展儒家等級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官當等官吏特權現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組成部分。

官當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禮法等級觀念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禮和刑是古代中國法制的兩大組成部分，它們所強調的就是人的貴賤尊卑的差等。《禮記》有雲：「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延有位，則民有所讓。」《荀子》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於庶也。」禮之等級明顯可辯。關於刑，荀悅有雲：「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賈演曰：「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官吏貴族縱有違法，不用刑制躍然可見。所以，荀子在《富國篇》論曰：「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這種禮法等級制度，正是官當現象出現的文化背景。進入春秋階段以後，「禮崩樂壞」，法家崛起，主張法制，於是「法布於眾」，「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官吏不能再置身於法外，但由於禮法觀念的深遠影響，法家「刑無等級」終不能實施，議請，當贖等作法自然而生。

官當是儒家思想影響法律的直接產物。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過程中，法家思想逐漸成長起來，並在中國歷史上一度成為統治思想。秦朝重視法制並不等於重視法學，它嚴刑峻法、橫征暴斂、濫用民力，實施高壓專制統治，很快被西漢所取代。西漢王朝鑒於秦之的教訓和經濟凋敝的情況，首先採取了黃老思想，主張約法省刑，清靜無為，以休養生息。但道家思想過於消極，不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到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黷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開始確立起來。儒家思想就其淵源而言，可以上溯到殷、周「天命神權」和「禮治」，因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而試圖修之而產生。但漢的儒家思想已遠遠超出了孔孟所主張的「禮治」、「仁治」、「德治」的范圍，它經荀子的發展，已不再強調維護貴族世襲特權的舊禮，而是倡導適合封建地主階級需要的、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新禮。荀子曰：「隆禮至法則國有常」，「治之經，禮與刑」，儒家開始吸收法家的觀點，主張「禮」、「法」並用，維護統治。到董仲舒時期，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道、陰陽五行等多派思想，形成了完全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完整思想體系。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長幼之序」，宗法、皇權、綱常、忠義等等，無不打著等級特權的烙印。這種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影響法律。法為儒用，法必然是維護等級特權的法。董仲舒認為：「聖人之性」，「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中民之性」，「厚其德而見報簡其刑」；「斗筲之性」，「民者，瞑也」，「發刑罰，以立其威」。人有差等，禮刑有別，用刑不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官當的出現是必然的。漢朝法制從立法到司法的儒家化，是官當出現的直接原因。

官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廣為流傳的主導型文化。在國際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講究等級特權，坐在等級特權頂峰的就是皇權。馬克思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官吏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們是聖人，是立法者，司法者，即或有罪，也可以教化明理，而不必加於刑。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儒學所倡導的。官吏受儒學蔽護，勢必竭力鼓吹維護儒學，儒家文化自然久盛不衰。在這種相互作用中，逐漸形成了官僚吏制與儒家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議請、當贖、減免自當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始於北齊律（北朝），它是將危及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條最嚴重的罪名，集中置於律首，以強調這十種犯罪是打擊的主要對象。北齊律所規定的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規定的十惡，就是在此基礎上稍加損益而成的。

1、「重罪十條」是《北齊律》中規定的對十種最嚴重的犯罪予以嚴厲制裁的制度，在此之前，就已相繼出現在秦漢的律令當中。北齊統治者在總結歷代封建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將統治階級認為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和統治秩序最嚴重的犯罪集中概括為十種，稱為「重罪十條」，置於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為封建法律重點打擊的對象。

2、這十種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犯此十條者，不僅要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而且不得適用「八議」和贖刑的有關規定。

3、從「重罪十條」的內容看，主要包含兩大罪行：一類是嚴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個人尊嚴及威脅統治秩序的犯罪行為，另一類是嚴重違背封建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把這兩類行為列為重罪予以嚴懲，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和封建的倫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秩序。

4、「重罪十條」自北齊確立以後，對後世封建立法影響極其深遠。隋唐律在此基礎上發展為「十惡」定製，並為宋元明清歷代所承襲。

四 准五服以制罪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內的親屬之間的相互侵害行為。「五服」制度是中國禮治中為死去的親屬服喪的制度。「五服」是指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親屬關系遠近及尊卑，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本質是維護家族的等級制。

晉制《晉律》時，第一次將禮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五服」，即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血緣親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稱「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服制愈近，即血緣關系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緣關系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

㈦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發展和傳統立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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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的儒家化在立法中的主要體現

就法律內容而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以「禮法合流」為主要特點，確定了一系列反映儒家倫理精神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而基本完成了中國傳統法律儒家化的進程，為中華法系在隋唐時期的發展與最終成熟奠定了基礎。

一、刑事方面
1 、「 八議 」 、 「 官當 」 入律與 「 准五服以制罪
(1) 「 八議 」 入律
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即 「 議親 」 、 「 議故 」 、 「 議賢 」 、 「 議能 」 、 「 議功 」 、 「 議貴 」 、 「 議勤 」 、 「 議賓 」 。 這八類人指：皇帝宗室親 戚(親)，皇帝故舊(故)，德行卓著者(賢)，才能過人者(能)，有大功勛者(功)，高級官員貴 族(貴)，勤政突出者(勤)，前朝皇室及其後裔(賓)。 「 八議 」 入律不僅維護了封建等級制，而且使禮律進一步融洽。
(2) 「 官當 」 入律
「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又稱 「 以官當徒 」 ，源於《晉律 》中的 「 雜抵罪 」 。官當制確立於南陳，為官吏享有特權提供了法律依據。
(3) 「 准五服以制罪 」
「 准五服以制罪 」 的原則是： 服制愈近，即血緣關系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緣 關系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 「 准五服以制罪 」 使法律成 為 「 峻禮教之防 」 的工具，從而確立了後世法定親(屬)等(級)制度。
2、設立 「 重罪十條 」
北齊修律時，總結了歷代統治經驗，將嚴重危害封建國家利益與違背封建禮教的言行歸納為 十條，稱為 「 重罪十條 」 ，這十條是： 「 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 、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 犯此十種罪者，即使原應享有 「 八議 」 特權，其罪仍不贖不赦。 「 重罪十條 」 的設立使法律能夠更好地服務於皇權，而且 進一步將禮與法律結合起來。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中規定的 「 十惡 」 即源於此。
3、刑罰制度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由奴隸制的舊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逐漸過渡。這一時 期刑罰制度的發展主要表現為：(1)族誅的廢除與緣坐范圍的縮小； (2)肉刑日趨減少，北齊最終廢除宮刑； (3)酷刑日益減少； (4)流刑被定為減死之刑。
二、其他方面
維護士族統治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政治法律的中心任務，上述刑法方面已有突出反映。其他方面也大致如此。
1、在官吏選任上實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將選官之權由地方豪強收歸中央，結合門第、德才和社 會輿論多方面考察，選才標准較前嚴密。將人品分為九品，在人才學分類上是一創新，對考 核人才，勸導風俗，鼓勵奮發向上有積極作用。
2、清議禁錮之科的設立
這是庶族與士族斗爭的產物。清議，即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依據，臧否人物。為官者一旦觸犯清議，便會丟官免職，被禁錮鄉里，不許再入仕。
清議禁錮之科的設置從政治上來說是為了適應庶族遏制士族而設，但客觀上也起到了維護 封 建家族關系，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的作用。
3、在婚姻上強調士庶有別，良賤不婚
士庶有別，良賤不婚，意在維護士族的特殊社會地位，鞏固封建等級制度。

㈨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在歷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什麼

一 立法概況
(一)三國時期的立法概況

在鼎立形勢下的三國法制，一般沿用漢制，承襲漢律。但都有自己編纂的法律，尤以魏國法律較詳備。魏明帝時制定的魏律對後世有較大的影響。魏明帝曹睿下詔改定刑制，由陳群、劉邵等人參酌漢律，「作新律十八篇」，這就是三國時期著名的《魏律》。魏國這次大規模的修律活動，實際上是對秦漢相沿的舊律作了一次較大的改革。魏律內容與條文更加統一，結構更加嚴密。對晉律的制定有直接影響。蜀國定都於成都之後，曾由伊籍與諸葛亮、法政等人「共造蜀科」，作為蜀國的重要法典。

在吳國，據《文獻通考》記載，「吳之律令，多依漢制」。其立法活動。

(二)兩晉的立法概況

西晉時頒行過律、令、故事、式，皆為東晉所沿用。《晉律》（又稱《泰始律》）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晉律》與漢、魏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

1、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別了律與令的性質。《晉律》頒行後，張斐、杜預兩大律學家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晉律》具有同等效力，稱為《張杜律》。

2、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晉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典之首，以完善《新律。刑名》中的刑法總則，並加強其統領諸篇的地位。

3、禮律進一步融合。為了維護士族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三)南北朝時期的立法概況

從立法情況看，總的來說是北朝法律優於南朝。南朝統治者由於熱衷玄學，崇尚清淡，朝野上下都不重視法律的編纂，因此在封建法制方面沒有什麼建樹，基本上是沿用《晉律》。

北朝幾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十分注意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重視律令的編纂。其中《北魏律》和《北齊律》上承漢、魏、兩晉，下啟隋、唐，在完善我國封建法典的歷史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北齊律》不但吸收魏晉立法的經驗，而且經過當時律學家總結前代法典編纂的得失，被稱為「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北齊律》共計十二篇，949條。其中將《北魏律》的刑名、法例合為名例篇冠於律首，使其在刑律中起著定罪制，「較舉上下綱領」的統攝作用，增強了封建法典的科學性。而定律十二篇，則是完成了漢以來封建法典由繁至簡的改革過程。

二 法律制度的主要發展變化

(一) 首創「八議」、「官當」制，特權制度法典化

魏律首定「八議」制度。這是封建等級特權原則在刑法適用上的進一步具體化，是對封建貴族官僚減免刑罰處分的特權規定。「八議」的對象是「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凡屬上述八種人犯死罪時，「議其所犯」奏明皇帝裁處，一般可降為流罪，流罪以下減刑一等。

至北魏、南陳時，法律還確定了「官當」制。這是封建法律關於官吏用官職爵位抵當徒罪的一種制度。

(二) 五服制度成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所謂「五服」，即根據親屬關系的遠近所規定的五種喪服的服制，根據服喪期限的長短與喪服質地的粗細，服制共分斬衰（三年）、齊衰（一年）、大功（九個月）、小功（五個月）、緦麻（三個月）五種，統稱「五服」。親者服重，疏者服輕，依次遞減。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即對於親屬間的相互犯罪，根據五種喪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來量刑定罪。服制愈近，對以尊犯卑者的處罰愈輕，對以卑犯尊者的處罰愈重；服制愈遠，則與此相反。它是罪刑確立標准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進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現，並對後世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封建法律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正式確立於《北齊律》，是指被封建統治者認為直接危害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種最嚴重的犯罪，包括反逆（謀反、篡權）、大逆（毀壞皇家宗廟、山陵或宮殿）、叛（背叛國家、里通敵國）、降（投降敵偽）、惡逆（謀殺或毆打尊親屬）、不道（殘酷地殺人，如殺一家非死罪者三人以上）、不敬（偷盜皇室器物或祭祀用品，過失危及皇帝安全）、不孝（不奉敬侍養尊親屬或不依禮服喪）、不義（逆殺本屬官長）、內亂（親屬之間犯奸亂倫）。凡犯有「重罪十條」之一者，不在八議、上請、贖免之列，一律予以嚴懲。

(四) 刑罰制度的改革進步

族刑連坐范圍不斷縮小。魏初將「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犯者「腰斬，家屬從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孫」。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改定律令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東晉「惟不及婦人」。北魏初期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而以「女子沒縣官」。自東晉、北魏以後，凡從坐之婦女，母妻姊妹等得以免除死刑而沒為官奴婢，這對於後世的刑罰制度有明顯的影響。

免除宮刑，進一步廢止肉刑。魏晉時，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化，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恢復肉刑的聲浪迭起，因此多次引起了關於肉刑的爭論。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法律，就法定刑罰而言，是沿著進一步廢止肉刑的方向發展的。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公元547年）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公元569年）：「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至此，結束了宮刑的歷史。

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西漢文景時期刑制改革以後，勞役刑與笞刑地位日益上升，成為刑罰制度的主體內容。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繼續改進，新的封建五刑制度初步形成。

（五）法律形式、立法體例的發展和法律概念的規范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封建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於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出現，它們互相補充成為統治階級手中靈活有效的法律武器。從而推動了隋唐以後律令格式並行的局面。

中國封建法律之體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首先，改具律為名例律，置於律首，使居重要地位。置刑名於律首始於曹魏，綜合刑名法例為名例成於北齊。其次，經過長期沿革，北齊定律十二篇，為以後隋唐律的篇章結構提供了先例。

刑法的特定概念，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日漸規范化。就晉律而言，從張斐《律表》中已可看出，明確規定了故意與過失的區別；主犯與從犯的區別；罪與非罪的界限；罪與罪之間的區別等，

對封建刑法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三 司法制度和訴訟制度

三國時期的司法機關基本上沿用漢制，中央由廷尉、御使、尚書三部分組成。廷尉是最高審判機關的長官，下設屬官政、監、平。南北朝時，北齊將廷尉擴大為大理寺，為專門審核刑案的官署，設卿、少卿、丞為主官，下有政、監、平，並置律博士，明法椽若幹人，使中央司法機關趨於完備。在地方，由行政長官兼理獄訟，一般是由縣令先作判決，後經郡太守，如郡太守不能斷決，送州刺史，最後送廷尉。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司法審判制度，大體沿襲東漢之制，又有所發展改進，主要表現在：

皇帝直接控制審判親自錄囚。為了加強對司法機關審判活動的監督檢查，這一時期普遍推行錄囚制度。許多皇帝都親自參與審錄訊問囚徒的活動。同時皇帝也常派法官近臣，前往各地審錄囚徒。南北朝時期，封建皇帝還通過案驗制度，監督檢查各地的司法審判工作。

確立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為了慎重對待人命關天的死刑重罪，同時也為了便於封建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大案要案，開始逐步確立死刑奏聞皇帝復核的制度。死刑奏聞復核制度的確立，直接影響到後世的司法。隋唐時期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死刑三復奏制度。

「登聞鼓」直訴制度的建立。這種在朝堂外設鼓以待有冤抑者擊鼓直訴的制度，有利於補救審級限制的某些弊病，也有利於防止司法官員枉法舞弊，是對不許越級起訴限制的補充，符合訴訟審判制度發展的進步趨勢。

㈩ 試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在立法體例和內容上的重大變化

試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納禮入法」的刑法原則和刑罰制度。
刑法原則：
1）確立「八議」原則
最先確立「八議」原則的是三國時期的《魏律》。以《周禮》的「八辟」為依據，規定司法機關對八種人（即各種貴族及一定地位的官員）犯罪，必須奏請皇帝，由皇帝交有關大臣集議減免刑期罰。從此，直至清朝，各朝法典均規定了「八議」原則。
2）確立「減輕婦女從坐」的原則
秦、漢時期，婦女隨何親屬從坐，法律無明確規定。往往父家或夫家有人犯罪，婦女皆可能從坐。至三國曹魏，開始明確規定：未嫁之女，隨其父母從坐；已嫁之婦，隨其夫家從坐。這一規定雖然廢除了婦女的雙重從坐，但因族誅而從坐的婦女仍處死刑。至東晉，則進一步減輕對坐婦女的處罰。晉明帝太寧三年（公元325年），東晉明確規定，對因族誅而從坐的婦女不再處死刑。這一規定對後世的刑法原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確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則
最先確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則的是西晉時期的《晉律》，即《泰始律》。五服，原是中國古代標志親屬的喪服制度，西晉以前，曾用來確定人們的贍養、繼承等民事關系，自《晉律》規定「准五服以制罪」後，則又成為處理親屬相犯等刑事案件的原則。依據這一原則，服制若近，以尊犯處卑處刑則輕，以卑犯尊處刑則重;服制若遠,以尊犯卑處刑相對變輕。「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自《晉律》確立後，一直沿用到清朝。明、清律還附有喪服圖，以便司法機關量刑時參考。
4）確立「官當」原則
「官當」就是用官職折抵刑期罰。《魏律》和《晉律》規定的「雜抵罪」是「官當」之源。《北魏律》規定的犯官可用其官爵折抵徒刑的內容是「官當」之實。至南朝《陳律》則始有「官當」之名。《陳律》規定：官員可用其官當徒刑二年。「官當」原則是自南北朝時期確立後一直沿用到宋朝。
刑罰制度：
進一步朝著廢除肉刑時未彼廢除的宮刑，也基本上被廢除。另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刑期罰制度，亦逐漸趨於簡明和規范。為隋《開皇律》確立新五刑二十等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