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法治
作為一名哲學專業的學生，很負責任地告訴你，初中的道德與法治學科對於良好品德和合格公民意識的養成具有積極意義，但不屬於」哲學「和」中國哲學「。
即使到了高中階段，你可能學到一些」生活與哲學「的內容，那些只能說是」哲學「范圍內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部分。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也是有各種流派的。
因為歷史原因，我國的哲學教材承襲了蘇聯的哲學教材體系（雖然後來有一定的改變），因此嚴格來說，高中的哲學部分只屬於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中偏向於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的那一種。你可以簡單地理解為，高中階段學到的哲學部分是融合了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初中的政治內容完全不屬於哲學。
因為我國歷史國情，官方教材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佔主流地位。但要說到嚴格意義上的哲學研究，我國學界可謂百花齊放。
按地域來分，有歐陸哲學、英美哲學、中國哲學、日本哲學以及稍微冷門的印度哲學、阿拉伯哲學等等，當然馬克思主義被單列出來，這是由我國獨特的國情決定的，外國大學的哲學系中，並不會單列一個馬克思哲學學科。
按研究的問題域來說，包括但不僅限於：形而上學、道德哲學（即倫理學）、政治哲學、科學哲學（其中包含了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人工智慧等問題）等等。
這樣來劃分哲學，是因為現代社會是一個分工明確的社會，所以把「哲學」僅僅視作一門「專業」，就好像法學專業中有犯罪學、刑法學等等。
按照專業次級來說，」哲學「是一個大類專業，屬於一級學科。本科專業都稱」哲學專業「，只有在研究生階段才會進一步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中國哲學「是其中一種研究方向，屬於一個哲學之下的二級學科。
另外，在學界，」中國哲學「指的是對我國傳統思想所作的哲學式考察，或者探究我國傳統中的哲學成分，研究的對象是我國的古代、近代的思想文化。而不是指」在中國進行的哲學研究「，或」當代的中國思想研究「。
「中國哲學史」和「中國思想史」有時候會顯得很相似，只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共同的研究對象，但還是有區別的。簡單地說（並不嚴格），「哲學史」式的寫法更傾向於關注思想、觀念本身的自我發展、自我進步，而較少關注提出這種思想的人的生平經歷。在哲學史中，思想與思想、觀念與觀念之間是延續性的、或變革性的關系，有它們的內在聯系。但是，「思想史」的寫法，會關注提出這種思想的人的經歷、背景，思考他為什麼會提出這種思想，思想與思想，觀念與觀念之間，顯得比較獨立。
「哲學史」的寫法，其實可以追根溯源到黑格爾，在他那裡，世界歷史是一個精神回歸自身的過程，觀念與思想是自我進步、自我發展的。（可能有點籠統，而且樓主可能有點難理解，而我也沒有讀過太多黑格爾的東西，就不說太多了）
以上對「哲學」的說明，是在現代專業劃分的層次上來說的，只是指出了「哲學」在大學作為一門專業，它會怎麼劃分研究對象。
如果樓主想問「哲學」本身是什麼，這個答案會很復雜，也很簡單。不同專家、學者可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這個真沒必要太較真，一定要某種確切的定義。
比如，在我的印象中，高中哲學教材給出了一種說法，好像是說哲學是一門研究宇宙和人生普遍問題和一般規律的學科。這個說法，可以是正確。但是，如果不是為了考試，你沒必要死死地背住。這是因為：1.你知道了這個定義，也不代表懂了哲學；2.在以後，你可能會在不同的場合看到不同的定義，別人不一定就是錯的；3.哲學本身是什麼，很難界定，爭來也沒意義。
最後，我給出一種比較寬泛的看法吧，我覺得「哲學」是一種「方式」，就是一種處理文本、思考問題的「方式」而已。
❷ 哲學問題509：未來文字治國的內容是一法治治國二經濟治國三教育文化治國四哲學治國五數字治國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是法治社會，要把法律放在第一位上。而我們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以經濟放在第二位。我國教育水平目前比較落後，所以教育放在第三位。哲學是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放在第四位。我們要建設數字強國。其實這些沒有絕對的第一第二，是我們國家都必須要做到的。
❸ 試用哲學原理論述法家法治思想與儒家人治思想的對立統一
對立：一個主張人治，施行仁政，政「得其人則興，失其人則亡」
一個主張法治，厲行法治，一切決於刑法。
統一，法律最終由人去實行，法制行政秩序化的保證。
在中國古代一向是外儒內法。
❹ 為什麼很多哲學家都是研究過法律的
德沃金：我們的法官必須成為哲學家嗎？他們能成為哲學家嗎？
傅蔚岡、周卓華 譯
一、兩難選擇
本文題目就表明了一種兩難選擇。在法官的尋常工作過程中，他們需要對很多問題作出決斷，而這些問題至少從表面上來看也是一個重大哲學著作的主題。法官需要對以下問題作出決斷，比如什麼時候被指控犯罪的精神病患者仍然需要對其行為負責，被告的某一特定行為是否於事實上導致原告遭受損害，而責任及因果關系的概念也是哲學研究的永久話題。哲學問題在憲法中尤其突出；在聯邦最高法院最近做出的關於墮胎、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安樂死和言論自由等最富戲劇性的判決中，它們都是其中不可避免的問題。
*胎兒是一個擁有自己的權利和利益的人嗎？如果是，這些權利中包括免於被殺害的權利嗎？甚至當繼續懷孕會造成母體的嚴重不利或者是傷害的時候還享有這項權利嗎？如果不是，國家對墮胎的禁止或管制還有任何其他根據嗎？
*允許各州計算本州各大學和學院的申請人的種族比例來決定錄取人數，是不是違反合眾國對其公民的平等保護條款？這與根據申請人的能力傾向測驗（aptitude tests）成績或者是籃球水平來決定取捨有差別嗎？
*我們是否總是應當根據「價值」（merit）來配置稀缺資源？「merit」到底是什麼？
*拒絕承認一個生命垂危的人選擇自己如何去死以及何時去死的權利，難道這就不違反有關一個優秀政府所應追求的基本信念？公民是否擁有對於個人問題在精神上的獨立決定權，這種權利意味著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死亡方式嗎？這個權利是不是最高法院所陳述過的通過正當程序條款所保護的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理念的一部分？
*在墮胎和安樂死之間存在什麼樣的聯系？如果說憲法授權懷孕婦女擁有墮胎的權利——正如最高法院的判決表明的那般，這是不是允許生命垂危的病人有選擇怎樣死和何時死的權利？經常被引用的「謀殺（killing）」和「被動安樂死（letting die）」之間的區別在安樂死的爭議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在停止治療的消極行為和開出致死處方的積極行為之間是不是存在道德上的中肯的（pertinent）區別？
*為什麼政府需要給言論自由提供特別的保護？頑固分子以污辱性和挑釁性的語詞攻擊少數種族是不是也在這個自由之內？這是不是說政府機關的候選人有權將盡可能多的財力花費在他們的競選上？或者說捐贈人有權將盡可能多的錢財捐獻給這些競選活動？
以上這些問題並不是那些能夠通過自然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或者歷史學方法解決的實質上的經驗主義問題。擺在法官面前的事實和預測必然重要嗎？甚至有時是至關緊要麼？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它們都不是事實問題，而是價值取向問題，它們不僅要求固定明晰的原則的承諾，還要求對這一點的反思和對這些原則明確簡潔的表述，以及對這些原則之間的聯系及可能存在的矛盾的思考。這就是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天職所在。法官和哲學家並不僅僅像天文學家和占星家那樣共享交*的話題。相反，法官的目標和方法包括了哲學家的目標和方法：這兩種職業的目標是更為准確的表述並更好的理解此關鍵理念，而我們的政治統治道德和基本法律就是據此關鍵理念得以表達的。
因此，很自然的，我們要求法官在處理憲法案件和憲法歷史的時候要對哲學著作具有相當的了解，就像現在希望他們能了解經濟學一樣。當然，他們不能簡單地在那些官方的或者是藝術級（state-of-the-art）的哲學手冊中尋找答案，因為哲學家們對以下問題的分歧極大，包括什麼是責任、因果關系、人格、平等和自由言論的最佳理論，以及「被動安樂死」是否等同於「謀殺」。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法官對哲學家的著作視而不見是正當的：正如法官能從案件中雙方律師所作的相反的案情摘要（briefs）中受益一樣，假如認為法官不能從研究哲學家們不同的甚至是相矛盾的理論中獲益，這對於法官和哲學家來說都是一種侮辱。法官的工作不僅對於涉案雙方當事人極為重要，對於憲法和國家的治理也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法官所面對的問題是那些受過教育的男男女女投入生命而為之爭論的問題，那麼，法官怎麼能夠忽視他們所留下的那些意見呢？
這就是這個兩難選擇的第一面。現在讓我們來看另一面。要求大多數的法官擁有和哲學專業畢業生一樣的對從古以來的大量的哲學著作的理解力，這是完全不現實的。法官的時間非常寶貴，增加他們的任務讓他們在速成班中了解當代最主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學家的主要觀點和爭論，比如說托馬斯?內格爾（Thomas Nagel）、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托馬斯?斯坎隆（Thomas Scanlon）或者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的觀點（暫且不管偉大的古典哲學家），[2]*這是很荒謬的。即使是在綜合了哲學家們的傑出貢獻和實際應用之後，大多數法官確實成了自覺的哲學家，我們不要指望他們會以專業哲學家的語言書寫司法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應當更易於被普通公眾而不是少數人所接受。難道我們真的指望我們的法官分成不同的哲學流派，比方說，康德佔據了第二巡迴法院，而霍布斯統治了第七巡迴法院？如果司法裁判取決於法官傾向於哪一個哲學家的話，這難道不是一場噩夢嗎？
法官必須是哲學家，但是法官不能、也可能不應當是哲學家。這就是我所指的兩難選擇。現在有兩個辦法可以盡量避免它。法官必須是哲學家，我們會說這畢竟不是真的。或者他們不能成為哲學家，我們可以認為這也不是真的：我們可能會認為如果他們能足夠哲學化就可以減緩這個兩難選擇。第一個避免的途徑是目前更為流行的，我將在下文對此展開論述。然而，如果我的觀點是正確的，即所有據此途徑所採取的策略都是失敗的，那麼，我們不得不考慮通過第二條途徑是不是更有成效。
二、概念、法律史和原意
剛才我已經談到，法官對哲學家研究過的相同概念感到躊躇。但是此一主張應當受到質疑：不管其最初面貌如何，只要它們不是真實的，法官就可以完全忽視哲學。而這種質疑最為戲劇化的形式就是爭論律師和法官所使用的這些語詞，比如「責任」、「因果關系」、「平等」、「自由」等，這些詞事實上所指的是嚴格的法律概念，而與哲學家運用這些詞所指的日常概念並不相同。毫無疑問，很多時候法律人所使用的語詞雖然和日常用語是同種拼法，但是它們的意義卻截然不同：當一個律師說合同無須遵守，除非「對價」（consideration）已經給付，此時consideration的含義與其通常含義幾乎完全不同。但是，我所指的這個概念雖然是真實的，卻很難被人接受。政治家和法官都保證：任何沒有行為能力的人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又都會將常見的道德判斷和原則付諸法律實踐，因此政治家和法官使用的是在上述判斷和原則中體現出來的概念。但是，假如我們認為立法者們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特定法律概念，就像他們在使用拼寫為responsible（負責任的）和equal（平等的）所指明的那樣，我們將會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動機不明或者不正當。
然而，對此質疑現在有一種更為復雜和似是而非的形式。法律實踐和先例制度常常修正著從日常用語中提取而來的語詞的含義，如此，一個當代的法官根據某種哲學理論或理解來解釋這些語詞的自由變得極為有限。刑法、財產法、合同法和侵權法必須主要是通過技術性規則構建而成，公民、所有人、立遺囑人、商人和保險公司只要通過理性的思考就可以預測出它們的運作，先例在這些領域中具有很大的價值。假如先例已經將刑法中的責任或者是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作了規定，那麼法官就沒有自由推翻這些先例，他為什麼還需要查明是否某個哲學家對此先例所確定的規則持強有力的異議呢？
盡管先例限制了法官可以依據職權對許多重要概念作新的理解，但是這並不是說在這些私法領域就排除了法官的這個職權。法官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新鮮而又難纏的案件，這就迫使他發展那些先例所未能預見的概念，如果他也這么做了，他就有必要通過自己的判斷來得出何時人們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何時兩個事件中存在因果關系，如此等等。准確地說，就是在這些「疑難」案件中，法官有責任維護與過去法律史的整體性：他們不能訴諸那些在過去的判決和學說中找不到根基的原則判案。整體性（integrity）將會禁止我們所說的異乎尋常的（outré）或荒謬的哲學：假設對量子力學的思考導致一些哲學家得出一種關於因果關系的激進的新觀點，比方說，比休謨更具懷疑性？在整個社會未能普遍採納這些觀點之前，法官將無權對這些新發展做出評價。盡管這些關於整體性的要求限制了法官的自由，這樣他們就不能賦予法律概念與日常用語不同的含義：即使法官限制了其對與法律相關的因果關系學說的注意力，他仍然能夠漫遊於許許多多的哲學著述之中。
在那些更具公共性的法律領域中，這也是我在此將主要探討的，法官所面對的哲學問題更多，也更為明顯。當面對一些特別疑難的案件時，法官在憲法性判決中所作的哲學選擇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按照常規。第一修正案規定的「言論自由」也是為自由主義哲學所贊美和追求的，假如一個法官需要判斷某種特殊形式的言論，比如商業廣告，是否屬於此言論自由的范疇，那麼他就會遇到那些與無數政治哲學家在不計其數的書中所探討的相同的原則性問題。當然，即使是在憲法領域，先例還是司法判決中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先例也確實限制了法官根據其個人的道德觀念來修正憲法性概念。但是，憲法領域呼喚更多的新穎判決。在私法領域，要找到新穎的判決總是很難，因為它們已被置於固定的邊界內。而在憲法判決中，所謂的疑難案件並不是因為它們受到了原則的限制，而是因為它們提出了對建立原則之根基的質疑。問題是通常所理解的言論自由是否該保護那些散布仇恨的言論或者那些迫害少數種族的侮辱性或攻擊性言論？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中，禁止此種言論是否必需？而這些問題都要求對政治道德中某些最為深層的問題進行反思。在這樣的案件中，先例所能發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法官會以先例不正當地限制了重要的個人權利為由認定先例是錯誤的，從而與認為普通法中某些固有的先例是錯誤的法官相比，他們有更多的理由不尊重先例。
最後，我們必須考慮法官和哲學家擁有不同目標的爭論之第三種形式，此一爭論對於憲法而言尤為重要。此種爭論始於承認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很多重要的憲法性概念正是那些被很多哲學家們所研究過的概念。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法官的目標不應是發現關於責任、人格或者自由的最佳理論，為此他們會理所當然地求助於哲學家；相反，法官的目標應該是發現那些使這些理念成為法律一部分的人所主張的最佳理論是什麼，而這些均為歷史問題，而非哲學問題。
現在，憲法判決中的「原意」模式在憲法學者中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流行了，對此的反對意見則是眾所周知的。即使我們接受這這個理論，它也不能避免我所說的兩難選擇，因為它會使憲法更多地糾纏於哲學問題，而不是更少。對法官而言，接受這種模式就必須面對一系列在哲學思維、哲學語言和政治哲學中最復雜的問題。作為一種解釋方式，當我們論及那些共同制定了憲法及其修正案的一大群人的理論、意圖或認識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是許多不同的事物。但是我們所不能清晰明了的是他們所共享的理論、意圖或認識，比如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可能並沒有任何關於保護言論自由的理論，或者他們可能是互相對立的。
那麼，在現有的可能解釋中，我們應當接受哪個理論呢？即便我們將任意選擇一個人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選擇哪一個觀點？是起草了大部分被質疑條款的那一個？於是，我們的哲學難題隨之而生。假如我們發現（根據他所使用的語言，這看起來很有可能）第十四修正案中平等保護條款的主要起草者的本意是根據對此條款的最佳理解來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權，而不是根據他當時的個人理解（他可能也意識到這種理解是不完善的），在這些情況下，什麼是需要被尊重的原意？一個當代的法官會在忠於原意後又被要求根據立法者事實上的意圖來解釋該條款嗎？如果是這樣，那不是又把他送回到原意主義原則所希望避免的政治哲學之中了么？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難道不應當問為什麼法官應當考慮原意？答案也許會被認為可在民主或法治中找到。但是我們必須在這些高度抽象的理論之相互矛盾的概念中做出選擇來回答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而這樣又會將我們置於更為復雜的哲學爭議之中。那麼，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治？
三、本能和直覺
如此，第一個迂迴進路——法官和哲學家沒有任何共同的主題和目標——是一種幻想嗎？至少就包括憲法概念在內的最重要的法律概念而言是這樣。因此，我們應當以更大的雄心考慮其他方式來避免我所建構的這個兩難選擇的第一面。
首先，我們可能會稱贊法官並未依*咨詢哲學家來處理哲學問題，而是憑借自然本能或「內部」(gut)反應。在安樂死案件中，最高法院要認定在醫生對求死病人中止治療——在法院看來，各州實際上並沒有對此做出禁止——和醫生以積極方式幫助病人自殺之間是不是存有區別，比如說，給病人開可致自殺的葯，或者給一個求死但又無法吃葯的病人以致命的注射。如果各州沒有禁止前者，那麼它就有權禁止第二種嗎？而這就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在放任他人死亡和謀殺之間究竟在何時和多大程度上存在道德上的差異？此時大法官們就有可能需要參考哲學著作，然後努力解釋他們將如何選擇及其理由。當然，很多持相反的觀點的公民無法被法院的意見說服，但是他們也知道大法官們個人同樣為這個案件而迷惑，還盡力解釋他們為什麼覺得它沒有說服力。但是，我們剛才的討論表明，法官是不應該這么做的。他們應當忽視哲學家的觀點，而是簡單表明他們對此問題直接和自然的反應。
大法官拜倫?懷特（Byron White）曾經說過，雖然他不能給「淫穢」一個定義，但是只要他看見就能判斷什麼是「淫穢」。我們的新提議將使此種策略推而廣之：法官不應試圖分析那些疑難的哲學概念或者思想，而應僅僅表明他們的本能反應。當一個醫生根據病人的要求中止治療，而不是給病人開出致命處方，如果法官的本能認為此行為在可容許的范圍內，那麼他就不必要為他是否要以說理的方式來論證他的直覺而擔憂，法官只要表明他就是怎麼想的，或者表明這就是絕大多數人對於此類問題的直覺，或作出諸如此類的回答。
有許多著名的司法判決支持了這種建議。霍姆斯說過，他只需問自己是否會為此行為嘔吐就可判定警察的某些取證方式是否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也許這就是所謂「法律現實主義者」之格言的淵源，即「正義取決於法官早飯吃了什麼」。）難道這就是判決最為重要的特徵之一？我確信作為一種治理手段的判決的合法性應建立在以下基礎之上，即法官的判決是有理由的並對他們的理由做出解釋。（除了期望為自己免除一個難辦的任務以外）什麼能夠證明法官以如此明顯隨意的方式處理極其重要案件是正當的呢？
我所能想到的兩個論據都不能表明它們減少了哲學爭議，而是增加了哲學難題，因為它們都建立在富有爭議的哲學立場之上。如果我們有理由解釋法官為什麼不需要成為哲學家，那麼法官將會為了理解這些理由而成為哲學家。這兩個論據中的第一個尤其適用於我經常舉做例證的概念：即存在於憲法判決中的道德概念。這個論辯是建立在被稱為「直覺主義」（intuitionism）的哲學論題之上，該主義認為人們無需任何思考或者論辯，都有與生俱來的本能使他們能直接感知道德爭議的真理。（根據某些直覺主義的觀點，思考和論辯實際上會使我們對正義的感知遲鈍化。）直覺主義並未得到道德哲學家的普遍支持，至少在盎格魯－美國分支的哲學家中間是這樣，當然這並不是說它就是錯的。它很有可能在一段時期或者某一天得到復興而成為哲學領域短暫的時髦。但是直覺主義確實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使得它幾乎無法成為法官拒絕提供解釋的正當事由。它建立於一種想像中的人類所固有的不反思和不爭論的直覺上，基於一種感覺模式——但這幾乎是徹頭徹尾的神秘主義，道德事實和人的神經系統如何能夠令人信服地相互作用？而且，認為人類作為一個物種而擁有此種本能的假設似乎與他們擁有如此多元和沖突的道德觀念的事實相矛盾。直覺主義者強調有些人的想像是有陰影的。但是我們如何知道誰的想像是有陰影的呢？誰的直覺能力是有缺陷的？除非問問他們是否同意我們的道德觀念，然而這樣做同樣不能讓人滿意。
支持法官以直覺、快速或者草率的方式來裁判的第二個論據同樣適用於對道德概念施加特殊的壓力。這就是「道德懷疑主義」，它主張在人格、自由、平等或民主等所謂的哲學問題中，並不存在著正確答案，因此法官就不應浪費時間來尋求正確答案。因為任何一個答案都只是一種選擇，根本沒有任何深層的原因，法官在決定答案後最好立刻把它們打造成正確的：如此將這些答案挪作他用時就能夠節約時間和精力。（嘔吐測試的創造者霍姆斯，就是一個道德懷疑論的熱情追隨者，只有我們完全了解這一事實才能對他的一生的和著作做出解釋。）我再次強調，此一忽視哲學的論據是建立在有爭議的哲學立場上的。（在我看來，這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當今絕大多數流行的模式都不存在著一致的立場。）[3] 絕大多數的法官都和霍姆斯不同：他們並不是道德懷疑論者，他們忽視哲學是因為懷疑論是對的——此論據對他們而言並不見比我而言要合理，我希望對你也是如此。
四、實用主義
通過對於兩難選擇的第一個側面——法官必須是哲學家——的否定，我們現在已經討論和否決了兩種逃避兩難選擇的方法。我們不能夠通過宣稱歷史已經將哲學家所研究過的因果關系、人格或平等等法律概念改變得面目全非了，而有理由逃避問題。歷史確實塑造了法律概念，但是它們仍然在開放中保持發展，如果法官要發展這些法律概念，他們就必須像哲學家那樣向自己提出一些相同的問題。當法官不經研究或思考就根據自己的本能做出回答時，我們就不應該通過宣稱法官已經最好地回答了這些疑難問題來逃避問題。
於是，這就有了第三條可能的策略，這個策略最近在學院派律師中大受歡迎。他們中的很多人建議法官繞開糾纏著哲學家們的傳統問題——諸如到底什麼是責任、因果關系、平等和言論自由的真實含義，或「被動安樂死」是否真的不同於「謀殺」——通過信奉一種不同且明顯激進的哲學傳統，名曰實用主義，它鼓勵法官追問：在法官使用了這些概念後是否真的給這個社會的未來帶來了一些變化？如果發生了變化，那怎樣能達致最好的未來？是通過不讓墮胎這個煩人的問題成為高度抽象的哲學難題么？比如說，胎兒真的擁有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嗎？我們應當使之成為一個更為實際和易於處理的問題，如此我們就不需要依*哲學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這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於禁止墮胎這個決定嗎？
當然，哲學姿態有其自身的時尚，實用主義和它那個更為時尚的姊妹——社會學，已經在學術界流行一段時間了，它們在法學院也有一個從熱門到冷門直到消逝的過程。但是至少在現有的語境下，實用主義是空洞的，它對於我們逃離這個兩難選擇毫無幫助。實用主義告訴我們，法官會將關於墮胎的抽象難題置之不理，而只需要問假如禁止婦女墮胎，其結果是不是會變得更好。但是我們無法判斷：迴避了實用主義者所要避免的哲學問題的憲法判決的結果是否就比其他判決好。
假想一下，如果墮胎受到憲法的保護，那麼將會有更多的墮胎，更少的婦女會因一個她不想要的孩子而毀了生活。（當然，還會有很多其他的後果，某些是很難預測的，但是這個結果會是突出的。）那麼，在她們看來，這個結果就意味著事情變得更好？或者更差？我們如何能在未判斷墮胎是否實質意義上的謀殺之前就對此下定論呢？如果墮胎是謀殺，無論在其他情況下它們看起來多麼美好，事情是不能變得更好的。另一方面，假設法院判定墮胎不受憲法保護，然後許多州接著宣布墮胎是犯罪。那麼這個問題將會在公眾的爭議聲中慢慢消逝，每個人都將接受這樣的變化，比如說，有條件的婦女會遷移到允許墮胎的州，而那些沒有條件的婦女只能毫無怨言地生下她們的孩子。如果公眾沖突變得更少，事情就會好多了。但是對於那些被拒絕墮胎或者為了墮胎而付出沉重代價的婦女，在我們判斷她們是否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之前，我們無法確認事情已經變得更好。當然，我們可能會認為對於某些人的不公正對待取決於整個社會是否因拒絕墮胎而變得更好（或至少不那麼分裂）。但是，我們是否有權認為取決於哲學領域中的另一個道德問題，即功利主義是否就是正確的。於是實用主義就因為它需要檢驗是否有好的後果而成了一種毫無成果的空泛姿態。人們因此分裂，原因是他們對於這個實用主義聲稱可以迴避的問題的最佳答案意見相左。
五、新形式主義
那些空洞理論（比如說實用主義）令人驚訝的流行更加證明了我在開頭描述的兩難選擇更為嚴重了。自從數十年前此理論被美國律師廣泛了解後，形式化的法律實證主義成了對法官所作所為的令人絕望的不適當的說明，他們害怕做出選擇：司法判決所要求的對於道德問題的判斷是如此之深入和分化，以至於他們成了深入和持續的哲學研究的對象。非經選舉產生的法官有權處理涉及當事人和國家的永久性問題，這看起來令人驚愕。有觀點認為，法官通過將他們的注意力從爭議的原則轉換為顯而易見的事實和結果來裁判包括憲法案件在內的疑難案件，但是這種觀點只是一些法律學者將他們的頭部埋於沙子的可憐行為的又一例證。法律職業公開面對美國公民在道德問題上深刻分裂這一事實的時候到了，司法判決不可避免地會捲入這些問題，而法官也有責任承認並解釋他們採取任何立場的原因。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如果法律是如歷史和實踐所造就的那樣，展現出哲學維度中的各種概念，假如所有這些我們用來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時能擺脫對那些概念永無止境的論戰的設置都失敗了，如果我們意識到要求法官本身成為哲學家的期望是不現實的，是無法被接受的，那麼我們只剩下一個指望了：我們能夠根據現在的情況將法律改變得更適合於那些堅守紀律而較少雄心的法官。最終，我們必須轉向如前所述的那種最為激進的逃避方式，即所謂的「新形式主義」。邊沁痛恨被其稱為「法官有限公司」（Judge & Co.）的制度，他認為應當通過編製成文法典來約束法官像哲學家那樣作為的權力，如此司法判決就變得機械化了。盡管和我同輩的法律人對此觀點均表驚奇，但是邊沁的影響尚存，甚至比兩百年前更甚。現在有持續的熱情支持這樣一種使判決更為機械化的法律制度。
盡管各種各樣的學者和法官在許多問題上意見相左，但在他們的著作中都能發現這種新的熱情，比如托馬斯?格雷（Thomas Grey）, 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 弗里德里奇?舒爾（Frederick Schauer）和 凱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4]*這些形形色色的新形式主義者們共同的目標就是期望改變法律和法律實踐，以減少法官在決定依照什麼法律時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他們提出了許多建議，從（根據邊沁的風格）編纂法典，到催促創制新原則的法官闡明那些脆弱的規則，這樣他們就能機械地適用法律了（而不僅僅是提供一個大體的原則），還有斯卡利亞所設計的法定解釋法（此法要求法官不應推測立法者可能有的意圖或者目的，而是採用最符合原文的文意解釋）。
新形式主義也是對我之前所談到的憲法判決「原意」原則產生新熱情的原因。對此原則的第一個推動力來自於語義學和解釋學：其擁護者強調，按照現在的情況，憲法應當和制憲者對文件中道德概念的理解相一致，而不是與對這些概念的最佳理解相一致。但是，新形式主義者的說法並非語義學的而是戰略性的：他們要求法官探尋原意的目的不是為了代表憲法的真實含義的積極理由，而是為了一種消極理由，即以此裁決案件的法官無需展開他們個人的道德或哲學確信。正如我已經討論過的，這種策略必將失敗：這並不是讓法官逃避哲學的辦法，而只會讓他們陷入哲學爭議的深淵。
但是，我們應當從總體策略意義上來考察新形式主義的價值。不能夠僅僅因為它能將法官從困難的或有爭議的判決中解脫出來，就成為接受回歸於機械法理學的理由。這就等於是讓尾巴去搖擺小狗：:我們應當首先決定統治我們的法律制度的類型，然後才決定法官在這樣一個制度中應扮演何種角色。我們也許有很多理由希望被一些更為機械的規則所統治，可能它們在法律的某些領域，尤其是私法領域是好的理由。我們也許相信在這些領域中我們會做得更好，我們可以要求法官對人們事務的干涉限制在立法機構創制的脆弱規則范圍內，讓立法機關來決定規則什麼時候需要被澄清或改變。但是，我本人並沒有被這些理由所說服，我相信如果擴大機械化司法判決的領域，我們將失去更多而得到更少。
當我們轉向我所舉的幾個主要的憲法例子之時，我對新形式主義的反對將更進一步：這樣將會從根本上推翻我們整個憲法框架的根本設想，即認為公民有權免受易變且自利的多數人判決的損害。正如我之所言，作為一種語義學和歷史學，老的原意學派假定應根據長眠已久的政治家們的理解來限制那些權利。老的原意學派認為這就是據其本來面貌來保衛憲法。在憲法領域，新形式主義者並沒有作這樣的假設；他們的論爭是革命性的而非解釋性的。他們承認：他們建議的改變會急劇削弱法官推行他們所認可的憲法
❺ 法治中國建設中的哲學使命
法治中國建設視域下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與實現途徑新探
肖金明
如何推進依法執政？依法執政的內涵非常廣泛，它首先是一種新的執政思想和觀念，其次它意味著新的執政體制和機制，還有新的執政方式與方法和新的執政素質與能力，以及新的執政效果與水平，這一切都與依法執政的原則與制度息息相關，與黨的領導制度、執政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密切關聯。推進依法執政，必須實現執政理念的更新和轉變，踐行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和依法執政這一根本的執政觀。實踐依法執政的執政觀，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執政體制機制，變革和發展新的執政方式方法，需要塑造和提升新的執政素質和能力，改善和提高執政效果和水平，而這一切都需要依法執政原則與制度的駕馭和保障，需要黨內黨外相應的制度創新予以保障和促進，需要加強黨內法規體系的構建和國家法律體系的完善並保持兩者協調統一，由此為依法執政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如前所述，依法執政不是一個新概念，但它已經具備了豐富的內涵，在一段時期里將是一個恆定的命題，依法執政的實踐是這一命題的根本所在。實踐依法執政理念與原則，需要在「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有效推進依法執政、重點推進依憲執政」與「立足於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切實通過人大執政」三個層面上探求依法執政的實踐途徑。加強黨內治理和黨內法治建設，為依法執政奠定製度基礎和積蓄法治定勢，將依法執政提升到依憲執政的高度並具體到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是實現依法執政的必由之路。
1．通過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來推進依法執政。對當代中國而言、對中國共產黨面言，黨內無規則國家無矩，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依法治黨與依法執政息息相關。黨內政治生活沒有依規辦事的習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就很難做到依法辦事。從一定意義上講，依法治黨，建設法治政黨，構成了依法執政的前提和基礎。促進依法執政，必須推進依法治黨，這就需要加強黨內法治建設，尤其需要加快構建完整的黨內法規體系。中共十八大之後，黨內法治建設全面啟動，2013年可以視為黨內法治建設元年。2013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這部黨內「立法法」為黨內法治建設尤其是黨內法規建設確立了基本規范；2013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廢止和宣布失效一批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300件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通過黨內法規清理程序被廢止或宣布失效，為黨內法治建設夯實了制度基礎①；2013年11月，第一個黨內法規建設規劃綱要———《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 2017）》發布，為黨內法規建設規定了近期目標和長遠方向②。無論是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清理工作，還是中央黨內法規規劃綱要，都充分體現了「憲法為上、黨章為本」這一重大觀念和原則，尤其是中央黨內法規五年規劃綱要從黨的領導和黨的工作、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民主集中制建設等六大領域共37個方面布局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中共黨組工作條例》、《中共統戰工作條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中
共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共巡視工作條例》、《中共紀檢機關案件辦理工作條例》等系列黨內法規，這無疑將為黨內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寬厚的制度基礎，也為依法執政提供更為豐富的制度資源。 依法治黨僅有黨內法規是不夠的，必須強調國家法律對於依法治黨的重要意義。黨內法規建設不可能孤立進行，在長期倡導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以黨內民主促動國家民主的基礎上，近些年來已經出現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聯動建設的跡象，黨內法治建設與國家法治建設關系的重要意義得到深化③。國家法治與黨內法治聯動必然要求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銜接與協同，就如同僅有國家法律難以充分實現依法執政一樣，僅有黨內法規也無法充分實現依法治黨。依法治黨需要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統一或者說一體建設，依法執政需要國家法治與黨內法
治相互聯動，只講黨內法規和黨內法治或者只講國家法律和國家法治，都無法充分實現全面加強依法治黨和全面推進依法執政④。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黨內立法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不斷提升黨內制度建設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度，確保黨內制度建設質量，使黨內政治生活有規可依、有章可循。同時要強化和協調黨內法規體系與國家法律體系的關系，逐步形成由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銜接和相統一的制度體系，形成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合力，為依法治黨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建立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的有機聯動，將黨內治理與國家治理統一起來，尤其要從內在規律和外在需求上有效促進黨的領導方式的轉變和黨政關系的轉型，促進黨政關系規范化和執政活動制度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旨在推進執政黨現代化轉型、政黨治理模式轉變和依法執政。
2．加快法治政黨建設，有效推進依法執政，重在實現依憲執政。國家政治生活主要立基於憲法規范基礎上，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徵，也是法治政黨的基本特徵。依法執政需要政黨具有民主法治品性，根本在於塑造政黨的法治品格。概言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由之路。執政為民、依法執政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要求。實施依法治國戰略，必須堅持黨對法治國家建設的領導，這就必然要求執政黨依法執政。依法執政最關鍵的一條是將黨政關系建立在法律基礎上，在政治生活最關鍵的部分實現政與法的統一。這就需要執政黨支持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不替代立法，不包辦行政，不幹涉司法。
在政與法的關繫上，尤其需要處理好黨的領導與立法和政法的關系，需要正確處理黨的決策與國家立法的關系，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職權的關系，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領導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必須加強黨的各級組織與同級人大的關系，改進黨領導立法工作的方式，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通過建立健全體制機制促進黨的各級組織支持同級人大依法履職，善於將黨的政策經由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善於通過人大作用於政府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必須改革政法體制，改善黨領導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黨的政策對政法工作的意義，善於將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與人大相關工作結合起來，善於用制度確保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職權，通過制度防止黨的各級組織干涉政法機關依法辦案。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①。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際上就包含了依憲治國的根本要求，也意味著對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根本需求。「無論如何理解依法治國，如果沒有執政黨的依憲執政，任何意義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復存在。在『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治國方略的實施中，執政黨依憲執政具有特別的意義」②。依憲執政是指執政黨以憲法為執政的根本依據，遵守憲法規范、原則和精神，實踐憲法確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民主集中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憲法原則，貫徹落實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制度、基本國策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運用憲法思維和方式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等方面的重大問題。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這是由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反映了「黨的領導———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政治邏輯，體現了執政黨新的政治思維和對新的執政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加強和推進依法執政，應當將黨的領導和執政活動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加以認識，將依法執政與國家治理統一起來，將執政活動規范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將執政的合法性、權威性、有效性建立在與憲法的關聯上，在憲法確立的根本原則與根本制度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根本是依憲執政，依憲執政就是要依據憲法確立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執政。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憲法確立的第一原則，是國家根本政治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憲法確立的第一制度，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依憲執政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確保執政活動遵循人民主權原則，保證執政黨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的政治框架內和政治舞台上執掌政權。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尤其是依法執政需要樹立起憲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極大權威，依照憲法監督和規范黨的各級組織的政治活動，使憲法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最高准則。這里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推進依法執政，必須加強憲法與憲法相關法制建設，完善有關政黨的組織、行為和責任法律制度，規定執政黨和參政黨的性質地位、職能權責、組織原則、決策與立法（黨內法規制定）准則、違法違憲責任等。確保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必須完善與政黨執政、參政相關的憲法相關法制建設，為執政黨的執政活動提供更加完備的憲法性規范，為規范依法執政形成憲法規范基礎，將黨的執政活動納入憲法規范框架內。同時，完善憲法實施監督制度，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違憲審查機制和程序，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憲法監督職責，特別是要完善對憲法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及時發現和
糾正違反憲法的行為。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憲法監督制度或者違憲審查制度相適應，也應當完善黨內法規審查機制，通過一定的制度構建，比如設立黨內法規監督委員會或者稱為黨內司法事務委員會，依章履行處理黨內事務爭議職能，並擔當黨內法規審查責任，以此形成依法執政的監督和保障機制，以確保黨內法規的合法性、合憲性，保持黨規國法的協調性，確保黨內法規建設貫徹「憲法至上、黨章為本」的黨內法治原則①。
3．切實推進依憲執政，必須立基於國家根本政治制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黨的領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實施的制度保障，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②。依憲執政就是要求執政黨立基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遵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原理和內在邏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了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基本方式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效組織形式，是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時也是關於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黨政適度結合、黨和國家關系科學化與規范化的制度依託，是關於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組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實施、建設法治中國的制度保障。概括地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依憲執政實踐，提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能力，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這直接關系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和法治國家建設進程與國家法治化的程度。一般來說，政黨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橋梁，由此產生的人民———執政黨———國家的邏輯結構，其關鍵要素就是民主、法治及其相互關系，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與法治的基本載體和展示民主法治關系的制度機制。如果說依法執政就是將執政活動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認識並納入法治框架和軌道，那麼，這個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條軌道就是由憲法鋪設的「執政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府兩院」的法治軌道。換言之，人民代表大會是執政黨作用於國家政權的主要通道，是實現依法執政的有效途徑。
不僅依法執政（根本是依憲執政）內在地需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民主執政、科學執政與通過人大執政也存在邏輯關系。民主執政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應當強調黨內民主建設，建立民主執政的堅實基礎，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尤其是要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規范黨內權力，保障黨員權利；二是執政黨應與人民代表大會結合起來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是最容易將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國家意志統一起來的政治場合，也是唯一實現黨的政策轉化為國家法律的政治機制。民主執政要求執政黨的各級組織與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適度結合，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是民主執政的具體表現。拋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各級組織就會與政府組織高度關聯，不僅容易降低執政
的民主性，也不利於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學執政也有兩個側面，一是執政必須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反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統攬全局、協調各方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二是執政必須遵循政治規律，尤其是政黨執政規律。既有適用於世界各國的一般執政規律，也有各國不同的特殊執政邏輯。在當今社會，執政黨與民意機關的結合是政黨執政的一個普遍現象。在當代中國，健全和完善科學合理的政治結構，構建符合民主法制規律的政治機制，保證執政黨依據執政規律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這是政治上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實踐科學執政原則的必然要求。
希望對你有幫助。
❻ 生活與哲學這本書中滲透了哪些法治意識
生活與哲學這本書中滲透了：
全民樹立法治意識，形成法治觀念。法律只有被認同、被信仰，內化為人們的思想觀念，尊重法律、敬畏法律、認同法律價值的生活方式才能形成，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生活習慣才能養成。普法工作重在改變人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供參考。
❼ 運用哲學知識闡明法治與改革的對立統一關系
法制是對現狀中正義的捍衛，改革是對現狀中罪惡的革命。
❽ 哈特的法哲學思想中心是什麼 And 中國的法制弊端有哪些
哈特的法哲學思想 哈特，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最著名的代表，在法律和道德這一經典法哲學問題上，堅決區分「實然的法」和「應然的法」，主張法律與道德沒有必然聯系，與自然法學派的傑出代表德沃金圍繞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展開了持久論戰，兼收並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分析法學，為分析法學乃至整個西方法哲學都做出了持久和建設性的貢獻。作為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哈特繼承和發展了奧斯丁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基本理念,特別是奧斯丁關於一般法理學研究的范圍是分析實在法的共同概念的觀點及法律和道德,實在法與理想法之兩分法;並在繼承的基礎之上,發展了古典實證主義法學. 1.哈特分析實證法學思想產生的源與流。哈特在繼承霍布斯、洛克、邊沁等人思想的基礎上，以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為始基，將日常語言哲學引入法學，分析了規則與習慣、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的基本概念，建構了以承認規則為基石的龐大規則法律模式體系。 2.哈特與德沃金就法律和道德關系展開了論戰。這次論戰以二十世紀的紐倫堡審判為契機，以自然法學的復興和分析實證法學的興盛為背景。哈特以規則說為基礎，嚴厲批評了形式主義和規則懷疑主義兩種極端的規則模式，提出了法律的解釋原則是「意思中心」和「開放結構」規則形式的結合；德沃金堅決反對哈特的理論，認為法律是由規則、原則和政策構成的法律模式體系，論述了他的闡釋性的完整性的法律解釋理論。 3.哈特提出了著名的「最低限度內容的自然法」命題，標志著向自然法學的重大讓步；「內在觀點」的思想完成了向社會學法學的最初溝通，德沃金正是沿著並超越了哈特的範式研究，提出了「內在參與者」的觀點；而哈特精於分析，將日常語言哲學引入法學領域，完成了二十世紀法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開拓了法哲學研究的新境界。4.哈特和德沃金的論戰對東西方法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是西方自然法學、分析實證法學和社會學法學三足鼎立局面形成的誘因，又是後現代法學發萌的契機；對中國的法哲學及其指導下的法治建設具有重大的啟示性意義。 4.他在該書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什麼是法律的"老問題",並對奧斯丁在《法理學的范圍》一書中對法律所下的由主權,命令和制裁三要素構成的定義——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或規則是一種命令"進行了批判. 在哈特看來,將法律視為命令,會造成法律的混亂,導致嚴重的後果.他反問道,法律和法律義務與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之間有何區別與聯系呢他認為這里暗含了什麼是法律?"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也是人們長期以來爭論不體的矛盾焦點.哈特認為,由於命令這個概念與權威有很強的聯系,它確實遠比強盜的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更接近於法律"，法制研究。他認為:奧斯丁的理論得以建構起來的基本要素,即命令,服從,習慣和威脅等觀念,沒有包括,也不可能由它們結台產生出規則的觀念,而缺少了這一點,我們就不可能闡明任何法律的意義.哈特進一步指出.規則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概念,而法律科學的關鍵,法律制度的核心.決非由於主權者的命令,而是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的結合:前者設定義務和責任,要求人們從事或不從事某種行為,而不管他們願意否;後者則授予權利"主要"和"次要"並非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就規則(法律)在社會生活中適用時的相互關系而言的.這樣.從對奧斯丁法哲學觀點的批判和繼承人手,哈特確立了自己的法哲學的基本立場. 5.哈特通過對法社會學的研究,把分析的視野擴展到社會法律思想,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方面並提出了對法律規則的內在觀點和"外在觀點相異相關的見解:在哈特看來.由於人們對法律規則的認識和觀點不一致,那麼,社會上存在對法律抱不同志度的人就是很自然的事.通常情況下,對法律持有內在觀點的人.會認同法律並自願接受和維護法律的規則;而持外在觀點的人則不會自覺認同法律,表現出被迫接受法律規則傾向;這兩種態度的分野不是絕對的.事實上還存在居於兩者之間的含混的態度,有時甚至在嗣一個人身上看到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取向由此,哈特提出,建立一個法制的社會,創造一種規范的生活.必須注意到社會生活中這兩種不同法律認知觀點以及可能出現的不同態度取向,通過有效的法律調節來達致社會的平衡.
❾ 韓非的法治哲學是怎樣的
先秦法家並不像儒家、墨家那樣自成一派，也不大講師承關系，他們只是在思想上有著共同的特點。首先，他們強調法的作用，認為法是治國的不二法門，即以法治國，一切由法裁斷。其次，注重實力，認為實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強調君主專制。最後，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疇主要有法、勢、術、刑、罰、賞、利、公、私等等，這些概念和范疇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獨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韓非。他是戰國後期韓國人，貴族出身。韓非是儒學思想家荀子的學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對空談仁義，主張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韓非口吃，不善於說，但很善於寫，著有《韓子》五十五篇。韓非著書立說是為了挽救韓國的滅亡，但由於他講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他的君主專制思想深受秦王贏政的賞識。據說當贏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後，禁不住拍案叫絕，感嘆道：「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來贏政用武力把韓非「請」到秦國，由於韓非書生氣太濃，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結果在他的同學李斯的陷害下，冤死於獄中。韓非死在了秦國，其以法治國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國，並被付諸實踐。
韓非的思想不是理論邏輯推理的產物。而是通過「觀往者得失之變」，即從歷史的縱橫關系中思索治國之道。他在總結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以「法為中心」，「法」、「勢」、「術」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體系。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勢」、「術」、「法」等思想。在韓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視「勢」。所謂「勢」，就是權力，慎到認為在權、法、禮、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權力應放在首要地位。慎到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認識到，掌握權力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在政治中誰服從誰，不是以學識、才能和道德為標准，而是要看權勢的大小，「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於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是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慎到的這一說法顯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權力主義雖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卻符合戰國時代你爭我奪的歷史現實。
申不害重視「術」。所謂「術」，就是權術。術與法不同，前者須君主獨操，後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開，是一種明確的規定，術則要藏於心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申不害認為君主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為了鞏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奪，申不害提出要以「術」來作為加強君權、駕馭群臣的辦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這樣，君主就可以「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權術思想，雖然有利於加強君權，但助長了政治上勾心鬥角之風氣。
商鞅在「法」、「勢」、「術」中，雖然認為君主應該「不恃其強，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術」。肯定了「勢」、「術」在加強君權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視「法」。商鞅主張以法治國，在執法過程中強調要輕罪重罰。輕罪重罰的邏輯是：它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而商鞅認為實行輕罪重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愛民」。關於「法者所以愛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邏輯。因為實行輕罪重罰，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無需再用刑，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說：「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商鞅的這種以刑去刑論是殘忍而野蠻的法治主義。
韓非總結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針對申不害只講術不重視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而對商鞅只講法不講術的缺點，認為雖能以法致富，「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資人臣而已。」於是韓非辯證地把「法」、「勢」、「術」三者聯系起來，他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無一，皆帝王之具也。」這就是說沒有統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沒有操持控制大臣的「術」，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亂，所以只有「法」、「勢」、「術」並用，才能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
韓非提出有利於君主進行專制統治的標准，這就是「法」。什麼是法呢？韓非說：「法者，事最適者也。」所謂「事最適者」，就是適合時代，符合事理，有利於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廢私，「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法令是全社會必須遵守的標准，「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而且執法必須要嚴，「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就是說誰違犯了法令就應當無赦。
戰國虎紋銅鏡韓非強調以法治國，反對賢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賢」。他認為，對君主而言，無需待賢君而治，歷史上的賢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絕大多數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處勢」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紂，若能「抱法處勢」亦可以治天下。
韓非的治國思想，特別他的以「法」為中心，「法」、「勢」、「術」有機並用的思想，二千多年來一直為封建統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說不智、不明，但卻沒有像孔子那樣撈到聖人的牌位。這是由於他太忠實於事實，只講權術和法治而不關心道德，從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
❿ 中國政法大學的哲學系好么
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還不錯，值得選擇。
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正式成立於2002年6月，隸屬於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是中國政法大學多學科綜合發展的一個新建制。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自1952年成立的哲學－黨史教研室。
學術研究：
在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上，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積極開展多渠道的學術交流和學科平台建設，努力提升學科地位和學術影響力，已在價值哲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宗教學、德國哲學等研究領域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並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北京市共建項目等重要科研項目。李德順教授的《價值論》多次再版。
同時，哲學系重視哲學學科與中國政法大學優勢學科——法學的深度結合，法哲學、法治文化、法律邏輯、宗教與法律等交叉研究在學界逐漸產生較大影響。近年來，以系教師為主力，先後成立了法治文化研究中心、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研究中心、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等多研究機構，以整合校內外學術資源，加強專業研究和學術交流平台的建設。
邏輯學研究所是中國邏輯學會法律邏輯專業委員會會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