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道德

❶ 關於白居易詩歌的兩個問題

1.白居易《琵琶行》

琵琶行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清清楚楚的說是六百一十六言嘛！ 2.《長恨歌》主題應是描寫愛情、歌頌愛情。

愛情的長恨歌
--淺談長恨歌的主題

摘要：對《長恨歌》主題的爭議一直沒有停過，但長期以來又一直停留在詩句本身意義的研究上，因而爭端甚多。本文試圖從寫作背景、詩句內容和詩歌題目三方面闡述其主題思想，通過分析史料所載的白居易與湘靈的初戀和悲劇愛情經歷，認定《長恨歌》的成詩正是基於這一段感情經歷的，其主題必然不會與愛情毫不相關。同時，《長恨歌》花了大量筆墨描寫李楊戀情的發展和最終結局，詩題長恨兩字的含義即長久的、永遠的遺憾，也暗示了其用意所在。因而筆者認為，《長恨歌》主題應是描寫愛情、歌頌愛情。關鍵詞：長恨歌 白居易 寫作背景 詩句 詩題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長恨歌》，是一篇千古傳唱的名作。但對於這樣一篇大家都熟讀能誦的文章，其主題思想卻一直沒有定論，一直是古今研究者所爭論的問題。筆者認為，一部優秀的作品所蘊涵的思想意義總是比較的復雜，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概括的。但我們總是可以得出某一結論，盡管並不容易得到普遍的認同。有人認為以前關於《長恨歌》主題的種種爭論,並不是絕對地互相排斥,它們都有某方面的依據和合理性,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融通,從而共同構建出《長恨歌》的多重意蘊①，這種觀點，看似很全面，事實上是一種折中主義、包攬主義，多重意蘊的後面其實就是一種逃避。因此筆者試圖對《長恨歌》的主題再作探討。 一 從《長恨歌》的寫作背景看其主題 《長恨歌》寫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十二月。寫作背景：當時任縣蔚的白居易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游寺，談起50年前的天寶遺事，即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話及此事，相與感嘆當時，王質夫提議以文學作品連記敘這段故事，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陳鴻《長恨歌傳》) 白居易寫了這首《長恨歌》，同時陳鴻為作《長恨歌傳》。②文學作品的主題總是和一定的寫作目的相聯系的，我要表達什麼樣的思想，只能從追溯我為什麼寫這篇文章這一原始問題出發進行研究。否則，脫離作者本人寫作意圖進行推測和判斷，都是有違史實的，當然，白居易本人已經作古，我們無從親自追問他老人家當初的意圖，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當時的背景來斷定其寫作目的。因此其主題也應該從其寫作原由和目的作為我們研究其主題思想的起點，長期以來研究者對《長恨歌》主題的探討仍然停留在文字和事件的表層意義上，那麼我們能否轉變一下角度進行研究呢？從寫作背景看來，白居易當時是與友人談起李（唐玄宗）、楊（楊貴妃）愛情故事而作《長恨歌》的，所以筆者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在於記敘李楊的愛情故事，從而抒發對李楊愛情悲劇的同情與及對堅貞愛情的贊頌之情。我們很容易由此而發出疑問：他活得好好的，無端端發什麼空感慨啊？這種解釋不是牽強附會嗎？我們可以給出兩種答案：一是文人們本來就喜歡空發感慨、無事惹事，硬要擠出點東西來，他喜歡談談愛情，我們也沒有辦法，但是這種解釋顯然不能讓人信服。第二種解釋是：白居易的《長恨歌》雖然是在王質夫的提議下寫成的，但它融入了詩人本人的感情經歷和體會。 白居易與湘靈有一段初戀經歷，有的學者認為，這段經歷對《長恨歌》的創作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長恨歌》詩篇一開頭,對男女主人公是有所譴責的,但發展下去,詩人卻用自己的感情、想像豐富了這個故事,賦予了這個愛情悲劇以更普遍的意義,使得作者自己和廣大讀者都對之產生了高度的同情。③ 白居易11歲時,因避家鄉(河南新鄭)戰亂,隨母將家遷至父親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境內)以後,與一個比他小4歲的鄰居女子相識。她的名字叫湘靈,長得活潑可愛,還懂點音律,於是兩人就成朝夕不離、青梅竹馬的玩伴。到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時,情竇初開,兩人便開始了初戀。白居易有一首題為《鄰女》的詩,追敘了這件事：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女亘娥旱地蓮。何處閑教鸚鵡語?碧紗窗下綉床前。贊美湘靈的美麗和她悅耳的嗓音。貞元十四年(708)白居易27歲的時候,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離開符離去江南叔父處。一路上他寫了三首懷念湘靈的詩。前兩首分別是《寄湘靈》《寒閨夜》，第三首題為《長相思》: 九月西風興。月冷霜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 二月東風來,草拆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回。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縈回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最後一句枝枝連理生與《長恨歌》中的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不謀而合，由此我們不能不承認白居易寫《長恨歌》是有豐富的感情基礎的。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與湘靈經過17年的相處和8年的相戀,感情已經很深了。離別後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慮過結婚問題。湘靈擔心她家門第低(城市貧民),攀不上白居易(三代地方小吏)。最後表示了願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懇切願望。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歲考上進士,回符離住了近10個月,懇切向母親要求與湘靈結婚,但被門閥觀念極重的母親拒絕了。白居易懷著極其痛苦的心情離開了家,貞元二十年)秋,白居易在長安作了校書郎,需將家遷至長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親允許他和湘靈結婚,但在兒女婚姻上權威至高的母親,不但再次拒絕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遷離時,不讓他們見面。他們的婚姻無望了,但他們深厚的愛情並沒從此結束。白居易以不與他人結婚懲罰母親的錯誤,並三次寫了懷念湘靈的詩：《冬至夜懷湘靈》、《感秋寄遠》和《寄遠》。白居易37歲時才在母親以死相逼下,經人介紹與同僚楊汝士的妹妹結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還寫詩思念湘靈。例如《夜雨》、《感鏡》等。後來白居易蒙冤被貶江州途中,和楊夫人一起遇見了正在漂泊的湘靈父女,白居易與湘靈抱頭痛哭了一場,並寫下了題為《逢舊》的詩:我梳白發添新恨,君掃青娥減舊容。應被傍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這時白居易已經44歲,湘靈也40歲了,未結婚。這里白居易再次用了恨字! 筆者認為，此恨與《長恨歌》的恨不會毫無關系。直到白居易53歲的時候,在杭州刺史任滿回洛京途中,,看到變換舊村鄰而湘靈已不知去向的時候,這段長達35年之久的戀愛悲劇才劃上了句號。 這段愛情經歷是過去了,但留給白居易的思考和傷感卻是無窮無盡的。他悟出了男女追求理想的愛情天經地義,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撓都是十分錯誤的真理,成為他寫《長恨歌》等詩作的認識基礎和感情基礎。④ 綜合來看，白居易寫《長恨歌》是基於自己的感情經歷之上的，而並非無病呻吟之作。通過對其寫作背景的研究，筆者認為，《長恨歌》的主題應在於表現詩人對純真、堅貞專一愛情的歌頌。為什麼要歌頌？這是因為白居易本人有一段初戀悲劇感情故事，所以當王質夫提議寫李楊往事的時候，詩人即聯想起自己的感情經歷並迅速確定寫作的主題--借寫此詩來抒發自己對愛情的看法。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對失敗婚姻的一種無聲抗議。但是這種抗議沒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因而不能由此就將其主題拔高為一面是揭露和諷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復雜而尖銳的階級毛度的某些方面；一面又因作者封建士大夫的立場，對帝王的悲劇表示了某種程度的同情，（唐詩選）這明顯是脫離作者本人的寫作意圖的，也不符合作品的感情基調。如果要揭露、要諷刺，卻又花大量筆墨去描寫愛情，有這個必要嗎？ 二 從《長恨歌》詩句的內容研讀其主題 《長恨歌》中有大量描寫李楊愛情的詩句，主要有兩部分：一是李楊之間的熱戀：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星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二是楊貴妃死後與唐玄宗的刻骨相思：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長恨探究其主題 長恨應該怎麼解釋？這是影響到本詩主題定位的關鍵問題。有人認為是痛恨，說詩的主題長恨是白居易對唐明皇（玄宗）以及其他君王有欲不節、受惑至死不悟的痛恨。但筆者認為解釋為遺憾更為恰當，也即唐玄宗時期楊貴妃的終生遺憾。試想一下，君王有欲不節、受惑至死不悟值得你終生痛恨嗎？長字在這里無論是解釋為長期還是引申為終生，恨都只能解釋作遺憾才講得通。 白居易《長恨歌》所要表達的思想，也正是詩人為這篇長歌所取的詩題，即長恨二字。恨，就是遺憾、遺恨。⑤而作者寫李楊的故事，所引以為長恨的是什麼呢？ 作者在本詩的結穴中實際已經點明。詩中的最後一節，在鋪寫了李楊二人生死隔離，思而不能見，愛而不能復聚的情況以後，詩人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樣兩句情深意長的詩句結束了全篇。。在詩人看來，一對彼此刻骨愛戀的情侶，遭到如此的不幸，這對於這對情侶乃至所有後人來說，都只能為之遺恨千古。白居易以長恨名篇的詩，寫的也正是歷史上的一個悲劇。李楊感人的愛情悲劇故事，表現的正是詩人對所寫悲劇主人公的莫大同情。詩言志，寫詩總是為了表達而題目有是詩歌的眼，因此研究題目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確定作品的主題。從《長恨歌》的題目看來，詩人的意圖應該在抒發一種永遠的遺憾，此遺憾與詩人自己的感情經歷的遺憾是一致的。 所以，筆者認為，《長恨歌》寫的是一個愛情故事，雖然其所寫的故事與史實並不完全相符，但通篇寫的是李楊之間的戀情。因此，《長恨歌》是一篇描寫愛情、歌頌愛情的名篇，而不是什麼政治諷刺詩。當然，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歷來爭議很多，許多名家大師都發表過高見，筆者的論述也僅僅是從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理解出發的，論述不乏膚淺之處，所以本文只敢定題為淺談。 注釋： ①陳慧敏：《李楊愛情的多重視角與《長恨?/B>》的多重意蘊》，《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1998年第1期。 ②《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頁。 ③ 程千帆：《古詩今選》，第354頁。 ④王用中：《白居易初戀悲劇與的創作》，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第27卷）。 ⑤褚斌傑：《一篇長恨有風情》（《名家解讀唐詩》，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02年4月28日)

❷ 曾勾引朋友之妻，白居易在感情上有著怎樣的不堪過往

在唐朝時候，出現了大批的詩人，而且詩歌發展到極致，白居易正是其中翹楚，然而，名人也是人，一個人名人背後也有著不堪的過往，比如說，曾勾引朋友之妻，白居易在感情上有著怎樣的不堪過往？在歷史當中記載的有，李白曾經調戲自己好友的妻子，而在我們看來，這是一件很沒有道德的事。

要知道，其實我們今天的觀念在開放，經過幾千年的變化，思想裡面依舊存有一定的道德倫理關系界限，而在唐朝，這樣的界限不是很明顯，所以白居易在勾引朋友之妻的時候，在人們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

❸ 聽語文老師說白居易人品很差，到底是如何個差法

評價一個人，看似評價他人，實則評價自己。因為，對於評價對象的所作所為，評價者總是以自身的價值尺度和個人理解進行評價的。

長期來對於《易經》等經典的污名化和一些別有用心之徒對於刻意為之的去中國化行為，已經足以讓我們警醒了。當然，對於一些弄虛作假的人和事，還其本來面目本就是文化傳承的題中之義，但切不可矯枉過正。

❹ 白居易《續座右銘》的完整全部翻譯

唐代白居易《續座右銘》譯文：

崔瑗崔子玉的《座右銘》，我很是敬仰。雖然我沒有全部實行，但也常寫下來懸掛於屋內的牆上。可是我總覺得裡面好像有沒說完的東西，因而便續寫了這個座右銘：

不要羨慕富貴，也不要憂慮貧賤。應當問問自己的道德品質怎麼樣，貴賤是不值一提的。聽到誹謗不要憂傷，聽到贊譽不要高興。應當考察自己做得怎麼樣，誹謗和贊譽不值得談論。

不要驕傲自滿，瞧不起人，以能夠遠離別人的侮辱；不要用獻媚的臉色乞求事奉別人，以能夠自己尊重自己。出遊要遠離邪惡，居家要與正直為鄰；從中有取有舍，此外就沒有什麼親疏了。

修養外部與內心，靜靜地保養和順與純真；修養內部也不要遺漏外部，自己的行動一定要遵循禮義和仁愛的准則。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高峻的山峰也是由微塵積累起來的；我們的道德品質也是這樣，要實行它，貴在自己每天都自我更新。

我不敢要求別人怎麼樣，姑且自己時刻牢記吧！我要一輩子自我勉勵，死後再傳給子孫；如果子孫違反了他，那是不配做我的後代的！

原文：

崔子玉《座右銘》，余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雲：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雲。聞毀勿戚戚，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疏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勖，身歿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4)白居易道德擴展閱讀

作為崔子玉《座右銘》的續補，白居易的這篇銘文，可稱為曠世佳作。前後兩篇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讀之朗朗上口，思之怦然心動，寓意深遠。

崔公注重的是個人行為的制約和修煉，白公側重的是個人內心道德世界的靜養和磨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道德標准，那就是「仁、愛、禮、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人之道」的精髓。

有「詩魔」之稱的白居易，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唐代詩人和文學家。他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秉承「世敦儒業」的家風，刻苦讀書，十幾歲就寫出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顯示出過人的天賦。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熏陶下，白居易對官場上貪瀆斂財的不正之風非常反感。隋唐時期處於科舉制度的草創階段，科舉考試盛行向權貴請托之風，但白居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他為自己沒有門第可以依靠，也沒有去攀附達官顯貴，完全憑借自己的努力、苦讀而感到無比自豪。

他對後代子孫諄諄叮囑：不要貪圖富貴，不要憂慮貧賤，不要在意外界的評價，不要對人傲慢，也不要屈從別人的臉色，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

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實踐了這個准則。在離任杭州時，他帶走了兩片石頭作為紀念，就是這區區兩片石頭，他卻覺得價值千金，取之有愧，生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可見其在杭州為官期間，是何等的清廉。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代表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在他的詩歌中《續座右銘並序》《狂言示諸侄》 《遇物感興因示子弟》等多篇是對家人進行規誡的作品，體現出白氏獨善其身、兼濟天下、清正廉潔、不慕名利等家風。

❺ 詩詞中的辨人之術，白居易的詩詞有哪些哲理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里，衍生出一種特殊文化，就是相面文化。意思就是根據一個的外貌，判斷出他的人品和道德是什麼樣子，這些知識在很多書籍上都有記載，如韓愈所寫的《馬說》一詩中，雖然表面上是寫養馬之道，實際上卻是借物喻人，以辨馬的方式，分別人的優劣。

白居易的辨人思想，其實放在今天也同樣可用，身處網路時代，很多人的信息和資料都會遭到篡改和摸黑，人很難從中辨別出當中的真實性。因此了解一個人，不能單從片面信息去判斷，而是要用時間從慢慢看清楚對方，才能一點點摸清對方的真實性。

❻ 體現白居易道德境界的詩句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

歲宴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

盡日不能忘

❼ 白居易的長恨歌所表達的恨到底是在恨什麼

是在恨唐玄宗的「重色」而誤國。

作者意在批判唐玄宗的「重色」而誤國，勸諭統治者要以唐玄宗為戒，不要給自己造成「長恨」，但由於他把李楊的愛情寫得那麼純潔堅貞、生死不渝，而又纏綿悱惻，就在客觀上使讀者產生了同情。

詩的前一部分是諷刺唐明皇的荒淫誤國，後一部分是對李隆基、楊貴妃堅貞專一愛情的歌頌。這是諷諭詩《新樂府》中的詩一首，贊美勤於政事、不到驪山游幸的天子「垂惜人之財力」。既然如此，他把李、楊活動集中於驪山，其諷諭、批判之意，十分明顯。

(7)白居易道德擴展閱讀：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於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並存。

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並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並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後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

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

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並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

被貶江州以後，「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於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於自由人格的鍾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

❽ 白居易《長恨歌》有儒家思想嗎體現在哪

對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爭論不休,有所謂愛情說、政治主題說、雙重主題說等等.本文作者持愛情說.首先從作品的四個層次來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陳鴻寫《長恨歌傳》那樣板著說教的臉孔去描寫李楊故事,而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取得審美上的極大成功.本文還結合作者生平經歷和社會歷史分析他在處理歷史題材、政治題材和來自民間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的關系問題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歲的白居易被授周至縣尉,當時,他與好友陳鴻、王質夫同遊仙游寺,聽到當地民間流傳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紀的故事,深有感觸,於是創作了千古傳誦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陳鴻為此詩撰寫了一篇《長恨歌傳》.《長恨歌》以其標格卓異的風姿贏得了古今無數的讀者,甚至當時長安妓女以「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自誇,並因此身價倍增.「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①,不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眾多讀者的心聲.關於《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是讀者爭論的焦點問題,觀點頗為分歧,約可分為三派：其一,愛情主題說.認為從作品宮中多寵的憲宗；其三,雙重主題說.認為將此詩看成純粹的諷諭詩或愛情頌歌都不恰當,它是暴露與歌頌的統一,諷諭和同情的交織,既為李、楊的愛情悲劇一掬同情之淚,又為他們的誤國失政一嘆遺恨之聲,二者交相融匯而不是機械疊加.此外,還有人認為此詩是作者借李、楊悲劇來抒發自己愛情失意的情懷.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認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據全詩的內容和情節發展,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紀.貴紀進宮後恃寵而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後完全沉湎於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後,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後回朝時,重過馬克,「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後,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盪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後終在虛無縹渺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於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脫於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並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於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所以,我們認為《長恨歌＞並非是一篇政治諷諭詩,而是一篇歌頌愛情的詩篇.如果說李、楊的生離死別是個愛情悲劇的話,那麼,這個悲劇的製造者最終成為悲劇的主人公,無法不叫人遺憾.《長恨歌》所寫的歷史題材是依照史實想像而成的帝紀間的愛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歷史興衰轉折期中的關鍵人物.由於受重道德而視愛情為罪惡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讀者對於《長恨歌》的認識,便常常游移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或者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同文學批評混淆起來,或者以倫理的批評取代審美評價,從而產生理解上的困惑與分歧.這種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即已存在.當時,白居易、陳鴻、王質夫閑談玄宗與楊妃的故事,王質夫說：「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愛情.陳鴻則不然,他認為,白居易寫《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②賦予《長恨歌》以倫理說教的意義.白居易本人則認為,該詩表現的是「風情」,並非如同《秦中吟》、《新樂府》那樣的正聲.唯其如此,他在編集時才把它歸入感傷詩,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③《長恨歌》以「情」為中心的主旋律始終迴旋激盪於全詩之中,當白居易把「情」作為描寫對象時,那種被他承認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會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於筆端而無從遏制,即使他心存諷諭,只要著意深入感情的領域,作品便不會以諷諭說教的面貌出現.《長恨歌》寫作之初,未嘗不曾出現過如陳鴻所說的「懲尤物,窒亂階」的念頭,寫作的結果卻是傾注著作者感情的愛情描寫.依照正常的藝術感受,讀者是很難從中感受到女人是禍水,李、楊之戀是唐帝國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這個故事寫成諷偷詩,使全詩充滿了「尤物惑人」的諷刺與說教,其價值將如何,我想,是很難與此篇分庭抗禮的.詩人以歷史為素材,又不拘囿於史實,在文學與歷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時空局限,並與人們普遍意義上的情感產生共鳴,因而取得審美意義上的成功.讀者掩卷之餘,甚至會忽略造成這一愛情悲劇的根源,而完全將審美意識集中於李、楊之間纏綿悱惻、難舍難分的感情渲染.生離死別的悲痛、綿綿長恨的情思、宛轉動人的傳說、虛無緣渺的仙境完全將讀者帶進一個透明的純情世界,它沒有塵世間的喧囂與齷齪,其中凝聚著詩人的理念,也層層積淀著歷代讀者的理想,一種對真情嚮往的共鳴使這首詩獲得了永恆的魅力.由《長恨歌》故事的展開來看, 「人宮專寵」、 「馬嵬驚變」兩段情節都有歷史記載可據,涉及的主要是一個「專寵」問題,以及與之相連的「女禍」之類歷史觀念.在中唐時代,執拗地回顧這段歷史還反映著一種對開元盛世無比懷念的情緒.與其他專寵故事相比,李、楊故事的特殊魅力確實與它包含的政治內容有關.這個故事恰恰成為安史之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中心和導火索.由於封建社會的權力結構、政治制度將皇帝置於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興亡系於君主一人,給君主造成問題的又不外乎寵信奸侯、耽於享樂.因此,當時人們在總結這一歷史事件的教訓時,基本上只能著眼於宮廷政治史,李、楊關系於是也成為議論的中心話題.然而,在推出這兩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確定了被譴責的對象楊妃之後,李、楊故事並沒有順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禍國的政治解釋模式發展,而是轉向贊嘆女性美、歌頌忠貞愛情這一主題,這基本上是屬於民間傳說的.因此,在這種主題轉變中,民間敘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會大眾心理,起丁關鍵作用.當然,這一主題變化還包含著楊貴妃形象的變遷這一重要問題.這也是《長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婦題材和愛情題材作品的一般趨勢,滿足了人類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沒有違背這種趨勢去過分強調故事的政治涵義

❾ 白居易的民本情結

白居易初入官場，曾為周至縣尉和京兆府戶曹參軍。這是兩個與今日稅官職司很接近的官職。依唐時官制，縣尉「分判眾曹，催征租賦」，而周至做為天子腳下的上等縣，縣尉由兩人分掌。一個負責「按比戶口，課植農桑，催驅賦役」，另一個負責「檢查非違」。經日本學者考證，白縣尉就是前者1。而戶曹為五曹之一，主司「民戶、祠祀、農桑、籍賬、婚姻、田宅、雜徭、道路等事」，在農事為國中大事的封建時代，無疑負有比縣尉更大的責任。

與其他州縣官員相比，「負責從貧苦農民那裡征稅」2的縣尉等可以說是頗為親民的一個角色了。縣尉白居易因為總要與納稅人（主要是農民）打交道，親身體嘗著他們的疾苦，也益加增進了對民間苦樂的認知，也促成著他以「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為己任的道德自覺。他所發起的「新樂府運動」，也因出於「諷興當時之事」、「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目的而採取「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姿態而產生出「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和「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3的雙重效果。

從白居易涉稅詩所呈現的一顰一笑中，可以清晰甚至強烈地感受到他對農事、農民和民間的悲憫情懷。一方面充分地講求「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等行文義理，一方面又盡抒憧憬、同情、期盼、創想、諷喻之胸臆，是曾為「稅官」的白居易的真情流露。

一、 憧憬田園之樂

從農民的主體感受出發，白居易渴望著風調雨順、躬耕壟畝後上應王稅、家有餘糧的田園之樂。這也說明，在詩人的內心，並不認為農民的稅不該交，而是覺得應該將這種稅收義務限定在一種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一是農民有能力繳納，二是在「王稅」和「家儲」之間要有一個不相沖突的共生關系，三是稅收應系農民已經盡力耕耘並獲得了足夠的報償之後之所為。有《五古·歸田三首》（之二）詩為證.
在長期為官的白居易筆下，田園生活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只要人民安居樂業，官與民、農與商、人與自然都能夠和諧相處，互不滋擾，那一番「風雲會合」的昇平世界，又何嘗不是夢中的田園呢？只要遠離那種「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的庸俗場景，能夠領略「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的安恬適意，便是有一點「吏征漁戶稅，人納火田租」、「樓暗攢猖婦，堤喧簇販夫」的零亂情景，也大可以接受了。這樣講究平衡守正的動態和諧觀，較好地體現在最能代表白居易長篇排律「善於鋪寫、多順敘而曲折有致」水平4的《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一詩中：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
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
地遠窮江界，天低接海隅。
飄零同落葉，浩盪似乘桴。
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
夷音語嘲哳，蠻態笑睢盱。
水市通闤闠，煙村混舳艫。
吏征漁戶稅，人納火田租。
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
成人男作丱，事鬼女為巫。
樓暗攢猖婦，堤喧簇販夫。
夜船論鋪賃，春酒斷瓶沽。
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
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
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
月移翹柱鶴，風泛颭檣烏。
鰲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
鼉鳴江擂鼓，蜃結氣浮圖。
樹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樞。
喘牛犁紫芋，羸馬放青菰。
綉面誰家婢？鴉頭幾歲奴？
泥中采菱芡，燒後拾樵蘇。
鼎膩愁烹鱉，盤腥厭膾鱸。
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
氣序涼還熱，光陰旦復晡。
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
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
憶歸恆慘澹，懷舊忽踟躕。
自念咸秦客，嘗為鄒魯儒。
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
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
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
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
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
世務輕摩揣，周行竊覬覦。
風雲皆會合，雨露各沾濡。
共遇昇平代，偏慚固陋軀。
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
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
議高通白虎，諫切伏青蒲。
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
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芋。
戈劍星芒耀，魚龍電策驅。
定場排越伎，促坐進吳覦。
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
歌鬟低翠羽，舞汗墮紅珠。
別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
一杯愁已破，三盞氣彌粗。
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
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
論笑杓胡律，談憐鞏囁嚅。
李酣猶短竇，庾醉更蔫迂。
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
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
籌並頻逃席，觥嚴別置盂。
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
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廄駒。
醉曾沖宰相，驕不揖金吾。
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卻孤。
翻身落霄漢，失腳倒泥塗。
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
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
即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
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
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邘。
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
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
江關未撤警，淮寇尚稽誅。
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
廬峰蓮刻削，湓浦帶縈紆。
九派吞青草，孤城覆綠蕪。
黃昏鍾寂寂，清曉角嗚嗚。
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
殘芳悲鶗鴂，暮節感茱萸。
蕊坼金英菊，花飄雪片蘆。
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幾見林抽筍，頻驚燕引雛。
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
眇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
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
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
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
況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
漂流隨大海，錘鍛任洪爐。
險阻嘗之矣，棲遲命也夫。
沉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
防瘴和殘葯，迎寒補舊襦。
書床鳴蟋蟀，琴匣網蜘蛛。
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
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
兀兀都疑夢，昏昏半是愚。
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
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於。
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
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
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
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
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
壯志因愁滅，衰容與病俱。
相逢應不識，滿頜白髭須。

二\ 慚愧不耕而食
「是誰養活了我們？」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本來是不需要馬克思憑借其《資本論》對商業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宏大敘事才足以說明的。可是，更多認為自己高人一頭的「公家人」並不願意承認，與工人、農民所辛勤從事的勞作相比，他們中的相當部分非但並不高尚甚至有可能可有可無。正是因為某些貪官污吏顛倒世情倫理的作威作福，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工人、農民等「勞力者」是達官顯貴等「勞心者」的「衣食父母」這一事實。正如在中國古代的某一階段，本來是工商業者們的針對性努力維持了政府的相應需求，卻被近乎歪曲地說成了「工商食官」。

白居易的憫世情懷，不僅僅體現在他從內心裡對農民們的親近和體貼，還在於他從很早就懂得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樣的高深義理。面對百姓的辛勤苦作卻勉力生存的處境，他不止一次地表達出自己作為一個吃公家糧者的愧疚。與納稅中和納稅後都承受了許多恥辱和艱辛的農民們相比，他覺得自己是那樣的自責和無助。在這樣的良心呈現中，一腔憫世情懷纖毫畢現。
在《納粟》一詩中，白居易在稅吏「催納」和農民連夜「揚簸」的對峙場景下，由衷地「內愧」自己「坐屍十年祿」並用他樸素的「報應」邏輯企望著有朝一日「還他太倉谷」，確保百姓們能夠得到政府的回報。
在《觀刈麥》一詩中，白居易的憫農之心通過農民們男女老幼全家在「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酷熱中勞作、抱子貧婦懸筐拾麥穗這樣具體的場面自然地導引出來：在那些把自己收獲的大部分糧食交給政府而自己只能慘淡度日的百姓面前，「不事農桑」卻「歲晏有餘糧」的我們，是如何地羞愧難當啊。詩中寫道：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簟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三、 描繪美好暢想

當稅收或因為稅收而對農民們生活的各種影響已經成為難以支撐的重負時，減輕甚至免除這種重負，就成為對民生之多艱感受痛切的白居易的社會理想。而且，這一理想會在受到世情刺激的每一個時刻，自然而然地傾泄出來。

在《贈友五首》中的一篇中，針對政府向農民征稅居然以銅錢計算這種「求土所無」、「強人所難」從而導致農民們賤賣自己的耕織成果因而造成了「錢力日重」、「農力日殫」等嚴重局面的作法，詩人無限憧憬地回顧了立國之初的貞觀之治時以丁計庸、以田計租、量入為出的稅收方式，而對變法之後所造成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的傷農後果大為反感。在白居易的心中，革此弊端而恢復原來的租庸調者，構成了一個美好的願望。在原來的稅收基礎已經因為兵興等原因而受到根本破壞的情況下，詩人的願望終究只能成為不能實現的夢幻。
白居易期望農民們擺脫沉重稅役負擔的夢想，在他聽聞了昆明地區「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從而「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的故事後生發聯想：既然「率土皆王民」，又何必遠民而疏近民而親呢？為什麼不能「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呢？為什麼不能停止對其他一些地區的財稅舉措讓「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裡休封銀」呢？《昆明春水滿》一詩，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類繁多民無禁利而同享「昆明春」的暢想：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紅奫淪。往年因旱靈池竭，龜尾曳塗魚煦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今來凈淥水照天，游魚撥撥蓮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鋪翅眠。動植飛沈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魚者仍豐網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獨何人，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疏近何親。原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裡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對於此詩，後來有人很認真地考證道：昆明恩詔是一種特事特辦的稅收政策，不可能不加限制地推廣到其他地方。白氏此議實在有些天真，任何一個治稅者都不會採納他的建議。可是我想說，與白居易著意於百姓而生發的「天真」願望相比，這樣的「認真」卻實在有嫌暮氣深沉。縱使可以從現實性上論證白氏建議的不大可取——這一點幾乎誰都明白，但如此煞有介事地論證起來，還是很讓人懷疑此公是否知道「憫農」為何物？

四、推思施政哲理

從為官者的角度看來，未經刻意政教而能夠確保賦斂齊畢和閭井平安，是他們的良好願望。在這樣的「良化」和「豐登」背景下，政府完全可以一種無為而治的夜警方式存在，官員們也樂得清閑：不但「案牘既簡少，池館亦情閑」，而且「南亭日瀟灑，偃卧恣疏頑」。好一幅與民同樂圖！在白居易的內心裡，他對於官民關系、稅收征納關系有一種期待：政府不施以超出法定稅收之外的任何騷擾，百姓不增強納稅之外的更多辛勞，二者縱使不能做到相濡以沫，至少也應相安無事。
這樣的心態很好地體現在《五古·征秋稅畢題郡南亭》一詩中.
不管過去的政府官員有幾個真正把民眾疾苦放在心上，他們都必須正視百姓不安官不得安、百姓不富政府難富的現實。而白居易則在其種樹種花的過程中，悟到要使自己的治理取得成效，「養民」即發自內心地付出辛苦和智慧施以百姓實惠的治理之策是為官者所必須的。「勸農均賦租」就如欲茂枝葉必救根株的道理是一樣的。這樣從「養樹」聯想及「養民」的靈感，寄予《東坡種花》一詩（二首之一）中
五、 直斥賦稅弊端

大概和「稅收」這一事物——在中國古代體現在賦、役、稅、榷、捐、兵差等很多方面——總是與百姓最為切身的利益相聯系著，而征稅總是表現為一種幾乎不由分說的觸及人們基本生存條件的強行再分配，且納稅人總是處在無力辯駁和抗爭的弱勢地位中等這些原因相關，在以諷喻現實、揭露弊端、描摹世情、品評王政、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中唐「新樂府」詩甚至歷代現實主義詩作中，反映稅收現象的作品特別多5。在自己的詩作分類中專門辟有「諷喻詩」系列的白居易的筆下，對這一關聯國家、官吏、百姓利害關系的領域也相當關注——本文所輯的這些，即是從《全唐詩》所收白居易的近四千首詩中擇出。在這些詩中，詩人基於百姓甘苦的階級立場清澈可見。在通過賦稅現實提露社會問題這方面，白居易的詩總是一針見血——

1、重賦（又題「無名稅」）
《重賦》可說是白居易的稅收詩中最為知名、最富影響力、最多點擊率和品評率的一篇。其所在的《秦中吟》十首，更是白居易最著名的諷喻詩系列。唐朝中後期改「租庸調」為「兩稅法」，旨在採取更為簡明、更為集中、更為便捷、更為高效的方式，整合、整理、整頓、整飭有「上以奉君親」之功能的「征賦」體制。這一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恰恰是將農民原來負擔的勞役義務（庸）以納銀的方式融入戶稅、地稅中徵收，兩稅之外不再配發徭役。如白居易詩中所說，國家也明令：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然則實際執行的結果卻是「斂索」和「羨餘」如故。陸贄在其《均節賦稅恤百姓》所列舉的七大弊端中，就包括白詩中所提到那些現象，比如以「雜征」改為常賦、以「召雇」代征役、以「和市」代科配以及「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等6。白詩以國家定稅「本意在憂人（一作「愛人」）」與執行者「奪我身上暖」這樣巨大的反差兩相對照，很是揭示了封建王朝的稅收機器之年久失修；其中將百姓們納稅後的慘狀即「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與國家征稅後的富足即「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相比，更是突出了不合理稅收體制下官民地位的極不協調、極不對稱、極不匹配之狀。如此強烈的表現力、破壞力和諷喻力，難怪有評論者以此詩與杜甫的《石壕吏》相提並論。

實行兩稅法後人民負擔加重的具體情形，還可以從一則故事中推想。唐德宗打獵途中，路遇一戶姓趙的農夫。經過與他的一番對話之後得知，兩稅法後的稅收形勢已經發生了遠遠超出預想的變化。《資治通鑒》中有如此描述：
貞元三年，唐德宗行獵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雲，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雲，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從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復其家7。
對於這樣頗有傳奇色彩的君民之會，司馬光感嘆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只是可惜，這樣的千載之遇只能偶然出現，且誰也不能確保皇帝遇到一個農民反映實情就能悔悟，如唐德宗此遇不也只是「復」（免除）了趙光奇一家的稅外負擔嘛？以此而論，白居易的《重賦》詩，也未必能夠讓這「里胥迫我納」正稅之外額外負擔的現象有什麼樣的改觀。

2、買花
《買花》一詩也取自《秦中吟》——十首秦中吟居然有兩首與稅收相關，可知當年的稅收征納和諧狀況已經到了多麼危殆敏感的狀態——並有人稱是秦中吟系列中最有名的一首。本詩前四句大寫帝城春暮時節人們看牡丹的熱鬧盛況；次四句極力描述牡丹價錢的昂貴；再次六句通過描述牡丹的移植保護和對它的迷戀而更加透出買花者的財富「實力」；最後六句借一農夫的感慨而點名題旨。全詩通過官僚貴族不惜重金購買牡丹的描寫，反襯出城裡的某些人恣意享樂、揮金如土的豪華、腐朽生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把「一叢」花與「十戶」賦進行排比，勁直痛切地揭露了封建社會達官貴人揮霍人民血汗縱情享樂的事實。

在當時的戶稅標准下，十戶具有中等財力狀況的人家（包括中上戶、中中戶和中下戶等三類），其所繳納的稅收，才夠某些上等人家買一束花的，這可是多大反差的貧富分化啊！當城裡的某些人家已經習以為常並執迷陶醉於「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的浪漫與豪奢享受時，那些相顧無言卻有百千愁苦與憤懣溢於心扉的田舍翁，他們的反感如果被傾泄出來，又將是多麼地可怕！在農民們把自己在土地里收獲的相當比例的成果交給官家後自己勉為其難地存活於世的可憐境地里，他們也許百思不解那些「帝城」里把鮮花以「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的方式侍候地百般熨貼的人們，是如何獲得那麼多的錢、閑和情調的。這樣的強烈反差，也在相當程度上回答了，當農業社會下大多數百姓的「活著」還取決於大自然的諸多「變數」時，有些人——比如商人、軍閥和官吏——已經憑著對權力、利益的擁有以及對財富的分割權而可以過上很憩意的生活了。這該是多麼不平等的社會啊——在農業社會下，在「民以食為天」的農業社會下，為什麼那麼多農民起義都會以「均平」、「等貴賤均貧富」、「不納糧」等這類看上去實在有些過分具體、微觀而且世俗的方式表達出來，想必可以從這首詩中找到緣由了。

與白居易此詩可以夠成史料佐證的，還有《國史補》中所言「長安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不以耽玩為恥」。王春裕的《開元天寶遺事》也說「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之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觀賞，日久為移春檻」。宣宗時詩人司馬扎更是以其《賣花》詩描寫了一個幾代種花的花農：「少壯彼何人，種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卻笑耕耘輩；當春賣春色，來往經幾代；長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良金不惜費，競取園中最。」可見唐朝時賣花、買花、賞花，確已蔚然成風。只是，能夠從貧富差距處著眼者，卻確是寥寥。同是寫花，白居易的憫世情懷躍然紙上。

3、 大水
《大水》一詩不以稅收現象為主要的描寫對象，其所反映的是自然災害給百姓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壞。這樣的破壞下，有「佣舟子」借機大發民難財。可是，如果我們看到詩人把「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與「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這兩類事體相提並論時，還是可以清楚地感知，作為國家官員（江州司馬）的詩人對國家稅收和百姓農桑的同等關切。我讀了這首詩後的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今年發生的汶川地震以及地震後政府和人民所投注的救災愛心。在出現如詩中所言的「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的不可抗力時，政府能不能在國家稅源基礎、潛力和預期稅收利益都同時遭遇挫折的情況下以減稅、免稅、負稅等有效方式給予一種來自稅收系統的人文關懷，很是能夠反映出一國稅制的人道和民本內涵。2008年，共和國給予了汶川大地震的受害者和受害地區這樣的關懷，可在白居易時代，只知「率稅」而不顧農桑甚至「率稅」本身就傷及農桑的封建政權，也許還沒有這樣的意識。否則，白居易也不會發出「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的感嘆而是可以採取一些切實止損救人、抗澇救災的具體舉措了。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責怪一個封建社會的下層官吏會有今天才有的「稅收關懷」覺悟，他們能夠心系農桑就已經是農民之福了。我們從詩中斷然可感的，是詩人那一腔心憂百姓的憫世情懷。

4、杜陵叟
此詩是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中的名詩，到了今天仍然多次被選入學生課本中。這樣一首典型的稅收詩，被作者本人在詩序中冠以「傷農夫之困也」的主題。
相對於現代工商業而言，農業作為稅源的穩定性是十分脆弱。在古代生產力水平較低、水利工程等較為缺乏的情況下，農民們不得不靠天的恩賜而謀得收獲。如果遇上頻率很高的各種災害（比如所謂十年幾旱、十年幾澇的說法），則能不能收回本錢來都很難講。以這樣的經濟資料為稅基，基稅制本身就是潦草的。如果再加上「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征管作法，也簡直就是無道了。然則杜陵叟便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在自己本來收獲率就很低的「薄田」上，他不但遇上了三月的旱，還趕上了九月的霜，春天麥苗黃了，秋後禾穗幹了，他的運氣簡直已經壞到了極點。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稅吏還是逼上門來。萬般無奈之下，杜陵叟「典桑賣地納官租」將自己賴以吃飯納稅的「稅本」都抵將出去，其慘狀可不就是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一樣深重嘛。混到這個份上，杜陵叟已經快到走投無路的絕境了，想不到又被一個黑色幽默戲弄了一番：皇帝的蠲免下來了！可這麻紙德音到時，卻是「十家租稅九家畢」的的光景。我地也賣了，桑也典了，你這皇帝老兒的詔書對我可還有什麼價值啊！我這「明年衣食將何如」的難題照樣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而從技術上講，事後的免稅或退稅，無論如何不如當時的減稅更為實際一些。白居易此詩，也是在說明著當時的一件史實——據《資治通鑒·唐紀·憲宗紀》載：「(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自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

這種遲到的蠲免的另一個不合理之處還在於：政府免除的，極可能只是一些拖著不繳的頑梗之民的稅負，而老實巴交的那些人可能早就把稅繳上了。清朝的一首《豁糧歌》就反映出了這種狀況：朝庭詔下如甘露，豁免閭閻舊租賦。豈知未頒恩詔前，州縣奏銷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稅，頑梗之民竟無畏。年年抗糧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納。年年抗糧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舊糧催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將奈何8。

這種官家催租以及虛受蠲免的情形，可以說是封建社會下的慣常現象。宋代詩人朱繼芳曾一口氣寫下十首《農桑》詩，其中多首說及這類現象。如「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稼租，努力經營猶恨晚，官司那問有錢無」，如「編茅為屋荻為簾，老小團欒苦樂兼。樂歲輸丁猶未了，飢年家口更堪添」，如「四月官場入納時，鄉耆旁午上門追。請看貧婦通宵織，身上曾無掛一絲」，再如「腸隨絲斷手生胝，羨殺星邊織女機。借問輸官零落否，兒郎寒冷且無衣」，無不如是。從大歷史的背景下看，杜陵叟是封建時代窮苦農民的典型概括，一生面朝黃土背朝天靠天吃飯土裡求食，飽嘗農耕之苦後還要受到長吏、里胥們的盤剝和戲弄。納稅人的地位低到如此境地，也就沒有辦法避免他們在將來忍無可忍的某一天揭竿而起了——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最初目標大都是因為實在活不下去了而捨命尋找一個能夠繼續活下去的路徑而已。農民之苦，可想而知。「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9，這是白居易的由衷之言。

5、鹽商婦
此詩題序「惡幸人也」，指責「不事田農與蠶績」鹽商們因政府的鹽政而收獲了巨大的財富從而「好衣美食有來處」，而「鹽鐵尚書」們因為操作失策而造成了鹽利「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的局面。相比於漢代的桑弘羊來說，當世的理財者並沒有把大宗鹽稅收入國庫而是流失給了那些在戶籍關繫上「不屬州縣屬天子」的鹽商們。於是，在「江頭魚米賤」的對照下，有幸嫁於鹽商的鹽商婦們過上了「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紅膾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柁樓」的好生活，因為享受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的優裕而呈現出「兩朵紅腮花欲綻」的幸福表情。而相比之下那些農民們過得是什麼生活呢？從詩人筆下的一首首憫農詩中都可以讀到。在詩人的一篇題為《議鹽法之弊》的策論中，他也曾經寫出與此詩一樣的意思：「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稗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私室」。

詩人通過臧否鹽政而置疑政府的鹽鐵理財，這一點遭遇了陳寅恪的辯護甚至是奚落。陳說白居易關於「散鹽鐵之利」的策論是「此等儒生之腐論，於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國計之仰給於鹽稅者，殊為不達事情也」10。他指出，上元年間鹽鐵使劉晏改革鹽政,規定鹽官統一收購私鹽後,加價賣給鹽商,讓他們自由銷售,而朝廷則收取鹽利來占充盈國庫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有益的嘗試。而且正是因劉晏的理財方針、措施、辦法適應唐王朝經濟殘破的局面和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也得以養息。只就鹽稅而論，「晏之始至也，鹽利才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11」，而國家並沒有增加農民的稅收，劉晏真正做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白居易實在是錯怪了劉晏們。

不過，即使有這樣的錯怪存在，仍然不能抹殺白居易溢於詩中的憫世情懷。鹽商以及鹽商婦大富，而農民們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惡化。因為「江頭魚米賤」而使得享受「紅膾黃橙香稻飯」的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們，商盛害民的局面必將動搖農業的根本。這是詩人所憂慮著的。

白居易的每一首涉稅詩，即使主寫稅收，仍然把筆觸著落於民生疾苦之上。這樣的憂患意識貫徹在一個曾為稅官者的血液里，與「新樂府運動」的其他當事人如元稹、張籍、王建等所寫的多首稅收詩相呼應，讓他更添了幾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史」資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