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法治國
⑴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1)中國以法治國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⑵ 我國最早以法治國是什麼時候！
依法治國應該就是春秋時期的法家提出來的，但這個法也不同於現在的意思
⑶ 中國現在是以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⑷ 中國提出依法治國的第一人是誰
步雲，中國社科院名譽學部委員，法學所博士生導師。
1978年，他發表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標志著法學界的思想解放。
1979年，李步雲與人合寫了《論以法治國》，開了「以法治國第一腔」。
⑸ 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以禮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
中國在歷史上有過以法治國的時期，比較著名的應該屬於秦帝國時期，而歷史實踐證明，嚴厲的法律壓迫，使得人民喘不過氣來，最終導致了陳勝吳廣起義，挑起起義大旗。原因個人覺得主要有以下幾點：
秦帝國以後，統治者對於法家的嚴厲法治，可能覺得並不能長遠自己的統治，並且當時百家爭鳴，思想流派眾多，為統治者選擇符合自己統治利益的手段提供了更好的選擇，如儒家。提供了晚上的倫理綱常體系，可以從道德上約束百姓，手段也更加溫和，便於民眾接受；
二是禮法的推行更加普遍，推行起來難度遠遠小於推行律法，並且禮是民間自己就可以進行廣泛的監督，不再需要政府對維護法律投入那麼多；
禮法可以從對民眾的教育中滲透，這樣可以使規矩對於人一生的影響更加深刻，也更加有用；
禮法具有提前預防的作用，而法律的推行一般只有犯法之後才可能意識到，所謂防患於未然，禮法更具優勢
⑹ 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措施有哪些
1、強化依法辦事的理念。
堅定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必須保證憲法和法律的全面有效實施。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和法律尊嚴，就是捍衛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和法律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
各級領導幹部都應當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牢固樹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始終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
特別是司法機關作為法治建設的生力軍，必須始終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堅定法治信仰，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政法幹警核心價值觀，自覺抵制西方錯誤思想觀點的滲透，始終做到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憲法法律。
2、發揮好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的作用。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實踐表明，良好的道德風尚既可以減少各種矛盾紛爭、凈化社會環境，使司法機關能夠集中精力解決一些重大疑難案件，又可以使法律的實施得到廣泛的道義上的理解與支持，減少法律實施的阻力，提高法律權威。
要通過依法打擊犯罪、保障人權，釐清責任、明辨是非，平衡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充分發揮司法裁判的教育、評價、指引、示範等功能，引導全體公民切實增強法律意識、道德意識，依法行使權利，主動履行義務，做到知榮辱、明善惡、重品行，促進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3、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總體上解決了有法可依的問題，但是法治建設仍然任重道遠。法律不能只寫在紙上，而是要寫在公民的心裡。只有人心思法、人心思治，才能形成推動法治進步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同志強調要以法治凝聚共識，樹立全社會對法治的信仰，培育法治文化，弘揚法治精神，對於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弘揚法治精神，必須堅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通過依法審判處理各類案件，把法律觀念、法治精神融入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心中；必須加強法制宣傳教育，讓憲法和法律家喻戶曉，促進在全社會形成憲法至上、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
必須引導公民以法治方式表達訴求，使大家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訴求，通過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結果，從而能夠發自內心地擁護法治、信仰法治。
(6)中國以法治國擴展閱讀
法治國家的相關要求：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僅需要制定完備的法律制度，而且需要使這些法律制度為廣大公民接受認同並遵循運用。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
公民意識是公民對自己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法定權利義務的認知、情感、態度和行為的統一，加強公民意識教育能為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提供堅實的思想理念支撐。
因此，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應大力加強包括權利義務、民主法治、道德文明意識教育在內的公民意識教育。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國家
⑺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⑻ 中國現在是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
依法懲治不能凌架於法律之上的弱勢群體.
適度減少對國家機關或機關個人合理捐贈財物者的刑罰.
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空話為基本依據,以國家暴力機構日益下降的執法素質為主要准繩,實行以法治國.
⑼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出自哪部法律
中華人民復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句話出自於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
1999年3月5日至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舉行。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根據這一修正案，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國家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等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9)中國以法治國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