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出版立法
⑴ 中美關系(追分100)
中美貿易關系正處於敏感階段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談中美貿易摩擦
9月,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訪華,向中國提出人民幣匯率浮動的要求;10月,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和商務部長埃文斯先後訪問北京,表示了對中美貿易逆差和公平貿易環境的關注;在10月舉行的APEC高峰會前,美國總統布希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時,也提及了相關問題。
日前,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來華參加了博鰲亞洲論壇,本報記者就中美貿易摩擦對她進行了采訪。她說,有關中美貿易關系的辯論正在美國展開,這意味著過去兩年平靜的美中整體關系正在接近一個敏感階段,而這個階段將會持續到美國周期性經濟復甦之後,持續到明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
巴爾舍夫斯基曾於1997年至2001年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曾是美國的貿易談判首席代表和貿易政策首要制訂者,中美兩國關於中國入世協議即是在她的任期內達成的。中國人對她的印象是「強硬但令人尊敬」。巴爾舍夫斯基現任威凱平國際律師事物所資深合夥人。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她做了「美中經濟關系:挑戰在前」的演講。參會的一位高層人士說,她的演講「刺耳卻十分中肯」,和其他美國官員相比,中國人更喜歡接受她的意見。而她的老對手、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也當場表示,將會把巴爾舍夫斯基的精彩演講稿轉交給中國領導人。
貿易摩擦會動搖中美關系基礎
巴爾舍夫斯基說,在1999年兩國達成中國入世協議和其後一年關於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的辯論之後,到2000年,兩國政府事實上已達成一個新的、相當穩定的共識。這一共識是三個因素的總和:對兩國關系一旦發生根本性問題將產生的後果,兩國政府有清醒的認識;對雙邊貿易及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成功,兩國有強烈的共同利益;在亞洲金融危機、朝核問題、中亞問題等一系列地區性問題上,兩國有共同的立場。在這樣的共識下,兩國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從而帶來了美中關系15年來的第一個持久的平靜階段。但在最近幾個月里,華盛頓對美中關系的爭辯已經再次開始。
巴爾舍夫斯基認為,與20世紀90年代的辯論相比,這些摩擦並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關系的核心,而一直集中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但是,其重要性不應被低估。短期內,這種辯論可能波及到政治領域;長期來看,這一辯論涉及的是處在中美關系中心位置的經濟問題。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美貿易問題頗似當年日美貿易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指責日本只重商業利益,逼日元升值,最終迫使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巴爾舍夫斯基對這兩場辯論做了對比,她說,美日關系的脆弱之處是可以解決的,因為日本是美國的盟國。這一點總會對涉及經濟的國會決定和行政部門的政策,發揮抑制性影響。相比之下,中國和美國不是盟國。雖然兩國在有共同基礎的問題上可以密切合作,但兩國的安全關系頗為復雜,有時候容易波動。在此情況下,經濟對美中兩國關系整體穩定的影響,遠比經濟對美日關系的影響要大得多。
中國已成為了美國國會以及下屆總統競選進行貿易政策辯論的中心議題。一項有7位參議員提出的議案,要求除非中國同意人民幣匯率浮動,否則將對中國商品徵收27.5%的關稅。還有人提議,要取消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另外,也有人要求根據貿易法對中國的貨幣措施進行調查。巴爾舍夫斯基表示,這些提議很少能變成法律,但是立法建議的提出,是國會意見和廣泛的美國社會意見的指示劑,而且是對行政部門施加壓力的一種強有力方法。
上月,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孟克文在北京指出,美國商界已不再像前幾年那樣,普遍支持加強中美雙邊貿易關系。在中小企業的壓力下,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的立場正在和其他傳統上反對與中國深化經貿往來的團體靠攏,而大型企業此時卻又因為不滿中國開放市場的進度而不願為中國說話。「如果國會現在召開一次聽證會,要找一些企業舉證指責中國,很多人會願意出面,但是如果要一些大企業來為中國說話卻不容易,他們現在都袖手旁觀。」
美國加大指責火力的背後
美國抨擊中國的背景是:美國經濟衰退已持續3年。2001年和2002年,美國就業率降低,標志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持續兩年的減弱。如果今年的就業率繼續降低,將是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首次。這些崗位流失的大部分,發生在製造業。美國報紙充斥著關於工廠倒閉、市長憂心重重、白領失業、家庭焦急、貿易競爭以及潛在的經濟長期低迷的報道。
而在這個時候,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讓人驚嘆。從1997年到2002年的5年中,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從620億美元躍至1250億美元,2003年可能會達到1600億美元。按照美國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2002年達到了1030億美元,2003年可能超多過1300億美元。
巴爾舍夫斯基說,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長不僅迅速,而且集中在經濟中最容易注意到的部分,即美國人在當地市場上、在壁櫥里、在廚房和辦公桌上看到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給人的感覺是中國商品鋪天蓋地。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日前對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提出建議,「中國願意進一步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但我們也希望美國減少或者取消對中國出口的限制。」對此,巴爾舍夫斯基表示,美國認為即使開放高技術領域,也解決不了大問題,因為美國計算過,這樣做只能增加3%的對華出口。另外,很多美國政客還擔心中國將高技術產品用於軍事用途,這樣政客們將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們不願為此承擔風險,因為對於他們來講,最高追求就是「重新當選」。
面對記者提出的如何看待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巴爾舍夫斯基表示,「我不認為人民幣浮動匯率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她說,當美國民眾對兩國貿易狀況不滿時,就會找一個最明顯且最容易被攻擊的目標,人民幣匯率就承擔了所有的不滿,這一點,其實很多美國人心裡都清楚。
為中國想對策
巴爾舍夫斯基警告說,如果中國不被視為已認識到全球不平衡所導致的問題,並願意對問題的解決作出貢獻,中國將會被越來越廣泛地認為是造成問題的原因,真正成為美國經濟疲軟的「替罪羊」,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後果,甚至會動搖兩國的戰略關系。
這位美國前貿易代表專門為中國提出了如下化解壓力的建議。首先,全面執行在農業和服務業等領域的WTO承諾。她認為全面履行WTO承諾至關重要,特別是加速執行某些承諾,尤其在服務業領域,是對緩和緊張形勢有助的方法。其次,巴爾舍夫斯基表示,如果能把人民幣和美元在更高的匯率上重新掛鉤,或者採用一個更寬的匯率波動區間,自然會大大減緩壓力。但是,中國必須伴之以銀行業的改革,否則將對中國經濟甚至世界經濟造成傷害。第三,中國可以進一步改革出口退稅政策。
此外,她還提出了一些其他選擇,包括允許外國人更容易購買中國公司的證券,繼續用外匯儲備購買美國長期財政債券,允許中國人攜帶更多的錢到海外,允許公司保留從國際銷售獲得的外匯,鼓勵中國企業對在美國的生產性資產進行投資等。她認為,採取這幾項或其中的一項會創造一種氛圍,即讓美國人看到,中國正在採取合作的態度解決問題。所有這些都有助於緩和這場辯論,有助於確保中國不背上是一個只重商業利益而缺乏責任的經濟強國的名聲。
最後,她認為,中美兩國正處在雙邊關系的敏感點上,雖還不是危機時刻,但困難和麻煩正在不斷增加。
⑵ 中美法律差異
第 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 法規以及本車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飲食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 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燕尾 服起來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 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 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2)中美出版立法擴展閱讀:
法的特徵:法律是一種概括、普遍、嚴謹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國家確認權利和義務的行為規范;法律是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規范。
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法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但統治階級意志本身並不能直接形成為法,由統治階級的國家制定或認可,才能成為法。
法所體現的統治階級意志之所以採取國家形態是為了取得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
一切行為規則、社會規范都具有一定的強制性,但法所具有的強制性是最強的――即不執行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不執行――輕者剝奪權利、重者剝奪生命;國家強制力的物質形態:即一系列的國家執法組織:法院、檢察院、監獄、軍隊、警察等保證實施。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律
⑶ 8月9日的重大事件
公元前48年——格涅烏斯龐培和凱撒之間著名的法薩盧決戰開始。
378年——羅馬帝國軍隊在阿德里安堡戰役中被反叛的西哥特人擊敗,其東部皇 帝瓦倫斯戰死。
681年——保加利亞建國。
1173年——義大利著名的比薩斜塔破土動工。 1615年——法國爆發第二次內戰。
1792年——法國人民推翻君主統治。
1896年——《時務報》在上海發行。
1897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在瑞士蘇黎世召開。
1898年——西班牙接受美國提出的和平條件。
1900年——唐才常「討賊勤王」失敗。
1901年——俄克拉荷馬移民獲得大批印第安人土地。
1919年——中國試製成功第一架水上飛機。 1919年——英國同意確保波斯主權軍隊。
1930年——中國農工民主黨在上海成立。
1931年——土族廢除土司制度。
1936年——沈從文的《邊城》出版。
1938年——晉綏邊區形成。
1942年——英國人逮捕甘地。
1945年——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
1945年——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原子彈。
1945年——蘇聯出兵毀滅性打擊日本關東軍。
1953年——25歲的吳傳玉獲國際青年聯歡節大學生運動會男子100米仰泳冠軍,這是中國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1955年——在北京市郊區青年團員楊華、龐淑英等5人的聯名倡議下,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成立,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大批青年志願者到「北大荒」開發邊疆、建設邊疆的先河。
1958年——毛澤東在視察冀魯豫農村時說還是人民公社好。
1965年——新加坡共和國成立。 1971年——印度與蘇聯簽署《和平友好合作條約》。
1974年——福特就任美國第38任總統。
1975年——T恤衫開始流行。
1978年——中國與利比亞建交。
1984年——中英續開香港問題會談。
1989年——海部俊樹出任日本總理大臣。
1996年——葉利欽總統宣誓就職。
1999年——科技部宣布中國開始設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一獎項個人獎金為500萬元人民幣,其中50萬元屬獲獎者個人所得,450萬元由獲獎者自主選題,用作科學研究經費。
2001年——中國首次利用機器人進行遠程腦外科手術。
2007年——熱帶風暴帕布蝴蝶 福建沿海各地普遍降雨。
2008年——00:05分奧運聖火由李寧正式點燃。
2008年——奧運會首日,中國代表團陳燮霞為祖國爭得了奧運會首金。
2009年——切爾西點球戰勝曼聯,第三次獲得社區盾杯。比分為2:2(4:1)
2010年——美國前臨時參議長特德·史蒂文斯史蒂文斯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史蒂文斯在二戰期間曾作為「飛虎隊」成員來華助戰。在擔任美國聯邦參議員和臨時參議長期間,史蒂文斯也為促進中美立法機構交流和兩國關系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2010年—— 朝鮮向朝韓海上邊界發射百餘發炮彈。
2013年——菲律賓男籃亞錦賽八分之一決賽,中國男籃以78比96慘敗給中華台北男籃,無緣4強,中國男籃一隊自1975年首次參加亞錦賽以來38年的歷史最差戰績。
⑷ 徐向華的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
《地方性法規法律責任的設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的解析》(著作,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課題)
主編,執筆約15萬字,法律出版社2007年2月版
《新時期中國立法反思》 主編,執筆約2萬字, 學林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觀念與行為-憲政意識與普法宣傳教育研究》(著作,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
主編,執筆約10萬字,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6月版
《中國立法關系論》(著作) 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立法學原理》(著作) 副主編,執筆約10萬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2月版
《國家監督論》(著作) 合著,執筆約12萬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論文文章
《倍率式罰款的特定基數與乘數倍率之實證研究》 《中國法學》07年第10期
《踐行教育改革探索 培養一流法律人才》 《解放日報》2007年9月27日第15版
《立法應「宜粗不宜細」嗎》 《解放日報》2007年7月23日第13版
《行政處罰中罰款數額的設定方式- 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規為例》 《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
《執法視角下的法律責任設定-上海市地方性法規法律責任執法情況實證研究》《法學》2006年第12期
《論立法多數決制-一個公共選擇理論的視角》 《法學》2005年第12期
《預演算法律制度》(序)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8月版
《我國法制宣傳教育的重構與創新-以憲政教育為核心》 《上海法學研究》2005年第2期
《我國行政人員依法行政意識培育機制實證研究》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重構依法行政意識的培育機制》 《黨政論壇》2004年第3期
《淺論憲政教育與法治精神的培育》 《上海法治報》2003年12月3日
《論我國立法程序的完善》 《中國法學》2003年第4期
《美國國會的游說及其規制》 《國外社會科學前沿》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
《論立法委託表決》 《法學》2002年第11期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憲法學、行政法學》全文轉載)
《論立法公開表決制度的完善》 《憲治征程》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堅定而理性地推進法治》 《法苑》2002年第4期
《透明度原則和立法記錄的公開》 《上海法治報》2002年1月28日
《論我國立法多數決制度的完善》 《上海人大》2002年第1期
《離婚損害賠償應重視可實現性》 《上海法治報》2001年2月12日
《我國<立法法>的成功和不足》 《法學》2000年第6期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0年第9期全文轉載)
《實質性啟動違憲、違法立法審查和糾正制度》 《上海法治報》2000年6月23日
《立法民主和法制統一的實現》 《上海法治報》2000年6月2日
《推進過程的公開性,保障人民直接參與立法》 《上海法治報》2000年5月19日
《最高權力機關立法許可權明晰化》 《上海法治報》2000年4月28日
《中國立法許可權的法制化》 《上海法治報》2000年4月14日
《論初級階段立法效率和公正價值之間的關系》 《上海人大》1999年第6期
《論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法的效率和公正價值之間的關系》
《民主法制與人大制度》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2月版
《論立法的效率和公正的價值取向》 《華東政法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
《超市防範應有章可循》 《文匯報》1999年1月21日
《論法律和道德的作用關系》 《政治和法律》1997年第5期
《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權力關系》 《中國法學》1997年第4期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1997年第12期全文轉載)
《走切合中國實際的法治之路》 《法制日報》1997年10月25日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1997年第11期全文轉載)
《非行政在編科研機構在法學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政法高教研究》1996年第2—3期合刊
《立法技術研究的新台階》 《政治與法律》1995年第5期
(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出版工作圖書評介》1995年第12期全文轉載)
《論我國期貨市場的理性培育和發展》 《財經研究》1994年第5期
(《新華文摘》總第187期/1994年第7期摘要)
《論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立法》 《法學》1994年第4期
《論我國規范性法律文件條標的增設》 《政治與法律》1994年第4期
《中美法學教育比較有感》 《法學雜志》1994年第2期
《美國期貨市場法律監管的最高權力機關》 《當代法學》1994年第2期
《論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立法觀念轉變》 《司法研究》1994年第2期
《一個致力於消除州際法律沖突的民間實體》 《中國法學》1993年第6期
《修憲-1993年中國熱點》 《留學生雜志》1993年第6期
《哪個再來扮演上帝》 《法制瞭望》1993年第4期
《關於法律附則製作技術的幾個問題》 《中國法學》1993年第3期
《簡論法學教育的市場化走向》 《政法高教研究》1993年第1期
《論美國立法價值及方式的發展》 《華政復校十周年論文集》1992年版
《制衡天平的傾斜:聯邦「優先」立法的急驟膨脹》 《法學》1992年第10期
《也談「超前立法」》 《法學》1991年第5期
《我國地方立法十年評述》 《十年法制論叢》法律出版社1991年8月版
《我國地方立法及其研究十年評述》 《中國法學》1990年第4期
《國家監督的實行方式》 《政治與法律》1990年第4期
《優化地方立法的憲法監督》 《法制日報》1989年2月27日
《試論立法的現代化》 《法制建設》1988年第6期
《為外向型經濟提供法律環境》 《上海法制報》1988年2月29日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憲法和憲法觀》 《法學》1987年第12期
《對提高地方人大常委會議政能力的思考》 《法學》1987年第4期
《論消除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行政痕跡》 《法學》1986年第10期
《對制訂<地方性法規草案和行政規章制定程序的規定>的幾點建議》《法學評論》1986年第6期
《市聯席辦基層組參與化解社會突出矛盾的成效分析和啟示》(未公開發表) 2006年10月
《關於試行「信訪終結制」的專題研究報告》(未公開發表) 2006年8月
⑸ 論中美行政制度的異同
由於中美兩國有著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法律制度,因而兩國有關行政決定執行的概念有很大差異。在中國,行政決定的執行有兩種含義:一種較寬,包括監督;違法行為的調查;對違法行為的處罰以及行政強制執行。另一種較窄,僅指行政強制執行,即政府採取措施迫使不履行義務的相對人履行義務。在美國,行政決定的執行涉及對行政機構規則或命令履行的監督與調查,以及解決履行爭議的非正式裁決或正式的行政與司法程序。
在美國的行政法領域,當履行行政規則或決定有爭議時,行政機構具有最初的執行權。行政執行的法律包括那些被認為是執行前活動的法律──即規范監督行政決定履行,提交表格和報告,檢查和調查,以及和這些活動相聯系的強製程序(傳票)的法律;行政執行的法律也包括行政機構為確保行政規則或決定履行而採用的程序規范──非正式的解決程序和協定,請願程序,在行政機構內進行的聽證和上訴以及行政機構可能給予的制裁;最後,行政執行的法律還包含了規范民事或刑事法庭以及對不履行行政規則或命令而予以司法制裁的法律。在後兩部分行政執行法律中,隱含著一系列的問題,涉及行政機構的執行權在何處終止,法院的執行權從何處開始。在行政執行的許多方面,行政機構的權力與法院的權力有相當程度的交叉。
在中國,行政強制執行的概念通常被定義為:當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不履行行政機關依法所作行政決定中所規定的義務,有關國家機關依法強制其履行義務或達到與履行義務相同的狀態(3)。
與美國的行政執行相比,這一概念較窄,它是法律執行的最後一個階段,而不包含執行的其他階段,如調查、協調和行政處罰等。
中國已經開始依法治國的巨大變革。法律改革的實質內容之一是規范政府,這也是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所在。雖然行政法改革自身有許多內容,並且改革尚處在建立完備的行政程序法和規范行政的其他法律的早期階段,但中國行政法工程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如何建立一種行政秩序來確保行政決定的執行。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行政強制執行體系和機制仍然零散和不完整。對行政執行沒有系統的做法,也沒有統一的國家標准、規則和程序來規范各類行政決定的執行。由於美國的行政法較為發達,並且在行政執行方面行政機構和法院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因此,對中美行政執行制度進行比較,吸收各自的經驗是非常有益的。
(一)中國行政執行概述
中國目前的行政執行制度是在近20年中逐步形成的。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法治觀念的確立以及法律的制定成為改革的中心目標。隨著法治觀念的普及,尤其是法律的不斷制定,行政執行制度和程序的缺乏已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的確,法律不能得到忠實的執行已成為中國法治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
目前,行政執行,尤其是行政強制執行狀況可歸納如下:
1.行政決定的執行
一般來說,在中國行政決定的執行包含三個階段:行政監督、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執行。行政執行的第一階段是行政監督。在這一階段,行政機關對受規范的相對人的活動進行一般檢查。如果行政機關從有關的信息中得知某相對人違法,將進行具體的調查。如果調查結果顯示違法確實發生,則進入行政處罰階段。(4)行政處罰的主要目的在於對違法的當事人予以制裁。行政處罰既可以制裁違法者,也可以遏制違法。行政執行的最後階段是行政強制執行,目標在於確保法定義務的完全履行。與行政處罰相比,行政強制執行主要關注法定義務的履行,而不是對違法者予以制裁。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行政強制執行通常是行政執行的最後階段,但有時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處罰也可同時進行。
2.行政強制執行立法
在中國,目前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法律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單行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這部分規定比較具體,並直接服務於實際需要。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37條的規定。(5)另一部分行政強制執行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6)《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有關規定,這些規定比較抽象,可適用於一般需要,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6條的規定(7)。總的來說,雖然法律規定了行政強制執行,但已有的規定並沒有達到改革的目標。有些規定非常原則,難於執行。此外,一些重要的問題沒有包含在現行的規定中,如現行法律沒有具體規定行政強制執行的程序。
3.行政強制執行的中國模式
概括地說,中國的行政強制執行模式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原則,以行政機關依法強制執行為補充」(8)。因此,人民法院是行政強制執行的主要主體,大多數行政強制執行權被賦予人民法院,一小部分被賦予行政機關。在實踐中,這一模式運作不理想,尚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人民法院進行強制執行的范圍和程序不明確,行政強制執行的手段不充分,人民法院對行政強制執行的任務缺乏充分的認識和准備(9)。
4.行政強制執行的案件情況
近年來,中國的行政強制執行案件迅速增長,尤其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統計數據指出,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數已超過當年相對人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數。人民法院面臨許多壓力,行政機關也常常為其行政決定得不到法院的及時執行而頭疼。
5.中國行政強制執行面臨的問題
目前,中國正在著手建立一套完備的行政強制執行制度。對中國來說,行政強制執行機制應建立在公正和效率的基礎上,並努力在公正和效率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點。
為此,以下幾個問題必須予以考慮:第一,哪些國家機關有權設定行政強制執行?第二,哪些國家機關可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第三,行政執行包含哪些內容?第四,行政強制執行應當遵循哪些程序?(10)
(二)美國行政執行概述
對美國行政執行的簡短概述需要從美國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徵開始。首先,美國的體制是聯邦制。這里我們將主要描述聯邦政府的行政執行原理。同時要理解的是除了聯邦政府的行政執行制度外,50個州以及許多地方政府各有自己的行政執行制度。美國聯邦憲法的最高效力條款(11)使得在聯邦、州以及地方的行政執行規則相沖突時,聯邦法律具有最高效力,並且國家立法機關可以並經常就某些行政領域制定統一的行政執行要求。然而,通常是各州和比較大的地方政府建立他的自己的行政執行制度,作為聯邦行政執行的補充。此外,在某些行政領域,尤其是在健康和安全領域,行政執行權為聯邦和州政府所共享。最後,有一些行政領域,如土地使用規則,其執行責任完全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擔。
第二,權力分離原則使得聯邦政府的行政執行機制在許多方面不同於大多數國家,包括大陸法系國家。與議會制以及世界其他的憲政模式不同,美國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在行政執行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美國,政府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實踐上都區別於總統。總統除了任命國會所設置的機構的官員以及要求這些官員以書面形式匯報在其責任范圍內的事務外,行政行為的法律責任不受總統的直接影響。[10]相反,總統被賦予行政權並「負責」法律的「忠實履行」(12)。雖然行政官員,包括總統在內,在行政管理中有相當的影響,但權力分立確保行政機構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總統的意願。同時,一系列的外部控制可以確保行政機構自身不侵犯三權分立原則。由於行政機構經常同時具有國家政府的三種職能──制定規則;執行規則;裁決有關這些規則的爭議──因此,要使行政機構在制定和執行規則時遵循有關的法律規定,以及有對行政機構決定可進行司法復審的機制的存在以提供法律控制,從而保證三權分立原則不被侵犯。
從某種程度上說,行政執行是政府的基本使命。影響公民行為的政府權力很大程度來源於政府可以採取強制措施,以確保政府規則的履行。因此,在實質上,政府的每一項職能都包含了行政執行。行政執行的手段包括罰款、監禁、禁止令、中止和終結令、福利的中止和許可的撤銷等。行政執行的方法和程序有相當的差別,例如,取決於所履行的刑事職能,福利的管理,許可或規范項目。
因此,行政執行的內容隨著政府職能的不同而變化。由於美國行政執行的原型被稱為「命令和控制」規則,並且這一模式典型包含了美國行政執行的許多共同特徵,因此,本文將用命令與控制項目模式作為行政執行的一個範例。
在美國,行政執行活動傳統上被認為包含監督和調查階段,以及對違法的指控。因此,行政執行包含了要求提交報告和審計,監督、檢查和搜查,以及採取措施指控、制裁違法者和對行政執行決定進行司法復審。一般來說,行政執行是由制定被執行的規則和決定的行政機構來發動,而不是由專門的執行機構或法院來發動。此外,行政機構發動執行正日益被這樣一種趨勢取代,即在沒有司法官員干預的情況下,由行政機構和當事人談判,協商解決條款和條件,以保證行政規則和決定的執行。
在執行前,行政機構通常有幾種執行選擇。最基本的問題是行政機構要決定是否執行它自己的規則和決定。通常,行政機構被賦予自由裁量權來決定是否執行。僅在極少的情況下,如果行政機構放棄執行它的規則或命令,則當事人以外的人可以依法通過法院要求行政執行。因此,行政執行的決定要仔細考慮。一旦一個行政機構決定採取行政執行,可有幾種選擇,包括是否發動行政機構自己的行政執行程序,或通過法院的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來尋求執行。此外,行政機構還有權同時發動行政機構的執行程序和司法執行程序,(13)如果在行政機構執行的同時發動訴訟,那麼這種訴訟很可能是一個刑事指控。這是因為民事訴訟所能提供的救濟很可能相同或類似於行政機構執行自身提供的補救。行政機構可以制定政策來決定執行的選擇,例如建議哪種選擇──行政機構自己的執行,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適合於哪些具體的情況。
一個典型的行政機構自執行案要經過三個左右的執行階段。第一,行政機構將收集信息,了解違反行政規則或決定的行為是否發生。這些信息可能來自於當事人自動提交的表格或報告,或通過自我監督程序,或可能是行政機構檢查的結果。第二,如果發現違法,行政機構將把案件帶入執行階段。這一階段涉及聽證前的程序,包括雙方交換意見和材料以及聽證前的解決會議。最後,如果違法者沒有解決它與行政機構的爭議,某些正式的行政
裁決程序將會啟動,接著可能是行政機構執行決定的司法復審。這樣,行政執行情況的巨大差異以及違法程度的不同趨向使行政機構的執行程序成為一種公開的和相對的不正式的程序,這種程序鼓勵爭議雙方盡力採取非正式協調解決問題。如果不履行爭議協調解決不成,正式執行程序將會啟動。受影響當事人經過的執行階段越多,正式程序或辯論性程序啟動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美國行政執行初始階段,涉及信息的獲取,即行政機構的規則和決定是否得到履行。由於沒有這些信息,行政機構無法完成它的任務,因此賦予了行政機構一系列收集信息的手段。廣泛地說,行政機構可以通過行政檢查、搜查、扣押、傳票和提交表格和報告來獲取信息。在整體上,行政執行的調查階段沒有為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所覆蓋,(14)但可以為其他法律授權。因此,調查權並不包含在行政機構的一般權力之中。調查權一被授予,調查的安排和手段通常適用於非正式的和簡易程序。
在美國,雖然檢查是行政機構最廣泛可見的調查手段,它也可能在沒有聽證的情況下,作為行政機構原始決定的基礎。例如,農產品可以根據檢查人員對有關產品的檢查而進行分等和分類。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認可這類程序,在這類程序中,行政機構的決定僅建立在檢查的基礎上,而排除通常的裁決式聽證的要求。(15)
為執行目的而進行的檢查或搜查必須由法律授權,行政機構通常可獲得這種授權。在調查階段中,調查手段的運用既可作為發現不履行行政規則和決定行為的手段,又可確保當事人的履行。尤其當檢查被用來決定當事人不履行行政規則或決定時,美國憲法(16)要求行政機構在進入受規范的公司進行檢查前,要事先得到司法批准。雖然最高法院最初認為憲法第4條修正案不適用於行政搜查,因為這種搜查的目的不是為了發現刑事犯罪活動,(17)但是後來法院改變了觀點,認為第4條修正案和它的搜查令要求應用於居所和商業場所行政搜查。(18)然而,與刑法執行中要求在簽發搜查證以前要有個人違法嫌疑相反,法院決定可以因為中立的原因而簽發行政搜查令,例如,自上次檢查以來隔一段時期的再檢查,或者是隨機檢查(19)。
在本世紀70年代,法院也開始認可對普通規范的企業的行政搜查,行政搜查令是不必需的。雖然關於什麼樣的工業可以被定性為受「普通」地、「程度較高」地、「密切」地規范尚有爭議,但許多長期被規范的工業,如酒精、鞭炮,以及近代服從於全面規范的工業均受制於這一規則,(20)在這種情況下,法院要求檢查或搜查要服務於重要的政府利益,並且要依法在搜查前通知受影響的當事人。(21)這樣,檢查的可預先性取代了搜查令。
通常,行政機構也被授權來要求選民提供表格和報告。這樣,行政機構可以依法或依據依法所制定的規則來要求在其管轄范圍內的當事人定期提交報告,或保持紀錄並在行政機構要求時提供。一般來說,如果受影響的當事人不能提供這種報告或表格,他會受到罰款或其他制裁。唯有當在報告中所要獲取的信息專用於對當事人的刑事指控時,美國憲法認可不提交該類報告是一種特權。(22)但聯邦行政機構在採用要求報告手段前,必須尋求總統行政與預算辦公室的批准。根據1980年的《公文減輕法》,(23)行政與預算辦公室被授權或者要求尋求報告的行政機構與其他行政機構協調其報告要求,或者認為行政機構的提議「對行政機構職能的履行,包括該信息是否有實踐功用是不必要的。」(24)
在調查中,行政機構通常可以採用強製程序,或傳票來支持一個在行政聽證過程中的調查。傳票或者要求當事人出庭作證;或者提交材料,一般為書面材料。在某些情況下,受影響的當事人可能有動力來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例如當申請許可或其他政府福利時,當事人必須提供信息以作為獲得許可或福利的條件。然而,如果當事人拒絕服從調查傳票,行政機構通常要求尋求司法執行。法院會維持行政機構依法定授權所採取的行為。法院也會決定調查的主體與法定目的是否相關,行政機構的要求是否太模糊或麻煩,以及要求提供的信息是否受法律保護。(25)由於受影響的當事人可以對法院執行行政機構傳票的決定提起上訴,這種類型的司法程序可能會延遲正在進行的行政機構的執行。
最後,自我監督和自我審計也給行政機構提供了履行其決定的有關情況。從受規范公司的角度來看,自我審計對公司有益。對公司來說,對行政規則履行的自我監督比面對或保護自己免受行政或司法執行的代價要低。同時,自我監督可使受規范的公司來預測其是否達到了它所受制的規范項目的目標。免於行政機構執行的最好保障是避免違法。只要公司對其守法情況了如指掌,做到這一點並不難。為了有效地自我監督,受規范的公司必須有一套機制來建立和保持常規記錄或者對行政規則的履行情況進行復審。此外,公司必須訓練有關人員來負責監督履行。最後,一個成功的自我審計政策應該包括如何改正在審計中發現的錯誤的有關規定。
二、中美行政執行觀點比較考定
雖然獨立委員會,以及行政機構,必須服從公文減輕法,但是如果委員會採用公開投票的方式,他可以對行政和預算管理局的不批准行為表示反對。
在簡單回顧了兩國的行政執行制度與現狀後,下面將從幾個方面來比較中美行政執行的經驗,以服務於中國的改革需要。
(一)哪些國家機關有權設定行政強制執行?
在美國,具體的行政機構設置法通常規定了行政執行的內容和手段。聯邦行政程序法沒有直接涉及執行問題,但規定「除非法律授權,行政機構不得簽發、制定調查命令,並予以執行。」(26)這樣,在美國,與執行程序和制裁一樣,調查必須有法律授權。聯邦行政程序法沒有規定行政執行權。這種狀況的形成很大程度是源於行政執行活動比較寬泛,在不同情況下,所要求的執行政策、策略和手段不同,此外,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新的行政執行制度是在本世紀70年代後在大多數規范項目中實質確立的,遠在聯邦行政程序法頒布之後。
此外在美國,實際的行政執行體制可能是立法與行政機構規則相結合的產物。通常,行政機構)設置法只廣泛設定行政機構執行的長遠目標和具體目標,而具體執行的內容及程序則由行政機構來制定。
在中國,目前法律沒有規定哪些國家機關可以設定行政強制執行。一種較流行的觀點認為行政強制執行應由法律設定,特別情況除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不得設定行政強制執行。同樣按照這一觀點,部委規章和省、自治區及直轄市政府規章也不得設定行政強制執行。(27)這種觀點的基礎是行政強制執行是法律執行的最後階段,其潛在的制裁十分嚴厲。行政強制執行可能會導致對相對人的傷害,因此,行政強制執行的規定需慎重考慮。
毫無疑問,這一觀點有其合理性。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設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權力也應賦予地方當局。由於地方性法規覆蓋大量地方事務,地方當局同樣需要強制執行。在這一方面,美國的經驗值得借鑒。此外,無論行政強制執行權如何分配,行政法規應當經法律授權後才能制定行政強制執行的手段和程序。
將美國與中國行政強制執行的設定加以比較,可以看出以下區別:第一,在美國存在兩套設置系統,聯邦和州都可以設置行政強制執行,這是由美國的聯邦體制所決定的。而在中國,僅存在統一的設置體系。第二,在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立法中設定行政強制執行,但在中國,僅中央和省一級地方政府有權設定行政強制執行,而且主要屬於中央政府。第三,在美國,行政強制執行的設定權被賦予各級立法機關。除非法律授權,行政機構不得自行強制執行,而在中國,除法律設定強制執行外,行政法規也在設定行政強制執行。
(二)哪些國家機關實施行政執行?
在美國,行政機構決定的執行首先是行政機構的責任。根據行政機構設置法,行政機構可以有幾種執行選擇,包括在法院發動民事或刑事程序。然而,行政執行的決定最初由行政機構官員作出,而不是由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員作出。
關於實施行政執行的主體制度,中國和美國在某些方面相同,而在另一些方面不同。相同的是行政機構和法院都有權力來執行行政決定,並且行政機構有多種執行選擇。其區別在於,首先,在美國,行政機構可以發動行政程序來實施行政執行,但當當事人不服從行政機構的執行命令時,行政機構無權強迫當事人服從。相反,行政機構必須起訴和尋求司法執行。法院是強制執行的最後主體。但在中國,雖然法院在大多數情況下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有些行政機關也可依法進行最後的強制執行。其次,在美國,法院參與行政執行的程度較高,尤其是強制執行。在中國,法院僅參與行政執行的最後階段。
目前,中國正在研究如何完善行政執行的主體制度。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宜由法院負責強制執行。這種觀點著眼於對行政機關的控制和保護當事人的權益。第二種觀點主張行政強制執行權宜授予行政機關。在中國,這一觀點,比較盛行,因為這一模式
可使得行政機關有效地進行行政強制執行,並可以減輕法院的負擔。第三種觀點建議維持目前的執行主體體制,但行政強制執行權應當在行政機關和法院之間合理配置。根據美國的經驗,法院應該成為行政強制執行的最後主體,但行政機關應該被賦予更多的執行選擇,法院的行政強制執行程序應更好地設置。
(三)行政執行的內容
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的行政機構可以從一系列的執行手段中進行選擇。取決於不同的行政機構,他們可以選擇幾種形式的制裁──行政命令(像中止或終結違法行為的命令,或暫停從事違法行為的受規范公司的許可證或營業執照),行政罰款或其他制裁,以及個別協調解決。此外,行政機構通常可以在法院尋求民事救濟,包括禁止令,也包括罰金和其他制裁,行政機構也可以進行刑事指控。
一旦行政機構對當事人課以執行制裁,按行政機構決定司法復審的一般理論和術語,當事人也可以申請對該執行決定進行司法復審。具體地說,行政機構的執行決定可能會基於行政機構對事實的錯誤理解、對法律的誤用、以及對其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如罰款的數量)而受到挑戰。
在中國,行政機關在行政執行階段也有幾種選擇,如給予行政處罰、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或依法直接強制執行。有許多具體的行政強制手段為法律、或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所確立,如強制扣繳。(28)這些強制手段可以分成兩類:間接強制手段和直接強制手段。間接強制手段包括代履行和滯納金等,而直接強制手段包括一系列的直接強制方法,像行政強制拘留。和美國一樣,對所有的行政強制執行決定均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在行政執行的手段上,中美兩國有著重大的區別。在美國,行政機構可以尋求民事救濟或刑事指控,也可以啟動行政機構的執行程序。而在中國,行政機關主要依賴於行政程序,如果在行政程序後當事人仍不履行他們的義務,行政機關可以要求法院強制執行或依法自己強制執行。這里不存在民事救濟。此外,除非在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刑事指控也不常用於行政強制執行。
(四)應遵循什麼樣的程序?
在美國,許多聯邦行政機構制定了他們自己的內部規則和程序來指導行政執行。這類規則和程序主要涉及行政執行的非正式階段,例如要求當事人提交的表格和報告,或涉及爭議的協調解決。這類內部機構規則不需服從美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的規則制定要求。然而,這類規則一旦被制定,行政機構必須遵循,直到它被改變。
如果一個執行爭議不能被解決,一個正式的裁決式的聽證程序可能被要求。根據機構設置法的語言而定。如果是一個有記錄的聽證要求,(29)則要適用聯邦行政程序法的正式聽證條款,以及為行政機構設置法所規定的條款。根據相同的行政機構決定司法復審的觀點和標准,可以對行政機構的執行決定提起司法復審。(30)
在中國,行政強制執行的程序很不完善。有關行政強制執行的程序分散規定在不同的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中。但是這些規定既不完整也不具體。因此行政機關在行政執行程序方面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至於法院的行政執行程序,法律規定比較含糊。關於法院是否要對行政強制執行決定進行實質性審查的爭論至今沒有解決。在一定意義上,法院在執行程序方面也有相當的自由裁量權。
關於行政執行程序,中美兩國也有許多差異:第一,在美國,民事和刑事司法程序可作為行政執行的選擇,取決於行政機構的權力。此外,如果行政機構申請法院執行其行政執行的命令,法院通常應用相對簡單的程序。在中國,法院行政強制執行的程序比較特殊,不適用民事訴訟程序。第二,美國在行政執行中協商解決的程序選擇非常特殊,這一程序可用比較小的代價解決執行問題。而在中國沒有這類執行程序。
三、美國行政執行的實例:環境保護法的執行
(一)引言
任何規范項目執行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確保被規范者的自覺履行。由於減輕污染的經濟代價很大,所以許多污染者有很大的動力來避免,至少是延遲「受到清算的日子」,也就是他們必須服從需適用的污染控制要求的那一天。因此,美國聯邦環境法包含了非常有力的執行條款,由美國聯邦環保總署負責執行。
美國聯邦環保總署對環境法的執行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環保總署必須收集證據,決定違法是否發生。在第二階段:環保總署必須決定採取執行行為。如果採取行動,它將決定運用哪一種執行手段。由於執行費時而且費用昂貴,因此,聯邦環保總署裝備了一個執行的「武器庫」(多種執行手段)。這些「武器」的有效使用要求環保總署在每一個案件中要根據具體的情況選擇最好的執行手段(包括決定不採用任何執行手段)。
(二)調查違法
決定被規范的企業是否守法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通常工業設施要服從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對污染物排放的限定。如果被規范的主體數量大而且有很大差異,那麼對這些主體是否服從這些限定的監督和測量可能會非常困難。面對這些困難,有效的環境執行主要依賴於自我監督和自我報告,即把它作為一種發現違法的手段。因此,現行大量的環境法授權聯邦環保總署要求受規范者承擔監督、保持記錄和報告的義務,由於依賴於受規范者自我報告其違法有明顯的缺陷,因此,法律通常也授權環保總署進行實地檢查和簽發提供信息的傳票。從技術上說,這種強制獲得信息的手段是在沒有法院介入的情況下採取的。受規范的企業認為:從長遠來看,服從環保總署提供信息的要求,與其保持一種和諧的工作關系對企業有益。因此,環保總署的大多數檢查都是提前安排,以保證企業的關鍵人員到場,環保總署要求的信息很少或不會受到抵制。在那些可能最終導致刑事制裁的案件中,這些自願的安排將為環保總署或聯邦調查所取代。這些檢查將根據有關的搜查令進行,並且這種訴訟程序要由司法部提起,大陪審團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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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中美兩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比較,有什麼不同
中美兩國的外觀設計法都具有「不獨立性」,即沒有單獨立法,而只是專利法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兩國的法制傳統、司法理念和歷史背景不同,兩國外觀設計專利制度也有很多區別。中國對外觀設計的有關規定見於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專利審查指南》;美國對於工業品外觀設計的保護,主要規定在專利法中,在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審查指南中也有所涉及。
中國專利法第一章第二條規定:「外觀設計,是指對產品的形狀、圖案或者其結合以及色彩與形狀、圖案的結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並適於工業應用的新設計。」《美國專利法》第171條規定:就產品而發明的任何新的、原創性的和裝飾性的外觀設計,其發明者可依據本法的規定和要求獲得專利。
兩國法律中外觀設計的定義均針對產品,但是何謂產品,兩國的解釋是不同的。中國專利法第一章第二條所說的外觀設計產品是指一個不能分割的、完整的產品,該產品的各個組成部分不能單獨出售或使用;
而在美國,盡管法條上使用了「產品」的字眼,但是《美國專利法》第171條只是要求「任何新的、原創性的和裝飾性的外觀設計」須使用於特定的產品上,但並未規定該外觀設計必須為完整的產品。具體而言,美國外觀設計所保護的是對工業品所作的裝飾性的設計,而非工業品本身。
中美外觀設計專利保護范圍的不同在於:在美國可以申請「部分外觀設計」,但是保護時,其一定會延伸到某些具體的完整的產品上;而在中國,申請保護的和授權之後受到保護的外觀設計都涉及一個完整的產品。
中美兩國外觀設計專利審查的本質區別在於美國外觀設計專利申請需要進行實質審查,而中國外觀設計專利申請僅進行初審。因此,美國外觀設計專利的質量和穩定性要高於中國外觀設計專利,但中國外觀設計的審查周期相對較短。
⑺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現狀
中美知識產權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知識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立法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知識產權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的貢獻上。
但中國正在飛速發展,科技創新能力與日俱增,中國目前已經成為第三大經濟體,中美之間的競爭,將最終體現在知識產權實力的競爭上,中美之間的知識產權爭端將是常態的,是一場沒有休止的、沒有硝煙的戰爭。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正在從傳統的雙邊走向雙邊和多邊共用。
中美知識產權爭端最早發生20世紀80年代末。1988年4月,美國通過《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利的國家,將被美國列入「觀察國家」或「重點觀察國家名單」,一般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將遭到美國的貿易報復,這就是美國的301條款。美國利用301條款,自1989年至2005年,六次將中國列入「觀察國家」或「重點觀察國家名單」,三次公布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將雙方拉到貿易戰的邊緣。
美國同時利用《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的337條款,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實施出口禁止,近幾年每年都有數十起案件發生,2008年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件達十幾起,案件增長幅度非常大,中國每年因此出口減少幾百億美元。
337條款已成為美國重要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制度壁壘,美國的337條款嚴重違反了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
中美之間雙邊知識產權爭端的解決方式,還體現在美國利用多層次的雙邊對話機制,對中國施加壓力。可以說2005年以前,中國在中美知識產權爭端中,一貫處於應付和被動的地位,並且雙方爭端的解決都是雙邊的。
但自2005年後,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執法環境方面,都有了極大改進,而且逐步從一貫的被動中,逐步表現出主動出擊和應戰勢頭,2008年4月通過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正在走向知識產權立國的里程碑。
近年來,中國積極實施保護知識產權年度行動計劃,進一步完善了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積極為權利人提供服務,努力推進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宣傳教育,這些手段和措施,都將使中國在知識產權爭端中由被動變主動,美國的雙邊手段不再那麼有效,美國也不能再那麼強盜和蠻橫,只能聯合其他國家利用WTO爭端解決機構,來解決中美知識產權爭端。
⑻ 求中美建交的歷史事件!
建交三原則:
斷交。美國和台灣必須斷交,只能是民間的交往。
廢約。美國和台灣廢除1954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
撤軍。美國必須撤出在台灣的駐軍。
上海公報 <中美聯合公報> 1972年2月28日
公報雙方准備建立正常外交關系,雙方同意一個中國原則。提出建交原則。准備恢復雙邊貿易關系。
建交公報 1979年12月16日
雙方建交
八一七公報
1978年12月16日建交公報。隨後1979年1月26日提出美台關系立法調整法案,3月底通過,就是《與台灣關系法》。
由此,中美就出口台灣武器問題展開長期會談。81年裡根政府上台正式准備出售台灣武器。81年10月坎昆南北會談,隨後82年8月17日817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重申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中雙方一致同意原則,1979年1月1日中國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爭取和平統一中國。美國重申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之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
但八一七公報通過後2天美國政府決定延長F-5E的生產線,並向台灣出售60架F-5E,83年又出售60架F-104。
87年眾議院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侵犯人權》兩項修正案。
⑼ 中美正式建交是在1978.7.1還是1979.1.1
歷史的轉折——中美正式建交
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之後,由於各種原因,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道路並不平坦。直到1978年5月,卡特政府才最後下決心實現對華關系正常化。
1977年初,美國總統卡特執政後,曾於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分別派國務卿萬斯和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就中美關系正常化進行磋商。萬斯訪華時,美國政府尚未對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下最後決心。布熱津斯基訪華時,卡特政府已決定先與中國建交,再以優勢地位與蘇聯談判,謀求遏制蘇聯的擴張勢頭,增強美國在全球的戰略地位。布熱津斯基訪華時表示,卡特總統已下了決心,在第一屆任期結束前,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還表示美國願意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則,即美國同台灣當局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台灣撤出美國軍隊,但希望在美方作出期待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的表示時,不會明顯地遭到中國的反駁。布熱津斯基宣布美國已授權其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
中國方面對布熱津斯基帶來的信息作出了積極的反應。雙方於1978年7月初在北京開始建交談判。台灣問題是談判的關鍵問題,美國方面同意按照中方要求,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雙方還同意,關於美國授台武器問題,在建交之後繼續談。
經過近半年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下述協議:一、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布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三、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
在這些協議的基礎上,雙方於1978年12月16日晚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宣布兩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系,從而結束了長達3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這是兩國關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中美關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但是在這次談判中,有些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美國希望中國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則強調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後雙方就此各自發表一個聲明。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表明,盡管中美達成建交協議,美國卻沒有完全放棄它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1979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就簽署了由美國國會眾、參兩院通過的《與台灣關系法》,這是違反中美兩國建交公報原則、干涉中國內政的立法,給中美兩國隨後在兩國關系和台灣問題上留下了隱患。
⑽ 中美是怎麼解決地區法和州際法沖突的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為實現我國「一國兩制」的構想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依此構想,港澳回歸,台灣與大陸統一後,中國將出現「一國兩制四法」的格局。 在此格局下的區際法律沖突將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點,因此解決我國的區際法律沖突不能照搬外國解決國內區際法律沖突的做法。但是在我國無現存歷史經驗的 情況下,如果我們能借鑒外國的作法,將對順利解決我國的這一日益突出和迫切的區際法律沖突問題大有裨益。
(一)解決州際法律沖突的途徑
從沖突法途徑上看,美國採用的方式主要是:不對區際私法和國際私法作嚴格區別,各州法院解決州際法律沖突與解決國際法律沖突的規范基本相同。當然在解決 州際法律沖突時,憲法中的一些限制性條款是必須遵守的,但是美國沖突法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其基本規則同時適用於州際法律沖突和國際法律沖突兩個方面。正如 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所指出的,在通常情況下本重述所確定的各項原則,適用於含有多國因素的國際私法案件,也適用於國內各州間沖突的案件。
(二)對州際沖突法的憲法性限制
正如上文所述,美國對州際法律沖突主要由各州依各自州際沖突法以解決國際法律沖突基本相同的規則解決,但為了保證其國內民商事交往正常有序地進行,美國對區際沖突法的憲法性限制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以下規則:
1.充分誠意與信任《美國聯邦憲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各州對於他州的公共法令、記錄和司法程序,應予充分誠意和信任。該條款要求各州對於別州法院作出 的判決,不再對其實質問題進行審查,而應視為有效判決,只要法院有管轄權,其判決也應享有充分信任,從而得到承認。這一規定保證了一州的有效判決能在全國 任何地方得到承認和執行。
2.各州公民間平等待遇《美國聯邦憲法》第4條第2款規定,每一州的公民得享受各州公民的特權和豁免。「各州對於該州轄區內的任何人,皆不得拒絕給予法律上的平等保護。這一規定為各州公民間的平等待遇提供了憲法保證。
3.正當法律程序《美國聯邦憲法》第14修正案規定,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權或豁免的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程序前,使任何人喪失 其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程序要求「基本公平」,如果在法院地與當事人或訴之間不存在合理聯系,適用法院地法律將不是基本公平的,因為這種結果不是當事人 所預見和期望的。該條款對法律選擇起著主要的限製作用,但這種作用只是被動性作用,而非主動性作用。它並不要求某州必須適用某種法律,僅要求它不得選擇一 個與案件無重大聯系的轄區的法律,以達公平和實質公正的作用。
(三)管轄權劃分規范
(一)解決州際法律沖突的途徑
從沖突法途徑上看,美國採用的方式主要是:不對區際私法和國際私法作嚴格區別,各州法院解決州際法律沖突與解決國際法律沖突的規范基本相同。當然在解決 州際法律沖突時,憲法中的一些限制性條款是必須遵守的,但是美國沖突法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其基本規則同時適用於州際法律沖突和國際法律沖突兩個方面。正如 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所指出的,在通常情況下本重述所確定的各項原則,適用於含有多國因素的國際私法案件,也適用於國內各州間沖突的案件。
從統一實體法途徑上看,美國採用聯邦立法機關制定某方面的統一實體法,由各州採用,或由名州分別採用相類似的實體法,兩種方式相結合的辦法來解決其州際 法律沖突。就前者而言,從19世紀開始,美國聯邦立法成為其法律統一的重要途徑,如1877年的 《州際商法》、1890年的《謝爾曼法》都是聯邦機構制定的在全美實施的法律。時至今日,聯邦機構發布的法律及規則仍是美國法律統一的主要源泉之一。但是 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美國憲法明確規定了聯邦的立法許可權范圍。凡未列明的剩餘權力歸屬各州,而大部分私法性質的法律屬於州的立法管轄范圍,因此僅靠聯邦立 法機關制定統一實體法是遠不能解決州際法律沖突的。為解決這一問題,美國更加經常、廣泛地採用後一種統一的方式,即在一些官方、半官方或民間組織提供的不 具有法律效力的「示範法」基礎上,各州立法機關採用相同或類似的實體法,從而求得法律的統一。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是很突出的,而其中全國統一州法專員會 議,美國法學會、美國律師學會等專業性組織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已被廣泛採用《統一商法典》等文本都屬於這些組織提供的「示範法」。這種方式無疑加快了美 國法制統一的進程,擴大了法制統一的范圍,推動了其區際法律沖突的解決。
(二)對州際沖突法的憲法性限制
正如上文所述,美國對州際法律沖突主要由各州依各自州際沖突法以解決國際法律沖突基本相同的規則解決,但為了保證其國內民商事交往正常有序地進行,美國對區際沖突法的憲法性限制也是十分突出的,主要有以下規則:
1.充分誠意與信任《美國聯邦憲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各州對於他州的公共法令、記錄和司法程序,應予充分誠意和信任。該條款要求各州對於別州法院作出 的判決,不再對其實質問題進行審查,而應視為有效判決,只要法院有管轄權,其判決也應享有充分信任,從而得到承認。這一規定保證了一州的有效判決能在全國 任何地方得到承認和執行。
2.各州公民間平等待遇《美國聯邦憲法》第4條第2款規定,每一州的公民得享受各州公民的特權和豁免。「各州對於該州轄區內的任何人,皆不得拒絕給予法律上的平等保護。這一規定為各州公民間的平等待遇提供了憲法保證。
3.正當法律程序《美國聯邦憲法》第14修正案規定,無論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剝奪合眾國公民之特權或豁免的法律,亦不得未經正當程序前,使任何人喪失 其生命、自由或財產。正當程序要求「基本公平」,如果在法院地與當事人或訴之間不存在合理聯系,適用法院地法律將不是基本公平的,因為這種結果不是當事人 所預見和期望的。該條款對法律選擇起著主要的限製作用,但這種作用只是被動性作用,而非主動性作用。它並不要求某州必須適用某種法律,僅要求它不得選擇一 個與案件無重大聯系的轄區的法律,以達公平和實質公正的作用。
(三)管轄權劃分規范
美國的區域法律制度是一種典型的憲法模 式,即各州的權利、法律地位及它們之間和它們與聯邦之間的關系,由憲法明確加以規定。美國聯邦憲法第10條修正案規定,本憲法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 的權力,皆得由各州或人民保存之。聯邦憲法對立法管轄權及司法管轄權都作了比較明確的劃分。對於前者,聯邦憲法第1條第8項規定,除破產法、海事、專利及 版權等事項外,其他私法事務屬於各州立法管轄范圍。這決定了美國各州的沖突法中不可能有關於上述屬於美國各州對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轄權,美國憲法依聯邦事項 和各州事項標准加以區分。屬於聯邦事項的主要有:(1)聯邦法律問題。美國聯邦憲法第3條第1款規定的關於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案件。基於憲法、合眾國法律及 根據合眾國權力締結與將締結之條約所發生的案件都屬於此類。(2)以聯邦或州為訴訟一方的案件。美國規定凡以州為當事人的案件或州和聯邦政府間的訴訟,最 高法院享有原始管轄權。(3)不同州的民間訴訟。
關於管轄權劃分規范,尤其是立法管轄規范,是否屬於區際沖突法的范圍,雖然目前尚無定論, 但不能否認,管轄權規范,尤其是立法管轄權規范,不僅影響著區際法律沖突的產生,而且限定區際沖突法的內容範圍,美國的許多案件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可以 說管轄權規范是消除或部分消除區際法律沖突或區際沖突法的一種法律手段,所以實有討論的必要。
(四)州際沖突法中沖突規范的適用
1.屬人法連結點的確定 美國無論對州際法律沖突還是國際法律沖突均以住所為確定屬人法的連結點。實踐證明,對美國這樣一個人口遷徙和定居自由比較大的多法域國家,以往所來確定屬人法是方便可行的。 結束語
我國的區際法律沖突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復合法域國家的區際法律沖突沒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能否及時、適當地解決各法域間的法律沖突已成為實現 「一國兩制」構想、完成統一大業的一個關鍵而迫切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對處於當今沖突法發展中心的美國的有關立法及實踐經驗認真加以研究,並結合我國實際情 況加以揚棄,無疑將大大加快我國解決區際法律沖突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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