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法治
『壹』 中國建國60周年和法治中國演講稿
建國60周年演講稿
我的祖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60年,光輝歲月彈指揮間,60年,中華大地滄桑巨變。2009年,我們偉大的祖國迎來了她的60歲生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飽經戰爭滄桑與落後苦難的中國人民終於重新站起來了!中國像一隻巨龍一樣,以一個大國的身份重新屹立於世界東方!
那時的中國,民生凋敝,經濟嚴重落後,國家事業百廢待興,政府和人民面對一個滿目瘡痍的中國面孔,並沒有畏縮,勇往直前,僅僅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恢復了國民經濟,涌現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跡。
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國民經濟得到根本好轉,工業生產已經超過歷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國那時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許多工業產品的人均擁有量遠遠低於發達國家。
為了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我國政府開始編制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從1953年開始執行,它成為我國工業化的起點。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我國的工業化水平是極低的。出行用的自行車,人們叫它「洋馬」,點火用的火柴,人們叫它「洋火」,釘東西用的釘子,人們叫它「洋釘」。因為那時的中國人沒有見過這些新奇的東西,也不會造,都是從西洋傳過來的。那個艱苦的年代,我沒有經歷過,但從我看過的資料片中完全能夠體會,當時的中國人民依舊生活在極端貧窮之中。
神舟七號勝利返航了,三位航天員滿面笑容走出返回艙。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實現了我國空間技術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跨越,是中國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又一偉大壯舉,也是獻給偉大祖國60歲華誕的珍貴禮物和誠摯祝福。
今年,在新中國的發展史上很不尋常。面對嚴峻挑戰和困難,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各項社會事業穩步向前推進,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頑強拼搏,共克時艱,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邁出了新(來自公\文:有約)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來,我國相繼發生雨雪冰凍災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特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後,全國人民展開了氣壯山河、感天動地的斗爭,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不畏艱險、百折不撓,以人為本、尊重科學的偉大抗震救災精神。這種精神彌足珍貴,激勵著災區人民堅定信心勇氣,重建美好家園;鼓舞著全國人民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努力奮斗。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中國運動員以出色的競技能力和頑強的拼搏精神奪得金牌總數第一,創造了歷史最好成績。開、閉幕式表演、賽事組織工作、志願者服務、場館設施和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給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更收獲了一筆豐厚的物質精神財富。北京奧運會,使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進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正滿懷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燦爛的未來。
在這不尋常的一年裡,有多少悲壯,有多少感動,有多少夢想,有多少光榮,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裡,寫進了共和國的歷史畫卷。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定沉著,統攬全局,駕馭各種困難和復雜的局面,克服各種艱難險阻,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回首30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神七一飛沖天,奧運成功舉辦,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輝煌成就,令中國人民倍感自豪,人們發自內心地贊嘆: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 我們已經取得了光榮偉大的成就,我們必將書寫更加雄偉壯美的篇章。中國正站在一個新的發展起點上。對中華民族來說,抓住並用好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促進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符合億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戰略任務。我們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努力在繼續解放思想上邁出新步伐,在堅持改革開放上實現新突破,在推動科學發展上取得新進展,在促進社會和諧上見到新成效,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祝願偉大的祖國繁榮富強,祝願全國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淺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社會主義法治
黨的十五大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方略確定下來。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式、社會控制模式以及價值系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產物,它強調的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來控制社會,而且也強調國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強調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特權的存在。雖然實行法治是當代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但是追本溯源,由於各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彼此間的法治之路都會有著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試圖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入手,探討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上,應正視和思考的幾個問題,以防止我們以浪漫主義情懷人為地割斷歷史,造成傳統的斷裂。
一、傳統法律文化必然會對當代中國的法治產生影響。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他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極端注重倫理綱常的社會,這一傳統生生不息。然而當代中國是必然要實行法治的,這是中華民族興起所必經的歷史過程。中國試圖建設法治國家的努力已有百餘年,但是回顧這百餘年的滄桑歷程,中國仍然沒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
1842年到1901年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在堅持根本的政治制度、倫理綱常不變的前提下進行了一些與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補充,這是一條過於保守的道路。「這一道路的主張者沒有認識到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沒有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法系已經整體落後的事實,沒有充分認識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諦,天真的以為中華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經過一些修補就可以恢復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開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國民政府垮台,這一時期法律現代化的進程實際上是貫穿了「全盤西化」的原則;而自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現代化進程則以「全盤蘇聯化」為原則,這兩個階段的法律現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國的東西,無視本國實際,以強制推進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國法律實現現代化,事實已經證明這是失敗的。中國真正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之路,嚴格的來講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這百餘年並不成功的經歷與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以禮入法,禮法結合」,「刑民不分,以民為主」,「息訟厭訟,崇尚調解」等法律傳統相比,根基尚不夠牢靠。否則,當今的老百姓就不會稱秉公執法的公職人員為「青天大老爺」,也不會不自覺的將整個民族的希望寄託在為數不多的少數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國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趕超西方主要的發達國家必須要加速度的發展,對西方的法律文化要採取「拿來主義」,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正視歷史,正視現實,搞清楚我國法治建設中的哪些弊端與傳統法律文化有關,只有找到了症結,才能對症下葯。
二、在依法治國的道路上搜尋傳統法律文化的遺殤。
當代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將文化分為顯型文化和隱型文化兩大結構。他認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無形的,有形的是顯型文化,隱形的是隱型文化。 參照克魯克洪的文化結構理論,法律文化可以分為顯型結構層面的法律文化和隱型層面的法律文化兩大結構。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屬於顯型文化,包括三個層面:法律法規、法律制度和法律設施,它總要人用權力來維持和運行,是一國法律文化的表現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屬於隱型文化,也包括三個層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於社會深層,是一國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結合相互呼應才能推動法律文化的良性發展。在當代中國,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文化也應如此,即社會主義社會主體應當具備與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和社會主義法治相適應的法律心理、法律觀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實情況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完善了諸多法律制度,完備了大量的法律設施,但是卻缺乏與之完全相適應的隱型層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設。
從本質上講,法治也是一種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臘社會是一個處於半島上,從事海事運輸的社會,整個社會並不是一個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緣關系的城邦商業社會。其後的羅馬時代,更是一個簡單商品生產高度發達的社會。商品經濟文明的歷史運動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多的表現為理性化的契約關系。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存在至高無上的王權,公民擁有盡可能多的權利,而這些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對城邦的管理權。
古代中國的王權是至高無上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古代中國只有一個人的權利,其他人的權利在個人權力的陰影下盪然無存。因此中國沒有長出權利和民主的觀念,也失去了生長出法治的機會。
現在我們以一個完全異質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個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觀念和法律體系時,這一異質的文化推行起來所遇到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
(一)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強調國家本位主義,忽視個人權利自由。
古代中國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導的,一個個的小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家庭中,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寶塔型的等級結構」。 這種家族式的宗法等級結構需要國家的認可和扶植,由無數個宗法家族構成的社會必然會架起寶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國古代政權的架構,很大程度上是這種家族制度的模擬和擴大,也就是說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政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擁護這種典型的專制統治的觀念和理論,無論是強調以「權」、「術」治民的法家的國家專制和集權思想還是強調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樣受到統治者的青睞,並使這些理論和觀念得到國家強制力的保護。在這種背景下,國家本位主義就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生存環境。
強調國家利益,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注重團結,這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這種妥協沒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個性。而尊重人的權利、自由和個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歐洲許多學者和思想家們在分析中國為何曾經輝煌一時卻最終悲壯的落伍時都不約而同的認為是缺乏個性自由導致了這個偉大民族的衰敗。因為無條件的順從「這種束縛人的理智、才幹與情感的幼稚做法勢必削弱整個國家的實力。如果教育只是矯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虛假與規矩充斥並束縛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那麼國家還有什麼巨大的作用!人類思想的精神還有什麼崇高的作用!當人們考察中國歷史的前進歷程,研究它的活動的時候,誰不為他們在許多方面一事無成感到驚詫!這是一個為避免錯誤而僅有一個人幹活的群體。這里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現成的,人們你來我去,你推我拖,只是為了不對該國那孩童般尊嚴的禮俗破壞。無論是戰斗精神還是思維精神都與這個終日守著火爐睡覺從早到晚喝著熱茶的民族無緣。」
今天國家本位主義的法律傳統雖然在制度層面上已經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著人們的思想,這直接導致了現今我國公民對權利的不尊重,維權意識的淡薄。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下,中華民族的人民習慣了順從、忍讓,無形中導致了對法律的輕視、遠離和不信任,因此他們難以真正地以納稅人的身份理直氣壯的監督政府行為,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權利,不卑不亢與政府對話。
(二)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是一種工具主義文化,忽視了民主的參政議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會主體仍然存在著法即是刑的觀念。這是因為古代中國「刑民不分,以刑為主」,法律只是君主統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與專制政體一起造就了人們膽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與禮教相結合,要求人們按照禮的規則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們『忍為尚』、『和為貴』的法律心態,然而和則忍,退則讓,讓則屈,屈則從,屈從則是非不分」。 在這樣的文化傳統下,人們對更多的是服從既定的法律法規,對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賦權利的追究是較少的,對至關重要的選舉權等基本權利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參政議政的觀念淡漠。
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們經常秉持著「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心理,除非與對方有什麼深仇大恨,或者對方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訴諸於法院的。凡事的立場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鮮明表達自己的立場,唯恐惹禍上身。
(三)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等級秩序,忽視了平等。
縱觀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雖然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說,但是事實上在漫長的封建傳統中貫徹的卻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八辟」、「八議」和「准五服以制禮」等等級制度,嚴格區分嫡庶、房份、輩份、年齡、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觀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難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權仍大於法,掌握著國家行政、司法、立法權力的人員以及這些人員的親屬們也享受著特權的待遇。這直接導致了權力腐敗的滋生。
此外由於古代中國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而形成的社會形態,因此人情大於法、親情大於法也成為法治建設道路上的羈絆。
三、中西合璧,取長補短。
中國要奮起,歷史不能退回,我們實在沒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歷史土壤,因此人為的去培育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顯型文化相適應的隱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華民族溫和、穩重、熱情、善良、誠實守信、富有犧牲精神等美德都為中外所稱頌,但是我們在發揚道德優勢的同時,還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畢竟是社會中的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為人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只是社會上少數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來要求普通的民眾,因為普通人是無法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一個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礎上,那隻是一種理想,這個制度就會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價值。如果強迫人們去接受並遵守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終的惡果要麼使人變得虛偽要麼使人變得盲目。因此我們在繼承傳統美德的同時,應該借鑒西方國家的法治理論,尊重人,給與人充分的自由,同時要勇敢的面對人的劣根性,並從制度上對其予以限制。
(二)認真的對待私權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須為解決人類的終極關懷而努力奮斗。幾千年來,法學在西方始終能夠成為一門顯學,法治能夠在西方社會始終成為熱門話題,與西方法治的主要價值觀念——自然法對人的終極關懷的關注密不可分;而中國的法學長期以來在工具主義的傳統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義務為本位的,中國的「法治」長期以來讓人感到毛骨悚然,難以成為國人的自覺自願行為,就在於過去中國的法治對人的終極關懷關注不夠,不能成為人們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種生存方式。
現在我國在法治建設這一大好環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時,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權利的觀念。以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損害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權者尊重公民的權利,另一方面要鼓勵公民積極行使權利,爭取權利,維護權利,只有這樣才能讓國家的各種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養民主平等。
民主簡而言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涵義:其一,由全體公民按多數裁決程序直接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通常稱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親自而是通過由他們選舉並向他們負責的代錶行使政治決定權的政府形式,稱為代議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體公民享有某些個人或集體權利為目的的憲法約束范圍內,行使多數人權利的政府形式,稱為自由民主或立憲民主;其四,任何一種旨在縮小社會經濟差別(特別是由於私人財產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差別)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此外還包括公職競選、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平等權利是不可剝奪、不可讓渡的。平等權的目的是為了讓每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充分實現人在各個方面的才能。平等權同時意味著可以享受個人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個人聯合體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這一優秀傳統在我國要開花結果,我們首先要鼓勵建立合理的長幼有別的家庭關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時也要讓父母放開手讓孩子們自己處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對孩子給與指導和幫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強制和批評。其次要培養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機制,為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選拔公職人員的方式上從過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陽光操作"。公選注重人才的自選性,讓人才所在單位部門推薦、發動群眾民主推薦、鼓勵人才自我推薦,從而給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了機會。這樣通過外部環境外在地來逐漸改變人們的傳統思維方式,使我們隱型層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適應顯型層面的要求。
『貳』 柏拉圖<<法律篇>>書評!
作為知識與德性的法律―――評柏拉圖《法律篇》
一
《法律篇》1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生平所著《理想國》、《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三部曲中最後一部力作,可以說它集中反映了晚年柏拉圖對其生平思想軌跡的反思成果。無疑,通過研讀《法律篇》,挖掘其中所涵攝隱寓的各種法律思想,對於理解古希臘法哲學的基礎范疇與基本走向,對於正確評價柏拉圖在西方法哲學史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對《法律篇》實質評價之前,有必要對該書的性質進行一番探討。可以說,雖然《法律篇》是西方第一部以法律為名的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很難將《法律篇》當做一部純粹的法學著作來解讀,主要原因在於,在柏拉圖寫作視野中,《法律篇》應當和《理想國》、《政治家篇》一樣,是其關於理想國家政體模式探討軌跡的最後一環。如果我們把《法律篇》放在古希臘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學術脈絡之中去理解其中的許多論斷,意義可能更加豐富,也似乎符合作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柏拉圖的寫作初衷。但是,《法律篇》對於什麼是正義和關於立法、審判和懲罰等方面的細致探討,無疑具有深刻的法學意味,甚至可能在政治哲學的探討之中無意識地促進了古希臘法哲學的暗流涌動。我們知道,古代希臘的哲學沒有專門的法哲學的分支(這是我們現在的分類),因此,在古希臘,有意識的法哲學探討是不存在的。而大量的以法為關鍵詞的論題都是以正義的形式被探討著,比如什麼是合法的,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論著之中,可能被轉化成了「什麼是正義」的命題的探討。這大概是理解《法律篇》的一個基本立場,否則,你會覺得你的閱讀陷入了一個極其豐富龐雜、范疇極廣的空間里不能自拔。因此,如果了解了古希臘的道德、政治、教育、法律與哲學的同構關系,將有助於我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之下評價《法律篇》的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古希臘思想史中的意義。下面主要結合《法律篇》的一些主要論述來展開評論。
《法律篇》主要圍繞著三個人在公元前4世紀中葉一個夏日的討論展開的。一共分為十二卷,對話內容極廣,涉及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無微不至。如果稍微留心的話,我們不難發現,在《法律篇》十二卷之間存在著一個論題上的遞進關系。根據我的閱讀,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制度的過程。非常精緻或者巧妙的是,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過程恰恰體現了他在書中對於一個良好立法的論述,就是每一法律的開頭都應當要有一個序言,闡述立法的價值和宗旨(頁132、頁187、頁281等),做到以理服人,從而使法律的遵守能夠避免強制而得到自願遵守。無疑,柏拉圖的這個寫作順序客觀上包有了他對於良好立法的見解,這是否巧合,我們不得而知。在《法律篇》的開頭部分,辯論者們主要是圍繞著關於立法的目的來展開辯論的。在論辯對手看來,一個國家立法的目的皆是圍繞備戰而來,法律和政治服務的目的在於戰爭的勝利,甚至各種美德的排列順序也根據戰爭需要來進行。在某種程度上,勝利即是正義。這種思想與斯巴達實際的政治、軍事現狀是相符合的。在他們看來,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財產和國家生存(頁3)。對於這種觀點,柏拉圖通過一個精彩的法官的比喻對此進行了批駁(頁5),他認為一個好的立法者應當保持國內的和平與善,戰爭不過是實現和平的工具,最大的善才是立法者立法的目的(頁6)。同時,柏拉圖在該卷其後的論述甚至其後的幾卷中多次強調了一個鮮明的觀點,即立法者立法的時國外學者著作候,除了受最高的美德指導以外,不應考慮其他意見。在許多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美德之間按照不同的標准也存在明顯的秩序劃分,這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有著典型的論述。這種對於美德秩序的劃分,導致許多城邦的立法往往偏居一隅,著重強調某種美德,導致許多國家立法目的的差異和對立。對於這個問題,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特別強調:立法者考慮的美德應當是美德的整體,而不是部分。如果轉化成現代話語,就是立法應當關涉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關繫到人民綜合美德的培養。他非常詳盡地列舉了一個立法者應當關心的各種情形,面面俱到,無微不至,比如立法對於人民各個年齡段的具體情況都要具體考慮,要監督公民花錢的方法等等。(頁11)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極度需要理性的事業,一部法典的勝利應當是理性的勝利。(頁15)需要指出的是,在理性問題上,柏拉圖繼承了乃師蘇格拉底的觀點,認為知識即美德以及專家治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理性、神性和德性三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相互印證的關系。柏拉圖通過一個懂得航海知識但會暈船的人不適合做船長,以及一個有軍事才能但臨危而懼的人不適合指揮的例子,(頁21)證明了僅僅具有專業知識而不具有德性和實踐能力的人不適合做立法者。柏拉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是對蘇格拉底的一個潛在批判或者糾正,因為蘇格拉底的一生就是在為獲得純粹的知識而奮斗,不斷與人辯論,念茲在茲,最後獲罪。柏拉圖通過乃師的教訓認識到了,認識真理和德性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踐德性。在第四卷,柏拉圖談到對立法的目的時就指出:「我們始終在尋找哪些立法有助於美德,哪些立法無助於美德」(頁262),「我希望公民們非常樂意遵循美德的指引,顯然這是立法者試圖通過立法來取得的效果。」(頁120)
二
如果我們理解了國家和法律的目的在於追尋美德,培育有德性的公民,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教育問題在《法律篇》中的重要性。在《法律篇》的前面幾卷之中,甚至間接地在所有章節里,柏拉圖都非常詳細地關注了教育的問題。從這些關於教育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想國》的熟悉的影子,因為理想的國家、理想的立法和理想的公民的產生與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但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圖關於教育的各種安排同樣體現了現代政治哲學家深切指責的所謂極權主義路線。在柏拉圖看來,教育就是公民從小接受的美德教育,這是一種與其他身體訓練和技藝訓練相區別的訓練,目的在於培養在品德和氣質上完善的公民。(頁27)後來的亞里士多德就此提出過一個專門的概念,即訓練美德。按照柏拉圖的觀點,教育的主要手段就是「在游泳中學會游泳」,通過反復嚴格地訓練讓孩子體會快樂痛苦等各種情感,潛移默化,形成所謂正確的判斷,最後達到「痛恨應當痛恨的東西,熱愛應當熱愛的東西」的道德直覺。(頁38)《法律篇》中關於教育的問題主要是通過文藝教育的爭論來展開的。柏拉圖認為,在文藝教育中,需要有好的音樂和好的創作,但什麼是好的必須由教育者來判斷而不是由受教育者來判斷,而不能屈從於大多數觀眾的舉手錶決。(頁47)無疑這是一種與柏拉圖在政治觀點上相似的反民主的思想。而作為立法者,就應當通過立法來闡明各種正確的原則,說服創作者們創作體現各種美德的作品,來揭示創作原型的道德價值,(頁61)「弘揚主旋律」,培養孩子們正確的審美觀、價值觀,形成「旋律」和「和聲」,使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合唱隊」。(頁54)總之,在文藝教育方面柏拉圖推行的是一種「音樂賢人政體」,主張由有鑒賞力的人來指定優良與低劣的藝術標准,絕不贊同體現自由主義色彩由觀眾決定的藝術標准,對此,柏拉圖將之貶為「邪惡的劇場政府」。如果結合《理想國》的相關論述,我們就可以看到,柏拉圖的教育思想表面上以真理為名,實質上是一個無微不至、無孔不入的規訓過程,他假定了一些人在知識上和道德上高人一等,具有洞察絕對的真理和絕對的善的能力,從而天然地獲得了教育者的地位和權力,對普通百姓實行強制教育,在觀念和行動上使國家整齊劃一,步調一致,缺乏自我,使整個國家像一個大學校或者軍隊,無疑,這是一些自由主義者批評柏拉圖的重要原因。而《法律篇》在關於教育上的論述與《理想國》的論調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法律篇》裡面談教育問題主要是要突出立法的宗旨和目的,即以立法來實國外學者著作現教育的目的。《理想國》里的教育強調的是教育者本身來實施教育,兩者的區別無疑體現了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三
《法律篇》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在邏輯上可以說是繼承關系。
主要探討了政治制度的最初來源和政治體制的形態問題。在我閱讀過程中,關注到了柏拉圖論證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醒目的理論預設,(頁70)即他不是從發生學的角度來探討政治制度的起源的,而是假設了一場洪水過後,政治制度在空白之處如何產生與演變的,無疑這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分析方法,雖然從方法論上,它可能是反歷史的,至少是非歷史的,但是它客觀上為柏拉圖的論證提供了一個堅實的邏輯起點,將自己的觀察置於了一個理想的可以控制的背景之下,從而迴避了對於歷史與經驗的瑣碎與艱巨的考察,這種方法上的處理與西方政治哲學史中各種社會契約論中自然狀態的處理是否具有源流關系,我們不得而知。客觀上,柏拉圖假定在洪水之中倖免於難的人的各種狀態,由此來推理政治制度是如何緩慢而合理的產生的。柏拉圖認為??「這個過程也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漸進的,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頁72)這句話非常有趣,因為他體現了柏拉圖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一種矛盾,就是方法論上的非歷史主義與世界觀上的歷史主義。這使我想到哲學家卡爾波譜等人在柏拉圖是否是歷史主義者問題上的論辯,其實如果我們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個論題,得出的結論也許會不盡相同的。當然,問題也許還不是那麼簡單。但柏拉圖客觀上是基於這個起點來論證的:由於假定的原始人比較單純善良,因此他們主要靠習慣和傳統來保持秩序,立法的需要以及觀念尚未產生。(頁75)在隨後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裡面詳細闡述的熟悉的歷史情景,即,假定的未來社會經歷了一個從家庭到家庭聯合到部落村落的組織演化過程(這顯然是古希臘自然主義世界觀的顯著特徵),其組織形式也走向了寡頭制和君主制以及各種變體。由於社會各種部落的聯合,各種宗教和法律也開始混雜,導致有意識的立法成為可能。在這個基礎之上,柏拉圖對於作為立法者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前面所講的要注意到把美德看做一個整體,並且特別要牢記立法者的第一種美德:判斷力和智慧以及控制慾望的精神力量。柏拉圖認為,一個第一流的立法者的工作就是要有比例意識,他由此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超越了《理想國》觀點,即權力的限制也應當保持在合理的比例之上(頁92),這使某種程度上的權力分立思想也隱約可見。因此,在《法律篇》一書中,柏拉圖認為政權形式應當是一種正確要素的混合物以保持國家的穩定。他以波斯和斯巴達(阿提卡)為例說明了單一的君主制和單一的民主制的各自缺點,從而提倡了一種中等程度的獨裁和中等程度的自由,清晰地提出了一種建立混合政體的設想。
在《法律篇》關於理想國家的各種條件的設想之中,柏拉圖體現了他在《理想國》中豐富的想像力,這些設計是否有現實模型,值得我們進一步參考。比如理想的國家應當離海80斯坦特,產生的穀物數量不要太大等等。但是,在這么一個國家中,重要的問題是由誰來管理才是最為妥當的?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就是這個國家要在一個獨裁者的絕對控制下,這個獨裁者要年輕、記憶力強,學得快、勇敢、具有天生的崇高品格,並且自製力強。(頁116)重要的是,還要有運氣,就是他必須是一個與出色的立法者同時代的人,並且有幸與這個立法者有接觸。後面這個條件使我們可以松一口氣,因為畢竟柏拉圖已經考慮到他在《理想國》中經常受人質疑的「哲學王」如何找到的問題。在《法律篇》中通過一種較為可行的條件設定即運氣解決了這個問題,從而實現在權力與知識的現實結合。客觀上來講,柏拉圖在假設上的進一步完善似乎使自己的「哲學王」具有了實踐上的可行性,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可行性依舊只是理論上的,十分勉強。盡管如此,沿著這個思路,柏拉圖繼續設想了自己心目中的優良政體等級。(頁116)他認為理想的政體是獨裁製,次好的政體是立憲君主制,第三等好的政體是某種民主制,第四種是寡頭政制。柏拉圖強調道: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樣,道理都是一樣的:哪裡掌握最高權力的一個人把明智的判斷和自製力結合起來,哪裡你就可以看到與法律相配合的最好的政治制國外學者著作度。(頁117)這個論斷具有特別的涵義,因為從這個論斷之中,我們不難發現,柏拉圖特別強調了統治者與法律的配合,突出了政治統治中的法治觀念。這種思想在隨後的論述中也體現出來了,如柏拉圖認為,「為眾神服務的最高職位必須授予最善於服從已制定的法律並在城邦中取得此種成就的人」。(頁122)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當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理想國》還是在《法律篇》之中,柏拉圖的觀念之中都呈現出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在人與人之間劃分不同的等級(金銀銅鐵),不同的等級之間在知識和德性上呈現差異,在政治上存在統治關系。(頁122)這種等級關系在柏拉圖的心目中應當是先在的、宿命的。而所謂正義就是各個等級「各盡其職,各守其位」,這個統治秩序的頂點就是知識與德性並重的「哲學王」。柏拉圖正義觀是和他的平等觀緊密結合的,正如他曾經在《高爾吉利亞篇》裡面提到的,「正義即平等」,但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在《法律篇》中柏拉圖對平等做了一個細致的劃分,區分了數字的平等和自然的平等。所謂數字上的平等,按照柏拉圖的說法,就是簡單地用抽簽來分配的平等,是撞運氣的平等或者絕對的平等。對於數字的平等,柏拉圖是不贊成的,認為「對一切人的不加區別的平等就等於不平等」。(頁168)而自然的平等也就是柏拉圖所謂的政治正義,類似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自然的平等主張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它考慮的標準是「每個人的真正品質」的高低和受教育的多少,如果結合柏拉圖對人的等級的劃分,那麼自然的平等就是「給大人物多些,給小人物少些。」(頁169)而這才是「最真正的平等,並且是最好的平等」。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在柏拉圖等級森嚴的理想國之中,正義原來是一種維護等級的正義,他輕視數字的平等的後面,涌動的是一種反民主的情緒,其精英意識躍然紙上。
四
就《法律篇》與《理想國》的題旨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法律篇》中,晚年柏拉圖對自己的理想國進行了一番重大的修正與改進,將法治引入了統治,從而至少在統治外觀上將理想國轉化成了法治國。在柏拉圖與對手論辯的過程中,他鮮明地將統治者稱為「法律的僕人」,認為法律應當是至高無上的,並指出,「在法律服從於其他某種權威,而他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我看,這個國家的崩潰已為時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並且政府是它的奴僕,那麼形勢就充滿了希望」。(頁123)無疑,《法律篇》的基本題旨在此一目瞭然了。但有一點值得指出,在《法律篇》的許多細微之處,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圖的法律觀充滿著神學的色彩。正如前述,在柏拉圖的視野中,甚至在當時的許多哲學家視野之中,理性、德性與神性是同構的,互相印證的,因此,作為促進國家與人民美德的法律,必然要體現出這種同構關系,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這種神學色彩的法律觀也應當屬於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范疇,在亞里士多德的經驗主義法哲學觀念產生之前,在古希臘人心目中,「全面控制人類事務的是神」,(頁114)法律是神的意志的體現,它應當是神聖的、普遍的、不變的。這導致在古希臘,有意識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比較罕見或者是以後的事。據說在義大利半島的洛克里斯人就有這么一種做法,任何提出修改法律的人必須在提議之時把繩子套上脖子,一旦提議被否決,繩子就要收緊。這反映了古希臘人對於修改法律的態度。但是,隨著各種條件的變遷,在柏拉圖的理想國家裡,法律的修改逐漸變得可能,但是修改的條件和程序極其嚴格。柏拉圖指出,如果環境的壓力已經變得不可抵抗,法律維護者應當與全體官員、全市市民和全部神進行協商,如果結論一致同意,才修改法律,而在其他任何情況下絕不可以。(頁186)但即使是這艱難的修改,其合法性基礎依舊是神學的,柏拉圖對此一語道破:「既然人們對神的一般社會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那麼法律也不得不作出相應的變革」。(頁399)既然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強調了法律、德性、神性的協調與同構關系。那麼,以法律的形式來實現這些神聖的目的,促進人民的福祉,顯得特別重要。對此柏拉圖作了闡述,認為,「我們的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讓公民們在盡可能相互友好的環境中過最幸福的生活」。(頁154)因此,國家的立法應當對於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作出詳盡的制度安排,以實現這些目的。自然而然,國外學者著作在閱讀《法律篇》的過程中,我們幾乎要面對與《理想國》同樣瑣碎而又細致入微的種種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人看來簡直向集中營一樣令人窒息。在許多方面,柏拉圖筆下的統治者像牧羊人與園丁一樣,對於人民承擔著全面教育和規訓的任務,這種福柯意義上的知識/權力通過各種制度安排滲透到社會和身體的各個部分,以微觀的形式規訓著人民。與《理想國》不同,《法律篇》的意義在於規訓和教育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是以法治國。但從這種具有高度彌漫性、滲透性、無微不至的國家治理裡面,我們不難產生出一些關於法西斯法律的聯想,兩者可能的區別在於,柏拉圖的法律是反映和遵從神性的法律,但什麼是反映神性的法律,柏拉圖認為只有專家才有資格判別,而專家從哪裡來、怎麼去認定,這又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關於法律品格的防線。這顯示了柏拉圖《法律篇》中的法治思想的粗糙和內在矛盾。總之,為了「過一種有德性的生活」,柏拉圖設想了許多制度安排,是非常細致而有趣的。比如他在婚姻關繫上,法律規定一個男子在30歲到35歲之間必須結婚(女從16歲到20歲),否則要處以罰金和不名譽罪,罰金按照等級不同而有區別;(頁188)婚姻的目的應當有利於國家,而不是尋找個人認為最有魅力的;並且有效的訂婚權首先屬於新娘的父親,其次祖父,再次同父諸兄弟等等。婚宴上,男女雙方邀請的男女朋友不得超過5位。另外還從優生的角度出發,法律禁止婚禮酒宴上醉酒。而婚姻的目的在於把能生的最好的孩子獻給國家,如果夫妻在十年內沒有生育,他們必須離婚。(頁201)另外,國家還規定了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每個人都必須申報自己的財產總額,如果有人的財產超過登記數目,超過部分由國家沒收。(頁166)為了維護法律的執行,國家還通過某種形式的民主方式選舉出由37人組成的法律維護團體,他們的年齡必須在50歲與70歲之間。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柏拉圖還對出國問題作了非常詳細的論述,(頁402)比如不滿40歲的不管任何場合,都不允許出國;如果有必要出國從事調查活動的,必須年過五旬,而且二十年內必須回國,回國後必須向聯合委員會匯報心得體會。如果從外國進入該國,也必須過50歲,並且目的均在於欣賞本國超過其他國家的優秀方面或將本國出色方面介紹給他國,等等。還有許多類似的瑣碎的規定,這些規定展示柏拉圖的豐富的想像力,具有某種社會學色彩,屬於一種系統的社會工程。但在現代人看來,這種烏托邦的設計無疑是可笑的,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另外,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法律篇》對社會生活的各種規制中發現,雖然在統治策略上從單純的人治轉向了法治,但是柏拉圖對於法律的目的以及如何實施法律等方面的立場,內在繼承了《理想國》的思想與方法。
一般認為,柏拉圖的《法律篇》與《理想國》比較而言,在表達和行文上比較晦澀和枯燥。但是,由於譯者的努力,我們依舊能夠較為流暢地閱讀到《法律篇》的精彩論述,並清晰把握其中的思想脈絡。閱讀就是闡釋,《法律篇》論域極為廣泛,蘊涵的闡釋空間也極為豐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法律篇》作為一部文藝作品來加以細細揣摩,認真推敲,從中也許可以發掘出許多更為深刻的思想資源,這無疑有利於我們更全面准確地理解柏拉圖的貢獻
『叄』 為什麼海洋文明就會滋生民主、法治思想
1.自然條件:多山,環海有利於航海與文化交流,容易形成民主的氛圍.2.經濟條件:古希臘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造成其海外貿易和工商業發達,是民主政治產生的物質基礎;商品交往自由平等的環境,易於接受民主平等的觀念.3.文化因素:靠近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便於從亞非文明中吸取豐富營養.4.政治前提:希臘半島的高山,河流將希臘人分隔在城邦的地理單元內,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家,城邦狹小使公民更能直接參與政治.5.人文條件:城邦公民普遍具有較高的素質,積極參與城邦的政治事務.必修一的內容..
『肆』 世界著名三大金融中心是什麼
地理書上的著名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蘇黎世。其它重要金融中心:巴黎、香港、東京、法蘭克福
但是根據最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城市排行榜,排位如下:
1、紐約--全面領先
作為此次排名第一的紐約,其"產業支撐"和"綜合環境"在所有參評的45個城市中位於第一位,綜合得分87.2。紐約的"金融市場"和"服務水平"也排在第二高位。僅有"成長發展"相對薄弱,位列中國三個城市之後,排名第四。
紐約的全面發展是紐約超越倫敦、在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中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
國際上可與紐約抗衡的競爭對手目前只有倫敦。在成長發展、產業支撐和創新產出方面,紐約的表現優於倫敦;而在市場和服務水平方面則略遜於倫敦。
2、倫敦--老牌勁旅
倫敦歐洲排名第一,從綜合指數得分上看,85.7分的高分與紐約僅有1.5分的差距,兩個城市幾乎難分伯仲。
倫敦在金融市場和服務水平兩個要素上排第1位,綜合環境排名第2位,產業支撐排名第3位,成長發展排名第6位。
作為老牌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在跨國銀行拆借、國外股票交易、國際債券發行與二次買賣、外幣匯兌、海上保險與航空保險等眾多國際金融市場都擁有重要地位。
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作為金融行業重要指標,直接影響國際貨幣市場定價。並且全球各地又在Libor的基礎上衍生出了包括Nibor(紐約)、Sibor(新加坡)、Hibor(香港)、Shibor(上海)等同類產品。
3、東京--領軍亞洲
東京在"金融市場"、"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三方面的排名全都是第3,這也決定了東京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三甲"地位。依靠日本發達的工業產業,東京的"產業支撐"排在第二位,僅次於紐約,唯一拉東京後腿的是"成長發展",排在該項的第5位。
作為亞洲區的頭號種子,東京在亞洲金融中心排名第一,超過香港、新加坡和上海。除了創新方面落後於上海、香港,其他各項排名中,東京全都是亞洲區的領軍者。
4、香港--承東啟西
地理位置是香港無與倫比的優勢。在這樣一個全球市場中,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之間需要有一個接駁點來連接,香港以其獨特的地理優勢成為首選。
在發展指數報告中,香港在5個評價要素方面發展均衡,皆名列前茅,尤其是成長發展方面表現突出,排名第2,僅次於上海。
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並且排名靠前與香港政府的不斷推動密切相關。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此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就曾表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中國內地良好的經濟發展前景做基礎,香港定位於和紐約、倫敦的競爭。
5、巴黎--服務至上
雖然在法國出現了金融界史上最大的違規交易案,雖然有"魔鬼交易員"之稱的法國興業銀行前期貨交易員熱羅姆·凱維埃以一己之力就給銀行帶來了幾十億歐元的損失,但是浪漫之都巴黎還是以它的金融服務贏得了選票。
作為世界重要金融市場之一的巴黎,其優勢在於人才智力資本、政府服務水平和城市生活環境對金融產業的服務水平。其服務排名第4,金融市場、綜合環境排名第5,產業支撐排名第6,而成長發展成為巴黎金融中心的短板,僅列第9位。
法國巴黎銀行行長米歇爾·皮貝魯此前就曾在上海表示:鼓勵金融服務類產業發展,調動其積極性,是世界級金融中心建立所必須的。此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也是保障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發展的基礎。
6、新加坡--均衡發展
新加坡的優勢在於產業支撐較強,各方面發展平衡,不存在明顯短板。位列此次十大金融城市第6位。
從五項指標來看,新加坡的單項排名全部在5-8名之間。產業支撐排名最靠前,位居第5。服務水平排名第6,成長發展和綜合環境雙雙排在6位。
立足、服務於整個東南亞地區是新加坡獲得較強產業支撐的基礎。建立亞洲美元市場、在亞洲最早設立金融期貨市場等,新加坡一直走在隊伍的前列。
7、法蘭克福--歐洲心臟
歐洲統一使用歐元之後,歐洲中央銀行就設在法蘭克福,其前身是設在法蘭克福的歐洲貨幣局。如此得天獨厚的"心臟"位置決定了法蘭克福在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這座位於歐洲心臟的大都市,其優勢在於其發達的金融市場,在此次排名中,法蘭克福的金融市場排名居第6位。目前共有300多家德國和外國的銀行、金融機構駐扎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是世界著名交易所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東京的交易所。
8、上海--成長先鋒
上海的優勢在於成長發展潛力大,在所有45個參評城市中排名第一位。在五大新興經濟體城市(上海、聖保羅、莫斯科、約翰內斯堡、孟買)之中,受訪者對上海構建全球金融中心的信心程度最高。
正在舉辦的世博會,有利於提高科技創新力,更有利於促進上海金融市場的活躍程度。從各種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子要素分析,上海目前都處於積極發展的地位,並具有強大的待開發潛力。
然而,上海在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方面也存在短板。根據IFCDIndex顯示,上海在金融市場和產業支撐方面排名均為第7位,但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的得分均在50分以下,遠低於其他入圍城市。
9、華盛頓--美洲老二
華盛頓不但是美國的政治中心,在金融城市環境上也有突出表現,在美洲地區的金融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二。
其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方面表現較好,分別排第8和第10,成長發展排名第12,產業支撐排名第12。
10、悉尼--環境優越
悉尼的優勢在於服務水平和綜合環境,而在金融市場、成長發展和產業支撐方面均遜於東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
但作為大洋洲為數不多的金融中心,悉尼在南半球以及亞太地區,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伍』 兩百多年前,當時北美大陸的居民是有哪些人組成地,英國又是怎樣統治這片土地的
一、殖民地的性質和北美居民的地位
在世界歷史上,大致有3種形式和性質各不相同的殖民地:一是由一國居民向不存在主權實體的地區遷徙而建立的拓殖地,這種拓殖地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母國領土和主權的延伸,其居民在理論上仍舊為母國國民;二是由一國政府或居民征服和控制另一主權實體而形成的異族統治殖民地,通常是實行侵略戰爭的結果,而且需要以武力來加以維持;三是通過政治、經濟、文化滲透而逐漸操縱他國主權所造成的殖民地,原來的主權實體名存實亡,因而帶有異族統治的色彩。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屬於第一種。 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漸次建立的13個具有政治統治和社會整合功能的實體,其政治和法律地位在特許狀中有明確的界定:各個殖民地都是由英王創設的「法人和政治實體」 或「永久政治實體和法人團體」。 所謂「法人和政治實體」,是指一些自然人通過法律自願或強制結合起來,為實現某種經濟的、精神的或政治的目標而組成的群體,可以在特定領地范圍內行使政治管理權。 在法律上,殖民地是英王分封的「自由索克領」,而非國王「直接佔有」的土地。 在中世紀的土地關系中,這是一種依附性最少的形式。根據這種表述,殖民地和英國本土一樣,都是英王的下轄領地,而不是全體英國人的屬地。這一規定實際上承認了殖民地在法律上和母國是平等的。因此,根據特許狀而建立的殖民地,乃是由英國人定居、英國人統治的海外拓殖地,而不是英國人統治其他民族的被征服地。誠然,大西洋沿岸地區存在眾多印第安人部落,但英國在處理和部落的關系時,沒有採取軍事征服,如西班牙在中、南美洲所做的那樣, 而是盡可能進行和平的移民,通過「外交」方式購買部落的土地。英屬殖民地的建立和擴展固然嚴重損害了印第安人的權益,但卻不是以征服、統治和掠奪他們為目的的。
根據當時的政治慣例,北美殖民地作為英國的海外領地,其政治屬性和土地權利均來自英王的授予,英國政府因此對其擁有合法的主權和管轄權。英國政府採用管理海外領地的方式進行統治,盡可能完整地將英國本土的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法律體系移植到北美,按照英國政府自身的模式和功能來設計和建立各殖民地政府,正如紐約的卡德瓦拉德?科爾頓所說:「紐約人民的一個大幸是,他們的政府是盡可能按我們母國的同樣方案而形成的。」 因此,殖民地的政治結構和母國具有對應性,每個殖民地近乎半獨立的政治實體。總督乃是英王的代表,任職者通常由英國從本土選派,在一些殖民地也有不少為本地人;由本地人組成的參事會相當於母國的樞密院和議會貴族院,民眾選舉的議會下院則與母國的議會平民院相對,兩者共同掌握立法權,可以制定不違背英國法律的地方法令法規。其中議會下院在後來的發展中逐漸掌握了財政權和總督薪俸的撥款權,成為殖民地權力結構的核心。而且,地理阻隔減損了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效力,加以北美居民的自治能力不斷增強,對本地事務的控制不斷擴大和強化,北美政治精英實際上和母國分享了對殖民地的統治。保守地說,殖民地乃是和英國本土的地方政治單位平行的政治實體,而在政治結構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方面則有過之。這對獨立後美國政治機制的迅速成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既然殖民地是英國人建立、英國人統治的英國海外領地,那麼殖民地的英裔居民自然就是英國國民,而非受異族統治的「二等臣民」。他們和英國本土居民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在特許狀中也有明確的規定。1584年英王授予沃爾特?羅利的特許狀指出,移居殖民地的人以及在那裡出生的人仍然是英王臣民,享有英國的一切特權和豁免,而且可以自由返回本土。 類似的行文此後反復出現在其他殖民地的特許狀中。如1632年的馬里蘭特許狀用一大段文字特意說明:移居馬里蘭的英國人及其子女、已經在那裡出生或將來出生的人,乃是英國的「土生居民的和忠實臣民」,他們應和英國本土出生的臣民得到同樣的待遇和尊重,同樣享有英國本土臣民的全部特權、公民權和自由權。 不獨英裔居民在理論上擁有和英國本土居民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即使是進入英屬殖民地的非英裔移民,也可以通過適當的入籍程序而成為英國國民。1740年英國議會第一次制定了殖民地的入籍法,允許在英國境外出生的人經過一定的程序而歸化為臣民。 在各殖民地,除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外,非英裔居民和英裔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同等的法律保護。這樣,在白人居民中間就沒有出現西屬美洲那種「半島人」和「土生白人」之類的身份等級差別。
在現實生活中,北美居民的權利和利益確實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弗吉尼亞在1619年廢除了軍法統治,開始實行英國式的法治,居民的權利得到承認。馬薩諸塞殖民地議會1641年制定了《自由權法典》,在1648年又編成《法律與自由權》,確立了基本的法治與保障人民人身和財產權利的原則。 馬里蘭議會在1639年制定了一項關於人民自由權利的法案,明確宣布保護自由民的權利和特權,非經法律程序不得剝奪其財產和將其放逐。 另外,在英國實行的陪審團制和人身保護制也被引進,並被賦予特別的意義。尤有進者,殖民地居民享有比英國本土居民更為廣泛的選舉權。據美國史學家傑克?格林所論,在新英格蘭的多數村鎮,享有公民權利的自由民,在成年男性人口中的比例高達60-70%; 英國學者R?C?西蒙斯談到,18世紀中期北美成年白人男子中有50-80%的人擁有選舉權。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1763年以前,英國在和平時期沒有在北美駐扎常備軍,殖民地居民對英國主權的承認與服從,並非出自武力威懾和暴力強制,而是基於國家認同和利益需要的一種自願選擇。北美居民自認是英國人,並且以此為榮。他們感到,能夠受到英國憲法的保護,享有「英國人的權利」,實在是一件幸運之極的事情。即便是激進的反英人士詹姆斯?奧蒂斯也曾承認:「我們作為人和生而自由的英國臣民所擁有的權利,足以使所有殖民地居民在和任何其他君主治下的臣民相比,顯得生活十分幸福。」 固然不能否認,英國本土居民在觀念上對殖民地居民帶有歧視傾向,他們認為殖民地就是母國的臣屬,應當無條件地服從母國的意志,為母國的利益服務。在殖民地反英情緒高漲以後,這種看法在英國更加流行。 另外,1696年英國關於殖民地海事審判的決定,剝奪了北美居民在海事案件中的陪審權,也是一項歧視性的措施。但是,這些並未從整體上改變殖民地居民的實際地位和權利狀況。
總之,北美13個殖民地和歐洲國家在亞非地區的殖民地完全不同,甚至也有別於西屬美洲,不存在異族統治的問題。印第安人雖然受到白人的驅趕和虐待,但從法律上來說,土著部落是獨立於英國管轄之外的主權實體。英屬殖民地乃是英國主權范圍的延伸,它們是英國人、特別是居住在北美的英國人自己統治的海外拓殖地,其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主要掌握在北美居民自己手中。殖民地居民並非受到英國人奴役的劣等臣民,而是享有充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英國國民。所以,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統治談不上是「民族壓迫」,北美獨立運動也不是「民族解放運動」,而是日益成熟的英國海外領地脫離母國的政治分離運動。約翰?迪金森在1774年大陸會議以後說過,殖民地居民認為,如果母國不做出讓步,「就難免捲入一場內戰」。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獨立運動領導人在武裝沖突爆發後的一年多時間里,對於脫離母國的正當性仍然沒有充分的信心,在獨立的問題上表現得猶豫遲疑,希望通過聯盟或聯邦的方式來重新界定殖民地和母國的關系。
二、英國對北美的統治及其後果
英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初衷,在於擴大和其他歐洲國家競爭的實力,傳播基督教,安置國內過剩人口,發展貿易和增加財富。 至於那些自願移居北美的普通移民, 其意圖不外是擺脫在母國的不如意境況,尋求更好的生存發展條件。政府和民間這兩方面的要求,在殖民運動中達成了統一。在殖民地的發展擴張中,這兩種利益並行不悖,至少都得到了部分滿足:英國通過殖民地而擴大了其戰略和經濟利益,移民及其後代的境遇則逐步獲得了改善。
從整體上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具有一個長期性的特徵:政治管理比較寬松,經濟控制則相對嚴厲。歷史學家查爾斯?安德魯斯在比較英、法兩國對待殖民地的不同策略時寫道,「英國對殖民地貿易施加更嚴格的限制,在國內各港口徵收更重的關稅,但她很少干預各殖民地的內部事務,對於人口流動、政府援助及維護等方面的事情也很少關心」;這樣就使英屬美洲殖民地變成「自我依靠、自我治理和自我維持」的群體,具備獨立的精神,對自己處理自己事務的能力充滿信心。 也就是說,英國的殖民地政策在整體上是消極的,其主旨在於防止殖民地擺脫對母國的忠誠和依附,保護殖民地不受歐洲其他殖民國家及印第安人的攻擊,而不是主動地規范其社會發展道路。這對北美殖民地自主性和自治體制的發展,是一件十分幸運的事情。
而且,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英國政府的政策意圖和實際效果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英國管轄殖民地的方式包括選派總督、任命參事會、設立海關、實施《海上貿易條例》、審查殖民地議會制定的法令等。除由於管理機構相互摩擦、官員素質低下和腐敗所造成的效力損耗之外,遙遠的地理阻隔也一直是一個難以擺脫的限制。更有甚者,英國派去的總督有時對母國的指示陽奉陰違,乃至公然抵制。因此,殖民地所受英國的政治控制遠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嚴重。英國對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令的審查情況,就是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在1691-1776年間,北美殖民地提交英國審查的法律共有8,563項,其中只有469項被廢止,僅佔5.5%。 而且,殖民地議會通常運用各種技巧來規避英國政府的審查,許多法令在英國政府開始審查時即已經期滿失效,有的殖民地則將被否決的法令以另一種方式再度通過,有時英國政府的廢止決議在殖民地得不到及時而認真的執行。
在英國這種寬松的控制下,殖民地的自治不斷強化。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殖民地事務大部分掌握在北美居民自己手中。參事會和總督在理論上都是英王權威的代表,但兩者不時發生沖突。各殖民地議會下院的權力和作用不斷擴大,逐步演化為總督和參事會的制衡力量,殖民地的許多重大政治斗爭,乃是在議會和總督之間展開的,而且大多涉及權力之爭。一般說來,總督無法遏止議會的權勢擴張。這就嚴重限制和削弱英國的統治能力。為了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英國政府曾謀求削弱殖民地的立法權,並力圖將王家官員的薪俸固定化。但所有的嘗試都遭到殖民地議會的強烈抵制,沒有產生效果。另外,英國政府還試圖改變各殖民地各自為政的狀況,想在北美建立一個統一的殖民地政府,也無果而終。顯然,北美社會力量的成長和自主意識的增強,使自治成為一種不可扼制的取向,在某種意義上,獨立運動正是這樣自治傾向發展到極點的結果。
在經濟上,英國對殖民地施加了更多、更嚴格的限制。如果說北美居民在政治上、法律上和英國本土居民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地位,而在經濟上則很少受到平等的對待。英國對於殖民地經濟的基本政策,一是要維持其對母國的依賴,二是使之對母國經濟具有互補性。英國奉行重商主義政策,鼓勵國內製造業發展,對殖民地的製造業予以限制,以使之成為國內製成品的市場。但以往史學界對於英國的限製作了過分的強調。實際上,英國限制殖民地製造業的法令很少得到嚴格執行,其中僅1732年6月的《制帽條例》略有收效。在一些殖民地居民看來,製造業弱小並非一件壞事,人們覺得耕種土地和從事捕魚業,比製造業對他們更有利。本傑明?富蘭克林認為,只有土地少而人口密度大的國家,才必須以製造業來養活其居民;像美洲這樣土地充足的地方,「決不會出現什麼有規模和有價值的製造業」。 亞當?斯密也談到,重商主義對殖民地並無多大的損害,因為土地始終很廉價,而勞動力一直昂貴,殖民地居民從英國進口貨物,不僅質量較好,而且價格比自己製造要便宜得多。 直到革命前夕,北美居民才開始對英國限制殖民地製造業的政策提出質疑。
重商主義的影響更多地反映在殖民地的貿易格局方面。英國政府制定《海上貿易條例》的本意,在於謀取和維持貿易壟斷地位,增強殖民地居民對母國的依賴性,推進英國的商業利益。 這些措施對殖民地經濟有何影響,在史學界長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傳統的看法認為,它們嚴重製約了殖民地經濟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史學界對這個問題作出了重新解釋。一方面,由於缺乏足夠的海上緝私能力,海關官員低效腐敗,使《海上貿易條例》未能得到切實執行,殖民地走私盛行,貿易和關稅體制漏洞百出;另一方面,母國的政策對殖民地經濟還具有積極意義,刺激了南部造船物資和靛藍的生產,使煙草、稻米等產品獲得了可靠的市場保障,使北部船運業主得到了保護,得免於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國船運的沖擊。正因為如此,除新英格蘭的走私商人外,北美居民直到獨立運動興起時才開始譴責《海上貿易條例》。另外,過去學者們曾認為,殖民地貿易存在極大的入超;據近期的研究,殖民地通過各種途徑對入超進行補償,大大減少了貿易逆差。
貨幣問題在殖民地經濟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英國對殖民地發行紙幣的限制,被認為是殖民壓迫的一個重要體現。各殖民地缺少硬通貨,貨幣的流通量不足,使交換手段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決的辦法自然是自鑄錢幣或發行紙幣。至18世紀中葉,每個殖民地都有了某種形式的紙幣。但紙幣的價值很不穩定,經常發生貶值,逐漸在債權人中失去了信用。英國議會於1764年通過貨幣條例,規定各殖民地自是年9月1日起不得再發行紙幣;流通中的紙幣到期後自行廢止,不得延長使用期限;不準用紙幣償還私人債務和支付公共收費。 許多殖民地對此表示抗議和抵制,有的並不理會英國政府的限制,仍舊允許紙幣流通。英國政府後來逐步放鬆了限制。
有一種理論認為,母國對殖民地的經濟政策通常是以掠奪為特徵的。在運用這種理論評估北美殖民地和英國的經濟關系時,需要做具體的分析。英國當然需要殖民地為它提供自己不能生產的原料和產品,同時大量購買母國的製成品,從而為母國創造財富。從這種利益需求出發,以種植業為主的海島殖民地和北美南部,被認為是對母國最有益的地區。然則正是這些殖民地乃是英屬美洲的富庶之區,那裡的種植園主大多富甲一方。可見,雖然殖民地經濟對母國具有依附性,但兩者之間同時也存在一種互惠的關系。如果成千上萬渴望致富的英國人千里迢迢地遷居美洲,不過是自投羅網地接受母國的「掠奪」,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另一方面,殖民地和母國的經濟關系中也確有一些惡性因素。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殖民地債務的持續增長。1757年切薩皮克地區居民向英國商人負債100萬鎊(英幣),1776年他們的債務更達到200萬英鎊以上。 1760年,殖民地的總債務為200萬英鎊;1772年英國發生信用危機,導致北美債務激增,一躍而至400萬英鎊。
殖民地經濟的確為英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同時北美社會自身的財富在不斷增長。到1775年,在英屬美洲所有殖民地中,以北美13個殖民地社會發展程度最高,人煙最為阜盛。城市中的富裕人口不斷增加:1730年以前,北部城市中財產在5,000英鎊(英幣)以上者甚為少見,而到1750年,財產達到20,000英鎊的人並不罕見,多者可達50,000英鎊以上。 因此,北美社會在整體上是繁榮而富足的。據當時人描述,新英格蘭「顯示出一種富裕和滿足的氣象」,「這里所有的居民看起來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在其他任何地方根本見不到比這程度更高的獨立和自由」; 那裡到處可見「相當好的城市,富足的村莊,寬廣的田野」,「這種美好的光景必定給人帶來一連串愉快的想法;這種景象必定會在一個良好公民的內心激起由衷的極大快樂」。 總之,「美洲的這些殖民地」已不再是荒野, 而是一個「希望之鄉」,一個「牛奶與蜂蜜之鄉」。
由此可見,英國對北美殖民地的統治不是以壓迫和掠奪為主要特徵的,並沒有造成普遍的貧困。相反,在英國的羽翼之下,北美獲得了政治自主性的成長空間和發展經濟的機會,在資源和財富上與當日歐洲最發達之國無分軒輊,而且社會更為穩定和有序。可見,「輝格學派」指斥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壓迫」,乃是於史無征的。在一定意義上說,1763年以後北美居民所反對的並不是英國的「壓迫」和「掠奪」,而是「殖民地」這種地位所固有的從屬性和依附性,要求以獨立自主的身份立足於世界。甚至那些避禍於英國的「效忠派」,聽到英國人稱北美為「我們的殖民地」,也感到十分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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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內安法令該不該被廢除
內安法令:
爭取廢除<內安法令>健全我國公正、民主、法治
〈內安法令〉是我國〈1960年國內安全法令〉的簡稱。有人把這項法令譯為〈內部治
安法令〉。主要是因為它的英文名稱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為了方便起
見,且把它稱為〈內安法令〉。
1.原有目的:應付馬共游擊戰
〈內安法令〉的產生,和馬來亞共產黨所進行的游擊戰爭和武裝斗爭等活動,息息相
關。1948年,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迫,馬來亞共產黨放棄了和平斗爭方式而轉入地
下,在全馬來半島的原始森林向英殖民統治者展開武裝斗爭,進行游擊戰。
為了應付這場游擊戰爭,英殖民統治者頒布了〈1948年緊急條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個緊急狀態,實施了12
年,到了1960年7月31日才正式解除。雖然,緊急狀態已解除,不過,馬共的游擊戰
爭並未結束。為了應付這場持久的游擊戰,就在緊急狀態結束的第二天(1960年8月1
日),國會通過的〈內安法令〉就開始正式生效。這項法令取代了〈緊急條例法令〉,
因此,從39年前實施至今的〈1960年內安法令〉,其目的是明顯不過的了,那就是:
為了應付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和游擊戰,而並非為了其他目的。
在這方面,1960年6月21日,當時的副首相兼內政部長敦拉查曾在國會中表明,<內安
法令〉的通過,是為了應付共產黨的顛覆活動。這項法令的目的,從來就沒有在國會
中改過。它從來就不是對付其他異議份子或其他犯罪份子的執政工具。
2.〈內安法令〉的「異化」
可是,這些年來,〈內安法令〉已被當權者當作是排除異己的政治工具。這項法令的
條文,被濫用來進行無審訊扣留。也就是說,在這項法令下,任何人都可被長期扣留,
卻沒權要求公開審訊。當政者完全不需要在公開法庭證明被扣留者犯了什麼罪,只要
抬出ISA這個名堂,就可以無限期地扣留任何人。
從非西方民主的角度來看,這就印證了如〈內安法令〉這類法律,是統治精英壓制人
民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從西方民主的角度來看,這項法令是不符合法治精神,而嚴重違反法治觀念的嚴峻法
律。法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人都是清白的,除非控方能證明他有罪。
3.ISA的中心思想
〈內安法令〉的中心思想是:不必在公開法庭證明某人有罪,就可以長期扣留。首先,
可扣留60天,以「協助調查」。接著,在內政部長命令下,可扣留兩年,而這兩年的
扣留期限可無期限地「更新」或延續下去。這種不人道的法津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
背道而馳的。
辜瑞榮君在本書中先用大量報章和雜志的資料,來說明1960年當時,執政黨和反對黨,
以及民間對〈內安法令〉的看法和評語。雙方提出了支持和反對的論據。
總的來說,輿論大都傾向於反對〈內安法令〉。
第二章〈大逮捕〉相當詳盡地敘述了60年代至90年代在〈內安法令〉所陸續進行的大
逮捕情況。辜君盡其所能把歷年來被逮捕和扣留者的名單列出。這不失為一份有分量
的參考資料。
如果辜君能在這本冊子的第一部分把什麼是〈內安法令〉交代清楚,作些文字的介紹,
或許會使這本書更為完整。
4.應「廢除」?還是「檢討」?
應「廢除」〈內安法令〉, 還是「檢討」〈內安法令〉?這個問題,前些時候,還
顯得莫衷一是,目前看來已有定論:應該廢除〈內安法令〉的提法已被普遍接受了。
這是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和研究,多數人認為,只有廢除〈內安法令〉才能徹
底解決「無審訊扣留」的問題。「檢討」〈內安法令〉並不一定能達到這個目的。
主要的原因在於這項嚴峻的法令,無論任何檢討和修改,都不能取消「無審訊扣留」
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
一個國家要奉行民主法治,就得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其中一項就是:不可隨意判定
某人有罪而懲罰他,除非他獲得公平合理,公開審判的機會。沒進行公開審判,就不
能將他定罪,繼而懲罰他(如:任意扣留他,或長期把他監禁起來)。這就是所謂
「無審訊扣留」。〈內安法令〉不合理的基本精神實質就在這里。
5.如何消除這項無審訊扣留的法令?
如果只是加以檢討的話,有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可能是要求縮短扣留期限,如兩年的
扣留期限改為「6個月」,而不一定會要求「廢除」(內安法令)。
這么個解決辦法,能徹底解決無審訊扣留這個問題嗎?
一定是不能,因為不論如何縮短扣留期限,那仍然「無審訊扣留」。同時,扣留期限
雖然縮短了,但扣留期限仍然可以無休止地如半年又半年加以延長。這么一來,當權
者要扣留人長達10年20年,完全不成問題。
或許,另一些人會提出加強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力,以確保當權者以「合法的」程
序來扣留和逮捕人。但是,這還是「治標不治本」的作法。因為它仍舊不能解決「無
審訊」的基本問題。
不管法官的「司法審查」權力增強了多少倍,〈內安法令〉的核心內容----無審訊扣
留的實質---完全不能解決。
如果「檢討」結果是,應廢除〈內安法令〉,那不是繞了一個大圈走回原處。那就不
如直接要求廢除好了。
既然「檢討」〈內安法令〉絲毫不能觸動法令「無審訊扣留」的核心內容,那麼,結
論是明顯不過的了:應要求立即廢除〈內安法令〉,那才是一勞永逸,徹底解決「無
審訊扣留」。
6.近年來反對ISA勢力日益高漲
近幾年來,〈內安法令〉屢被濫用。有些行政長官無視〈內安法令〉的原有目的,甚
至「振振有詞」地為他們濫用這項法令的不合法行為進行辯護。這就引起了各方面的
密切關注。
律師公會醞釀了兩年,終於在去年(1998)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向首相提呈了「應廢
除無審訊扣留法律」的備忘錄。
最近(1998年9月2日),前副首相兼財政部長安華先在〈刑事法〉下被扣留,旋即又在
〈內安法令〉下被扣留。隨後卻被控以貪污等刑事罪。這事件發生過後,引起了社會
人士,尤其是馬來中產階級的不滿。由此而導致反對勢力大聯盟「民主運動」(Gerak)
的產生。Gerak的成員包括了反對黨(人民黨、行動黨、回教黨、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
等)和非政府組織(如「人民之聲」Suaram等),以及支持安華的巫統黨員等。
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為「反對〈內安法令〉」而組成的反對勢力大聯盟。
這說明了,近年來,當權者濫用〈內安法令〉下的專橫權力,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而導致了「官逼民反」地步。連兩位巫統國會議員,也在國會中表示反對ISA。
反觀60年代至70年代,反對〈內安法令〉的聲音,基本上來自左翼政黨。
小結
可以這么說,今天,鑒於〈內安法令〉下無審訊扣留的專橫權力屢被濫用,這就促使
更多人士深一層了解這項法令是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的,所以要求立即廢除它。
也就是這個緣故,近期,要求「公正、民主、法治」的呼聲,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熱
烈響應。要求廢除〈內安法令〉的聲音,此起彼落。
南非種族政權施政時,也曾經採取過我國類似的〈內安法令〉來對付政治異己,如南
非卸任總統曼德拉及其政黨----「非洲國民大會」(ANC)的領導人及成員。
然而,今天,「非洲國民大會」執政了,曼德拉當上總統後,就把〈內安法令〉廢除
了。馬來西亞人民,是不是應該向南非人民學習,廢除ISA,走上健全我國「公正、
民主、法治」的道路?
『柒』 大連電視台幫忙記者電話
大連電視台(法制新天地) 88112345
大連電視台(生活直通車) 88118000
(7)半島法治擴展閱讀:
城市直通車
首播:周一至周版日權21:00 重播:次日7:35
新版《城市直通車》將充分運用微博、熱線電話、網路論壇、簡訊平台互動、熱心觀眾每日抽獎等各種直播手段,並結合線下營銷推廣活動,凸現觀眾互動、參與的現代傳媒特色,打造一檔集創新性、必視性、可視性於一體的民生新聞雜志類節目。紮根民生立場,堅持公益主張,展現新聞力量,逐漸形成獨特"說事兒"風格。
法治新天地(包括18:30法四方)
每晚18:30
無限迫近真實人生--《法治新天地》,2011年4月25日全新推出,節目每天直播。新節目力求"熱鬧背後有說道"。一,新的定位"法治民生";二,新的表達"記者行動";三,新的手段"3D互動";四,新的面孔"全新主持人"。 節目分為法四方與法治新天地兩個環節,每晚一個多小時大時段直播。節目通過在線包裝、跨媒體合作等方式實現與觀眾全方位互動。
『捌』 拿破崙一生指揮了40多次大戰役,他們都是那些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他返回家鄉參加革命活動。雅各賓派當政時期,他被提升為炮兵上尉。1793 年參加驅逐英軍的土倫戰役,他立下戰功,被破格晉升為將軍,從而在兵營中嶄露頭角。督政府時期,他曾兩次率軍成功地鎮壓了妄圖復辟的巴黎保工黨人發動的武裝暴亂。1796 年,督政府又命令他統率法軍,翻越阿爾卑斯山,突人義大利, 從那裡打敗了「反法同盟」的重要國家奧地利。從此,他譽滿全國。在法國眾多的軍事將領中,他佔有突出的地位,得到了同事們的誇贊,說他「富有才能、勇氣和不倦的精力」。在歡迎他凱旋迴國的儀式上,巴拉斯把他當做英雄,敦促他「舉行一次出征,為偉大民族雪洗恥辱,恢復尊嚴」。1798 年 5 月,拿破崙為了法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打擊了英國在地中海以東的利益, 又侵入埃及等地。在遠征埃及、敘利亞的戰爭中,他為法國資產階級掠奪了大量財富。他的卓越軍事才能和令人眩目的顯赫戰功,為他把握歷史的機遇, 實現更大的政治野心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霧月的劍影刀光 夜幕像一張巨大的灰色帷帳,籠罩在茫無邊際的大海上,洶涌的波濤拍打著海岸,擊起銀色的水花。四艘戰艦從亞歷山大港悄悄起航了,正乘風破浪向西北方向急駛。一位精力充沛、年富力強的將軍,正仁立船頭,注視著大海的遠方。這時,他腦海里正孕育著一個翻天覆地的計劃,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回巴黎去,奪取政權,挽救法蘭西」。他就是法國遠征軍統帥、威震四方的拿破崙將軍。歷史記載的這一時刻是1799 年8 月22 日深夜。
歷史賜予英雄以成功立業的機遇,而真正的英雄卻是那些充滿自信和勇毅、善於捕捉機遇的人。
這時,法國政局動盪不安。在國內,西部和南部發生了封建復辟勢力的叛亂,人民的反抗運動日益高漲,督政府內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在國外, 俄、奧、英等六國又組成了「反法同盟」,從三面向法國發動進攻。在這種形勢下,督政府的統治顯得蒼白無力,大資產階級渴望著「鐵腕人物和利劍」, 來保障其政治上的特權和經濟上的利益。於是,他們把視線集中在遠在埃及作戰的法軍統帥拿破崙身上。
拿破崙是一個善於捕捉機遇的政治野心家。為此,他毅然丟下了在埃及的2 萬法軍,只率領了500 名親信隨從,巧妙地繞過了英國海軍的嚴密封鎖, 經歷了40 個晝夜的艱苦航行,突然出現在巴黎的街頭。
大資產階級把他看成救星,給予了他超常規的熱烈歡迎。他們希望的「一把利劍」,終於展示在自己面前。憑著拿破崙在軍隊中的巨大魅力,他身邊很快便聚集了一批高級將領和資產階級政客,而喜不自禁的大財閥們很快便拋出了一筆巨款,以支持拿破崙的行動。這時,拿破崙已經成了事實上的國家元首,剩下的事情只是完備一下法律程序而已。
1799 年11 月9 日(法國共歷霧月18 日),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的驚心動魄的政變發動了。
首先,在元老院會議上,拿破崙親信製造雅各賓分子雲集巴黎,即將舉行暴亂的恐怖言論,迫使議會通過了立法兩院遷到聖克盧宮和任命拿破崙為首都及近郊武裝衛隊總司令的提案,這樣,拿破崙便成了合法的軍事領袖。
為了奪取政府權力,他安排西哀耶斯和羅歇宣布辭職,另外3 名督政官也只得被迫放棄自己的權力,從而搞垮了督政府。
10 日,在全副武裝衛隊的簇擁下,拿破崙走進了聖克盧宮五百人院。在一場針鋒相對的斗爭中,拿破崙盡管一度驚懼失色,但當他恢復鎮定後,立即調動軍隊,沖進了五百人院,用寒氣逼人的刺刀趕走了驚恐而又憤怒的議員。
當晚,部分議員在刀光劍影中通過了解散議會和成立執政府的決議。「合法」的法國政府誕生了。拿破崙政治上平步青雲,登上了第一執政的寶座, 從此他獨攬大權。自始至終,他的統治都充滿著血腥的鎮壓。
從皇帝變成囚徒 拿破崙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又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靠刺刀起家,又靠刺刀來鞏固他的統治。1804 年,當了5 年第一執政的拿破崙,通過各種手段,被參議院加冕為法蘭西皇帝,建立了法蘭西第一帝國。他對內強化國家機器,制訂法律,實行法治;採取措施,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與教皇簽訂旨在和解的教務專約,並鼓勵發展科技和教育事業。對外,他則發動戰爭。從1799 年執政到1815 年止,他經歷了6 次針對反法聯盟的戰爭,從整體上講,都取得了勝利。其中有許多戰役足以顯示拿破崙卓越的軍事才能, 成為他軍事上的傑作。如奧斯特里茨戰役就是突出的一例。1807 年,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法國與俄國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法國成了歐洲的霸主,並允約幫助俄國實現其對東歐和土耳其的政治領土要求。依法攜手,瓜分世界。
「西方歸拿破崙,東方歸亞歷山大」。這時法國實際上已統治了西歐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這是第一帝國的全盛時期。
然而,拿破崙帝國的強盛是虛假的。即使在他橫行歐洲不可一世的時期, 國內外各種潛在的矛盾就在不斷發展,而且愈演愈烈。
1812 年,拿破崙發動了對俄國的遠征。他率領50 萬大軍,軍中包括說 12 種語言的士兵,一舉佔領了莫斯科。這時,俄國人民紛紛武裝起來,開展游擊戰爭,給予法軍以沉重的打擊,拿破崙只得下令撤退。這次遠征,法軍得以生還的僅有3 萬人。侵俄戰爭的慘敗,敲響了第一帝國的喪鍾。
1813 年,英俄等一些國家,利用各國人民反法解放斗爭蓬勃發展的良好時機,組成了第6 次反法聯軍,與法國的50 萬大軍決戰於萊比錫,結果法軍大敗,巴黎失守。在內外交困、軍事失敗的情況下,拿破崙被迫退位,被囚 於地中海的厄爾巴島。波旁王朝復辟了。
厄爾巴島是個土地貧瘠,總面積僅有200 平方公里的小島,與拿破崙的故鄉——科西嘉島遙遙相望。然而地中海的濤聲撫慰不了他受傷的心靈,年僅45 歲的他並不甘心給自己的英雄史詩畫上句號。在命運和機遇的又一次召喚下,他逃離了這荒僻的孤島,終於在儒昂港安全登陸。他很快憑著巨大的勇氣和人們對他的偶像崇拜,匯集了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在人們的歡呼聲中,他不費一槍一彈,像凱旋的英雄一樣,走進了杜伊勒皇宮,重新當上了法國皇帝。
然而,他的東山再起,只是曇花一現的歷史插曲,做了近百天皇帝的拿破崙在第7 次反法聯盟的百萬大軍的猛撲下,由於滑鐵盧戰役的慘敗,他第 2 次被迫退位,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上,直至他的生命結束。
『玖』 李承晚有韓國「國父」稱號,為什麼現在卻被視為「半島的罪人」
李承晚所在的自由黨大獲全勝。韓國民眾為了民主和法治毅然發起了抗爭。
『拾』 我想要東南亞的資料 什麼樣的都行 八百字以上
東南亞簡介
東南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才出現的一個新的地區名稱.東南亞地區共有10個國家: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汶萊,菲律賓.世界各國習慣把越,老,柬,泰,緬五國稱之為東南亞的"陸地國家"或"半島國家";而將馬,新,印尼,文,菲五國稱之為東南亞的"海洋國家"或"海島國家".1967年,東南亞地區出現了一個"國家集團"這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發展至今已有10個成員國.
東南亞各國都有自己悠久的歷史,且都是新興的國家.除新加坡外,均屬發展中國家.
東南亞各國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全區有90多個民族,東南亞地區又是世界上華僑,華人最多的地區.全區約有華僑,華人2000多萬,另有200多萬印度人,100多萬其它國家的外來移民.
今天的東南亞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有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之一.在未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東南亞在政治,經濟上的作用和戰略地位將更加重要.
東南亞是中國的南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通向世界的必經之地.在歷史上,絕大多數國家就與中國有友好往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關系密切.在悠久的歷史交往中,中國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隨著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和社會進步,雙邊和多邊的友好,合作關系也將進入一個不斷發展,更加密切的歷史時期!
東南亞的兩大自然地理單元
亞洲東南部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它是亞洲緯度最低的地區,是亞洲的赤道部分;另一方面它正扼亞澳之間的過渡地帶,這在氣候和生物界均有明顯的反映;本區也是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交匯地帶.這種地理位置使東南亞具有濕熱的氣候,並形成繁茂的熱帶森林,是本區與其他區的根本差異.東南亞在構造地形上可分為兩大單元,一是比較穩定的印度-馬來地塊,一是地殼變動比較活躍的新褶皺山地.具有赤道多雨氣候和熱帶季風氣候兩種類型,自然植被以熱帶雨林和熱帶季風林為主.可分為二個亞區.
1.中南半島區本區地形結構比較特殊,山川大勢多南北縱走,山川相間排列,半島基部地勢較高,地形結構如掌狀.氣候屬大陸性熱帶季風氣候,向南伸出的馬來半島為赤道多雨氣候.全年多雨的馬來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多雨海岸為熱帶雨林景觀,有干,濕季的中南半島為熱帶季風林景觀,雨量較少的內部平原和河谷為熱帶草原景觀,中南半島基部為山地混合林.北部灣和暹羅灣等沿岸分布著紅樹林.
2.東南亞島嶼區又稱馬來群島區,包括大巽他群島,努沙登加拉群島,馬魯古群島和菲律賓群島等.高峻的地形支離破碎,位於太平洋和地中海-喜馬拉雅造山帶的火山地震帶的會合帶,火山,地震活動非常劇烈.大巽他群島屬海洋性赤道多雨氣候;菲律賓群島屬海洋性熱帶季風氣候,主要為熱帶雨林景觀.
金蘭灣
越南東南部的海灣,東南亞著名的天然港灣.位於富慶省南部海岸.港灣深入內陸17公里,南北長32公里,寬約16公里,群山環抱,東面島嶼屏蔽,面臨深海,為天然良港.港灣由沖空山和鳳凰山兩半島合抱成葫蘆形的內外兩個海灣.內港金蘭灣面積60平方公里,水深16米以下,灣口寬僅1300米,灣長20公里,寬6公里,可停泊大型航空母艦,戰略地位重要.
早在1905年,俄國艦只就曾在巴巍和金蘭鎮停泊.金蘭灣曾長期作為法國的海軍基地.1941年被日本侵略軍佔領.1965年美國軍隊在金蘭半島上建立空軍基地和其他軍事設施.1975年全國統一後,又辟為潛艇基地.
馬六甲海峽
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和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之間,是連接中國南海和安達曼海的一條狹長水道,因而間接溝通了太平洋與印度洋.它因臨近馬來半島上的古代名城馬六甲而得名.
海峽西北部較寬,東南部比較狹窄,最窄處約40千米.整個海峽看起來像是一個向西北敞開的大喇叭.馬六甲海峽全長約1000多千米,水深25米~113米,由東南向西北海峽逐漸加深,可通行20萬噸級的輪船.由於馬六甲海峽地處赤道附近,風力微弱,峽道內總是風平浪靜,再加上完善的航標系統,行船十分安全.
馬六甲海峽是歐洲,非洲,中東及南亞地區通往東亞的一條主要海運通道,是亞洲,非洲,歐洲,大洋洲之間相互往來的海上樞紐,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有"東方的直布羅陀"之稱.據統計,每年通過海峽的船隻約5萬多艘,平均每天有140多艘船通過海峽,使馬六甲海峽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峽之一.由於日本每年從非洲和中東地區進口的90%的石油,大量原料和出口商品都由此輸送,海峽又被視為日本的"海上生命線".
由於海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從16世紀起,先後被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日本佔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六甲海峽才歸沿岸國家所有,現在海峽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三國共管.
湄公河
東南亞重要國際河流.源自中國境內瀾滄江,流入中南半島始稱湄公河.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注入南海,大致由西北流向東南.總長4180公里,流域總面積81.1萬平方公里.湄公河長2668公里,其中約1200公里為國界河,包括中緬,緬老,老泰各段界河;流域面積63萬平方公里,年徑流量4633億立方米,居東南亞各河首位.
上游段,從中,緬,老邊界到萬象,長1053公里,流經撣邦高原及其邊緣的破碎高地,大部分海拔200~1500米,地形起伏較大,沿途受山脈阻擋,河道幾經彎曲,河谷寬窄反復交替,河床坡降較陡,多淺灘和急流.
中游段,萬象到巴色,長724公里,嵌切在呵叻高原與富良山脈(長山山脈)的山腳丘陵之間.流經大部分地面海拔100~200米,起伏不大.萬象與沙灣拿吉之間,河谷寬廣,坡降和緩,水流平靜.沙灣拿吉以下,低丘束縛河道,多岩礁和淺灘,河床坡降較陡.
下游段,巴色到金邊,長559公里,流經平坦而略為起伏的準平原,海拔不到100米,河身寬闊,多網狀汊流.寮國南端邊境的孔瀑布,寬達10公里,高20多米,是全河最大的險水.桔井以下,河道展寬加深,有無數沙洲,蛇形河曲與成串小湖沼.磅湛以下為古三角洲,海拔不到10米.
三角洲河段,金邊以下到河口,長332公里.湄公河在金邊城東接納洞里薩河後,再分成前江與後江.前後江進入越南,陸續分成6支,最後由9個河口入海,故三角洲上的湄公河越南稱為九龍江.三角洲面積 4.4萬平方公里,地勢坦盪,海拔平均不到2米,大潮時海水可以上溯100公里,水網稠密,天然溪流與人工渠道縱橫交錯.
河水主要來自降雨和融雪,河流一半以上的徑流量為中南半島流域的降水,瀾滄江的雪山融水提供河流徑流量的1/6左右.5月份雨季開始,水位上升,9~10月為汛位高峰,最大洪峰流量曾達75700立方米/秒;1~2月枯水期,最小徑流量1250立方米/秒.桔井以上河道深切,河岸高出水面2~30米,洪水期少泛濫.泛濫地區主要在三角洲,湄公河汛水經洞里薩河倒灌入湖,7~9月份平均每天入湖3億多立方米,增加湖水量約14倍,湖面擴大3倍,達到100萬公頃,自古以來稱為"淡水洋".金邊以下,湄公河汛水溢出兩岸,分別漫入同塔梅平原和泰國灣.
湄公河航運不發達,河床坡降較陡,中下游多急流與瀑布,上下游航運不能直通,在孔瀑布附近實行水陸聯運.中游通小輪,金邊以下前江終年可通海輪.洞里薩湖曾是世界上淡水漁產最豐富的水域之一,由於泥沙淤積,水體縮減,已不利於魚群繁殖.富水力資源,干支流的峽谷地形有利於攔河築壩,水能蘊藏量幹流達1000多萬千瓦.50年代起,在聯合國主持下從事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的調整與工程建設,在泰國與寮國境內已建成水庫,水電站與輸電線路,增加了灌溉面積,但因戰爭及其它因素影響,工作進展緩慢.
最猛烈的火山爆發
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東邊的松巴哇島北部,有一座坦博拉火山,它在1815年爆發時,釋放的能量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投在日本廣島的那顆原子彈爆炸威力的8000萬倍,是人類目前所知道的最猛烈的火山爆發.
1815年4月5日,在印尼中部,以松巴哇島為中心,方圓1000多千米范圍內的居民都聽到了一陣驚天動地的轟鳴聲.不久消息傳開,位於松巴哇島上的坦博拉火山爆發了.爆發的火山伴著轟轟的巨響,不斷向高空噴出大量的火山灰和氣體,厚重的火山灰在以後3天內將附近 480千米范圍內的天空完全遮黑.4月12日中午時分,在距火山幾百千米以外的瓜哇島,天空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坦博拉火山直到7月15日才停止噴射氣體和火山灰.從火山口傾瀉下來的熔岩流,在淹沒了山腳下大片農田後,流入海中,激起沖天水霧.火山爆發時伴隨的地震使海底地殼沉陷,引起了海嘯,巨浪將位於火山旁的坦博拉鎮吞沒了.
整個爆發過程中,火山上部失去了700億噸山體,形成了一個直徑達6000多米,深700米的巨大火山口.火山噴出的火山灰總共有600億噸之多,堆積厚度由近向遠逐漸變薄,在距火山400千米的地方,火山灰仍有22厘米厚.
目前,坦博拉火山高2851米,自1913年又有一次小規模噴發以來,這個創造了世界紀錄的火山一直在沉睡之中,或許它在為下一次噴發積蓄著力量.
東西方航行要道--馬六甲海峽
馬六甲海峽位於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之間,自古以來就是聯結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行要道,因濱臨海峽的馬六甲城而得名.
馬六甲海峽是一條西北-東南向的狹長水道,長1080公里,如果包括東部出口處的新加坡海峽,則全長1185公里.海峽呈喇叭形,西北端出口處寬370公里,東南部較窄,並分布有很多小島,最窄處僅37公里.海峽底部平坦,主航道水深約25~151米,由東南向西北遞增,一般可供20萬噸級的船舶出入.海峽因地處赤道附近,故全年大部分時間風平浪靜,海流緩慢,適於航行.
除馬六甲海峽外,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還分布有一些海峽,但它們或者水淺多礁,或者位置偏僻,缺乏助航導航設施,又多位於印度尼西亞的領海之內,國際航線因此極少通過,這就使馬六甲海峽在很長時期內實際上成了溝通兩大洋的唯一通道,使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戰略上都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尤其是自二十世紀60年代日本崛起為世界第三經濟強國以及遠東其他各國各地區得到迅速發展以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量大幅度上升,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性因此更為突出,按其船舶通行的繁忙程度及其所載運的貨物數量計算,僅次於英吉利海峽,在全世界114個具有國際意義的通航海峽中居第二位.
在二十世紀70年代初,每年通過馬六甲海峽的船舶有4萬艘,其中日本7千艘,英國6千艘.此後,海峽的航運又有了發展,近年每年的通航船舶已接近10萬艘.尤其是船舶日趨大型化,自日本於1966年建造了世界上第1艘15萬噸級巨輪"東京丸"以來,噸位更大的所謂超級油輪成批涌現,近年通過馬六甲海峽的18萬噸級以上的超級油輪就多達1500~1600艘.如此繁忙的航行,再加上船舶的大型化,使馬六甲海峽變得愈加狹窄了,從而增大了航行中的不安全因素.此外,馬六甲海峽內還有不少淺灘,其中水深不足23米的就多達37處,加上沉船,流沙,淤泥等使航道情況經常改變,更增大了發生事故的可能,對沿岸國家造成嚴重威脅.典型的如1975年發生了兩起重大的油船擱淺或碰撞事故,共流失石油8900噸.1979年一艘油輪與航空母艦相撞,又流失石油1萬噸,每次都造成嚴重的污染.
為減少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從1981年5月起在馬六甲海峽開始實施分航系統,它在海峽中劃出兩條相反的航道,各3海里寬(5.5公里),中間並有一條1海里寬的隔離帶.此外,載重28萬噸或吃水18米以上的巨型船舶禁止在海峽中通行.這些都使得各類事故明顯減少.
在馬六甲海峽沿岸,坐落著一批重要港口,如新加坡,馬六甲,棉蘭等,其發展都很迅速,如新加坡港1971年貨物吞吐量為4810萬噸,1990年已躍至1.88億噸;若按進出港船舶的總噸位計,新加坡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大港,超過了著名的鹿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