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資源法學

1. 有關自然資源的法律

1、土地法，是指國家調整土地所有、佔有、經營、使用、保護、管理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土地經濟利益，有利於穩定統治階級的社會經濟秩序和政治統治。

2、水法，有關開發、利用、節約、保護水資源和防治水害的人類活動以及由此產生的各類水事關系的法律。

3、礦產資源法是國家關於礦產資源的法律法規。1996年8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對《礦產資源法》的修正並公布，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4、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1950年 6月30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18條，規定大森林收歸國有，由人民政府管理經營。同年還頒布了《關於禁止砍伐鐵路沿線樹木的通令》、《各級部隊不得自行採伐森林的通令》。

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在全國大規模造林的指示》，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確定林權、保護山林和發展林業的若干政策規定(試行草案)》，1963年國務院發布了《森林保護條例》，196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加強山林保護管理、制止破壞山林樹木的通知》。

1979年 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試行）》，並決定每年3月12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植樹節。

198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的指示》，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

5、《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是為了保護、建設和合理利用草原，改善生態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發展現代畜牧業，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制定的法律。

6、海洋法目前有兩種解釋：

一是確定各海域的法律地位並調整各國在海洋利用各個領域中的關系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體】。

二是海洋法就是規定海洋各個海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並調整各國在其中從事各種活動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總體。

它還具有沿海國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其他國家在大陸架的合法權利、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等。

7、國土資源法是調整人們在國土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和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各部門資源法組成，主要包括土地資源、礦產資源、草原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野生動植物資源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地方性法規。

2. 為什麼說權利和義務是法學的基本范疇

你翻開來任何一部法律，你都會自發現每一部法律的法條都基本上是規定的權利，設定義務的，不管是侵權責任也好違約責任也罷，其核心都是該行為能引起權利、義務的變動，如果一個行為不能引起權利與義務的的變更、終止、產生那麼該行為就不受法律調整，所以說權利與義務是法學的核心。
簡言之，權利與義務相一致，責任與過失、過錯相一致，出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3. 《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pdf下載在線閱讀，求百度網盤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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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

書名：權利與冤抑

作者：[日] 寺田浩明

譯者：王亞新

豆瓣評分：9.4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7

頁數：449

內容簡介：

《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包括15篇論文，內容包括我國明清時期的土地制度，民間的契約形態及效力，相當於民事訴訟的州縣衙門「聽訟」的程序與結構、性質與歷史定位，作為審判基準的「情理」，重罪案件的刑事程序和律例的適用。更為重要的是，作者試圖用「首唱—唱和」、「權利—冤抑」、「非規則的法律形態」等理論概念來歸納我國歷史上的法律現象，試圖在世界范圍的文明比較視野中從理論的高度來內在地理解中國法的歷史位置。

作者簡介：

作者:(日)寺田浩明 譯者:王亞新

寺田浩明教授為日本著名的中國法制史專家，生於1953年，197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歷任東京大學法學部助教，東北大學法學部副教授、教授，2001年至今任京都大學法學部教授。他多次訪問中國，與法制史學界有密切的聯系和交流，其成果對我國相關領域產生了十分有益的影響。

4. 權利，權力，權益三者有什麼區別

權利，權力，權益三者的區別：

1、權利指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應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許可與保障。

權力指特定主體（包括個人、組織和國家）在其職責范圍內擁有的對社會或他人的強制力量和支配力量。

權益指符合法律規定的權利和利益。有公民的合法權益、法人的合法權益等。

2、「權力」在於其主體的特殊性，是特定的組織所擁有的強制性力量，一般都會與國家公權掛鉤。

「權利」是由法律所賦予的，也是一種可要求向對方「必須為」或「不可為」的力量，但相對而言更私人化一些，不需要特定的身份。

「權益」指「權利」所指向、所保護的利益，比如，人有保護其自身生命及財產不受不法侵害的「權利」，那麼這個「權利」所指向的利益就是人的生命財產「權益」。

3、權利是以滿足個人需要為目的的個人權利。

權力是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職務的權利。

權益指公民受法律保護的權力和利益。

1）擁有者不同。

權利擁有者是公民個人，權力是國家專門機關、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權益包含前面二者。

2）內容不同。

權利強調個人的利益，權力強調強制或管理，權益二者都有

3）指向對象不同。

權利指向對象是平等的，權力則是不平等的，權益二者都有

4）法律的要求不同。

權利可以放棄，權力是職責，不可以放棄，權益中的權利部分可以放棄，權力部分不可以放棄。

5. 權利的游戲資源

權利 [quán lì]
權利一般是指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與義務相對應，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人權概念的核心詞，法律規范的關鍵詞。在家庭、社會、國家、國際關系中隱含或明示的最廣泛，最實際的一個內容。從通常的角度看，權利是法律賦予權利主體作為或不作為的許可、認定及保障。

6. 權利，權益區別

1、定義上的區別

權利一般是指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與義務相對應，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人權概念的核心詞，法律規范的關鍵詞。在家庭、社會、國家、國際關系中隱含或明示的最廣泛，最實際的一個內容。從通常的角度看，權利是法律賦予權利主體作為或不作為的許可、認定及保障。

權益指公民受法律保護的權力和利益。《企業會計制度》對所有者權益的定義：是指所有者在企業資產中享有的經濟利益，其金額為資產減去負債後的余額。

2、擁有者不同

權利擁有者是公民個人，權力是國家專門機關、執行職務的公職人員，權益包含前面二者。

3、指向對象不同

權利指向對象是平等的，權力則是不平等的，權益二者都有。

4、法律的要求不同

權利可以放棄，權力是職責，不可以放棄，權益中的權利部分可以放棄，權力部分不可以放棄。

7. 什麼是權利和權力,兩者的關系怎樣

權利一般是指法律賦予人實現其利益的一種力量。與義務相對應，法學的基本范疇之一，人權概念的核心詞，法律規范的關鍵詞。在家庭、社會、國家、國際關系中隱含或明示的最廣泛，最實際的一個內容。從通常的角度看，權利是法律賦予權利主體作為或不作為的許可、認定及保障。

權力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特殊影響力，是一些人對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預定影響的能力，或者是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使另一個人或其他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系。

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是常被相提並論的概念。公民權利的減損，往往就是政府權力未能得到有效約束。立法法的修改，是要管法，當然也是要管權。管住政府權力，就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好保障。

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所有行政行為都要於法有據，任何部門都不能法外設權。」過去面對現實的一些問題，地方政府想到的是給自己擴權，去「硬管」，結果往往問題沒解決，還進一步侵犯了公民的權利或利益。

(7)權利資源法學擴展閱讀：

不能減損公民權利，不僅是「紅頭文件」應遵循的規則，也是社會治理應遵循的規則。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都會集中關注很多熱點的社會議題，提出各自的建議。

這些觀點有的應者雲集，有的爭議頗多。粗略觀察會發現，是否從「規范權力、保障權利」的視角出發，往往是觀點能否贏得民意認同的關鍵。

所以，對待權力和權利，要有不同的思維。面對任何問題開出「葯方」時，必須要檢視下，這「葯方」是如何對待權力和權利的，規范了權力又沒減損權利，這「葯方」就是靠譜的。

參考資料：人民網-兩會也是明辨權力和權利的場合

網路-權利

網路-權力

8. 權利的概念及其學說（急）謝謝

權利的概念及其學說

權利
指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應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為的許可與保障。
「權利」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其意義為個人自主性為正當。本文通過對「權利」一詞在晚清文獻和《新青年》雜志中使用時的意義分析，以及初步統計研究，試圖揭示中國現代文化形成中是如何接受和使用個人權利思想的。研究表明，由於「權利」在中文中原有意義是權力和利益，晚清中國知識階層是從維護國家權力和利益角度意識到國家和群體的自主性為正當。這是用「權利」翻譯rights的原因。在1900至1915年間，自主性的理念適用范圍從國家（群體）拓展到個人，這一時期「權利」的意義比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義。由於中國文化中任何正當性都與道德聯系在一起，政治文化離不開道德判斷，中國人難以接受某種不等同於道德的正當性理念。新文化運動是塑造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關鍵時期，本文選取《新青年》為個案，對其使用「權利」理念進行意義分類及初略統計，並與晚清、辛亥時期「權利」觀念的意義比較。我們發現五四時期「權利」觀念日益道德化，權利一開始被當作一種新道德，人們甚至用道德的種種屬性來評判權利。這種意義演變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部份知識分子拋棄自由主義、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使用的方法是關鍵詞（「權利」）的意義分析和統計，並結合思想史內在理路的疏理，來探討中國現代政治文化形成。我們力圖將某些重要觀念在中西不同文化價值系統的原有意義及翻譯傳播同重大歷史大事件對人思想的沖擊結合起來考察觀念演變。
一、從嚴復對「權利」的翻譯講起
1896年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曾用「權利」一詞表達英文中rights，當時他就感到這種翻譯是有問題的。在英文詞源中，自九世紀起至今，rights核心意義均為「直」和「尺度」，從中可引出「正當」的含義。而中文中「權利」這個詞中，無論「權」還是「利」均無「正當」這種價值判斷。嚴復認為：用權利來翻譯rights，是以霸譯王；經過深思熟慮，嚴復主張將rights譯為「民直」或「天直」。在彌爾OnLiberty的譯本《群己權界論》中，嚴復在不同場合分別將rights譯為「民直」、「天直」和「權利」，以准確表達英文rights的復雜內涵。一百年過去了，嚴復對rights的翻譯並沒有為中國人所接受。為甚幺今天中國人用權利來代表rights？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個翻譯中用詞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去考察權利這個詞在過去一百年中意義的變化，並將它同rights的意義在西方語境中的演變作比較，就可以揭示出中國文化在近現代轉型中是如何選擇性吸收西方理念的。
眾所周知，權利在西方文化中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法律的，即它指那些合法性正當權力和利益；第二個層面是普遍價值，它作為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核心概念，其含義為「個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例如，當人們強調擁有某種權利時，是注重每個個人的獨立自主，並不涉及這些行為應不應該，或是好是壞。權利主張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並不要求在自主性名義下人的行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這些行為不損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規則），人就有權做這些事，權利保證了這些行為的正當性。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學家在界定權利時，爭議的焦點之一就是權利具有甚幺意義上的道德含義，並把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也歸為倫理學。但是必須注意，今天政治哲學家在討論權利的道德屬性時，道德的定義已同我們通常所說的不同。根據康德的定義，道德是「向善的意志」。而今天政治哲學家所討論的權利的道德屬性，大多屬於麥金太爾所說的「規則的道德」（Moralityofrules），其道德定義已同傳統使用的定義不同。因此，如果我們固守康德對道德之為非道德的正當性。其實，只有的定義，那幺就可以說，「權利既不是道德的，亦非『不道德』（immoral）的」，我們可以稱將權利看成非道德的正當性，才能彰顯出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所以哈柏瑪斯高度重視自主性概念，認為它是現代性的本質。一旦對權利概念的認識出現價值偏差，如將其理解為帶有某種強制性的傳統的道德，就很可能出現價值理念上滑向極權主義或革命烏托邦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權利這一觀念不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又會變成甚幺樣子？顯然，當權利所包含的平等自由變成古典意義下的道德，即使權利的具體內容不變，由此引出的推論和社會制度運作原則就會和自由主義沖突。道德作為一種向善的意志，具有權利不可能有的如下兩個特點：第一，道德是應然，它反映在社會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價值的社會是應然的社會。由此可以根據道德原則藍圖來設計社會，這時道德原則就具有某種建構社會之功能，它的實施極易轉化為烏托邦社會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種善，反對這種道德價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壞道德是應該受譴責的。如果把這種觀念上升到社會制度層面，本來屬於工具性的處於不斷試錯中的某種制度就會和道德價值劃上等號。即使這種道德價值是所謂「自由與平等」，但對不道德之譴責也極易變成迫害不同政見的人。作為道德的自由平等轉化為社會制度，就存在著形成一個取消個人自由的專制或極權政府之可能。
可見，一旦權利道德化，現代自由社會就會退化或變質，在某種程度上會退回到傳統社會組織形態或成為極權主義。然而，從追求自由平等轉化為認同革命烏托邦，以至最後形成類似於極權主義制度，這恰恰是中國近代思想和社會變遷的重要脈絡之一。這樣一來，研究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如何使用「權利」這一詞彙，就不僅是一個翻譯中如何用詞的問題，它可以揭示「權利」的意義在不同時代的演變。這有助於發現中國思想如何拒斥西方自由主義、接受馬列主義的內在理路。1997年，我們開始了中國某些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該研究計劃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葉部分重要報刊言論中出現的政治文化術語作出統計分析，這使得系統探討中國近代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成為可能。據此，我們可以從「權利」觀念的演變來透視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並探討決定這一命運的思想史方面的因素。為了展開這一分析，我們有必要先討論一下權利這一代表非道德正當性的理念是如何在西方形成的，以作為中國文化近代如何從自身意義結構接受西方觀念的背景。
二、非道德正當性的起源
早在古希臘哲學和羅馬法中，就有類似於權利這樣的詞。當時它的意義是在某種前提下特許做的事；在價值上，權利和「正確」、「正義」意義相同，它是一個純粹法律概念，意義為法律保護的利益和可做的事情；並無今日具有的「自主性」、「自由」之含義。權利這個詞被引入歐洲語言中大約是十四至十五世紀。據柏林考察，像個人私隱權這種代表自主性的觀念在西方出現，最早不會超過十六世紀。也就是說，權利一開始作為一個純法律概念，演化到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一理念，經過了漫長的過程。西方思想史家在研究這一演變過程時，大多重視兩個環節：一是基督教世俗化的貢獻，如自然法和對靈魂價值的推崇如何有助於確立天賦人權。另一個環節是啟蒙運動。而我們認為，有一個因素長期來引起足夠重視，這就是文化系統如何對道德進行論證。
傳統社會的人生活在由等級和身份組成的關系網中，不可能有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樣的理念。而在近代打破人的等級、解除傳統束縛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肯定自由和平等時，又極易將其視為一種具有向善意志的新道德。我們認為，權利從一個純法律概念轉化為非道德正當性，其前提是人們意識到「正當」（對某種行為的肯定）與「應該」是不同的。「應該」不僅意味認同的該行為是「善」，而且在其背後還存在向善的意志。那幺，人在何種社會條件下會意識到肯定某種行為（或規范）而同時又不將善的意志指向它呢？這只有在道德基礎論證失敗時才會發生。西方文化大傳統中道德有兩大來源，一個是對上帝的信仰，這是希伯萊傳統；另一個是注重求知，這是古希臘傳統。基督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吸收和消化這兩種傳統，形成了西方傳統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論證結構。一旦社會發生轉型，例如市場經濟的發展，主權國家的出現，需要論證個人自由和平等這些新價值的合理性時，上述傳統結構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對上帝的信仰至多隻能維系傳統的道德，隨著社會的世俗化，由基督教提供的傳統道德逐漸退到家庭和私人空間。至於新的行為規則，不可能將其視為上帝和人之間的契約。另一方面由於知識本身無所謂好壞，只有真假之分，所以由知識來證論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合理性，就會碰到實然不能推出應然這一邏輯困難。於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像自由這種新價值很難成為一種新道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非道德的正當性才順利地成長起來。麥金太爾（AlasdairC.Macintyre）考察了啟蒙運動以來西方道德基礎論證的歷史，他有一個驚人而重要的發現，這就是十七世紀後直至今天，西方所有道德基礎的論證都是失敗的。我們認為，西方近現代對道德基礎論證的失敗和非道德正當性的形成，實為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個人權利作為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歷史上主要是在英國逐步成熟的。思想史家常常津津樂道如下事實：自十六世紀以來，英國思想家開始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特別是保證個人自由避免受任何權力集中可能帶來的威脅。格林利夫（W.H.Greenleaf）稱其為Libertarianism。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可以視為這種價值理念在政治領域中的成熟。彌爾頓（JohnMilton，1608-1674）的《論出版自由》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政府論》，就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十八、十九兩個世紀中，這種自由的理念進一步擴張到經濟領域，表現在自由貿易、商業和有關勞動階層等各個方面的討論。如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天賦自由」（naturalliberty）概念，彌爾（JamesMill，1773-1836）對市場經濟是體現自由價值的論證，以及邊泌（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功利主義（主張有利於個人的行為也有利於社會），都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然而問題的實質在於：為甚幺恰恰是英美的經驗主義傳統，成為孕育非道德正當性——權利這一理念並的溫床呢？
如果我們撇開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有助於個人權利觀念成長的獨特政治和經濟條件，僅僅從思想內部尋找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發現，英美經驗主義思想比歐陸理性主義，更不利於對個人自由和平等這些新價值作出道德性論證。也就是說，對新價值道德論證的無效，乃是非道德正當性成熟的文化條件。在歐陸，笛卡爾（ReneDescartes）把那種來自於科學的幾何式推理的清晰思想方式作為自明的理性，從理性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建構人類道德的原則。在英國，卻把道德基礎歸為信仰，不屬於理性，即認為人類的理性不足於發現宗教真理。他們認為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基礎並非理性所能證明，而必須基於信仰。而信仰只能用來支持人們早已熟悉的傳統道德，它們和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無關。這樣，這些新價值要存在，只能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
今天，思想史家在討論英國經驗主義的起源時，十分強調主張不能從理性推出道德的信仰主義，促使了英國懷疑論的成長。十七世紀後，這種二元論信仰主義和皮洛懷疑主義（Pyrrhonism）結合，把一種知性上的謙卑灌輸到人類心靈中去。我們認為，隨著懷疑論成為英國經驗主義的重要成分，英國啟蒙思想家終於發現，要給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以道德論證是不可能的。他們最早認識到應然和實然之間的斷裂。這方面，休謨（DavidHume）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實然不能推出應然。休謨曾這樣論證：「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的連接，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系起來的，......對於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從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系中推出來，應當列出理由加以說明」。
懷疑論者一旦意識到由知識推不出「應然」，那幺理性就永遠不能成為道德論證的根據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理性至多是人指向求知的意志。「實然」和「應然」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使得人的意志無法與自由平等整合。故麥金太爾將休謨發現實然和應然之間的不可推導性，稱為道德論證運動的墓誌銘。確實，正是休謨成為從懷疑論角度論證權利是一種非道德正當性的集大成者。例如他把這種懷疑論推衍到政治方面，提出如果沒有政府，人們可能過得更好。這種態度一直貫穿到邊泌和其它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懷疑主義一方面用信仰作為基督教的基礎，盡可能保持它不受科學革命和政治變革的影響，但同時並不把來自數學和科學的理性置於人的心智之上，使它成為道德的基礎。這時，自由平等自然被理解為一種和自主性有關的權利而非道德。
縱觀西方近現代思想史，我們可以發現，只要人們不是那幺清醒地意識到道德論證失敗，權利一旦超出法律含義，轉變為普遍價值時，極易滑向一種新道德。這方面，歐陸理性主義的發展就是明顯例子。歐陸理性主義者普遍相信理性和人的感情應該是道德的基礎。德國哲學力圖用理性推出道德，而法國啟蒙思想家則更喜歡用人的感情來論證道德的合理。他們並無英國經驗主義那種道德論證失敗的認識。即使他們也發現「實然」與「應然」有別，甚至「實然」不能推出「應然」，但理性的追求可以含混地看作趨向普遍規則的意志，它可以和道德聯系起來。這樣，當他們把自由平等這些價值看作是從理性或感情推出時，就很容易滑到一種道德論證，即它被納入人的向善意志。在這種結構中，權利不僅代表正當和善，還帶有某種「應然」即道德的性質。例如彌爾在《論自由》中指出，法國式的自由是平等為先的自由，這里平等首先被理解為一種道德價值，而不僅僅是權利。又例如，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把自由分為自然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人的一種新道德。柏林（IsaiahBerlin）將自由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認為歐陸理性主義所認同的自由更接近於積極自由，它有別於英美強調免於別人干預的消極自由。為什幺自由有積極與消極之分？我們認為，積極自由的本質是把自由看作主體性並強調應該去實現自由這種價值。這里自由已被等同於善，而追求自由則是一種向善的意志。人的意志指向善恰恰是道德的基本結構。因此積極自由之所以不同於消極自由，乃是因為它比消極自由具有較多的道德色彩。
一般來說，道德注重應然即強調人的義務。積極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許可下的自主性視為一種應然，「應然」自然也包括人的義務。這樣，在積極自由和理念中，人為社會盡義務是他享受權利的前提。此外，當權利僅僅用以刻劃人的自主性為正當時，並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實現權利所規定的各項內容。而一旦權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內容為人之可欲；人們就會認為人的權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沒經濟能力實現法律賦予他權利時，就認為權利的虛妄。進一步，把每個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來，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種道德。這樣一來，社會制度作為公共意志的表現當然也就等同於新的道德。在盧梭那裡，社會公義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體人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國家，又是公民。民主則被認為是一種實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應該有助於人類的道德化。這就構成了張灝所說的高調民主，它有別於英美自由主義將民主視為一種保護個人權利制度的低調民主觀。而一旦把社會制度作為道德價值的實現，必定包含著用理想原則來設計的含義，它極易轉化為烏托邦。
因此，我們可以用自由平等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價值成份多少（即對向善意志強調程度的不同），將相應的觀念和觀念系統分類（表1）。隨著權利這一觀念中所蘊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現權利的道德化，個人權利和消極自由也就變為積極自由和強調義務的權利。進一步將積極自由道德化，個人權利完全轉化為平等，自由也變成號召人們參與解放事業的一種公共意志。與其相應的觀念系統是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十九世紀中國人對「權利」的認識
為甚幺中國人要用權利一詞翻譯rights？這同「權利」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義直接相關。我們知道，中文裡「權」和「利」兩個字連用，一般有兩種意思。一是指權勢和貨財；另一謂權衡利害。先秦文獻中很少使用「權利」，但《荀子．勸學》中已有這樣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其中「權利」就是指權勢與貨財。但「權利」也有權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書．算地》：「夫民之情，朴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法而易苦。」到漢代，文獻頻頻出現權利二字聯用，其含義大多是權勢與貨財。值得注意的是，專題討論國家權力、利益與儒家道德關系的著作《鹽鐵論》中「權利」一詞的用法。該書有十一處使用「權利」（見表2），其意義均為權利和利益。漢以後，權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權勢和利益。這表明，或許除了權利一詞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適的詞來表達在某種條件下特許的權力和利益這一意義。我們認為，近代中文裡之所以用權利譯rights，是為了表達rights法律含義中對國家或個人權力和利益兩方面的界定。
據劉廣京考察，中文用權利一詞翻譯rights比日文書刊要早，它最先出現在1864年總理衙門斥資刊印的《萬國公法》上。這證明，中國人對權利的認識也同西方一樣，是從其法律層面開始的。《萬國公法》由西方傳教士丁韙良主譯，是一部討論西方國際法及其歷史的著作。該書提到權利一詞有幾十處，其含義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當權力和利益（見表3）。《萬國公法》用代表權力和利益的權利來翻譯rights法律意義，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當」這樣的意思外，基本上表達了合法的正當權力和利益之意思。這一翻譯應該說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中國，正當性極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聯。特別是由於對甚幺是正當的權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為權力的正當性根據，而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倫理作為正當權力和利益的基礎。例如在《鹽鐵論》這十一個例句中，「權利」除了一般意義上指涉權勢與利益之外，大多與「王道」、「仁義」對用。也就是說，在討論國家或個人權勢和經濟利益時，不能脫離儒家倫理。特別是漢代以後，權力和利益的正當性越來越明顯地與儒家倫理而不是法律掛

9. 權利是否是一種資源，為什麼

有人在論述實現人生價值的時，提出要利用好四種資源。一種資源是權力，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第二種資源是關系，「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能與掌權者拉上關系，就意味著機會，就意味成功，這實質是第一種資源的延伸。第三種資源是財富，古人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現在卻已發展為「有錢能使磨推鬼」。第四種資源是智慧，畢竟還有一些人靠真才實學生存著。第五種資源是體力，靠出臭汗維持生計，這肯定是排在最後的一種資源。
筆者不想議論這種排序的合理性，但對這種視權力為資源的觀點感到無比驚詫----權力成為資源，成為工具，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砝碼……這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
細細想來，在「官本位」的社會，權力還真的成全了一些人，權力還真的被他們當作實現個人目的資源進行開發。的確，對這些人來說，有了權力，可以說就有了一切。當了官，可以搞權錢交易，貪贓賣法，何愁無金錢？當了官，經常面對色情賄賂，「肉蛋」攻關，怎能缺美女？當了官，可以搞形象工程，玩政績游戲，電視上作秀，報紙上吹捧，難道少了鮮花與掌聲？當了官，什麼沒吃過，什麼沒玩過，什麼地方沒去過；當了官，又有什麼得不到的呢。甚至是「智慧」，也中唾手可得----不是有一個秘書替六位上司讀完研究生的事嗎，上課秘書替，考試秘書答，畢業論文秘書寫，領導不知不覺就變成有「學識」、有「文化」的人了。人家讀研究生要受寒窗之苦，領導拿頂碩士帽如同從口袋裡取手紙。領導發表文章就更簡單了，有秘書操刀，何必勞神費力。以前有一種說法「金錢是萬能的」，對那些把權力當作資源的人來說，這似乎得改一改了：權力才是萬能的。
好權，可能是人的本性，是人以及動物征服欲、佔有欲的一種外在表現。英國思想家羅素在他的名著《權力論》中指出："愛好權力，猶如好色，是一種強烈的動機，對於大多數人的行為所發生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自己的想像"。看看報考公務員的景象，就知道當今人們對權力的憧憬與渴望（我真的懷疑他們報考的動機，單純地只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區區一個名額，報名者竟然達到數百人；而眾多博士、碩士寧願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擠入仕途。而現實中的跑官、要官、騙官、買官、賣官現象，就更能表現出權力本身的非凡魅力，而最令人吃驚的是，許多人對自己這種「撈官」醜行從不感到臉紅，大大方方，心照不宣。這一切，恐怕不是「學而優則仕」這一文化傳統所能解釋的。因為，社會現實告訴他們，權力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聽朋友講過這樣的事，說前幾年，廣東人教育孩子說，不好學習，長大了讓你當官去。當時背景是當官的收入比經商、辦實業差遠了。而如今，廣東人教育孩子說，好好學習，長大了當官去。廣東人這才發現，自己辛苦搞經營，掙得錢比當官的差遠了。這雖然是一個笑話，但卻反映出這樣一個現實，當權力成資源，用權力作成本謀取私利時，其效益超過任何工廠、企業。
把權力作為資源開發的更典型事例是把權力公開拍賣。聽說，某地在拍賣了荒山經營權後，又突發奇想：將協助收屠宰稅、特產稅的協稅員職務也給公開拍賣了，誰「買斷」了這個職務，誰就行使征稅職權；政府將拍賣所得資金作為稅款，而賣斷者自行征稅，多征歸己。據說，此招有效解決了漏稅問題，還擴大了就業。在總結經驗時，又上升到理論高度：把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給農民自己去管。以上，足可以說明權力的開發價值。
只要有國家和國家權力存在，掌握權力的人就可能以權謀私，進行權錢交易。正如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阿克頓所說的那樣："一切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腐化"。權力本身的屬性為腐敗創造了優越的客觀條件，而權力行使者的主觀願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說，具有決定意義。所以說，教育我們黨的幹部樹立正確的、堅定權力觀，就太重要了。
我們常把幹部比作公僕，他手中的權力是 人民賦予的，人民是權力的所有者。人民群眾把權力賦予各級領導幹部，是用來為他們謀利益的，而不讓他用來獲取金錢、美色等私利，也不是讓他來飛黃騰達、光宗耀祖的。共產黨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當大官，要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為人民服務上。對領導幹部來說，權力只意味著責任和義務，權力越大，責任也就越大。它決不能被當作實現個人目的、個人私慾的資源，成為以權謀私、巧取豪奪、中飽私囊的工具，這是我們共產黨人、領導幹部應持的權力觀。

10.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屬於法律碩士還是法學碩士非法學專業的學生能報嗎

法學碩士，本科非法學專業的不能報考
你可以考法律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