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國的中國法治

1.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導中國走向法治

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圍繞著「家族」以及「階級」這兩條主線展開的，所以它散發著濃重的「血緣」和「特權」的味道，因此就決定了它自身具有難以融入當代法制建設的局限性，與當代法制建設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罰不徇私情」等原則格格不入。
中國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國家的絕對合理性，有國家、民眾而無個體、有君權無人權，缺乏普遍正義和人民民主思想，國家、家族、男性至上；社會人際關系自家族開始，以血緣紐帶貫穿始終，國家自然化，一切立足於治理國家，法律、國家一體，仁義禮法道，人性善惡無不如此；法律決定於國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國家也工具化，成為君主實行統治的手段。

中國自然法的法律觀始終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愛互利法，都十分強調道德規范的重要性，所謂以家國天下為先，捨生取義，自我犧牲。

一、周公制禮

1、[1]西周初期，相傳「周公制禮」，即在周公主持下，對以往的傳統習慣進行了補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2]｛1｝它始終貫穿著這樣幾個原則，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也。」｛2｝「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必須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級服從上級，必須做到不許犯上，不許違抗。

2、周公認為，統治者應勤政修德，加強自我剋制，實行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禮治，推行德政。

二、仁論

1、[1]｛1｝孔丘提出，治國執法必須從「修身」開始：「修己以安人」。統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則，他的政令便可通行無阻；反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令便無法貫徹。｛2｝孟軻也認為法律關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關系，君主的道德維系天下的綱帶，「身正而天下歸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贊揚周公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復禮「為己任。[3]孔丘認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時時刻刻都不能違背」仁「的要求，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在任何場合都要堅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視人，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將」愛人「用之於處理家庭關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於處理政治關系，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用之於處理統治者內部關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之於處理君子與小人的關系，即使」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會則足以使人「。｛3｝」愛人「必須從」親親「開始，由親及疏，由己及人。

2、以「愛人」為中心，以孝悌為根本，以「克己」、「忠恕」為手段，以恢復和完善禮治為目的，這就是孔丘「仁」論的實質內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結構。

三、兼相愛，交相利

1、墨子說：「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法儀」。他認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無私，他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而沒有絲毫偏向，它給人們吩咐的恩澤卻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權威普及四方經久不衰，所以聖王治理國家應該效法這種「天志」來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為測定是非善惡的客觀依據，作為衡量人們言行的最高標准，是因為，1）「天志」愛人，「天」是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萬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間賞罰的最高權威，君主也必須按照「天志」辦事。3）「天」兼有萬物，一視同仁，「天志」的公正無私是普遍和永恆的。4）「天」是人類的良知和正確認識的總根源。

3、1）「兼愛」和「交利」是墨家用來消除混亂，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總綱領。2）[1]墨家強調謀求公利、眾利，即「百姓之利」、「萬民之利」，堅決反對之為一己一身而損害他人的私利，即「虧人自利」。[2]墨子說：「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四、無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是「天下有道」的社會，而判斷是否「有道」的關鍵在於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法」是效法，遵從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聽任萬物自由發展，沒有任何人為或者強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當作一切事物的起點和歸宿，作為支配和決定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觀念主要表現：1）道是宇宙的本體，主宰著天地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正是這無所不生、無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著宇宙和人類社會。2）[1]道充滿與天地，普遍而且公正無私。[2]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3）道「獨立而不改，周興而不殆」。「反者，道之動」。「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認為「道」是客觀的。4）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則。5）老子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燀然而善謀」。因此，「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3、老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處無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即人類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總之，人定法要服從「道」。

2. 什麼是法治中國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貌似只是說說而已

3.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4. 為什麼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綱領的概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社會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曾經創造了燦爛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中華民族被甩在了世界發展大潮的後面。國家四分五裂，社會戰亂不已，人民水深火熱。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奮起抗爭、追趕潮流，救亡圖存、奮發圖強，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呼喚著偉大的社會變革；實現偉大的社會變革，必須具有代表中國社會前進方向、能夠引領中國社會進步的先進的階級力量。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近代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什麼樣的階級力量才能肩負起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領導責任呢？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百年時間里，中國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政治舞台，提出並實踐過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然而，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都未能把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只是在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後，中國革命才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古老的東方大地才透出復旦的曙光。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救國於危亡、拯民於水火的領導責任歷史地落在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必須找到正確的路徑。對近代中國人民而言，尋求救亡和復興的道路是那樣山重水復，艱辛多難。「落後就要挨打」，這是近代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痛感於別人的先進和我們的落後，一開始，許許多多的人把「取經」和學習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主張「師夷而制夷」者有之，主張「全盤西化」者有之。然而，「學生」欲師從「老師」，「老師」卻總是侵略「學生」，學「西方」談何容易！幾經挫折和困惑，終於使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後塵沒有出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橫空出世，對中國人民是一個巨大的啟蒙。對此，毛澤東同志有過非常貼切的描述：「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從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引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中國革命的面貌就峰迴路轉，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斗爭中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社會主義為發展前途的。用一種形象化的說法，它是通向社會主義的「直通車」。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乃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統治的結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從此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中國的現代化從此有了社會制度的基本條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就是近現代中國史的一個根本結論。

有人提出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是「歷史的誤會」。這種認識如果不是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情有獨鍾，就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如前所述，近代中國不是不想走資本主義的路，但是走不通。因為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是要推行殖民主義，而不是要幫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它們不願意看到、也不允許中國獨立和富強。為了實現長期奴役中國的目的，帝國主義勢力竭力維護中國腐朽落後的封建生產關系，竭力壓抑和摧殘中國的民族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和頑固愚昧的封建主義勢力的夾縫里艱難掙扎，難成氣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和勇氣擔當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重任。那種希望中國先發展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的想法，是脫離近代中國實際而一廂情願的臆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幾年內取得了舊中國幾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設成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但是，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由於國際國內種種原因，在相當長時間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漸佔了上風，使得我們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難能可貴的正確認識沒能貫徹和堅持下去，直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悲劇。

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們國家面臨的是十分困難的局面：十年內亂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創傷，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全球范圍內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千帆競發，中國落在了時代大潮的後面。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我們黨義無反顧地帶領人民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同時開始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為黨的十二大所作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同志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創新和實踐活動，就是圍繞這樣一個鮮明的主題展開的。這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無比生動的、辯證發展的進程，是一個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過程。正是這樣一個歷史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13億中國人民穩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燦爛曙光已經照臨東方的地平線。

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氣勢磅礴、雄渾而又絢麗多彩的畫卷，展現在世人面前。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國GDP已經超過30萬億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間GDP年均增長9.8%，較之世界經濟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銀行標准，我國已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我們不僅在經濟建設上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而且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上也取得了巨大進步，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社會主義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東方。

20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滿以為經過短暫「休克」之後就可復甦重生。然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有的至今難出低谷。結果證明，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並非濟世良方。「新自由主義」不但害了亞洲、拉美、蘇聯東歐等國家和地區，最終連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風景這邊獨好」，展現出勃勃生機，吸引了越來越多人們的目光。近幾年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關於「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發展道路」的議論十分熱烈。中國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已經並將繼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歷史和現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在新的偉大實踐中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是一條光明之路、吉祥之路、希望之路，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這條路我們找准了，走對了！找到這條路是國之大幸、民之洪福。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而沒有別的什麼旗幟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和凝聚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群體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而沒有別的什麼道路能夠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沒有別的什麼主義能夠引領中國的發展進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展中國的惟一正確的道路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於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代表了中國先進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體現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價值追求，因而能夠把13億人民凝聚起來，在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地創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追求消滅階級壓迫、消滅剝削制度的「大同世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類社會憧憬的理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奧秘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描述了未來新社會的基本特徵，作出了「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終將戰勝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作為崇高的理想和科學的理論一直鼓舞並激勵著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社會主義實踐盡管在曲折中發展但已經顯示出不可戰勝的生命力，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在其發展進程中要吸取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科學，之所以區別於資本主義，有著其固有的質的規定性，有著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清醒而又堅定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國家和事業發展的領導，堅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實現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使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搞改革開放，「老祖宗」沒有丟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姓「社」而不姓「資」。正因為這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得到億萬中國人民的擁護，才能從本質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不斷給人民群眾帶來福祉；我們才能從容應對各種風險考驗，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力量。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發展的命根子，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改變，中國過去沒有、今後也決不會走改弦更張、改旗易幟的邪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了科學社會主義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因而能夠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大地上真正活躍起來，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列寧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著眼於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著眼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布局，形成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科技、外交、祖國統一、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一整套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相適應的方針原則和政策制度，形成了「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都體現了鮮明的實踐特色、時代特色、中國特色，是植根於中國大地現實土壤中的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實踐證明，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經過60年的曲折探索，30年的奮勇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光明大道已經真實而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但是，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規律的認識並沒有完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任重而道遠。我們的事業是面向未來的偉大事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奮斗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奮斗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應該看到，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很不平衡。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復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世所罕見。因此，希望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地實現我們的目標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只要我們像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要求的那樣，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鍥而不舍，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5.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有哪五個方面的核心要義它們各自的重要性分別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有三個方面：

1、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會公報著重做了闡述和強調。公報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3、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5)走向大國的中國法治擴展閱讀：

1、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紮根自己的傳統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今天搞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

2、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

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必須立足這個基礎去不斷發展完善。

3、我們的法治道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要對症下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設也要著眼於解決問題，實現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正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規模、復雜程度，是很多國家不曾遇到過的。從經濟社會發展看，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解決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都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從法治建設本身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說到底，針對自己病症的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治國憑圭臬，安邦靠准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嘹亮號角，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夠鑄就法治中國新的豐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6. 中國建國60周年和法治中國演講稿

建國60周年演講稿
我的祖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60年，光輝歲月彈指揮間，60年，中華大地滄桑巨變。2009年，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她的60歲生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飽經戰爭滄桑與落後苦難的中國人民終於重新站起來了！中國像一隻巨龍一樣，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重新屹立於世界東方！
那時的中國，民生凋敝，經濟嚴重落後，國家事業百廢待興，政府和人民面對一個滿目瘡痍的中國面孔，並沒有畏縮，勇往直前，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恢復了國民經濟，涌現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
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國民經濟得到根本好轉，工業生產已經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國那時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許多工業產品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於發達國家。
為了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國政府開始編制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執行，它成為我國工業化的起點。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是極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車，人們叫它「洋馬」，點火用的火柴，人們叫它「洋火」，釘東西用的釘子，人們叫它「洋釘」。因為那時的中國人沒有見過這些新奇的東西，也不會造，都是從西洋傳過來的。那個艱苦的年代，我沒有經歷過，但從我看過的資料片中完全能夠體會，當時的中國人民依舊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
神舟七號勝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員滿面笑容走出返回艙。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實現了我國空間技術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跨越，是中國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偉大壯舉，也是獻給偉大祖國60歲華誕的珍貴禮物和誠摯祝福。
今年，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很不尋常。面對嚴峻挑戰和困難，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穩步向前推進，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頑強拼搏，共克時艱，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邁出了新(來自公\文:有約)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來，我國相繼發生雨雪冰凍災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特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全國人民展開了氣壯山河、感天動地的斗爭，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這種精神彌足珍貴，激勵著災區人民堅定信心勇氣，重建美好家園；鼓舞著全國人民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努力奮斗。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中國運動員以出色的競技能力和頑強的拼搏精神奪得金牌總數第一，創造了歷史最好成績。開、閉幕式表演、賽事組織工作、志願者服務、場館設施和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給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更收獲了一筆豐厚的物質精神財富。北京奧運會，使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正滿懷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在這不尋常的一年裡，有多少悲壯，有多少感動，有多少夢想，有多少光榮，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裡，寫進了共和國的歷史畫卷。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定沉著，統攬全局，駕馭各種困難和復雜的局面，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神七一飛沖天，奧運成功舉辦，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輝煌成就，令中國人民倍感自豪，人們發自內心地贊嘆：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 我們已經取得了光榮偉大的成就，我們必將書寫更加雄偉壯美的篇章。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對中華民族來說，抓住並用好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促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符合億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戰略任務。我們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努力在繼續解放思想上邁出新步伐，在堅持改革開放上實現新突破，在推動科學發展上取得新進展，在促進社會和諧上見到新成效，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祝願偉大的祖國繁榮富強，祝願全國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淺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主義法治
黨的十五大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方略確定下來。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式、社會控制模式以及價值系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產物，它強調的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來控制社會，而且也強調國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強調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特權的存在。雖然實行法治是當代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但是追本溯源，由於各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彼此間的法治之路都會有著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試圖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入手，探討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上，應正視和思考的幾個問題，以防止我們以浪漫主義情懷人為地割斷歷史，造成傳統的斷裂。
一、傳統法律文化必然會對當代中國的法治產生影響。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極端注重倫理綱常的社會，這一傳統生生不息。然而當代中國是必然要實行法治的，這是中華民族興起所必經的歷史過程。中國試圖建設法治國家的努力已有百餘年，但是回顧這百餘年的滄桑歷程，中國仍然沒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
1842年到1901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在堅持根本的政治制度、倫理綱常不變的前提下進行了一些與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補充，這是一條過於保守的道路。「這一道路的主張者沒有認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沒有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法系已經整體落後的事實，沒有充分認識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諦，天真的以為中華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經過一些修補就可以恢復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開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國民政府垮台，這一時期法律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是貫穿了「全盤西化」的原則；而自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現代化進程則以「全盤蘇聯化」為原則，這兩個階段的法律現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國的東西，無視本國實際，以強制推進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國法律實現現代化，事實已經證明這是失敗的。中國真正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之路，嚴格的來講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這百餘年並不成功的經歷與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以禮入法，禮法結合」，「刑民不分，以民為主」，「息訟厭訟，崇尚調解」等法律傳統相比，根基尚不夠牢靠。否則，當今的老百姓就不會稱秉公執法的公職人員為「青天大老爺」，也不會不自覺的將整個民族的希望寄託在為數不多的少數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國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趕超西方主要的發達國家必須要加速度的發展，對西方的法律文化要採取「拿來主義」，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正視歷史，正視現實，搞清楚我國法治建設中的哪些弊端與傳統法律文化有關，只有找到了症結，才能對症下葯。
二、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搜尋傳統法律文化的遺殤。
當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將文化分為顯型文化和隱型文化兩大結構。他認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無形的，有形的是顯型文化，隱形的是隱型文化。 參照克魯克洪的文化結構理論，法律文化可以分為顯型結構層面的法律文化和隱型層面的法律文化兩大結構。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屬於顯型文化，包括三個層面：法律法規、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它總要人用權力來維持和運行，是一國法律文化的表現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屬於隱型文化，也包括三個層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於社會深層，是一國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結合相互呼應才能推動法律文化的良性發展。在當代中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文化也應如此，即社會主義社會主體應當具備與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社會主義法治相適應的法律心理、法律觀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實情況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完善了諸多法律制度，完備了大量的法律設施，但是卻缺乏與之完全相適應的隱型層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設。
從本質上講，法治也是一種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臘社會是一個處於半島上，從事海事運輸的社會，整個社會並不是一個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緣關系的城邦商業社會。其後的羅馬時代，更是一個簡單商品生產高度發達的社會。商品經濟文明的歷史運動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多的表現為理性化的契約關系。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至高無上的王權，公民擁有盡可能多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對城邦的管理權。
古代中國的王權是至高無上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古代中國只有一個人的權利，其他人的權利在個人權力的陰影下盪然無存。因此中國沒有長出權利和民主的觀念，也失去了生長出法治的機會。
現在我們以一個完全異質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個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觀念和法律體系時，這一異質的文化推行起來所遇到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
(一)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強調國家本位主義，忽視個人權利自由。
古代中國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導的，一個個的小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家庭中，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寶塔型的等級結構」。 這種家族式的宗法等級結構需要國家的認可和扶植，由無數個宗法家族構成的社會必然會架起寶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國古代政權的架構，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家族制度的模擬和擴大，也就是說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政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擁護這種典型的專制統治的觀念和理論，無論是強調以「權」、「術」治民的法家的國家專制和集權思想還是強調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樣受到統治者的青睞，並使這些理論和觀念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本位主義就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生存環境。
強調國家利益，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注重團結，這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這種妥協沒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個性。而尊重人的權利、自由和個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歐洲許多學者和思想家們在分析中國為何曾經輝煌一時卻最終悲壯的落伍時都不約而同的認為是缺乏個性自由導致了這個偉大民族的衰敗。因為無條件的順從「這種束縛人的理智、才幹與情感的幼稚做法勢必削弱整個國家的實力。如果教育只是矯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虛假與規矩充斥並束縛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國家還有什麼巨大的作用！人類思想的精神還有什麼崇高的作用！當人們考察中國歷史的前進歷程，研究它的活動的時候，誰不為他們在許多方面一事無成感到驚詫！這是一個為避免錯誤而僅有一個人幹活的群體。這里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現成的，人們你來我去，你推我拖，只是為了不對該國那孩童般尊嚴的禮俗破壞。無論是戰斗精神還是思維精神都與這個終日守著火爐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
今天國家本位主義的法律傳統雖然在制度層面上已經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這直接導致了現今我國公民對權利的不尊重，維權意識的淡薄。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下，中華民族的人民習慣了順從、忍讓，無形中導致了對法律的輕視、遠離和不信任，因此他們難以真正地以納稅人的身份理直氣壯的監督政府行為，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權利，不卑不亢與政府對話。
（二）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是一種工具主義文化，忽視了民主的參政議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會主體仍然存在著法即是刑的觀念。這是因為古代中國「刑民不分，以刑為主」，法律只是君主統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與專制政體一起造就了人們膽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與禮教相結合，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則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們『忍為尚』、『和為貴』的法律心態，然而和則忍，退則讓，讓則屈，屈則從，屈從則是非不分」。 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人們對更多的是服從既定的法律法規，對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賦權利的追究是較少的，對至關重要的選舉權等基本權利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參政議政的觀念淡漠。
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們經常秉持著「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心理，除非與對方有什麼深仇大恨，或者對方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訴諸於法院的。凡事的立場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唯恐惹禍上身。
（三）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等級秩序，忽視了平等。
縱觀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雖然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說，但是事實上在漫長的封建傳統中貫徹的卻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八辟」、「八議」和「准五服以制禮」等等級制度，嚴格區分嫡庶、房份、輩份、年齡、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觀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難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權仍大於法，掌握著國家行政、司法、立法權力的人員以及這些人員的親屬們也享受著特權的待遇。這直接導致了權力腐敗的滋生。
此外由於古代中國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而形成的社會形態，因此人情大於法、親情大於法也成為法治建設道路上的羈絆。
三、中西合璧，取長補短。
中國要奮起，歷史不能退回，我們實在沒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歷史土壤，因此人為的去培育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顯型文化相適應的隱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華民族溫和、穩重、熱情、善良、誠實守信、富有犧牲精神等美德都為中外所稱頌，但是我們在發揚道德優勢的同時，還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畢竟是社會中的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為人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只是社會上少數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來要求普通的民眾，因為普通人是無法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一個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那隻是一種理想，這個制度就會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價值。如果強迫人們去接受並遵守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終的惡果要麼使人變得虛偽要麼使人變得盲目。因此我們在繼承傳統美德的同時，應該借鑒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尊重人，給與人充分的自由，同時要勇敢的面對人的劣根性，並從制度上對其予以限制。
（二）認真的對待私權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須為解決人類的終極關懷而努力奮斗。幾千年來，法學在西方始終能夠成為一門顯學，法治能夠在西方社會始終成為熱門話題，與西方法治的主要價值觀念——自然法對人的終極關懷的關注密不可分；而中國的法學長期以來在工具主義的傳統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義務為本位的，中國的「法治」長期以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難以成為國人的自覺自願行為，就在於過去中國的法治對人的終極關懷關注不夠，不能成為人們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種生存方式。
現在我國在法治建設這一大好環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時，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權利的觀念。以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損害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權者尊重公民的權利，另一方面要鼓勵公民積極行使權利，爭取權利，維護權利，只有這樣才能讓國家的各種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養民主平等。
民主簡而言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涵義：其一，由全體公民按多數裁決程序直接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通常稱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親自而是通過由他們選舉並向他們負責的代錶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稱為代議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某些個人或集體權利為目的的憲法約束范圍內，行使多數人權利的政府形式，稱為自由民主或立憲民主；其四，任何一種旨在縮小社會經濟差別（特別是由於私人財產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差別）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此外還包括公職競選、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平等權利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平等權的目的是為了讓每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充分實現人在各個方面的才能。平等權同時意味著可以享受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個人聯合體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這一優秀傳統在我國要開花結果，我們首先要鼓勵建立合理的長幼有別的家庭關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時也要讓父母放開手讓孩子們自己處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對孩子給與指導和幫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強制和批評。其次要培養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機制，為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選拔公職人員的方式上從過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陽光操作"。公選注重人才的自選性，讓人才所在單位部門推薦、發動群眾民主推薦、鼓勵人才自我推薦，從而給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了機會。這樣通過外部環境外在地來逐漸改變人們的傳統思維方式，使我們隱型層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適應顯型層面的要求。

7. 儒家思想對於中國走向法治的歷史進程弊大於利嗎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產生於中國古代的文化，雖不可能與包括法治在內的現代文明直接吻合，但其中並不缺乏可適應時代要求而向現代轉化的因子，其主要思想與現代法治之間並無不可調和的沖突，因而出現了像新加坡那種步入現代化後又尊崇儒家文化的現象。至於談到儒家思想對中國走向法治可能發生的影響，則情況要復雜一些。在從先秦到清末的長時期中，儒家思想基本是以思想本體、官方意識形態、制度化形態和民間存儲形態等四種方式存在和延續的，就思想本體而言，由孔孟所闡發的思想，並未原封不動的延續下來，從荀子到董仲舒，以至程、朱、陸、王，屢有變化，雖思想「道統」得以保存，但有些精神已經減弱或喪失。此外，由於儒家高尚典雅的特性和它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還存在著假託儒家的現象，有些與儒家不同甚至相反的東西也以儒家的面目出現，造成了真儒與假儒的混雜。而儒家思想在漢以後被意識形態化和部分制度化，又使其在傳播中發生種種變異，真精神遭到纂改扼殺。因而在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的時代，其精華就已有所喪失。至清朝崩潰後，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特別是20世紀後半期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將儒家文化文物化，儒家思想在自覺層面的延續被切斷，而非自覺層面的遺存又是支離破碎，泥沙混雜，「真儒」更是蹤跡難尋。因此在中國走向法治的過程中，正宗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可能很大，在現實生活中發生影響的往往是儒家的變異和假冒的儒家。

要改變這種良莠顛倒的狀況，使傳統文化中的良性因子得以弘揚光大，除以理性的精神承認傳統文化的生命價值，並根據時代的要求加以調整外，似乎別無他途。在這方面，新儒家為復興儒家文化，「返本開新」而作的努力是很有意義的。儒家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的正價值大於負價值。對歐洲啟蒙運動起過支援作用，是孫中山民主思想的重要資源之一。以儒家的天賦人性本善、人性平等為邏輯前提，正當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賦人權人人平等、政治權利人人平等，然後以此為邏輯前提，正當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為公（即最高政治權力屬於天下人民或主權在民），並落實為立法權屬於全體人民，立法受人性與人權的限制。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質上、即內在理路與核心邏輯上與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儒家思想與民主思想可以而且應當邏輯地結合。儒家倡導「天人合一」，肯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堅持自然規律與道德法則的內在統一，「輔相天地之宜」把尊重自然規律、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發展，作為最高的道德旨趣和人生理念，可以彌補西方理性主義思想的不足。「中庸」把反對「過」與「不及」和保持中立面的和諧作為基本內容，並由此衍生了「和為貴」的思想，作為處理社會矛盾的方法和目標。對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出路在正確看待法律的作用，合理利用法律來調整各種利益關系，正視法律手段的不足，防止對法律的過度依賴與信仰，正確對待人權問題，建立人與自然共存「合一」的新法理原則。

通過對我國法治進程艱難的分析，我們發現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律信仰的缺失。在西方法治歷史中，我們找到了建立起法律信仰的方式??通過宗教，喚起人們對法律的熱情與信任。儒教精神中一些超越時代的卓絕觀點，與西方的現代法治文明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以人為本」對科技社會人性淡漠的彌補。儒家思想中不乏注重人性、尊重人性的精神。人本主義倡導的是重視人生現實，全社會各階層都應在自己的特殊角度、立場上，以畢生精力進行道德踐履，自我提升、完善。如今科技正飛速發展，未來世界將實現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機器充斥了人們的生活，代替了人們部分的情感交往，社會聯系變得鬆散，人們越來越像機械世界中的一棵無生命的螺絲釘，單一而循序地生活，缺乏一種共通的精神。儒家的人本主義能喚起我們對人性的淡漠，重新注重人性，引導社會的正確發展，增強社會的凝聚力。令人欣喜的是，同樣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強國的崛起表明了儒家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杜維明認為，世界的發展已經進入多元化，過去那種西方中心主義正逐漸被多元化取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儒家的精華思想能夠在我國的法治現代化過程中獲得價值的重建。中國的制度結構應該是西方的有形制度與儒學傳統的無形制度構成的制度結構的結合。由於這種結合，外來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於有了『根』，這一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運轉。在中國法律傳統中，法律與其神聖性超越源泉的溝通不是以西方式的自然法與實在法式的尖銳對立，毋寧天理、人情與國法的交纏互動來實現的。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卻又超越乎人情，法律遂為人生之憑依與人心之鏡像。正是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卻又超越乎人情的這種中國法律中世俗層面與超越因素的交纏互動格局，使得法律信仰能夠動員人性中的無限力量，而使法律成為一種世俗信仰的對象，飽含著人類對於人間秩序的情感寄託和信念訴求。

這樣，法治在不斷塑造著具有寬容精神、懷疑態度、參與性格、實踐取向的法治主體，不斷地把理想的人生模式轉化為可操作的社會生活方式。那麼，我們可以斷言，中國人已經找到了通向法治之路的正確入口。同樣，我們也可以預言，只要我們沿著這個方向堅定地走下去，幸福就握在了每個中國人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