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測評系統

『壹』 青少年普法網法治知識測評一個人做幾次

這個知識測評一個人可以做三次

『貳』 有哪些比較好的法律方面的軟體

法律數據查詢類的APP目前應用市場有《新法規速遞》、《中國法治》、《法律回家法律資料庫》、《法答律寶》和《中國法律全集》等。 法律APP綜合對比分析 一、《新法規速遞》APP 1.數據量 《新法規速遞》是由法律圖書館推出的APP，推出的時間比較早，...

『叄』 小學道德與法治課如何評價

小學生道德與法治測評現場

沒有試卷、沒有答題紙，小學生「道德與法治學科」如何測評？蘆淞區第三小學進行了嘗新，研發了一套「道德與法制學科表現性評價現場測評系統」。

對價值觀成績不滿意 可申請再考

2019年12月30日下午，南方第三小學開展了四年級道德與法制學科表現性評價現場測評活動。

評委除了學校教師外，還邀請了學生家長。現場測評包括「我來露一手」「答題我能行」「環保小達人」「尋找智多星」「愛心加油站」五項內容。

測評過程中，學生們在現場完成剝豆子、剝大蒜、折衣服，去校園撿三種不同的垃圾進行分類，給幫助自己的人寫感恩卡，掃描二維碼「挑戰答題王」等活動任務。

該校校長黃新說，除此以外，還有對學生正確價值觀的考察，主要通過網上測評。學生如果對自己成績不滿意，可以再次申請考試，一直考到自己滿意為止，「如此一來，正確的價值觀就慢慢形成了。」

為什麼這么測？

2018年，南方第三小學成為我市道德與法治學科的駐點教研校。經過一年多探究，該校探索出了一套「綜合素質評價系統」。上述測評，是對中小學綜合素質測評中五個維度中的「道德品質與公民素養」維度的再次研究與開發。

黃新介紹，該評價系統是基於教材的目標對學生道德素質、法治觀念、環保意識、正確的價值觀幾個方面來進行表現性的評價，分為課堂評價、網路評價與期末評價，可採用作品展示、技能考核、自我評價、行為觀察、日常觀察、價值判斷等方式。

據悉，小學生道德與法治學業綜合評價，日常評價占綜合評價的60％，期末測試占綜合評價的40％。

市教科院工作人員余民說，這樣的考核具有可操作性，有領先性和創新性，也有可推廣性。

內容來源：株洲新聞網

內容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向原創致敬

『肆』 廣東開放大學形成性測評系統v3.0答案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好像沒有人理資源管理這個專業吧？

我就是因為電大讀完行政管理的專科後，想讀人理資源管理，但被告知沒這個專業，才換的別的學校。

『伍』 國家開放大學形成性測評系統，我國公務員應具備哪些條件

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國籍是自然人被確定屬於某一國家成員的法律上的資格或者身份，是區分本國人和外國人的惟一標准。就國籍的對內意義而言，一個人一旦取得某一國家的國籍後，就可以享受該國家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也承擔該國家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國籍的取得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因為出生而自然取得國籍，這種國籍稱為原始國籍；二是因加入一國而取得該國國籍，該種國籍又稱取得國籍。對於因出生而取得國籍，各國的規定不盡相同，主要有三項原則，一是血統主義原則，即確定一個人的國籍以其出生時父母的國籍為依據，而不問其出生地為何國；二是出生地主義原則，即以出生地作為子女取得國籍的依據，而不問其父母屬於何種國籍；三是混合主義原則，即將血統主義原則和出生地主義原則結合起來確定子女的國籍。根據我國國籍法的規定，我國國籍採取血統主義為主並輔之以出生地主義的混合方式取得，即：父母雙方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的，具有中國國籍；父母雙方或者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的，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者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父母無國籍或者國籍不明，定居在中國，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中國籍；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願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律，並符合一定條件的，可以加入中國國籍。

擔任公務員是公民的一種政治權利，只有是一國的公民才能夠享有此項權利。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是公務員應當具備的首要條件。

2、年滿十八周歲。

所謂十八周歲，是指公民從出生之日起到第十八個年份同月同日的實足年齡。將公民擔任公務員的年齡規定為十八周歲，主要是基於人類成長的自然規律與社會實際。到了十八周歲左右，人的生理和心理已經趨於成熟，具備了辨別自我行為的能力，所以通常以十八周歲作為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一個界限。正是基於人類成長的這一規律，許多國家將18周歲確定為享有法律上的權利與義務的標准。另外，規定十八周歲還因為有一部分領導成員公務員，其需要通過選舉才能擔任公務員。我國行使選舉權的年齡是十八周歲。我國憲法第三十四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國家根本制度的總綱領、法律體系的核心與公民權利的保障書。任何公民都應當遵守憲法。公務員作為公民也應當遵守憲法。在這里，公務員擁護憲法具有更深的涵義，即忠於憲法，不得反對憲法。

4、具有良好的品行。

品行屬於道德的范疇。道德是人們思想和行為上的有關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等方面的觀念與原則的總稱，它依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維持與實現。道德以觀念的形態存在於個人的意識或習慣性的行為之中，在人的潛意識深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個人只有具備良好的道德才會行為端正，遵紀守法。公務員作為公權力的行使者，只有具備良好的道德與品行，才能夠承擔重大的責任，才能夠實踐民主與法治，維護國家秩序、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因此，良好的品行對於公務員來說極為重要。

5、具有正常履行職責的身體條件。

公務員只有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夠精力充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而且，健康的身體也是正常智力的物質基礎。這里要求的是能夠正常履行職責，不同的公務員的職位對於公務員的身體條件要求是不同的，例如對長期在野外、高原上工作的公務員的身體條件就會要求比較高。需要指出的是，具有正常履行職責的身體條件是相對職位的要求而言的，不能夠對公務員的身體條件提出超出職位身體條件要求的高標准甚至不合理的標准。例如，一個簡單的抄寫職位的身體條件要求就可以放寬，哪怕是一個殘疾人也可以勝任。要堅決制止與杜絕不合理的甚至是歧視的身體條件要求。為了保證身體條件要求的統一與合理，本法專門規定，公務員「體檢的項目和標准根據職位要求確定」。

6、具有符合職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公務員要能夠履行公職就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與工作能力。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社會管理高度復雜，這對於公務員素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求公務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才能夠完成工作任務。在公務員法草案中，原先的用詞是「學歷」，但在審議公務員法的過程中，考慮到學歷的涵義比較狹窄，已經不能夠說明一個人的文化水平，故對此作了修改。文化程度的涵蓋面比較寬，一個人通過自學也許沒有相關的學歷，但是其文化水平可能已經達到了相應的同等學力水平。工作能力主要是指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公務員必須具有與職位相應的工作能力。一個人也許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但並不意味著工作能力一定高，因此對兩者同時提出了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公務員所應具備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應當與職位相匹配，即級別較高、處理復雜事務的公務員職位需要具備比較高的文化程度，而一些簡單的職位只需要一般的文化程度與工作能力即可。在現實的公務員招考中，無論是用人單位還是報考人員都應考慮好職位的要求，以免浪費人才，浪費社會資源。

7、法律規定的其他條件。

本項規定是指法律規定的公務員需具備的與職位要求相關的其他資格條件。此處的法律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

這里規定的公務員應當具備的條件，是一個公民擔任公務員的最低要求，反過來說，並不是具有這些條件必然成為公務員。錄用公務員時，還需要考慮每個職位任職的資格和條件

『陸』 人教版九年級道德與法治同步解析與測評教師用書有答案的哪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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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晴天

『柒』 國家工作人員做那個法製法制網的那個考試評測成績有沒有限制

國家工作人員做那個法製法制網的那個考試測評成績應該是沒有限制的

『捌』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治指數體系
2015-12-22 10:11:27 來源：《財經》

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

□ 季衛東/文

2015年10月27日，在達沃斯論壇全球議程峰會的分組會上，世界正義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簡稱WJP）的執行主任波特羅（Juan C. Botero）把前些時公布的國際評估報告《WJP法治指數2015》贈送給筆者。

不出所料，對中國大陸地區法治水準的打分仍然很低，與2011年的結果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

根據2015年法治指數評估結果，中國大陸整體得分48，在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15個國家中排序第13位，在全球102個國家中排序第71位。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整體得分76，在亞洲排第6、在全球排第17；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整體得分81，在亞洲排第1，在全球排第9。

中國正在強調依憲執政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針的落實，看到法治指數評估的如此結果，的確有一種諷刺意味，甚至令人感到難堪和愧疚，也有可能會在某些群體中激起抵觸情緒。

WJP法治指數的可操作性

不得不承認，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標體系還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盡管「法治」的概念很難定義和測量，但這個指標體系經過研究、論證以及反復推敲，給出了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表述，即法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1）政府及其官員和代理者以及企業、公民個人都可以在法律體系之下問責；（2）法律是清晰的、公開的、穩定以及公正的並被平等適用，法律保障包括人身安全和財產在內的基本權利；（3）法律制定、運用以及執行的過程是准入的、公平的以及有效率的；（4）稱職的、有道德的和獨立的代理人或者中立機構達到充分的規模、具備足夠的資源、反映社會的需求從而能及時提供司法救濟。

世界正義工程根據這樣的工作界定提出了由九大構成因素和47個次級因素組成的法治分析框架。

主要內容是限制政府權力（包括立法、司法、監察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公務員紀律、民主監督、權力依法轉移等）、廉政（包括沒有行政官員以權謀私、司法腐敗、軍警貪瀆、立法不正等現象）、政府公開（包括公布法律和信息、知情權、公民參與、申訴機制四個次級因素）、基本權利（包括平等對待和無歧視、有效保障公民生命和安全、法的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言論和表達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隱私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勞動權等主要憲法性權利）、秩序與安全（包括抑制犯罪、減少民事糾紛、私人排難解憂不訴諸暴力等方面）、規制執行（包括政府規章制度的有效實施、政府執法沒有不良影響、行政手續不被無理延宕、正當程序原則受到行政人員尊重、非經法定程序和充分補償不得徵收）、民事司法（包括民事訴訟的便民和廉價、杜絕歧視、廉潔、不受政府幹預、不無理延宕、裁決執行力、法院外解紛方式的便捷及公正有效）、刑事司法（包括偵查的效率、刑事審判及時而有效、矯正和減少犯罪、刑事系統的公正和廉潔以及避免政府不當干預、正當程序和被告權利保障）、非正式司法（包括及時而有效、公正而避免不當干預、尊重和保護基本權利）。

按照上述法治的概念框架，世界正義工程再通過十個步驟來設計問卷，進行電話調查、網路調查或面談調查並採集、分析數據。

2015年的法治指數報告對評估方法做了進一步改進，最突出的變化是擴大了政府公開的外延和內涵，把統計數據公開、信息質量、信息獲取、信息更新都納入視野之中；關於知情權的設問特別強調了獲準的時限、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手續費的合理性等因素；關於公民參與的設問涉及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以及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導入申訴機制的范疇等等。這樣就使得打分標准變得更加清晰和確定，當然也排除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評價。

相比之下，中國有的地方或者部門推出的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很多評估標准或者設問內容是多義的、曖昧不清的，導致問卷答案和測評結果難免主觀任意性較大。

社會環境影響制度運行

冷靜地對照法治指數的評估指標和中國大陸地區的現狀，可以說整體得分不高乃理所當然，根本就沒有必要刻意辯解或掩飾，更不可通過提高分值的方式來營造虛假的法治面子工程。相反，我們應該以這樣的低分為鞭策，有針對性地彌補短板，進一步加強法治國家建設。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已經完美無缺，毫無可以詬病的地方。

實際上，通過國家之間的比較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法治指標得分過低，是有悖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這就表明，世界正義工程的測量標準的確也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主觀性或者視覺上的若干盲點。

一般而言，法治指標體系的設立很難考慮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徵。然而社會環境勢必影響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又不容人們忽視。在這里，存在方法論上的困境。

中國及其他特別重視家族團結和人際關系的社會，都具有網路化的結構特徵。在網路社會，各種平面互動比較活潑、比較多樣化，並在縱橫交錯的各種通道中傳遞著復雜的漣漪效應，甚至還有可能誘發混沌現象，因而某個指令對行為的影響很難進行單一維度的、確定的預測。

因此，法律也就很難採取「君臨天下」的支配者姿態，而必須融化到日常生活的場景之中，在人們的互動關系中進行滲透，並逐漸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這就會使得行政過程勢必嵌入很多政治化的契機，使得規范體系本身復合化、多元化，使得自組織機制發揮較大的作用，使得不同情境中的具體秩序互相交錯和競合，最後自然而然會演化出一個綜合治理、辯證協調的模式。

由於網路社會存在很多結構上的空洞，需要藉助權力來搭橋、整合，所以法律對權力的限制就變得比較困難。

網路社會很容易引起法律秩序的碎片化、特殊化，變成多層多樣的，因此是集中而強大的國家權力、而不是統一的規則體系成為主要的整合機制。關系網造成的相對性、不確定性還會使得承包責任制以及對結果責任的嚴格追究成為最基本的秩序原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制度設計和制度運作呈現出綜合治理的特徵，法律的適用也要考慮不同層面、不同維度的各種復雜因素，主要採取協調、擺平的方式，演化為一種調解藝術或者行政管理手段。

綜合治理方式勢必傾向於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因此，嚴格適用規則的要求不得不放緩，「適當均衡原則」成為法律秩序的基調。法律實效也主要靠追蹤性監控的方式來保障。這種狀況設定使得透明化往往被理解為監控的可追蹤性，民主參與也往往被理解為決策者對民意的觀察、提前反應以及臨機應變的調整。

中國的法治指標體系

因為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上述特殊的社會結構對法律運作機制的重要影響，所以測量出來的某些數值難免顯得有些失真，與人們的感性認識不太一致。

由此可見，我們在解讀這些調查資料時有必要把這些相關因素都考慮進去進行權衡，或者適當修改法治的概念框架和設問內容。

即使純粹從技術的角度來看，世界正義工程的法治指數體系也並非無懈可擊。

例如僅就個人權利的司法保障而言，行政訴訟的原告申訴率和撤訴率、民事侵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和行政罰款之間的比例之類的客觀數據對法治水準的評價是很重要的，應該適當納入問卷調查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對法治指標體系進行適當的合理化改進，以使評估結果更准確地反映法律秩序的實際情況並能有效促進改革，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可行性。

在中國，各種計劃指標和詳細的績效考核指標已經存在幾十年，成為具有特色的治理手段；有些指標體系在不斷改變實務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行為方式——例如刑事案件破案率、公訴案件起訴准確率、上訴改判率、調解結案率等使得司法過程中的制衡機制在不經意間蛻變成了互相庇護、推卸責任的誘因。

一般而言，中國既有的法治指標分別發揮著設定管理的目標值、落實承包責任的抓手、對績效進行考核和監測的工具性框架、對職能部門及其人員獎懲的具體依據等功能。

在法治指數體系方面，比較著名的有浙江省的餘杭法治指數和司法透明指數（由錢弘道、齊奇、王朝霞等提出）以及2015年推出的司法文明指數（由張保生、張中、吳洪淇等提出）。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司法文明指數體系有意識地借鑒了世界正義項目法治指標的概念框架和評估方法，由10個維度（一級指標）、50個命題（二級指標）、97個賦值問卷題目以及190個變數組成。

仔細斟酌已經存在的各種中國法治（司法）指數體系的概念框架和調查方法，可以發現，在問題的清晰性、客觀性以及關系合理性等方面還有不少有待改進之處。

也許我們需要在深入分析和整合的基礎上加強與世界正義項目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改進法治中國的目標管理和地方政府法治的績效考核指標，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實際情況能更全面准確地反映到法治的國際評價之中。

至少，需要學者、法律實務部門以及整個社會更加認真地對待法治指數，加強跨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並且努力克服一知半解、華而不實、急功近利等流弊。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