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論道德
1. 你是怎樣解讀加繆的小說的呢
在《局外人》中，莫爾索不相信上帝和天國和來世，他拒絕神父給他懺悔，也不服從法官的審判，他認為這一切都是荒謬的。作者加繆在經過了十幾年的思考和時局的變更後，腹中的形象莫爾索也跟著變化成為了克拉芒斯。莫爾索自認為完全無辜，他的善卻被強加到他身上的惡取代了。克拉芒斯自認為完全有罪，但是他的惡卻被「懺悔-法官」之間的形象轉換而轉換成了善。這是兩段並行的歷史，從拒絕懺悔和審判到一人身兼兩職。克拉芒斯充滿不屑和嘲諷、得意的自我懺悔暴露了他陰暗的內心，然而他的這種詭計，其本質上和他之前懺悔中所說的「兩面派」本無區別，只不過看起來更為高級了一點。這也是作者加繆在晚年陷入了一個苦惱中，他發現善惡可以隨意利用隨意轉換，即使是他本人的作品和言論，同時也會反過來成為攻擊他自己的作品和言論。克拉芒斯這個形象，是莫爾索的陰暗的兄弟，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界的普遍形象：通過學術和知識，迂迴的否定別人對自己正確的批評，進而去批評別人，了卻自己內心良心的譴責。這也是正式標題「墮落」的含義。
2. 局外人的點評鑒賞
「大部分人總是表裡不一，他們做的往往並非他們內心真正渴望的。他們都有一種群居意識，懼怕被疏離與被排斥，懼怕孤單無依靠。」但是莫爾索卻有意無意地要跳出這個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眾的距離，完全遵照內心本性，做一個冷眼旁觀、我行我素的局外人。這種局外人體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搞不清」。這就是小說驚世駭俗的開篇。喪失親人的打擊無疑是沉痛而慘烈的，可是他卻以極其平靜的口吻輕描淡寫地敘述，彷彿事不關己，連時間也記不準確，讓人十分訝異。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流過半點哀傷的淚水。在草草地給媽媽守靈下葬後，他還急不可耐地去海灘游泳，看喜劇片，尋求肉慾刺激。女友瑪麗問他是否愛她，他卻把這個人們視為神聖的問題當成毫無意義的廢話，絕對不肯巧言令色來搪塞女友。鄰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與他交個朋友，莫爾索卻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獲取榮華富貴的重要途徑。基督徒認為工作是上帝賜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須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可是，當老闆提出要派莫爾索去巴黎設置的辦事處工作時，身居偏遠小城的莫爾索卻拒絕了這個發展前景廣闊的差使，回答說：「人們永遠無法改變生活，什麼樣的生活都差不多」。這種不知好歹的答案讓老闆頗為掃興。此前，莫爾索為置辦母親喪事而向老闆告假時，明顯覺察出老闆臉色不好，他卻無動於衷，認為「反正不是我的錯」，而不像別人一看到上司臉拉長了便膽戰心驚，惴惴不安。他的這一心態和契訶夫小說《小公務員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憂郁致死的小公務員形成強烈反差。「不關心」、「無所謂」的工作態度使他自覺跳出了以「鞠躬盡瘁」、謀取「陞官發財」的滾滾紅塵。
再次是死神，當他無意間錯殺了那個阿拉伯人之後，無論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長歲月里，還是在法庭上憤怒的審判聲中，他保持了一貫的冷漠態度。人們的言辭無法引起他太大的關注，周圍微末的事物卻緊緊攫住了他的心。「我聽見椅子往後挪的聲音」，「我看到好些記者都在用報紙給自己扇風」，「盡管掛著遮簾，陽光仍從一些縫隙投射進來」……面對人們「義正辭嚴」的譴責，他繼續說出內心真實的想法，完全沒有為了保命而討好大眾的媚態。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強加於身後，他頑固地認為「自己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對死亡的恐懼是人的天性，但是莫爾索卻等閑視之，不以為意，擺脫了死亡對他的困擾。
還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當人們被現實當中形形色色的苦難壓迫得無路可走時，便會寄希望於飄緲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個永恆的上帝來拯救自己，指引道路，並祈求肉體毀滅後能靈魂升天，永享安樂。可莫爾索徹底否定這一綺麗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於是不論神甫怎樣耐心勸導他皈依基督，虔心懺悔，他卻不肯服從，並且堅信自己「對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薩特評論道：「無所謂善惡，無所謂道德不道德，這種范疇對他不適用。作者為主角保留了『荒謬』這個詞，也就是說，主角屬於極為特殊的類型」。
《局外人》以一種客觀記錄式的」零度風格」，粗線條地描述了主人公默爾索在荒繆的世界中經歷的種種荒繆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誕體驗。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到偶然成了殺人犯，再到被判處死刑，默爾索似乎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著，他像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個血紅色的燈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說中，威嚴的司法以某種荒謬的正襟危坐呈現，比如審訊幾乎不集中於殺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設法將案犯妖魔化，把殺人者與母親之死牽強附會。訴訟雙方悄然獲得某種置換，彷彿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於法庭或檢察官。小說結尾道「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仇恨的喊叫聲。」就是這種不動聲色而又頗具內力的語調，活現了一個驚世駭俗、對一切漠然的「荒謬的人」。而從「這一個」中，人們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個階層或整個社會的不可理喻。那些與殺人沒有關聯的事情，最後卻把默爾索送上了斷頭台，這讓默爾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誕性，而在那個荒誕的社會中，人是沒有發言權也不被重視的。在庭審中，默爾索本想替自己辯白，但他的律師卻告訴他：「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由此，默爾索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可以這么說，他們好像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
然而，局外人現象的產生無疑是由那個世界本身所孕育的，默爾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書寫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時期，西方世界正處於戰爭的恐慌之中，人們對社會充滿迷惘，精神沒有歸宿。默爾索們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他們孤獨、痛苦、冷漠，但又不甘於被現實的世界如此凌迫，於是他們變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們以冷漠來反抗生活，卻最終未能逃脫在命運面前的慘敗，悲劇是註定的，但蔑視悲劇的態度卻讓他成了一名挑戰荒繆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會准則下，人的命運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挾著的，要麼異化，要麼被審判，於是，想做個真誠地忠於內心的人還是做個隨大流的人，是至今為止，很多人都面臨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默爾索。
可以說，局外人並不是指默爾索一個人，而是許多具有相同生活狀態的人的代表，默爾索的意義也正在於此。做為一個人，他是特別的，但是普通卻往往寓於特別之中，他的身上有著太多人的影子。為了進一步了解生活，了解從前的人或許也是我們身邊的人，默爾索的個人的世界也便成為一類人共有的特質，通過對默爾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認識「局外人」這種現象。
在《局外人》整個小說都是選用一種與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閃爍的語言風格來連接全文的，作者選用這些超乎尋常的刻意追求的語言來宣揚人生的荒誕和無意義。主人公在眾人眼中是「荒誕」的，眾人在莫爾索的眼中也是荒誕的。整個小說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劇，所有的人包括觀眾都是荒誕的。加繆在這里為我們揭示了社會的丑態。
然而加繆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揭露這個荒誕社會的層面，他揭露荒誕的終極目標是指向人們對本真的追求。加繆荒謬論中一個有名的論點：「人生沒有希望但並不包含絕望。所以，要活得真實而不虛偽，就必須堅守下去，並不是不願迂迴，而是沒有退路可走。」莫爾索式的冷漠，具有積極反抗的基調，不失為一種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戰勝了荒誕，獲得了自由。加繆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後的自由，其結果是由人自己承擔行動的責任，從而以挑戰的姿態接受這個荒誕的世界，以現世對抗來世。
薩特曾說過「存在主義即人道主義。」加繆筆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學思想的集中表現，他選用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展示了人道主義精神的內涵。而加繆在《局外人》中所表現出來是一種比傳統的人道主義者更深沉的人道主義關懷。他不僅描寫荒誕，而且還提倡個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創造，從而表現了對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賴，這就比其他同時期的現代派走得更遠，更深入。
莫爾索的種種怪誕行為乍一看難以理解，但事實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實、有著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開心扉，他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謬，但至死幸福。加繆評價說，莫爾索「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他早已洞悉這個世界的荒謬，「我不知道」、「毫無意義」兩句話被他懸掛嘴邊，「厭煩」則是他面對人事時的常態。莫爾索意識到世界沒有意義，沒有出路，認識到世界對於人的種種慾望漠不關心，認識到人同世界特別是人同社會這種不協調乃至對立的關系。只不過他沒有像柏拉圖那樣認為世界萬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樣過於虛幻；也不認同禪宗的生命「如露如電」，從而尋求涅 寂靜 ；更沒有魯濱遜的「經濟人意識」，唯利是圖。他熱愛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著自己現實的理性與實踐精神支配著一切行動。
莫爾索十分關注生理慾望，就像他自己所說：「我有一種天性，就是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在處理母親喪事時，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餓」、「熱」，還大膽地在母親的遺體前暢快抽煙，回家後便急於和女友瑪麗發生肉體關系。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時，他也不忘記欣賞瑪麗的身體和裝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後，他有些緊張，想要逃避，但這也是出於人類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見，莫爾索基本擺脫了世俗鐐銬。人們絞盡腦汁設置的禮法在他看來毫無意義。唯一真實的便是明媚的陽光、美麗的大海以及自己作為自然人的種種需求。並且，他也懂得將自己的慾望控制在合理范圍內，沒有真正侵害誰的利益（射殺阿拉伯人也是由於防衛過當），完全符合「發乎情，止乎禮」這一規矩。阿爾貝·加繆認為，說謊，正是我們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為了簡化生活。莫爾索則與他的表面相反，他不願簡化生活。
他並非對母親沒有感情，只是不願意強迫自己為了做戲而哭天搶地，昭告世人：我很傷心。並且，他認為死亡是無法逃離的必然環節，母親的去世算不上什麼壞事。書中的沙拉馬諾老頭每日都要咒罵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嘆「我怎麼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婦對自己不忠，想要狠狠報復，可還覺得心底對她頗為留戀。這兩組隱喻巧妙地暗示了莫爾索和母親的關系，盡管形式上他的表現不符合孝子標准，可還是在靈魂深處敬愛母親的。
當瑪麗問他愛不愛她的時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語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隱諱地否定；雷蒙熱切地詢問他能否和自己結交，他也沒有所謂禮貌上的回應，只是淡淡地說「做不做都可以」；老闆對他寄予厚望，要他擔當要職，他仍不肯委屈心靈，阿諛迎奉，而是立馬拒絕。在法庭上，律師要求他找各種理由為自己開脫，讓他承認為母親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爾索卻認為沒必要撒謊遮掩什麼，直言不諱；檢察官說他「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沒有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占神聖地位的道德」，他也沒有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反駁這些不公正的指責；最後神甫為他做臨終的懺悔儀式，他卻說「我不相信上帝」，並且堅持沒有對某件事真正悔恨過。
對莫爾索來說，所謂道德，就是忠實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動，就是要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而忠實地表現這種感情，拒絕作假，拒絕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現世的、眼前的、具體的東西，而不是任何先驗價值，不是任何沒有現實意義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會道德，在莫爾索看來，就是要服從先驗法則，就是要否定同社會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擺布。
然而莫爾索追求的歡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以失敗告終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們劃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眾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惡貫滿盈的罪人，盡管他平時安分守己，與世無爭，沒有什麼危害極大的行徑。可是社會通過法庭所追究的，並不是他的殺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對這個社會現存秩序的威脅。法庭的審判表明了社會對莫爾索這樣一個不遵守既定規范、沒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惡意識、而又拒絕同社會、宗教妥協的「怪物」，從肉體到靈魂都要徹底毀滅的決心。正如《李爾王》中那個天真純潔、不願屈從於浮華形式而最終慘淡收場的考狄利婭一樣，世界要以莫爾索生命的消殞來再次強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謬的世界是強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個體生命面前，它似乎無往而不勝。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莫爾索是極其成功的。在這個人格獨立性逐步泯滅的社會里，他能夠沒有悔恨，始終忠實於自己的感情，這種「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邁氣概，是對世界荒謬性的有力反擊,至少讓更多的人認識了世界的荒謬，也認識了自己的荒謬。美國當代學者大·蓋洛韋認為《局外人》是通過荒誕的主人公來表達執著於意圖和現實之間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謬主題。它實際上是一則寓言：每個人都走在世界的邊緣，每個人都必然毀滅於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創建的荒謬世界。
以「荒謬」反擊荒謬，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爾索的思想，當然也是作者阿爾貝·加繆的思想和創作意圖。 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述，但是主人公又從不分析他內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內心描寫和外部描寫巧妙的結合，表明加繆掌握了美國作家福克納、海明威等人的部分寫作技巧。關於審訊和判決的段落則顯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響。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覺的情況下犯罪，會使人聯想到西默農的偵探小說。總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穎的筆調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見和從字面上來理解的意義：塑造了一個顯然與眾不同的反面人物，卻是一個不指望有別的社會，不想和別人有任何聯系、只想保持自己個性不受干擾的人物。
加繆的小說風格介於傳統小說和新小說之間。一方面，存在主義文學是反傳統的，作者從不介入小說，從不幹預主人公的命運，從來不發表自己的議論；另一方面欠缺而不足以滿足人們的需要。薩特把這個概念運用到哲學，小說的語言又極其簡單明晰，可以說具有古典主義的散文風格，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局外人》這部前所未有的小說的成功表明了加繆深厚的藝術造詣。當然，與新小說和荒誕派戲劇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內的存在主義文學，都由於其流暢可讀而應歸入傳統文學的范圍。
加繆在 《局外人》中引入了一種陌生化的表現手法。所謂的陌生化指代的是作者在表達小說內容的過程中，顛覆了一些社會民眾習以為常的情理，表面上進行一些毫不相關的事件描述，而實質上則對各類因素之間的沖突與對立面進行揭示。在 《局外人》中，引入這種陌生化的表現手法是為了加強故事內容的荒誕性，即使小說讀者與小說文本之間構建一種距離，使讀者不能全方面地對小說人物信息進行了解，也不能通過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達來了解作者的表達本意，而這種帶有距離性的閱讀過程使荒誕情節具有了一定的審美趣味。
為了能夠體現小說的荒誕之美，加繆使用了象徵的表現手法。以小說中頻繁出現的 「陽光」這一意象為例，盡管陽光本身是作為一種反傳統的象徵意義而出現的，在小說中似乎只是一種元素符號，但是文中每次出現陽光的時候，主人公的精神狀態往往是非常慵懶頹廢。當陽光出現的時候，讀者就會開始預感到莫爾索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似乎陽光象徵著主人公的陰暗，而這種顛覆傳統認識的象徵本身就是一種荒誕。
盡管加繆為小說 《局外人》所選取的是一個看似十分平常的生活瑣碎雜事，小說中也存在著很多瑣碎細節的描述，但是整體內容上卻前後呼應，懸念四伏。可以說，正是加繆為小說所設置的一系列懸念，才使得小說故事整體上相互銜接，而一些荒誕性的事件才得以展開表述。如小說的前半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於莫爾索母親的葬禮進行了很多細節描寫，如抽煙、喝咖啡等，而這些內容在前期看來可能是多餘而無效的。但是當莫爾索後來出現在庭審上的時候，法官與檢察官卻恰恰是抓住了這些瑣碎的細節來對莫爾索的價值觀與精神狀態進行判定。縱觀全文，我們可以發現加繆對於文字內容的安排是十分精確的，一些表面上看似無用的瑣事描寫，實則都是所設伏的一種懸念，是為了後續的荒誕性情節表述而做准備。
小說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描寫，即有人把默爾索描繪成一個生性緘默孤僻的人，預審官問默爾索對此有何看法，默爾索的回答是：「因為我沒什麼可說的，於是我就不說話。」他怎樣想就怎樣做了，可就連這，都成為他日後被審判的內容。
3. 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是加繆最先說的嗎
這一看似矛盾的說法，並非加繆狡猾的「辯證法」，而是說，反抗表面上看起來是否定之物，「其實它表現了人身上始終應該捍衛的東西，因而十足地成為肯定之物」。譬如一個奴隸，當他向主人說「不」時，他是一個反抗者。但同時，他又是一個說「是」的人，因為當他反抗時，他事實上肯定了主人與奴隸界限的存在。一個真正的反抗者，並非從奴隸變成新的主人。肯定與否定共存，才真正構建出反抗的價值，也就是人存在的價值。 加繆首先梳理和反駁了兩種「反抗」：「形而上的反抗」和「歷史上的反抗」。從歷史上看，第一波有力的反抗是由幾個時髦的文學人物完成的。首先是薩德，這位極端的反抗者發出最刺耳的「不」。 雖然27年的牢獄生涯都未讓他產生妥協的思想，他卻一邊向世界要求著「絕對的」，一邊用單調的摧毀著世界的「是」。「世界殘酷地對待他，他也殘酷 地回敬世界。」浪漫主義詩人波德萊爾創造了一種「美學」，藝術成為唯一的道德。然而這是一種奇特的否定美學，他們放浪形骸，卻又與個人主義的享樂 主義脫不開干係。洛特雷阿蒙和蘭波是花花公 子美學的繼承者。加繆對作為詩人的蘭波充滿敬意，「令人贊美的大詩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詩人，閃電般的權威，這就是蘭波。」但一聯想到這位詩的魔法師、 通靈者自哈拉爾的來信中大談金錢與收益，圍著肚子的腰帶里永遠帶著八公斤黃金，你就再也輕松不起來了。「難道這就是我們推薦給年輕人的神話般的英雄嗎？」 加繆在總結「歷史上的反抗」時說，歷史上大部分反抗行為，最終都墮落為「革命行動」。革命無非就是殺人，無論是奴隸的騷亂、農民的起義，還是乞丐們的戰 爭、土包子的反抗，都遵循著一個「以命抵命」的等價原則。斯巴達克斯起義即是這樣一個典型。斯巴達克斯帶領角鬥士們揭竿而起，馳騁於整個義大利，當神聖的 羅馬城牆遙遙在望時，這支奴隸軍隊卻停了下來，隨即後撤，退回到他們最初出發的西西里。為什麼要後撤？加繆說：「倘若這個城被毀，那麼用什麼來代替它 呢？」要知道，正是懷著對正義的渴望，懷著因受傷害而變得瘋狂的愛，才使這些不幸的人們堅持到此時。但面對眾神的原則，面對偉大的羅馬城，他們退卻了。他們本希望得到的是「平等的權利」，他們想成為與主人一樣的人。如果奴隸軍團攻陷了羅馬城，他們以前的主人就會淪為他們的奴隸。所謂勝利，只不過是顛倒一下位置，殺更多的人。退卻的斯巴達克斯開始潰敗。他讓人把一個羅馬民吊在十字架上，讓手下人明白等待他們的將是什麼，而他自己則不斷的往前沖，希望遵循等價原則，與指揮羅馬軍團的克拉蘇同歸於盡。他始終也沒能靠近克拉蘇，卻死在同為奴隸的雇傭兵的刀劍之下。一個羅馬民的死，最終換來的是從卡普亞到羅馬的大道旁豎起的六千個十字架。 以「革命」為關鍵詞，加繆還考察了自年以來的歷次革命運動。他不僅批駁了聖茹斯特的「斷頭台風格」，認為正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首先解開了斷頭台的纜繩（「以往屬於上帝的一切此後都交給了凱撒。」），並對歷史上一切革命的行為和「高尚的殺人者」展開批判。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反抗者的「不」與「是」的平衡一旦被破壞，反抗就會演變為與殺人的循環游戲。而一切現代革命，最終都會帶來一個普遍殺人的時代：年革命帶來的是拿破崙，年革命使斯大林上台，年代的義大利讓墨索里尼掌握了，魏瑪共和國招致的統治…… 真正的反抗者必須回到「不」與「是」的平衡上來。反抗既是一種生命的尊嚴，也是一種生命的創造。但任何反抗都不是簡單地說「不」，因為僅僅說「不」，可能會淪為新的與非正義。「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為謊言、非正義與部分地構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狀況。他若要堅持反抗，則要下決心完全不殺人與說謊，永遠不同意一切殺人與的行動。他也不能讓自己殺人與說謊。」也就是說，反抗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存在而去殺人，相反，是為了「創造我們現在的存在而活著，並讓他人活著」。 在《反抗者》的最後一章，加繆提出了一種「南方思想」，這也是他的核心思想：一種與陰暗、暴戾的歐陸精神相對的地中海思想。加繆從小就在阿爾及爾的鄉下長 大，那裡的每一個街角都能看到大海，到處都有鳥兒拍打翅膀的聲音，人也極具自然的美感，就像生活在健康的古希臘世界一樣。加繆一直自視為一個鄉下人，一個 外省人，一個與奧古斯丁和普羅提諾為鄰的地中海人。他喜歡古希臘文化中靜態的一面。如果說歐陸精神是被黑格爾和的精神現象學與歷史辯證法所控制，那 么地中海思想就是沐浴著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的精神之光。「南方思想」是明凈的、節制的、均衡的；是人道的、樂觀的、理性的。 ————————————————————————————————————— 它可以意味著「這類事情持續得太久了」，「到此為止還可以，再超過就不行了」，「你走得太遠了」，也許還意味著「有個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總之，這個 「不」肯定了一條界限的存在。從反抗者的某種感情中也可以發現這一界限的想法。這種感情就是他要將其權利擴展於這個界限之外，但越過此界限即有另外一種權 利約束他。因而，反抗行動同時也就是對視之為不可容的侵犯予以斬釘截鐵的拒絕。朦朧地相信他有一種正當的權利。更確切地說，反抗者這時懷有他享有「…… 權利」的印象。從某種程度上說，反抗者若未懷有自己是理直氣壯的這種感情，便不會有反抗。正由於此，反抗的奴隸同時既說「不」又說「是」。他在肯定上述界 限的同時，也肯定他所懷疑的一切，並想使之保持在這個界限之內。他固執地表示自己身上有某種東西「值得……」，要求人們予以關注。他以某種方式表明自己受 到的不能超過他認可的程度，以這種權利來對抗他的命令。 人厭惡對自己的侵犯。同時，在一切反抗中，他都完全堅持自己身上的某種意願，因而必然堅信一種價值判斷，在危難時仍堅定不移。直到此時，他保持緘默，陷入絕望之中，雖對不公正的境況仍加以接受。緘默，會令人認為他不進行判斷，一無所有，而且在某種情況下他的確一無所求。絕望同荒誕一樣，一般說來，對一切皆進行判斷，並渴求之。而在具體情況下，卻毫無判斷，一無所求。沉默便清楚地表明這一點。然而，他一旦開口講話，即使是說「不」，便表明他在判斷與渴求。反抗者，從該詞詞源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進，進行反抗，以自己所贊成的一切對抗自己不贊同的一切。並非一切價值觀念都會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動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種價值觀念為依據。是否至少會涉及一種價值觀呢？ 從反抗行動中產生了意識的覺醒，不論它是何其朦朧。他突然意識到人身上有某種東西應該是屬於自己的，哪怕這種情況為時短暫。這種自主性直到此時尚未為他所真正感覺到。在進行反抗之前，奴隸受了一切壓榨。他那時甚至對主人的命令往往俯首帖耳，完全馴從，盡管這些命令比如今招致他拒絕的命令更應激起反抗。他對之逆來順受，也許內心並不願接受，但他更關心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尚未意識到他的權利，於是保持緘默。當他失去耐心而變得焦躁時，便開始對以往接受的一切採取行動。這種沖動其實以往經常出現。奴隸在拒絕主人令人屈辱的命令時，同時便否定了他自己的奴隸地位。反抗行動使他比單純的拒絕走得更遠，甚至超出了為其對手確定的界限。如今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對待自己。這種難以遏制的最初的抗爭逐漸使人與抗爭融為一體，使其一言一行均表現出抗爭。他想讓人們尊重他身上的這個部分，並將其置於其餘一切之上，鍾愛它勝過一切，甚至生命。這個部分對他說來成為至高無上的財富。奴隸以前處於委曲求全的境地，現在一下子要求獲得「一切」，否則便「什麼也不是」。他的覺悟隨著反抗而蘇醒。 人們看到，這種覺悟既想得到尚且相當模糊的一切，又想到了「什麼也不是」，這表示有可能為此「一切」而犧牲自己。反抗者想成為一切，完全擁有他突然意識到的這筆財富，希望人們承認他身上的這筆財富並向它致敬，否則他便一無所有，也就是說，最終被支配他的力量剝奪一切。他如果被奪去他稱之為的神聖事物，便會接受死亡這最終的結局。寧願站著死去，而不跪著偷生。 根據某些卓越的作者的見解，價值「往往代表著從事實走向權利，從所渴望的事物走向合乎要求的事物（一般說來通過普遍渴望的事物）」。我們看到，從反抗爭取權利是顯然的。同樣發生著「必須如此」走向「我要求如此」。不僅如此，還出現了一種概念，即為了今後共同的利益而超越個人。非「一切」即「一無所有」，這表明，反抗盡管產生於人具有極其嚴格的個人特性，卻與流行的見解相反，令人對個人這一概念產生疑問。倘若個人在反抗中接受了死亡，並且終於為此死去，這表明他是為了超出個人命運的利益而犧牲的。他寧肯死亡而不願否定他所捍衛的權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將這種權利置於他自己之上。他於是以價值的名義而行動，這種價值觀念盡管依然模糊，他至少感覺到它對他與所有的人是共同的。人們看到，一切反抗行動所包含的這種觀念使其超越了個人，它使個人擺脫了孤獨狀態，為其行動提供了合理性。存在於一切行動之先的這一觀念駁斥了歷史上的哲學，這些哲學認為價值觀念是在行動的最後才獲得的。注意到這一點是重要的。對反抗的至少令人懷疑存在有人的天性，而希臘人即這樣認為。它與當代思想的見解也是相反的。既然自己身上無任何永恆的東西可以保持，為何要挺身反抗？奴隸起而反抗是為了同時代所有的人，因為他認為，這種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不僅屬於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與他的人在內。 有兩個事實可以支持這一判斷。人們首先會注意到，反抗行動從本質上講不是自私的行為。無疑，它含有某些自私的考慮。但人們反抗的既是，也是謊言。此外，盡管反抗者有這些顧慮，但他懷著最強烈的情緒，豁出了一切，未保留任何東西。他為自己爭取的是尊重，但也認為整個人類都理應如此。 其次應注意到，反抗並不僅僅產生於被者身上，當人們看到他人成為的受害者時，也會進行反抗。因而在這種情況下，他將別人看成是自己。應該明確指出，這並非一種心理上的認同，並非在想像中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相反，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們自己受到侮辱時並未反抗，而看到他人受到痛仰的侮辱卻難以容。者在苦役犯監牢看到同伴受到鞭笞時，為進行而自殺。這足以說明上述見解。問題也不在於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當我們看到自己視為對手的人們遭受不公平時，也會產生反抗的情緒。這僅僅是由於有共同的命運。個人所捍衛的價值因而不僅屬於他個人。這種價值是由所有的人形成的。人在反抗時由於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從此觀點看來，人的互助性是天生的。只不過在當前的情況下，這種互助性是在鐐銬中產生的。 反抗與怨恨 只要將由一切反抗所推斷出的這種價值與怨恨之類完全否定的概念進行比較，即可明確其肯定的方面。塞勒便曾對怨恨的概念下過定義。的確，反抗並不僅僅是要求討還某種東西的行為。怨恨被塞勒明確地定義為自我毒害，在與世隔絕的狀態中萎靡不振。相反，反抗激勵生命，幫助他擺脫現狀，使靜止的死水波濤滾滾。塞勒本人著重強調怨恨的消極方面，他注意到怨恨在女子的心理中佔有很大位置。她們沉溺於渴望與佔有。相反，論及反抗的起源時，有條原則便是活動過多與精力飽滿。塞勒不無道理地說，妒羨極大地激起怨恨。人們妒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而反抗者則保衛已擁有之物。他不僅僅索要他不擁有或被剝奪的財富，而且他的目標是讓人承認他擁有的東西。幾乎在所有情況下，他認為這種東西比他所可能妒羨的東西更重要。反抗並不是現實主義的。依然按照塞勒的看法，怨恨在一個有力的或軟弱的人物身上變成勃勃野心或尖酸刻薄。不過對這兩種情況說來，人們都願意成為與現在不同的另一個人。怨恨總是在自怨自責。相反，反抗者在最初的行動中，拒絕人們觸及他的現狀。他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爭。他首先所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最後，怨恨似乎樂於看到它仇恨的對象遭受痛苦。尼采與塞勒看到這種感情的一個絕妙例證，特杜利安在其著作的一個段落中告訴讀者，天上幸福的人們最大的快樂是觀看羅馬帝國的皇帝們在地獄中煎熬的景象。誠實的人們觀看有人被處死時也會產生這種快樂。相反，反抗原則上僅限於拒絕屈辱，而並不要求屈辱他人。只要其人格得到尊重，它甚至願意嘗受痛苦。 人們因而不理解塞勒何以將反抗精神與怨恨絕對地等量齊觀。他對人道主義（他視之為人類的愛之非教形式）中的怨恨的批評也許適用於人類的理想主義的某些形式，或者恐怖的技術。這種批評若指向人對現狀的反抗則是錯誤的。這種反抗使個人為捍衛一切人的共同尊嚴挺身而出。塞勒想指出，人道主義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們一般地熱愛人類，並不一定要熱愛特殊的人。在某種情況下，這是正確的。當人們想到，他認為人道主義由賓薩姆與盧梭代表時，便會更好地理解塞勒的見解。然而，人們之間彼此的愛並非完全來之於利益的算計或對人類本性的信任，再說，這種本性只是理論上的說法。面對功利主義者與愛彌爾的家庭教師，有種邏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凡·卡拉馬佐夫身上加以體現。可適用於反抗行動與形而上的反抗。塞勒通曉這一點，從而將其概括為下面的論斷：「世上的愛並不太多，只能將其施加於人而不會施加於他物。」即使這種說法是真實的，它所表露出的絕望也不應該受到蔑視。事實上，他低估了卡拉馬佐夫的反抗震撼人心的性質。相反，伊凡的悲劇產生於他雖有太多的愛，卻沒有愛的對象。由於這種愛無處發泄而上帝又被否定，人們於是決定以慷慨大度的同夥的名義把愛重新傾注於人類。 總之，我們至此所論述的反抗行動中，人們並非由於心靈貧乏而選擇一種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出於無謂的要求。人們渴望自己身上不能歸之為思想的那些東西得到重視，這是只對生命有用的那一部分。難道這就是說任何反抗都沒有怨恨的因素嗎？並非如此。在仇恨的年代,我們看到相當多的這種情況。然而，我們應當從最廣泛的角度來理解這個概念，否則會曲解它。就此而言，反抗在各方面都超越了怨恨，希思克利夫在《呼嘯山莊》中提出，他看重愛甚於上帝，只要能與鍾情的女子結合在一起，即使下地獄也無妨。這不僅是他受屈辱的青春在呼喊，也是整個一生慘痛的遭際的流露。同樣的情緒使愛卡特說出令人驚愕的離經叛道的言辭：他寧願同耶穌一道進入地獄，而不願生活在沒有耶穌的天國。這就是愛的流露。與塞勒相反，人們不能過分強調反抗行動中的肯定因素，這一因素使它與怨恨區別開來。反抗不創造任何東西，表面上看來是否定之物，其實它表現了人身上始終應該捍衛的東西，因而十足地成為肯定之物。 反抗的意義 然而，這種反抗以及它傳達的價值難道不是相對的嗎？隨著時代與文化的變遷，人們進行反抗的理由的確在改變。顯然，印度的賤民，印加帝國的武士，中非的原始人或最初的，他們進行反抗的動機並不是相同的。人們甚至以極大的可能性斷言，反抗的概念對於這些確定的情況是沒有意義的。然而，一個希臘奴隸，一個農奴，一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騎兵隊長，一個攝政時期的巴黎紳士，一個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以及一個當代工人。即使他們反抗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無疑問，其反抗皆具有正當性。換句話說，反抗的問題只是在西方思想的范圍內獲得了確切的含義。倘若我們同塞勒一樣注意到，在極其不平等的社會（印度的種姓制度），或相反在絕對平等的社會（某些原始社會），反抗思想都是難以表現出來的，我們的看法更加明確。社會中，惟有理論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極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出現反抗精神。因而反抗問題只在我們西方社會的范圍中有意義。於是可以斷言，這個問題是與個人主義的發展有關的，如果我們不會由於前面的見解而反對這個結論的話。 從塞勒的論述中所能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從的理論方面來說，人們對人的概念意識在增強，而從這種的實際狀況來看，卻遠遠不能令人滿意。事實上的並未隨著人們意識的增強而成比例地增加。由此可得出下面的結論：反抗是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已覺醒的人們的行動。但我們決不能說反抗僅僅涉及個人的權利。相反，從上面已經指出的互助性來看，反抗表現出人類在其生存活動中對自身的意識越來越廣闊。事實上，印加帝國的平民或印度的賤民並未提出反抗的問題，因為在他們提出此問題之前，它已按照傳統得到解決，答案是神聖不可觸及的。在由神統治的世界中，之所以不存在反抗的問題，是因為人們從未想到要提出這個問題，它已經一了百了的得到一切答案。形而上學為神話所替代，再無任何詰問，有的只是永恆的答案與詮釋，它們可能是形而上學的。然而，在人們進入由神統治的領域或從中走出來之後，便出現了詰問與反抗，這樣他們便會欣欣然地進入與出來。反抗者只存在於進入神的領域或從中走出來之後。他致力於要求一種尊重人的體制，一切答案都應該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說要合乎理性地表述出來。從這時起，一切詰問，一切言論，無不成為反抗，而在神的領域，一切言論皆是感恩行為。可以這樣說，人的思想只有兩個可能的世界，神的世界（用教的語言說就是聖寵的世界）與反抗的世界。此世界的消失即彼世界的出現。盡管另一世界出現是，其形式令人困惑。說到此，我們又涉及「一切」或「一無所有」。反抗問題的現實性僅僅由於某些社會今天想要遠離神的領域。我們如今生活在非神聖化的時代。當然，人不能歸結為反抗。但今天的歷史以及其種種爭論迫使我們不得不說，反抗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之一。這就是我們歷史的現實。我們除非逃避現實，否則便應該從反抗中找到我們的價值。當人們遠離神及其絕對價值後，可以找到行為准則嗎？這正是反抗要提出的問題。 我們已經可以確定在反抗的范圍內所產生的朦朧的價值。現在我們應該思考，在當代的反抗思想與行動的各種表現形式中是否可以重新找到這種價值。若可以找到的話，則應該弄清其內容，但在繼續探討之前，應該注意到這種價值的基礎是反抗本身。人類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行動的基礎之上，而反抗行動反過來又從這種互動關系中找到自己的根據。我們因而有理由說，任何反抗若意欲否定或摧毀這種互助性，則再不能稱為反抗，實際上它此時已與同意殺人的行為無異。同樣在神的領域之外，這種互助性只有在反抗的層面方可獲得生命。反抗思想的真正意義即在於此。人為了生存一定要反抗，但這種反抗不應越過自身所發現的一個界限，這就是人們聚集在一起才開始生存。反抗的思想因而不能擺脫記憶：它永遠處於緊張之中。當我們考慮它的行為與業績時，應該思忖它是否忠於最初的崇高原則或者相反，它是否由於倦怠或沖動而忘記了崇高原則，沉迷於專制或者奴役。 這就是用反抗思想對世界的荒誕性與表面的荒蕪開始進行深入思索而取得的最初進展。在荒謬的經歷中，痛苦是個人的，一進入反抗行動，痛苦則成為集體的，成為眾人的遭遇，一種具有奇特性思想最初的進展因而就是承認所有的人都有這種奇特性，而人類現實從整體上說由於遠離這種思想與世界而受苦。使單獨一人痛苦的疾病成為集體感染的瘟疫。我們每天所遭受的苦難中，反抗所有的作用猶如「我思」在思想范疇中所起的作用一樣。它是第一個明顯的事實，然而這個事實使人擺脫了孤獨狀態。它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第一種價值。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4. 求薩特和加繆的荒誕理論介紹
薩特與加繆是二十世紀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雙子星座，也被譽為二十世紀歐洲現代派文學的重要標志性人物。薩特與加繆都有著極為傳奇的人生閱歷，他們都富有頗為鮮明的個性特徵和人格魅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同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同樣在哲學、文學等領域做出了重大成就，為人類精神的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或許正因為此，薩特與加繆最終的交惡一直為後來學者所提及和探討。實際上，薩特與加繆無論在人生閱歷、創作風格、哲學思想各方面都存在著重大差別，以致最終導致友誼成為仇敵。我們今天再來探尋這種差別，並無意於做道德的褒貶，只是想藉以引起些須有意義的思考。
薩特出生於巴黎一個海軍軍官家庭，可謂門庭顯赫之家。薩特兩歲喪父，自幼隨母親在外祖父家生活。其外祖父是位著名學者，且家中藏書甚豐。薩特從來不必擔心物質生活，自小便養成了專心讀書的良好習慣。幼年的家庭讀書生活，與後來成為哲學家的薩特縝密嚴格的哲學思維基礎有著密切關聯。1924年，十九歲的薩特順利進入法國最高學府巴黎高師求學，遂於1929年在全國中學哲學教師資格考試中獲第一名，並和第二名的波伏瓦結為終身伴侶。在此提及波伏瓦，筆者認為，被薩特稱之為「海狸」的波伏瓦對哲學家矢志不渝的支持和理解，與薩特所取得的成就有不可忽略的關聯。此後，薩特相繼發表了大量哲學及文學著作,包括《想像》（1936）、《惡心》1938、《牆》（1939）等等。這些作品逐漸形成並具體闡釋了薩特的無神論存在主義哲學體系。同樣鑒於薩特早期成長，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薩特一方面具有敏銳的哲學眼光，另一方面投入社會活動的時期卻較晚（盡管如此，二戰後被迫走出書齋的薩特依然在廣泛的社會活動中以其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鮮明的人格風范產生了深遠影響）。
較之於薩特，加繆的出生與成長則是極為悲劇性的。加繆的父親是流亡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難民，其父也是在加繆少年時因戰爭而喪生，加繆的童年及少年幾乎是在貧民窟中度過的。加繆被確定為戰爭孤兒，並在政府的接濟下完成學業。可幸的是，加繆不僅天資聰穎，而且勤奮好學，還很富有奮斗精神，中學時起就開始打工賺錢以解決生活的困難。另外，悲劇的出生，磨難的少年閱歷，促使早熟的加繆較早的關心並投入社會政治活動，關心並扶助貧苦大眾。這些對加繆的後期創作也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加繆最為重要的作品包括：哲學著作《西西弗斯的神話》（1942）、中篇小說《局外人》(1942)、長篇小說《鼠疫》（1947）及論文集《反抗者》（1951），由此形成了具有「加繆特色」的哲學思想。後人將之以並列為存在主義哲學體系。
加繆始終被稱之為存在主義者，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本人一直堅定地否認自己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並堅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創作者，不屬於任何派別。實際上，我們客觀的講，薩特與加繆的創作，無論在文學風格上還是在哲學主張上都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從總體閱讀感受上來講，薩特的文學作品飽含著其深邃的哲學思考與見解，一般都較為沉重憂抑，枯澀難讀。加繆的文學作品則不愧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典範，文筆優美，語言流暢，感情豐富，作者敏感的思維和深厚的情感往往躍然紙上，汩汩而來，令人愛不釋手，動情之處，更令人潸然淚下。以下，我們以兩位作家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為例，加以介紹。
薩特的長篇小說《惡心》第一次用文學這種樣式闡述了薩特存在主義的一個基本命題：沒有本質的存在就是虛無。主人公羅岡丹整天在城市裡遊逛，無所事事，渾渾噩噩，在餐館咖啡廳里白白消磨時間——面對這個虛無的世界和人生，羅岡丹感受到的只是「惡心」。但薩特最後藉助於主人公對於「惡心感」的覺悟又深入了他的哲學見解：要想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中尋得解脫，那就只有通過「自為」的行動創造作為人的存在本質。
短篇小說《牆》和戲劇《恭順的妓女》（1946）則進一步闡釋了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另一基本見解：人之於物的本質區別是「絕對的自由選擇」。薩特在其1946年著名的哲學演講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強調：「即使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依照薩特的見解，既然人是絕對自由的，自由選擇也是絕對存在的，那麼，人就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不然，他就不能稱之為人。如《牆》中帕勃洛無意識的話居然出賣了自己的戰友——由此，薩特意在指明，世界本身是荒誕的。但人須對自己在荒誕世界中的選擇負全部責任，承擔一切後果。再如《恭順的妓女》中妓女麗瑟屈於威權壓力和種族歧視出賣了清白的黑人，最終，麗瑟的代價就是淪為浪盪子弟弗萊特的掌中玩物。
作者： 休笑世人痴 2008-12-18 12:50 回復此發言
--------------------------------------------------------------------------------
2 【薩特與加繆 轉帖】
薩特的文學作品中最富聲譽思想最為深刻也最易被人所誤讀的就是獨幕劇《禁閉》（1945）（也被譯作《獨立審訊》）。劇情是在地獄中的三個鬼魂中展開。並且借主人公加爾森之口說出了「他人即地獄」。薩特本人也因此而備受責難，指責他的存在主義是無情的，殘忍的，無人道的哲學主張。實際上這是對薩特的極端誤讀，與此相反，薩特所說的「他人即地獄」，是針對人的選擇來講的。簡述之即是，如果人與人之間不能正確對待，不能坦誠相見，那麼，他人就是另一人的地獄。針對民眾對於存在主義哲學的若干指責，薩特專門發表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說：「存在主義是最不嘩眾取寵的哲學，是最朴實無華的哲學」。
我們可以這樣說，薩特文學作品強調的是人生的「虛無」，那麼加繆的文學作品關注的則是世界的「荒誕」。《西西弗斯的神話》以哲學隨筆的方式，第一次闡明了加繆對於世界是荒誕的的認識，並藉助西西弗斯承擔的永無止境推動巨石這一懲罰的行為，最終聲明：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存在本身，而是以何種方式去存在的問題。而對人來講，最高貴的不是僅僅存在，而是勇於承受在荒誕世界裡的種種苦難和痛苦，永遠滿懷激情地追求光明和自由。西西弗斯就是荒誕世界裡的一個荒誕英雄。
中篇小說《局外人》中以默爾索的冷漠、麻木來宣示了對抗荒誕世界的另一種方式。在這個荒誕世界中，默爾索是一個覺醒者，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以及人的存在本身的荒誕感，於是以一種「游離於生活」之外的「局外人」的態度來反抗荒誕。因此，默爾索身上具有比西西弗斯更為堅定的積極意義。
加繆的長篇小說《鼠疫》可以說，是加繆哲學思想的最終結晶。加繆熱情贊頌了在荒誕世界中（在小說中表現所的是鼠疫來襲）人與人的友愛、互助、關心和忠誠。這部小說寫得感情肺腑，情節生動，展現了加繆自身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對苦難的敏感及對弱者的博愛。
哲學思想的差異最終導致了薩特與加繆的分道揚鑣，這算是人類情感史的憾事，但從另外一方面講，這種並不因個人私怨引起的交惡，又算是人類社會史上的佳話。從本文的以上部分，我們已經看到了兩位思想家的諸多差異，但最深層面還是在哲學思想上。
首先，如上所述，薩特與加繆都認為世界是荒誕的。不同的是，薩特同時認為，人在荒誕的世界面前時無能為力的，人能改變的只有自己作為自由存在著的存在方式而已。而對加繆來講，世界的確實荒誕的，但人之為人在於「反抗」。正是他的論文集《反抗者》直接導致了與薩特的公開絕交。加繆認為，人在荒誕的環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揚「純粹的反抗」。加繆極力反對所謂「歷史的反抗」，即反對使用暴力，而崇尚精神與道德的抗爭。因此，加繆雖然贊揚馬克思主義，卻對諸如俄國革命給與了極力抨擊。眾所周知，薩特對於在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給予高度贊揚的。這就是他們的重大分歧之一。
另外，薩特與加繆的另一分歧在於：薩特並不承認有所謂的人性存在。薩特認為，既然「存在先於本質」，那麼就不存在所謂的「普遍的人性」。人也決不可以依賴別人，因為沒有所謂永恆的愛，而只有正在創造的愛。薩特始終強調個人的自由行動和絕對承擔責任。而我們從加繆的《鼠疫》中即可看到，加繆對於人性之美的贊頌是發自內心的。他認為在荒誕世界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只有全人類聯合起來，才可以取得反抗荒誕世界的勝利。
1960年加繆不幸在一場車禍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薩特發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其中說：「我與他曾將失和，反目。但即使雙方永遠不再見面，也算不了什麼，這無非是另一種在屬於我們的那個窄小世界裡一起生活的方式，並且誰都知道誰的近況，這不妨礙我想念他。」「加繆永遠是我們的文化場的主力之一，永遠會以他的方式代表法國和這個世界的歷史。」
偉人之交惡與緬懷，都令人敬畏。
而在1980年薩特葬禮的數萬隨行者中，有一個人這么稱贊薩特：薩特的逝世，是我感到人類智慧的一盞明燈熄滅了。這個人是當時的法國總統德斯坦。
令人意外的是，薩特一生選擇的都是拒絕與任何政府合作，他極力反對資本主義，上街參加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遊行，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
法國政府對於一個偉大而叛逆的思想者的寬容態度也是值得我們這個社會思考的。
逝者不朽。因其卓越。
5. 加繆代表作品有什麼
阿爾貝·加繆（1913-1960）Albert Camus法國作家。生於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幼年喪父，靠獎學金讀完中學，在親友的資助和半工半讀中念完大學並取得哲學學士學位。希特勒上台後，加繆參加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並一度加入法共，後退黨。1944年法國解放，加繆出任《戰斗報》主編，寫了不少著名的論文。 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戒嚴》（1948）和《正義》（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在歐美產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1947）曾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盡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這時人們才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朴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誤會》、《卡利古拉》、《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鼠疫》等。
6. 加繆關於人生的荒誕論該怎樣理解
荒誕是加繆哲學的起始概念和核心概念。加繆把荒誕定義為一種理性與非理性、永恆與有限之間的對立和斷裂。加繆從荒誕這一基本信念出發,反對消極厭世的自殺,反對脫離現實的飛躍,而主張直面荒誕的反抗,提供了在荒誕中生存的藝術。加繆的反抗是形而上的、精神性的。它是在環境不可改變的前提下的自我態度轉向,是遭遇人類終極困境的思想者的最終取向.
7. 加繆 有哪些作品 簡介下
阿爾貝·加繆（1913-1960）Albert Camus
生平及作品
阿爾貝·加繆，法國作家，1913年11月7日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法屬阿爾吉利亞，父親是歐洲人，母親是西班牙血統，自己卻在北非的貧民窟長大。父親作為一戰的士兵戰死疆場，加繆直接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從少年時代起，貧窮與死亡的陰影就與加繆長相伴，這使加繆更能深切地體會人生的荒謬與荒誕，在他的一生中，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的現實人生，他都在與荒誕作斗爭。處在思潮動盪的時代，加繆一直糾纏在藝術家和政治家之間。1942年，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他開始秘密地活躍於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斗報》。在這個時期，加繆不躲避任何戰斗，他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如小說《局外人》、《鼠疫》，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和長篇論著《反抗者》都在這個時期出世。1957年，他因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佔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戒嚴》（1948）和《正義》（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在歐美產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1947）曾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紐約時報》對加繆之死的評論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盡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這時人們才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朴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誤會》、《卡利古拉》、《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鼠疫》等。 小說簡介： 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加繆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翻開加繆的《局外人》，我們看到的第一句話是「今天，媽媽死了。」可是陡然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包含了無限意味。「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說的「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麼溫柔多麼純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糊里糊塗地看著母親下葬，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年齡……尤其令我們感到憤慨的是：在母親下葬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濱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就是那個看起來對母親飽含深情的默爾索么？可是不止於此，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毫無熱情。對於巴黎這個國際大都市，他說：「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對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無論什麼都行。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在法庭上他一點也不關心法庭對自己的審判。在就要被處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覺得這還不夠，他又說了這樣一句讓人莫名其妙的話：「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無疑具有一種象徵的意義：荒誕，這個存在主義作家們一直念念不忘的關鍵詞。《局外人》正是荒誕人生的一幕。莫爾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這也許是不錯的，莫爾索就是加繆心目中那種「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正符合加繆的想法：「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於荒誕的發現」。默而索是在監獄里獲得荒誕感的，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於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也就是加繆所以為的幸福的人。 《局外人》是法國作家加繆的成名作，同時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出作品之一，該書以一種客觀記錄式的」零度風格」，粗《局外人》線條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繆的世界中經歷的種種荒繆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誕體驗。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到偶然成了殺人犯，再到被判處死刑，默而索似乎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著，他像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個血紅色的燈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主要因為這部小說加繆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是阿爾及爾一個公司的法國職員，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小說通過自述形式來表現出莫爾索對一切都似乎漠不關心，無動於衷。具體的細節不加贅述。小說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莫爾索回到鄉下參加母親的葬禮，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灘上殺人。這一部分按時間順序敘述，像記流水帳，顯得有些啰嗦。我們看到的莫爾索是那麼冷漠，簡直只是個純感官的動物，沒有思考。莫爾索殺人僅僅是因為太陽，這看起來真的顯得荒謬，可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部分是莫爾索被審訊的過程。這一部分主要通過莫爾索在監獄里的生活，他逐漸習慣了失去自由，靠回憶打發日子。他想的東西很多，但是他對死並不感到恐懼和悲哀，他認為30歲死或70歲死關系並不大。他拒絕神甫為他祈禱，他因為不耐煩而終於爆發。「他人的死，對母親的愛，與我何干？……他所說的上帝，他們選擇的生活，他們選中的命運，又都與我何干？」死亡的前夜，莫爾索第一次向這個世界敞開了心扉，他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謬，他至死幸福。 《卡里古拉》講述的是古羅馬時代的故事。古羅馬皇帝卡里古拉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悟到了人生的真理－－人難逃一死所以並不幸福。世界的荒誕令人無法容忍，而人們卻偏偏缺乏認識，生活在假象中。在荒誕面前，在惡的命運面前，人們麻木不仁，於是他採取極端的辦法，把自己裝扮成命運的模樣，實行暴政，任意殺戮，使人們深感難以活下去從而清醒，認清命運的真正面目。可悲的是卡里古拉自己倒成了惡的化身，荒誕的代表，最終走向了毀滅。 《西西弗的神話》：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是因為他的激情和他所經受的磨難。他藐視神明，仇恨死《西西弗的神話》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當加繆這樣看這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時，存在主義的哲學之眼就進入了那個古代的神話。他贊美西西弗這個抗拒荒謬的英雄。加繆的一生也可以這么看，在悲觀中樂觀地生存，積極地介入生活與社會，與命運抗爭，與政敵抗爭，與一切不正義的現象抗爭；他愛生命，愛藝術，他承認生命的荒謬，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虛無主義者。 《鼠疫》是一部寓言體的小說。它是一篇有關法西斯的寓言。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繼續他的存在主義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但是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里厄醫生不再如莫爾索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展開斗爭，而且在斗爭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的幸福。里厄醫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畫的人聯合起來戰勝瘟疫，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小說結構嚴謹，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畫得深入細致；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的奇幻畫面，增加了小說的藝術魅力。
[編輯本段]思想與哲學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斗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斯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像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復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系，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加繆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嗎？加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簽，但是，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頒獎詞中依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絕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加繆是存在主義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理論體系嚴密的流派，而是一種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那麼判斷某種思想是否屬於存在主義就不應該看它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論和公理預設。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於一種"被拋"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啟了意識的運動。"在加繆的作品中，對於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2、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不是薩特的專利，況且薩特也曾經拒絕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簽。加繆反對存在主義這個標簽主要也是為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為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度，雖然加繆不強調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歷史，以及對蘇聯的態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里體現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於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於山頂上的一陣風。 3、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薩特強調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為明顯。這本書在二戰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加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而強調了行動的《鼠疫》，我卻認為寫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雖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於你怎麼做，而在於你怎麼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絕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於你怎麼想，而在於你怎麼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後，加繆和薩特的矛盾發展到頂點，以後他們至死未再見面。 加繆離開人世已經有數十年，當年的紛紛擾擾不再，我們也能以更超脫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也會對他那些謎一般的作品有種種猜想，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想像將加繆置於我們思考的視野之外。
8. 加繆的一句話的含義
如果規避道德問題來談通姦，現代人的這個特徵其實很好理解了。
人為什麼通姦？因為審美疲勞、激情消逝，摸老婆就像自己的右手摸左手——這完全可以解釋「七年之癢」。因為老婆提供的性產品單一，服務同質化，做愛的邊際效用遞減，快感指數降低……如此等等。
人們希望讀到好的報紙，就像希望增加性愛的邊際效用——這樣就有可能將讀報和通姦混為一談了。兩者都指向差別性服務、異質化競爭。那麼，讀報的主題其實並非什麼文化不文化的，而是實在厭倦了所生活的這個城市幾份小報新聞產品的單一、同質、低端等無差別競爭。
如果還要回到文化，那我的看法是：文化乃是報紙差異化競爭的主要手段。因為只有文化才能增加讀報的邊際效用。
兩者的聯系就在這里。
以上。
9. 讀完加繆的《西西弗神話》,你對於生命的意義有著怎樣的看法
西西弗神話講西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復、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
《西西弗的神話》是阿爾貝·加繆提出自己明確哲學思想的作品，是以兩千多年前希臘神話中西西弗的故事為背景，深入淺出上升為哲學思考，最終形成加繆哲學思想的認識論。
拓展資料：
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如此評價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不好也不壞，既不道德也不傷風敗俗。他屬於一種特殊類型的人—「荒誕」。薩特認為，加繆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是理解加繆文學作品的一把鑰匙。
10. 阿爾貝·加繆的人物評價
加繆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留給人們的遺產不僅有《西西弗的神話》、《局外人》對人的荒誕處境的揭示，更重要的也許是人們該如何應對荒誕。加繆發現了有一種跟「情慾的罪惡」表現形態不同的罪惡——邏輯的罪惡——大行其道，荒誕理性以喬裝打扮的樣式鼓噪著。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邏輯性殺人成了人類尊嚴和良知的最大敵人。他追根溯源，對理性暴力的傳統和哲學基礎進行了梳理，他提出了以古希臘的均衡思想為基礎的南方思想，亦即太陽思想、地中海思想，並把二者的關系比喻為「永恆的青春過分行為與成年人的力量之間」的關系。
顯然，加繆的「太陽」思想與《局外人》中的「陽光」是根本對立的。他所真正熱愛的，是給人帶來溫暖的真實、美好、自然、均衡的「陽光」。——《文匯報》
(10)加繆論道德擴展閱讀：
阿爾貝·加繆是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存在主義文學領軍人物，「荒誕哲學」的代表。他於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不幸遭遇車禍英年早逝，年僅47歲。其代表作品有：《誤會》 、《卡利古拉》 、《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話》、《鼠疫》等。
加繆高揚的人道主義精神使他被稱為「年輕一代的良心」，他大海一樣的心胸善於吸納一切美好，這個「完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他思想的真正魅力。以積極的姿態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以適當的行動方式來抗拒荒誕。
這就是他和他的作品給我們的啟示，也是這位文豪在對人類命運充滿悲憫之情的同時對我們的無限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