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法

㈠ 簡答題簡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簡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並反對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觀念中，「先王立法」確立了作為現實法合法性根據的理想法的立法主體，那麼「法自君出」則是確立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在先秦儒家看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的確定是以其「正名」理論為基礎的。由於等級制與身份制的影響，先秦儒家特別重視「正名」，可以說一部《春秋》，皆是為了「正名」。所謂「正名」，即對違反周禮等級名分的各種現象加以糾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故齊景公問如何為政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享有自己的權利，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正名」論的根本目的是為尊君或君主主義作論證。
基於「正名」原則和尊君思想，儒家將國家現實法的立法權交予了君主，君主成為立法的主體，立法成為君主的權力。故孔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並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當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謂是「良法」。在孔子看來，禮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無道」的重要體現。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季氏)當國家立法權不由君主執掌時，國之將亡也不會遠了。《後漢書?五行志》載：「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君王出政之號也。』」「號」即號令，包括法律在內。總之，孔子認為國家立法權應歸之於天子掌握，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條件。
孟子用「君權神授」論來論證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統治的合法性。他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天，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統治對象。君主的基本任務是統一天下。孟子認為天下大事應「定於一」，又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盡管孟子沒有直接說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於一」思想，我們可推之，孟子是主張君主擁有絕對的立法權力的。否則，何以「定於一」？
荀子則鮮明地主張「隆君」。他說：「君者，國之隆也。」國家的統治權力應該統一於君主。只有如此，國家才能興盛強大，否則必將弱而乃亡。故荀子說：「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荀子?議兵)可見，荀子主張中央集權的君主主義政治。這與法家所說的「權者，君主所獨制也」(荀子?修權)的絕對君主專制政治雖有區別，但其旨意也大為相近。⑤在這種君主主義政治前提下，立法權必定歸之於君主，故荀子說：「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僅制禮作樂，而且制定刑罰。《尚書?呂刑》載：「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這段話中所謂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說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說：「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頒布「刑」的權力皆應屬於君王。不過，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這種權力。如《尚書?呂刑》中說：「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堯帝而制定刑典，並用刑律來治理國家。但制定「刑」的最終決定權仍屬於君王。
不僅如此，「刑」的頒布權也由君王決定。如《周禮》雲：「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周禮?天官冢宰)孔穎達疏曰：「『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以聽王命」。這說明頒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經過君王認可而由大臣頒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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