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法治理下

⑴ 科學、科幻、科技這三者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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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監管模式創新――沙盒項目

沙盒（Sandbox）原本是一個計算機用語，指通過限制應用程序的代碼訪問許可權，為一些來源不可信、具備破壞力或無法判定程序意圖的程序提供試驗環境。沙盒中進行的測試，多是在真實的數據環境中進行的，但因為有預設的安全隔離措施，並不會對真實系統和數據帶來影響。

「監管沙盒」由英國首創，指從事金融創新的機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按FCA特定簡化的審批程序，提交申請並取得有限授權後，允許金融科技創新機構在適用范圍內測試，FCA會對測試過程進行監控，並對情況進行評估，以判定是否給予正式的監管授權，在沙盒之外予以推廣。

一般而言，申請沙盒測試的企業，在現有的監管體系內，要麼根本無法合規運作，要麼合規的成本很高。通過沙盒測試，一方面可以在監管機構的控制下實現小范圍內的真實環境測試，在沙盒測試中，受測試者不因測試本身而喪失任何合法的權益；另一方面，沙盒測試可以為監管機構提供清晰的視角來看待監管規定與金融創新的辯證關系，及時發現因限制創新而有損消費者長遠利益的監管規定，並第一時間調整，真正讓適度監管、包容監管等創新監管精神落地。

英國「監管沙盒」的發展歷程與特點

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各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的內在缺陷充分暴露，2011年6月，英國政府正式發布《金融監管新方法：改革藍圖》白皮書，對英國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

自2013年起，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的監管職責被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和審慎監管局(PRA)所取代，其中，FCA是FSA法律實體的延續，既負責銀行、證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行為監管，也負責不受PRA監管的金融服務公司的行為監管和審慎監管。

近年來，英國Fintech產業快速發展，截至2014年末，英國Fintech產業規模已達200億英鎊，倫敦金融城內從事金融科技類服務的人數超過4萬人。英國政府也認識到Fintech產業對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專設機構支持Fintech發展，並在稅收和投資方面給予初創企業適當優惠，尤其提出英國金融監管環境要有助於促進Fintech行業創新，支持初創企業發展。

英國政府致力於加強英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並為實現這一目標採取了重要舉措。為此，英國FCA設立了創新項目（Project Innovate），並增設創新中心（Innovation Hub），為創新企業提供與監管對接、幫助取得有限授權等各種支持。在創新中心設立一年後，由於實驗效果良好，因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提議，FCA開始研究「監管沙盒」的可行性，並公開征詢意見。最終，於2015年設立「監管沙盒」制度，並增設相應部門。

「監管沙盒」項目為金融科技、新金融等新興業態提供「監管實驗區」，支持初創企業發展。「監管沙盒」以實驗的方式，創造了一個「安全區域」（safe place），適當放鬆參與實驗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的監管約束，激發創新活力。具體來看，首先，FCA對擬參與「監管沙盒」的企業進行篩選，篩選的條件包括企業的規模、產品是否具有創新性、創新的產品或服務能否促進消費者福利的提升等。其次，FCA根據擬參與企業測試的創新產品和服務選取合適的消費者，並要求擬參與企業設定消費者保護計劃，包括適當的賠償等。最後，在篩選條件合格的前提下，FCA允許參與實驗的企業向客戶推出創新產品和服務，測試期一般為3-6個月。FCA將根據測試的結果進行監管政策的制定或完善，在促進Fintech等新興業態發展的同時，防範金融風險。

新加坡「監管沙盒」的發展歷程及特點

2015年下半年開始，由於世界貿易水平的持續疲軟，新加坡調整了戰略發展方向，將建設「智慧國家」作為政府的重點發展任務，全面支持市場創新，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結合自身的金融業基礎，不遺餘力地推動Fintech企業、行業和生態圈的發展，目標成為世界智能科技大國和智能金融中心。

為了實現引導和促進Fintech產業持續健康發展的目的，在2016年6月提出了「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制度，為企業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監管沙盒是一個「試驗區」，市場放鬆產品和服務的法律監管和約束，允許傳統金融機構和初創企業在這個既定的「安全區域」內試驗新產品、新服務、新模式等創新，甚至可以根據「試驗結果」修改和提出新的法律制度。這種「監管沙盒」制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金融監管政策，一方面創新的實時性要求較高，而監管因為沒有先例所以審批周期長，很容易錯過科技創新的發展時機，「監管沙盒」有效地解決了這個矛盾，讓創新在指定區域和范圍內即時開展，提高了創新開發能力；另一方面，技術創新有很高的失敗風險，可能影響創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如果控制不好甚至會釀成系統性風險，破壞金融系統穩定，「監管沙盒」能夠將風險保持在可控范圍內，降低了創新的風險性。

澳大利亞「監管沙盒」的發展歷程與特點

澳財長莫里森（Scott Morrison）2016年3月21日發布聲明表示，聯邦政府將批准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ASIC）成立並管理「監管沙盒」，使處於試驗階段的金融科技公司也能夠應對監管風險，從而降低上市的成本和時間。

2016年12月14日，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ion，以下簡稱「ASIC」）發布了一份指引文件（regulatory guides）。該指引允許符合條件的金融科技公司（Fintech 公司）在向 ASIC 備案之後，無需持有金融服務或信貸許可證即可測試特定業務。

這項金融科技許可證豁免提案首次出現於 ASIC 在2016年6月發布的徵求意見稿，這次公布的版本是 ASIC 根據從金融科技界得到的反饋對提案做出調整之後的版本。同時，ASIC 將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監管方式。對一些特殊項目，允許有關企業申請延期，最長可申請12個月的延期並且接受測試的零售客戶人數可擴展到200人。然而，符合條件的企業中不包括網路貸款等公司，但支付領域的初創企業可以從本次豁免中受益。

ASIC 的金融科技公司許可證豁免是獨特的。還沒有哪個主流監管機構授予某類服務豁免許可。這樣做能夠允許符合要求的企業在通知監管者之後，在未進行單獨申請的情況下開始進行商業應用測試。金融科技公司和初創公司現在已經比以往擁有更多面向消費者的測試其創新性金融服務和信貸服務的渠道。在此之前，他們必須在承擔許多監管成本之後，才能開始經營一家公司。ASIC 的金融科技公司許可證豁免規定反映出我們對金融服務領域創新工作的支持。同時，也注重確保對創新性產品和服務予以的適當監管和對消費者的保護。

不同國家「監管沙盒」異同比較

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對Fintech的監管均運用「監管沙盒」制度，「監管沙盒」由英國首創，新加坡在沿襲英國「監管沙盒」的基礎上又對其進行一定改良，所以總體而言，新加坡對Fintech的監管方式與英國類似，但也有部分不同。

首先，就監管主體而言，自2013年起，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分為金融行為監管局（FCA）和審慎監管局（PRA），將對Fintech的監管劃入FCA的監管范疇；而新加坡則於2015年8月在新加坡金管局（MAS）下新設立金融科技和創新團隊（FTIG），並為進一步支持Fintech創新，在2016年5月由新加坡創新機構（SG-Innovate）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聯合設立金融科技署（Fintech Office）來管理金融科技業務並為創新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

其次，就監管力度而言，新加坡較英國更為寬松和靈活。英國身為傳統老牌金融中心，在制度設立方面更為穩健和嚴苛，如英國對於Fintech企業在「監管沙盒」中的時間有更明確要求，一般為3-6個月；雖說新加坡對於在「監管沙盒」中的Fintech企業也有時間要求，但卻沒有給出具體時長，時間更為彈性。

最後，就「監管沙盒」的適用范疇而言，雖然兩國發布「監管沙盒」的目的均是為了支持金融創新，但新加坡發布的《金融科技監管沙盒指南》的徵求意見稿中明確將范圍局限於Fintech領域，英國頒布的「監管沙盒」的適用范圍則更廣，運用於「顛覆性創新」，而不僅局限於Fintech領域。所謂「顛覆性創新」，主要包括如下兩點內容：一、應是能夠顛覆現有流程或市場的創新；二、其核心標準是創新是否有益於消費者。

通過以上新加坡與英國對Fintech的監管比較，可見兩國對「監管沙盒」制度的運用大體一致，但也都根據兩國的具體國情進行具體實施，對其他國家而言，若要借鑒「監管沙盒」來對本國的Fintech實施監管，在把握「監管沙盒」大體方針的基礎上，也需依據本國國情，與本國的土壤相融合，發展出適合本國的Fintech監管道路，切不可盲目地硬搬照抄。

中國「監管沙盒」及未來發展

2013年黃震在央行會議上提出要進行軟法治理、柔性監管，得到央行的支持和重視。對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國很早就有了柔性監管的思路，而且也正在實踐，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成立和標准工作的啟動就是很好的證明。這方面，中國比歐美早了三年。

2017年2月16日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安全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黨組書記霍學文透露，北京政府將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沙盒」模式的試驗，以位於北京房山區的「北京互聯網金融安全示範產業園」作為試驗地。「監管沙盒」模式的試驗過程中將著力打造網貸行業協會，即北京市網貸行業協會。此外，北京互聯網金融安全示範產業園將聚焦於三類事業，第一是高端技術、安全技術的研發；第二是行業標準的制訂；第三是聚集頂尖企業。

據霍學文透露，北京市對互聯網金融發展已有明確的布局，包括在中關村發展互聯網技術，在北京互聯網金融安全示範產業園集中發展互聯網金融安全。

在發布會上，霍學文指出，北京互聯網金融安全示範產業園的示範作用可在五個方面體現：第一，組織示範，互聯網金融生態中的企業應組織起來；第二，制度優勢，把制度優勢示範出來；第三，「技術是示範產業園的核心」，以技術驅動進行廣泛的、共同的對接和試驗；第四，標准示範，通過互聯網金融安全示範產業園，制訂一些北京的行業標准或國家標准甚至世界的標准；第五，打造一批國際頂尖、國內領先、在行業起到示範作用的互聯網金融安全企業。

來源：挖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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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軟法的形態

大致說來，軟法規范主要有4類形態：一是國家立法中的指導性、號召性、激勵性專、宣示性等非強制性規范，在屬中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此類規范約佔1/5；二是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中的法規范，它們通常屬於不能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非強制性規范；三是政治組織創制的各種自律規范；四是社會共同體創制的各類自治規范。
軟法研究者認為，法作為一種社會關系的調節器，應當區分各種社會關系秩序化的難易程度選擇強弱有別的規范去調整，濫用國家強制不但會浪費法治資源，還會損及法律之治的正當性。建設法治國家，特別是法治社會，要倚重軟法之治，現代法治應當尋求更多協商、可以運用更少強制、能夠實現更高自由。事實上，伴隨著公共治理的崛起，軟法與硬法正在發展成為現代法的兩種基本表現形式，法正在從傳統的單一的硬法結構朝著軟硬並重、剛柔相濟的混合法模式轉變。

⑶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規范化與立法研究的圖書目錄

導論
一、課題的研究目的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三、課題的研究方法
四、課題研究的內容與創新
第一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基礎理論
第一章 社會保障的基礎理論
第一節 社會保障概述
一、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和農村醫療保障概述
二、社會保障法的一般理論
第二節 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對新農合的啟示
一、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
二、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對新農合的啟示
第二章 政策法規視角下傳統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沿革與變遷
第一節 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起源及其法律性質分析
一、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起源
二、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法律淵源
三、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法律性質分析
第二節 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制度特徵
一、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產生的制度背景
二、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發產生
三、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曲折發展
四、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特徵及其制度內容的變遷
第三節 傳統合作醫療制度重建的艱難及其原因檢討
一、傳統合作醫療制度的衰落與艱難重建
二、傳統合作醫療制度重建困難的原因探析
第三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的定位
第一節 新、舊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比較
一、新、舊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概述
二、新、舊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相同點
三、新、舊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不同點
第二節 新農合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比較
一、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概述
二、新農合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相同點
三、新農合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制度的不同點
第三節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特徵
一、新農合制度的框架
二、新農合制度的特徵
三、新農合制度試點的運行效應與緣由
第二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的規范化策略
第四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諸問題與規范化策略
第一節 試點縣政策制定者與政策制定程序的調查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二、調查地區的基本情況
三、試點縣新農合制度建設主要訪談結果
四、主要發現與思考
第二節 新農合「軟法」建設及其規范化
一、「軟法」的概念與內涵
二、新農合制度建設的「軟法」示例
三、新農合「軟法」治理的狀態
四、「軟法」在新農合運行中的功能實現與規范化
第五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第一節 新農合制度建設的基層幹部認知調查分析
一、調查目的
二、調查方法與調查對象
三、調查試點縣新農合開展的基本情況
四、選題小組討論結果
五、主要發現與思考
第二節 新農合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新農合立法的必要性
二、新農合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第三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法律制度之構建
第六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的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節 對新農合社會關系的分析
一、新農合利益內容及其社會關系的主體結構分析
二、新農合社會關系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
第二節 新農合法律調整的部門法歸屬及其要素分析
一、新農合社會關系的性質與法律調整的部門法歸屬
二、新農合社會保險關系法律調整的基本原則
三、新農合法律調整的基本構成要素分析
第三節 新農合立法體例與立法原則
一、新農合立法體例的選擇
二、新農合立法的基本原則
第七章 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的責任及其制度完善
第一節 政府在新農合中承擔的責任
一、政府在新農合中承擔責任的理論基礎
二、政府在新農合中承擔的具體責任
第二節 政府在新農合中承擔責任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一、政府在新農合中承擔責任存在的問題
二、政府在新農合申承擔責任的制度之完善對策
第八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法制化
第一節 新農合的管理體系及其法制化建設
一、新農合管理體系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二、對新農合管理體系進行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
三、對新農合管理體系進行法律規制的策略
第二節 從基金所有權歸屬視角論新農合事業管理體制的完善
一、問題的提出
二、傳統合作醫療基金所有權的歷史考察
三、新農合基金所有權的現狀分析
四、福利多元主義視角下新農合基金所有權歸屬的理論論證
五、新農合基金所有權與管理權相關制度之完善
第三節 新農合管理辦公室的法律規制
一、現行新農合管理辦公室的法律性質
二、新農合管理辦公室外部關系的法律規制
三、新農合管理辦公室內部治理關系的法律規制
第九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籌資制度的完善
第一節 合作醫療籌資制度的歷史沿革與現狀分析
一、合作醫療籌資制度的歷史沿革
二、新農合籌資制度的現狀分析
第二節 國外幾種農村醫療保障籌資制度的比較與借鑒
一、國外幾種醫療保障籌資制度的分析
二、國外幾種醫療保障籌資制度的基本經驗
第三節 完善新農合籌資制度的對策
一、完善新農合籌資制度的理論依據
二、完善新農合籌資制度的對策思考
第十章 參合農民的基本權利及其法律保障
第一節 新農合醫患關系緯度中參合農民的受益權及其法律保障
一、新農合醫患關系法律性質之定位
二、新農合醫患關系與其他相近醫患關系之區分
三、新農合醫患關系法律構成之概述
四、新農合醫患法律關系的具體內容
五、新農合醫患糾紛的救濟途徑
第二節 新農合參合農民監管參與權及其法律保障
一、新農合參合農民監管參與權之概述
二、確立新農合參合農民監管參與權的必要性
三、新農合試點實踐中參合農民監管參與權的現狀分析
四、完善新農合參合農民監管參與權的立法設想
第四篇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兩個特殊問題
第十一章 鄉鎮衛生院制度與新農合制度的整合與銜接
第一節 鄉鎮衛生院的功能及其改革現狀
一、我國鄉鎮衛生院的組建沿革與功能定位
二、轉型時期鄉鎮衛生院功能的異化及其成因
三、對鄉鎮衛生院前期自救改革措施的評析
四、對鄉鎮衛生院功能重新歸位下的改革策略
第二節 重構政府舉辦衛生院的管理體制
一、政府舉辦鄉鎮衛生院的界定與實踐
二、依法重構政府舉辦鄉鎮衛生院的體制
第三節 鄉鎮衛生院在新農合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配套制度建設
一、衛生院在傳統合作醫療中的角色及其依賴的制度
二、衛生院在新農合中的角色及其制度安排現狀
三、衛生院在新農合中的定位與配套制度建設
第十二章 農民工醫療保障制度的城鄉區別建設及其對接機制研究
第一節 農民工群體的特徵及其社會保障制度構建的難題
一、身份特徵：邊緣化
二、空間特徵：流動性
三、內部特徵：層級性
四、風險特徵：復雜性
第二節 正在形成的農民工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及其對接現狀
一、農民工醫療保障的城市制度
二、農民工醫療保障的鄉村制度
三、城鄉制度對接的現狀
第三節 建立多元過渡、開放有序的城鄉醫保對接機制
一、「城鄉之爭」與對接的必要性
二、對接機制的價值取向
三、城鄉對接在法律操作層面的技術問題
第四節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城鎮居民大病醫療保險的銜接
一、城鎮居民大病醫療保險制度的出台背景
二、城鎮居民大病醫療保險與新農合的銜接
第五篇 結論
第十三章 本課題研究的基本結論
第十四章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立法建議稿
第一節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立法立項的建議
一、立法背景
二、立法的必要性
三、立法的可行性
四、立法的體例選擇
五、《新農合管理條例》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內容
第二節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條例》建議稿
附錄一：課題前期成果目錄
附錄二：課題階段成果目錄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

⑷ 劉莘的學術觀點

對軟法的概念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認為軟法突破了傳統的法概念，將軟法界定為是指不依靠國家強制力執行，有實際效力且不違背法的根本價值的行為規則。對軟法與非強制性行政行為的關系進行深入探討，認為軟法是規則，非強制性行政行為是行為，非強制性行政行為是軟法的產生方式之一，非強制性行政行為是軟法實現其效力的途徑之一。代表作：《試析軟法與非強制行政行為》，載羅豪才主編：《軟法與公共治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版。

⑸ 軟法的理解接受

理解和接受軟法概念，是以反思和修正「法」概念的傳統定義為前提的。傳統的「法」的定義主要包括「體現國家意志、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三個方面。要順應公共治理的需要，就得對「法」的定義作作相應修正，其中，就法所體現的公意而言，要將其由國家意志拓展為公共意志，包括政治組織和社會共同體的意志；就法的形成方式而言，將國家認可由直接認可和明示拓展至間接認可和默示；就法的實施方式而言，將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修正為依靠公共強制力（包括國家強制力與社會強制力）與自願服從兩種類型。經過這種修正，「法是體現公共意志的、由國家制定或認可、依靠公共強制或自律機制保證實施的規范體系」。
軟法研究者認為，提倡軟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一則，在數量上，軟法規范遠遠超過硬法規范，從法律、法規和規章，到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再到政治組織自律規范和社會共同體自治規范，呈現為金字塔型，硬法規范主要集中在塔尖部分；換一個比方，硬法規范只是軟法規范「汪洋大海」中的幾座「孤島」。二則，在功能上，軟法規范在矯正硬法失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填補硬法空白、彌補硬法不足、豐富硬法細節等方式大大拓展法治化疆域。
軟法研究者提醒：強調軟法之治不可或缺，不能被曲解為硬法之治不再重要。法治化需要的是軟硬並舉、「一元多樣的混合法」。這固然不再純粹，但更加理性。
最近幾年，軟法研究正在逐步成為法學研究的一個熱點。2005年底，北京大學率先成立軟法研究中心，羅豪才教授擔任中心名譽主任，姜明安教授、宋功德教授分別擔任中心主任和執行主任。該中心聘請了近40位兼職研究員。自2005年至今，該中心已完成了「軟法與公共治理」等重大研究項目，先後出版了《軟法與公共治理》、《軟法與協商民主》、《軟法的理論與實踐》等文集，並於2009年出版了中外第一本軟法專著《軟法亦法》，在法學界受到高度關注。
「軟法」也有「硬主張」
羊城晚報訊 記者金璐報道：《深圳經濟特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條例》，已於1月1日起正式實施。由於沒有單獨將法律責任作為一章，該法被不少人看做「軟法」。昨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召開新聞發布會稱，「軟法」不軟，法律責任都被分布在各個章節之中。
法律責任分散在各個章節
《深圳經濟特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條例》被不少人稱為「軟法」。市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則表示，「軟法」有宣示、促進功能，但是「軟法」不軟，雖無專章撰寫法律責任，但法律責任被分散在各章節之中。
記者發現，在《條例》規劃指導一章便明確規定，凡屬深圳產業導向目錄中禁止類的產業，要禁止投資新建項目；現有生產能力在規定的淘汰期限內的，市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及時責令其停產或關閉。
此類法律責任在《條例》中確實不少，如《條例》還要求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建成後經過驗收不符合能源、水資源和土地資源消耗限額標準的，市政府相關部門應當依法責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仍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擅自投入使用的，依法處理等。
「白皮書」必須每年公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的專項立法，而《條例》則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的基本法規，也為今後政府進一步出台規章政策提供依據。
《條例》的落實，需要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主導作用。因此《條例》首先規定，市政府應當每年發布《深圳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白皮書》，向全社會公布深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與工作、成效與經驗、存在問題及原因、對策與措施等，引導市場主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並接受社會監督；其次，《條例》要求市政府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市人大常委會作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專項工作匯報。
此外，《條例》要求政府及相關部門制定相關規定、規則、計劃、辦法的有27項，且要求要在《條例》實施之日起一年內制定。
率先協調城市及土地規劃
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在實際制定和落實工作中存在著三規不統一、不協調的情形，常常發生由於土地問題致使政府投資項目進展緩慢、重點項目難以落地等情況。
《條例》率先制定「三規協調統一」的制度，要求市政府按照三規協調的改革要求，依據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遵循城市區域功能合理的原則，科學編制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促進城市空間的內涵式發展。

⑹ 如何正確理解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一、法治社會的基本認識
法治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建設內容被表述是2012年末，與人治社會相對而言的。學界尚無公認的界定，應包括三個組成部分：
其一，制度層面的規則系統。包括國家正式的法律法規、社會自治規則及習慣等規則系統。法治社會之 「法」，在構成上是多元的，既包括正式規則，也包括自治性規范，還包括無形的規則。因此，其范疇有別於其他領域的法。其二，心理層面的認同。即社會群體和成員對規則的理念和精神上的認同，並自覺服從與踐行的習慣。其三，秩序層面的運行。表現為社會各類組織、成員與國家各職能部門間形成自治與統治的分工協作，形成共治的秩序。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關系：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既相對獨立又密切互構，而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關鍵環節，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力量（或主導力量）。
從一體建設的三極來看法治的重點不同：法治國家強調權力控制；法治政府強調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法治社會強調人權保障、社會自治。
二、我國法治社會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
自依法治國戰略實施以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已有了一定基礎，但法治社會建設仍是一個短板。法治社會建設存在的問題可歸納為兩大方面：
（一）法治精神的全面缺乏
一些領導幹部缺乏法治思維，濫用行政權、司法權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尤其是強勢群體帶頭違法對法治精神的破壞極大；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鬧不信法」；全社會「敬法」氛圍淡薄，鑽法律空子、「法不責眾」心態普遍。
（二）現行普法模式的落後和低效
實施普法已近30年，但從基層反映看，當前的普法模式仍舊偏向於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並且普遍存在著形式主義做法，嚴重影響普法的實效。
三、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路徑
（一）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
1．抓「大」和抓「小」並舉，培養全民法治意識
首先，抓「大」，即注重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的培養。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關鍵。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進中小學課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區分兩個重點：對公民普法要以樹立依法維權意識為重點；對公職人員普法應以嚴格依法為重點。
2．創新法治宣傳教育形式（針對以往普法的方法單一、形式主義問題）
首先，注重「參與度」與「互動性」。讓公眾參與法治各環節，在互動中放大宣傳教育效應。其次，從宣傳方式看，由單向灌輸向「整合性」「創新性」方式轉變。「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識與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傳與法治實踐、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有機結合，重視法治示範創建活動。「創新性」增強新媒體作用，以多元、靈活方式創新普法的形式和內容。
3．以剛性約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傳倡導，還須依靠剛性的約束機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過公正宣判和以案說法等制度設計形成對全社會的威懾力和正向引導，培養全民守法意識。
（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內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會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各領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類社會主體依法自我約束、自我管理。
其次，發揮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依法治理不僅要依據法律法規，也要依靠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即硬法和軟法並用。
再次，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一個自然段的文字來闡述社會組織如何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
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須以好的服務使民眾親法。為此要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從服務層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四）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首先，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為最大限度預防矛盾發生，要完善兩個機制：重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完善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機制。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要創新和發揚「楓橋經驗」。其次，充分發揮不同糾紛解決制度的優勢。如發揮人民調解的民間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發揮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專業性特點。再次，建立完善各種糾紛解決制度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網路來強化糾紛解決的效果。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有豐厚的法治土壤，其中應蘊藏著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養料，這就是我們要建設的法治社會。

⑺ 如何理解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和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一）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
1．抓「大」和抓「小」並舉，培養全民法治意識
首先，抓「大」，即注重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的培養。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關鍵。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進中小學課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區分兩個重點：對公民普法要以樹立依法維權意識為重點；對公職人員普法應以嚴格依法為重點。
2．創新法治宣傳教育形式（針對以往普法的方法單一、形式主義問題）
首先，注重「參與度」與「互動性」。讓公眾參與法治各環節，在互動中放大宣傳教育效應。其次，從宣傳方式看，由單向灌輸向「整合性」「創新性」方式轉變。「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識與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傳與法治實踐、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有機結合，重視法治示範創建活動。「創新性」增強新媒體作用，以多元、靈活方式創新普法的形式和內容。
3．以剛性約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傳倡導，還須依靠剛性的約束機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過公正宣判和以案說法等制度設計形成對全社會的威懾力和正向引導，培養全民守法意識。
（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內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會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各領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類社會主體依法自我約束、自我管理。
其次，發揮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依法治理不僅要依據法律法規，也要依靠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即硬法和軟法並用。
再次，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一個自然段的文字來闡述社會組織如何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
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須以好的服務使民眾親法。為此要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從服務層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四）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首先，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為最大限度預防矛盾發生，要完善兩個機制：重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完善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機制。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要創新和發揚「楓橋經驗」。其次，充分發揮不同糾紛解決制度的優勢。如發揮人民調解的民間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發揮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專業性特點。再次，建立完善各種糾紛解決制度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網路來強化糾紛解決的效果。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有豐厚的法治土壤，其中應蘊藏著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養料，這就是我們要建設的法治社會。

⑻ 增強民族文化的軟發功能,推進鄉村軟治理的機制創新是什麼意思

摘要 軟法，是指那些不能運用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規范。在國際法領域，軟法就包括大量由主權國家之間訂立的但又不具有正式國際法效力的協議、約定等，只是因為它們沒有通過繁復困難的國內權威機關予以認可的程序；

⑼ 論述題：如何看待行政法中的軟法(soft law)治理

一手軟一手硬，軟的不行再來硬的，這就叫「恩威並濟」，是一種權謀。

⑽ 如何把握軟法在社會治理中的適用性

軟法是與硬法相對而言的，它包括社會組織和社會團體的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政治慣例、社會慣例等。軟法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法律約束力，但具有重要的社會規范作用。同硬法通過國家強制力規范人們行為、調整社會關系不同，軟法通過自律和他律相結合的軟規制來實現社會治理的目的。在現代社會中，軟法的作用越來越凸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適應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為人們參與民主協商提供規范機制。發展民主政治的一條基本途徑，是人民選舉代表組成代表機關，產生政府。人民通過行使選舉權將自己的意志傳送給人民代表機關；人民代表機關通過立法將人民的意志傳送給政府；政府通過執法治理社會。這是硬法治理國家、治理社會的法治模式。在這種法治模式中，軟法所起的作用有限。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不僅通過行使選舉權，也通過有序的政治參與來反映和實現自己的意志；不同的利益群體通過有序參與國家管理和社會治理進行利益博弈。保障這種博弈的有序性和公平性，不僅需要硬法機制提供博弈平台和基本規則，也需要軟法機制提供博弈的運作方式、途徑（如協商、討論、審議、辯論）及具體規則。
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需要，為建設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提供規范機制。現代市場經濟既不同於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是全能政府，國家計劃是指令性、強制性的，是硬法；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是有限政府，代表機關限制政府權力邊界的規則和政府管理相對人、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的規則均是命令性、強制性的，是硬法。而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是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雖然也包含有限政府的要素，但更包含有為政府（服務型政府）的要素。這種「有為」基本不是通過強制性的權力實現的，而主要是通過非強制性的柔性手段實現的，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導、行政規劃、特許經營合同等。這些政府行為的實施，雖然也需要一定的硬法規范，但主要依靠的是軟法機制。
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為虛擬世界（網路世界）的運作提供規范機制。信息社會既不同於農業社會，也不同於工業社會。農業社會對法律的需求量相對較小；工業社會由於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社會關系極為復雜，對法律的需求急劇增加，但這種急劇增加的需求主要是針對硬法而非軟法。信息社會則不同，人們從一元世界進入二元世界——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網路世界），現實世界中軟法的需求大大增加，而虛擬世界（網路世界）人與人關系的調整以及秩序的維護則更依賴軟法。虛擬世界（網路世界）的秩序從一開始即是由軟法支撐的，後來國家雖然也為之制定了若干硬法，但其主要或基本規制仍然靠軟法。
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為和諧世界建設提供規范機制。經濟全球化大大加強了世界各國的相互依賴、相互聯系，世界越來越變成「地球村」，人類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共同體。共同體成員一起生活、相互交往，就必須有公權力、有規則、有法。國際共同體的規則和法不像國家法那樣，有國家強制力作保障，而大多是由世界各主權國家或民間組織通過反復協商、談判而制定或認可，並通過國際共同體成員自我約束、相互約束以及國際輿論約束和各種利益制衡機制保障實現的。很顯然，國際共同體的規則和法基本是軟法，軟法是規范國際共同體成員行為和調整國際共同體成員相互關系的基本機制。
當然，軟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統一、不穩定、缺少剛性等。因此，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應該把硬法與軟法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二者的優勢互補、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