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立法
❶ 分工型立法體制與分權型立法體制的區別
地方政府的自治行為，是自製環節的分工，而要接受聯邦政府的監督,是管理環節的分權。
❷ 附屬刑法的我國附屬刑法立法模式的走向
1、單行刑法，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對刑法規定進行部分補充、修改或廢除部分刑版法規定的單行規范性法律文件權。目前，我國只有一個單行刑法，即《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
2、附屬刑法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非刑事法律中所包含的有關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條款。我國沒有附屬刑法。
❸ 附屬刑法的附屬刑法的立法模式
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在制定附屬刑法規范時，主要採用兩種立法模式，即散在型立法模式和編纂型立法模式。 這里所稱的散在型立法模式，是指在經濟法規、行政法規等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規定有關犯罪和刑罰條款的立法方式。這種立法模式被大多數國家附屬刑法立法所採用。之所以如此，這是由其自身具有的附屬性、輔助性及特定性所決定的。根據世界各國的立法例，散在型立法模式又可分為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和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兩種。
1.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依附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附屬刑法規范不直接規定出關於犯罪和刑罰的完整內容，而是對刑法典或單行刑法有一定依附關系的立法方式。它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這種立法方式不能規定出附屬刑法規范關於犯罪和刑罰的完整內容。其全部或一部分內容要依附於刑法典或單行刑法的有關條款的規定；二是這種立法方式既適合規定照應性、修改性、補充性或解釋性規范，也可規定創制性規范。這種立法方式又可分為下列三種情況：
（1）概括式
概括式，是指在附屬刑法規范中僅概括地規定對某一種或某幾種犯罪行為「依法處罰」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至於如何追究刑事責任，要依附刑法典或單行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立法方式在我國附屬刑法規范中最為常見。
（2）明示式
明示式，是指在附屬刑法規范中指出或者標出該條款所要依附的是哪一具體法律或者哪一法律中的哪一條款或者哪一罪名。這種立法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種情形：一是規定依照某一法律（刑法典或單行刑法）追究刑事責任。
（3）比照式
比照式，是指附屬刑法規范對其規定的新的犯罪行為，只規定罪名與罪狀。而其法定刑則比照刑法典或單行刑法某一條款處罰的立法方式。這種立法方式多見於我國附屬刑法規范中。
2.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是指在附屬刑法規范中直接規定的有關犯罪和刑罰的內容不依附於任何其他法律的立法方式。這種立法方式在各國立法體例上有下列兩種情形：
（1）創制刑法總則性規范。
（2）創制刑法分則性規范。 所謂編纂型立法模式，是指對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屬刑法規范的編纂。這種立法方式是以上述散在型立法方式的存在為前提的，它本身也應屬於附屬刑法立法的方式之一。它是指使現行附屬刑法規范系統化的一種立法方式。它不限於對現行附屬刑法規范的外部加工，而在重新審查全部現有附屬刑法規范的基礎上，編纂對非刑事法律所調整領域具有指導意義的法律文件。這種編纂，既要整理已有的附屬刑法規范，消除其中相互沖突和重疊的部分，又要補充一些新的規范，填補空白，加強刑法規范之間的協調，使之形成一個從某些共同原則出發的，有內在聯系的統一體。這種立法方式，既能夠克服散在型立法方式的缺陷，同時也為修改刑法典創造了條件。
這種立法方式在我國尚未採用，但在國外刑法立法中則多採用之，較為突出的當為荷蘭、聯邦德國的「框架立法」。因兩國在此內容上大致相同，因此，僅以荷蘭的《經濟犯罪法》為例，來說明這一立法方式。荷蘭於1950年制定的《經濟犯罪法》，是最早採用這種立法方式的典型。該法共計涉及50種經濟法規的條款，具體可分為六類：一是農業經濟法；二是生活必需品法；三是工資與價格法；四是企業合並法；五是運輸法；六是零售商品法。該法既包括經濟犯罪行為的實體法與程序法，也包括經濟刑事司法組織上的措施。該法所規定的經濟犯罪行為都沒有具體的構成要件和刑罰，這些內容由相應的經濟法規中的附屬刑法規范加以規定，在該法中僅僅標明該經濟犯罪行為屬於經濟法規第幾條款。這種只提綱挈領地指出某種經濟犯罪行為的出處，其實質內容由具體的經濟法規規定的立法方式，應稱之為「框架立法」，它實質上也屬於附屬刑法編纂性質的立法方式。該法使本來分散規定於各經濟法規中的附屬刑法規范按一定的體例形成一個系統化的法律文件，這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散在型立法方式過於分散的弊端，為司法機關適用法律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該法也存在下列不妥之處：一是它只對現行經濟法規中附屬刑法規范的編纂，而不包括其他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屬刑法規范，范圍過狹；二是該法把實體法、程序法和司法組織措施合並規定於一個法律文件中，不符合立法專門化的發展趨勢；三是它不便於用來作為司法機關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
❹ 謝曉堯的主要學術論文
1．「中國名牌」：一個商譽文本的契約反思，《洪範評論》(第8輯)（吳敬璉、江平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
2．「經營者」的秘思與玄想——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及其司法案例為文本，《月旦財政法雜志》2007年第6期
3．也論知識產權的沖突與協調——一個外部性的視角，（與凌祈漫合作），《思想戰線》，2007年第2期。
4．論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法的保護，《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5．中外合資企業共同經營之檢視，（與鄧伯濤合作），《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
6．商品化權：人格符號的利益擴張與衡平，《法商研究》，2005年第3期。
7．一般條款在司法中的運用，（與陳斯合作），《判解研究》（王利明主編），2005年第3輯。
8．論一般條款的確定性，（與吳思罕合作），《法學評論》，2004年第3期。
9．懲罰性賠償：一個激勵的觀點，《學術研究》，2004年第6期，《民商法學》2004年11期轉載；收錄《想像法學：歷史與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0．政府幹預與壓制型立法，《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11．消費者：人的法律形塑與制度價值，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Consumer: The legal Imager of Man」，China Legal Science, 2004；收錄《法學精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版；收錄《想像法學：歷史與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2．欺詐：一個競爭法的理論詮釋，《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3年第8期轉載。
13．WTO透明度：固有價值和保障機制，《法學》，2003年第1期。
14．審理商業秘密案件的切入點，（與肖文合作），《人民司法》2003年第12期。
15．商業秘密財產權屬性研究，《當代經濟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1月。
16．商業秘密的道德維度，《法律科學》，2002第3期；《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8期轉載；收錄《想像法學：歷史與今天》法律出版社，2005。
17．經濟法學：理論進路的反思與轉向，（與黎學玲合作），《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11期轉載；收錄《當代經濟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
18．論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關系，《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
19．商業秘密保護的國際最低保護標准，《國際貿易問題》2002年第5期。
20．論商譽，《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民商法學》2001年12期轉載。
21．論商業詆毀，《中山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年第3期轉載。
22．格式條款的法經濟學分析，《學術研究》，2001年第8期。
23．對西方競爭法的初步評述，《法學評論》，2001年第6期。
24．論識別性標識的競爭法保護，《法學評論》，2000年第3期；《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0年第9期轉載。
❺ 附屬刑法的附屬刑法立法模式的選擇原則
世界各國的附屬刑法所採取的立法方式很多，同時，各種立法方式不僅都存在優劣之處，而且規定的內容也不同。如果採用的立法方式不妥，勢必導致諸多弊端。因此，附屬刑法立法模式的最佳選擇是一項極其嚴肅的立法過程。那麼，著眼於現實，必須選擇其最佳模式。要使附屬刑法規范制定得科學妥當，便於司法實踐中貫徹執行，就應當首先研究和分析非刑事法律要規定的犯罪行為的不同情況及其與刑法典或單行刑法條款的不同關系，針對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具體來說，應從下列幾個方面加以把握：
1.對於規定照應性規范，即附屬刑法規范要規定的多種犯罪行為已在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只是對其加以照應性規定的情況，只能採取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概括式立法方式。凡是附屬刑法規范對刑法典或單行刑法已規定的犯罪行為需要作出部分修改、補充或解釋以及要在附屬刑法規范中創制新的犯罪行為，則不能採用這種立法方式。應特別注意的是，採用這種立法方式規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必須有法可依。同時，這種立法方式只有在附屬刑法規范所規定的犯罪行為要依附的刑法典或單行刑法的條款及內容較多且分散時方可採用。
2.對於規定下列兩種情況的規范只能採用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明示式立法方式：一是對刑法典或單行刑法已有明確規定的某一種犯罪行為，在附屬刑法規范中只是作必要的照應性規定的；二是在附屬刑法規范中規定的犯罪行為，雖然在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中已有規定，但在罪狀上與刑法典或單行刑法規定的內容不完全一致，或者沒有為該刑法典或單行刑法條款明確地包含，或者在罪狀上雖然相吻合，但刑法典或單行刑法規定的法定刑與這種犯罪行為明顯不相適應，因而需要在附屬刑法規范中作部分修改、補充或解釋的。但是，採用這種立法方式一定要指明所要依照的哪一法律的哪一條款，應避免那種籠統的、含糊的「依法處罰」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立法方式。
3.對於規定創制性規范即附屬刑法規范須規定新的犯罪行為且在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中能找到最相近的條款可以比照處罰的，可以採用依附性的散在型中的比照式立法方式。但採用這種立法方式也應指出所要比照的哪一法律的哪一條款，更應避免採用「依法處罰」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立法方式。
4.對於創制刑法總則性規范和創制新的犯罪行為且在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中找不到最相近的條款可以比照的規范，只能採用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我國在制定創制性的附屬刑法規范時，沒有採用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立法者不主張在附屬刑法規范中規定法定刑。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主張：「在經濟法、行政法中關於追究刑事責任問題，常委會在審議時，對可以適用《刑法》的，不再另行規定刑罰，對刑法中沒有明確規定刑罰的，盡量規定比照《刑法》中最相近似的條款追究刑事責任。」我國的附屬刑法立法完全沒有必要拘泥於一種立法模式，究竟應採取何種立法模式，這是由附屬刑法的立法內容及刑法體系的協調特點決定的。我國現行附屬刑法立法如果不改變傳統的刑法立法觀念，仍機械地推行某一種立法模式，而不顧現實立法的客觀要求，勢必繼續擴大現行附屬刑法立法存在缺陷的范圍，導致司法實踐的更加混亂。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採用獨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不僅適應了世界各國附屬刑法立法的發展趨勢，而且也是切實可行的，同時，也實為當務之急。當然，採用這種立法方式並不是隨心所欲的，應當遵循下列原則：一是刑法總則的一般原理、原則對獨立性的散在型附屬刑法規范具有制約作用；二是獨立性的散在型附屬刑法規范應與刑法分則無沖突；三是獨立性的散在型附屬刑法規范之間應協調統一；四是獨立性的散在型附屬刑法規范的立法權，只能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
5.為了保持刑法的穩定性和嚴肅性，也為了避免頒布大量的單行刑法，對現行的附屬刑法規范應採用相應的編纂型立法方式，使其按照一定的體系和原則集中化、系統化。為了完善我國現行的附屬刑法，筆者建議，國家立法機關應著手對現行的附屬刑法規范進行編纂。因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非刑事法律，特別是經濟法規中的附屬刑法規范將被大量的制定出來，其涉及的領域也將越來越廣，各種犯罪形態也將越來越復雜，其分布范圍也將越來越分散，附屬刑法規范因採用單一的立法模式所導致的缺陷也將越來越突出。這一客觀事實，無論對人民群眾了解法律，還是對司法機關執行法律，必將帶來諸多不便。如果我國立法機關適時地對現行附屬刑法規范進行編纂，即可克服上述弊端及矛盾。但在採用這種立法方式時，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編纂的范圍不應象荷蘭的「框架立法」那樣，僅包括經濟法規中的附屬刑法規范，而應對現行所有的附屬刑法規范進行編纂。二是編纂的法律文件應根據附屬刑法規范的內容，詳細規定有關犯罪的罪名、罪狀及法定刑。同時，還應註明該犯罪屬於何種非刑事法律第幾條款，以保持編纂的法律文件與非刑事法律關系的源流關系。三是編纂的法律文件不應是各種附屬刑法規范的簡單結合，而應該對現行的附屬刑法規范進行照應、修改、補充、解釋或者創制，以消除矛盾，增補空白，使之系統化、規范化、合理化。四是編纂立法權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
❻ 中醫講魂不歸舍是不是撞邪了
傷風咳嗽:中醫辨證論治要分寒熱虛實，風寒證型立法為辛溫解表宣肺止咳，風熱證型立法是辛涼解表宣肺止咳。
❼ 如何做好「促進型立法」工作
近年來，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法律法規，它不像以往的法律法規一樣以管制性、約束性規范為主要內容，而是重在提倡、促進某項事業的發展。近幾年直接以「促進」命名的法律就有《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農業機械化促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清潔生產促進法》《中小企業促進法》以及正在制定中的《就業促進法》；除此之外，雖未直接以「促進」命名，但以提倡性、促進性內容為主的法律還有很多， 像《科學技術進步法》《公益事業捐贈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另外，在筆者從事地方立法的實際工作中也經歷過一些此類地方性法規的制定，除了為實施上位法而制定的促進性實施條例外，如《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辦法》，在創制性地方性法規方面，也有一些以「促進」命名的地方性法規，如《北京市促進私營個體經濟發展條例》《北京市專利保護和促進條例》，另外還有一些以促進性內容為主的地方性法規，如《北京市全民健身條例》《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等。除專門以促進、提倡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法規外，在其他法律法規中也存在很多提倡性、促進性的條文規范，比如《憲法》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第四十七條等分別規定了多處提倡、鼓勵的內容，新修訂的《義務教育法》也就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教學質量提高等內容規定了提倡性、鼓勵性條款。對於此類立法現象，有學者稱之為「促進型立法」[1]。
對於此類以促進為主要內容的法律法規和提倡性、促進性的法律規范，人們的認識並不統一，有人認為這類立法是軟法，此類事項不應當立法，有人認為這類立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等。作為地方立法工作者，應當重視這種立法現象，研究其立法規律，以做好今後相應的立法工作。
一、促進型立法中法律規范的主要類型
促進型法律法規中的法律規范和其他法律法規中的提倡性、促進性規范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道德提倡性規范
在一些法律法規中出現的提倡性、促進性法律規范屬於對人們道德義務的重申。比如《婚姻法》第四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家庭成員間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夫妻互相忠實、敬老愛幼等屬於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傳統美德，現在被以法律規范的形式體現出來。這種提倡性的道德規范多規定在法律法規中的總則部分。
（二）政策宣示性規范
這種規范主要是重申當前或者今後一個時期內對有關問題發展的政策取向，主要目的在於提高有關主體對某項事業發展的信心，為事業的發展奠定基調，穩定秩序。比如《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三條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於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國家對民辦教育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依法管理的方針。」在當前民辦教育發展良莠不齊，社會各界對民辦教育質疑聲不斷，限制甚至取消民辦教育的聲音不斷出現的情況下，法律的這一規定明確了國家對民辦教育鼓勵、支持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民辦教育舉辦者或者准備進入民辦教育行業者的顧慮。
（三）明確發展趨勢的規范
此類規范主要是通過法律規范的形式明確某項事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比如《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第六條規定：「中關村科技園區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以及其他智力密集型產業。」這就通過法規的形式確定了未來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方向，為預備在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的單位和個人提供參考。
（四）具體的促進措施
通過具體的措施來推動和促進某項事業的發展是促進型立法的主要內容，也是這類立法能夠發揮實際作用的依託。從法律法規的規定看，促進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類：
1.減免稅費。這是所有促進措施中最有力度的一類，幾乎所有促進型立法都涉及此類措施，比如《中小企業促進法》第二十三條、《農業機械化促進法》第二十六條等。
2.資金支持。作為需要促進、鼓勵發展的對象，一般在發展的資金保障上都存在不足，需要通過立法增加財政經費投入、企事業單位的經費投入以及其他途徑的經費投入。法律、法規規定的資金支持措施主要有設立基金、專項資金，優惠貸款，提供擔保等。比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財政用於科學技術、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改造的經費，應當有一定比例用於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成果轉化的國家財政經費，主要用於科技成果轉化的引導資金、貸款貼息、補助資金和風險投資以及其他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用途。」
3.降低進入門檻，簡化手續。促進型立法所要提倡、促進的對象，往往是以往受到約束和限制過多而不能充分發展的領域，通過立法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在進入門檻上予以降低，在程序、手續上給予簡化，從而為其發展創造條件，達到促進的目的。比如《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第九條規定：「在中關村科技園區設立企業，辦理工商登記時，除法律、法規規定限制經營的項目外，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經營范圍不作具體核定。」根據有關方面反映的情況，中關村科技園區關於企業設立登記的改革促進了園區登記企業數量的快速增長。
4.給予表彰、獎勵。對於在某項工作中作出貢獻的單位或者個人給予表彰或者獎勵，是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一種姿態宣示，雖然它無法覆蓋到全部參與者，但在某些領域里具有很強的示範效應和帶動作用，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到這項事業中來。不僅是專門性的促進型法律法規，幾乎在所有的法律法規中，都有表彰獎勵條款，有些地方性法規還把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法律後果放在一起，規定為「獎勵和處罰」。
5.突破法律規定創設新的制度措施。在一些法律法規中，為了達到促進的目的，可能會在普遍性的法律規定之下創設新的制度措施，從而使此類立法具有改革性、試驗性的特徵。值得注意的是，突破性規定的促進型立法必須有足夠的政策依據，比如國家設立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特區等，如果缺乏政策支撐，創新性規定就會成為對法制統一原則的違背。
6.地方性的措施。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可能會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規定一些具有明顯地方性的措施。比如在二元結構的體制下，作為稀缺資源的城市戶口，在一些重要的領域被作為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措施規定在法規中。《中關村科技園區條例》在「人才引進」一節中不但明確科技園區引進留學人員、科技和管理人才的戶口優惠措施，還直接規定了子女教育問題。《北京市促進私營個體經濟發展條例》也就私營企業主獲得北京市戶口的問題進行了規定。這類措施在一定范圍內具有很強的實用性，但也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階段性。
（五）管理性規范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專門的以「促進」來命名的法律法規中，也並不完全是促進、提倡的內容，也有大量的管理性、約束性規范，這種立法思路一般被表述為通過管理來促進，管理也是一種促進，也就是要通過管理、規范、提高來推動某項事業向更高水平發展。關於管理類規范，可以分為兩類：
1. 著眼於創造被促進對象發展的良好外在環境，減少發展的阻力，達到促進的目的。比如《北京市促進私營個體經濟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向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收費、罰款、攤派。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有權拒絕不合法的收費、罰款；有權拒絕任何單位和個人違法向其攤派人力、物力、財力；有權拒絕強行要求贊助、捐款、集資；有權拒絕非法有償服務或者搭售商品、訂購書籍報刊等侵權行為。」根據當前我國政治體制運作的實際狀況和資源配置的現實，在多數問題上，所謂管理規范的重點應當放在規范政府自身行為、提高服務水平、創造事業發展的良好外在環境上。2.加強對被促進對象本身的管理，提高其自身素質和發展水平，使其在更高的層次上進一步發展。比如《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四十條規定：「教育行政部門及有關部門依法對民辦學校實行督導，促進提高辦學質量；組織或者委託社會中介組織評估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並將評估結果向社會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在促進型立法中，我們能夠明顯地感覺到，管理性規范與促進性規范的比重和安排問題對於立法思路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在立法過程中一直爭論不休的難點問題。
二、促進型立法大量產生的背景
（一）社會發展的要求
促進型法律法規多數不是在經濟領域，它關注的往往是社會整體發展過程中的薄弱產業、事業或者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服務的領域，比如科技進步、教育事業、公益事業、就業和社會保障等。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只要打破原有對經濟發展不必要的束縛和不合理的限制，各種經濟力量都會根據自身的特點，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這也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現象。而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與社會事業發展不均衡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人民群眾身心健康、教育事業發展等問題開始凸現，社會發展的薄弱領域需要相應的法律制度推動和促進其發展，這種需求反映到立法上，帶動了促進型立法的出現。
（二）政府職能的轉變
促進型立法是在國家職能從單純的管理角色向服務角色轉變，政府管理方式由計劃經濟體制下強硬的管制型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維持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秩序、彌補市場自身不足、加強社會保障等方向轉變過程中產生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不斷細化為宏觀調控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政府在履行宏觀管理職能時在角色范圍上也必須定位為管理與服務並重，而不能是單純的管制者，這種轉變帶動了引導、推動、服務、鼓勵的促進型立法的產生。
（三）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
促進型立法一般都帶有鮮明的政策性，反映了一個階段和時期社會的現實需要以及政策調控的基本取向，多數屬於政策的固定化、法定化。在以往習慣於政策治國的模式下，這些優惠政策、促進措施相對於社會管理、治理的要求來說，更適宜通過政策、文件、決定、命令的方式發布和貫徹，但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立的背景下，在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被越來越重視的情況下，將重要的、需要長期堅持的政策法定化、國家意志化，是法治建設取得進步的體現。
三、如何做好促進型立法工作
（一）轉變觀念，正確對待促進型立法
在立法過程中，很多部門和從事立法工作的同志對促進型立法存在一些看法，認為力度偏軟，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立法中法律責任不夠明確，一些要求沒有相應的法律責任對應，屬於不完整的「法」等。這種看法的存在影響著實際的立法工作。筆者以為，這種判斷是以傳統的管理型立法作為參照物產生的，所謂不能發揮實際作用其實是管理被服務代替、約束相對人變成約束政府自身所帶來的不適應感，力度偏軟是因為處罰、制裁措施無法適用。其實，法律本身就具有指引、預測、評價、教育、強制等多項功能，以往的管理型立法過分注重運用處罰等手段來突出法律的強制功能，而忽略了其他幾項功能的運用和發揮，促進型立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法律功能全面發揮的回歸。促進型立法的力度主要體現在承擔促進責任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公共服務組織）所應當採取的促進措施的明確性、具體性，考量、評估的可行性等方面上，而不能以是否方便管理來評判。
（二）加強對立法必要性的論證
立法論證是做好每項立法工作的前提。促進型立法的必要性論證不同於一般立法，它應當重在論證所要促進的事項是否確實屬於未來發展的長期趨勢，所要促進的事項是否能夠和適合運用法律手段來促進，比如人們私生活領域的事項、純粹道德規范能夠調整的事項等就不宜用法律手段來規范；同時還要論證所提出的促進措施是否具有長期持續性，因為法律法規必須要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權威性，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因為轉變觀念，就變成每項政策都要立法，每個要促進的對象都要有法來保護。如果就一項可能短期內就會改變的促進政策進行立法，可能就會使立法成為一種隨意、不嚴肅的行為。
（三）合理配置管理與促進規范
在促進型立法中，如何合理配置管理和促進規范，是直接決定立法價值取向和基本框架的指導思想問題。筆者以為，在此問題上應當考慮以下幾點：第一，必要的管理措施對於促進發展是必須的，但是作為促進型立法，管理類規范適用的重點應當是已經有了一定發展基礎、需要在更高層次上推進的事業，而不能把過多的管理措施施加到需要重點扶持的事業上，不能因加強管理而沖淡了促進的基本立法取向，更不能借促進之名突出管理的實質。第二，對於具體立法而言，必須考慮被促進的事業在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是否已經有了足夠的管理措施，是否有必要在促進型立法中過多強調管理措施，比如關於中小企業和私營個體經濟的發展，其他法律法規中已經有了足夠的管理措施，顯然在專門的促進型立法中就沒有必要再過多規定管理措施。第三，要重點研究被促進對象發展不力的制約因素到底是外在束縛過多還是其自身存在問題大，在多數情況下，管理的重點應該放在規范政府自身行為、提高管理和服務水平、完善發展的外在環境上。
（四）增強促進措施的實效性
法律法規的價值體現在實效上。作為促進型立法，要增強實效性，就要把促進措施規定得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按照這種要求，在立法過程中，應當盡量減少道德提倡性規范，因為它本不屬於法律要解決的問題；要慎重研究政策宣示性和明確發展趨勢的規范，如果定性不準，就有可能使事業發展偏離正確的方向；重點是具體細化、明確促進措施，比如在法規中直接規定出台優惠和促進措施、制定配套文件的時限和具體內容要求。由於在促進型立法中承擔促進責任的主體多數是政府及公共服務主體，針對管理相對人的處罰、強制和民事、刑事責任都無法適用在這些主體身上，因此就必須藉助於公開透明的外在監督來督促其履行促進責任，比如權力機關監督、輿論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同時建立和完善社會訴求的受理和反饋機制，使促進措施真正得到落實。同時未來更重要的是要在系統內的考核、評估乃至政績考核中有所體現，並形成完善的制度性規范，才可能真正使法律、法規的規定落到實處。
（五）及時研究總結法律、法規的實施效果
由於促進型立法帶有典型的政策性、靈活性、階段性，因此，作為權力機關，更要做好相應的執法檢查和監督工作，以使被促進對象能夠盡快得到較大發展，防止促進措施長期得不到落實而失效；同時更要關注和研究政策環境的變化，開展相應的立法後評估工作，及時啟動法規的修改廢止工作，防止原有的促進措施落後而變成制約措施。
（作者單位：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辦公室）
❽ 有關法律對於我國普通高中校規校紀的規定
一、公立高校校規應該是法律淵源
高校校規即由高校制定的學生必須遵守的各項規則的總稱。學生遵守校規曾經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而，如果放在依法治國理念下考量，就應該給出一個理由，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將無法通過法律的審視並可能招惹法律責任。
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看來，高校校規對學生的約束力來源於法律對公民的約束力，校規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其約束對象為在校學生。法國大學的法律地位是公法人，公法人「在其主管公務的范圍內，根據法律的規定和上級條例的授權，可以制定條例」。校規屬於大學制定的條例，根據法國立法傳統，條例是和議會制定的法律同樣重要的行政法的法律淵源，可見，法國將高校校規作為法源看待。德國將大學校規納入公法規章，公法規章是指國家內部的獨立團體——其中特別是鄉鎮、鄉鎮聯合體、社團、大學和協會等國家之外的團體，為了管理其自治范圍內(即非直接國家性)的事物，針對其成員或者所屬的人，以特定的高權方式單方面發布的法律規范。我國台灣地區同樣將高校校規納人法源。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將校規列入法律淵源，遵守校規自然是學生的義務。
我國公立高校校規在學生管理中同樣發揮著法律的作用。校規記載著學生的權利和義務，對學籍管理進行詳細規定，有專門的章節規定學生的獎勵和處分。如果學生違反了校規，就有可能受到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開除學籍等處分。尤其是開除學籍，一旦適用，就會改變學生的身份，甚至改變其人生的軌跡。校規對學生的影響比之行政法規對一般公民的影響毫不遜色。學生以校規為自己行為的界限，學校以校規為管理學生的依據，法院審查案件時以校規的效力為基礎，對於學生，校規就是他們天天面對的法律。
公立高校校規應該是學生的法律。在法制環境下，校規如果不是法律，就無法解釋其對學生的約束力的來源，校規由高校單方制定，並由高校執行，對學生發生強制力，直接影響學生的憲法權利——受教育權，如果校規不是法律，哪類合同或者組織的內部規定有資格發揮這樣的作用？
大學校規是否屬於民法范疇？筆者也曾試圖從此路徑對校規進行探討，將其歸人格式合同，但後來發現存在無法迴避的問題：對於公立高校來說，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在高校對學生的管理過程中表現尤為明顯。不平等關系不屬於民法調整的范圍，而校規正是高校對學生進行管理的依據。因此，公立高校校規不屬於民事性質。至此，我們不得不承認，高校校規應該是法律文件。
二、校規成為法律淵源的制度基礎是大學自治
大學校規為什麼成為法律淵源或者說大學基於什麼樣的理論產生立法權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答案蘊含於西方構建的大學自治制度。
自治指國家基於管理的考慮，通過法律授權人民團體自己管理內部事務。自治使人民團體具有較大的獨立性(經常體現為授予「公法人」地位)，享有自治許可權(立法權、執行權、人事權、處罰權等)，承擔自治任務。自治的根本特徵是團體內人民對內部事務的民主管理，或者說團體成員對團體事務發生決定性影響。自治的內容之一是團體的立法權，德國稱自治團體立法為自治規章(有人譯為公法規章)，「自治規章是由自治公法人根據自治權制定的規范，它的制定不需要法律的授權，也不是為了執行法律。它只適用於自治公法人內部並受法律的承認和保護」。印『自製規章』是公法人民主選舉的機關制定的，它有民主的基礎，憑借自治意義上的成員契約性權利讓渡，這種局部的「社會契約」產生合法性，並對社團成員產生約束性權力。大學自治是自治的一種形態，法律授予大學公法人地位，大學成員因而享有民主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利，取得校規制定權，校規是大學全體成員或者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制定，是學生的法律，對學生具有強制力。
雖然校規得到憲法和法律的允許，是大學自我管理的一種形式，但也要受到一些限制：第一，約束對象僅限於該大學內學生。第二，遵守法律保留原則，重要事項仍然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來規定。
大學是國家的一個基本單元，國家授權大學自治，不可能將所有權力授出，國家的法律仍然對學生產生約束力，國家的行政管理權仍然對學生產生影響，但大學自治是一種國家間接治理的方式，這些約束和影響應該通過間接的方式體現出來，處理的辦法是將這些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權力以更加細化的方式制定成校規，這部分內容是傳接法律法規的授權或政府的委託而來，稱之為傳接型校規。傳接型校規的權力憑借的是法律法規的授權和政府委託的公務執行權，它明顯帶有為執行操作而用校規的名義予以細化的特徵，其執行力也來自國家法的執行力和行政權力的延伸。除此之外，大學純粹基於自治權制定的校規，具有完全的自主性，這類校規稱之為自主型校規。自治型校規和傳接型校規在大學校規中同時存在，是大學校規的一個顯著特點。
三、我國沒有建立相應的制度理順校規的法律地位
我國是否存在大學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1l條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該條規定，「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有學者把其中的「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等同於法國、德國的大學自治，認為是大學獲得自治權的法律依據。筆者對此不敢苟同。這里的自主辦學和民主管理在當時的條件下強調高校要加強自身的辦學能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立法之初，考慮的主要是高校應該脫離政府的直接管理，不要再過分依靠政府，沒有證據證明有授予大學自治權的意圖。如果確實授予大學自治的權力，如前所述，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實際上，我們並未發現相關規定。自治的精髓是民主管理，大學自治精髓同樣是大學內部人員包括全體老師和學生共同管理的大學，對大學的事物能夠發揮決定性影響，這不符合我國大學的實然狀態。因此，不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11條有過高的期待，我國高等教育學校辦學自主權不同於西方的大學自治，也不能根據此得出高校有立法權的結果。
實際上，我國公立高校校規的制定權不是來源於大學自治，而是具有自己的生成邏輯。高校校規的制定權來自三個方面的授權：
（一）《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的授權
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8條規定：「高等學校應當根據本規定定製或者修改學校的學生管理規定，報主管教育行政部門備案（中央部委屬校同時抄報所在地省級教育行政部門），並及時向學生公布。」該規定是是對高校制定校規行為的授權，成為高等學校制定校規的法律依據。
教育部制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的權利屬於自己的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規定國務院行使「領導和管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工作」，憲法第90條還規定，「各部、各委員會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內，發布命令、指示和規章。」從憲法的規定可以清楚的看到，教育管理是國務院的重要職能，教育不是國務院主管教育的下屬機關，具有根據上位法發布規章的權利，《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一條對該規章和上位法的鏈接關系作了進一步說明，「根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規定。」這些內容說明，教育部是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立法權。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的授權
我國憲法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根據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就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指定的行政法規，該行政法規第25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基於這一條的授權，有學位授予權的公立高校制定自己的學位管理工作細則，這同時也構成了公立高校校規的部分內容。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授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41條規定，高等學校的校長全面負責本學校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有權「擬定發展計劃、制定具體規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計劃並組織實施」。這里所指的規章制度應該包括校規在內。
根據《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指定的校規是將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內容在本校的具體條件下進行轉化，應該說，這部分校規的內容和約束力是其原上位法的內容和約束力在高校內的延伸，屬於傳接型校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授權校長制定校規，似乎應該屬於高效的自主型立法，但仔細想來，法律授權校長立法，似乎不合情理，因為法的效力來自社會成員的集體契約，而不是個人意志，所以應當理解為由校長召集或者組織立法。
可以看出，我國公立高校校規的制定均來自於法律授權，按照法律理論，這種校規的制定方式應該屬於授權立法之列，因為這些授權共同來自於法條的授權，所以，稱之為法條授權立法。雖然我們沒有在理論上解決公立高校的自主立法權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國公立高校校規中不存在自主立法的內容。自主立法權是高校的本性權利之一，不會因為法律沒有規定高校就主動失去其本性，即使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高校的規章制度也還是存在的。因此，高校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自己權利的行使，從來沒有放棄過為了高校職能的實現制定校規校紀的權利，其中不乏沒有法律授權或者與上位法沖突的內容，高校一直在行使其自主立法權。高校的自主立法內容並不少見，只是由於存在先天缺陷，這部分校規內容存在合法性危機。
我國雖然通過授權立法的方式解決了公立高校校規制定權的問題，但從法理邏輯分析，這套制度並不完善，存在以下值得探討的問題。第一，這種法條授權立法的方式的正當性存在爭議。我國《立法法》只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自身立法許可權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列為授權立法事項，其他授權立法的方式都沒有提及。不僅如此，在立法者眼中，「今後，隨著法律的日漸完善，逐步形成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授權立法的范圍自然逐漸縮小。」可以看出，我國對這種法條授權立法的形式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公立高校校規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第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是教育部的職權立法，其中設定的紀律處分，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開除學籍等，已經對學生的權益產生影響，尤其是開除學籍，涉及學生的受教育權，這是憲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屬於法律保留的范疇，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范圍內事項，部門規章對此做出創設性規定顯然位階偏低。第三，我國公立高校除行使學位授予權等特殊事項時能成為行政主體外，其他情況下都不是行政主體。我國法律沒有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劃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將公立高校定位為法人，按通常的理解，是一種民事法人。高校也沒有通過其他法律獲得行政主體資格，授權高校制定校規等於授權民事主體行使立法權。按照法律理論，民事主體不應該享有立法權。第四，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不可能具體規定高校的所有問題，否則，校規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校規中總是要包含自主型立法的內容，但以現有校規的生成邏輯，自主型校規缺乏合法性基礎。
以上的分析如果成立，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國公立高校校規制定權在法理上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障礙，完善高校立法機制，消除這些障礙是公立高校治理法制化的當然課題。
四、確立大學自治制度，打通校規合法化的渠道
法國、德國都是通過建立大學公法人制度，實現大學自治，日本從2004年4月起對其所屬全部87所國立大學賦予公法人地位，進行法人化改造，我國台灣地區國立大學的公法人化也在醞釀之中。西方大學自治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我國公立高校應該在現有基礎上，實行大學自治，將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由私法人轉換成公法人。
大學自治制度中，大學自治、公法人、大學成員的民主管理、行政主體、立法權這幾個因素不可或缺地緊密聯系在一起。大學自治是國家對高校實行間接治理的方式，基於特定的原因，國家授權大學成員自我管理內部事務，大學因此有較大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的承認表現為一種形式，就是賦予大學公法人地位，大學自治和大學的公法人地位是一種類似於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大學自治的根本在於大學成員對大學事物形成決定性影響，即民主管理，除了大學內重大事項決定權，還表現為立法權和執行權，立法權體現為訂立學校規章。
(一)法律依據的選擇
法治國家理念下，自治制度的確立需要法律的明確授權，大學自治也不例外。我國在高校的法人化改造過程中雖然沒有產生高校的公法人地位，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還是給大學自治留下了充分的空間，該法第11條規定，「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
拋開《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其他內容，對該條的含義進行孤立解讀就會發現，此條完全是大學自治制度的精確概括，「依法自主辦學」意指高校的法人地位，「實行民主管理」瞄準大學成員對高校事務發揮決定性影響。這一條的存在是我國具備了大學自治的法律基礎。之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實施以後我國沒有產生大學自治制度，是因為我們建立的大學法人為私法人，並非公法人，大學成員對大學的民主管理也沒有具體落實。
(二)公立高校公法人地位的確立
高校公法人制度的建立可以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單獨進行公法人制度立法，規定公法人具備的條件，凡是符合條件的都屬於公法人；另一種是在某項高等教育立法中明確高校的公法人地位。依現在的形勢，後者的可行性程度更高，更加快捷。我國正起草《學校法》，在此法中關於高等教育的部分規定公立高校的公法人地位，應該是一個恰當的時機。
(三)高校成員對高校的民主管理
大學自治權的范圍在各國並不一致，有較大的彈性空問，但其核心是學術自由，高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要圍繞學術自由，建立民主管理機構，行使民主管理權。
(四)學校規章的制定
規章包括教師的管理制度和學生的管理制度。規章的法律約束力來源於高校內的局部民主基礎和大學成員契約性權利讓渡，它的制定必須是大學成員的集體意思表示，而不是現在的校長的許可權。因此，在學校規章的制定程序上，教師的管理制度由選舉產生的教職工代表組成的教職工代表大會制定通過，學生管理制度(校規)由選舉產生的學生代表和教職工代表共同參加的大會制定通過，才能夠體現規章制定的民主基礎，並保證規章的合法性。
校規是學生需要遵守的法律體系的一個環節，保證校規內容的合法還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法律保留原則的遵守。大學自治的范圍是有限的，這決定了校規只能對學生產生有限度的約束，學生仍然是國家的公民，學生的基本權利仍然受憲法保護，對學生基本權利產生影響的事項應該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規定。如開除學籍，這種處分影響了學生的受教育權，受教育權是憲法保護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為體現對基本權利的尊重和公民重要權利的保護，對學生進行開除學籍處分應該由法律做出規定。法律保留的范圍同時也是大學自治的禁區，只有對法律保留的事項做出清晰的界定以後，剩餘的空間才可能是大學自治的區域。
在自治的范圍內制定自主型校規。自主型校規是校規的重要內容，但該部分內容必須在大學自治的范圍內，不得超越大學自治的內容範疇。
不得違背上位法。我國的相關教育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都是公立高校的運行規則，對高校和學生起著規范作用，相對於校規，它們是上位法，公立高校的校規不得與這些上位法相沖突。另外，高校校規應該准確解讀上位法的立法意圖，保持與上位法立法意圖上的一致，如果違背上位法的規定，就會導致校規的無效。比如，學位是對學生的學術水平的評價，影響學生的學位的事項也就應該是學術事項，但我國公立高校幾乎一致地將學位與學生處分掛鉤，有的校規規定對給與記過以上處分的學生不授予學位，這似乎看起來合理的事情，卻蘊含著邏輯的矛盾。給與學生處分的主要原因是學生的行為構成犯罪、違法或者造成其他對社會秩序、學校秩序的損害，並非學術問題，以與學術不相關的因素影響學生的學位，等於擴大了影響學位授予的因素的范圍，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的立法本意，造成校規與上位法的實質沖突。
上級部門對校規的審查監督。公立高校校規的合法性需要檢驗，上級部門的監督是重要內容，校規制定以後，應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並由其組織專門人員對校規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五、結語
依法治國要求明確公立高校校規的法律地位，並理順相關的法律問題。我國現有公立高校校規的法律地位不明晰，原因在於公立高校本身的法律地位定位不準確，公立高校在脫離政府的直接管理後沒有引人大學自治制度，不能獲得立法權和行政主體資格，致使校規的法律地位與應然狀態產生差距。應該建立大學自治制度，承認公立高校的公法人地位。公立高校實行民主管理，高校成員權利讓渡所達成的「社會契約」使校規的制定權具備合法性，校規因而成為學生的法律。大學自治的范圍是有限的，應該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對法律保留的事項做出規定，釐清大學自治的空間，公立高校在自治的范圍內制定自主型校規。不論是傳接型校規還是自主型校規，都應該與法律、行政法規和教育部的規章保持一致，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應該積極行使對公立高校的檢查監督權，確保校規的合法性。
❾ 什麼是違約金
違約金，亦稱違約罰款，是指合同當事人約定在一方不履行合同時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數額的貨幣。這種民事責任形式只有在合同當事人有約定或法律有直接規定時才能適用，當事人一方不能自行規定所謂違約金。違約金可分為賠償性違約金和懲罰性違約金。
違反本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徑自約定勞動者違反勞動合同期限的違約金責任，約定無效。主要是從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一是在勞動合同及其專項協議書簽訂時，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和在勞動力市場談判能力不對稱以及個別勞動關系的從屬性特徵，用人單位往往利用勞動者急於獲得工作崗位的心理，在合同中加入不平等的條款，勞動者迫於生計不得已接受，其意思自治受到用人單位的事實上的不正當影響。二是實務中極少存在勞動合同同等約定用人單位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即解僱的違約金責任，多為約定勞動者不管何種原因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就應當支付用人單位不菲的違約金，有無實際造成經濟損失及其多少和用人單位是否提供特殊福利待遇或承擔保密義務等在所不問，而對於用人單位打破勞動者職業穩定性期待提前解僱，往往沒有同等的違約金支付約定，勞動者所失甚多所得甚少，顯失公平。三是勞動者具有勞動自由，任何公共機構、私人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強迫勞動者勞動，這就是現代勞動法上的勞動者勞動自由原則。我國勞動法第32條也規定用人單位不能強迫勞動，否則，勞動者有權即時辭職。四是，勞動者依法享有擇業自主權，用人單位當然也依法享有保護單位利益如商業秘密的權利，但勞動者的擇業自主權是勞動者的生存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之一，在權利位階和效力上高於用人單位的相對應的權利。綜上，如果用人單位沒有相對應的特別對價（特殊福利待遇和承擔保守商業秘密的競業禁止經濟補償）支持，僅因為合同約定，勞動者提前解除勞動合同就必須按勞動合同約定支付用人單位違約金而不受限制的做法沒有法理基礎，不符合個別勞動關系的本質和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作為社會法的保護勞動者利益的宗旨，因而不具有合法性，最起碼合法性不足。
之所以允許勞動合同就勞動者保守商業秘密事項和服務期事項約定違約金，是因為用人單位就這兩項事項事先有投入，例如，用人單位因出資培訓而與勞動者簽訂服務期條款，勞動合同就此對勞動者的辭職約定違約金，不是為了懲罰勞動者或擔保合同的履行，而是補償因勞動者辭職給企業造成的損失。這樣的違約金的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單純就勞動合同期限對勞動者約定的違約金顯然不具有這樣的合理性。勞動者干一天的活用人單位付一天的錢，違約金原則上對普通勞動者不適用。
有的觀點認為，企業高管人員不應成為勞動法傾斜保護的對象。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勞動者不作分類適用的制度安排，是我國勞動法的一大缺陷。伴隨著勞動者分層、分化進程，一樣作為弱勢群體施以傾斜保護，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保護，產生了諸多扭曲的現象。首先，一方面，企業高級管理人員代表著企業與普通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另一方面企業也要與他們訂立勞動合同，而對於企業主要管理者而言，由於他們本身就是企業的代表，因而總是會出現他們自己與自己訂立勞動合同的怪異現象（部分居心不良者甚至能夠利用這樣的便利為自己獲取不道德的利益）；其二，一方面他們被賦予重要職責而獲得豐厚的報酬，另一方面，他們又可以像普通勞動者一樣獲得相應倍數的加班工資，甚至他們中的部分人還很樂意利用有利條件製造加班事實，自我加班以獲取超額利益；第三，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即便不勝任工作，不能實現企業與之訂立勞動合同時所期待的利益，企業也不能直接將之解僱（部分居心不良者甚至能夠以自我解僱的方式製造被企業解僱的事實，以牟取高額的經濟補償），另一方面，他們又和普通勞動者一樣，享有不受制約的辭職權而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與其僱用者之間更具有平等色彩，因此，對這一群體，應當更多地參考用於調整平等主體間關系的民事法律制度。
由於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離職相較於普通勞動者來說對用人單位造成的影響要大，對於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或高級技術人員等核心員工，除了涉及保守商業秘密事項、服務期事項外，是否應當允許就勞動合同期限的履行等事項約定違約金，我國勞動法沒有明確規定。各地立法有一些不相同的規定，從地方立法看，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為否定型立法。例如上海、江蘇、浙江等，這些地方的勞動合同條例明確規定，對勞動者的違約行為約定違約金的，僅限於違反服務期約定和違反保守商業秘密或者競業限制約定的兩種情形，除此以外，不得對勞動者的違約行為約定違約金。第二種為肯定型立法。例如北京、安徽、山東等。這些地方的勞動合同條例（規定）明確規定，勞動合同可以就勞動者提前解除合同或者違反勞動的期限等行為約定違約金。第三種是空白型立法，與勞動法一樣不作規定，如吉林、河北等地。空白型立法導致的結果是勞動合同對違約金的約定和適用沒有任何的約束和限制。但無論是我國的勞動法還是何種類型的地方立法，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在勞動合同中能否就勞動者履行合同期限等約定違約金的問題上沒有因勞動者的分層而作不同的規定。
1.違約金在新法環境下已經不能隨意約定,當時約定的,合理部分有效。要綜合考慮單位就此專業培訓投入的成本。
2.你提出辭職確實要承擔違約責任。但其實，你可以先跟單位要試用期補足的工資，單位如果不給，那你基於單位試用期違法侵害你的利益而辭職，則可以避免違約責任並且可以拿經濟補償金。
❿ 依據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同，行政立法可以分為哪兩種
授權型立法：授予權利
負擔型立法：苛以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