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立法使用

㈠ 什麼是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的開山祖師邊沁對功利原理的表述是這樣的:「功利邏輯在於在一切判斷過程中都堅定地從痛苦和快樂的計算或比較出發,以及不允許任何其他觀念的干擾。」（邊沁:《立法理論》）。也就是說，這種原則可以進一步表述為，我們行為選擇的判斷點在於行為之前對此行為將會引起的效果的計算：如果完成此行為將會引起的效果是快樂大於痛苦，則應當去做；如果完成此行為將會引起的效果是痛苦大於快樂，則不應當去做。「一方面在計算一切快樂的總值，另一方面在計算一切痛苦的總值。如果在快樂方面有結余，這種結余就會給行為帶來好的趨向，……如果在痛苦方面有結余，這就會帶來壞的趨向。」 但是我們要著手實行這種計算時卻總是發現真正要遵循這一條原則恰恰是極難的，因為我們恰恰是不能真正地找到實在的效果本身的。我們所預見的未來的效果是實在的嗎？不是。我們所審查的過去的效果是實在的嗎？也不是。一方面，未來行為的效果的實在性需要判斷選擇之後的主體通過行動去賦予，另一方面，面對過去的效果時我們只能置身於自己當下的時代和角度而對它進行評價，而這種評價卻恰恰完全沒有把握到這項歷史行為的效果本身。甚至這種量化的苦樂計算本身也是不實在的，因為一方面人沒有能力對這種時時變化的效果進行定量，另一方面在現實判斷當中，往往是關鍵時節一轉念的沖動和立時的情緒促使著人們動手開始一次行動。我們可以想見到，完全根據邊沁的功利原則所進行的選擇判斷雖然給予以人一種關涉於現實和效果的不容置疑的必然性觀感，但是其實際上由這種判斷卻並不能確實達到他所意想的目的，因為這種由他的功利原則指引之下的人類活動恰恰是立足於不實在的效果研判之上的。由此，這種理論延伸之處所表現出來的「跟著感覺走」的傾向正是與其本身提出的客觀科學前提徹底沖突：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邊沁以張揚人的理性本能的起點出發構建他的學說，卻最終不得不對人類理性大加貶斥，他認為，人和動物走獸是沒有分別的。 邊沁進而希望由全都遵循著功利主義原則的人共同建立起來一個「最大多數人的善」的理想共和政體，但是邊沁卻沒有想到，由群氓組成的社會是否能夠達到的「最大善」恰恰是他作為一個他自己所設想的粗鄙的人本身所沒有資格了解的。 可想而知，邊沁的法學家身份多少限制了他對人類行為判斷的理解。法學家的所更多關注的是對現實訴訟案件進行裁判的那一刻的問題。「三審定讞，到此為止」，案件由做出判斷之處而得以完結，而於案件的審理所不同的是，人的選擇和社會的建構恰恰是從做出判斷之處得以展開。邊沁在做出功利判斷的時候，事實上是站在類似於法官的第三方的位置上而做出價值無涉的決策，但是在自己行為的決策和社會整體的構造方面，我們恰恰是當事人，對它的判斷確實關乎著在時間之流上我們個體生命的大體走向。 動機的價值但是邊沁所提出的這一種粗糙的功利計算模式卻相反地向人們揭示，人類行為的效果固然難以度量，但是具有理性的人在行為選擇時確實都是依據的一定動機而行的，在這一點上至少是固定的、不變的、可知的。功利主義第二位代表人物小穆勒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而修正了邊沁的哲學。我們行為的根本動機（也即人性）在於尋求更高的滿足（是質而不是邊沁所說的量），為此我們尋求自保，進而為此我們總是趨利避害：「人類有能力把自己的慾望提升得比動物的慾望更高，並且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它們就不把任何不包含它們的滿意的東西看作幸福的了。」 小穆勒的這個轉向不可不謂之重大。他把功利主義的基礎徹底地返歸到個人本身這里來。「它們就不把任何不包含他們的滿意的東西看作幸福的了」，所謂國家、所謂民族、所謂社會共同體的現實福祉我們怎麼會知道呢？它們幸福不幸福我們怎麼知道呢？首先我們只知道自己的幸福，因為動機和慾望是絕對在我身上的，它們首先指向自身，並且通過我們個人的努力，我們可以把它們真正地實現出來。但是人的慾望和動機又與動物不同，它們總是有一種崇高的憧憬，這種崇高的憧憬和動機理想性指向我之外的群體，人們也是基於這種理想性的崇高而走到一起建立起社會和城邦（「Justice is a name for certain moral requirements，which，regarded collectively，stand higher in the scale of social utility and are therefore of more paramount obligation than any others.」J.Mill Utilitarianism）。正是因為它是理想性的，所以不必然完全塵世地得以實現，如果真的膠柱鼓瑟、照葫蘆畫瓢地完全經驗性地實現出來了就不免成為全人類的一大害；但這又同時警惕了人們用塵世的現實來對它加以否認，因為它是一種理想，雖然它關涉著塵世，以此來實現其自身的超越的現實性。進而小穆勒的集體不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集體道德，他的集體道德是純粹的集體道德，他立足於普遍的人性之上，而把所有社會共同體之內的個人都容納進來進行長遠的考慮，而代議制政府的建議也恰恰由此而自然展開。 所以我認為小穆勒和康德、亞當斯密在這一點上完全一致：他們的理論體系大體上都嚴格地服從理性和秩序，但是在至高的理想的層面都必須訴諸於神秘和獨斷（想想那個小穆勒的名句：「做一個不滿足的人總比做一隻滿足的豬要好。」）。許多人用理想層面未曾言明來批判古典主義者的思想，我看他們反倒是不通的很：理想怎麼可以言明呢？如果他們把理想言明了，你信嗎？理想真正的理會在於人們本覺的體驗，宗教正是在這一層下的功夫。古典主義者所做的只不過是給人們提供一個個不同的「法相」，以此為餌引人們去做進一步的體會。現在許多粗鄙的自由主義者和非自由主義者，每每談必「制約」「平衡」等等，以為中國三千年來所缺不過如是，我看真可謂欺人太甚。中國何嘗少過「制約」「平衡」？若說「制約」「平衡」，中國人真可謂是鼻祖宗師了。但是三千年的「制約」「平衡」下來，中國還是這般模樣：我們現實所缺的正是一個真理想之下重構起來的新的「制約」「平衡」，現代性的「制約」「平衡」。

㈡ 行為功利主義和規則功利主義的不同

行為功利主義亦稱行動功利主義,是指現代西方一種主張直接以行為效果來確定行為正當與否的倫理學理論。

規則功利主義是功利主義的一支，其學說認為，若每個人都永遠遵守同一套道德規范，就能產生最大快樂值。

行為功利主義與規則功利主義的區別

1、行為功利主義把行為理解為個別的行為直接以行為結果判斷行為的正確與錯誤。

2、規則功利主義則把行為理解為行為的類，它不以每一特殊行為的結果來判斷行為的正確與錯誤，而是以某一普遍行為的結果作為判斷行為正確與否的標准。

3、行動功利主義者認為，行為的全部後果是決定該行為正當與否的唯一的與全部的標准，只要能造成最大的好結果的行為。就是正當的。

4、規則功利主義者則認為，這種觀點把全部道德責任問題都變成了對行為結果的算計，這至少部分地曲解了道德判斷的性質。

(2)功利主義立法使用擴展閱讀：

行為功利主義與規范功利主義的共同基本假設為

1.社會是唯名的，所謂大眾或公眾或公共利益，不外是個人利益的總和。

2.每一個人的行為動機皆屬中性，即本無好壞或對錯的價值判斷。

3.功利主義者皆預設人是理性的動物，再把個人理性抉擇的原則，應用在社會整體上，因此特別強調「大公至正的立法者」與「一視同仁」的概念。依照此一假設，功利主義者將自身設想為大公無私的立法者，將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比擬為一條直線，然後再將權利、義務以及所有社會資源等，依據最大效益的原則，進行合理的分配。

㈢ 功利主義的含義是什麼

什麼是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又譯為功用主義或樂利主義，即效益主義是道德哲學（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它產生於近代英國，是伴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而形成和發展的。該學說最早萌芽於培根和霍布斯的倫理學說中，18世紀的哈里森·孟德威爾和斯密對其都有一定的發展，至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邊沁和密爾最終將其建立成一種系統的有嚴格論證的倫理思想體系。 功利主義思想早已有之。古希臘學家伊壁鳩魯就提出過人生的目的在於擺脫痛苦和尋求快樂，求樂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最大利益。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愛爾維修用求樂避苦的人性主張來反對封建束縛和禁慾主義，並從理論上對利益原則進行了探討。後來，邊沁接受了這些思想，創立了功利主義倫理學說。那麼，什麼是功利主義呢？功利主義是以行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為價值的一些倫理學說中最有影響的學說之一。這些學說通統被稱為'目的論'，或者稱為'效果論'。然而，功利主義理論有許多類型。這些理論共同認為：行為和實踐的正確性與錯誤性只取決於這些行為和實踐對受其影響的全體當事人的普遍福利所產生的結果；所謂行為的道德上的正確或錯誤，是指該行為所產生的總體的善或惡而言，而不是指行為本身。 功利主義法學生產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是把功利主義運用到法學領域而產生的法學流派。功利主義基於這樣一種倫理原則：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於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職能。功利主義法學的最基本特點就是強調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立法的宗旨、評判法律優秀的標准和法律實務歐洲大陸，對政治學、法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以後，功利主義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學、社會法學、自由主義法學、經濟法學等所吸收。 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是圍繞苦與樂的分析展開的，所謂樂就是幸福（功利），在道德上就是善。它不強調道德行為的動機，只講行為的效果。提出了人的最基本的情緒是苦與樂的感覺，人的天性就是趨樂避苦。從趨樂避苦這一人生的基本目的出發，進而便可以得到一個評價一切事物和一切行為的好壞標准：有助於產生快樂的行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則是壞的，這便是功利原則。由於功利主義強調行為人的結果，而不管行為的動因，所以欠全面。另外功利主義所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不能確定善的大小、范圍，易導致不公。因為立場不同，對利益的看法也不一樣。最大多數人普遍同意產生最大價值的行為，也可能導致對少數人的不公正的傷害，誰來保護少數的正當利益和幸福呢？因此，功利主義出現這些理論困境，進入20世紀後，便逐漸走向衰落。 但到了20世紀中、後期，邊沁、密爾開創的功利主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復活。這是因為，首先求利仍然是現代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行為的基本動機，這為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追求利益提供了理論支持；其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西方社會面臨許多問題，如環境污染、人口老化、資源短缺、就業失業等問題，對此，人們不能不面臨著道德的抉擇。道德作為一種行為規范和原則，是為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行為關系而確立的，而調節人們的行為實質上就是調節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由此，功利主義在英、美、澳等英語國家悄然興起。現代功利主義是在近代功利主義傳統的基礎上，適用現代哲學研究的方法對其重新闡釋而形成的新功利主義規范倫理學。 功利主義有其不足之處，如狹隘的目的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最終仍然是個人主義。但客觀地講，功利主義對於現金的時代是有益的！ 內容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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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功利主義法學的介紹

源遠流長的西方法學，是人類文明史的一顆璀璨明珠,無論是黑格爾的法哲學思想還回是孟德斯鳩的三權答分立學說，無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還是龐德的社會控制論，無不閃爍著西方法治文明的燦爛光輝。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涌現的西方法學思潮與流派正是這種文明的生動體現。《西方法學思潮與流派》叢書在國內第一次全景式展現西方各法學思潮與流派的主張、源流與發展，為人們了解西方法學思潮與流派提供了全新的讀本。《功利主義法學》是其中的一冊，重要向您闡述功利主義法學這門學科的構成體系、發展歷程及其代表人物。功利主義法學生產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英國，是把功利主義運用到法學領域而產生的法學流派。功利主義基於這樣一種倫理原則：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於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職能。功利主義法學的最基本特點就是強調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立法的宗旨、評判法律優秀的標准和法律實務歐洲大陸，對政治學、法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以後，功利主義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學、社會法學、自由主義法學、經濟法學等所吸收。

㈤ 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義，是倫理學中的一個理論。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認為實用即至善的理論，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准在於其結果的實用程度[1]。主要哲學家有約翰·史都華·米爾、傑瑞米·邊沁等。

發展

早在功利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理論之前，就有功利主義思想雛型的出現。西元前5世紀的亞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紀的伊比鳩魯、中國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隨者的倫理學中都存在著如何促使最大快樂的思維，他們是古人中的功利主義先驅。近代英國哲學家與倫理學家如坎伯蘭 (Richard Cumberland)、法蘭西斯·哈奇森與大衛·休謨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據邊沁指出，他在英國化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義大法學家貝卡里亞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謨等的著作中都發現了功利主義的身影。

功利主義正式成為哲學系統是在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期，由英國哲學家兼經濟學家邊沁和米爾提出。其基本理論是：一種行為如有助於增進幸福，則為正確的；若導致產生和幸福相反的東西，則為錯誤的。幸福不僅涉及行為的當事人，也涉及受該行為影響的每一個人。

19世紀末期的功利主義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認為功利主義來自對「常識」的道德系統的反省。他論證多數的常識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義基礎上。他也認為功利主義能解決常識學說的模糊和前後矛盾而產生的困難和困惑之處。在20世紀功利主義雖然經過摩爾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學家與英國自然科學家兼倫理學家圖爾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學的諾埃爾-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J.O. Urmson)以及澳大利亞的斯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為功利主義辯護。

主要概念

功利主義認為人應該做出能「達到最大善」的行為，所謂最大善的計算則必須依靠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且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不同於一般的倫理學說，功利主義不考慮一個人行為的動機與手段，僅考慮一個行為的結果對最大快樂值的影響。能增加最大快樂值的即是善；反之即為惡。邊沁和米爾都認為：人類的行為完全以快樂和痛苦為動機。米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准。

派別

功利主義根據應用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幾種：
情境功利主義（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義（general-Utilitarianism）
規則功利主義（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認為，普遍功利主義和規則功利主義本質上都屬於情境功利主義的一種。

應用

功利主義的影響甚為廣泛。它在法律、政治學、經濟學方面更有特別顯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懲罰方面，功利主義反對「一報還一報」的「報應」理論。功利主義者認為懲罰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改造罪犯或保護社會不受罪犯破壞，從而避免發生更多的犯罪行為，同時也使其他人因懼怕受到懲罰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學上，功利主義者贊成將民主作為使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種方法。他們認為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過也有人因為強調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義、甚至獨裁主義。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認為最大的幸福是來自社會的根本變革，從而走向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如威廉·戈德溫。在經濟學上，所謂邊際效用分析學派如威廉姆·斯坦利·傑文斯，則是從邊沁那裡吸取了許多思想，所謂「福利經濟學」是以「比較愛好」代替「比較效用」，也表現了功利主義的基本精神。在經濟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義者傾向自由貿易，反對政府幹涉。後期的功利主義者由於對私人企業的社會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來糾正私人企業的弊病。在當代的討論中，人們對倫理學語言的分析，以及對邊沁的「快樂計算」均已失去興趣；功利主義出現了種種修正的和復雜的形式。

批判

功利主義的中心思想，即每個人都應該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促進幸福，並避免不幸，這看來是應予肯定的。但關鍵性的問題是：整個規范倫理學是否都可以根據這個簡單的公式來分析。是否有超乎快樂與痛苦之外的價值值得重視。 如何衡量一個人吃了巧克力之後得到的快樂比別人多、少或者一樣？沒有方法來計算得到利益，也就沒有方法確定什麼行為是道德允許的。所以快樂利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行不通。 功利主義思想的另一個缺陷在於，它沒有在獲得的幸福中作出長期的，整體的幸福與短期的、個體的幸福的區分，而這些幸福並非一直是統一的，很多時候他們處於矛盾的、對立的狀態。

參考資料
藝術與建築索引典—效益主義 於2011 年3 月14 日查閱

㈥ 功利主義的法學

功利主義法學生產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歐洲大陸的英國，是把功利主義運用到法學領域而產生的法學流派。功利主義基於這樣一種倫理原則：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於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職能。功利主義法學的最基本特點就是強調追求「最大幸福」的功利主義原則是立法的宗旨、評判法律優秀的標准和法律實務歐洲大陸，對政治學、法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以後，功利主義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學、社會法學、自由主義法學、經濟法學等所吸收。
第一，功利主義法學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意識形態，它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盡管從表面上看與「為絕大多數人謀福利」、「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有相似之處，但兩者有實質性的區別。功利主義所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本質是自由主義而非社會主義，這個原則鼓勵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自由競爭，國家奉行不幹涉主義，國家的任務只是為自由競爭提供良好的環境。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是優勝劣汰、兩極分化，這與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原則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功利主義原則不是人類倫理的絕對最高原則，人類倫理的原則是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而發展的，因為人類對自身的認識是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深化的。過分地強調功利，實際上使功利主義學說最終陷入到自然法的思維方式中去（盡管邊沁堅決地反對自然法學），即用一種絕對的標准去衡量、限定人類行為，所以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功利主義法學是一種沒有自然法的自然法理論。關於這一點，可以借用丹寧勛爵的評價：「他（指邊沁）是世間最自負的人。就像浴室里的阿基米德一樣，1768年他發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成語時，他喊道：『尤里卡!』（Eureka，是古希臘語，意為好啊!有辦法啊!）他認為功利主義哲學可以解釋所有法律和社會問題。但它什麼也解釋不了。」
第三，功利原則並非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原則。人類行為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功利只是人類行為的動機之一，功利主義試圖以功利來概括全部人的行為動機，把快樂當做道德的唯一價值，把追求功利當做人生的唯一目標，忽略了人的需要的多樣性，經不起現代心理學研究成果的檢驗。湯因比認為，功利原則不可能涵蓋人類所有的行為。「人在想像到關於星辰的知識可以對農民或航海者具有任何實際用途之前很久，早就已經對星辰懷有好奇心了。假如他沒有這種無私的好奇心，沒有這種顯然是人的、超越於動物之上的對待宇宙萬物的態度，那麼功利也就不會接踵而來。」事實上，人不是以功利為動機的冰冷的計算器，而是豐富多彩、充滿激情的社會主體，功利主義把人的本質簡單化和絕對化了，無法解釋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這也是功利主義法學雖然對西方法律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卻沒有能夠長期占據西方法律思想舞台的重要原因。

㈦ 19世紀中期英國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相同表現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傑里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1836～1882年)、霍布豪斯(1864～1929年)和霍布森(1858～1940年)。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1908年的養老金法,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18年的教育法,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可見,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㈧ 邊沁功利主義的立法原理是什麼

邊沁的功利原理有兩個出發點和前提：
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
;②自利選擇原理。關於功利原理

邊沁認為，人們一切行為的准則取決於是增進幸福抑或減少幸福的傾向。不僅私人行為受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據此行事。按照邊沁的看法，社會是由各個人構成的團體，其中每個人可以看作是組成社會的一分子。社會全體的幸福是由組成此社會的個人的幸福的總和。社會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來衡量的。如果增加社會的利益即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傾向比減少的傾向大，這就適合於功利原理。邊沁把功利原理應用於經濟學，各種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恰當與否以功利原理作為權衡標准。

所謂自利選擇原理，按邊沁的說法是：什麼是快樂、什麼是痛苦，每個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麼是幸福也是各個人所知道的。各個人在原則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斷者。同時，各個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自利的選擇占著支配地位。當人們進行各種活動的時候，凡是對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貢獻，不管對自己以外的全體幸福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他都會全力追求，這是人性的一種必然傾向。

希望能對你有幫助 ^_^

㈨ 以行為功利主義違法觀判斷行為正當與否

他們區別很簡單：不正當競爭是違法的競爭；不平等的競爭是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因雙方的較量懸殊造成的相對不公的競爭，他是合法的競爭。

㈩ 什麼是功利主義的立法原則

為了讓多數人獲得最大幸福，可以犧牲少部分人的權利。
總體來說就是達到功利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