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化是什麼
A. 什麼是 道德教化
從本質上說，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論不能影響人的心意態度、情感歸依、意志品質和行為傾向，那麼，它就只能是天下虛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倫理價值層面上，把人從人的本性狀態提升到人性狀態的工作。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則是人成為的特質。人不是天生就成為了人應成為的樣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B. 沒有什麼僅僅以道德教化來維持廉潔是不夠的
沒有強制性。
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和規范。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念，沒有任何一種道德是永恆不變的。
道德不是天生的，人類的道德觀念是受到後天的宣傳教育及社會輿論的長期影響而逐漸形成的。這是一種道德相對主義，與之相反的主張則稱為道德絕對主義。道德很多時候跟良心一起談及，良心是指自覺遵從主流道德規范的心理意識。
C. 道德指什麼
道德是一個漢語詞語，拼音是dào dé。一指社會意識形態之一；二指合乎道德的；三指老子《道德經》的省稱；四指僧道修行的功夫、法術。
詳細解釋
1.道德是通過行為規范和倫理教化來調整個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意識形態，是以善惡評價的方式調整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准則、標准和規范的總和。道德規范的調控作用幾乎體現於人們的所有活動領域，既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有組織的社會活動中。道德屬於上層建築，必須適合經濟基礎狀況。
2. 社會意識形態之一，它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和規范。道德通過社會的或一定階級的輿論對社會生活起約束作用。
D. 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是什麼意思
抄名言內容：服民以道德襲．漸民以教化。
名言解釋：
宋·歐陽修《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漸(jian堅)：逐漸感染。這兩句大意是：要以高尚的道德使人民順服，用教育感化的手段使人民逐漸受到感染。
對人民應以正面教育為主，以淳厚的風習、高尚的節操去影響人民，在潛移默化中使人民受到教育，受到感染。言外之意，任何急功近利的教育，任何粗暴野蠻的硬性限制，都收不到好的效果。即使在商品經濟發展的今天，這種潛移默化的道德教育也是少不了的。可藉以說明加強正面教育的重要。
E. 孟子的道德教育內容是什麼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時」等觀點，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創見的關於民眾道德教化的理論和方法，這對於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啟迪作用。 一、民眾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條件：由立「恆心」引出制「恆產」孟子民眾道德教化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重視「心理—情感」因素對人們行為的決定作用。在孟子看來，要實現道德教化的目標，關鍵在於樹立民眾的「恆心」。孟子所謂的「恆心」，簡單地說就是遵守基本倫理規范所必需的心理穩定狀態。有此「恆心」，民眾就能做到「不為惡」、「不犯刑」；否則民心漂浮，日常行為就極可能「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因此，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實現「恆心」從無到有的轉化問題。孟子由此通過分析民眾與其職業密切相關的心理—情感特點，考察實現這一轉化的條件。孟子所謂「民」主要指農業勞動者，他們需要「恆產」或穩定的產業來維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認為，沒有「恆產」這一物質基礎，空談倫理要求，根本不會為民眾所接受，因為他們「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因此，孟子得出結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同上）。這就意味著道德教化的現實前提在於「制恆產」，沒有「恆產」作物質基礎，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進入「民心」。為了強調制「恆產」對於立「恆心」的重要性，孟子還進一步闡釋了「恆產」對於道德教化的積極意義：首先，制「恆產」是「惠民」的表現，它能喚起民眾的情感認同，從而樹立統治者的威信。其次，孟子認為，民有「恆產」，就不會終年為生存發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閑暇」。這一閑暇為民眾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條件。孟子強調：「明君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這里，「從之也輕」所描述的正是民眾消除了基本的生存憂慮，從而願意接受引導的心理狀態。二、民眾道德教化的現實過程：從有「恆產」到有「恆心」民有「恆產」是否就能保證有「恆心」呢？孟子以性善論為根據，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孟子認為，人都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人生來就有的道德萌芽，即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喪失，這在民眾表現為「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告子上》）。就是說，如果沒有教養，無論有無衣食之憂，民眾都可能有這種表現，其原因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說，民無「恆心」的客觀原因是無「恆產」，主觀原因則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眾有「恆心」，還必須注重主觀方面的培育。同時，也正因為人人都有「四心」，培養民眾的「恆心」，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強調，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確立民眾「恆心」的合理途徑。而在孟子那裡，道德教化的具體內容則是指在「人倫之理」的指導下，將一套倫理規范融入民眾的生活習慣，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行為准則，具體說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還提出了一套實施道德教化的方法。這套方法的具體內容是：首先，與職業規律相結合，將道德教化的內容融入制「恆產」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它是「使民以時」的另一面，既要「不違農時」，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閑暇來進行道德教化。它意味著實施道德教化應把握時機，並將經濟發展和倫理建設結合起來考慮。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盡心下》），即仁義之理不離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實處，必須從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內容能指導人們的現實行動。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制度的設置。孟子主張將「政」與「教」相結合，他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這意味著，合理的制度應既使百姓得到實惠，又能培養百姓的規范意識。這樣，倫理規范就可通過制度的實施深入到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從而引導人們形成合乎倫理的生產和生活習慣。三、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執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和個人思想背景，就其具體內容說，無疑具有其歷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認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合理因素，這尤其表現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具體說，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論上對當代中國實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鑒意義。首先，經濟與倫理相聯系的視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個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圍繞制「恆產」與立「恆心」及其相互關系展開的。可以說，經濟倫理的視角一直貫穿在這些思想中。在現代社會，經濟倫理的視角對於我們審視、思考社會道德建設問題尤為重要。從孟子對制「恆產」與立「恆心」關系的論述看，它實際上力圖將「惠民」與「教民」融合為同一過程。與之相應，如果我們能在制度設計時，考慮到福利政策與社會道德建設的相互配合和有機結合，無疑能取得更好效果。孟子強調立「恆心」必須以制「恆產」為前提，同時將價值理念融入到制「恆產」當中。這一思想引申到現代社會道德建設意味著：只有創建有利於人們踐行價值理念的制度環境，建立一套可供人們在實踐中體驗的制度，社會道德建設才能切實深入人心，從而指導人們的現實行為。其次，孟子認為道德教化的實施必須「不違農時」，同時利用「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公孫丑上》），以此引導民眾的「業余」文化生活。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實施應考慮對象職業的特點和規律。這一點在現代道德建設中也不容忽視。其具體內容應包括：通過倫理精神與職業規范的結合，引導人們形成合乎規范的行為方式；道德宣傳與職業道德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以道德的觀點審視他們熟悉的對象和行為方式。這樣既易為人接受，又切實易行。最後，孟子注重從對象的心理—情感入手進行道德教化。他主張，通過制「恆產」來確立民眾認同倫理規范的心理—情感基礎，然後通過倡導人倫之理來逐漸改造民眾的自然性情。這種方式可表述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它通過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於「情」、「情」「理」交融來提升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實現一個「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這種強調「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為我們的社會道德建設所借鑒。這不僅因為幾千年來「合情合理」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在於它作為道德倡導方法，本身就具有合理性。可以說，要使道德倡導深入人心、使社會規范的要求內化為人們的道德心理，就不能單憑倡導主體的主觀願望，而應把握對象的現實心理—情感狀況，從人們關心的現實問題入手，這樣才能逐漸將人們引向對行為規范的認同。綜上所述，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對於當代中國實施公民道德教育在方法上的借鑒意義，集中體現在對「恆產」與「恆心」的論述中。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孟子的「恆產」與「恆心」是以等級和身份意識為前提和基礎的，具有歷史局限性，因而必須以新的時代內容來置換它們的原有意蘊。簡單地說：孟子的「恆產」在現代應轉換為對維持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個人合法財產的保障以及社會提供給個體的提升生存質量的各種機會。在最為一般的意義上，「恆產」可理解為以制度形式來保障的各種個人正當利益。「恆心」在現代首先可理解為每個公民都應具備的「公民意識」，即遵守社會公德的自覺，它是對所有公民的最低要求；其次它還包括人們在具體職業活動中應有的敬業精神；在更深層次上，它還可以引申為一種內心操守；不以任何不道德的手段逐利，不因功利追求而導致人格的扭曲和異化。通過上述轉換，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必然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這是我上搜索的，希望有用】
F. 道德對社會主體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點，有哪些特點
古代中國以道德立國，此誠如學者王國維所論：「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殷周制度論》)。也正因此，古人極為關注社會道德問題，甚至視之為國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線。所以宋代蘇軾在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說出了這樣一番有名的話：「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主流話題，並形成了自身鮮明的歷史特點。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上，中國古代先哲認為道德教化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孔子所謂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就表明了這種重教化的思想傾向。較之於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罰的威逼高壓，先哲以為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道德教化起著更為持久而強大的主導作用。如管子就這樣說道：「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管子·權修》)孟子則徑直主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從文意可見，「善教」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義無疑也就更大了。其次，這也緣於先哲認為在道德和法律之間，前者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為基本和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古代法家是主張「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亂」。但儒家則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充分顯示了對「德、禮」的倚重，對「政、刑」的疑慮。孟子則接孔子余緒進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後儒循孔、孟遺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呂氏春秋·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正。」漢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務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潛夫論》)儒家所謂的德治即禮治，實亦即「教化」，「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難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優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論，正明確表現了此種態度。由於後來儒家的顯學化與官學化，這種重道德教化的立場也成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儒家並不一概否認法律的意義和作用，但相對而言，儒家認為法是相對的，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鹽鐵論·申韓》)。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為根本的依託，「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漢書》第90卷)。東漢崔寔還形象地形容法僅為治理亂世的「葯石」：「夫刑罰者，治亂之葯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葯石供養也」(《後漢書》第52卷)。文中「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之說，生動而意味深長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對道德教化的認知與期待。二、「四行舉人」古代社會權力集中於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職主要是由政府來承擔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將官職授給那些品行傑出的人。孔子早就說過，「學而優則仕」，對此通常的理解是學業有成，則加官晉爵。這當然不錯，只是孔子所言說的「優」，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條件有二：智慧與卓越的品格，就如《禮記》所說的「選賢與能」。史稱早在三代時就任官以德了。據清儒顧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日知錄》)。西人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贊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它是文化精英主義，盡收天下英才於政府之內。考之史實，這固然不錯，只是這里的精英有雙重含意，即為學和做人。在科舉成制以前，人才的選擇尤重社會的推薦和公選，一般是將那些操守卓越，有較好社會聲望和口碑的人選入政府。如《冊府元龜》所載，「漢以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的人，均賜以「榮官」。如西漢孝文帝時，於烈為光祿卿，他的兒子於登進入了後備官員的行列，於烈卻上表請求廢黜其子。孝文帝聞知後大為於烈的公心與謙讓所感動，說：「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於是特別招見登，說：我今天要破個例了，你的父親力行謙讓，而有直士之風，所以我要將你封為太子身邊的官。西漢元帝則發明「四行舉人」。所謂「四行」，即4種道德品格，具體言之即「質朴、敦厚、遜讓、有行義」。有此4種品格的人，就會受到舉薦，有機會到政府中做官。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舉人以德，蔚然成風。西漢名臣東方朔，早年為謀一職位，曾寫過一篇自薦性的文章，內稱：「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漢書·東方朔傳》)。文中所謂「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說道德品格多麼的好。東方朔以此作籌碼，看來當時謀取公職的條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漢代的「舉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謂「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為舉止清正廉潔。西漢名臣丙吉，病危之際皇帝來看他，並問什麼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舉陳萬年，因為「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漢書·丙吉傳》)。後來陳萬年果然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里「官孝子」所顯示的，也無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會氛圍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則會被清除出官吏隊伍。《漢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駕崩，他擔心路上有賊，就將計劃暫緩執行。於是有人譏諷何武事親不篤，孝行不好，哀帝聞知後也甚為不滿，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並且頒布詔書說：「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四方」(《漢書·何武傳》)。賢者在位，不肖者去職，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教化，它以無言的行政措施向社會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許就有機會廁身廟堂之上。此誠如明儒歸有光所論：「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與焉。」(《震川先生集·別集》第1卷)總之，諸如「四行舉人」一類的「獎善」措施，其所表揚的主要是古代社會所需要的德性與品格。如古代社會需要家庭的穩固、需要養老、需要勤勞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為一大德目受到誇贊和嘉獎。漢高祖重「孝悌力田」，漢成帝也「賜孝悌力田爵二級」。「獎善」的目的在於彰善揚德，所以對於那些有品節、有聲望的社會賢達，政府也會隆重地予以表揚。因為「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冊府元龜》)。古代「獎善」的方法五花八門，一般有詔令嘉獎、封爵號、賜予物品、晉陞官爵、免賦役等。如西漢元鳳元年，昭帝下令賜郡國有品節者50匹，而對那些「修孝悌」之行、在鄉里有廣泛影響的人，則要求郡縣在正月酌給「羊酒」。西漢元始二年，平帝下詔贊揚公孫弘，賜其做官的子孫，「爵內侯，食邑三百戶」。魏晉時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與祖母相依為命。晉武帝征他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李上《陳情表》，痛陳要孝養祖母之情狀，難以成行赴任。史稱帝覽表大為感動，「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三國時的楊弘，3歲喪父，養母數十年，母活到93歲過世，時年弘75歲。史稱他悲痛異常，「哀毀過禮」。魏武帝為「樹其純孝」，為天下立榜樣，准許免去他一家勞役租賦，還給他一個「散員」的稱號。另外，「旌表」也是歷代王朝經常採用的一種表揚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導迪民彝之具，使人審所趨向而樂於為善……旌褒者，非我國家導迪之具乎。」(《冊府元龜·旌表》)所謂「導迪民彝」，即激揚風化，敦率人倫。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門閭」，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門上留下特殊的標記，如掛上匾額，或者是樹起牌坊等，以示嘉獎。古代「獎善」的內容固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但表揚有德的做法本身，還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為良好的社會風尚必須政府花大力去建設，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國「學而優則仕」，實行精英治理，官員大都是社會上的傑出者，故而他們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也是知識與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負了教育民眾的責任。漢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說，可謂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員的道德教化義務：「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漢書·董仲舒傳》)。漢儒賈誼則認為，移風易俗並非是「俗吏」所能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擔當的重任，「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漢書·賈誼傳》)。文意雖不無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為官員大任的態度還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為民父母」觀念的影響，後世的「英俊」，不僅在道義上自覺地教民禮義，而且在責任上也有這種義務，因為為官一方，即是「為民父母」，理應「使天下回心鄉道」。漢代酷吏嚴延年母親對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說明問題：「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漢書·嚴延年傳》)。嚴母這席話也表明，「為民父母」應有「仁愛教化」，這在古代已是婦孺皆知的了。漢代地方的郡守權力很大，史稱「重於諸侯」。漢代的郡守尤為重視「教化」。如東漢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後漢書·李膺傳》)。又如韓延壽為官，「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漢書》第76卷)。他任潁川太守時，就厲行「教化」。原來當時潁川一帶，民風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報，衍為沖突，化為仇敵。韓延壽欲改變這種凶暴的民風，就特別推行「敬讓」之道，想讓他們學會禮讓，但又擔心老百姓不聽。於是他想辦法將當地數十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請來，設宴款待，他親自作陪，執禮相敬，還向他們請教當地的風土人情，人民的疾苦，並乘機向諸老宣講和睦親愛的好處，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諸老都以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漢書》第76卷)。由於延壽的努力，潁川的風俗為之一變。後來黃霸為官潁川時，繼續推進。他一是選擇一些品性較好的人為吏，再加上府縣學生，讓他們廣泛宣傳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戶曉。二是下令郵亭之吏養雞養豬，「以贍鰥寡貧窮者」。把這兩件事辦好了，然後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稱他「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黃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細密，常涉及柴米油鹽之類的俗務，而且「教令」都傳入了「閨閣」(《漢書·黃霸傳》)。在韓延壽和黃霸兩任郡守的努力下，結果這里「教化大行」，成為文明禮儀之鄉。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見一斑。歷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遠不止上述幾位，東漢的秦彭也頗為典型。他為山陽太守時，很重視禮儀之教。史稱他「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饗、射之禮時，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讓之儀」。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屬吏有過錯，只是罷遣而已，並不多加指責。所以「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漢書·秦彭傳》)。東漢仇覽，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稱模範。他任蒲亭長時，在農事之餘，辦學授徒。村民有喪事，他盡力相助，又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他在任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鄉民陳元與寡母合居，母親呈堂告他不孝。仇讀罷狀紙很驚訝，說：前幾天剛到你家去過，見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時」，你兒子不像個壞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養孤，苦了一輩子，怎麼能一時氣憤而將兒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惡名呢？「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仇覽的教化，不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鄉，果然是移風易俗了。東漢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傑出。他曾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後，教民耕作，實即使當地人民進入農業文明。當初，當地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任氏於是移書屬縣，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齒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稱他推動了華夏文明的南傳，即「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另一人指漢中錫光)」(《後漢書·任延傳》)。中國古代一直有華夷之辨，而華夏文明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故到邊關任職的官員，在實施華夏禮儀治理的同時，也就傳播了中華文明。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蠻。後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陽明堪稱典型。王陽明為明代著名哲學家，也是一代心學大師，從其文集中可見，他在江西為官時，十分留意社會的道德教化。他專門寫有《興舉社學牌》(《王陽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長教育好子弟，「務在隆師重道，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對於民風民俗，王陽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飭，以期人們「朝夕聚合，考德問業」。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職，宗旨是「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王陽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王陽明全集》第18卷)。在《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陽明更顯得苦口婆心：「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故吾言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王陽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語氣之懇切而近於祈求，可見王陽明對鄉里教化的傾心；而內中「德政」雲雲，則表明移風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為政的一種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視鄉村社區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官員的做法固有差異，但在其轄區內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構建道德文明則是一致的。常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糧完賦的任務，但移風易俗，宣揚道義，文明一方，也是其職責所在。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歷久彌堅，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廣被天南海北，與古代「循吏」的前赴後繼地著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G. 道德教育內容是什麼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時」等觀點，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創見的關於民眾道德教化的理論和方法，這對於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啟迪作用；
民眾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條件：由立「恆心」引出制「恆產」；
孟子民眾道德教化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重視「心理—情感」因素對人們行為的決定作用；
在孟子看來，要實現道德教化的目標，關鍵在於樹立民眾的「恆心」。孟子所謂的「恆心」，簡單地說就是遵守基本倫理規范所必需的心理穩定狀態；
有此「恆心」，民眾就能做到「不為惡」、「不犯刑」；否則民心漂浮，日常行為就極可能「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實現「恆心」從無到有的轉化問題；
孟子由此通過分析民眾與其職業密切相關的心理—情感特點，考察實現這一轉化的條件；
孟子所謂「民」主要指農業勞動者，他們需要「恆產」或穩定的產業來維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認為，沒有「恆產」這一物質基礎，空談倫理要求，根本不會為民眾所接受，因為他們「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因此，孟子得出結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同上）。這就意味著道德教化的現實前提在於「制恆產」，沒有「恆產」作物質基礎，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進入「民心」；
為了強調制「恆產」對於立「恆心」的重要性，孟子還進一步闡釋了「恆產」對於道德教化的積極意義：首先，制「恆產」是「惠民」的表現，它能喚起民眾的情感認同，從而樹立統治者的威信；
其次，孟子認為，民有「恆產」，就不會終年為生存發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閑暇」；
這一閑暇為民眾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條件。孟子強調：「明君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這里，「從之也輕」所描述的正是民眾消除了基本的生存憂慮，從而願意接受引導的心理狀態；
民眾道德教化的現實過程：從有「恆產」到有「恆心」民有「恆產」是否就能保證有「恆心」呢？孟子以性善論為根據，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孟子認為，人都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是人生來就有的道德萌芽，即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喪失，這在民眾表現為「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告子上》）；
就是說，如果沒有教養，無論有無衣食之憂，民眾都可能有這種表現，其原因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說，民無「恆心」的客觀原因是無「恆產」，主觀原因則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眾有「恆心」，還必須注重主觀方面的培育；
同時，也正因為人人都有「四心」，培養民眾的「恆心」，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強調，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確立民眾「恆心」的合理途徑；
而在孟子那裡，道德教化的具體內容則是指在「人倫之理」的指導下，將一套倫理規范融入民眾的生活習慣，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行為准則，具體說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還提出了一套實施道德教化的方法。這套方法的具體內容是：首先，與職業規律相結合，將道德教化的內容融入制「恆產」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它是「使民以時」的另一面，既要「不違農時」，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閑暇來進行道德教化。它意味著實施道德教化應把握時機，並將經濟發展和倫理建設結合起來考慮；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盡心下》），即仁義之理不離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實處，必須從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內容能指導人們的現實行動；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制度的設置。孟子主張將「政」與「教」相結合，他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這意味著，合理的制度應既使百姓得到實惠，又能培養百姓的規范意識。這樣，倫理規范就可通過制度的實施深入到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從而引導人們形成合乎倫理的生產和生活習慣；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執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和個人思想背景，就其具體內容說，無疑具有其歷史的局限；
但不可否認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合理因素，這尤其表現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具體說，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論上對當代中國實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鑒意義；
首先，經濟與倫理相聯系的視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個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圍繞制「恆產」與立「恆心」及其相互關系展開的。可以說，經濟倫理的視角一直貫穿在這些思想中。在現代社會，經濟倫理的視角對於我們審視、思考社會道德建設問題尤為重要；
從孟子對制「恆產」與立「恆心」關系的論述看，它實際上力圖將「惠民」與「教民」融合為同一過程。與之相應，如果我們能在制度設計時，考慮到福利政策與社會道德建設的相互配合和有機結合，無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孟子強調立「恆心」必須以制「恆產」為前提，同時將價值理念融入到制「恆產」當中。這一思想引申到現代社會道德建設意味著：只有創建有利於人們踐行價值理念的制度環境，建立一套可供人們在實踐中體驗的制度，社會道德建設才能切實深入人心，從而指導人們的現實行為；
其次，孟子認為道德教化的實施必須「不違農時」，同時利用「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公孫丑上》），以此引導民眾的「業余」文化生活。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實施應考慮對象職業的特點和規律；
這一點在現代道德建設中也不容忽視。其具體內容應包括：通過倫理精神與職業規范的結合，引導人們形成合乎規范的行為方式；
道德宣傳與職業道德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以道德的觀點審視他們熟悉的對象和行為方式。這樣既易為人接受，又切實易行；
最後，孟子注重從對象的心理—情感入手進行道德教化。他主張，通過制「恆產」來確立民眾認同倫理規范的心理—情感基礎，然後通過倡導人倫之理來逐漸改造民眾的自然性情；
這種方式可表述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它通過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於「情」、「情」「理」交融來提升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實現一個「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這種強調「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為我們的社會道德建設所借鑒。
H. 中國傳統文化十分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將什麼置於三不朽之首
是立德。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穎達疏：「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
三國·魏·李康《運命論》：「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 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清錢謙益《戶科給事中孔吉授徵仕郎》：「夫給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為之。」
(8)道德教化是什麼擴展閱讀：
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構成人類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我們通常講的道德是指人們行為應遵循的原則和標准。道德的定義可以概括為：對身邊的人充滿善意，對社會有所貢獻。
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道德與法律不同，它是依據社會輿論、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品質，主要依靠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來維持。
道德一詞由來已久。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我國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現了「道德」這個詞語。「道」表示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則；「德」表示對「道」認識之後，按照它的規則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得當。
從中國儒家的創始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開始，千百年來．人們就一直重視道德問題。品德是多方面的，良好的品德包括：「愛心」、「尊敬」、「言談舉止」、「團結友愛」等。
I. 古代道德教化重要性的體現是什麼
在先秦復時期，儒家的道德教化制思想中，孝道是實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條。儒家的孝道是基於傳統所重的血緣根基上的，這一根基早在西周時期就被重視並確立起來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調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為我國儒家教化理論奠定了兩個理論基礎：一是對血緣親情紐帶的重視；二是以情感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養、塑造。
周公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限於倡導對親情的重視，更在於制訂了溫文爾雅的表達血緣親情的儀式，獲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偉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