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立法技術

1. 立法的表達技術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1、規定性法律文件的內部結構、外部形式、概括的語言表達、文體的選擇技術等。

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表達。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也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范化。首先，法的名稱的表達要規范和統一也就是說，不同的制定法律的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文件，因為其法律效力層次不同必須有不同的名稱來表達。

2、法的內容要完整，法的要素應該齊全、完備。

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3、法的體例安排要規范和統一。

法律規范的表達。法律規范的表達要做到完整、概括和明確。

4、法律規范的結構和分類技術；

5、規范性法律文件規范化和系統化技術。

6、立法語言的運用。立法語言的運用要做到准確、嚴謹和簡明。

①所謂准確，就是說要用明確肯定的語言表達明晰的概念。

②所謂嚴謹，是指用邏輯嚴密的語言表達法律規范的內容。

③所謂簡明，是指用盡可能簡練明白的語言表達法律的內容。

(1)美國立法技術擴展閱讀：

用立法表達中國人的精神：

這些年，熱點社會新聞中常常有好心人挺身而出、見義勇為，卻反而可能被要求賠償，讓「流血又流淚」。長此以往，誰還敢對陌生人出手相助？

民法總則為匡正社會風氣，鼓勵見義勇為的行為，不僅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而且還規定，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法不遠人，民法乃至法律中充滿著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中國民法學研究會秘書長助理王雷認為，民法總則第183條、第184條中關於對見義勇為行為的鼓勵和寬容，是團結互助、友善待人的社會美德在民法典具體規則中的體現，增強了民法典的道德底蘊。

以法安天下，才能以德潤人心。在一個利益日趨多元、結構深刻變動的社會中，道德價值的堅守更加離不開可靠制度的支撐。老百姓對於得到廣泛認同、較為成熟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有迫切需求。

2. 美國政府為何會陷入技術性「停擺」

由於美國國會未能在8日午夜前批准一項臨時撥款法案，美國聯邦政府被迫技術性「停擺」。

但8日傍晚，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意外站出來反對，並拒絕就此投票。根據參議院規則，必須100名參議員全部同意進行投票，才能進入投票程序。因此，保羅拒絕投票令參議院無法在午夜前完成立法程序，這導致美國政府在2月9日零時起再度被迫關門。

不過，這次政府關門預計不會持續太久。根據參議院規則，到9日凌晨一點，即便保羅仍不同意投票，參議院也可強行發起投票。在參議院投票通過後，眾議院還將就此投票。不過分析人士表示，由於眾議院民主黨人在保護「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上和共和黨分歧嚴重，也不排除臨時撥款法案和預算案在眾議院遭遇阻礙的可能。

3. 什麼叫parchment barriers應該是與美國司法有關。

公文紙保障（parchment barriers）憲政主義及其在美國的確立
2004-4-8 14:42 【大 中 小】【我要糾錯】
在1776年至1789年間，美國人民通過在先前的13個英國殖民地創立共和政府，將他們各自建立成為一個國家，並且，通過1787制憲會議（CONSTITUTION CONVENTION OF 1787），將各州的邦聯轉變為一個真正依法建立的政府（law-giving government）。該成就的新穎之處集中體現為一個新國家的確立，通過使用這一詞語「Novus Ordo Seclorum」，宣布「該時代一種新的秩序」。然而，在創立政治社會的過程中，美國人追尋一個自古代以來就為西方人所信奉的目標：要建立一個足以維護穩定和秩序的政府權力，就必須首先認識到這一共同體的目的-對政府進行這樣的限定和組織是為了預防暴政。這一古老的問題要求對政府的形式、程序和機構安排都要最適合於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並滿足共同體的政治權利和正義的觀念，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憲政主義的觀念。

憲政主義認為其目的在於沖突的解決，而這些沖突構成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徵，並且使政府的存在成為必須，憲政主義通過程序安排和機構設置從而實現對政府的限制、創造私人生活領域和共同體的自由。基於這一相互矛盾的思想，即製造法律和統治的權力既要是至高無上和高效率的，同時又要是受到限制的、合情合理的和負責任的。憲政主義包含一種內在的緊張態勢，其建立是為了反對空想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其否認權力的存在這一現實，反對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上述這些都容忍權力的無限制狀態。盡管憲政主義者，在過去承認某些共同的假定，但他們之間的差別某些時候已經導致無法協調的沖突。在18世紀，美國人民從英國分離出來時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區分，他們採納了一種新的憲政理論類型，進行了他們政治生活新的實踐。

也許美國憲政主義最顯著的特徵在於其明確依靠在法律上具有約束力的制定法文件（written instruments），這些文件規定了政府的組織，並確定了指導組織運作的基本原則和規則。當然，文本已經在法律、政府和政治中得到了長期的使用，並且英國憲法中也包含制定法因素。美國藉助於政府的文件性實在法技術，與其以前的工作相比，更加系統和完善，以至於可以稱之為一項憲法創新（constitutional innovation）。借鑒美國的經驗，現代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採用通過書面憲法（writing constitutions）的形式來組建政府。但是，美國人在建國初期，僅僅是發明了一項新的方法，以解決有限政府這一古老的問題。他們的制憲行為被告知具有一個新的目的-保護個體自然權利的自由主義目的。美國基本法的憲章（American Charters of fundamental law）並不是簡單的政府法令，他們也是保障自由的憲法。自由的含義，特別是對任何實際的定義都至關重要的個體與共同體關系，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正是這一問題在州與國家的制憲過程中分化了美國人民。1787年聯邦憲法的制定，標志著一項決定性的轉變，即保護個體追逐他們的利益，而不是實施將旨在使公民善良和道德作為美國憲政政府的中心目的的共同體一致意見。

因此，美國的憲政主義一方面涉及組織性和程序性的問題，另一方面，涉及政治目的等實質性問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憲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涉及前一方面的問題，因為很多組織或個人堅信或否認適當政府權力的存在或置疑運用該權力的方式（challenge methods used to employ it ）。然而，憲政主義最終是規范性的和目的性的。在擁有執行政治事務的制度性組織和確定性程序這個意義上看，每個州都可以說擁有一部憲法。但是，並非每一個州都是憲政州（constitutional state）。根據西方政治傳統，憲政政府只存在於那些權力的行使受到某些形式和程序限制的國家。美國的憲政主義在這一方面走得更遠，其不僅追求預防暴政的消極目標，還追求促進個體自由的積極目的，在被動的意義上要保護個人免受政府權力的侵犯，在能動的意義上保護個體參與政治共同體決策的過程。從這一角度來看，美國憲政主義提出了政治目的的基本問題，其與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聯了系起來。

在憲政主義的歷史上，重要的問題從來都不在於創造權力，而在於對其進行界定和限制。為達此目的，西方憲政主義傳統使用了兩種方法。其一是安排政府的內在結構以使權力受到分配和平衡的理論與實踐。憲政主義的第二種方法便是使政府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稱為「法治」。

在美國殖民時期，英國的憲政主義就包含了憲政傳統的兩個流派。17世紀早期的普通法院堅持法律高於皇室特權。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對控制政府的高級法這個理念有一個著名的表述，即堅持「『至高無上的權力』並不是對議會的描述……Magna Carta便是這樣一個人，他並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sovereign power』 is no parliamentary word …MAGNA C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 」）Coke還認為，「如果議會制定的一項法律與普通法上的權利（common right）和理性相悖，或者是規定不一致，或者是不可能得到實施，那麼普通法將對其進行控制並判決其無效。」但是，後來議會自己宣布在法律制定方面其擁有最高地位，而且1688年光榮革命中對其權力的澄清實際上阻止了將法治發展成為憲政主義的相關政治形式（and vindication of its authority i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effectively preclude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to a politically relevant form of Constitutionalism ）。在18世紀，經過修正和復興的混合政府理論所表達的內在平衡的制度性結構，成為英國憲政政府的主要模式。

從本質上來描述其內涵，英國憲法是由制度、法律、慣例和解決政治事件的政府行為的實踐所組成的結構。然而，該憲法也是說明性的或規范性的，至少其被認為應該如此。更加特別的是，正如孟德斯鳩、威廉。布萊克斯通和其它18世紀的作家所確信的那樣，英國憲法的目的在於保障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就現代憲政主義的立場而言，被當代人認為是英國憲法基礎的立法至上是與對政府進行有效限制不相容的。然而，議會仍然被認為負有一項道德義務，即保護英國人的權利和自由，自然法的約束也被認為是對議會立法的有效限制。而且，通過選舉對公眾輿論承擔的政治責任也具有對政府進行限制的作用。因此，盡管英國存在立法至上（legislative sovereignty），但他們仍然認為他們的憲法是固定的和根本性的。

美國憲政主義始於17世紀，當時英國殖民者在北美建立了其政治社會和政府機構。以下兩個事件體現（stand out in）了早期的憲政經驗。第一，政府的構成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基於制定法文件（written instruments）。共同的和私有的（corporate and proprietary）殖民地的成立文件是殖民憲章，其由女王批准，授予特定的個人或組織在一個指定的地域范圍內為特定目的行使列舉的權力。依據這些憲章，殖民者通過進一步的協議、組織法案（organic act）、法令、聯合和對政治機構給予了更加精確描述的政府框架。在為宗教信仰推動的殖民地（religiously motivated），政府更加明顯是相互宣誓的結果和依據市民－信仰盟約（civil-religious covenants）而形成的聯合。因此，美國殖民者使用類似憲法的文件（constitutionlike instruments）來創立政治共同體，界定根本價值和利益，列舉基本權利並組織政府機構。

在美國早期憲政史上，第二個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共同體對地方事務的實質性控制。自然，殖民者採用英國的政府形式和措施，並且仿效首都的政治文化。州和地方一級的機構以英國模式為藍本，其混合政府和制衡憲法的理論也被有效地吸收。但是，不和諧的傾向引導了憲政發展獨具特色的階段（Yet discordant tendencies pointed to a distinctive cours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在大多數殖民地，地方長官的權力依賴於王權而存在，而地方議會的權力卻以人民主權和人民之間的的頻繁沖突為基礎，這使得權力的分立和分配成為一種不同於混合政府理論的政治現實。再者，普遍選舉產生的議會，回應不斷增長的選民和依據成文憲章行使地方主權這一事實（de facto local sovereignty under writeen charters），為美國政治引入了共和因素。

作為英國的臣民，美國人相信他們生活於一部自由和混合的英國憲法之下。早在革命以前他們與王室官員發生沖突時就曾表達過這樣的觀點。很多學者堅持認為憲法是人民與統治者的一項社會契約；立法不能改變根本法，正是依據根本法政府才獲得其形式、權力和合法存在；政府必須在與人民簽訂的社會契約約定的限制范圍內行使權力。而且，選擇去組織和指揮政府的契約，正如1768年一位殖民地傳教士所提出的，必須符合「事物的適當道德（the moral fitness of things），只有藉此，人類的自然權利才能得到保護。」由於對將英國憲法描述為包含議會主權存有爭議，美國人開始考慮將憲法作為基於保護人民自由、財產和幸福的目的，而對權力行使進行限制的規范性規則。

在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時，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人重歷了17世紀的創立經驗（founding experience）。他們將自己的歷史和政治環境所決定的條件作為制憲（writing constitutions）的一個邏輯步驟以組織政治共同體。簽署《獨立宣言》前，議會建議殖民地所採取的政府形式應該「依照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的意見，特別是應最大限度地促進選舉人的幸福和安全，和一般意義上的美國利益。」盡管一些人認為，大會的代表（the people acting in convention ）應該組成政府，但是，政治上的緊迫局面和輝格黨人的政治理論為起草或通過第一州憲法（the first state constitutions）的立法提供了合法性，In all but two instances.

州憲法最顯著的特徵，即其文件特徵（documentary character），照例遵循了組建新政府的決定。基於美國創立文件的悠久傳統，似乎很明顯，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和對政府的限制可以通過起草一部憲法得到更好地實現，而不是依靠一部像英國那樣未明確規定的、不精確的憲法，其並未對政府進行限制，畢竟其不是一部真正的憲法。雖然英國憲法的一部分也由成文的文件構成，但其主觀性太強，最終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之中，並且預設這樣想法「思想讓它成為這樣（thinking makes it so）」。美國人堅持認為，憲法的原則和規則對組織權力（organize power）和保障自由非常重要，其應該從政府中分離出來，並以實在的形式客觀固定下來。這反映了一種很古老的傾向，盡管其廣泛運用頗有新意。美國的憲政主義依靠這樣一種觀念，即「（saying it makes it so）」，或者至少依靠這樣一種希望，即將某些東西言之成文，以便得到確實的參考，從而使政府更容易達到憲法列明的目的。

州的憲法直接繼承了殖民地文件的傳統，這些文件創造了政治共同體，並建立了政府機構。創立文件的一種形式（契約或協議）象徵著共同許諾和同意，藉此眾多個人組成了一個政治共同體，確定了基本的價值、權利和利益。創立文件的另一種形式（法令或框架）詳細指明了政府的內部機構。1776年至1789年之間制定的州憲法，有一半被稱為契約，其包含界定了共同體基本價值的人權法案。在其他的州憲法中，對政府的設計有得到了主要的關注（principal attention）。所有憲法都是對先前政治發展趨勢的一種反映；沒有一部憲法是在一張白紙上創造政府機構。這一事實在主要是關於政府框架建立的文件中得到了更明確的體現。在這些更加現代的預見了美國憲政發展進程的文件中，共同體一致同意的重要性讓位於作為憲法的主要目的對個體權利的保護。

美國革命的政治哲學是共和主義。盡管缺乏精確的含義，共和主義仍被非常准確界定為政府要依賴於人民地同意，並按照通過代表機構所表達地公眾意願（public will）來行事。從西方政治思想的角度來看，17世紀時為反對專制主義，保障自由，共和主義得以形成。這些州的憲法屬於共和主義的范疇，因為他們通過規定公共的決定製作程序來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通過這些程序，可以防止政府官員為中飽私囊而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濫用權力。這些憲法也是自由主義的，其也確認和擴大了公眾政治參與的權利，根據共和主義哲學，這構成了個體的真正的自由。但是，革命時期在很多方面，州憲政主義（state constitutionalism）被當作共同體權力和控制的一項原則，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個體的權利，現在看來，其可能被認為是不開明的（illiberal）。

依據州憲法，現代政府最重要的權力-創製法律和強迫遵守的權力-被授予立法機關。立法機關不僅未受到嚴格分權理論（該分權理論在建立州的第一階段非常流行）所要求的政府內在制衡的阻礙，而且還作為廢除君主制之後政治權力的來源，受到人民主權這一假定理論的支持，其行為堅強有力，通過禁止揮霍浪費的法令和規制財產轉讓、使用的法律，經常以限制個體自由的形式推進公共美德。盡管權利法案成為了州憲法內容的一部分，但其在約束立法權方面收效甚微，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激勵性的，而非一種法律限制。在人民主權和愛國主義的名義下，州立法機關在政府中塑造了統一的憲政主義和權力。（fashioned a constitutionalism of unity and power in goverment）

4. 美國的簡介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美國，是由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50個州、和關島等眾多海外領土組成的聯邦共和立憲制國家。其主體部分位於北美洲中部，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1989年至1996年初始版美國總面積列明
9,372,610
km²，1997年修正為963萬平方公里（加上五大湖中美國主權部分和河口、港灣、內海等沿海水域面積），人口3.2億，通用英語，是一個移民國家。
北美原為印第安人的聚居地，15世紀末，西班牙、荷蘭等國開始向這里移民，英國則後來居上。1773年，英國已建立13個殖民地。1775年，爆發了北美人民反抗英國殖民者的獨立戰爭。1776年7月4日，在費城召開了第二次大陸會議，由喬治·華盛頓任總司令，通過《獨立宣言》，正式宣布了美利堅合眾國的成立。獨立戰爭結束後的1788年，喬治·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得以迅速崛起。19世紀初，美國開始對外擴張，歷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國力大增，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權」超級大國。
美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超級大國，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創新等實力領銜全球。作為軍事科技發達的超級大國，其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技術水平也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其科研經費投入之大、研究型高校企業之多、科研成果之豐富堪稱世界典範。雖然當前面臨各種國內外問題，美國還是因其較為健全的法律制度、健康的生活環境、頂尖的教育資源等，繼續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來這里追逐美國夢。

5. 美國法律制度的優點

一、法律移植

對於國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經驗，法律移植不失為一種簡捷而有效的借鑒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優點會消失殆盡，而且可能破壞已有的程序，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國際比較法法學會主席克雷波教授關於法律移植論述道：「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領域，法律規則是基於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價值觀念的，在財產法或勞動關系法領域的某些價值也是如此。在這兩個領域的法律移植，即將具有某種社會價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這種價值的其他法律管轄區中，必然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商務活動領域，並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別。以至於不同國家的觀念就不能交錯繁殖。」大多數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經驗表明，商法是直接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經濟生活的需求，符合經濟主體的利益。《美國統一商法典》雖為美國法律的產物，更是美國的市場經濟和商事交易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聯合國的一個法律專家小組在對《統一商法典》進行後指出：《統一商法典》作為一個基礎可以適用於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其第九篇（即擔保篇）無疑是當今世界各國中最為現代化、最為合理和最為完整的擔保制度。我國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體系的模式選擇亦不明確，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選擇餘地。因此，選擇以商法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系的立法模式，則在立法技術上不必拘泥於民法中基於家庭人身和財產關系形成的各種倫理性原則，而是更直觀地反映經濟關系的本質屬性，使之受之於商法基本原則及調整手段的約束，真正體現市場經濟的需求，消除計劃經濟的殘余。正如施米托夫所論述：「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和其他感情方面壓力的影響。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商法能夠比其他法律能更加從容地面對驚濤駭浪，在瞬息萬變的風浪中始終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

《美國統一商法典》是一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作品，貫穿著立法者的思想。現實主義注重法律的實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強調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作用，以此作為法律的最高目標；理想主義則強調法律自身體系的完備與嚴謹，制度的周密與無懈可擊，以此作為立法的最高要求。《統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現實主義的法學的代表，針對美國普通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經濟的最新發展，對商事交易進行了極具想像力的創新，實現了簡化交易手續、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時，法典的起草人運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則性條款、彈性條款的規定，力求實現法律的嚴謹與周密。

長期以來，我國立法的現實色彩比較突出，立法的動機往往來自於經濟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細」，「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導思想都是現實主義在我國的具體體現。這一立法思想對於迅速制定大量解決實際問題的法律有著積極的作用，但過分偏重於現實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響立法質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呈現出的體系不協調、法律之間存在諸多沖突等現象大多與此有關。因此，完善我國商事立法，應當重塑法律思想，應當具有全局立法觀念，以統一、協調的法律體系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便於適應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

三、法律經濟

對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手段是從美國開始興起的，並在《美國統一商法典》中充分運用，即強調用交易費用等概念來對法律制度的效益價值進行分析。正如美國法學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為盡可能地增加經濟價值和財富而設計的。法律強制的主旨或標准在於為將來價值最大化的行為創造動因。」

現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進行。正是這種商法與經濟的內在邏輯統一性決定了對商法進行經濟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與經濟發展須臾不可分離的今天，應研究交換在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對商法的內在需求，以及商法應如何對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從中找出它的性，並使之意志化、法律化，從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這種分析手段雖然難以兼顧法律的社會價值，但對我國現階段的立法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商事活動以利潤最大化為原則，因此，做為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應以效益為其主要價值。商事法中出現的一些與經濟效益相悖的法律規定，是與立法目標不相符的，是制約法律功能發揮的。我國正處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發展過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來創造和維護，這就決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設計時，運用經濟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從而要求立法者樹立效益觀念，在具體制度制定上，盡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營利性要求，對一些重要制度要進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分析，突出經濟價值，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益增長。

四、商事慣例地位和性質

《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世紀商人法在美國的復甦，這表現為：

（1）法典的主要淵源是商事習慣和慣例。

（2）法典規則是在對商事習慣和慣例進行細致考察的基礎上確立的，而不是憑空制定的。

（3）在實用主義法律觀念的推動下，美國法官在審查商事案件的事實時，開始對「僵硬」的法律規則進行改造並逐漸承認商事交易中的習慣性規范，進而確認貿易習慣和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

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可見，國際慣例在我國被區分為：

（1）作為的國際慣例即上升為國際法的慣例，如條約。

（2）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工具性質及地位的國際慣例———即商法的淵源和表現形式的「國際慣例」。

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功能的國際慣例適用是有條件的，它必須服從於法律或者整個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備獨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與普通規范力。

國際慣例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規范已經得到國際的普遍承認。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協調和統一已經取得初步的成效。這主要表現在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已開始逐漸拋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觀念，在對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控中，已開始放棄單純的國內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許當事人在合同中選擇商法規則來支配他們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想像，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跨國性商事交易關系的法律調控將進一步擺脫國內法律的桎梏，逐漸趨向統一。而我國立法中的現行的關於國際商事慣例的規定，無論是在含義、性質、適用范圍和條件等方面，還是在與實施中，均存有缺陷。為促進國際商事關系的進一步，有必要在今後立法中對國際商事慣例做出更、更具國際性的規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體系

長期沒有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社會中，沒有機會參加有關國際經濟貿易法律規則的制定，處於被動的執行、被動遵守國際貿易法律規則的地位，以致在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發揮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正處於建立和完善過程中，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和國際投資等有關的商事法律極為薄弱，有相當部分領域處於空白狀態，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許多弊端。加入WTO，中國法律將面臨調整。因此，應借鑒美國商事法典中開放性、能動性和具有保護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據WTO法律體系和國際商事慣例，制定和完善現代化的能與國際商事交易接軌的商事法律體系。

六、商法典與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對於保障司法審判人員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在：

（1）從根本上解決審判實踐中依然存在的規則匱乏狀態，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證法官公正執法的重要步驟。

龐德指出：「法律是科學的，意在盡量消除司法過程中的人為誤差，排除貪污腐化和盡量減少法官無知或膚淺所產生危險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國現階段法官整體素質不高，不能完全適應嚴格執法的要求情況下，不能強調法官在創造所謂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應該嚴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過較為完善的立法，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這就需要盡快制定頒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縱觀世界各國立法，民商分立較之民商合一，不僅在傳統和現實中佔有支配地位，而且亦有深刻的理論根據。首先商法從其產生之初就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現代貿易理論也表明，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應單獨制定商法典；其次是商業經濟活動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益，與民事活動所尋求的公平，在關注角度上存有較大的差異；最後是商法所調整的商業經濟關系變化較快、較多，為便於修改也應保持獨立。

就我國而言，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國際商事法律關系愈趨興旺並愈加復雜。因此，堅持「民商法」和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概念和理念，就是混淆了家庭財產關系與市場交易關系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同性質，其實質就是在新形勢下仍然堅持簡單生產商品完善法，這種落後、陳舊的法律理念，是違背潮流的，它既不利於民法的現代化，更不利於商法的發展。並且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的調整愈加力不從心，從而出現了許多法律調整的空白點。因此，建立獨立的現代商法典勢在必行。

6. 美國游說制度的特點及相關法律

A 美國游說制度的特別及相關法律

2005年阿布拉莫夫游說腐敗案的曝光，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新一輪對游說制度改革的關注。美國歷史上曾對游說相關立法進行過數次改革，以便更有效地規范游說活動。但源於諸多因素尤其是美國政治制度自身的矛盾性，游說制度改革始終無法從根本上杜絕腐敗的產生，由此也註定了游說法律規范作用的局限性。

10多年前開始游說生涯的阿布拉莫夫，憑借與參眾兩院共和黨高層的密切關系，成為華盛頓著名的K街上神通廣大的「游說大鱷」。他最大的手筆是為美國印第安族部落開辦的賭場向國會游說，從而獲得了數千萬美元的暴利，但也正是這一游說業務內幕的敗露使他身敗名裂，不僅他自己被迫承認了所犯的三項重罪，而且牽連出包括美國眾議院領袖湯姆.迪萊、眾議院共和黨行政委員會主席奈伊在內的20多名國會議員及助手，後面甚至還有布希總統的影子。這一多年罕見的政府丑聞再度引發了美國各界對游說腐敗的嚴重關注，也吸引了世界上眾多國家的目光。

一、美國游說業的發展和問題

游說是美國政治生活中一個十分常見的現象。根據「美國說客聯盟」（ALL）的定義，說客的工作是為客戶提供當前法案或將要在國會進行投票表決的法案的信息，並為了客戶利益而尋求法案條款的修改。因習慣上國會是民意的表達機構，游說人員主要的工作對象是國會議員及其助手，尤其是國會中有影響的議員和一些小組委員會的負責人。專業的游說者在華盛頓擁有固定的營業場所、熟悉國會的運作模式、和很多議員交往密切、善於充分利用法律提供的空間，還在800多個向政客提供資助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和近70個議員競選委員會內任職。他們的客戶主要是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和外國政府及企業。據獨立監督組織的統計，當前華盛頓的說客人數約有3.5萬人，平均一名議員周圍圍著60名說客，每年花在議員身上的人均費用達到了500萬美元，華盛頓游說業的年產值已超過30億美元。 國會山上的游說生意如此興隆主要得益於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美國憲法的明確規定。

《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申冤請願的權利。因此，選民直接到國會表達意見，影響議員投票行為的活動，具有明確的法理依據。

第二、民粹政治的必然結果。

在意識到通過選舉干預政治的作用非常有限後，美國民眾認為體現意志最有效的途徑就是組織起來，結成特殊群體，從現有體制的對抗者變成參與者，這似乎已成規律。游說活動廣泛的民意基礎導致利益集團政治不可避免的自身繁衍。

第三、利益集團的積極推動。

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國會可以小付出換來大收益，擁有不同資源的各種利益集團都希望在國會通過發揮自身優勢向議員施壓以獲取更多實惠，所以他們參與游說的熱情都很高。

第四、國會自身的立法需求。

各州選出的國會議員對於很多立法領域都很陌生，而說客提供的各種信息不僅有助於議員了解有關領域的利益需求，而且其代表的階層和群體越復雜，據此制定出的法律就可能越客觀。這促進了國會對於游說者的需要甚至依賴。

第五、政府權力擴大的後果。

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開始採取積極干預社會運行的政府政策，這意味著公眾的個人生活受到更多自身以外因素的影響，使其不得不更加關心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和自身利益的得失，而主要途徑就是在政府決策時通過游說施加影響。

游說活動造成的問題，其根源不在於游說本身，而是說客所代表的各種利益集團在政治運作中通過不當手段獲得的失衡優勢，它極大損傷了平等和公平競爭的政治秩序。游說腐敗是美國政治制度與生俱來的一個痼疾，早在建國之初華盛頓在其卸職演說中就注意到這一問題。 19世紀30年代時，游說在華盛頓就已成為一個貶義詞，這個時期的「游說大王」薩姆.沃德的格言就是「得到一個議員贊成票的辦法是通過他的胃」。後雖有過多次有針對性的治理，但游說腐敗問題並未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消失，甚至近年來仍不斷出現一些驚人的腐敗案。

二、美國游說制度改革的歷史沿革及其特點

在美國歷史上，先後進行過三次比較重大的游說制度改革。以下根據游說立法限制的對象和內容分別介紹美國國會的游說立法情況。

1、關於限制外國游說活動的立法——《外國代理人登記法》（1938）

1938年，為加強對德、意等國對美國會宣傳活動的管制，國會通過了《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這項法律並不反對外國利益集團通過代理人在美國進行游說，而是要保證這些活動的公開性，防止其過度干擾美國政府決策。

2、關於限制國內游說活動的立法——1946年《聯邦游說管理法》

該法的核心是「公開原則」，因起草匆忙。語義模糊，剛通過就受到批評。此法存在的漏洞包括：（1）比例要求：游說必須是其「主要目的」才需登記，許多游說者聲稱游說非其主業而逃避登記。（2）資金來源：只有「徵求、籌集或接受」開展游說的資金才需登記，游說公司常辯稱自費游說以逃避登記。（3）游說對象：對議員助手和委員會的專業助理的游說、以及對行政部門和法院的游說不在法案限制之列。（4）游說性質：一些組織爭辯說他們接觸國會只為說明情況，並未對議員提出要求，因此依法不能算作游說活動。（5）游說監督：法律沒有制定或授權任何機構來調查或要求游說組織進行登記報告，或強制其遵守法令。由於這些漏洞的存在，據「共同事業」組織的保守估計，那些關心能源問題的游說組織僅有10％在國會登記，僅有1％的游說開銷真正被提交。這反映出該法律實際效能的有限。

「水門事件」後，國會為挽回人們對政府的信心，試圖對此法做出重大修改。盡管新的《聯邦游說披露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但也引起大批利益集團的激烈反對。同時，眾議院和參議院提案之間的廣泛分歧點始終無法調和，導致新法案最終流產。

3、關於游說程序的立法——《游說公開法》和《游說公開技術法》

經長時間的醞釀，美國國會終於在1995年廢除了存在半世紀之久的《聯邦游說管理法》，另立《游說公開法》取代之。該法共有24條，主要變化包括：（1）將規范對象由「身份認定」改為「活動認定」，消除了因身系「多重角色」而帶來的漏洞，規定只要使用20％以上的帶薪時間從事「影響政策的活動」，便須登記為「游說者」。（2）將任何帶有游說性質或支持這種接觸的努力都定義為游說活動，甚至要求游說者在與官員接觸時，必須詢問該官員是否屬於《游說法》所規范的范圍，官員不得隱匿拒答。（3）強化了登記管理措施。（4）明確了招待標准，規定為方便工作，說客可以招待議員餐飲，一次花費需在50美元下，一年內的所有花費不得超過100美元。（5）確定迴避期限。原議員及其助手、所有的公務員在離職後的一年內，不得游說國會。（6）出台相關罰則，規定國會秘書處有責任查核報告內容是否屬實，出現問題應通知特區檢察官。若證明有罪，當事人將被處以最高五萬美元的罰款。

新法實施後，游說者登記數目立刻顯著上升，1998年的登記數便比前一年增加21％，而1999年又增長了37％，但新法留下的漏洞仍然明顯。如常是美國游說活動主力的律師事務所往往可因在半年內游說工作佔用時間不及工作總量的20％而不必登記；宗教團體游說更不受任何登記和申報的強制性約束；隱匿游說收支仍然可以逃避報告程序；只要聲稱與公務活動部分有關，議員及配偶仍可接受說客提供的「好處」；依法負責核查的國會秘書處也沒有因需要承擔新的職責而得到編制和經費方面的補充。

國會三年後又通過了《游說公開技術修正法》，對部分技術性問題作了修正。但該法更明顯的特徵表現在對游說監督的限制方面，明確表示不能將秘書處的監督解釋為禁止或干預人民得到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保障的請願權、表達個人意見權及結社權，也不能解釋為禁止或授權法院禁止個人或團體從事游說活動或接觸官員。不論個人或團體是否遵守本章的規定，都不能解釋為授予參眾兩院秘書處檢查與調查權，其實際獲得的權力只是「檢視或必要時詢問」。主管登記機關原本就權力有限、人力不足，這些規定進一步制約了新法的規范作用。

2005年阿布拉莫夫丑聞暴露後，國會再度迅速出台幾個新的改革草案。眾議院2006年初通過條例更改，禁止曾是議員的說客在眾議院大樓內進行游說。此外如一名前議員的配偶是說客，那麼該名配偶也受到新條例的限制。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等支持的改革立法要求，說客給政界人士提供的任何一種捐款細節都必須公布，同時將前議員游說其同事的限制期延長至兩年，把說客們匯報活動的頻率由六個月縮短到三個月。眾議院議長丹尼斯.哈斯泰特也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將收禮僅限於棒球帽或T恤衫之類的紀念品，說客不得請議員吃飯，或為他們安排免費旅行，曾擔任過議員的說客不得進入眾議院議事廳和健身房。對於違反規定以至嚴重觸犯刑律者，應沒收其議員退休金。但到目前為止，國會尚未通過正式的法律文本。

三、歷次游說改革的特點

從美國游說制度已經完成的幾次改革來看，其中體現出一些明顯特點：

1、新立法經常是由丑聞促發的。

考察近年來國會關於游說的立法，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立法高潮都是由國會腐敗和丑聞引起的，具有很強的被動反應的特點。美國經常出現事故政治，只有事到臨頭，社會各界都有切膚之痛時，才能就一些問題達成妥協，這種補漏拾遺式的修法不僅導致新法仍會存在很多缺陷，而且無法對新出現的「合法腐敗」等鑽空子行為迅速做出反應。

2、改革目標明顯的自限性。

雖新法在細節規定上越來越全面細致，但目標始終集中在游說的公開性和涉及金錢數量的限制上，也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下議員接受符合規定的「好處」仍是合法的，這就促使當事人把關注點從如何守法轉向如何對這些條件進行挖潛，通過對規則的不同解釋繼續其手段不同但性質未變的游說活動。如將說客請客的單次消費金額限制在50美元下後，很多體育場包廂價格驟降為49.9美元；不能給議員送禮就大批高價購買他的著書；不準請議員個人吃飯就大擺宴席請眾人吃飯；甚至在過去14年裡很多身份登記為「已故」的捐助者也能給政客捐款130多萬美元。

3、改革只是一次新基礎上的妥協。

每次游說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之時，都隱含著明顯的缺陷，這解釋為立法者有意的妥協比其無意的疏忽更為合理。因為每次改革都會牽扯到眾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國會對丑聞的典型反應是「懲罰壞傢伙，倡議小改革」，充其量只是進行有針對性的局部而非全面的政策調整，改革力度僅隨動於丑聞帶來的壓力，各種利益沖突得到調和後就不再有人關注公正與廉潔。這種改革既給繼續腐敗留下了空子，又因拘泥於表面文章而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議員接受說客資助僅限於籌款活動的規定使得議員出國考察和文化交流的活動也同時受到限制。

4、風頭過後，反對改革的力量總是更占上風。

每次游說改革開始時聲勢都轟轟烈烈，但隨著丑聞印記的逐漸遠離，各種改革反對者的聲音又會逐步增強。這些組織財力雄厚、組織集中、目標單一、操作熟練，不僅不斷在輿論上擠壓改革派的空間，而且更多通過和議員隱秘接觸的方式進行更為務實有效的運作；反觀改革支持者，主要是一些非盈利組織和部分媒體，他們不僅資金少影響小，而且行動綱領並未完全集中在限制游說方面，總體施壓能力顯然不如前者。

5、改革內涵偏重失衡。

從歷次游說法案改革的條文中可以看到，重點的規范對象始終是游說者，而涉及到國會議員這一游說活動中同樣重要角色的規定明顯量少且乏力，即使在具有強制力的相關罰則出台以後，也完全針對游說組織，似乎需要對丑聞負責的只有賄賂者而與受賄者無關。雖然國會還有專門針對議員道德的相關法案，但在具體規范游說活動的法律中對游說對象的規范明顯不足不能不說是造成腐敗的一個重要誘因。

6、媒體揭黑的不徹底性。

美國的政治丑聞幾乎都是由媒體揭露的，但媒體自身的運作規律也有不利一面。抓新抓奇的特點使其在爆出醜聞後往往無法長期專注於此，而且與政府的共生關系也使之有時被迫妥協，尤其是在缺乏政黨政治推動的條件下，依靠媒體自身力量促成改革似不現實。阿布拉莫夫案後，有美國學者指出：「只有（美國）媒體繼續給予此事密切關注，這項改革才能真正出現成效。」但這似乎有些強人所難。

四、游說制度改革的局限性

回顧美國國會治理游說腐敗問題的歷程可以發現，導致改革困局的原因很多，總的來說主要有以下幾條：

1、游說改革受到美國政治制度的強烈制衡

國會游說不僅僅是資產階級壟斷政權的鬧劇。首先，游說體現著民眾的民主理念和精神。民眾在獲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時，採用的是組織起來進行游說的方式，這種來自於基層的自發性參與民主，是對代議民主的重要補充。其次，游說也是體現美國平等原則的社會實踐。理論上每個公民都有權利向執政者表達自己的意見，雖然現實中這會受制於包括金錢、地位在內的諸多因素。再次，游說通過在體制內平和地化解政治能量，避免了激進行為的出現。第四，利益集團的存在及游說活動的開展，已成為美國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結構性要素。

2、游說改革阻力大大超過動力

游說改革的動力主要來自於輿論監督，但其阻力背後的集團勢力更大，導致改革乏力。阻力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

首先在國會層面：游說公司可以給議員提供真實可靠的決策咨詢；幫助起草法案；在議員競選委員會和政治行動委員會中任職；擔任議員的競選顧問；幫助籌集競選資金等。這些交往造成議員和游說組織之間已不是單純的金錢關系，而是前者對後者多方位的政治需求甚至依賴，使得說客在立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其次，利益集團也不願放棄這種效費比很大的交易。以游說付出排名第一的醫葯行業人例，他們2005年的年游說花銷達到3.25億美元，但從布希政府通過的有關法案中可以受益1390億美元。

再次，游說組織同樣不願放棄這一厚利行業。阿布拉莫夫的游說公司從印第安人那裡得到8000萬的傭金，但用來游說國會的不足1／10，可謂一本萬利。

3、游說腐敗從未成為民意關注的主要議題

盡管丑聞暴露時民意大嘩，但其發生率畢竟很低，游說制度改革就一直在缺乏公眾輿論長期而堅定的關注和強勁的草根支持的背景下停滯不前。

4、黨派爭端制約改革計劃

每次關於游說制度的改革幾乎都會在國會內部的兩黨之間引起爭議。其原因在於：首先，現實處境不同。一黨獨大後，必然尋求在說客那裡擴大自身影響力，將游說活動變成打擊對手的工具。再次，改革造成的影響不同。如民主黨不願限制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捐款，共和黨則主張解除政黨和個人的捐款限制等；而新的游說法案只有同時為兩黨接受才能通過，這顯然增加了深度改革的難度，導致建立在內部交換和妥協基礎上的改革其實際效果必然有限。

5、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兩院離心

參議院和眾議院在游說和捐款改革問題上向來不和，這是由兩院議員的不同地位和從政條件決定的。參議員權力相對集中，工作更為繁重，更多通過其工作人員和說客進行接觸，本身和說客的聯系不太密切，再加上知名度較高、面臨對手挑戰的幾率較大，在游說改革方面不願表現得過於消極；眾議員因任務相對較少，有更多機會直接和說客接觸，再加上連任相對穩定，責任更為分散，一般來說更希望游說規則相對寬泛，1976年游說改革的流產就源於雙方分歧難以調和，當前的改革仍然面臨這一難題。在競選捐款問題上，兩院議員處境也不同。因此，1993年參議院的改革提案未能取得眾議院的認同。後來當參議院主張禁止軟錢時，再次因與眾議院意見不合而致改革擱淺。

6、游說腐敗對社會的損害未入膏肓

阿布拉莫夫案的曝光後，國會總能迅速做出反應，被揭露的議員都會迅速受到懲處，腐敗也從未對至關重要的國家議題造成威脅。長遠來看，在決策中美國國家利益還是佔主導地位，畢竟國會議員不僅受到說客的影響，還要受可「載舟覆舟」的選民以及行政部門、媒體、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制衡，而且最終的政策形成還受到總統的制約。所以游說腐敗的實際危害有限，游說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也顯得不足。

7、實際操作方面的困難

目前為止游說改革的根本原則是公開透明，雖然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但徹底透明化的效應會遠遠超過單純的游說制度改革本身，勢必影響到國會日常運作的各個方面，可能導致社會過度干涉、國會負擔過重、效率降低、機密泄漏等問題。這一矛盾很難協調。

於是，盡管不斷出台新的法律法規，盡管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但位列世界清廉國家前十名的美國依然難以擺脫大規模游說腐敗丑聞的侵擾。問題歸根結底在於如何在維護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和任意使用這種權利導致腐敗之間取得平衡上，美國政治體制自身的矛盾性註定了游說改革這一工程難以克服的局限性。故此，今天游說改革的重點還是只能放在填補漏洞、增加透明、加強監督、嚴厲制裁方面，這可以進一步降低腐敗危害的程度，但無法從根本上鏟除其滋生的土壤。

7. 美國法律是什麼法律

世界五大法系為：中華法系、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其中中華法系和印度法系已經解體。其中中國法律屬於大陸法系，美國法律屬於英美法系。

兩大法系的主要差異有：

第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淵源包括立法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頒布的各種行政法規以及該國參加的國際條約，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淵源既包括各種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構成的判例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結構不同。大陸法系承襲古代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律部門所涉及的規范做統一的系統規定，法典構成了法律體系結構的主幹。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習慣用單行法的形式對某一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而，其法律體系在結構上是以單行法和判例法為主幹而發展起來的。

第三，法官的許可權不同。大陸法系強調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規定來審判案件，法官對成文法的解釋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創造法律。

第四，訴訟程序不同。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以法官為重心，突出法官職能，具有糾問程序的特點，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審員共同組成法庭來審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訴訟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辯護人和代理人為重心，法官只是雙方爭論的「仲裁人」而不能參與爭論，與這種對抗式（也稱抗辯式）程序同時存在的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主要負責做出事實上的結論和法律上的基本結論（如有罪或無罪），法官負責做出法律上的具體結論，即判決。

第五，法律分類不同。大陸法系一般會把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會這樣的區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分類方法的不同對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異。

第六，法律術語的不同。兩大法系的法律術語有很多不能相互對應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詞的法律術語，但是在意思上也會有很大的區別。

此外，兩大法系在法學教育、司法人員錄用和司法體制等方面，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7)美國立法技術擴展閱讀

法學體系是指由法學的各個分支學科所組成的有機體系。它與法系有一定聯系，但又區別於法系。法學體系是一種學科體系，是一種學理分類。而法系是一種關涉傳統的體系，是一種現實分類。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同時又具有一定的開放性與適時變化性。

法律文件體系可以劃分為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與法系比較起來是一個橫向分類與縱向分類的區別。

8. 請寫出美國的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司法部門的英文

美國國會（Congress，United States）是執行美國憲法規定的立法權力的機構。
美國參議院（英語：United States Senate）是美國的立法部門

總統辦事機構：(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白宮辦公廳 (The White House Office)
副總統辦公廳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行政管理和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經濟顧問委員會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
政策制定辦公室 (Office of Policy Development)
科學和技術政策辦公室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改善環境質量委員會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國家麻醉品控制政策辦公室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
行政辦公室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政府各部：(Cabinet Department)
國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財政部 (Department of Treasury)
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商務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能源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內政部 (Department of Interior)
農業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cation)
運輸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勞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退伍軍人事務部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軍事機構：(Military Bodies)
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參謀長聯席會議 (Joint Chiefs of Staff)
陸軍 (Army)
空軍 (Airforce)
海軍 (Navy)
海軍陸戰隊 (Marine Corps)
海岸警衛隊 (Coast Guard)
後備役部隊 (Reserves)
聯合作戰司令部 (United Combatant Comm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