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死法

㈠ 安樂死是什麼意思

可以無感覺的死亡，用在兩類上 動物 人 當動物 得病時 可以用安樂死
但是人要用的話 會很麻煩的

㈡ 今天的西方國家法律與我國法律誰更為科學，理性，先進

西方法治社會建設從資本主義開始，已經幾百年了，就連美國都近300年了，相比之下我們真正開始進入當代法治社會，民國初期有一段，國民黨時期幾乎是獨裁，新中國後之初又學蘇聯，到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形成有效的依法治體系，所以從那以後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是借鑒國際社會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立法，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樣相比之下，我國法律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體系是建立了，有些也很先進，但是在科學性、理性以及法律的執行層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很多對我國立法也有「死法」的批評，這種觀點是比較偏激的。

㈢ 古希臘有位暴君,濫開殺戒。一天,他在處決一群囚犯時說:「按照當今的法律」，你們在臨死前可以選擇死法，

他對君王說：「我將被砍頭」
理由：你說他說的是真話吧，可是按規定他將被絞死，所以不能說是真話。你說他說假話，那麼他將被砍頭，可是他說的就是被砍頭。你說無法斷定真假，那麼一律按假話論處，也就是說將被砍頭，可是他已經說了將被砍頭…所以君王是不能殺他的…

㈣ 什麼是安樂死

安樂死指對無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療或使用葯物，讓病人無痛苦地死去。

安樂死分為「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

積極安樂死指的是

蓄意結束生命

來減輕痛苦的行為

，可分為醫生主動為病人結束生命

（主動安樂死）


或在醫生的協助下

患者自願並自行結束生命

（協助自殺），

這兩種方式只在少數國家合法，我們今天只談爭議較多的

「協助自殺」式安樂死

。

選擇安樂死的人

通常是想保留最後一絲尊嚴，

即在病痛徹底擊潰自己前

主動選擇死去

，它的實現方式有兩種：

口服葯物或注射葯物


選擇口服的人，

醫生會為患者提供一杯溶液

，並在裡面加入強力的麻醉葯物和致命葯物，


患者再以自願服用的方式

結束自己的生命。

為防止病人經歷不必要的痛苦

醫生還會讓ta在服葯前吃下防吐葯物

，選擇注射的人

同樣需要自己來執行最後的步驟

，他們通常會手握點滴的開關

自行控制生命結束的時間，

而在開關的另一頭

則是超出致命劑量30倍的強力麻醉葯物


。以上兩種過程

都要全程錄制視頻

，患者要說出自己的個人信息

表示自己明白接下來這么做意味著什麼，

理論上來說

開始執行安樂死後

病人會快速失去知覺

並在數十秒內死亡

，這也是安樂死的原則
。

安樂死在中國不能合法化

，如果安樂死合法

，那麼一些心理脆弱的患者

很可能直接放棄生命，


在一些監管不力的地區

還可能會出現某些人「被安樂死」的違法事件，安樂死可能阻礙醫療的進步

。

如果安樂死普及，

重疾患者會面臨很大的生存壓力

，因為他們可能會被認為

佔用且浪費了社會資源


，綜上所述

不止在中國

安樂死在許多國家也難以合法化

。

㈤ 死刑犯能不能自己選擇死法（比如注射、槍決、絞刑三選一）

死刑犯不能自己選擇死法。
若希望換另一種方式，需要根據當地的條件而定，比方說大連，徐州，北京一帶就有注射死刑的條件，這就可以按照情況選擇，另外絞刑在我國是不作為死刑方式考慮的。死刑是刑法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作為一種刑罰普遍存在於各國刑法體系中。因為生命的寶貴性和不可再生性，死刑成為刑罰體系中最為嚴厲的刑罰方法，故又被稱為極刑。
遭受這種剝奪生命的刑罰方法的有關犯人通常都犯了嚴重罪行。盡管這嚴重罪行的定義時常有爭議，但在現時保有死刑的國家中，一般來說，謀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
死刑曾遍存在於各國刑罰之中，自啟蒙運動後，是否廢除死刑這一議題在學術層面產生激烈討論，並且在司法實踐層面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國現行刑法保持保留死刑、嚴格控制的原則進行死刑的適用。現階段我國死刑的執行一般分為死刑立即執行和緩期二年執行死緩兩種情況，並嚴格把控死刑核准。
死刑對罪大惡極、嚴重危害他人和社會安全的犯罪分子予以處決，在嚴懲犯罪者、威懾和教育有犯罪企圖者，安撫受害者遺族、保護公民的各項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以及人類倫理道德底線等方面，擁有特殊作用，其效果也非常顯著。在各類階級或私有制社會，作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它必然將像法庭、監獄、警察等國家機器一樣，擁有長期存在的合理性。
適用死刑的罪名不同國家以其具體規定為准，謀殺、叛國、嚴重的故意傷害、強奸、暴力搶劫、劫持、綁架、以危險方式危害公共安全、情節極其嚴重的各類普通刑事犯罪、數額巨大的貪污受賄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八條 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緩期執行的，可以由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准。

㈥ 岳飛是砍頭死的嗎還是

岳飛死刑的執行地，據歷史記載乃是杭州的風波亭，如今杭州市政府已專門修復了這個亭子。許多人也許為此感到詫異：為何要在一個亭子里執行岳飛的死刑呢。其實非也。風波亭乃是南宋當時大理寺——相當於如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吧——的所在地，按古代的建制，裡面直接配有監獄。在法院的監獄內執行死刑，這對岳飛來說還是個「殊榮」呢，因為據歷史記載，當時宋高宗「有旨，岳飛特賜死」，自然給了一些體面，而他的兒子岳雲、部將張憲則是被押往臨安鬧市斬殺的。眾所周知，押往臨安鬧市斬殺，這是古代比較一般的死刑執行方式，跟今日我們武警將人犯押往人跡罕至的荒地槍決差不了多少，但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當代文明的法治國家則多在監獄之內執行死刑，如日本即有這樣的法律明令。

岳飛被賜死，據說最後是留了個全屍的。這雖然體面了些，但其被執行死刑的方式則可能是頗為殘酷的。關於這一點，考證起來可發現三種不同說法。

第一是絞殺說。此為當今不嚴格的一種史說。絞殺固然是古代為了保留全屍所適用的較為普通的一種死法（如圖），但問題是，岳飛是否被適用此種死法，在史料上難以印證；

第二是毒殺說。史料上確實有一種記載，說「侯中毒而死，葬於臨安菜園內」。如果岳飛果真是被授以毒酒而死的，那就跟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一樣的死法了，所不同的是，岳飛在飲下毒酒前，是沒法跟一班人高談闊論哲學問題的——他壓根是個中國式的怨死法，只能臨刑前留下8個字的絕筆，而且還是重復的，那就是「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值得留意的是，岳飛在風波亭是熬過大刑的，因為當時秦檜命右諫議大夫萬侯萵審問，這右諫議大夫就相當於現代黨內紀委書記這樣的職務吧，手中的權力一時炙手可熱，又急於「整」出岳飛謀反的證據，所以就動了大刑，反正是在風波亭的高牆之內，當時也不用擔心有什麼新聞記者報道出去。而對於岳飛來說，相對於那殘酷的刑訊逼供，能喝一小杯毒酒去死，在那時幾乎算是「安樂死」了。但問題是，如果採用毒死的方法，從統治集團的立場而言，就有點像政治謀殺了，為此估計毒死說也是不可信的。

最具有可信度的是第三種說法，那就是「拉脅」說。此說也是有史料根據的，有載「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拉脅」乃是古代中國的一種死刑執行方法，在《酷史傳》中即有記載，具體方法乃是打折肋骨致死，這比毒殺就更為殘忍了，在現代法學上，無需贅言也算得上是酷刑了。不過，從右諫議大夫萬侯萵的立場而言，反正岳飛的英雄骨在風波亭內也已被手下的人打殘了，又不可能直接拉到今日旁邊的浙大醫院里去救治，最後就這樣結果了算了，也剛好符合賜死留全屍的要求。

岳飛之死如此冤枉，又如此殘烈，不知他在班師回朝時是否始料未及，但也恰恰應了他在《小重山》中「驚回千里夢」的說法，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今日穿越歷史時空回望岳飛之死，也同樣有一種「驚回」的感覺。

㈦ 什麼是凌遲處死

凌遲也稱陵遲，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陵遲原來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用於死刑名稱，則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http://ke..com/view/547727.htm

㈧ 我想學魯班書，誰可以教我，

魯班法是可以學，但是魯班書有三部，一部修房造屋，一部治病救人，一部害人整人。學那一部呢？都學了？都學的話就是害自己害子孫後代。不全學？可能你又不甘心。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除了修房造屋治病救人以外別的都不能學，而且治病救人的最好的別全都學了，還不能學的太靈驗，太靈了對自己和兒孫都不好，學多久也不好，雖然它是治病救人的法。大概學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就可以了。我家確實有上中下三本，而且我都全部看過。上本修房造屋，中下兩本一本是治病救人一本是害人整人的。自學確實是可以學會，不用師傅傳授也可以學會，只是沒有師傅傳授的厲害而已。我幾年前自學過千斤拖山榨，後來發現學了不好讓我老爸給收了就是說有的人不管弄什麼一次就靈驗了，而有的要兩三次才能靈驗。比如水法吧！有的人用一次法就能起作用，有的要用兩三次才能起作用所以我們都是一碗水一下子用兩三次法，法學的太靈驗虧自己，就算虧不了自己也會虧後人，懂了吧？萬法不離其宗，慢慢的你就明白了。如果你很少用的話可以不當回事。

㈨ 為什麼中國沒有關於安樂死的法律

因為安樂死是比較有爭議的話題，涉及人的死亡問題，人們不得不慎重考慮。雖然死亡是我們必不可免需要面對的，也有人提倡與其備受病魔折磨難受著，不如選擇安樂死。安樂死是讓人幸福、快樂的死去，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這應該是很多人都期待的和平死法。

但其實每個國家國情不一樣，如果每個國家都制定有安樂死，那是不可行的，因為安樂死是否合法民眾的聲音不一樣。人都有生老病死沒錯，但在我國這階段來說，我們順應的是自然死去，而不是選擇安樂死方式幫助結束患者生病。目前科學進步很快，很多疾病某些年沒有，但隨著研究可發現，是有治癒的機會。

所以如果可以，減少慌亂，還是選擇自然死而不是安樂死。

㈩ 關於安樂死問題的法律和倫理支撐有哪些

2010年2月，荷蘭有一個名叫「超出自由慾望」的組織提出：所有年齡超過70歲的荷蘭人，如果他們對生活感到厭倦，擔心未來生活可能影響生活質量，他們都有權安樂死，通過尋求職業幫助來結束生命。為了促使合法化，該組織尋求了大量的簽名來支持這項動議，以期改變荷蘭現行立法。荷蘭許多著名人士也支持這項動議，這裡麵包括荷蘭政府的一些前任部長、藝術家、法學家和醫生。對此，荷蘭議會提出立法草案，讓社會民眾自由討論。這一問題在國際社會也引起了強烈反響。在討論中，人們陷入了生命權理念與倫理的沖突之中，有些人甚至開始懷疑現代憲法的基本立場與精神。這一問題給憲法學提出了嚴肅的話題：面對安樂死范圍的擴大，以生命權文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憲政體制將如何應對？安樂死背後存在哪些憲法價值與事實？如該法案順利通過，會對整個安樂死立法與觀念，特別是對生命權的價值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一、安樂死的概念與演變

「安樂死」一詞源於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1]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於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學者們根據安樂死的不同特點，把安樂死分為不同類型，如主動與被動安樂死、通常與非常安樂死、有意與無意安樂死、自願與非自願安樂死。[2]在安樂死的分類中，最常見的分類是自願安樂死（voluntary euthanasia）、非自願安樂死（non-involuntary euthanasia）和不自願安樂死（involuntary euthanasia）。所謂自願安樂死，指當事人本身自願、希望且要求安樂死從而被實施；所謂非自願安樂死，指當事人已經失去了選擇或生的能力，但被以仁慈的方式處死或允許其死；所謂不自願安樂死，指當事人不同意結束他的生命但仍被處死。[3]

據學者們研究，安樂死思想並非是現代的產物，它是一種淵源久遠的人生哲學思想。早在古希臘，就有所謂「安死術」之說。[4]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從英國開始，安樂死逐漸成為公眾關注的法律話題。1934年，一位英國婦女在接受手術後，因為擔心自己31歲的兒子的未來，於是用煤氣毒死了他。起初她被判處死刑，兩個月後改為緩刑，三個月後被赦免。1935年，英國成立了自願安樂死協會，要求在法律嚴格控制下允許醫生幫助病人實施安樂死。之後，在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不斷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世界范圍內開始出現以爭取人道死亡權利為目的、推動安樂死合法化的人權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科技的發展與人權意識的提高，國家與社會對生命權給予普遍重視，20世紀60年代後安樂死問題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點，[5]同時也引起學術界的爭論，其核心問題是個人能否主宰自己的生命。1976年，國際安樂死研討會在日本舉行，澳大利亞、日本、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家的代表簽署了關於安樂死的東京宣言，強調應當尊重「人生的意義」和「庄嚴的死」，主張在特殊情況下，人應當有選擇死的權利。[6]同年9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亞健康安全法》）。[7]該法允許成年病人在書寫所謂「活醫囑」後，授權醫生可以關掉維持生命的醫療設備。1980年，國際死亡權利聯合會成立，不斷推動安樂死立法化進程。

世界上第一部「安樂死法」應當追溯到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的 「安樂死法」（《垂死病人權利法》）。該法規定了嚴格的安樂死條件：接受安樂死的病人必須年滿18周歲以上，而且患有不治之症，無法忍受痛苦，必須由本人遞交要求安樂死的申請書，要有本人簽字。同時，該法還對醫生履行安樂死做了詳細的規定，並規定病人提出安樂死要求並且獲得醫生簽字同意後，分別要有7天以上的「冷卻期」和48小時以上的「等待期」。但是，該法實施不到8個月即被廢止。

2001年4月10日是世界各國值得關注的一天。經過激烈的辯論，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在此之後，比利時眾議院於2002年5月16日也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比兩國的這一舉動再次使「安樂死」能否合法化成為國際性的話題。

在我國，安樂死也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彙。我國關於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源於20世紀80年代。1988年七屆全國人大會議的議案中，我國婦產醫學界著名人士嚴仁英和胡亞美首次提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症病人痛苦地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之後，在多次全國人大會議上，一些代表一直呼籲安樂死合法化。我國最早的安樂死案件出現於1986年的陝西省漢中市，一位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症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王明成因此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先後被關押了1年零3個月，1992年被法院宣告無罪釋放。此後，關於安樂死問題的討論不時見於報端。

二、安樂死與生命權價值

圍繞安樂死問題，目前國內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爭論，大體上分為贊成與反對兩種觀點。贊成安樂死的主要理由是：安樂死是對人的死亡方式選擇權利的尊重，實施安樂死有利於維護病人自身的利益；生命是神聖的，但又是相對的；當一個人的生命接近終極時，依靠各種現代化的手段維系無法改變的病程，只能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對那些不可逆轉的臨終病人，應停止無效的耗資巨大的搶救措施；建立一套嚴格的安樂死制度，分清罪與非罪的界限。而反對安樂死的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人的生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基本職責；如果實行安樂死，病人就可能會失去改善的機會；承認安樂死的合法化會給他人的生命帶來危機感；安樂死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8]這些爭論雖然有思考問題的不同視角，但本質上涉及安樂死問題的核心價值，即生命權主體是否擁有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或者決定生命利益的權利。如果人可以自由地處分自己的生命或享有處分生命的利益，那麼，他（她）當然就可以選擇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其沒有自由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那麼安樂死就被證明為不正當的。在是否有權結束自己生命的層面上，安樂死實際上涉及憲法價值體系中的生命權的定位與認識問題。

筆者認為，從憲法價值體系看，安樂死是無法獲得合憲性基礎的，因為安樂死不符合憲法基本價值與基本權利的價值目標。

第一，現代憲法是以個體權利的保護為出發點的，包括生命在內的基本權利是國家保護的義務。由於文化、宗教、歷史等方面的原因，一些國家雖然規定生命權的相對性，保留死刑制度，但在憲法價值上，死刑制度是沒有正當性的，也就是說生命權本質上具有絕對性。當生命成為個體存在的基本前提時，個體享有的生命價值已融入到社會共同體價值體系之中，是否限制與剝奪只能靠共同體意志來判斷與決定。

第二，安樂死不具有基本權利的特徵。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個人權利，基本權利首先是針對國家權力的防禦權，其對抗的典型客體是國家權力。在這一點上安樂死能否成為憲法問題是值得考慮的，因為安樂死涉及的法律關系主要是私人之間關系，即患者、醫生與家屬等，這些私人利益的判斷通常由私法來調整。但安樂死的最終決定權，特別是私人之間發生沖突需要由法官裁決時，私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便帶有了濃厚的公法性質。從現代立憲主義的觀點看，生命權的決定不能由私人來行使。同時，作為一種客觀的價值秩序，基本權利主要體現為社會共同體內在的價值追求。從客觀價值秩序層面看，私人是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人的生命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價值，是社會共同體的基本構成單位，對自己生命的處分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也會影響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價值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私人並不擁有自殺的法律權利和安樂死的權利。

第三，安樂死無法獲得憲法文本的支持。在西方國家的憲法中，多數國家沒有直接規定生命權，但這並不意味著西方憲法對生命權的漠視。實際上，西方是在發展人權文化中逐步形成基本權利體系的，生命價值已經融入到個體生活之中，通過成熟的憲法解釋可以尋求生命權的文本依據。在我國，憲法的發展和憲法文化培育的時間是比較短的，我們是在缺乏成熟的生命權文化背景下進行法治建設，更需要特別強調作為基本權利基礎的生命權價值。

第四，安樂死與生命權的本體價值是沖突的。有學者把生命權觀念的發展分三個階段，即生命神聖論、生命質量論與生命價值論，[9]並試圖從生命價值論角度尋求安樂死正當化基礎。筆者認為，三階段的生命權觀念的劃分忽略了不同階段生命權形態的相互關聯性，混淆了生命與生命權概念之間的價值內涵，同時，在缺乏實證資料的基礎上，僅僅依靠價值層面論證死亡權的權利屬性是不妥當的。其實，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生命的延長不再僅僅是一個夢想，也不再僅僅是少數人的特權。醫學技術的發達使得人類有能力戰勝很多疾病，能夠延長自己的生命。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人類生命權的延續和保障無形中提供了有力的技術保障。但是，仍然有一些疾病是現代科學技術無能為力的，在這些疾病面前，人類顯得尤為脆弱。在病魔的折磨之下，人的生命也會慢慢的消失，病人也會在病魔無情的吞噬中、在無盡的痛苦和恐懼之中慢慢的死去。這個過程是極其痛苦的，不僅病人本身要忍受這種痛苦，而且病人家屬也要隨著分擔這種痛苦。在這種情況之下，憲法上的生命權是否能夠在價值上讓位於安樂死？支持安樂死的人士認為，在病人的病情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延長病人的時間無異於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對於病人來說，與其這樣生不如死的苟延殘喘，還不如選擇一種有尊嚴的死亡方式來保持自己生命的最後尊嚴。而反對者認為，人類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這個財富是屬於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不單單是屬於公民個人，如果公民個人為了自己是一時之利而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實際上就是放棄了自己作為社會共同體成員的責任，就是對家庭、父母和其它公民的不負責任。而且，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技術也日新月異，今日是不治之症，明日可能葯到病除。因此，保留自己的生命就是保留自己的希望。與其在絕望中匆忙結束自己的生命，不如在希望中等待，既給自己的生命一份尊重，又給其他人一種祈盼。

總之，從生命權社會價值來看，安樂死有可能造成對生命權的一種侵犯，是對國家保障公民義務的一種違背，與憲法的基本價值是相抵觸的。

三、安樂死與人的尊嚴性

支持安樂死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為了維護人的尊嚴。認為，如果對要求安樂死的患者不予承認其合法性的權利，有可能侵犯人的尊嚴，不符合人道主義原則。毫無疑問，人的尊嚴與生命權是人類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權利，是構成法治社會的理性與道德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憲法學是因應人的內在需求為出發點的，始終以人的尊嚴與生命價值的維護作為歷史使命。那麼，在安樂死問題上，什麼樣的立法政策更有利於維護人的尊嚴？這是涉及憲法價值論與法治發展的復雜問題。

首先，憲法上的「人的尊嚴」是價值體系。當判斷一個公共政策或者國家立法是否符合人的尊嚴原則時，我們需要考慮如下問題：是否有利於在社會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與政策？社會民眾對生命權的期待是增強還是動搖？也許就特定的個體而言，禁止安樂死可能會帶來痛苦，但這種痛苦是否一定以社會正義的犧牲來實現？人的尊嚴既是人類感受的概念，同時也是實踐中的概念，不能僅僅以個案的正義來思考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政策趨向。

其次，如果僅僅以人的尊嚴的維護為理由，實現安樂死的合法化，有可能同時犧牲其它人的尊嚴。目前，在安樂死合法化問題上，很多國家都採取保守與中立的立場，並沒有實現合法化。在這里，各國也在考慮同樣的人的尊嚴價值。當自殺合法化、安樂死合法化的環境下，國家與社會對生命權尊重義務是否得到切實的履行？至少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狀況下，急於賦予安樂死以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有可能導致生命權價值的下降，甚至為國家推脫生命權保障義務提供合法化的依據。無論是生命權價值論，還是生命權質量論，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聖性，無法完整地體現其主體的尊嚴。

再次，憲法上人的尊嚴的概念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目前，「尊嚴死」是新出現的權利形態，其內涵就是，有尊嚴地死去，但它與安樂死是有區別的，正如有學者所提出的，尊嚴死是指有尊嚴地死去，能夠按照本人的意願，死得「像個樣子」，兩者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反對安樂死的人不一定反對尊嚴死，贊同尊嚴死的人不一定贊同安樂死。[10]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領域，日本學者石原明稱之為「尊嚴型的安樂死」。在他看來，兩者的主要區別表現在存在領域與方法上：安樂死主要指意識清楚但因絕症病痛難忍的晚期患者，而尊嚴死是指因失去意識難於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慘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樂死是通過積極的方式，如通過葯物等方式進行，而尊嚴死是採取消極的方式，即摘除維持生命的儀器的方式。[11]無論是主動型是被動型安樂死，尊嚴死時患者的意識表示是前提，一般情況下，主動型尊嚴死時，患者的意識表示是比較清楚的，但在被動型尊嚴死中，由於患者處於植物人等狀態無法表達真實的意識，所謂尊嚴死的正當性依據是無法確認的。[12]基於這樣的原因，美國的一些州鼓勵人們生前寫好遺囑，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無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時，願意選擇尊嚴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於，無論國家是否承認安樂死，對於特定個體而言，當他（她）面臨選擇死亡方式時，具有比較確定的意識表示，能夠使醫生和家屬找到確定性的依據。總之，尊嚴死與安樂死雖有一定聯系，但兩者是不同的概念，尊嚴死不能成為安樂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據。[13]

四、安樂死合法化的憲法界限

目前，安樂死面臨的難題之一是合法化問題。有些國家一直推動其合法化的進程，但其進展十分緩慢。目前世界范圍內安樂死完全合法化的國家只有荷蘭與比利時，也有一些國家通過判例等形式尋求法律途徑。這里可能存在憲法價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決憲法上的價值問題，安樂死的合法化仍然無法獲得正當性的基礎。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的成本並不高。立法往往是各國在社會治理中，形成社會共識的過程。特別在具有成文法傳統的國家，當社會民意提出一些問題時，往往考慮通過立法形式回應社會需求，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提供統一的行為模式。但為什麼世界190多個國家中，迄今為止明確合法化的只有兩個國家？這是我們值得深入思考的。由於各國的歷史、文化、宗教等傳統的不同，人們對安樂死的看法是不盡相同的，即使在已經合法化的國家中不同階層對安樂死問題的價值觀未必相同。筆者認為，目前安樂死合法化的難題主要有：在倫理上，仍需要形成更明確的社會共識；在法律上，仍缺乏正當性基礎；在憲法價值上，仍無法超越生命的神聖性；在安樂死的實施上，個人自主權與社會共同體價值之間難於消除沖突；在安樂死的社會評價上，可能出現的濫用權利將導致社會對生命價值的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