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與法治

Ⅰ 提高稅收遵從處納稅服務和稅收法治哪個更重要

稅務機關是執行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行政機關，法治對稅務機關而言就是要讓稅法獲得普版遍的遵從，這權既包括納稅人依法納稅，也包括稅務機關依法征稅。而要讓納稅人遵從稅法，除了加強征管，嚴格執法，樹立稅法權威之外，做好納稅服務工作，構建和諧征納關系也是重要手段，一剛一柔、剛柔相濟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納稅服務與稅收執法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促進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納稅服務與稅收執法一樣都是稅收法治的必然要求。此外，我們的稅收基本法—《稅收征管法》也明確規定，納稅服務是稅務機關的法定職責。從這個意義上講，納稅服務絕不是可有可無、應景應時的工作，不抓或者不認真抓納稅服務工作，就違背了《稅收征管法》，違背了稅收法治的原則，就是行政不作為或亂作為。

Ⅱ 依法治國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新」在觀念 「常」在落實

「依法治稅」是隨著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而確立的，其標志是1998年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加強依法治稅嚴格稅收管理許可權的通知》。客觀地說，這一方針雖然提出已久，但一些領域和部分機關仍然沒有對其形成准確認識，在實踐中未能全面有效貫徹，呈現稅收法律供給明顯不足、可操作性不強和執行狀況不佳的狀況，甚至局部產生按指標征稅而非依法征稅的現象。筆者認為，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格局下，應當著力打造依法治稅的新常態。
新常態之「新」在於觀念。過去，社會上有一種觀念認為，依法治稅就是征稅機關要按照法律來征稅，稅法是政府用來管理納稅人的法律。而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稅法變成用來授予、規范和監督政府征稅權的法律。作為一種公共財產，稅收來源於納稅人，最終服務於納稅人，也經由法律體現納稅人的意志。對此，全會公報專門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啟示我們，人民群眾不再是依法治稅的被動受體，而是權利主體和最終歸宿。申言之，依法治稅觀念之「新」，就在於從權力本位到權利本位，從管理到法治，從治民之法到治權之法。
新常態之「常」在於落實。有人認為，現在的核心任務是加快稅制改革，優化稅制結構，稅收法治是第二位的。對此應看到，依法治稅不能只停留於觀念和口號，而應當成為稅收活動實際奉行的日常准則。推進依法治稅和深化稅制改革並不矛盾，二者應當是協同推進、一體兩面的統一過程。一方面，依法治稅是改革要實現的目標。相比服務於經濟市場化的1994年稅制改革，本輪稅制改革的目標是治理現代化，因而完善法治自然是改革的題中之義。另一方面，改革要在依法治稅的框架下進行。全會公報明確指出：「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這表明「改革突破法律」的做法將告終結，法治將成為稅收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常態。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語境下重提依法治稅，雖然語詞未變，但卻在立場、內涵、范圍和要求上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法諺有雲：「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全會公報也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依法治稅的終極目標，就是要讓稅收法治成為信仰，成為征納雙方共同的內心認同。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消解納稅人的對抗情緒與稅收焦慮，內在地提升其稅法遵從，營造合作、互動的稅收文化。

Ⅲ 什麼是稅收法制建設

稅收來法制建設是一個系統工自程。稅收的法制建設應該是一種多層次、多環節、多因素的建設。

法制是用制度性質的法律來治理,要求1.即成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遵從.2、人們普遍遵從的法律必須是良法.3、良法就是保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並且不忽視少數人正當利益的法律.

Ⅳ 稅收法治的內涵

稅收法治的內涵是指:
1、稅收活動要體現法治理念,即稅法面前人人平等。無論是征稅人專還是納稅人,都必屬須尊重稅法的權威。
2、稅收法治的核心是在保障國家行使其稅收權力的同時,限制國家的任意征稅權,有效保障公民權利。
3、稅收法治有其特定的實體價值和形式價值。它既包含了什麼是「值得尊重的好稅法」的實體價值判斷,也包含了對如何制訂和執行「值得尊重的好稅法」的原則和程序要求的形式價值。只有通過一套良好的立法原則、立法程序及執法和救濟程序的形式價值的運行,才能保證稅收法治實體價值的實現。
4、稅收法治要求稅收活動達到稅收立法科學、合理、合乎程序;稅收執法嚴格、規范,納稅人依法納稅,稅務機關依法征稅;稅收司法客觀、公正的狀態。

Ⅳ 稅收法制和稅收法治的區別是什麼，加強稅收法治有什麼意義

一個是制度，一個是治理工作。

Ⅵ 稅收行政法制與稅收法制有沒有區別啊求解

稅收法制即稅收法律制度的簡稱，是國家稅收法律原則，規范意識和制度的總稱內，它包括立法執法司容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諸方面的法律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法制具體體現在一國的稅收制度上，並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是對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行為權利義務的一種規范
稅收行政法制是稅收行政機關管理國家事務的各種法律規范，比如稅收征管法

Ⅶ 稅收法制與稅法的區別

一)稅收法律主義
稅收法律主義也稱稅收法定主義、法定性原則。簡單地說，它是指所有稅收活動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這種法定性的要求是雙向的，一方面要求納稅人必須依法納稅；另一方面，課稅只能在法律的授權下進行，超越法律的課稅是違法的、無效的。稅收法律主義的內涵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課稅要素法定原則。即課稅要素如納稅人、征稅對象、稅率、稅收優惠、征稅基本程序、稅務爭議的解決方法等等，必須由法律直接規定。
第二，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即在稅法體系中，有關課稅要素、稅款徵收等方面的規定必須明確，不出現歧義和矛盾，在基本內容上不出現漏空，從立法技術上保證課稅要素的法定性。當然，該原則並不排斥稅務執法機關為區別不同情況、實現公平稅負的需要，而保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
第三，依法稽徵原則。即稅務行政機關必須嚴格依據法律的規定稽核徵收，無權變動法定課稅要素和法定徵收程序。征稅機關和納稅人都無權自行確定開征、停徵、減免稅、退補稅及延期納稅等項事宜。
(二)稅收公平主義
稅收公平主義的基本含義是，稅收負擔必須依據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分配，負擔能力相等者稅負相同，負擔能力不等者稅負不同。當納稅人的負擔能力(納稅能力)相等時，是以納稅人獲得收入(取得所得)的能力，為確定負擔能力的基本標准，但當所得指標不完備時，財產或消費水平可作為補充指標；當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不等時，應當根據其從政府活動中期望得到的利益大小繳稅或使社會犧牲最小。
(三)稅收合作信賴主義
稅收合作信賴主義，也稱公眾信任原則。它是民法「誠信原則」在稅收法律關系中的引用。它的含義是，一方面，納稅人應按照稅務機關的決定及時繳納稅款，稅務機關有責任向納稅人提供完整的稅收信息資料，征納雙方應建立起密切的稅收信息聯系和溝通渠道。即使稅務機關用行政處罰手段強制征稅，也是基於雙方合作關系，目的是提醒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合作，自覺納稅。
另一方面，沒有充足的依據，稅務機關不能提出對納稅人是否依法納稅有所懷疑，納稅人有權利要求稅務機關予以信任；納稅人應信賴稅務機關的決定是公正和准確的，稅務機關作出的法律解釋和事先裁定，可以作為納稅人繳稅的根據，當這種解釋或裁定存在錯誤時，納稅人並不承擔法律責任。
(四)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應根據納稅人的真實負擔能力決定納稅人的稅負，不能僅考核其表面上是否符合課稅要件。這是因為納稅人是否滿足課稅要件，其外在形式和內在真實之間，往往因一些客觀因素或納稅人的刻意偽裝而產生差異。例如，納稅人借轉讓定價而減少計稅所得，按其確定的價格計稅則不能反映其真實所得。稅務機關根據實質課稅原則，有權重新估定計稅價格，並據以計算應納稅額。
稅法的適用原則，是指稅務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運用稅收法律規范解決具體問題所必須遵循的准則。稅法適用原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稅法的立法原則，但相比之下，稅法適用原則含有更多的法律技術性准則，更為具體化。
(一)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優位原則也稱行政立法不得抵觸法律原則，其基本含意是，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法律優位原則在稅法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處理不同等級稅法的關繫上。法律優位原則明確了稅收法律的效力高於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對此，還可以進一步推論為憲法的效力優於稅收法律的效力，稅收法律的效力優於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稅收行政法規的效力優於稅收行政規章的效力。
(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是絕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技術原則。其基本含意是，一部新稅法實施後，對新稅法實施之前人們的行為不得適用新法，而只能延用舊法。該原則的出發點在於維護稅法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在實際運用該原則時，也有一些國家從稅收合作信賴主義出發，採取「有利溯及原則」，對納稅人有利的予以承認，對納稅人不利的，則不予承認。
(三)新法優於舊法原則
新法優於舊法原則也稱後法優於先法原則。其含意是，當新法、舊法對同一事項有不同規定時，新法的效力優於舊法。其作用是避免因法律修訂帶來了新法、舊法對同一事項有不同的規定而給法律適用帶來混亂，為法律的更新與完善提供法律適用上的保障。新法優於舊法原則的適用以新法生效實施為標志，新法生效實施以後准用新法，新法實施以前包括新法公布以後尚未實施這段時間，仍延用舊法，新法不發生效力。
(四)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其含意是對同一事項兩部法律分別有一般和特別規定時，特別規定的效力高於一般規定的效力。當對某些稅收問題需要作出特殊規定，而又不便普遍修訂稅法時，即可通過特別法的形式予以規范。凡是特別法中作出規定的，即排斥普通法的適用。不過這種排斥僅就特別法中的具體規定而言，並不是說隨著特別法的出現，原有的普通法即告廢止。
(五)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提供了處理新法和舊法關系的原則。其含意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體稅法不具備溯及力，新稅法與舊稅法的界限仍是新稅法的實施日期，在此之前發生的納稅義務，當時有效的舊稅法仍具有支配力；二是程序性稅法在特定條件下具備一定的追溯力；二是程序性稅法在特定條件下具備一定的追溯力，即對於新稅法公布實施以前發生的納稅義務在新稅法公布實施以後進入稅款徵收程序的，原則上新稅法具有約束力。
稅法是法律范疇,是調整國家與納稅人之前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規范.

Ⅷ 在稅收法治建設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一、自覺踐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熟練掌握我們應知應會的稅收法律法規，築牢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基礎，著力建設一支忠於法律的稅收法治工作隊伍，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圍，自覺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於稅收工作的始終。二、要以法律精神統領法律條款。吃透每一部稅收立法的精神，立足對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做到行政執法既合法又合理，體現公平正義。向社會公開「權力清單」，明確稅務行政權力的界限，規范稅收執法行為；全面推行稅收風險管理，做到「執法全程記錄」，確保執法程序一致，操作流程相同，執法後果相當，實現稅收執法的公平、公正、公開。三、堅定不移地推進依法治稅。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大背景下，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的基礎性、支柱性組成部分。國稅總局明確指出，依法治稅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點。依法治稅是實現稅收管理科學化、規范化的有力保障，是加強稅務幹部隊伍建設的必要手段，也是構建和諧征納關系、服務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要把「法治」原則擺在首位。將「依法治稅」確定為地稅「依法治稅、信息管稅、服務興稅、人才強稅、廉潔從稅」發展戰略之首。具體說來，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要明確崗位職責，解決「做什麼」的問題；明確工作規程，解決「怎麼做」的問題；以開展績效考評為關鍵，解決「做得怎麼樣」的問題；以完善內控監督、嚴格過錯追究為保障，解決「做得不好怎麼辦」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完備的稅收制度規范體系、高效的依法行政執行體系、嚴密的依法行政監督體系和有力的依法行政保障體系。

Ⅸ 十八大提出的稅收法治有什麼意義

十八大提出的稅收法治的意義是：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的承上啟下關鍵時期十八大報告中首次要求幹部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執政，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要嚴格執法。
一、要實現依法治國，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正司法。

要學會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在當前的發展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所以「法治思維」的提出是對領導幹部更高的要求，而最優的解決之道、發展，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用法治的標准來規范官員的執政行為、尊嚴、手段合法性，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必須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治國理政，都應不斷審視其行為目的的合法性，「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還是執行。

中國已經建立起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化解矛盾，保證有法必依，用「法治思維」來統領改革，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權威、許可權合法性；
二、以權壓法，絕不允許以言代法，要加強對領導幹部諸如依法治國，權力制約等法治觀念的培訓、制度。
三、「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應更加註重科學立法，要把黨的方針政策轉變為可操作的法律、內容合法性、執政為民、化解矛盾。
四、讓權力受到約束、全民守法、執法必嚴，在幹部的考核考評中設立「依法執政」的指標，或者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應及時主動糾偏；
法治思維是領導幹部在行使公權力時，確實還有一些社會矛盾亟待化解，無論是決策、維護穩定能力」。法治成為治國理政方式意味著執政者要時刻用法律標尺來考量自己的行為
五、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幾乎都有法可依、違法必究。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領導幹部要帶頭模範遵守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維護穩定、徇私枉法」、公平正義，加快法治建設的步伐，維護國家法制統一，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就是執政者要懂得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推動發展。

Ⅹ 如何理解和應對稅收法治的新常態

像經濟「新常態」一樣，稅收「新常態」尚未完全成為一種穩固的形態。所謂稅收「新常態」指在現代稅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規則的基礎上構建的較穩固和可持續的新秩序、新態勢和新狀態。筆者認為，稅收工作轉為「新常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一、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思維慣性正從「管理納稅人」向「服務納稅人」的「新常態」轉變。制度變遷往往由新理念引領，而改革的本質就是改掉傳統的不良習慣或思維慣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提「服務型政府」以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廣泛開展了創建服務型、企業型以及顧客導向型稅務機關活動，稅務機關與納稅人良性互動的新型和諧征納服務關系已在建立。事實上，傳統的稅收工作思維以納稅人有罪判定為假設前提，以管理和監督納稅人為慣性思維，習慣於用對抗性的方法來解決稅收執法中的問題，把打擊逃稅作為稅收執法工作的全部內容或主要方面。現在，在尊重納稅人，服務納稅人，引導納稅人，滿足納稅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納稅人的滿意度和遵從度，將是不可逆轉的稅收工作「新常態」之一。

二、在收多少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行為慣性正從「任務至上」向「稅收法定」的「新常態」轉變。經濟決定稅收，稅收決定財政（即支出），是財稅活動的基本規律。但在現實財稅實踐中，「任務至上」、「唯稅收任務馬首是瞻」的導向問題長期存在，任務和稅法孰輕孰重或誰大誰小的爭議一直不斷。不難發現，在不擇手段確保完成各種稅收任務的行為慣性下，必然出現兩種不良現象：1.是經濟不景氣或衰退時，為確保年度稅收任務的完成，稅收機關往往傾向於收「過頭稅」或「刮地皮」；2.是經濟景氣或繁榮時，為確保以逐年遞增為特徵的下年稅收任務的完成，稅務機關往往傾向於「有稅不收」或「留有後手」。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嚴重地削弱了稅法的嚴肅性、規范性和權威性。

從稅法的角度來講，「有稅收稅、無稅不收」是基本的行為准則。告別稅收增長的「速度情結」，強化稅收的顆粒歸倉原則，則是稅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體現。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8月31日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預演算法的決定, 將於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演算法》（即「經濟憲法」）第五十五條明確規定：各級政府不得向預算收入徵收部門和單位下達收入指標。這條前所未有的法律規定和限定顯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這標志著稅收任務時代的淡出以及稅收長期「超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稅收法定時代的到來。

三、在怎麼收稅的問題層面，稅收工作的制度慣性正從稅收管理員「各事統管」模式向稅源管理的「分級分類+專業協作」模式的「新常態」轉變。為適應新的稅收征納環境，近年來我國各級稅務機關都不同程度地試行了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基礎的新一輪稅收征管改革，稅收征管制度正向專業分工與協作模式過渡，從而有效提升了稅源管理工作的質效。事實上，我國稅收征管制度長期實行「一人盯多戶」模式，稅收核定徵收的隨意化或情緒化特徵明顯。隨著納稅戶或稅源戶的大幅增長以及跨行業、跨區域企業集團的日益增多，關聯交易、虛擬市場、電子商務等新興經營模式蓬勃發展，稅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級換代或轉型升級。以信息管稅為依託（包括縱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橫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級分類管理為原則（如按規模、行業和區域相結合的科學劃分原則），全國各地稅務機關大量組建了稅源專業化管理團隊，重組了稅收征管流程，實現了稅務人員與企業類型的「專業對口」，大大提升了稅收征管工作的質效或績效。盡管以稅源專業化管理為導向的稅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這種稅收「新常態」已然確立。

四、在收哪些稅以及由誰收的問題層面，稅收的體制慣性正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理論上，財稅體制安排體現並承載著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關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中處於基礎性位置。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稅制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不適應、不協調、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現行稅制在應對資源能源短缺、生態環境危機和貧富差距擴大等重大社會問題上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多年來在構建地方稅體系、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降低間接稅比重、開征房地產稅和全面改革資源稅等問題上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別是，「營改增」背景下如何給予地方像樣的主打、主力或主體稅種，國稅、地稅兩家之間的「責任田」如何科學劃分，已對新一輪稅制改革呈現倒逼之勢。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稅制體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啟動。盡管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稅收體制由「隨意修補」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態」轉變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趨勢。

稅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適應「新常態」。但應指出的是，稅收「新常態」在現實中依然存在認識不清、不深和不透問題，可能在一段時期內還會出現交集或糾纏，稅收「新常態」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絕對化的理解，其內涵也必然會與時俱進地發生漸變，但無論如何，我國稅收工作從理念、行為、制度以及體制等方面正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並在「為什麼收稅、收多少稅、怎麼收稅以及由誰收」等方面逐漸形成不可逆轉的「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