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學基本原理

① 如何理解證明標准和證明責任之間的關系

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是證據法學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准確把握雙方的概念、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對其相互關系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對我們相關工作的開展會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法理性探討和立法研究方面。
那我們首先來看證明責任。在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又稱舉證責任或證明負擔，它的含義是：在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有義務對其主張進行舉證。如果其不能提出相關證據或者其提出的證據不能證明他的觀點和主張，在這種情況下，該當事人的主張將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甚至當他提出的證據導致其主張的事實無法明確，此時他依然要承擔舉證不能的責任。

以上就是證明責任的概念，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它的性質：向法院提出主張是當事人的權利，但對該主張進行舉證則是他的義務，如果其不履行義務或沒有很好的履行義務，他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我對證明責任的理解，當然學界還有權利說、效果說等，都有一定道理。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證明責任的特徵，一般認為證明責任是一種風險負擔，並且是一種不利裁判的風險負擔。我認為，證明責任最大的特徵不在於它的風險性，而在於它的負擔性，即它是一種義務，是一種基於訴訟權利而產生的義務，履行該義務會為當事人帶來利益，並且它對訴訟的最後結果具有決定性作用，基於此我更願意把證明責任的特徵表述為關鍵的利益性負擔，當然只是我自己的一點小小的看法。

上述我們的探討主要是建立在民事訴訟的基礎上，其實它也可以推而廣之到行政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去，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主體不同而已。下面我們來看看證明標準的問題。

關於證明標准我也主要從民事訴訟方面來講。在開始分析以前，我認為有必要對證明標準的歷史沿革作一個簡要的介紹，證明標准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古希臘的神明裁判標准（後期已經有自由心證和高度蓋然性標準的萌芽）；古羅馬從早期的神明裁判標准到後期的原始蓋然性標准；古日爾曼人又從新啟用神明裁判標准；歐洲中世紀採納法定證據標准，但後期已經開始出現自由心證和高度蓋然性標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普遍採用自由心證和高度蓋然性標准以及優勢證據標准等，而我們國家採用的證明標准不同於上面講的任何一種，我們採用的是證據確實充分這么一種客觀標准，當然這主要是基於相關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但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了這種標準的很多不足之處，所以我們正在進行相關的改革，逐步引入一些西方國家的證明標准。

通過對證明標準的歷史沿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社會的進步，證明的標准也日趨科學與合理，既強調公平也兼顧效率，唯一的缺憾是即使在今天，證明標准依然沒能夠統一，依然存在不同的證明標准，這些標准包括：蓋然性占優勢標准，排除合理懷疑標准，高度蓋然性標准和我們國家的確實、充分標准。當然我們無法評判這些標准孰優孰劣，但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出現一種全世界普遍採用的證明標准。

以上我們對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的概念、性質和各自的特徵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證明責任和證明標准兩者雖然在概念上有很大的區別，但更重要的在於，兩者之間的聯系，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為一個從事法律工作的人來說，清晰把握雙方之間的關系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價值的。以下我就打算從各個層面對兩者之間的關系作一個簡單的梳理。

首先，我想從抽象層面來分析他們之間的關系。證明責任就是在當事人之間分配義務，即對某一事實由誰來承擔證明的職責。而證明標准則是在確定證明責任的基礎上，規定該責任人需要對相關事實證明到何種程度，法院才會支持他的主張，否則他的請求將不會得到法院的支持。從上訴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確定證明責任是制定證明標準的基礎，否則，即使制定了標准，執行的主體不確定，該標准也沒有意義，當然這只是從實務的角度講。事實上，無論在立法過程中，還是在證據法學說的發展過程中，並不總是先確定證明責任，再規定證明標准，一般情況下兩者是同時考慮的，甚至在有些情況下，還要首先考慮證明標準的問題，再考慮證明責任的問題，在這方面最著名的莫過於證明責任倒致的規定了，它是典型的先考慮證明標准再考慮證明責任的例子。因為，不同的情況可能需要不同的證明標准，此時就有一個當事人舉證能力的問題，即如果某類案件需要提出請求的一方當事人承擔較高的證明標准，那麼由於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該當事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達到法律的要求，此時他就要承擔對其不利的判決，這顯然是不公平的。而同時，由於各種因素，證明該事實對對方當事人比較容易，此時法律從公平的角度考慮，就會要求對方當事人承擔證明責任。其實，這種情況更多的是出現在當事人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案件中，比如個人訴大公司或者公民訴政府部門的案件，或者是一些特殊侵權的案件。這幾類的共同特徵就在於先確定證明標准，再分析其實際的可操作性，如果完全沒有可操作性，那麼就要考慮證明責任的分配問題了。綜上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先確定證明責任，再明確應當達到的程度即證明標准，這也符合一般的邏輯，但事實上在立法過程中，這兩個因素基本是同時考慮的，甚至是先確定證明標准，再考慮分配證明責任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證明責任和證明標准在立法過程中哪個應當優先考慮，況且這樣作也沒有意義，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綜合考慮，再結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能保證我們的立法既維護了法律的公正，又具有可操作性。

② 證據法學包括哪些內容

《證據法學》是研究司法、執法等活動中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或者其他相關事實版的規律權、方法以及證據法律規范的學科。從總體上來說，該學科包括兩大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理論方面內容，主要包括證據基本理論（如證據概念、類別等）以及證明的理論（如證明的概念、證明的標准、證明的責任等）；其二是實踐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有關證據的收集、審查、認可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和實際運用（即所謂取證、舉證、質證和認證）。 學習〈證據法學〉這門課程應當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去發現各種證據現象的產生、發展、變化規律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從而指導司法證明的實踐，同時掌握證據立法上的法律規定以及證據立法動態。在學習的過程中還應當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與外國相結合的學習方法，比較借鑒、去粗取精，以達到融會貫通地理解和掌握這門課程的學習內容。

③ 運用證據法學的原理,分析聶樹斌案證據存在哪些問題

要查作業題吧，哈哈o(≧v≦)o

④ 證據法學理論基礎

證據法學的理論基抄礎現在有認識襲論，價值論，多元論。。。可我的疑問是為什麼要研究一個學科的理論基礎呢？就是人會追問，追問到這里了。當然，如果你沒有什麼實踐經驗，當然不知所雲。
為什麼以認識論這種哲學思維來解釋呢？因為要知道真理是怎麼得來的，是不是真的。
這些理論中哪個更好呢？沒有哪個理論是好的，真理不分理論，只要不為實踐證偽即可。

⑤ 求答案《證據法學》

1、關於證據法的價值表述錯誤的是（ ）
A.證據法具有獨立價值
B.證據法的價值和訴訟程序法的價值不同
C.證據法價值的基本內容是程序正義
D.證據法具有工具價值
參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行政訴訟中被告的舉證期限是自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 ）
A.30日
B.15日
C.10日
D.5日
參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以表現形式為標准，可以將視聽資料分為（ ）
A.錄音資料、錄像資料、電腦資料和其他電子音像資料
B.國家機關製作的視聽資料和公民製作的視聽資料
C.合法的視聽資料和非法的視聽資料
D.原始的視聽資料和傳來的視聽資料
參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以性質為標准，可以將當事人陳述分為（ ）
A.案件事實的陳述和案件事實以外的陳述
B. 確認性陳述、否定性陳述和承認性陳述
C. 庭審前的陳述和庭審中的陳述
D.書面陳述和口頭陳述
參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傳來證據是指（ ）
A.非證人本人在法庭上所作的陳述
B.產生於案件事實發生過程中的證據
C.直接來源於案件事實而未經中間環節傳播的證據
D.經過一定的復制、轉述等中間環節傳播的證據
參考答案：D 您的答案：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根據證據與當事人主張的事實的關系，可將訴訟證據分為（ ）
A.本證和反證
B.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
C.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
D.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
參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下列有關證據保全的說法中，不正確的是（ ）
A.證據保全的主體是公安司法機關和律師
B.證據保全的條件之一是證據具有滅失的可能性
C.證據保全的條件之一是證據有難以取得的情況
D.證據保全可依職權採取，也可應申請採取
參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下列選項中無權在訴訟過程中收集證據的是（ ）
A.人民法院
B.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
C.辯護律師
D.民事訴訟中的訴訟代理人
參考答案：B 您的答案：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趙某被指控犯有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首先應當承擔證明其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的證明責任的，是 ( )
A.人民檢察院
B.舉報人
C.趙某本人
D.趙某的所在單位
參考答案：A 您的答案：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我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是（ ）
A.排除合理懷疑
B.內心確信
C.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D.高度蓋然性
參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行政訴訟中承擔證明責任的主體是（ ）
A.雙方當事人分擔
B.由原告承擔
C.由被告承擔
D.由法官裁量決定
參考答案：C 您的答案：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承擔證明責任的案件是（ ）
A.故意傷害案
B.刑訊逼供案
C.誣告陷害案
D.非法所得案
參考答案：D 您的答案：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證明標准（ ）
A.與證明責任沒有關聯
B.是民事訴訟中法院調查證據所應達到的要求
C.是法院裁判時可酌情考慮的因素
D.是法律要求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加以證明所要達到的程度
參考答案：D 您的答案：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下列選項不屬於我國司法認知的范圍的是( )
A.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及定理
B.外國的法律
C.當事人承認的事實
D.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
參考答案：B 您的答案：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下列有關事實推定的說法中，不正確的是（ ）
A.事實推定是法律沒有規定，但在實踐中習慣上運用的推定
B.事實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初級階段
C.事實推定有可反駁的推定和不可反駁的推定
D.事實推定存在於任何訴訟形式之中
參考答案：C 您的答案：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下列關於神示證據制度的說法正確的有（ ）
A.神示證據制度盛行於奴隸社會
B.神示證據制度對斷獄訴訟無法起到積極作用
C.神示證據制度有利於維護當時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D.神示證據制度產生的原因是神權統治以及生產力低下等
E.神示證據制度以宗教迷信為基礎，不能查清事實真相
參考答案：A, C, D 您的答案：A, B,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證據法原理的基本體系包括（ ）
A.證據法與哲學的關系
B.證據法與法哲學的關系
C.證據法與訴訟法的關系
D.證據法與實體法的關系
E.證據法原理與證據法
參考答案：A, B, C, E 您的答案：C,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林某是一名16歲的高中學生，在2004年5月2日放假期間，他潛入學校電腦室，竊得電腦主機1部。公安機關對此案進行偵查，屬於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的有（ )
A.林某盜竊的事實
B.林某的年齡
C.2004年5月2日屬於法定假期的事實
D.林某犯罪後的表現
參考答案：A, B, D 您的答案：B, C,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某縣公安機關在偵破一起敲詐勒索案的過程中，依法收集到犯罪嫌疑人通過電話進行敲詐的錄音磁帶一盤。該錄音帶屬於( )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B.視聽資料
C.直接證據
D.間接證據
參考答案：B, C 您的答案：C, D, 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在確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的證明力時要注意的問題有( )
A.審查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是否合法
B.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否符合情理
C.要嚴格遵守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
D.要正確對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
E.審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與其他證據有無矛盾
參考答案：A, B, C, D, E 您的答案：A, B, C, D, E

⑥ 我國證據法規則之理論和實踐

從證據法的內容看，第一，它不屬於任何一部訴訟法，但是在三大訴訟中能夠普遍使用。第二，它與程序法有聯系，卻並非程序法的內容，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類似於實體法規范的規范。法官和當事人把它當作實體法規范直接引用。第三，從立法技術上講，證據法規則，任何一部訴訟法都不能把它全部包括進去。所以，證據法與訴訟法的關系也是非常明顯的：由於證據具有公開性，決定證據行為必須公開透明，在訴訟環節中，如公安等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的職權活動，具有閉合性，它不符合證據法的本質，故應屬於刑事訴訟法調整。再一方面，訴訟法它本身具有程序的不可回轉性，即某一程序過去了，就不能重新再來。而證據法它本身卻具有可回轉性，如檢察院即使將案件向法院起訴，它仍然可以調查收集有關證據，甚至人民法院審理案件，法庭調查程序或辯論程序已經結束，也可以依職權決定重開法庭調查或法庭辯論。由此，緊緊抓住閉合性（非公開性）、不可回轉性來區別訴訟法與證據法間的關系，就顯得清楚明白。

關於證據法立法模式，是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補充完善證據法的內容的方式，進行證據立法，還是制定統一的刑事、民事（含行政）證據法，抑或制定單獨的民事證據法、刑事證據法、行政證據法，學者間也有爭議。這三種立法模式在兩大法系國家都有不同的立法例可資參考。但是，考慮到，第一，訴訟法和證據法的規范是可以區分的，這就為單獨制定證據法提供規范依據。第二，如果各證據法單獨立法，如何處理（1）三大證據法中的共同性東西，如證據方法、證據調查法則、證據評價法則等共同內容，（2）單獨制定一部民事證據法後，是不是又要單獨制定刑事證據法、行政證據法？這樣制定是否有利於法律體系的完整統一？（3）單獨制定後，是不是便利於司法操作？

從長遠看，應當制定統一的證據法。

把握證據法的界限促進學科研究發展

●證據法學是證據學學科群中的一個分支，除了證據法學之外，證據學還包括物證技術鑒定、司法鑒定、證明推理、電子證據等分支學科。證據法學是證據學的豐富和發展，但不能取代證據學
證據法不是有關實體法和訴訟法規范的簡單拼湊，而是由獨特原則和方法支撐而形成的獨立法律部門，其淵源由核心、交叉和邊緣等三個部分組成。核心部分是有證明的一般性規則，交叉部分是實體法、訴訟法中分散規定的與證明直接有關的規范，邊緣部分是對證據法的實施起支撐作用的規范，例如關於偽證罪、證人補償、證人傳喚程序、司法鑒定、物證技術鑒定等事項的規定。證據法的基本原則有證據裁判原則、自由心證原則、客觀真實原則、利益衡量原則、經濟分析原則等。有關刑事、民事和行政證據的特殊規則應當由三大訴訟法分別規定，統一的證據法應當著重規定一般性的證據規則，這是正確處理證據法與三大訴訟法之間關系的客觀要求，也是證據法典的獨特價值所在。

我國證據法學經歷了冷、熱、亂等三個階段，現在正進入「治」的階段，總結通說或者推動通說的產生是由亂到治的必然要求。對於證據法學的研究，我們還是認為：第一，按照一般證據法、刑事證據法、民事證據法和行政證據法的「四分法」思路，構建證據法的規范體系，設置篇章，逐一研究。第二，以通說為綱，附帶介紹其他觀點；沒有通說的，則力求從理論與實踐中總結出通說。第三，以推動統一證據法典的制定為主要目的。三大訴訟法各自規定的證據法規范只是分則意義上的部門證據法，因缺少總則意義上的一般證據法規范的統帥，重復、沖突、斷裂等法律漏洞普遍，這正是我國現行證據立法的缺陷所在，也是制定統一證據法典的必要性所在。第四，應當採取一種堆積木的做法，從具有原理性質的概念入手，層層剝筍，評價現行證據法的理論與實踐；再按照一定的邏輯，將原理性概念堆積起來。這樣，一方面使證據法的原理概念化，另一方面為將來的修訂再版留下餘地。

⑦ 證據法學的洪浩版 證據法學

作者： 洪浩 主編
出 版 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5-2-1 字數： 370000 版次： 1 頁數： 300 印刷時間： 2005-2-1 開本： 定價：￥25.00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301086773 洪浩，男，湖北省黃梅人，1967年6月出生，1987年畢業於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獲法學學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其間先後於1992年、2000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獲法學碩士學位、法學博士學位。2001年10月晉升副教授。
重要研究成果：《檢察權論》（著作）、《政治程序法律分析――當代美國民事訴訟制度研究》（著作）、《刑事訴訟法學》（副主編）。曾在《現代法學》、《江漢論壇》、《商事審判》上公開發表論文三十餘篇。第一次公開系統地論述了檢察權的性質、制度，認為檢察權的本質是行政權，具有司法權的特徵，是准司法權。
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證據法學、檢察制度、中外仲裁製度。 第一章證據法學概述
第一節證據法的概念、功能和性質
第二節證據法學的理論基礎
第三節證據法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證據制度的歷史沿革
第一節神明裁判
第二節法定證據制度
第三節自由心證證據制度
第四節中國證據制度的發展演變
第三章證據概述
第一節證據的概念和功能
第二節證據的屬性
第四章證據的種類
第一節物證
第二節書證
第三節證人證言
第四節當事人陳述
第五節刑事被害人陳述
第六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與辯解
第七節鑒定結論
第八節勘驗、檢查筆錄和現場筆錄
第九節視聽資料
第五章證據的分類
第一節證據分類的概述
第二節國外的證據分類
第三節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
第四節原始證據和傳來證據
第五節有罪證據和無罪證據
第六節本證與反證
第七節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
第六章證明對抉
第一節證明概述
第二節證明對象的概念和特徵
第三節程序法事實、證據事實與證明對象
第四節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中的證明對象
第七章證明標准
第一節證明標準的概念與內容
第二節自由心證的證明標准
第三節排除合理存疑的證明標准
第四節優勢證據的證明標准
第五節客觀真實的證明標准
第八章證明責任
第一節證明責任的概念
第二節證明責任的內容
第三節司法(行政執法)機關證明責任的分擔
第四節當事人證明責任的分擔
第五節推定
第九章證據的收貨與保全
第一節證據的收集和保全概述
第二節證據收集和保全的具體內容和方法
第十章證據的審查判斷
第一節證據的審查判斷概述
第二節審查判斷證據的內容與步驟
第三節對各種證據的審查判斷
第十一章認證
第一節認證概述
第二節認證的對象與客體
第三節認證的分類與方式
第四節認證的一般內容
第十二章證據規則
第一節證據規則概述
第二節違法證據排除規則
第三節傳聞證據排除規則
第四節自白排除規則
第五節特權規則
第十三章比較證據制度
第一節訴訟模式與證據制度
第二節比較證據制度中的舉證責任理論
參考書目

⑧ 證據權原理

證據權重法是加拿大數學地質學家Agterberg提出的一種地學統計方法，最初是基於二值圖像的。它採用一種統計分析模式，通過對一些與礦產形成相關的地學信息的疊加復合分析來進行礦產遠景區的預測。其中的每一種地學信息都被視為成礦遠景區預測的一個證據因子，而每一個證據因子對成礦預測的貢獻是由這個因子的權重值來確定的。

6.5.1.1 先驗概率

先驗概率計算，即根據已知礦點分布，計算各證據因子單位區域內的成礦概率。假設研究區被劃分成總體面積為T個像元單位，其中有D個礦點，則隨機選取一個像元單位是礦點的概率是：

P_先驗=P（D）=D/T

先驗幾率（O）為：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圖6-11 維恩圖

對於任一個證據因子二值圖像（圖6-11），其存在區的像元數為B，不存在區的像元數為

。則已知礦點圖與證據因子圖的重疊部分有B∩D，

，

，

，其條件概率分別為

P（D/B）=B∩D/B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也就是說，證據因子的先驗概率估算是計算證據因子存在區域中礦點像元、非礦點像元所佔的百分比。

6.5.1.2 權重

對任一個證據因子二值圖像權重定義為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式中，W⁺、W^-分別為證據因子存在區和不存在區的權重值，對於原始數據缺失區域權重值為0。

用C表示證據層與礦床（點）證據層的相關程度，C定義為

C=W⁺-W^-

6.5.1.3 後驗概率

證據權重法要求各證據因子之間相對於礦點分布滿足條件獨立。對於n個證據因子，若它們都關於礦點條件獨立，後驗幾率對數為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後驗幾率表示為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後驗概率為

P_後驗=O_後驗/（1+O_後驗）

對於證據權，為了便於解釋預測（證據）圖通常採用二態賦值形式。應用地質判斷或統計方法能夠將這種形式主觀地轉換成其他形式以確定臨界值，其臨界值能夠最大限度地揭示二態賦值圖成果模式與數據模型的空間組合關系。證據權法最終結果是以權的形式或以後驗概率圖的形式表達的組合圖。證據權法的優點在於權的解釋是相對直觀的，並能夠獨立的確定，易於產生重現性。該方法亦適用於獲取局部特徵和區域模型的信息（如地球化學和地球物理異常）。

6.5.1.4 條件獨立性檢驗

在計算後驗概率時，假設了各個證據權因子都關於礦點條件獨立。下面簡單的「冗餘度」的例子表明，證據權法模擬對於條件獨立性的違背是敏感的。假設二元圖A有正權值W⁺（A）=2，且其模式與圖層B一致。它也遵循W⁺（B）=2。例如，當追蹤元素的等值線圖被用來預測與追蹤元素相關的礦床出現時，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

在A和B都存在的地方，證據權法的應用將產生很大的後驗分對數值。當單元格面積很小時，意味著相應的後驗概率為應該的值e²=7.4。很明顯，這種情況在實際應用中應該被避免。

過去，兩種條件獨立性檢驗被應用於：①偶然性表格檢驗；②全面或綜合檢驗，為更好地擬合，該檢測由Kolmogorov-Smirnov檢驗作補充。如果在實際的應用中，一個或更多的檢驗失敗了，可以定義新類型的圖層，使得存在可由新的條件獨立性檢測驗證的近似條件獨立性。在前面所舉的有相互關系的追蹤元素的圖層的例子中，追蹤元素可以被組合成一個指數，例如，通過因素分析，與其他的條件獨立的圖層結合之前，條件獨立性元素，多圖層元素。

（1）偶然性表格檢驗

根據可作最佳擬合的秩平方檢驗和G²檢驗，可以估計A和B圖層的條件獨立性。表6-2是一對二元變數X_I（I=A，～A）和X_J（J=B，～B）（見前一部分）的觀測頻率和期望頻率的2×2偶然性圖表。在假設單元格面積足夠小時，表中所有的頻率與單元格大小無關。

表6-2 2×2條件性獨立檢驗的偶然性圖表

在秩平方檢驗中，當連續校正時，觀測頻率只發生微小的改變。這個著名的細化過程包括：小於期望頻率的觀測頻率加0.5，大於期望頻率的減0.5。這可以通過增加素數作為上標進行校正計算。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如果兩個二元變數是條件獨立的，這種檢驗統計可以被看作具有一個單自由度χ²。不同的檢驗統計被用在G²檢驗中，但是這兩種檢驗通常產生相似的結果。

前述的檢驗理論和它對離散多元統計的擴展應用在包括Bishop et al.（1975）的許多書中都提到過。多圖層間的內在相互關系可以在模型對比中進行研究。然而，應該記住，在檢驗統計的結果中，圖層只有在接近礦點的地方才被考慮。因此，秩平方自由度的數量是1而不是（2×2×2）偶然性圖表中的2。在離散多元分析非空間的應用中，該現象出現在兩個二元變數進行關於第三個二元變數的條件獨立性檢驗中（Agterberg，1992）。

（2）全面「綜合」檢驗

證據權法模型的最終結果是一個後驗概率圖。如果考慮二元模式p，且沒有丟失數據，有相同後驗概率的單位像元屬於可能條件2^p中分類。假設T代表研究區所有單位像元的後驗概率的總和。理想狀況下，T應該等於n，n代表礦床的總數量。在實際的應用中，T通常大於n，可以假定T＞n是由於圖層缺乏條件獨立。這就是條件獨立的全面或所謂的「綜合檢驗」（Kemp et al.，1999）的基本原理。例如，在Bonham-Carter（1994），指出T大於n不應超過15%。

分配給後驗概率的累計頻率分布服從於Kolmogorov-Smirnov檢驗。這種檢驗通常應用於最大觀測和期望累計頻率都等於0的情況下。如果頻率分布統計模型正確的話，計算出的和觀測的累計頻率最大差值的絕對值應該不超過從統計表得到的Kolmogorov-Smirnov檢驗的統計值。

在證據權法的應用中，Agterberg et al.（1993）在用n差分了所有累計頻率之後進行了Kolmogorov-Smirnov檢驗。在證據權法中，在唯一條件下——最大後驗概率，最大差值通常等於（T/n-1）。這是因為在研究區中，唯一條件——最大後驗概率，通常在所有考察的圖層是正權。如果兩個或更多的圖層無條件獨立性，在本節開頭的那個所舉的冗餘度的例子中結果則被估計過高。我們並不知道在那種情況下，Kolmogorov-Smirnov檢驗統計可應用的范圍。

假設T表示一個所有後驗概率的總和的隨機變數，在Kolmogorov-Smirnov檢驗被應用於累計頻率乘以n/T 之前，第一次檢驗假設 ET=n 是很有效果的。在允許 KolmogorovSmirnov檢驗應用的情況下這種校正將使最大差值等於0。這種過程只有在條件獨立假設被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被使用。

（3）新條件獨立檢驗

對於單圖層A，當A存在時，二元隨機變數X_I（I=A，～A）產生後驗概率EX_A=P（d｜A）=n_A/N_A，當A缺失時，後驗概率EX_～A=P（d｜～A）=（N_A-n_A）/N_A。T的期望值表示在研究區內滿足的所有後驗概率之和：

ET=N_AEX_A+N_～AEX_～A=N_AP（d｜A）+N_～AP（d｜～A）

其中，ET=N_A｛n_A/N_A｝+N_～A｛n_～A/N_～A｝=n

方差是

如果兩個圖層上具有礦床的條件獨立性，下面的源自兩個二元模式A和B的四個後驗概率之和是正確的：

ET=N_ABP（d｜AB）+N_A～BP（d｜A～B）+N_～ABP（d｜～AB）+N_～A～BP（d｜～A～B）

=n_AB+n_A～B+n_～AB+n_～A～B=n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通常，如果滿足（I=A，～A；J=B，～B；K=C，～C；…）的二元圖層P上礦床具有條件獨立性，構成N_IJK…P（d｜IJK…）=n_IJK條件2^p的總和為ET=n。相應的方差是型

的所有可能形式的總和。

通常，所有後驗概率的和T大於n，條件獨立的假設等於ET=n假設。由於估計σ²（T）可以很好的得到使得這一假設可以被檢驗。

理論上，對於非條件性獨立的圖層，T可能小於N。然而，由於圖層因被確信可以提供礦床存在的正指示而被從第一個場所選取，使得在實際中這種情況通常不大可能繼續發生。這種指示類型對礦床出露更可能具有正相關性而不是負相關性。

基於此，應該使用單側重要性檢驗。當表示T標准偏差的s（T）顯著小於T本身，可以假設T近似為常態。為了接受這種條件獨立假設，T-n的差分小於1.645·s（T）的概率是95%，或者小於2.33·s（T）的概率是99%。

6.5.1.5 信息量計演算法及其與證據權重法的比較

信息量計演算法也屬於統計分析方法。該方法應用於區域礦產預測，是由E.B.維索科奧斯特羅夫斯卡婭（1968）及N.N恰金（1969）先後提出的。趙鵬大等於20世紀80年代應用該方法進行礦床統計預測並取得了良好效果。進行預測的基本步驟與證據權重法類似。首先，計算各地質因素、找礦標志所提供的找礦信息量，定量地評價各地質因素和標志對指導找礦的作用；其次，計算每個單元中各標志信息量的總和，其大小反映了該單元相對的找礦意義，用以評價找礦遠景區進行預測。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如下：信息量計演算法用信息量的大小來評價地質因素、標志與研究對象的關系密切程度，信息量的物理意義與證據權重法中的權重相同，只是計算公式有所不同：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式中：I為A標志j狀態提供事件B（有礦）發生的信息量；P（B/A）為A標志j狀態存在條件下事件B實現的概率；P（B）為事件B發生的概率。根據概率乘法定理，上式可變為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具體計算時，總體概率用樣本頻率來估計：

西南三江中段成礦規律與成礦預測研究

式中：N_j為具有標志值A_j的含礦單元數；N為研究區中含礦單元總數；S_j為標志值A_j的單元數；S為研究區單元總數。

然後計算每個單元中各標志信息量的總和，其信息量總和的意義與證據權重法中後驗概率的意義大致相同，即反映各單元相對找礦遠景區大小。

最後，根據單元信息量的大小，提出找礦遠景區。

由於兩種模型均是從條件概率理論出發，所得的結果自然相似，只不過後來發展起來的證據加權模型更加精細。

⑨ 簡述證據法的原理或價值有哪些

現存的證據法理論基礎的主張大概有三:認識論、價值論、以及雙重基礎論。傳統的認識論實際上是「目的論」意義下的「認識論」,它所堅持的是一種「以查明案件事實」為價值訴求的「一元價值論」,而價值論者批判矛頭所向其實正是「一元價值論」,而雙重基礎論者所主張的觀點是可取的

⑩ 民事訴訟法中怎麼理解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的形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沒有影響；收集證據的主體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一定影響，應當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收集證據的程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較大影響，但總體上應當從寬；實體法的特別規定不應作為判斷民事訴訟證據是否合 法的標准。民事訴訟在證據合法性的解讀上應當不同於刑事訴訟，總體上應當更加寬松 、靈活。按照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合法性是證據屬性的構成要件之一，證據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對於應當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內涵卻有爭議。多 數人認為，合法性指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及收集證據的程序合法。另一個有 爭議的問題是對證據合法性的內容的闡解，在三大訴訟法中是否應有所區別。一直以來 ，對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的解釋都是套用刑事訴訟領域對該問題的理解， 沒有做出區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68條明確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才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規定似乎對民事證據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訴訟更為寬松的解釋。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55條，明確提出了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針對的內容是：(1)證據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這一對證據合法性的解釋與以往的學理解釋又有不 同之處，它將違法情形是否會對證據的效力產生影響作為判斷合法性的標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們，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應當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應當如何將這種差異體現於立法中還有待我們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無論是在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以及證據的採納等方面都 與刑事訴訟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別於刑 事訴訟的解釋。但是，證據的「合法性」是一個過於寬泛的問題，因此學者 將它的內容進行拆解，使其變成一個由若干要件共同構成的證據合法性規范(比如，將合法性分解為證據的形式、取證的主體及取證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一總體的思路是正確的。問題僅在於在民事訴訟領域應如何選擇「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釋每一個構成要件的內涵。

一、證據的形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依據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 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並且按照證據法學的一般理論，證據只有具備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為什麼要將法定的形 式作為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以及這樣規定的意義何在，還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有更多的新類型的證據出現在訴訟中。上述七種證據表 現形式難以概括並預見所有的證據形式。如果按照訴訟法學界的通常觀點，證據只有具 備了法定的表現形式才有可能被採納，這無異於削足適履，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並且從 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新種類的證據，比如，經常在訴訟中出現的電子證據， 法院也並沒有因為它不屬於法定的七種證據形式就拒絕採用。對此，也許會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並舉例說，測謊結論不就是因為不具有法定證據形式才不能被採納嗎?測謊結論之所以不能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並非由於它沒有在七種證據表現形式之 列(我們可以將它納入鑒定結論的范圍內)，而是由於測謊結論的准確性還不十分令人滿 意，另外，測謊這種方式本身與訴訟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比如反對自我歸責原則)有抵 觸之處，因此，我國訴訟法才沒有將測謊結論列為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之列。

在證據形式與證據的合法性的關系的問題上，堅持證據必須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也與各國在證據法領域盡量避免形式主義傾向的趨勢不符。並且象我國民事訴訟法這樣對證據的形式做出如此細致的劃分的做法在其他國家也是很少 見的。在英國證據法理論中，證據被籠統地分為口頭證據、文書證據和實物證據三類。 口頭證據也稱證言，一般指證人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實對法院所作的陳 述。文書證據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審閱的以文字、符號等信息傳遞思想內容的事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證據形式，如錄音帶、影片等也被納入到文書證據的 范圍內。實物證據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物體、身體特徵、證人舉止、勘驗、自動化記錄 等。大陸法系國家側重於通過訴訟程序的運作來實現對證據的篩選。因此對證據的分類 就必然要適應這種調整方式。在法國民事訴訟中，證據被分為書證、證言、推定、自認 以及宣誓五種。法律 沒有規定物證這種證據形式，這是因為物本身並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物所體現的案件 事實只有通過人的「解釋」，比如，鑒定、勘驗、診斷、確認等方式才能實現。法律具 體規定了解釋物的具體方式和程序卻沒有把物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形式。對物的「解釋 」的結果視具體情況被歸納到其他證據形式的外延內。我們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證據 的分類方法，適當改變對證據形式的劃分方式，減少類別，擴大各類證據的外延。比如 可以將證據從形式上分為人證和物證兩大類。人證包括證人、當事人、鑒定人、勘驗人 。物證包括在訴訟中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使證據 的分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會生活事實，使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證據 種類能夠歸入到現有的證據類型中。

二、收集證據的主體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的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有不同的體現 。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大多數的證據收集工作是由控訴機關完成的，並且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還涉及到某些與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密切相關的強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規定只有特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來收集證據，其他訴訟主體無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是可能導致證據喪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證據的主要主體，法院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提供幫助。但是，我國1991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者與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這集中體現於沒有切實貫徹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不過經過十幾年的審判方式改革， 這一問題已有明顯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 見》中及《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 進行了初步的限定，並且後一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應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把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限定於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權利的事實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 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法院才能不經申請主動 調查收集證據。並且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申請調 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必須經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 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規定使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與當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確了，但尚不能認為這些規定已經十分完善。因為法律並沒有同時規定如果法院超越職權收集證據，也就是證據的收集主體不合法時將對該證據的採納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正是限製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關鍵。

但是，並不認為法院超越職權收集的證據應該一律不可採納。因為如果讓當事人承擔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不利後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難有說服力。而且如果規定法院越權收集的證據一律無效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並危及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對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效力應根據越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對於證據本屬於應由當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圍之內，不符合法院收集證據的條件的，此類越權收集的證據應認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並證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該證據自己也會收集並向法院提供此證據。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收集證據的行為 違反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某一證據應視為當事人在行使對證據的處分權 ，法院無權干涉；對於證據客觀上雖具備了由法院收集的條件，但法院在沒有經當事人 申請的條件下實施了收集證據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並不當然無效，除非有申請 權的當事人明確表示放棄該證據。

總之，在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繫上，提供證據的主體是否合法應當成為 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的一個因素。這也是在證據法領域明確區分當事人與法院 在訴訟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貫徹法院的越權取證行為將會影響證據的合法性的原則時應充分考慮證據的失效可能對訴訟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

三、收集證據的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的影響體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也就是說，法律並不明確規定合法的證據應當具備的條件，而是通過非法證據的排除來達到保證取證行 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特指由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證據。由於這類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易給當事人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損 害，因而各國刑事訴訟立法對司法機關違法取證的行為均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通過 違法程序收集到的證據，立法發展的趨勢卻日趨理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非法證 據分為三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規則：(1)對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於嚴重 侵犯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因此兩大法系諸國對此類證據均持否定態度，不允 許採納為定案根據；(2)對於非法取得的物證，採取靈活的政策，或原則上承認其效力( 法國)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國、德國)；(3)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 據的可采性問題，逐步趨於放鬆對這類證據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實行「毒樹之果」排 除規則的美國近年來也不斷通過判例法修訂原來的規則，增加了許多例外規定。

在民事訴訟領域，各國對當事人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英國 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最初的原則是：該證據的可采性取決於它與案件是否存在關聯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採納了原告從郵局盜竊來的信件作為證明被告 有通姦行為的證據，事後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但這並沒有影響證據的可采性，審理 該案的上訴法院認為：「近年來，法律的政策是採納幾乎所有的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並 實現司法公正的證據。」這一判決對英國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證據的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成為法院處理 相同問題時經常引用的一個判例。但是，不斷有人對這一判例所確認的原則提出異議， 最終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態度才略有轉變，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規則，應當根據每個案件的 特定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這些應當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相關證據的性質、使用該證據的目的、取得該證據的方式、採納該證據是否會對被取證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該證據的採納是否會對法院查明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有所幫助。」這樣，在英國的民事訴訟中， 在決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可采性時，實際上採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裁決。美國對待普通公民通過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並不絕對地禁止，除非該證 據的取得方式使證據的可靠性受到影響，法院不予採納的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機關違反 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取得的證據，而公民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顯然不屬於該修正案規 定的范圍，因此是可以採納的。

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方當事人以非法手段從對 方當事人處取得的並且屬於對方當事人所有的書證是不可採的。但是，用違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錄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卻是可採的。在大陸法系的另一些國家，比如德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採取了相當性原則。 德國最高法院雖然在審理民事和刑事訴訟中曾有過排除秘密獲取的錄音帶的案例，但是為了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過度使用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障礙，德國法院採取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如果採納違憲獲取的證據是保護他人權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護更為緊要的基本價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國法院有權採納違憲取得的 證據。

我國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於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的規定，實踐中也缺少可以依據的案例。學者對此的觀點有三種：法規范統一說主張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整體法規范的組成部分，因此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在訴訟上也應當為否定之評價。否則 ，一方面就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另一方面卻允許在訴訟中使用該違法取得的 證據，將造成國家法律體系的矛盾；法規范分離說認為，證據取得行為的實體違法性與 訴訟程序中利用該證據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對實體法的違法性與證據的能力問題上應當 作出區別；近來有學者提出，對於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應當參照憲法與民事訴訟 法的基本原理，依據個案權衡。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對非法取得 的證據的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首先，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體，不存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因此，法律應當將規范的 重心置於保障、促進雙方當事人積極地行使調查取證權上，而不是保護處於劣勢一方當 事人的權利免受對方侵犯。其次，我國目前司法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從調查 取證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由於法律對當 事人的調查取證權缺少切實的保障，加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律素質較低，造成了許多當 事人對法院的取證權仍存有很大的依賴心理，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 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如果規定得過於嚴格難免會增加取證的難度，挫傷當事人舉證 的積極性。最後，我們還應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 認識，一方面，過於嚴格的排除規則會減少法官據以做出判決可以依據的信息，不利於 實體真實的實現；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證據意味著對該證據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得 到相應的回報，顯然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明確界定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界限。刑事訴訟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質決定 了必須對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職權或違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證據都屬於「非法證據」。民事訴訟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法 律對普通民事主體的行為要求是，只要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就是合法的 。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來。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關於當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尚有不妥之處：一方面，我國法律明確賦予公 民的權利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民主權利、人身權和財產權，如果認為當事人的取證行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項權利都應認定由此取得的證據不能採納，顯然是對民事訴訟證據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也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當事人的違法取 證行為又有不同的類型，有些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而且 違法行為本身使證據的證明力受到影響，比如用肉體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證據 ，另外一些違法取證行為雖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但並沒有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比 如用私自錄音的方式錄取的證人證言或用盜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等。筆者認為，對這兩 種不同的「非法證據」應在效力上有所區別，對前一種「非法證據」應當絕對地排除適 用，因為它不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亦難以保障。對後一種類 型的「非法證據」，由於還有可以利用的證據價值，因此應當由法官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是否予以採納。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調查取證權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 程序性權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都可以對這一權利作出禁止性規定的 。對當事人取證權的限制性解釋只能通過較高級別或同級的法律作出。因此，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批 復的法律效力有所懷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捨非法證據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採取利益衡量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非法證據」，雖然存在違法取證的行為，但是只要證據的可靠性並 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法律並不絕對地規定這些證據是不可採納的，法官也不能僅僅因 為該證據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絕採用，法律將這類證據採納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 ，法官在判斷是否採納某一非法證據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當事人取證的難易程度 、該非法證據對於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證行為給被取證方造成的損 害等各種因素。

第三，應當區別對待非法取證的行為和通過非法取證行為獲得的證據。這也是其他國 家民事訴訟制度在對待該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了公民 享有通訊自由權，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還是採納了電信公司 通過竊聽方式取得的證據。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行為應當聽之任之。 對於後者，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被取證方可以通過另外的訴訟程序要求取證方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也許會有人擔心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採取寬容的態度會縱容當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對此，對當事人非法取證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對這種非法取證的行為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之所以甘願冒險用違 法手段收集證據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於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法獲得該證據。這就要求我 們在立法上拓寬當事人獲得證據的渠道、降低舉證難度、切實保證取證權的落實，只有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四、實體法的特別規定與證據的合法性

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通過實體法的規定對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種常見的做法。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 ，法律明確規定對某些法律關系或事實的證明必須用書證的形式，其他種類的證據不具 有可采性，這一原則就是書證優先性的。法國是實行書證優先原則的典型代表，法國民法典第1341條規定，一切物體的金額或價值超過五十法郎者，即使為自願的寄存，均須在公證人前作成證書，或雙方簽名作成私證書。證書作成後，當事人不得 就與證書內容不同或超出證書所記載的事項以證人證明，亦不得就證書作成之時、以前 或以後所聲明的事項以證人證明，如物件的金額或價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義大利， 書證優先原則也同樣有所體現，比如，對於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和解協議的證明法律明確要求只能使用書面證據，其他的證據形式不能被法院採納。除了書證以外，實體法還 可能對某些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證明提出諸如公證、登記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學者認為這些要求構成了證據可采性的一個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規定才能認定 證據具備了證據能力。

但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不同意將是否滿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為檢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標准。如前所述，在我國實體法對法律關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為 法律關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證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國《合同法》第270條的規 定，建築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因此，當事人在有關建築工程的糾紛中，只能用 書面形式證明合同的內容，如果沒有書面合同法院將判決法律關系無效。但是，並不能 由此認為除了書面證據之外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都不具有證據能力，因為如果法院以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為由判決合同無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導致合同無效的 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此時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在證明合同無效 的民事責任時由於證明對象的改變，是具有可采性的證據。

總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與刑 事訴訟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總體而言更為寬松和靈活，體現了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目標的多樣性，同時也使當事人和法官擁有了更多的行為空間和選擇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