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法治建設的方法
Ⅰ 如何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的結合起來,如何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1、要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方略重要意義。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必然要求。要注意防止和糾正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誤解和曲解,或者把二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強調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不是反對和排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強調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也不是反對和排斥加強民主法制建設,而是要使二者協調配合、共同發展。以為重視依法治國就可以忽視思想道德建設,重視以德治國就可以忽視民主法制建設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和片面的。
2、著力構建符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中央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為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提供了綱領,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加強公民道德建設,要大力加強思想道德教育,要緊密結合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現實和群眾實際生活,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觀念與社會不同群體的特點和要求統一起來;把理想信念與群眾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實踐性統一起來;把解決思想問題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把教育群眾同服務群眾結合起來,不斷增強思想道德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要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的陣地建設。
一切大眾傳媒、一切文化場所、一切精神產品,都要成為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正氣、倡導科學精神的重要陣地。要深入持久地開展「掃黃打非」斗爭,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文化環境。要高度重視黨員幹部在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中的示範和導向作用,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認真貫徹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原則,全面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帶頭身體力行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努力成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表率。要依法加強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管理,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行政、輿論等手段,在全社會規范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形成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
3、切實加強依法治國進程。
推進依法治國,一是在法律的價值方面,要形成以權利為基礎的新格局。法治社會要求法律建築在尊重人類的人格、尊嚴、自由、合理願望、進取精神和財產權利的基礎之上。
二是在法律的地位方面,要確立法律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重要領域中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法律在國家生活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法治社會的顯著特徵,法律的權威性要求任何政黨、團體、國家機關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法律。樹立法律的權威,就是要消除任何不受限制的權力,形成法律支配權力的權力運行秩序。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如果法律不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即使制定大量的法律,也是沒有意義的。
三是在法律的運行方面,要形成獨立的、合理的法律運行機制。在法治社會中,法律要實現其合理組織社會的功能,就要首先形成獨立的合理的運行機制。如果沒有獨立的法律運行機制,就根本談不上法律在社會中的保障地位。司法機關要相對獨立於其他國家機關和政治組織,依法獨立地行使職權。惟有如此,才能構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格局,形成全體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平等地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自覺依法辦事的局面,從而實現中國社會的法制化。
Ⅱ 淺談如何加強法治與德治建設
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堅持公正司法、加強檢察監督,更好守護公平正義、弘內揚美德善行。在司法辦案活容動中,各級檢察機關既要嚴格以明確的法律規范為遵循、為依據,又要深入領會和准確把握法律規范所體現的價值導向和思想內涵,充分考慮司法行為的社會效果,使司法活動既遵從法律標准又符合道德標准。要把維護公共道德作為司法辦案的重要價值追求,加大對見義勇為、扶危濟困、扶弱助殘等行為的司法保護力度,使執法辦案過程成為懲惡揚善的過程。
Ⅲ 從法律和道德關系,如何加強我國法治建設
改革開放春風的沐浴下,我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思想觀念日新月異,但是不可否認的在思想進步的同時也伴隨著某些糟粕,造成一些道德的淪喪。比如說,離婚率的不斷攀升體現了婚姻自由程度的提高,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大多數父母在追求自己第二春幸福的時候,卻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撫養和教育,以及他們的心理健康。有的父母甚至惡意地不撫養、放任孩子,使他們失去父母的關心和愛護,從而使他們對生活和社會失去了信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即使有些孩子沒有犯罪,但是在他們的心理永遠都會留下一片陰影,這成為人格不健全和心理不健康的潛藏因素。
對於這類事情,我國的法律並沒有進行完整調整和規范,只是有零星的法律條文或者是法律原則涉及這個方面的問題。例如:在婚姻法中第二十一條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在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時,未成年的或者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給撫養費的權利。以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父母有保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權利和義務。而且,即使是在刑法中也只是規定了遺棄小孩只有到達情節惡劣的時候才構成犯罪,才能剝奪父母老年的贍養權。其他的情形比如說,父母只給錢撫養但不教育,或者既不給錢撫養也不教育,或者遺棄小孩但是沒有達到情節惡劣的,法律都不能調整或規范,而這個時候靠的僅僅是道德的調整。我們只能說這個父母不好,那個父母狠心,但卻不能為這些孩子做什麼。法律只規定了父母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義務,也規定了他們不履行撫養義務時子女可以要求他們給付撫養費用,但卻沒有明確具體的救濟措施,唯一的救濟方法也只不過是社會輿論譴責一下,並不能切實的給以未成年人保護。
因此,筆者認為正確處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將道德譴責上升為法律責任的承擔,使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從而使這個問題能夠得到更好的解決。
Ⅳ 思想道德建設為法治建設提供什麼和什麼
思想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是引導和約束人們行為,保持社會穩定的兩個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倫理教化,引人向善
Ⅳ 怎樣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
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當中,應該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
Ⅵ 道德與法治教學方法有哪些
擇公道的教學內容是備好課的條件、教材的編寫意圖、難以把握的知識,教學內容的選擇要依據知識的特點、完成教學任務所需的時間和學生的實際情況等因素來決定。如何公道地選擇一課時的教學內容呢?首先是根據教材的編排來選擇。通常我們把一個練習的知識劃分成幾個小段落,所以內容要適當少選一些,由於在教學中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每個小段落為一課時的教學內容,現行數學教材就是這樣編排的,教師在備課時只要看一看教材的新授內容以及對應的習題編寫,就可以確定一課時的教學內容了。其次是根據知識的難易程度來選擇。一般來說,比較簡單的、學生易於接受理解的知識,內容可多選一些;對於學生難以理解。選擇一課時的教學內容時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以一節課能順利完成教學任務、所授知識有利於學生理解和把握為准
Ⅶ 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的聯系有哪些
法制建設是強制性的,道德建設是自覺性的,也可以說道德件事是基礎,法制建設是高層。
Ⅷ 思想道德建設和法治建設有什麼關系
思想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是引導和約束人們行為,保持社會穩定的兩個重要手段。思想道德教育是倫理教化,引人向善,是通過學習,宣傳和耐心細致的說理工作去啟發人們取向正確行為的自覺性;而法制建設則是規矩方圓,懲惡揚善,是通過法律去規范人們行為的一種強制性手段。
從它們的關繫上說,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代替法制建設,法制建設也不能代替思想道德教育。兩者比較起來,應當以思想道德教育為主。但是,由於道德與法制的內在聯系和存在著相互轉化的關系。
思想道德修養在生活中的主要任務:
1、積極推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課堂、進教材、進學生頭腦。
2、貫徹落實「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精神。
3、教育和引導高職生正確認識高等職業教育、認識自身、認識環境、認識時代特徵。
4、對高職生進行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和公民道德教育。
5、提高高職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道德評價能力,培養高尚的理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質。
6、引導和幫助高職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道德觀、成才觀,確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馬克思主義信念。
7、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
Ⅸ 國家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措施(從法律的角度)
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以社會主義法律為基礎,既能為公民提供明確的行為模式,強化公民的道德實踐,又能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促進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保證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規章制度」。同時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可見,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設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雙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問題,是一項十分重要和緊迫的時代性課題。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加強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
當今時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制定法律來促進道德建設,並取得成功經驗。堪稱「亞洲花園」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設上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加強道德立法。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為了減少和遏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思想道德滑坡現象,政府將大量的道德規則納入法治化軌道。隨地吐痰、亂扔廢棄物等道德范疇的內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隨地吐一口痰罰款200新元,隨地丟一個煙頭罰款1000新元,公共廁所便後不沖水,罰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對不文明或破壞文明的行為,輕則罰款,重則起訴,法庭將依法作出判決,加以執行。新加坡政府在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方面,制定了從公務員穿著、品行到財產申報、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詳盡的法律規定,保證公職人員清正廉潔。嚴密的道德立法和嚴格的執法為道德建設提供了強大後盾。正是因為新加坡非常重視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會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設取得了不菲成果,為世界各國所稱道。
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們認為不屬於法律調控范圍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規定。美國的立法機關是國會,其下屬機構中就設有道德立法委員會,並有道德法規范人們的行為。美國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難、不報告危難的行為,定為輕罪。法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則更為嚴格,法國的《刑法典》規定,任何人對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採取個人行為,或者能夠喚起救助行動而故意放棄給與救助的,處五年監禁並科50萬法郎罰金。德國的法律把法定或約定養護義務的人遺棄無自救力的人,定為遺棄罪,通常稱無義務遺棄罪。瑞士、波蘭、挪威的法律則規定,不為他人伸張正義者,均要被處監禁或罰金。因此,吸收借鑒別國的成功經驗或移植別國的法律,並為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服務,是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強化法律實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則》規定有關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教師法》、《老年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規范反映了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繼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規中的有關規范,無不是道德建設法制化的表現,都為在全社會確認和傳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都被納入到了社會的法律體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而具有了明顯的法律效力。明確規定道德主體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主體事實上做什麼也有了明確制約,就是強制性的懲罰,以此使主體做應該做的事,將抽象的道德目標和規范轉化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范和准則。比如,對社會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現象,以前只能訴諸於道德的譴責力量,要不就是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在《婚姻法》修改後,「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條文被法律加以規定,對這種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就有了法律規定。
(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道德和法律相輔相成,唇齒相依,是治理國家的兩把利劍。道德和法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從根源與目的方面來說,兩者都是由同一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從內容上來說,法律以道德為基礎,法律規范大都來源於道德規范。從作用上來說,兩者相互促進。道德對法律的促進作用有: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為執法、守法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法律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有:通過立法可以選擇進而推動一定道德的普及,嚴格執法有助於弘揚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長處恰恰表現為法律的短處,而法律的長處又是道德的短處,兩者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發性,法律具有人為性,道德的強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則是剛性的。
德治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進行道德的教化從而使社會正常有序地運行。法治是公平正義的法律在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中創立的一套活動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屬性是強調法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建設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是人類對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種選擇。法治是道德建設的保障和強有力的促進因素。法律是道德規范不能生效後的最後一道強制力防線。如果沒有堅強的法律做後盾,道德就會變得單薄無助。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在不同的領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樣的。當道德規范涉及經濟、政治利益和國家行政管轄范圍內的一體性時,在調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無法與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綜合了道德與法律的雙重性,體現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說當道德上升到國家意志時,人們不遵守它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正因為如此,才使人們的整體道德素質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從而有助於德治的實現。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十分重視法律對推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社會轉型期引發的道德失范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高度重視道德法律化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連結德治和法治的橋梁,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選擇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可以推動道德的自身建設,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規范。法律確認和吸收某些道德標准,使之成為法律標准和法律規范,從而推進法律目標的實現。第二,凈化社會風氣。法律以國家名義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評價,反映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的價值取向,為人們提供識別是與非,好與壞的判斷標准。法律還要求人們履行法律義務,承擔法律責任。法律憑借國家強制力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制裁,從而更好地凈化社會風氣,維護道德環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質。法律以其權利本位、契約自由、社會公平、維護正義等現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們,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義利觀,形成健康有序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規范,使人們將法律知識和法治精神融化於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和日常行為中,在他律的范圍內把自己塑造為自覺自為的人,最終達到道德理想的實現。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基本依據
(一)1982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內容是各項立法活動必須遵循的原則
現行《憲法》第24條規定了思想道德建設:「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憲法把「四有」、「五愛」等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基本內容,以國家提倡的形式納入國家根本大法中,確立了它們在社會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另外,憲法還把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社會公德,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利益以及贍養父母和撫育子女作為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國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規定全面豐富,在世界各國憲法中獨具特色。
(二)我國把思想道德建設領域基本的重要的規范上升為法律
首先,在社會公德方面,主要有:《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比如,《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是國家對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會公德規范。民法調整的是社會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社會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淵源之一。《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誠實信用」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被視為民法的「帝王條款」,其精神貫穿於整個民法體系中。
其次,在職業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師法》、《公務員法》、《會計法》、《律師法》等。這些法律把職業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上升為國家意志。
最後,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把中國相傳幾千年的優秀家庭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變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家緊密結合起來。
(三)道德與法律二者有許多共同點
其一,二者目標和價值基礎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會對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榮與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公民道德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反對非正義、追求正義的過程。法律的基本特徵是正義性,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價值和最終理想。法哲學思想的先軀----亞里士多德就把正義論作為法律論的基礎:「法律的實際意義都應該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進正義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與法律的這種內在同質性和追求目標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邏輯相同。法律與道德對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的調節規范有兩個基本的邏輯:(1)強制性的邏輯,即「必須」如此,道德與法律均具有義務性規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價值性的邏輯,即「應該」如此,它賦予規則以價值的內涵。「必須」與「應該」是既存在於法律之中,又存在於道德之中的兩個共同邏輯。
其三,二者調節范圍具有相容性。因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調控范圍具有一種包容關系,前者包容後者,也就是說,道德調節范圍比法律調節范圍廣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圍和調節的對象幾乎涉及到人們的生產、工作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調節的只是人們的某些特定行為,兩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調節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調節方式上,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靠的是個人的自律,依賴於社會輿論的力量。在道德與法律共同調節的行為中,當道德的自律性不能發揮作用時就要藉助於法律的強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調節范圍相重迭的領域,道德的非強制手段必須服從於法律的強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義務規范。道德義務是指「你不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道德義務是善的一種規定,它是對人的一種內在的道德要求。法律義務是法律關系主體應該這樣行為或不這樣行為的一種限制或約束。也就是說,法律積極地規定或承認人們必須這樣行為,或消極的規定或承認人們不這樣行為。因此,義務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橋梁。
(四)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
從起源上來看,在法律規范出現之前,社會關系主要通過道德規范來調整,後來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將一些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可以說,法律規范是在道德規范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法律只有獲得道德的倫理支持才會產生實際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國法學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准」,「完善的法是內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統一」。「徒善不足於為政,徒法不足於自行」,不具有倫理精神的法律將導致專制並缺失正義。從社會作用上來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屬於社會意識形態,都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經濟基礎服務,對社會起規范作用。它們有共同的經濟基礎、指導思想和歷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將所有的道德規范都法律化,就會否定道德存在的意義,不利於培養公民自律意識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因此,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處於較低層次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規范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基本層次:基於個人心性和人格層面的美德倫理、基於社會實踐和交往層面的規范倫理和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其中,規范倫理受制於特定社會關系的狀況並適應著特定社會關系的要求,是維持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規范,是任何公民都應該做到的道德要求,對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違背了這些道德要求,社會生活就無法正常進行。最基本層次的道德行為規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倫理是個人對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與規范倫理相比,是個人對過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覺自願的選擇,它很難有統一的判斷標准和實踐模式,可以為社會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謙虛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規約。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是對現實生活的超越,是對某種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側重於精神層面,而法律重在規范人們當下的行為,不宜過多涉及超現實的精神的活動。否則,容易超越現實經濟社會狀況,不僅多數社會成員難以做到,而且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不利於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
富勒把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義務的道德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是社會對人們最基本的要求,為社會成員所普遍認同,它是維持一個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道德准則,如勿殺人、勿盜竊、勿詐騙、誠實信用等,這些規定可通過轉化為法律而實現。願望的道德則是指那些有助於提高生命質量、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原則,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對美好生活的一種嚮往,不宜上升為法律義務。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將最高限度的道德規范作為一種引導,但不強制人們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識,大家願意共同遵守是因為它們是社會正常秩序得以維持、社會交往活動得以正常進行的保證。後者是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際緊密聯系的道德原則,事實上,可能有極少部分人能夠有這種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還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在道德法律化過程中,如果忽視大眾的道德水準,過分地將願望的道德納人法律的范疇,那麼法律主體的義務標准就會提高,不能為大眾普遍認同和接受,盡管法律會施以普遍和嚴厲的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二)與人的行為發生一定聯系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發生聯系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與道德在調整人們社會關系方面的一個顯著區別是,道德既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又能觸及人的思想、觀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領域,而法律只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即使某人有著極不道德的觀念,只要他不表現出來,法律就不能也不應對其進行制約和調整。「公認的社會道德能否全部上升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為的聯系程度,且這種程度應達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說,與行為相聯系的且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應確定為法律,而與人的行為不發生聯系和不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還應停留在道德領域,和法律保持相對距離,仍由道德規范進行調整。因此,社會道德規范能否轉化為法律,一定要考察這種道德規范與人的行為相聯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根本途徑
(一)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道德與法律屬於不同的范疇,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就容易混淆兩者的界限。還有人認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強制,兩者不能混同。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爭論不休,主要有三種觀點:1.法律與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這在古代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佔主導地位。2.法律與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調整對象與方法,不可混同。這是西方18、19世紀歷史法學派和實證法學派的看法。3.法律與道德互有差異又緊密結合,二者相互滲透,又各有分工。這是20世紀以來西方法學中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法律不能規范人的道德觀念,但可以規范人的道德行為。在當代西方,道德越來越民法化。在當代東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今天法律與道德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法理學觀點認為,法律除了強制功能外,還具有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強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為此,要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和重要性,把法製作為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吸收借鑒我國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優秀的成分
我國古代社會將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貞節」等道德規范直接引入法律條款並加以推行。《秦律》和《漢律》都將不孝看作違法犯罪行為,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我國歷史上最嚴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唐律》的主要內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即所謂的「納禮入律」。《唐律》中將十種罪大惡極的違法行為規定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等。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德刑觀體現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對後世影響較大。社會公德是社會公共事務、公共角色、公眾行為中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於禮,亦可弗舊事矣夫」,孔子這里講的「禮」就屬社會公德的范疇。雖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務於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很難培養出具有平等意識和理性精神的現代公民,但它在維護家庭和睦與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對現在進行道德建設具有啟示作用。
(三)通過完善立法推動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
立法途徑主要有三種方式實現: 1.立法將一定的道德規范直接上升為法律法規,即通過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法規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規范,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確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規定法律主體必須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主要是社會公德)的原則,使一般的道德規則具有某種法律屬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則。3.立法規定準用性道德規范,使其成為立法的有效補充。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曾經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以及人體傷害,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同契約的締結與履行過程中欺詐與失信等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國國情、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切實可行的道德建設的法律法規,思想道德建設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為此,要借鑒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推進我國的道德建設。社會公德的規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點和難點。上海倡導並施行的「七不」(不隨地吐痰,不亂竄馬路,不亂扔垃圾,不講粗話臟話,不破壞綠化,不損壞公物,不在公共場所吸煙)規范,從道德立法方向發展,就是不僅為其尋找法律依據,而且把各種規范提升為具有某種法律約束的規則,並嚴格執法,逐漸使人們養成習慣,成為自覺的行動。筆者認為,要完善維護社會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規。社會公德立法體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應配套的公德條例、公德立法執法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等。不斷完善公民基本行為規范的立法;獎勵公民見義勇為的社會保障條例;懲治某種場合下見危不救行為的條例;維護諸如廣場、火(汽)車站、地鐵等公共場所良好秩序的條例;公益勞動條例,即對於那些違背社會公德的人給予一定的勞役處罰。在維護職業道德方面,制定《醫護人員法》、《演員法》等為社會關注的職業道德方面的法律;還可以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有關道德准則,充實官德規范體系,制定《從政道德法》或《從政道德規范條例》,通過健全制約權力的法律法規,促進官德建設。
(四)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加大執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在認真抓好全民法制宣傳教育的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正常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實踐反復證明,如果沒有法律的褒善抑惡機制,就難以形成揚善懲惡、扶正祛邪的良好社會風氣。法治是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張社會正義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准確把握公民法律知識薄弱環節和公民所關注的法律焦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設的必由之路。
第二,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穩定性、權威性、普遍性、強制性來保證思想道德建設目標的實現。通過加大執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通過嚴格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設的水平。通過各級人大對財政預決算的審議,以保障各級政府對思想道德建設的投入。通過適度擴大執法主體隊伍,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人員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相關機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一系列體制機制,依法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擊危害社會的不道德行,歷來是黨和國家治理社會的方針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實可行的工作機制。這套工作機制應該遵循這樣一個程序:思想道德建設的戰略決策由黨來決定。黨決定之後,人大則把黨的意志通過法定程序變為法律,並交由政府來實施。實施中,人大應予以嚴格監督。這套機制可概括為:黨領導、人大主導、政府倡導和群眾參與。有人設計,有人立法,有人執法,有人監督,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眾參與的工作機制。當前,思想道德建設必須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要貫徹思想道德建設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通過制定行規、公約,自我管理,自我發展。這就要發揮各行業協會的作用,經過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約(行規)。經過民主程序,制定社區公約,鄉規民約。還可以在大、中、小學學生、下崗失業人員和社會志願者中,組織一支宣傳隊伍,利用節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傳日上街宣傳法律法規和公民行為守則。
Ⅹ 如何發揮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法治的道德基礎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國家公職人員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識較差,這是制約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的統一性
法治道德屬於政治道德的范疇,因為法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運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超越於政治之上。人類政治活動指的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過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種。從歷史發展來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無為而治)、德治、禮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運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須講道德,法治作為政治的一種方式,同樣必須講道德。但這里講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將道德置於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為一種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隨機物,而是內含著這樣一種基本的推論:國家政治和法治必須符合人類的基本道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必須在明確的善的道德價值指引下建立正義的法律體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執法與司法過程,從而造就和諧、自由和有序的社會發展局面。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和法治只有從其出發點、過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類的道德准則,才能真正體現政治和法治的本來目的。 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本是完全統一的人類行為規范和治國方式,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利益驅動的影響,人們對德、法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設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礎,道德在法治建設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現代法學界,對此問題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是新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認為道德和法律分屬於兩個領域,是兩種相互矛盾和作用各異的社會規范,因而現代法治建設不能夠容納道德,而必須以純粹的法律手段治國,這樣才符合現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從的法治理念。哈特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強調法律的正義標准和善惡判斷性,主張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力求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富勒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國法學界,除了與上述兩種法學理論相類似的觀點外,還有一種中和性的觀點,就是認為道德與法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張人們在一般社會事務上應當遵守道德規范,而在法律領域里則應當堅持法律至上,以法為據,從而避免道德對法律的干擾與消解作用。這種觀點看似公允,實質上還是把道德與法律作了二重劃分,使之形成了難以融合的兩張皮,因而它在傾向性上還是接近純粹法治論的觀點的。 我以為,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正確的觀點,與古希臘的正義法理論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這種觀點仍然力圖統道德於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導性。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道德和法律的本質與功能上加以認識。從本質上看,道德是人類正義精神的體現,是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道)及其在人類社會各種事物中的顯現(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證性和自為性,從
而也就成為判斷萬事萬物的第一價值標准。相應地,法律則是人類社會生之於道德、依據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規則,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對道德規范的一種加強和強制實現。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後起的;法不具有自證性,必須依據可以自證自明的人類規則來確立,這個可以自證自明的規則就是人類道德(反映在具體的社會事物上即稱之為「理」,探討法律的這種根本依據和實質的學說就稱之為「法理學」),非依道德,法就難以解決因何而建立的問題;法也不具有自為性,(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賴於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內在動力就是道德(正義感、利眾心和責任意識)與智慧。由此可見,道德的本質是自具的(本來如此),而法的本質是由道德確立的(依理如此)。離開道德,法將失去判斷社會萬物價值(善惡、是非)的根本依據。這種本質上的統一性,正說明了一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一致性,也說明了社會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種認為道德和法律本質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統一國家中社會規范的一致性,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功能上來說,道德和法律則是內外互補的共同規范關系。道德和法律共稱為「社會觀范」,其目的都在於使社會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沖突和矛盾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規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覺性為基礎,從人的內在意識上建立善惡是非的人生准則,從而起到指導和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法律則是以人的強制性為基礎,從人的外在行為上明確其善惡是非的走向,從而約束、限制和導向人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的,那時人們的心靈純朴、道德自覺性強,一切社會問題都通過內在自學和由此形成的外在習俗就基本上解決了。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加強,利益競爭出現,僅靠道德自覺已無法滿足社會規范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道德自律意識淡薄的人來說,內在的自我約束已很難奏效,這樣就不得不適用外在的強制力(尤其是國家強制力)來迫使其遵循人類的道德要求。可見,法律是以道德補償和保障的功能出現於人類社會的。自從有了法律,人類社會就具有了內外一致的雙重規范機制。但不論哪個社會,這兩重社會規范都力求統一。在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社會里,法治總是以人類的道德正義精神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據的,而道德也總是以法律規范作為其保障。所謂「禮法結合」、「出禮則入於刑」正是說明了這兩者的互補共治性質。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社會規范的共有一致的兩個方面,它們本質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種看似矛盾的問題,主要是兩種情形造成的:一種是後起的法律背離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不能反過來說是道德規范背離了法律規范,因為先在自證的道德無須以法律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應當以道德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種情形則是由於體現道德、推行法律的主體——人的素質修養不夠,因而造成人為的對道德內涵的誤解和對法律規范的誤解,由此造成了道德與法律的某種矛盾局面。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則是人類正義精神。德、法兩種規范共同指向的目標是人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構成一定的關系。所以,德、法兩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表現方式則是情和事。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所以法律與情相沖突,不能講情。這種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類社會客觀的存在現象,正由於情(如血緣之親情、性愛之感情以及廣義的人類慈悲心、仁愛心、側隱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織運行,人類才產生了各種各樣難以理清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過理而對情和事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梳理,從而建立良性的社會關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從人心和人的行為兩個方面合理地建構理、情、事的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而德治(以德治國)和法治(依法治國)則是對理、情、事這三個方面的具體把握與建構過程。法治社會雖然以法律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主導規范,但同樣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完善有效地確立起來。否則,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內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視人的內在自覺修養而求外在行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混亂
無序狀態。因此,現代法治必須在社會層面強調人的道德修養,並以道德為處理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為主導的裁決手段;公正執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責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礎,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並行不悖,共同為治,真正的法治社會才可能建立起來。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將道德規范貫穿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就是要求社會建立一種道德化的法治,體現一種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設中強調道德並不意味著道德僅僅被看作為法治過程的一種口號,而是要求法治建設必須以人類道德正義精神為指導,執法者和司法者必須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公正執法的能力素質,整個社會體現出正氣流行和和諧有序的風貌。也就是說,道德必須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規范融化於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具體來說,法治道德應當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立法正義,即立法活動要從人類正義原則出發,充分考慮到人類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質,使普遍確立的法律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惡法之治」。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點。衡量立法正義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重,為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和福利而創製法律,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權化、階層化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與行政廉潔。廉潔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張。廉者不貪,潔者不染。廉潔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價(小而精乾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費社會財富)。官員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權力視作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工具和盡職盡責的手段,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政權運作簡單有效(政治與行政行為簡明單純,不擾民,不搞排場,不搞虛誇,而政府權威很高,推行政務的效率很高)。 第三,執法與司法公正。政府的執法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平等地對待一切法律關系主體,避免權力關系(權權庇護)、親屬關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錢關系(利害勾結,賄賂公行)、鄉友關系(近者庇護,遠者欺瞞)等社會關系對法律事務的扭曲和影響。
第四,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賴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質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處於「公共權力邊緣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質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響的還是那些處於「公共權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聖賢之治的思想和科舉取士的制度,古希臘柏拉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都力圖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借鑒。
表現在上述諸環節中的人類道德對於法治建設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質上不再是外在於法治過程的游離物,而是構成法治建設的血肉和靈魂。具體來說,法治道德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礎作用,即在法治建設中構成推動法治運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礎,為創立「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提供基本的動力保障。第二,風尚化作用。社會道德具有通過社會輿論迅速傳播、滲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對社會起到一種風尚化的作用,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心理嚮往,同時也就造成了對一切社會成員的強大的心理壓力,從總體上制約法治建設朝良性發展。第三,內在規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從人的內在自覺性入手解決社會規范問題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養」為基礎,通過社會成員的自我評價和內心羞愧建立自律機制,實現「道德自律」,由此引導人的外在行為的合理發展。可見,道德規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業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對確立法治建設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義人格和公正作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範化作用。社會道德雖然不如法律規范那樣具有明確的外在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響功能。這個功能主要是通過道德高尚、正直、誠實、公正的人們的行為,為社會提供一種可借鑒和學習的「模範體系」,從而引導人們走上道德正義之路。道德修養好的人對於一般的人會形成一
同時是一個法治建設的過程,而法治建設的過程則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建設的過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我國現階段,改變道德缺失狀況的任務很繁重,需要從各方面綜合努力才行。這里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入手,簡單討論一下道德建設之路:第一,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應當把弘揚道德正義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統一起來,引導人們按照道德標准判斷是非,衡量行為,由此養成全社會誠、信、公、正的道德風尚,為法治建設提供良性的社會道德環境。第二,從法律體系本身來看,必須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決法律和道德兩張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異現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為本質相同、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的兩大社會規范,為法治建設提供內在的道德動力和依據。第三,從社會成員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個體素質入手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社會成員道德信念的建立來自於不斷深入、勇猛精進的個體修養。因而,從教育、學習、政治宣傳等方面入手強調和激勵個體道德修養行為,建立穩固持久、代代相傳的個體道德素質,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黨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問題。第四,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優秀的道德理論、德法共治理論和個體修養理論,因此,揚棄繼承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是改變道德缺失狀況,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就是道德,它曾在歷史上對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過無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寶貴財富。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才可能發掘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動力,也才會找到法治建設的真正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