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然法學基本理論

㈠ 古典自然法理論的主要觀點和歷史意義

古典自然法學派 產生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
代表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斯賓諾莎，洛克，孟德斯鳩，盧梭，傑弗遜……
主要觀點：一 社會契約論。二 人權。「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安全、反抗壓迫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人權」三 權力制衡和分權制度。

在歷史作用上，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一般是為奴隸制和封建制辯護的，而古典自然法學說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壓迫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思想武器，是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或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它促進了法律的統一;提高了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提出了諸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主義等新的法律原則；推動了憲法、國際法等新的法律部門的形成以及象《法國民法典》這樣的典型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典的出現；沉重地打擊了宗教神學，促使法學擺脫神學的桎梏，為法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創造了有利條件。

㈡ 古典自然法學是基於什麼而推論出人類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1、自然法學代表了歷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思潮。這一思想決定性地影響了直到今天的整個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一般特徵。直到最近的兩個世紀，才出現了與自然法學相對立的理論學說[5]。這一理論的核心就在於確認了基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區分而對法所持有的二元觀念。自然法是本源，它先於人所創造的法，並且獨立地存在。這樣的自然法，根據不同的理論學說而被賦予不同的名稱（例如在古希臘時代的kosmos和邏各斯（logos），中世紀的神，理性主義時代的理性，更晚近時代的事物的本性等等），因而與不同的標准和資格相聯系。雖然在歷史發展中，自然法學的理論形態多多少少有些變化，但是，在理論內涵上卻是維持不變的。實在法（jus positum）卻是人類在變化的歷史之中的創造物，其形態不斷發生變化。根據不同的理論，它的淵源也有不同的來源（習慣、主權者的意志，社會契約，人民主權等等），因而與不同的標准和資格相聯系。但是，與自然法相對比，它始終是實在的並且是獨立的。在上述兩種不同的法秩序之間存在一種精確的等級關系。從一個方面來看，自然法是一種完美的模型，實在法應該與之看齊，否則的話就要失去其作為法的資格，因此而不具有約束力，也將使大眾失去服從法的義務以及要求人民服從的權威。因此，一條人為制定的法律如果與自然法相沖突就不是真正的法，不具有法的屬性，而是任性的武斷，人民可以，甚至應該去違反它。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實在法又可以看做是自然法在現實世界得以落實的一種工具。因此，如果實在法不具有它的模型--自然法--的性質的話，這種落實的目的也就沒有得到實現。

2、在上述理論基礎上，自然法學家在法與道德的關繫上提出了以下的理論學說：

a.道德在法的領域的表現也就是正義，在事實上與自然法相同一：自然法的存在也就是與法有關的正義的規則的存在；

b.道德是作為合法性的標准而存在，也就是承認法之為法，法本身具有法的屬性的標准。這對自然法和實在法都有效。由於實在法之成為法具有相應的標准和要求。如果它表現出與自然法因此與道德不相吻合的特徵，它就不成其為法。

c.因此，道德就深深地滲透到法的世界之中。它通過兩種方式表現出其內容。法不是一種獨立於道德之外的事物，它與道德具有相同的內涵，它不過是相同的道德以不同於自身的法的方式而表現出來而已。這樣的表達，是為了在日常生活之中進一步落實。法，就其實質而言，無論是先前存在的自然法還是後來存在的實在法，不過是實現體現了法的本性，承擔了確認法，取得法的資格的標準的道德的一種工具。

3、可以說，在自然法學之中，法與道德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法與正義相同一。如果我們從邏輯體系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包容關系：道德是總體或種概念，在其中自然法是一部分或屬概念，在自然法之下又包括了實在法。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從實在法到自然法再到道德[6]。

上述理論形態可以在康德的思想之中得到驗證。康德作為最後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古典自然法學家，認為法——包括了自然法和實在法——與道德相分離，但是仍然與道德的世界相一致，因為法是實現道德的工具，因此在本質上仍然是道德[7]。

4、還要對自然法學進行一個說明。存在一些自然法學理論對於上述的法與道德的關系的理論提出相反的看法。這些理論認為，實在法是自在之物，在內容，標准和正義價值上都是自在的。因此不是道德成為法的基礎，而是法在這種情形中直接就是實在法成為道德的基礎。霍布斯的理論就是這種類型的理論的一個例子。他認為，實在法是用來區分和判斷正義和非正義的標准[8]。但是，這種術語上的理論反叛只是表面上的。事實上，霍布斯的理論建立在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之上，因此，國家和實在法都仍然建立在自然法的原則的基礎上。首先的最基本的原則仍然是確立和平的契約（pacta sunt servanda）。因此，實在法可以代表道德或自然法的標准，它本身就成為了道德。它具有了這樣的品質，因此所有的體系的最終基礎仍然是道德，這與自然法學仍然相同[9]。從其他的理論之中也可以得出相類似的結論。

㈢ 一、 試比較古典自然法學和新自然法學

很花時間的題目，才10分太少了吧

古典自然法學派主要觀點是自然法理論和社會契約論

新自然法學派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復興，區分它們意義不大
當然也有所區別。推薦你看《法律的道德性》這本書

㈣ 試比較古典自然法學和新自然法學

關於西方自然法學流派的劃分，傳統的觀點是分為四類：古希臘羅馬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或稱樸素自然法）、中世紀的神學主義自然法（或稱神權自然法）、近代的理性主義（古典）自然法、現代的新自然法（或稱復興自然法）。本人主要是將近代理性主義的古典自然法和現代的新自然法學兩者作一下比較。

格勞秀斯是近代的理性主義（古典）自然法學第一人。他認為自然法是正當的理性命令，是判斷行為善惡的標准。自然法源於人的理性，而不再是神的意志。這樣，格勞秀斯使自然法擺脫了神學束縛，而走進理性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格勞秀斯豐富了自然法理論的內容，把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社會契約納入自然法的理論框架，從而奠定了近代古典自然法學的基礎。格勞秀斯設想，人類通過簽訂契約從自然狀態步入文明社會，也即主張國家起源於契約。但格勞秀斯的社會契約只是一次性的，一旦人們締約組成國家、擁戴某人為君主之後，君主就象獲得其私人權利一樣掌握國家主權而且他的行為一般不受法律控制，但有義務遵守自然法和國際法。格勞秀斯極端反對主權在民思想，反對民權高於君權，一般來說，即使君主濫用權力，人民也無權反抗，因為如果允許濫。用反抗權，國家將無法存在。因此，格勞秀斯屬於國權主義自然法一派。

而古典自然法另一代表人物霍布斯，他從人性本惡論出發，認為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里，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盡力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肢體的自然權利，由於沒有一個共同的權力使大家懾服，人們便處在戰爭狀態之下。所以，自然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信守和平、尋求和平。但並不保護基於人類本性的自然權利，反而要限制它以實現和平。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自然法思想，即人們為了互利，為了避苦求樂，才遵循自然法。在沒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權力來保證自然法的實施時，和平沒有希望，因此要建立國家，其方式是訂立契約。第一、人們轉讓自己所有的權利；第二、被授權者不是契約的當事人，不受契約約束，主權者權力無限；第三、未經主權者允許，人民不得訂立新約，轉移已讓渡的權利；第四、人民不能拋棄主權者，不能控告、懲罰、處死主權者。進而，霍布斯提出，「惟有主權者能充當立法者」，法律是「主權者對有義務服從的人發布的命令」，主權者不受法律約束，離開了主權者的命令，就沒有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非正義的」。又指出，法律不能違背理性，主權者要受到自然法約束。他關於「每個臣民都有義務遵守國法，而遵守國法就是遵守自然法」 的觀點實在是一種典型的國家主義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學中另一代表人物斯賓諾莎則屬於民權主義一派。斯賓諾莎是個大哲學家，在法哲學方面，他與霍布斯有著一致的進路，即人性→自然狀態與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國家與法的起源。但他之所以屬於民權主義自然法一派，是因為在訂立社會契約時，人們讓渡的僅僅是判斷善惡和實施懲罰權利而非全部權利，在人們保留的權利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權（尤其是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和重新締約的權利。而在政府的目的方面，認為首先是維護和平與安全，而他提出自由乃是政府旨在實現的最高目標，一個好政府會賦予公民以言論自由，而且不會試圖控制他們的意見和思想。主權者受自然法限制，其權力范圍有限。

新自然法學中的馬里旦教授是新托馬斯主義一支的最重要學者，自然法是其法哲學體系的核心。雖然他秉承阿奎那的經院哲學傳統，頌揚神學自然法理論，但由於下列觀點，他無疑屬於民權主義自然法。他認為自然法是人權的哲學基礎或理性基礎。生存、自由及追求道德生活完善的權利是人自然享有的，先於並高於人定法，是世俗社會不必授予但必須承認的、普遍有效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輕視或取消的權利。他曾積極參與制定《世界人權宣言》。人民高於國家，國家為人民服務。從這種工具主義的國家觀出發，馬里旦提出摒棄主權的概念，因為對外主權使國際法形同虛設，對內主權則導致極權主義，總之，主權不能在政治領域內存在，而只能在生活在精神和思想領域。他甚至提出要維護持久和平，需要建立世界政府。
新自然法學中的富勒教授堅持主張，法律與道德密不可分，法律包含了其固有的道德性，缺乏這種道德的法律根本不能稱為法律。他還指出，法律不僅要體現普遍意義上的道德目標，而且必須滿足一些程序上的要求，前者被富勒稱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實體自然法"，後者則被稱為"法律的內在道德"和"程序自然法"。富勒所討論的自然法主要就是程序自然法，所以是一種新自然法學。他強調，以上原則是法律的內在道德的要求，缺一不可，否則不單是導致壞的法律制度，而是導致一個根本不宜稱為法律制度的東西。 總之，富勒關於自然法的程序觀決不企圖傳授任何具有約束力的終極目的的真理性觀念或教條，而是提供一種有關手段方面的理論，這些手段是法律秩序為達到某種目的多必須運用的， 這就是新自然法學中的相對自然法的傾向。

區別你看出來了嗎？

㈤ 古典自然法學的產生發展

西方的自然法學思想是怎樣興起的？

在西方數千年法律思想長河中，「自然法」這一名稱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目的而運用，它的命運也極盡曲折：既曾經被奉上神壇，當作絕對的真理，判斷現存法律（實在法）是非的終極標准，受到熱情的捍衛，或作為革命的旗號，這是從古希臘哲學、古羅馬法學、中世紀神學到啟蒙運動一段很長的故事；又曾被視為無稽之談，給與無情的嘲諷和猛烈的攻擊，被邊沁（J．Benthan,1748--1832）譏為「高燒時的胡說八道」，這主要是19世紀法律分析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之事。時間進入到20世紀，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學又開始了復興進程，特別在二戰以後達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觀念重新進入人心，占據了法學理論的重要地位，並極大地影響了法律實踐。

自然法學的歷史命運說明，只要人類還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還需要追問現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還試圖改革現狀以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就避不開自然法的問題。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沒有自然法，…很難說思想的歷史，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歷史，究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話來說，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遠不能被熄滅。如果它被拒絕進入實在法的機體，它會象一個幽靈飄盪在房間的周圍，並威脅要變成一個吸血鬼吸取法律機體的血液。」[②]

縱觀從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義變遷，有一點始終不變的是：它與實在法相對，是高於實在法並對其進行約束的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本文將承認有高於實在法的基本原則（來源於神意、道德或人權等等）存在的法學思想，都稱為自然法學，以此作為討論自然法學思想興起的基礎。

一、古代的自然法學

當代自然法學的傳統基礎，主要是17、18世紀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然法的觀念（被稱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來自於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義顯然來自於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理解，認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這是古希臘人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傑出貢獻，代表人物為前期的智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後期的斯多葛主義者。古羅馬人的自然法觀念從斯多葛主義發展而來，強調自然法就是正義，是人定法（萬民法、市民法）之前發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前期代表為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羅馬時期的著名法學家，後期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臘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來自於智者學派對「自然」的分析。幾乎所有的早期哲學家都以「論自然」作為他們著作的標題，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生活，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遠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認為，人人皆為圓顱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與人的差異只在於制度，是人為的法律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現存的種族歧視、奴隸制及其法律均違反自然人性。阿爾基達馬（Alcidamas）斷言的：「大神令人類全部自由，自然從來不曾強迫誰當奴隸。」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則」，要求人類制定的法律服從神的法則。還有些智者相對比較消極，認為人不應被法律引向歧途，只應順應自己的本性沖動（自然）而行動，也就是不依人為的法律而行動，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動。可見，智者的這些批判現存法律制度，要求服從超越於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則的思想，是後世自然法的寶貴淵源。

之後，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確信存在著某些不變的標准支配著實在法，並斷言通過理性的運作，可以發現這些標准。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明確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認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變的法，高於內容變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據。

晚期希臘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學派，他們把人之自然規定為理性，認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國別或種族的人所具有的神聖理性是一樣的（平等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源頭）。因此他們認為存在一種基於理性的自然法，在整個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也不是個別立法者所制定或編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條例和習俗應遵循的准則。斯多葛派學者大多傾向於疏離於現存政治，追求順應自然，依理性和道德，過禁慾主義的生活。

通過斯多葛學派的後期人物與羅馬法學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傳入了羅馬，促進了羅馬法觀念的形成，並導致羅馬道德哲學的興起。西塞羅是古羅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對自然法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使自然法理論發生了根本的變革，變哲學的自然法為法學的自然法，將法哲學世界觀，發展為法學世界觀」[③]。西塞羅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廢除的、永恆不變的，他說：「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實用性並且是不變而永恆的……力圖變更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種惡，試圖廢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許的，而要想完全廢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尊守它；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它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法官。」[④] 在西塞羅看來，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個國家的法律或習慣中的內容都是正義的，完全非正義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質。因此，自然法高於一切國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

塞涅卡是羅馬後期的自然法學代表者，他對與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不感興趣，這是與西塞羅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對政治改革和法律創制有用的標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關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關系來協調社會。在塞涅卡看來，國家至多是一種必要的禍害，本身並不為善，人類應該尋求的是自然賦予的高尚道德和應有的勇氣，並藉助它安靜地忍受命運給予的一切。在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種解脫哲學和拯救哲學，並匯入到當時宗教運動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興起和傳播。而基督教，幾乎成了中世紀一切思想的基礎。

二、中世紀自然法

中世紀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學法律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學自然法學說，認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對上帝永恆法（神的理性的表現）的理解和參與，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通向永恆法的橋梁。

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基礎是奧古斯丁從原始基督教義發展而來的教會哲學。奧古斯丁區分了兩種價值共同體，即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聖價值，後者追求世俗價值，後者是人性敗壞的產物。他認為，教會是上帝指派拯救人類的工具，國家和法律是為了對付人類墮落、依神意而產生的懲治罪犯和救濟罪犯的手段，因此國家必須服從教會，世俗法律必須服從上帝的永恆法。顯然，奧古斯丁用永恆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學派的「理性」。

托馬斯·阿奎那融合了奧古斯丁的神學法律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經典的神學自然法學。阿奎那將法律按屬於神還是人，是理性還是具體文字表現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類：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類

理性
永恆法
自然法

文字表現
神法（聖經）
人法（實在法）

資料來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6頁至108頁

在阿奎那看來，永恆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統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現出來就是《聖經》，在地位上高於人間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對上帝永恆法的理解，是「理性動物對永恆法的參與」，表現出來就是國家機關（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實在法）必須服從自然法，並最終服從永恆法。自然法通過對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獨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趨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還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內容可以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引發了相對自然法的萌芽，這是對以往自然法學思想的一種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學

17、18世紀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學，是對中世紀神學自然法學的決裂，意味著中世紀神學（神權）世界觀的終結和近代法學（法權）世界觀的誕生。古典自然法學家即啟蒙思想家們不再以神性作為自然法的基礎，而認為自然法是適用於自然狀態[⑤]的、可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出法律原則，在效力上這些原則高於實在法。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蘭的格勞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國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國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雖然他們對於自然法的論述並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觀點而言，認為自然法是與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的，是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中通行的法則。人類能夠運用理性引伸出來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則，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適用上，啟蒙思想家是最為堅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實在法都要無情地加以廢除和改革。17、18世紀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論推動的。

古典自然法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至英國清教革命前） 這一階段是歐洲從中世紀神學和封建主義中求解放的時期，重要標志是新教的興起、政治開明專制主義和經濟重商主義的出現。格勞修斯、霍布斯、斯賓諾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論，都屬於這一階段的自然法學。他們的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然法得以實施的最終保障應從統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尋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樣，他認為人受自愛和自私的強烈推動，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種程度的惡意和侵略性；同時，又與格勞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尋求與別人聯合並在社會中過一種安靜、友善生活的傾向。從人性的二重性出發，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就具有兩個基本原則：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不去擾亂社會秩序。兩個原則結合在一起，就是「每個人都應當積極地維護自己以使人類社會不受紛擾」[⑥]。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種道德指南，主權者必須服從。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復仇者」，但當君主成了國家的真正敵人並使國家面臨實際危險時，個人和人民有權為了保衛自己和國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階段（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清教革命至18世紀初） 這一階段的經濟、政治和哲學都以自由主義為標志，洛克和孟德斯鳩是這一時期自然法學的代表。洛克認為，在人類法律產生以前的自然狀態中，適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財產，應當歸還不屬於自己的財物，履行諾言，賠償因過錯造成的損害，懲罰應予懲罰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說法，在自然狀態下，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沒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執行判決的權力，因此人類以社會契約的形式，創立社會，建立國家權力機構，頒布明確的法律，以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顯然，國家頒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為根據時才是公正的，它們的規定和解釋必須以自然法為根據」[⑧]。而且，他們贊成一種權力分立的方法來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並反對政府對這些權利的不正當侵犯。這一階段的自然法思想，後來在美國思想界占據了優勢。

第三階段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 這一時期是人民主權和民主的堅決信奉階段，最傑出的代表顯然是盧梭。在盧梭看來，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義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須由公意指導下的主權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來加以修改，「人民永遠可以做主改變自己的法律」[⑨]。盧梭堅信存在著個人的「自然權利」，根據這一點人們把他劃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盧梭崇尚至高無上的集體「公意」，又不主張採取預防主權者濫用權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惡意濫用而導向專制。這種思想，使他區別於洛克等人。這一階段的自然法理論主要流行於法國，並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盡管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法的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風的意見是，由人類理性建構出來的自然法，具有不證自明的、一貫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變的特性，是實在法的基礎，是衡量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這一思想，在那個時代特別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評論：「如果沒有自然法，恐怕不會有美國或法國的大革命，而且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恐怕也無理由進入人們的心靈，再從而進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來的許多主張，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如：（1）個人主義 即以個人為中心，崇尚個人優先於集體、個人是集體和社會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理念。（2）人權 即個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平等、財產、安全、反抗壓迫等等。（3）法治主義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權力，源自法律，未經人民許可，不得行使強制權力，政府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觀念，由此產生民主制度、立憲制度和三權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設。

四、自然法的衰落與復興

19世紀是古典自然法學衰落的時代，衰落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顛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類的迷信和偏見、推翻舊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歷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許多主張已成為現實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數動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學在邏輯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證明的難題，如自然法確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怎樣證明自然權利的存在？分析實證主義和歷史學派在這些問題上向自然法理論發難，摧毀了它的先驗的哲學基礎，削弱了自然法理論的影響。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對不正義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還存在對現實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滿，要求改革和進步，自然法就不會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說，「時代越黑暗，則訴諸自然法和自然狀態便越加頻繁」[11]。19世紀末20世紀的初期，關於自然法的學說開始復興，被稱為「新自然法學」[12]，二戰後因學術界對二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的反思而得到進一步增強，並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因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的影響而達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將自然法的復興，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二戰

經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歷史法學等流派打擊而衰落的自然法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其標志是新托馬斯主義法學[13]的出現和1910年法國法學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發表的論文《自然法的復興》。

自然法在這一時期的復興，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時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響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為正統已經一個世紀，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進行改革。而分析實證主義強調對現有法律制度的進行邏輯分析，不作價值判斷，不能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夠的指導，它所標榜的確定性和科學性令渴望改革的人們感到不滿足，並懷疑它的權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審判時，並不單純是運用純粹邏輯推理將規則或判例適用於特定案件或情況，而是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需要以高於實在法的原則為指導，對現成法條作靈活解釋或用道德原則和抽象理性來補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來輔助實際法律的不足，給予法院判決的自由權。

（3）法學學科的需要 自然法雖然在邏輯上有些困難，但是它對於法和道德的關系、法的價值、法的正義性等法學基礎問題的討論，能引導人們對法律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並得到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一部分內容，法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不完整的。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義大利的韋基奧（Vechio，1878—1970），德國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這時候的新自然法學，力量上和影響力上都不夠，法學中的主導學說仍是分析實證主義和社會學法學。

2、第二階段 二戰後至20世紀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橫行，德國納粹在立法中，嚴重踐踏西方傳統的人權觀念和權力制約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與實證主義法學之間的聯系，引起人們的深深思考。強調法律應該具有絕對的價值准則、正義高於實在法的自然法學觀點，重新引起多數人的關注，這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

在反思過程中，有兩件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紐倫堡審判 對德國戰犯在紐倫堡進行的審判過程中，提出了軍事領導人在執行政治領導人的命令去殺人時，應不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審判結果表明，法官們認為在面對著明顯的謀殺和野蠻的犯罪時，執行命令的那些軍事領導人，必須服從更高的道德義務，上級命令不得作為免除被告責任的理由。這次審判被公認為是自然法理論的勝利，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敗。

（2）拉德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轉向 有時候，某個人的行動能對歷史發展起相當大的作用，拉德勃魯赫正是這樣的人。二戰後，他從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轉向自然法，震動了西方法學界，並引起廣泛的爭論，大大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在二戰前，拉德勃魯赫堅信「實然」和「應然」的區分和價值的相對論，認為寧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亂。戰後，他指責實證主義鼓勵德國法學家站到了納粹暴行的一邊，承認在實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實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兩者發生沖突達到不可容忍時，實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這時人應該服從正義的自然法。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國的拉德勃魯赫外，還有法國的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時的達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國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馬里旦、達班持有的都是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在這一時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反映了二戰後人們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靈創傷和對世俗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望，以及對超越和制約現實法律制度的神學法學的嚮往。

3、第三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後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風起雲涌，並得到其他少數民族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的示威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抗議，美國60年代末開始的學生反越戰行動，以及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運動使人對西方法律制度所據以建立的哲學基礎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激起學者們重新思考和探討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這一切，促進了新自然法學進入高潮，運動中心也從西歐大陸轉移到美國。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家，以美國學者為主，他們以富勒為領袖，以羅爾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為骨幹。英國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這一階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學家。

五、新自然法學對古典自然法學的改造

在堅持存在著某些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這一點上，新自然法學繼承了古典自然法學，但也與古典自然法學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尋求先驗和永恆的絕對基礎 古典自然法學自信理性能為自然法尋求某種永恆不變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先驗價值基礎，從某些絕對原則出發可以演繹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學不再相信絕對的先驗價值基礎，認為正義、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法的基礎，自然法的內容可變。顯然，新自然法學的價值多元化和相對主義的色彩比較濃。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學已不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只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是用以判斷個人倫理或實在法的原則時的一種方法。

2、不再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學是啟蒙思想家反對黑暗的專制制度和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顛覆一切現有法律制度的願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學不具有這樣的願望和能力，只是探尋現已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價值基礎，以及改良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原則。

3、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 新自然法學與社會法學、實證主義法學之間，不再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而出現了向另一方靠近、願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形式的現象。實際上，新自然法學吸收了社會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許多成果和觀點，因而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如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學被稱為社會自然法學，達班的理論被稱為分析自然法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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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3頁，。

[②] 轉引自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③] 轉引自何勤華著：《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④] 轉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⑤]對自然狀態的看法，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顯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看得很壞，認為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有好有壞，人與人是平等自由的，雖然有自然法但沒有明確的法律和權力來維護秩序；盧梭則將自然狀態看得比較好，認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是人墮落的開始。

[⑥] 轉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第44頁

[⑦] [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⑧] 同上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0頁

[⑨]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3頁。

[⑩] 轉引自前引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第48頁。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頁

[12] 「新自然法」學分為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和世俗的（非神學的）兩大類，前者在二戰剛結束一段時期佔了主導地位，後者在60年代以後成為新自然法學中的主流。

[13] 托馬斯指托馬斯·阿奎那，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是指阿奎那神學基礎上的自然法理論的復興。

[14] 對於德沃金是否該歸屬於新自然法學派，理論界意見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認。這里將他歸為新自然法學派，是按照本文對自然法的定義和遵從我國多數學者的分類習慣。

註：原文為《西方法學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過西方怎麼會產生自然法學思想這樣的問題，因此我貼出該章節的一部分內容，雖然寫得比較淺薄，但可稍稍回答這個問題，並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㈥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介紹

古典自然法學派是指以近代歐洲資產階級大革命為背景，以啟蒙思潮為思想基礎，以啟蒙思想家為學說骨幹，重在強調法的應然價值，主張社會變革，具有鮮明的革命色彩的近代西方主導法學流派。

㈦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古典自然法學派

在17、18世紀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和革命斗爭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以強調自然法為特徵的一個法學派別。一稱自然法學派。所以稱「古典」自然法學派，是為了與其他時代(古代、中世紀或20世紀)的自然法學說相區別,並表示自然法學說在17、18世紀最為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H.格勞秀斯和Bde斯賓諾莎（1632～1677），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義大利的C.B.貝卡里亞，德國的Svon普芬多夫和C.von沃爾夫（1679～1754），法國的孟德斯鳩和J.-J.盧梭。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許多政治活動家，例如T.傑弗遜(1743～1826）、P.潘恩(1737～1809)、孔多塞(1743～1794)和M.-F.-M.-Ide羅伯斯庇爾等人，他們也都信仰古典自然法學。

㈧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代表觀點

古典自然法學和當時同樣盛行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論是密切相聯的；古典自然法學派代表人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張這兩種理論。他們一般都認為，人類在組成國家以前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受體現人的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以後根據理性要求，訂立契約，成立國家。對於人類在自然狀態下如何生活，為什麼要訂立契約，契約的當事人是誰，契約內容如何，在成立國家後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實在法與自然法的關系，他們又眾說紛紜；特別是在政治上，他們雖然都以自然法學說為依據，卻各自得出了十分不同的結論。有的傾向君主專制（霍布斯），有的傾向君主立憲（洛克、孟德斯鳩），有的主張民主共和國(盧梭、傑弗遜和潘恩)；有的傾向溫和的改良（孟德斯鳩），有的主張以武力推翻暴政(盧梭)。同時，從他們對個人和國家或實在法與自然法的關系的不同解釋中，也可以看出兩種傾向：一種傾向認為國家制定的實在法應服從自然法，國家不得侵犯自然法賦予個人的權利；另一種傾向則認為國家權力至上，實在法與自然法實質上是一致的。在西方政治學和法學著作中，前一種傾向被通稱為自由主義學說或個人主義學說；後一種傾向被通稱為國家主義學說或絕對主義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