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台宋立法

⑴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⑵ 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宋朝，人們是怎麼慶祝春節的

眾所周知，宋朝是一個經濟非常發達的朝代，所以相對於其他朝代而言的話，他們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是比較的高的，所以在進入春節之前，宋朝人民就會開始准備年貨了。

等到大年初一的時候，新年的第一天，朝廷會舉辦一個盛大而又隆重的朝會。皇上上朝之後，會先給太後拜年，然後再給文武百官拜年，大街上的話更加的熱鬧，到處都是張燈結綵的歌舞宣揚。大人會領著小孩子挨家挨戶的拜年，特別的熱鬧，很喜慶。

⑶ 為何水滸傳中好多好漢喜歡吃牛肉

一些學者研究後提出這樣的結論，施耐庵在《水滸傳》中強調梁山眾好漢喜歡吃牛肉，是因為牛肉是具有「造反」意義的象徵性食物，這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其實中國人早先也是吃牛肉的，但是到春秋戰國時期，為了提高農業的產量，牛耕成為重要的農業耕種措施，因而牛成了國家重要戰略物資，受到國家的保護，不允許有私自宰殺牛的行為。秦朝時牛老了必須交給官府，官府許可才可宰殺。宋代家庭個體經濟顯著發展，耕牛對農戶更為重要，蘇軾有「農民喪牛甚於喪子」之語。宋代立法明確嚴禁殺牛，殺牛罪可處死刑。《宋刑統》規定：「今後應有盜官私馬牛雜畜而殺之，或因仇嫌憎嫉而潛行屠殺者，請並為盜殺。如盜殺馬牛，頭首處死，從者減一等」，「如有盜割牛鼻，盜斫牛腳者，首處死，從減一等，創合可用者，並減一等」，「故殺官私馬牛者，請決脊杖二十，隨處配役一年放。殺自己馬牛及故殺官私駝騾驢者，並決脊杖十七」。宋真宗時下詔規定：「自今屠耕牛及盜殺牛，罪不至死者，並系獄以聞，當從重斷。「正因為牛肉是違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精神。作為歌頌造反的文學作品，《水滸傳》中眾好漢喜吃牛肉就是很自然的了。
《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全書描寫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108位好漢在梁山起義，以及聚義之後接受招安、四處征戰的故事。
《水滸傳》也是漢語文學中最具備史詩特徵的作品之一。 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用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之一。版本眾多，流傳極廣，膾炙人口，對中國乃至東亞的敘事文學都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⑷ 唐朝與宋朝立法原則的區別

既然說宋朝的科舉制度在唐朝的基礎上發展得十分完備了，那麼它與回唐朝的科舉制度相比較答，主要有哪些方面的進步呢？

宋朝的科舉考試主要包括貢舉、武舉、制舉、詞舉、童子舉等。其中「貢舉」又分為進士、明經、諸科等科目。而又以進士、諸科兩科中錄取的士人最多；持續的時間也最長；影響也最大。

⑸ 牛肉，為什麼《水滸傳》里的好漢卻都是用牛肉下酒的

因為在古代耕牛是寶貴的農業財富，官府不允許民間私自屠殺耕牛，這就讓牛肉成為了昂貴的奢侈品。為了體現出好漢的爽朗和灑脫，所以在小說中，好漢都是上大碗酒，切大塊牛肉，以表示他們視金錢如糞土的爽朗。
而真實的來說，北宋年間的飯店是很少有牛肉供應的，除非是耕牛意外死亡或者老死，上報官府之後才可以宰殺，甚至牛皮牛角都要被官府拿走，並且肉也不怎麼好吃……不過北宋年間，客棧和飯店倒是不怎麼缺羊肉吃倒是真的，而平民的話，也只能吃豬肉了，那時候的豬肉因為豬沒有經過絕育手術，所以豬肉腥臊不能流行起來並被稱之為臟肉，僅有平民食用，貴族以吃羊肉為貴。

⑹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還有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還有斷例、指揮、看詳、申明。

宋代的法律形式在中國古代法律形態演變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是對隋唐法律形式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元、明、清法律形式的源頭。

自秦漢和南北朝以來，宋代的法律形式發展到了極致：建立了以救助、法令斷例、形式為中心的法律形式體系，使救助、法令、斷例、形式四種法律形式得以充分實踐。然而，自秦漢以來，宋代也是中國古代法律形態發展的一個多元化時期。

(6)煙台宋立法擴展閱讀：

宋代最成功的立法成就是全面的儀式，法典，代碼和儀式的編制和完善，從而形成了國家立法中最具特色的代碼制度。

當然，這四個集成代碼正在發生變化，構成了宋代刑法中動態」與「靜態」的關系和三條基本法典的超穩定性。宋代刑法中的三個超穩定法典分別是《黃清》、《唐律疏義》和《宋律》。宋代四大法典的立法形成經歷了近百年的發展和演變，最終定型。

救世法典編纂制度的變遷是救世法典整體立法制度變遷的關鍵。這一變化是從宋初到鄭仁宗救亡獨立時期，形成了救亡法典和補緝令，再到獨立救亡法典、標准法典和體例法典三個時期。宋代神宗元楓在最後一個形成時期，重新界定了救命令的形式。

在立法上，根據調整方式的不同，將同一類救助令分為四種法律形式。國家立法中出現了新的分類制度，促進了宋代立法的迅速發展。

宋代《神宗通則》的新立法體例並不排除四類法律中單一立法的存在。並且根據需要制定大量的單獨立法才是常態。當全面立法再次實施時，這些法律將被納入相關的全面救濟令格式代碼。

無論立法的數量、質量、結構如何，宋人宗時期基本就建立了法律包羅萬象的法律體系，實現了國家治理有法可依。

⑺ 古代中國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嗎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陳建華（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立法活動：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動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立法活動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立法活動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1．漢初至文景時期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2．漢武帝以後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立法活動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2、漢律60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立法活動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立法活動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立法活動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動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活動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⑻ 宋朝實行高薪養廉制度，為何會出現反腐越強烈官員越腐敗的現象

近幾年香港片方連續出了《反貪風暴》《廉政風雲》等系列票房尚可的電影，再次將反腐問題展現在公共視野，反腐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從橫向來說，是世界各國都需要面對的問題；從縱向來說，我國幾千年的政治史其實就是一部腐敗與反腐敗的斗爭。

結果就是雖然“有法可依”，但是最終卻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昨天講述的關於李清照二婚後，其丈夫謀取他的財產，李清照找到他的把柄把他告上官府，才得以離婚，然而按照宋代的法律，妻子告發丈夫也要被判處兩年流放，李清照是宋代名人，又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在親戚的求情幫助下，最終關了九天後被釋放。

在北宋的很多時候，往往官員因為貪污受賄敗露，需要嚴懲的時候，皇帝為了標榜自己是仁義之君，也為了收買人心，往往採取縱容的方式。

貪污腐敗的官員因為收不到嚴懲，因此“責罰未幾，遇赦復敘，故態復作”。

總結：

王亞南教授曾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說過：＂中國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一部貪污史＂

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在當今社會下，我們還是應該小心謹慎，將防止貪腐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⑼ (急)什麼是宋代的典賣制度

簡單地說，宋代的典賣制度是宋代所實行的不抑兼並的土地政策，「入戶交易田土，投賣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土地所有權的變更使宋代對典賣的法律調整有所加強。自宋代以降，對土地、房屋等的典賣規定須向官府納稅和訂立書面契約，在典賣活動中以法律維護家長的特權。同時在《宋刑統》和許多皇帝的詔敕中，明確規定嚴禁一物兩典，違犯者「准盜論」，用以維護典權人的利益。

附：兩宋時期的典權制度
自兩宋起，土地的買賣已完全合法化，因而典賣土地至宋代已開始普遍化。這一點可以從陸游：「新寒換典衣」。以及戴復「絲未落車圖贖典」的詩句中得以證實。因而對兩宋時期典賣關系的研究應是很有價值的。本文將從三方面對兩宋時期有關典權的特點作一概述。
首先，從立法原則上看，宋代有關典權的法律大多以側重保護典權人的利益，兼顧保護農業生產為宗旨。比如，《宋刑統》規定只有典契「證驗顯然者」方許收贖，「並無文契及雖執文契難辯真偽者，不在論理收贖之限。」同時，嚴禁一物二典，否則「本主、牙人、鄰人並契上署名人，各計所欺人已錢數，並准盜論，不分受餞者，減三等，仍征錢，還被欺之人。」如無力償還，則勒令典契上署名之中人、鄰人共同賠償，而典當物仍歸第一典權人。很明顯，無論是在收贖時，對文契真實性的嚴格要求，還是對重復出典的禁止和賠償性規定，其最終目的不外乎保護典權人的利益。這種對典權的保護與宋代注重對債權人的保護立法宗旨是一致的。當然對於典權人的保護並不是無任何限制的。天禧四年就有詔令：「其田莊因平漬吞並典質者，許元主收贖」（《長編》卷九五）。該詔令的用意便在於保護農業生產。
其次，在不動產的優先購買權問題上，宋代首次規定了典權人的優先購買權。這一點在典權發展的歷史上尤值關注。因為在宋代以前出於維護宗法宗族制的考慮，歷代多規定親鄰的優先購買權。北宋歸納總結了前世的經驗，一方面在《宋刑統·戶婚·典賣指當論競物業》中規定了親鄰優先購買權；另一方面還規定在典賣後若再絕賣，必須先問典權人。據《宋會要輯稿》記載：「雍熙四年權判大理寺殿中待御史李范言：准刑統應典賣物出，先問房親，房親不要問四鄰，四鄰不要，他人並得交易。若親鄰著價不盡，亦任就高價處交易者今許。敕文止為業主初典賣與人之時立此條約，其有先已典與人為主，後業主就賣者，即未見敕條。竊以現典人已編子籍，至於差稅與主不殊，豈可貸賣之時不來詢問，望今後應有已經正典物業，其業主欲賣者，先須問現典之人承當，即據余上所值錢數，別寫絕產賣斷文契，一道粘連元典並業主分文契批印收稅，付現典人充為永業，更不須問親鄰。如現典人不要，或雖欲收買，著價來至者，即須盡時批退。」這一奏言得到了批准，從而使宋代不動產優先購買權的法律規定更加完善。
最後，由於宋代立法上注重對典權人的保護，而且也認可了典權人的優先購買權。因而造成在實踐中，典權人在出典人回贖時的阻攔刁難，從而以圖謀取貧人之產業。對此，《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載胡石壁判《典主遷延之務》案有淋漓盡致的刻畫：「當職觀所在豪民，圖謀小民產業，設心積慮，皆是如此。當務開之時，則遷延日月，百般推託，或謂尋擇契書未得，或謂家長外出未歸。乃至民戶有詞，則又計囑案司，申展文引，逐限推託，更不出官。展轉數月，已入務限矣。遂使典田之宗終無回贖之日。」雖然宋高宗紹興年間開始允許入務後也可以受理田宅訴訟。但問題是官司雖然受理了，但也難保佃戶得勝。除了以推延時日外，典權人還故意在出典土地上大興土木，進而要求出典人回贖時除支付典價處，還得償付樹木價款，從而以此逼迫農民放棄回贖，最終達到侵吞農民土地的目的。對此，北宋中葉作出了有利於出典人的規定。依《宋會要輯稿》食貸六三載：「天聖人年知坊州揚及上言：『民馬固狀典得馬延順田，計錢三千。後栽木三百（？），原契每根贖日理三十錢。臣詳顯：是有力百姓將此栽木厄寒貧民，占據地土，豈可原典六千，贖田之日卻理錢十千？從祖作 ，邀勒貧苦，永不收贖。如不止絕，恐豪猾人戶轉侵孤弱，竟生詞訟。自今後如典地栽木，年滿收贖之時，兩家商量：要，即交還價值；不要，取便斫伐，業主不得占各。』」這種做法，雖然從公平和效益角度看，並不可取。因為典物上的增值物，出典人收贖時，若不能收割或挪移，那麼應當由出典人繼受，（毀損它是不經濟的），從而也應給典權人以相應補償。但是，從現實角度來看，若作如此規定，則很可能使典權人故意在典物上添附，進而高價索贖。因而後世有關典物回贖的立法大多沿襲北宋的做法：規定回贖僅以典價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