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治的對比

A. 從文化的角度談談中西方法律的差異

西方法律文化是指在古希臘古羅馬法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歐洲，北美及受其影響的地區的法律文化。就其中西方法律文化而言，二者在人治與法治、義務與權利、對法律的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我將從以下幾點來闡述造成中西法律文化差異的原因
一、中西方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同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法律是作為上層建築的范疇而存在的，因而法律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反映和適應物，是隨經濟的需要產生並發展的。
（一）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以家庭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的，由此決定了人們的活動主要囿於家族、地域、親緣的有限空間內，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成為人們之間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倫理關系成為人們社會關系的重要內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調節封建家庭和婚姻關系的最高准則，也就是最重要的倫理規范即父為子綱，妻為夫綱。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國家正式以宗法血緣家庭為基礎形成的宗法制國家。國事家的放大和直接延伸，是血緣關系的政治化，君為臣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領域的最高准則。這是調節家庭和婚姻關系的最高准則在政治生活領域的擴大和延伸。在調節社會關繫上，不論是家庭之間還是國家調整上，他們會更親近於倫理社會規范而對法律沒有親近感。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社會所需要的只是服從和聽命。這種倫理依附性的文化精神是中國人治的根源。同時，這種依附關系，這種服從和聽命也包含著其實強調的就是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人沒有獨立性也就談不上權利。
（二）西方有悠久的商品經濟歷史，商品經濟是與分工和交換相聯系的
分工就意味著利益的分化和不同經濟利益主體的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為了滿足各自需要必須與其他經濟主體經濟主體進行交換，這同時也意味著不同經濟利益主體之間可能出現利益沖突，因而為了使交換順利進行必須制定共同遵守的法律規則來強制進行利益的再分配以保障社會主體的權利。從另一方面來看，商品經濟解除了人身依附關系對人的束縛人具有了獨立性。每個人都強調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並不容許他人的干涉。在市場經濟中沒人人都想發揮個人的主體作用以滿足個人利益。這就需要通過法律來調整人們之間的各種需求，以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保障利益交換的進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們更傾向需通過法律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二、中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
（一）從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來看始終的是一種宏大的整體觀
中國傳統哲學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強調整體觀。「天下萬物於有，有生於無」，這里的有和無都是在強調整體，老子認為宇宙就是一個整體，即道。整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種整體觀就要求人們在觀察事物時通過直覺、感性去認識把握整體，而無法通過邏輯把握。因而基於這種思維方式，中國需要的不是有稜有角的法律，而是具有整體概括性、感性的習俗、習慣、道德等。他們更多的關注個人的內心，關注人的內心感受，個人的內心情感體驗，通過把握自然界而最終更好的把握自我。把自然界的變化看做是個人行為的向導，這種最樸素的對自然的利用所體現的是人對自然的一種敬畏，沒能把人同自然中分化出來，人沒有脫離對自然的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反映到社會上，也就是人對人的依賴關系，因而中國的哲學中所映射出的也是一種人對人的責任和義務，這也是中國人治的哲學溫床。
（二）西方的哲學是一種構成論，是一種強調單元個體的思維方式
西方人認為人是宇宙的主體，其他一切都是客體，人的慾望是可以從宇宙萬物中找到的，自然界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於滿足人的需要。在他們的思維下，主體與客體是對立的，這樣就把主體從客體中完全解放了出來，重視個人的自由和權力。人人都有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並不受外界干涉，但這必然會引發沖突，這就需要通過制定一些規則來調整明確利益，道德倫理的模糊性使他失去了調節的可能性，所依靠的只能是強制性的法律。
三、中西方的地緣環境不同
從地緣結構上來看，中國四周被海洋、高原、草原、沙漠和森林所包圍，且中國自古以來一幅員遼闊、物產豐富著稱，這就會形成與外來社會相互隔絕的近乎封閉狀態。他們習慣於安居，固守家園不善於活動，這就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文化態勢，是中華民族具有極強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另一方面這種強大的傳統力量又會禁錮國人的思想，是他們不易接受外來文化，很難被外來文化所改變，任何到中國的文化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中國印，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這也使中國失去了與外來法律文化交流的契機，中國也就失去了法治的機會。
在西方，特別是西方法的發源地古希臘古羅馬，他們都位於半島之上，海上交通較之中國便利。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發展簡史》中將中國歸為樂山好靜的大陸國，將西方歸為樂水好動的海洋國家。他說：「孔子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因而環水的環境塑造了西方人好動的品格。他們善於經商，這是西方商品經濟的雛形，也是西方法治的起源。

B. 各國法律文化的差異性的表現

2、關於價值的斷想
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習慣、心理和客觀存在的稀缺程度之關系的總和。
世上發生任何事件，最終都會反映到價值上來。價值，也是主觀和客觀關系的總和。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能決定價值量。價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的體系中由均衡決定。
3、中西文化的盲點：結構理性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質是一個結構比重的問題。一切對單一和純粹的追求都是偏見。人們常常在面對選擇時進退維谷，這正是缺乏結構理性的表現。
有三種理性存在：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結構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兩種理性，缺乏第三種理性。
價值理性是人們用來判斷是非好壞，應該或不應該的一套價值體系。
工具理性是為實現價值目標的手段體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組織、制度、科技手段等。
結構理性是人們在不同情況下構造價值結構的理性。例如，義的價值和利的價值都不能單一地適用任何情況。人有時自利，有時利人，兩種價值同時存在於一身，那麼在何時何地對待何人講利或講義，這就必須用結構理性判斷。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持同一價值觀。這就是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矛盾和價值觀應該在結構理性的支配下統一起來，這就使結構理性的含義。
東西文化中為什麼有結構理性的盲點呢？就是因為人類有偏執的共性。一旦價值理性形成後，人們就將它固定下來，向一切情況運用。
4、結構理性不是價值觀
結構理性是一種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種價值理性，它當然與價值相對論和道德相對論扯不上關系。因為結構理性是一種中立於價值判斷的方法理性。
結構理性不是一種價值觀，而是一種構建價值結構的方法論。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個分析衡量錯對好壞的內容准則，按照結構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與價值，真理和價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絕對的。真理和價值的意義依賴於時空和情勢。
5、信仰偏執與人間悲劇
由於人類在理性結構上有盲點，人類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極度與偏執的程度。這種對信仰上的偏執，使得人們可以對信仰的追求不顧一切，對信仰的偏執導致了無數的人間悲劇。
人類沒有信仰不行，但信仰過度和偏執甚至更加危險。信仰偏執可能是製造人間悲劇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沒有哪一種信仰是絕對正確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種信仰是絕對錯誤的，人們應該有結構的，有條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個比重、多少、條件不同的信仰結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貧窮嗎？上帝讓你知足。富有嗎？上帝讓你貪婪。勞作嗎？上帝給你胃口，讓你健康。享受嗎？上帝讓你乏味，給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讓你感覺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讓你感覺壽長。
人世間有各式各樣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機會均等，結果均等，起點均等，貢獻均等。然而這每一種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並且帶有一定的負面效果。機會均等，其結果就不會均等。買彩票，每人贏錢的機會是均等的，但結果只有少數人贏得巨款。市場經濟的競爭是機會均等的，但結果卻只創造了少數富人。結果均等就絕對公平嗎？也不！結果上的均等掩蓋了貢獻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蓋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視角
轉化視角看問題，不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論，也是人類行為的道德要求。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不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從不同的視角去看，會呈現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人與人之間，以個人的視角去觀察別人，多少會帶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見。所以我們也需要站在別人的角度看別人看自己。設身處地地看問題常能克服人與人之間的偏見。
首先，我們要學會從別人的利益，別人的感受，別人的經驗和知識的角度去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只從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識、經驗去看他人，看與他人之間的關系。
第二，人類要學會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動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類與自然、人類與其它動物和生物就會和諧得多。然而我們人類對自然物種的分類全是以人類的利益為出發點、為判別標準的。
第三，作為一般規律，我們對事物所作的判斷，所下的結論，都是從某一視角看問題所作出的，視角一改變，這些判斷和結論的正確性就動搖了。
8、動機、手段與效果
一個社會的模式，或各個國家的社會區別，大致就是由那個社會和國家隊動機、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約束標准、方式和側重點決定的。
在動機、手段與效果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邏輯關系。要實現動機，就必須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實行，就一定會帶來一定的效果。但社會必須對三者的好與壞、准許與不準許作出界定，也就是說這三者的關系必須受到道德與法律的約束，否則人類社會就會變成叢林世界。
當我們分析道德和法律對這三者的關系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道德可以用來約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卻只能用來約束手段。因為動機無法用事實證明，而效果則有許多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說法治是不管動機與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雖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譴責，而這正是法治的短處。
道德的約束雖沒有法律約束那麼硬，卻比之約束范圍寬廣得多，道德不僅約束手段，而且約束動機與效果。
我們能找到一套標準是使三者統一起來嗎？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不管它強調的是何種標准，總是會存在一定缺陷的。不過上面的分析告訴我們，任何一方面的標准若絕對化而完全不顧及其他標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個社會應該是法治、德治與情治的有機結合。
9、替代的困擾
每個人幾乎每天作出一些類似非經濟的替代決策。當你作出這些替代決策的時候，你去追溯過躲在這些決策後面曾經困擾過你的那權衡替代的尺度嗎？那就是你最深層的價值觀。
例如對不同對象的愛如何替代。對生命、自由、愛之間的替代也是如此。
10、爭名與逐利
追名逐利皆為人類行為的根本驅動力。天下熙熙，皆為名利而來，天下攘攘，皆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爭名奪利的動物。所以有人把人類社會叫「名利場」。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說人逐利，與鳥無異。「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說人爭名，與雁有同。
現代經濟學，是用自利與理性解釋人們的行為，即認為人類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經濟人。
按照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說法，以私產為基礎的自由市場制度安排，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解，它使得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使社會得益。
現代經濟學，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卻很少研究人們爭名的社會效果。人們爭名也會像逐利那樣有利於全社會嗎？
人類爭名，基本上是一類相互抵消的浪費性行為。
人爭名的根源是來自人的嫉妒本性。對於整個社會利益而言，逐利優於爭名，因此在經濟活動中的爭名之風不可長。
11、恥的標准和功用
有什麼樣的榮恥標准，就會有什麼樣的社會。
東方人以好、壞為標准，西方人以對錯為標准。
12、信譽無價
一個人，一家公司都輸不起信譽，何況一個國家？
「一個雞蛋吃不飽，一個名聲講到老。」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從此處得，將從他處失，並且是永遠損失下去。
13、信心與價值
假若我們中國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強，同樣的出口商品定能換回更多的外匯。信則有，不信則無。這信字若指信心與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產價值。
現在中國出口許多產品到國外，有些質量超過日本貨，可價錢卻低很多。我想這是我們中國人過謙吃的虧。
西方人什麼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種優惠、賠償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後才考慮外人。
14、常輸是游戲規則使然
一個人要贏得競爭依賴於他自己可控的優勢與弱點，也依賴於外在於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賴於競爭的游戲規則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優勢，減少自己的劣勢。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當然可以增加贏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贏，還依賴於外在機會是否存在，是否機會均等。如果機會足夠小，威脅足夠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難以成為贏家，正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個人在競爭中總是輸而無機會贏，這決非此人不想贏或他比某人低級愚蠢，而是競爭的游戲規則於他不利。在這種游戲規則下，他的優勢不能被評價，而弱勢反被評價，游戲規則有利於他的對手。例如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是「價高者得，價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總是贏家，有資本的人也總是贏家，而有些人無論怎樣努力，最終還是赤貧，因為這游戲規則對他不利。
其三，一個人贏了，我們須問他是用什麼手段贏的，一個人輸了，必須問他是如何輸得。
其四，任何一個人，總有他不可克服的約束條件。
最後，要問贏得目的是什麼。

三、中西文化斷想
文化的雜交有兩種結果，一是優勢雜交；二是劣勢雜交。所以，兩種文化交匯的時候，一定要有引導，以防止劣勢雜交而保證交匯的文化優秀。
1、人類千年的功過
人類匆匆的腳步，很快又走完了36.5萬天，21世紀的腳步，已迎面踏進人類的生活。回首千年，人類既聰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過。人類的聰明使科學昌明，卻使環境惡化；使物質生活改善，卻使精神生活空虛；制度的實驗一個接一個，幾乎每個制度在製造繁榮時，也製造災難；人類追求和平，卻更好戰爭。人類並沒有成熟，她還在人頭馬的階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
2、治家與治國
西方以治國之法治家；中國以治家之法治國，各有優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補關系，是以西補中，以中補西的關系，具體可為宏觀西化，微觀東化。
西法治國有效，中法治家治企業有效。即以法治與市場的方法治國，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業。
3、東西文化對比隨想
東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擊，爭論不休，就是因為他們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價值為尺度去評判他人的文化。
東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可見的行為方式；一是不可見的價值觀、道德准則和信仰。東西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兩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認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東西文化的第一個區別，也是最本質的區別，是責任、義務和權利之間的差別。儒家文化強調個人對社會、對他人所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卻不強調社會對個人權利的界定和保護，不強調人與人之間清楚的權利區分和對權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強調社會對個人人權和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卻不強調個人對社會人對他人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2）東西文化的第二個區別是價值判斷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斷，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重動機判斷。對於西方人而言，什麼是動機和出發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對於中國人而言，首先判斷人們的出發點和動機好不好，然後才看效果，這兩種衡量好壞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別重視達到目的的手段體系，達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東方人則特別強調證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發點和動機，對於效果和達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盡量努力尋求。其結果是西方文化導致手段體系發達而道德不張，東方人則重道德而手段不張。
（3）東西文化的第三個區別是對人性的假設不同。西方文化假設人性惡；儒家文化假設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張法治，儒家文化主張德治。
（4）東西文化的第四個區別是思維方式。西方人重演繹與分析，中國人重歸納與類比；西方人善於把整體分成部分，然後把每一部分都變成專業化、專門化。並且西方人也善於在純粹的假設上作理論推演，以發現更為深層的東西。東方人則善於歸納與類比，從類比和歸納中發現一般規律，發現新的東西。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從一般到特殊，而東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從特殊到一般。
（5）東西文化的第五個區別是世界觀上的一元世界和兩元世界的區別。儒家文化重視現世，西方文化認為有帝國與王國存在。
（6）東西文化還有很多區別。例如儒家文化主張以治家的方法治國，西方文化主張以治國的方法治家；東方人重內容，西方人重形式；東方人喜歡內斗競爭，西方人喜歡外斗競爭；東方人講情理法，西方人講法理情；東方人講謙虛，西方人講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東西方的價值判斷標准
一個理想的社會價值判斷標准，應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來決定效果判斷與動機判斷的雙重標準的比重，並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個好的價值判斷標准應是效果判斷與動機判斷二者的結合，而取一個適當的比重來判斷好壞。一般來說，如果一個社會以效果判斷為主，以動機判斷為輔，並有嚴格的法治，其社會效果就會比較好，這是因為在法治的約束下，人們追求目的不能不擇手段。
5、中國文化四論
要探討中國落後之原因，改造之途徑，未來之發展，不能不討論中國文化問題。
中國的今日落伍問題是制度問題，也是文化問題。中國的制度是中國人的選擇，而文化影響選擇的價值標准。
（1）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制度
儒家的治國文化，不利於甚至阻礙市場制度的產生，但給定市場經濟制度，儒家文化則必西方文化更有利於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更具競爭力。
儒家治國文化，可歸結為一句話，叫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國。治家的法則主要是道德規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長治家，家人治於家長。
治家的方法，推廣於微觀組織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優越的。因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國人家庭內部沒有利益之間的相互算計、計較，但並不影響家庭成員盡力為家庭奉獻。如果把這種文化和道德准則帶入公司等微觀經濟組織中，使職員、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麼公司的管理成本就會大大節省，而工人的激勵程度與合作程度並不下降。
（2）工具道德與目標道德
中國是一個講道德的國度，幾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國，但中國人為什麼缺乏公德呢？
因為中國人把道德當手段，甚至當作治國的手段，這就使道德帶有極強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國，人們講道德、講禮貌、講敬老敬上，這是因為這樣可帶來功利，不這樣做就要損失功利。在公共場所講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講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國是一個講工具道德的國家，人們的禮貌、笑臉相迎、點頭哈腰、道貌岸然後面，總是帶有某種目的的。
在法治國度，道德是作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會失去功利，但不講道德並不損失功利，講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種情況下，人們仍彬彬有禮，這說明人們講道德的後面並不帶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說，人們把講道德當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國人講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實行法治。
（3）價值的理性與工具的非理性
中國人只管價值理性或曰情感價值理性常導致中國人忽視對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發達，科學和工具落後導致發展落後。
（4）人權自由平等
中國儒家文化缺乏人權、平等和自由精神，因為它是一種信仰等級特權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別族也就不會尊重你，更不會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內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別人就不會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別人就不會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會尊重你。這就是平等對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夢想有一天中國人能像對待外國人那樣平等地對待中國人自己，我也一直夢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國人那樣平等地對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則，做一個中國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國受外國人的歧視，回到中國人的圈子中受中國人的歧視，到處不是人。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沒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與公正
世間的公正要以一個適當的或最佳的尺度結構來界定。人類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類理性的盲點造成的。
任何單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個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社會中每個人，至少是每個利益集團的不同能力、優勢和對社會的貢獻要與他們從這個社會所獲取的回報所適應。
第二、一個最佳的尺度結構必須正好消除每一個利益集團用非生產性活動破壞尺度本身的動機。
8、英雄與明星
現代傳媒正把人類推向一個淺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極致沒有足夠的市場價值。這就使物質的富有與精神的貧困同步而行，「交相輝映」。
比較一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20世紀末乃至21世紀初，我們會發現前者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後者則是明星輩出的時代，前者是英雄領導時代，後者是明星引導潮流。何因也？通訊交通傳媒的發達與商業價值碰撞使然。
9、公德與私德
要取得公德與私德上的一種均衡關系，必須找到法治與人治的最佳結構，必須在重視義務與責任的同時，也要重視人的權利的界定。
10、負面的真諦
有負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顯出意義來。完全消滅了負面，人生就會變得索然無味，意義全無。一切東西的珍貴都在於它們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負面的東西。
11、觀念比知識更重要
所謂觀念，就是人們對事物對世界的看法，對好壞對錯的認知標准，對行為方式、社會規范的概念。兩個觀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觀念矛盾的合作成本會很高。
市場經濟的存在與發展，要求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觀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觀念，公平競爭的觀念，交換、貿易相互得益的觀念，講信譽不欺詐的觀念，別人正當致富發財不眼紅的觀念等。
12、宗教的經濟效果
每一種宗教，都是一種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都對信仰者產生強大的約束力。正是宗教的這種抑惡揚善的功能，對社會產生正面的經濟效果。
13、領導風格
現代管理關於領導的理論的一般結論是有效的領導者，是由有效的領導風格所決定的。然而哪一種領導風格最有效卻存在各種學說。
領導與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領導是激勵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領導，反之亦然。領導有兩種職能，一是維系和凝聚團隊；二是領導團隊完成一切任務。與此相應，也有兩類領導風格：一是關心人，以人為導向的領導風格；一是關心任務，以完成任務為導向的領導風格。兩種風格不同程度組合，又可派生出多種中間風格來，典型的風格有四種：一是重關心人，輕關心任務；二是重關心任務，輕關心人；三是關心人也關心任務；四是輕關心人也輕關心任務。
到底哪一種領導風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領導理論，任何一種風格可能有效，也可能無效，依賴於三方面情況組合：一是領導者的價值觀、背景與能力；二是被領導者的價值觀、背景與能力；三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所處的環境與階段，按照這種變化不斷調整領導風格才能有效。
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系的發展要經歷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要求有不同的領導風格。在初始階段，要重關心任務，輕關心人的關系。領導者必須以條規對下屬嚴格管理，保證任務的完成。因為下屬還不熟悉情況，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階段，隨領導對下屬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領導必須既高度關心任務，也高度關心人的關系。在第三階段，下屬有了更強的能力、成就感和責任心，因此領導的直接指導不再需要，但領導仍需支持與小心謹慎。在第四階段，下屬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導和經驗，領導的支持與鼓勵已不再那麼重要了，因此，領導應該放手讓下屬自治，採用低度關心人的關系，也低度關心任務的態度。
14、情理法與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國，人情味重，什麼事都可以想想辦法，托託人情，走走關系。這是一種自然保險系統，人們容易在艱苦的環境下度過難關。因此在中國人事關系極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國家，人情似紙，相互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有什麼矛盾，先講理，後上法庭，簡單明了。西方雖淡薄人情，卻十分講公正、平等；中國人情味重，卻易產生不公正。

C. 請問中西司法制度的區別謝謝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依然是21世紀中國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項重大課題。經驗和科學告訴我們，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構和運作依賴於相應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長必須紮根於相應的法律文化土壤。追本溯源，中國法律現代化的建設是在西方法律文化沖擊而與自己固有的法律傳統人為割裂的情況下展開的，因此，百年來一直存在著中西兩種法律文化的沖突。目前，我國正在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司法制度改革，可見，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順利推進，必須依賴於對法律文化的理性分析，而從司法角度對中西法律文化進行分析更是其中的關鍵。
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異同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現象。作為法律的形式化象徵，在西方有「司法女神」，在中國有「司法神獸」。司法女神鵰塑在西方法院建築中會經常看到，我們在港劇裡面也能經常看到。司法女神一手執寶劍，一手拿天平，最值得注意的是女神的眼睛是閉著的或是用布蒙著的，所以也叫蒙目女神。寶劍表示力量，天平表示公平，額發表示誠實，閉眼表示「用心靈觀察」。造像背面往往刻著古羅馬法顏：「為實現正義哪怕天崩地裂」。中國的「司法神獸」，是一隻像牛或羊的獨角獸。它是中國的司法神，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睛不僅睜著，且睜得很大，怒目圓睜。它是中國第一位法官皋陶在辦案時如爭執不下，就將這叫做獬豸獸牽出來，它會用那隻獨角去抵觸真正的罪犯。西方和中國的司法神有一個顯著的區別，就是司法女神的眼睛是閉著或用布蒙著的，而中國的司法神獸眼睛是怒目圓睜。這一顯著區別體現著中西司法理念的不同，更深一層地看則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
以司法制度為例，下面就來分別探討中西法律文化的特點。

一、 西方的法律文化
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點是：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實行審判公開制度，訴訟活動的透明度較高；律師辯護和代理制度發達，當事人獲得辯護率較高；推行自由心證和無罪推定原則；注重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護；訴訟作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機制，適用率極高。西方司法制度體現了司法獨立性、中立性、終局性等屬性，是一種比較先進的司法制度。它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完善過程，真正發揮了司法的功效，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著現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其獨特深厚的文化內涵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內涵。個人本位的價值觀認為，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無權將他人視為達到主觀目的的手段，每個人都是自治的主體人、目的人，個人價值應當優於社會價值。權利本位是伴隨著個人本位而產生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認為，國家權力來源於公民，公民有權主宰國家，國家應優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應權利的取得。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古希臘、古羅馬發達的契約關系為自由、平等、權利等法權觀念的生長提供了社會條件。古希臘法與羅馬法所倡導的個人本位和權利本位的價值觀後來隨著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揚而成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並進一步上升為法律觀念。西方國家的諸多訴訟原則、規則都是對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一種回應。例如，確立了被告人獨立的訴訟主體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訴訟的客體，不得對其進行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僅有權就自己無罪、罪輕或減輕、免除刑罰作自行辯護，還有權聘請律師協助辯護或接受法律援助。再如，確定國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權，尤其是個人利益與國家、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更多的是強調對個人利益的保護，比較突出的一個表現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疑罪從無規則。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內涵。西方國家向來具有濃厚的法律與民主色彩。這也與他們早期發達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商品經濟講求平等競爭，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而商品經濟下產生的契約關系則是一種法律關系，它直接推動了法律的發展。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滲透面更廣。無論是經濟、文化、政治、宗教領域還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領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同時也成為西方司法制度發展的內在動力。為了體現民主，賦予被告人與原告人同等的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為了體現民主，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運作向民眾公開，並讓更多的民眾參與。法律至上的觀念使訴訟成為解決糾紛的首要途徑，並促成了律師業的極大發展。總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價值觀使西方的司法制度處於一種民主、有序、理性的運行狀態中。

二、 中國的法律文化
我們現在的制度建設從總體上來說是學習西方的結果，而且是從不同國家的法律文化中東拼西湊的結果。大體上說來，我們總體上的制度因素有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歐洲大陸的，以及日文版的歐洲大陸的法律傳統。第二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尤其是俄文版的社會主義學說和社會主義制度。直到今天，法院的地位低微，檢察院的監督權以及司法權行使方式過程中的所謂的群眾路線，這些東西都跟蘇聯的制度很有關系，對具體審案法官的司法解釋權的剝奪都跟蘇聯的司法制度有很密切的關系。第三方面就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我們中國人做事情所喜歡採取的方法，我們的政治文化，我們的法律文化，這些東西也許在我們的表層制度上看不到多少，我們的表層制度都是西方化的，但我們骨子裡的運作過程，我們所遵循的一些准則，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所採取的一些方法，都還是我們兩千年來所一直採取的方法。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獨特的經濟基礎、社會制度、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取代了傳統的封建制經濟，而且我們不再閉關自守，而是在經濟、行政、司法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可以說，傳統法律文化產生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然而，用中國的手段操作西方的模式，這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非常明顯的一種狀態。例如，法院院長很少有人會覺得自己是獨立於地方政府的法官，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下屬，他只是地方權力格局中的—個棋子，下棋的人把他搬到哪兒就是哪兒。正是在這種前提下，分析我國的法律文化不能光從傳統法律文化分析，而應該分析引進西方法律文化後的中國法律文化所產生的獨特性和沖突。具體體現在：
第一，受家國本位、義務本位價值觀的影響，我國的訴訟目的偏向於懲治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而對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權利保障不力。我國引入了辯護制度，賦予被告人辯護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的辯護權並沒有得到真正實現。被告人的自行辯護權利受到種種限制，辯護律師沒有充分的調查取證權，訴訟權利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法官無視辯護意見，先判後審的現象屢禁不止。另外，法律雖然規定舉證責任在於控方，但又規定被告人應當「如實供述」，「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為了盡快查明案件，違法取證、刑訊逼供的現象也較為常見。比如我們常常能在一些譯製片和港劇中，聽到這樣一句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同樣熟悉的話：「你有權保持沉默！」這兩句話充分反映了中西方兩種不同法律文化、不同人文精神的差異所在。
第二，等級特權思想仍然存在於不少人尤其是實權人物的觀念里。有些司法人員辦理案件不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是以當事人的身份、職務、社會地位為依據；某些高級官員違法犯罪，可以憑借其權勢與地位逃避法律責任；某些權大、官大的所謂「上級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動，強迫司法機關按照他們的意圖辦事，強行更改或拒不執行法院的裁判，甚至憑借特權隨便調離秉公執法的司法人員。等級特權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則遭到了嚴重破壞。
第三，雖然我國已實行司法獨立，然而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權力過於膨脹的傳統使我國司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機構的改革困難重重。我國的司法機構設置與行政區劃重疊，在機構名稱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稱。司法人員的級別與行政機關的級別完全相同，也有處級、科級之分。在工作機制上，採用行政化的層層批示制，合議庭報庭長、院長審核、審批，院長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或者是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這些與行政機關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點，也不能滿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另外，司法機關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現象，即其財政受制於地方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沒有獨立的經費來源，而是每年由同級政府提供經費。司法經費的不獨立使得司法領域內地方保護主義惡性蔓延，嚴重影響了司法的獨立性。
第四，受息訟觀念的影響，我國訴訟制度解決糾紛、保障法律實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發揮。訴訟觀念的淡薄使得我國民眾遇到糾紛時寧願選擇和解或通過民間調解。民間調解雖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糾紛的公開化，但由於它以傳統的倫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規為主要依據，因而不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培養，也不利於法律的實施。而且和解、民間調解等非訴訟機制的過多適用，限制了訴訟機制功效的發揮，不利於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
第五，人情、地緣關系也是我國司法改革中某些難題的症結所在。因為重人情、重關系，證人不願出庭作證，以免得罪他人，破壞良好的人際關系，所以證人的出庭率極低，作證質量也不高；因為重人情、重關系，很多情況下，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沒有關系也要找關系、拉關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現象日益嚴重；因為重地緣關系，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使得異地取證、異地執行難上加難。由此可見，引入的先進司法制度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卻受到本土傳統法律文化的不良影響，那麼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異化，在本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綜上可見，中西方司法制度的差異根本在於兩者法律文化的差別。根源於傳統法律文化的中國司法制度，只是生搬硬套地學習運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是行不通的。只有理性地看待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找准中西方在法文化上的共通點，尋找解決兩者文化沖突的方法而又保留和發展我國自身法律文化的獨特性，才能更好地建設和完善我國司法制度。當然，這也是建設我國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

D. 比中西方法學的歷史發展路徑有何差異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本文通過對中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所處歷史社會背景的比較研究，主要探討了中國的法律文化與西方的法律文化在形成、本位、屬性、倫理、體系、學術、精神，價值等八個方面的差異，細致的描述了法律淵源、價值精神以及文化屬性、學術體系的基本形成以及內容，揭示了法律文化的差異，沖突及其協調的理論和制度性安排，對這些差異的形成的過程作了詳細的闡述，在每個差異的背後都細致的介紹了差異的來龍去脈和深層次的原因。最後在第九章又重新回溯到了人，人乃文化的原點和軸心，無論多麼復雜的文化現象都是從人這個原點發散出去的。張中秋先生在本書中不僅系統的論述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及背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給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理論：一切法律關系都可以而且應當還原為人的關系。不論這些關系表現為何種形態，人最終都是主體和原點。中西方在協調人與神、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歸根到底仍是以人為主體和原點，即便是上帝也是人格化的神。①從本書中我體會到了，要想深刻了解某種文化，不能捨本逐末，而應追根溯源，以人為出發點，才能看到本質，任何忽視人的存在的文化、制度的研究都是膚淺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第七章，也是與當今發展聯系最為密切的一章。本文就以第七章為切入點，來談談中西方的法文化傳統與法治的關系。在第七章「法的精神：人治與法治」中作者認為中國法的傳統精神是「人治」，而西方法的傳統精神是「法治」。「法治」之法是指具有民主政治背景體現大眾意志的法。傳統中

2 國的法是用以維護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是以集團為本位，「人治」的色彩越來越濃厚，加之等級和尊卑的分明劃分，使得人民對權威產生恐懼以及對權力開始崇拜，而忽略了對個體權利的追求。而在西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日益開拓的眼界，依附著上帝的宗教法就被瓦解了，隨之催生了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具有現代性的精神，總體上說更傾向於個人本位。從法的文化屬性來看，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實質上一種刑事性或者是國家性的法律體系，而西方的法律文化則是具有民事性或者個人性的法律體系。② 作者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形成法治傳統，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即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官僚體制化。商品經濟是法治的物質根基，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規范化。同時商品經濟孕育了社會契約觀念、政治市場觀念、思想市場觀念、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平等和自由觀念等文化傳統。但是西方法治的形成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商品經濟問題，還存在一個不同於商品經濟的文化問題，即人性惡論。古希臘文化中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性惡論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西方國家廣泛流傳這一句名言：「權力必致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③在西方文化中，相對於人治，法制要更可靠。然而在中國文化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傾向人性善，強調用「禮」來引導和節制人性，由具備「德性」的人進行統治。最後一個方面是西方較早的官僚體制化是法治制度化的另一個前提。西方早在羅馬帝國時就形成了一套龐大完整的官僚系統，到中世紀晚期民族國家的形成，官僚體制的確立有力的支撐了近代法治的建立。 然而，作者花了大量筆墨去證明中國歷史沒有出現過「法治」，中國的傳統法的精神為「人治」，卻沒有系統論證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法的人治精神與中國古代法（以刑法為中心）是同時產生的，即中國法的人治精神的起源是伴隨著刑法的產生而產生的。又論證了人治精神的哲學基礎為人性善論和人性惡論。進而總結出人治在中國是逐漸強化的，而且也沒有其他限制其發展的因素。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沒有形成與西方社會一樣優越的法治傳統,是有其極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作者通過比較中西方兩個社會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差異,側面介紹了造成中國社會在法治傳統方面表現出與西方社會諸多不同

3 的根本原因。由於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發展路徑,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國社會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但是作者沒有系統論證產生這些差異進而導致「人治」和「法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傳統的原因。 筆者認為，中國的法傳統之所以為「人治」，除了作者提到了中國的「律學」傳統（以刑法為中心）和儒家文化中人性善論和人性惡論，筆者認為還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即自然條件、經濟和宗教。 首先，自然條件的差異。中國古代沒有出現「法治」，而西方卻出現了「法治」，跟中國的自然條件有關。然而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導致在西方普遍存在著城邦社會。古代中國疆域遼闊，加之山川江河阻隔，人們之間不可能有緊密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實施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西方城邦國家地小人少，左右為鄰，相互熟悉，易於實行議會制度，利於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就是城邦的政治主權屬於全城邦的公民，公民們直接參與城邦的治理。為了保障直接民主，即保障有關城邦公民資格的確定，權利與義務的劃分，行政機構的設立，法庭的選任與許可權，繼而產生了憲法。④既然城邦是公民的團體，也必然是民主的集體，人們也必然信奉保護民主的法律制度。希臘城邦公共政治文化空間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法治理念，表現為自由、平等、正義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與精髓，而在法治理念與精神的熏陶下，城邦公民表現出堅定的法治信仰。⑤簡而言之，城邦的民主政體是法治萌生的體制前提。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民族文化、語言等各個地區差別巨大，難以形成希臘城邦那樣的公民集團。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散居在全國各地，加上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很少有經濟往來或文化交流。在如此龐大的國家之內難以形成像希臘城邦那樣的「直接民主」。反之，中國古代的地緣、經濟環境更像是培育專制政治的溫床。為了維持這個龐大國家的運轉，自然而然的選擇了專制政治，等級森嚴的專制主義政治格局從此長期成為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此文化傳統中其對於法治的需求是極其微弱的,因為政治就完全可以為其民眾提供一切之所需,只是在另一個價值層面上。即使有那麼一點對於法治價值的呼喚也為強大的政治公權力的壓制所湮滅。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法治傳統的形成是遙遙無期的。

E. 中西方法治傳統和法治文化中有哪些差異

中西方法治傳統和法治文化的最主要的差異就是，中國的文化講究的是厚德載物，而西方國家沒有這一方面的傳統文化教育。

F. 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

我只知道我國施行的是大陸法系，而很多西方國家用的是羅馬法系.

一方面，內因上來說我國古典文化缺乏法律文化發展的土壤。因為我們的封建社會太過漫長，在人治社會里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信仰的，法律文化也就因此裹足不前。因而在發展我國法律文化的時候，古典文化能夠給予的養分根本不多不足，也就談不上傳承融合了。

一方面，外因上來說我們是被迫發展的。中國的發展是因為外力而呈現跨越式，為了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我們採取拿來主義，法律文化基本上都是舶來品，是照搬西方傳承多年的法律文化精髓，因而割裂了與自己傳統文化的傳承。這不僅體現在法律，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至於中西法律文化差異，這個問題很大，涉及到很多方面，可以思考的視角如下：

1、人類學。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時指出，土地，人口對法律發展影響重大。中國一直是農耕文明，大量水利工程需要人治的存在才有組織可能。西方是畜牧文明，單打獨斗的叢林生活使得自由主義泛濫，民主成為必然選擇。

2、語言學。東方的漢字體系本身非常復雜，語義存在模糊性，不穩定和過度的修飾性，使得法律文本在傳承中容易產生流變，執法者自主解釋變得肆意，法律信仰難以樹立。西方字母體系語義簡單明確，文本解讀歧義性低，法官解釋空間小，有利於人們形成准確法律觀念。

3、哲學。中西哲學體系大不相同，個人主義思潮必然導致民主的誕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盧梭社會契約論核心正在此。我們信仰君權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懲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讓。法律的出發點就是人性本惡，我們顯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

4、宗教。天主教一直存在法律傳統，《聖經》就是所謂神法，羅馬教廷對法律文化的推廣，傳教士對法律文本的研讀都使得法律傳承有了深厚人文背景，我們傳統的儒家思想根本無視法律，所謂法家也是人治下到法治。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傳承法律文化上必然存在苦難。

G. 中西方法制史文明比較

外國法制史

羅馬法的歷史地位
（一） 羅馬法復興
1、 羅馬復興的原因。12世紀初，西歐各國先後出現了一個研究和採用羅馬法的熱潮，史稱羅馬法復興。羅馬法的復興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時西歐的法律狀況同商品經濟發展及社會生活極不適應。而羅馬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調整商品生產者關系的最完備的法律，這一法律遺產可以滿足當時西歐各國一般財產和契約關系的發展變化的需要。
2、 羅馬法復興的過程。
（1） 注釋法學派與羅馬法的復興。公元1135年在義大利北部發現《查士丁尼學說匯纂》原稿，從此揭開了復興羅馬法的序幕。義大利波倫亞大學最先開始了對羅馬法的研究。學者採用中世紀西歐流行的注釋方法研究羅馬法。因而得名為「注釋法學派」。注釋法學派在復興羅馬法的運動中，起了開創作用，他們使對《國法大全》的研究成為一門科學，幫助人們了解和熟悉了羅馬法，為運用羅馬法奠定了基礎。
（2） 評論法學派與羅馬法研究、適用的新發展。14世紀，在義大利又形成了研究羅馬法的「評論法學派」。該學派的宗旨是致力於羅馬法與中世紀西歐社會司法實踐的結合，以改造落後的封建地方習慣法，使羅馬法的研究與適用有了新的發展。羅馬法在義大利復興以後，很快擴展到西歐各主要國家。
3、 羅馬復興的意義。
其一，羅馬法的運用，使商品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市民等級的力量不斷加強，同時也推動了王權的加強和擴張，這都有利於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
其二，經過羅馬法復興，以研究《國法大全》為突破口和中心，法學蓬勃發展起來，形成了一個世俗的法學家階層，改變了教會僧侶掌握法律知識的情況，這就為了把羅馬法運用於實踐准備了條件，從而為正在成長中的資本主義關系提供節現成的法律形式。
其三，近代自然法學說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是17、18世紀新興資產階級進行反封建斗爭的主要思想武器，而近代自然法學說的思想武器，而近代自然法學說的思想淵源正是羅馬時代的自然法思想及自由人在私法關繫上地位平等原則。
（二） 羅馬法對後世法律的影響
羅馬法對後世法律制度的發展，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對歐洲大陸的法律制度影響更為直接。正是在全面繼承羅馬法的基礎上，形成了當今世界兩大法系之一的大陸法系，亦稱為羅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
羅馬法的有關私法體系，被西歐大陸資產階級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鑒與發展。如《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就是對羅馬法的繼承和發展。法、德兩國的民法體系，又為瑞士、義大利、丹麥、日本等眾多國家直接或間接的加以仿效。
羅馬法中許多原則和制度，也被近代以來的法制所採用，如公民在私法范圍內權利平等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權利主體中的法人制度等。
羅馬法的立法技術已具有相當水平，它所確定的概念、術語，措詞確切，結構嚴謹，立論清晰，言簡意賅，學理精深。

四、唐宋元明清司法制度

（一） 司法機關
1、 唐宋時期的司法機關。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審判職權。
（1）大理寺。
（2）刑部與審刑院。
（3）御史台。
（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機關，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一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代地方州縣仍實行司法與行政合一之制。但從太宗時起加強地方司法監督，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獄司，作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機構。提點刑獄司定期巡視州縣，監督審判，詳錄囚徒。凡地方官吏審判違法，輕者，提點刑獄司可以立即處斷；重者，上報皇帝裁決。
2、 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體系。
（1） 明代刑部增設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強對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審機關，為六部之一，執掌全國「法律刑名」事務，下設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師和各省審判事務，還設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辦理秋審的秋審處、專掌律例修訂的修訂法法律館。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機構，在處理全國法律事務方面一直起主導作用，主要負責：一是審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審核地方上報的重案（死刑應交大理寺復核）；四是處理地方上訴案及秋審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與律例修訂事宜。
（2） 明代大理寺掌復核駁正，發現有「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駁回刑部改判，並再行復核。如此三改不當者，奏請皇帝裁決。依清律規定，大理寺的主要職責是復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獄，同時參與秋審、熱審等會審，如發現刑部定罪量刑有誤，可提出封駁。
（3） 明代都查院掌糾察。主要是糾察百司，司法活動僅限於會審及審理官吏犯罪案件，並無監督法律執行的原則。設有十三道監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國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察百官風紀、糾彈不法，同時負有監督刑部、大理寺之責，如刑部、大理寺發生嚴重錯誤，可提出糾彈。亦可參與重大案件的會審。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機關統稱「三法司」。對重大疑難案件三法司共同會審，稱「三司會審」。
（4） 地方司法機關。
3、 管轄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轄上，繼承了唐律「以輕就重，以少就多，以後就先」的原則，同時又規定：「若詞訟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反映出明朝實行被告原則，減少推諉的立法意圖。此外，明朝實行軍民分訴轄制，凡軍官、軍人有犯，「與民不相干者」，一律「從本管軍職衙門自行追問」。「在外軍民詞訟」有涉「叛逆機密重事」者，可允許「鎮守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受理」。若軍案衙門與當地官府，「一體約問」。從中反映出明代軍事審判程序的健全與管轄制度的完善。
4、 延杖與廠衛。
（1） 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
（2） 「廠」、「衛」特務司法機關。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廠」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衛」是指皇帝任命親信「提督」明末曾下令盡毀錦衣衛刑具，不許再用。到明後期，廠衛特務多達十佘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
（二）訴訟制度
三，清末司法體制的變化
（一） 司法體制的變革與四級三審制
清政府對舊的訴工提和審判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僅流於形式。表現在：
1． 清末司法的變化。改刑部為法部，掌管全國司法刑政事務；改大理寺為大理院，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實行審檢合署。
2． 實行四級三審制。確立一系列近代意義上的訴工制度，實習感四級三審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訴制度.證據.保釋制度；審判制度社會實行公開.迴避等制度。
初步規定了法官及檢察官考試任用制度；改良監獄及獄政管理制度。
（二） 領事裁判權與審判和會審公廨
1．外國在華領事 裁判權的主要內容。又稱「治外法權」，是外國侵略者在強迫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司法特權。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只由該國的領事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依其本國法律裁判。確立於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及隨後簽定的《虎門條約》，並在其後簽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得以擴充。
（1）內容。中國人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間的訴公依被告原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橋蜜柑內之間的訴公由所屬國審理；不同國家的僑民之間的訴公適用被告主義原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與非享有領事裁判權國家的僑民之間的爭公前者是被告則適用於悲哀高主義原則，後者是被告，則由中國法院管轄。
（2）審理機構。一審由在華領事法院或法庭審理；二審上訴案件有3各國建立的上 訴法院審理；終審案件，則由本國最高審判機關受理。
（3）後果。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進行各種犯罪的護身符和鎮壓中國人民革命運動的工具。
2．觀審制度。西方列強取得在華領事裁判權後確立 的強行干預中國審判的制度即外國人是韻告的案件，其所屬國領事官員也有權前往觀審，如認為審判.判決有不妥之處，可以提出新證據等。這種制度是原有領事裁判權擴充，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踐踏。
3．會審公廨。1864年清廷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的特殊審判機關。凡涉及外國人案件，必須有領事官員參加會審；筏中國人內與外國人訴公案，由本國領事裁判或陪審，甚至租界內純屬中國人之間的訴工也由外國領事審判並操縱判決。它的確立，是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擴充和延伸。
[編輯本段]中國法制史-民國時期的憲法
（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內容、特點及意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一部重要的憲法文件，共7章56條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初的資產階級憲法性文件。它的制定和公布施行，是南京臨時政府法律建設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國憲法史上的一件大事。
其一，〈〈臨時約法〉〉具有中華民國臨時憲法的性質。作為近代最初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性質的憲法文件，從主流上說，它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意志，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具有革命性、民主性。
其二，《臨時約法的主要特點就是從各方面設定條款，對袁世凱加以限制和 防範。因此《臨時約法發應了當時斗爭形式和力量對比關系，反映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即將交權讓位之際企圖利用《臨時約法》制約袁世凱，保衛民國的苦心和 努力。
（二）「天壇憲草」與「袁記約法」
1、「天壇憲法草」。即《中華民國憲法（草案）》，1913年10月31日完成，共11章113條。因在北京天壇起草機時行名，是北洋政府時期的第一部憲法法草案。2、「袁記約法」。即北洋政府於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共10章68條。因受袁世凱一手操縱機時得名。它與《臨時約法》有著根本性的差別。（三）「賄選憲法」
即北洋政府1923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近代史上首部正式頌行的憲法。特點有二：企圖用漂亮的詞藻和虛偽的民主形式掩蓋軍閥專制的本質；為平衡各派大小軍閥的關系，鞏固中央大權，對「國權」和「地方制度」作了專門規定。
（四）《中華民國憲法（1947）》
1、南京國民政府立法特點。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頻繁，法律法規數量繁多，體系龐雜。
2、京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憲法》內容的主要特點。
其一，表面上的「民有、民治、民享」和實際上的個人獨裁。即人民無權，獨夫集權。1948年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這一特點更形具體和法律化。
其二，政權體制不倫不類。既非國會制、內閣制，又非總統制。實際上上用不完全責任內閣制與實質的總統制的矛盾條文，掩蓋總統即蔣介石的個人專制統治的本質。
其三，羅列人民各項民主自由權利，比以往任何憲法性文件都充分。但依據憲法第23條頒布的《維持社會秩序的臨時辦法》、《戒嚴法》、《緊急治罪法》等，把憲法抽象的民主自由條款加以具體切實的否定。
其四，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名，行保護封建剝削、加強官僚壟斷經濟之實。
[

H. 中西方法治主義原則的區別

下面的內容，
敬請網路管理員，
按照國家的現行規定，
嚴格刪減，
下面的內容，
確實有不合時宜的內容，
不過嘛，
以網民的身份，適當的提是可以的，
政府就不能夠提了。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最稀缺的就是這種國民意識，

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有什麼區別？
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本國國籍乘客，
不少會向孕婦、老人、兒童主動讓座。
而在中國搭乘公共交通運輸工具的健碩、富有、強壯、結實、有相當學歷的、表面上十分有教養的、年輕的白種人，全部都具有高尚的道德風格，貴族風格，
他們都是世界的「統治者」，全球最具有文化教養，最文明，無論在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上，都是最先進的「代表」，
都拒絕向周圍孕婦、老人、兒童、女性乘客讓座，
十分虛偽、冷酷無情，他們才是世風日下，社會道德觀念淪喪。
他們十分清楚我們生活環境的壓力**、我們的體質**，資源匱乏，在中國整個社會公共資源稀缺、分配和掌控不均衡，
他們侵入，
占據了我們稀有的公共資源，稀缺資源，
還沒有任何、自責、羞愧、謙遜、良心的表現，
反而坦然自若，悠然自得，自得其樂。
政府部門，在國際社會強化中國的國家地位、增強中國國民的尊嚴，
用不著***到國外去撒錢，
首先在自己主權管轄之下的國土內開展基礎工作，
國家旅遊部門，
今後要在面向外國遊客的旅遊指導手冊上，
對他們提出明確的要求，
明確地要求他們在基本的行動上，尊重中國國民。
老外中的教徒，要率先帶頭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做出表率。
那些個憤青、噴青，
應當對那些個你們討厭的******國家來的人，
進行社會監督，
對於他們群起而攻之啊，嚴厲譴責，
這就是中國的固有**、神聖**，
驅走他們，迫使他們為中國公民讓出座位！！
你要像西部牛仔一樣，弘揚正義，懲惡揚善，對蠻夷人，洗滌他們丑惡的靈魂，
對他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再教育工作。
國家旅遊部門，
要在中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內外，
以大面積廣告，在最佳的黃金位置，最醒目的空間，
張貼出各國文字的宣傳內容：外國乘客須知與乘車必盡的義務：……。
這樣，
就能夠凝聚國民的自信心，
團結廣大的民眾。

I. 中西法律文化差異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異首先表現在法的觀念上。傳統中國的法的觀念主要以「刑」為核心和內容，因此，在傳統上，中國人往往習慣於把刑、律、法等同起來，以為法即是刑法。這種觀念源於中國古代法的特殊形成，並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加強。刑與暴力相聯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針對異族的，後逐漸轉化和擴大到在性質上類於異族的所有違犯禮教的人。刑歸根到底是一種血緣集團性的壓迫法，並長期局限在血緣范圍內。西方法的觀念主要以權利為軸心，這是因為古希臘、古羅馬國家與法肇始於平民與貴族的沖突，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們是社會妥協的結果。所以，盡管這種法不能不因社會集團力量的消長而偏於一方，也不能不因為它是國家的強制力而具有鎮壓的職能，但它畢竟是用以確定和保護社會各階層權利的重要手段，並因此獲得一體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個差異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麼作為其權利義務的基本單位。在最早的時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擴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聯盟等）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轉換過程中，卻走了兩條日益分離的道路。中國法律走上了一條從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國家／社會的集團本位道路，這可以圖示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國家／社會，其特點是日益集團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則經歷了一條從氏族到個人再經上帝／神到個人的道路，圖示為氏族→個人→上帝／神→個人，其特點是日益非集團（個人）化。不過，本世紀以來，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在中國，個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連帶主義、民族主義則對西方法律本位一度產生了非個人化的影響。

從法律文化所體現的性質來說，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傳統上是一種私法文化。所謂公法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刑事性（刑法化或國家化）的法律體系；私法文化則是一種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體系。中國傳統法律中確有關於民事、婚姻、家庭、訴訟等方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在性質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規定和方式來理解和處理非刑事問題。西方法律文化作為一種傳統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標志是民法和商法的發達。此外，我們還應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來公法的發展及其私法化現象。

倫理化與宗教性可以說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較上最具對極性的差異。傳統中國的法律在西漢以後逐漸為儒家倫理所控制，儒家倫理的精神和原則日益規范著法律的變化和發展，至隋唐終使中國法律完全倫理化，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無變化。儒家倫理使傳統中國的法律成為一種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靈魂。這不僅使傳統中國法律喪失了獨立的品格，也從根本上阻礙了它向現代的轉變。西方法律文化從羅馬開始就受基督教的影響，到中世紀時，基督教逐漸控制了世俗的法律，雖然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使政教分離，法律在整體上擺脫了基督教的束縛與控制，但基督教對西方法律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並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處。

中西法律文化在體系和學術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從某種意義上說，作為「中華法系」母法的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是一個帶有封閉性的體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陸和英美兩大法系是開放性的。這種不同的結構形態是由它們所屬的社會機制所決定的，並隨著社會本身而變化。傳統中國的法律學術主要表現為對法律進行註解的律學，缺乏西方那種圍繞正義而展開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學。「律學」與「法學」雖然只有一字之別，但它是兩種形態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應該承認，同為人類文化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異與沖突的同時，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處。從根本上說，每一文明都有關於理想社會的設計，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異，但都是人類心性的表現，都是人類對生活秩序化和正義性的追求。這提示我們，既不應忽視不同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也要關注它們基於人類共性的相通性，並努力在人類文化的差異中尋求各種可能的互補，最終經由理解和化解而達於會通

J. 中西方文化傳統在法治上有著巨大差異嗎

文化造成的差異，哈佛教授說過：中國人自己都不知道的一個民族特徵，卻讓他們屹立至今。 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大衛.查普曼，在一場講座中，向台下近千名學生分享、解讀中國神話故事，並不下十次用激情的語調總結中國神話故事的內核：中華民族特徵。 在他的情緒帶動下，現場氛圍一直熱血高漲。他說：「我們的神話里，火是上帝賜予的；希臘神話里，火是普羅米修斯偷來的；而在中國的神話里，火是他們鑽木取火堅韌不拔摩擦出來的！這就是區別，他們用這樣的故事告誡後代，與自然作斗爭！」（鑽木取火）
「面對末日洪水，我們在諾亞方舟里躲避，但中國人的神話里，他們的祖先戰勝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爭，與災難作斗爭！」（大禹治水）「如果你們去讀一下中國神話，你會覺得他們的故事很不可思議，拋開故事情節，找到神話里表現的文化核心，你就會發現，只有兩個字：抗爭！假如有一座山擋在你的門前，你是選擇搬家還是挖隧道？顯而易見，搬家是最好的選擇。然而在中國的故事裡，他們卻把山搬開了（愚公移山）！可惜，這樣的精神內核，我們的神話里卻不存在，我們的神話是聽從神的安排。」 「每個國家都有太陽神的傳說，在部落時代，太陽神有著絕對的權威，縱覽所有太陽神的神話你會發現，只有中國人的神話里有敢於挑戰太陽神的故事：有一個人因為太陽太熱，就去追太陽，想要把太陽摘下來（誇父追日）。當然，最後他累死了——我聽到很多人在笑，這太遺憾了，因為你們笑這個人不自量力，正是證明了你們沒有挑戰困難的意識。但是中國的神話里，人們把他當做英雄來傳頌，因為他敢於和看起來難以戰勝的力量作斗爭。 在另一個故事裡，他們終於把太陽射下來了（後羿射日），中國人的祖先用這樣的故事告訴後代：可以輸，但不能屈服。中國人聽著這樣的神話故事長大，勇於抗爭的精神已經成為遺傳基因，他們自己意識不到，但會像祖先一樣堅強。因此你們現在再想到中國人倔強的不服輸精神，就容易理解多了，這是他們屹立至今的原因。」 大衛教授的講座視頻被傳到社交網站上後，引起國外網友熱烈討論。 「一個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隻鳥復活，想要把海填平——這就是抗爭！」（精衛填海） 「一個人因為挑戰天帝的神威被砍下了頭，可他沒死，而是揮舞著斧子繼續斗爭！」（刑天） 不得不說，這位大衛.查普曼教授解讀中國神話的角度很新穎，也十分到位。我們經常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是靠著不斷與自然、災難、環境作斗爭才延續到現在，但有幾個人想到過，中國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