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道德

Ⅰ 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軍事的影響

帝國主義侵華史

建國後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帝國主義侵華史。

通過發動一系列侵華戰爭，迫使清廷訂立不平等條約，從而不斷擴大在華權益，這是近代列強侵華的主要方式。因此，有關這方面研究的論著也最多。但人們的研究並不限於列強的政治軍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們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侵略更加廣泛的領域。同時，由於近代中國遭受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列強彼此間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爭奪的復雜關系，對近代中國社會的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多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具體論述了列強在甲午戰爭後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以及在鎮壓義和團運動和干涉辛亥革命的過程中的相互關系與對華政策。當然，列強侵華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在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逐漸勾結的過程中，將中國社會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關系的課題就顯得更加重要。一些論者通過論述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性人物與外國侵略者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過程，以及通過考察清代外交機構的變遷，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國侵略者總是各自尋找代理人作為執行他們意志的工具，這似乎是成了歷史的規律。

在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專著。

揭露美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國侵華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國侵華的全過程；後者更注重從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其對華政策的關繫上，考察其侵華活動的演進。雖然只寫到十九世紀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國官方檔案，所論獨具特色。

揭露英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國侵略西藏史》，集中敘述十九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世紀初英國對西藏地區的侵略過程。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徵引了大量中外檔案和書刊，對十九世紀香港史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內容也包括英國侵佔香港的經過。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牟安世的《中法戰爭》，則是對英法發動侵華戰爭的個案研究。

揭露沙俄對華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主編的四卷本《沙俄侵華史》。其第一卷敘述早期沙俄對中國的武裝入侵和《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的訂立。第二卷敘述十九世紀中葉沙俄武力並吞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和逼簽《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經過。第三卷敘述十九世紀下半葉沙俄通過《勘分西北界約記》和《伊犁條約》割佔中國西部大片領土及違約侵佔帕米爾的經過。第四卷敘述十九世紀末至1917年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

揭露日本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該書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資料，系統考察了日本侵華的全過程，起於1874年日本進犯台灣，止於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70年間中日之間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論述。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史》，則是系統研究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專著。

丁名楠、余繩武等人合著的《帝國主義侵華》，是一部系統研究列強侵華史的著作。其第一卷於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斷20年後於1986年出版，寫到1919年。本書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資料，是迄今綜合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還有宓汝成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鐵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等。

中外關系史研究

除了帝國主義侵華史外，中外關系史研究還涉及了外交史、邊界問題、條約及租界問題、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外交機構的變遷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廣闊的領域。

在中美關系方面，陶文釗的《中美關系史（1911—1950）》雖重在研究民國時期中美政治、外交關系，但有一個序章，介紹早期中美關系，故實可視為一部通史性著作。吳孟雪的《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一書，對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起源和確定、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期間的中美法權交涉、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廢除和復活等問題，均作了系統考察；在中俄關系方面，呂一燃的《中國西北部邊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討了中俄西部邊界的沿革、管轄和民族問題。劉遠圖的《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則對中俄東段邊界一系列重要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中英關系方面，余繩武、劉存寬的《十九世紀的香港》，除了記述英國侵佔香港的經過外，對19世紀香港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也都有具體的論列。劉蜀永的《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史學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國侵佔香港使之成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的同時，也指出：在香港產生了華人商業資產階級，出現了洪仁玕、王韜、何啟、胡禮垣、孫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從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輸入中國，影響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窗口，客觀上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也產生了某種積極的作用。這些研究顯然都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的范圍。

在近代中外關系史上，還有國際間友好交往的一面，長期研究不夠，近年來也開始有所發掘。張芝聯的《歷史上的中法關系》（《歷史教學》1980年第3期），介紹了早期法國在文化藝術上向中國學習和近代中國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國革命傳統學習的情況。趙金鈺的《辛亥革命前後的日本大陸浪人》（《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2期），也介紹了真誠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宮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一書，從國際法角度，對列強在華特權、中外多邊關系、中日關系、中英關系等許多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被認為多平實之論。在外交機構方面，王立誠著《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分為傳統外交體制、洋務體制、清末外交體制改革、民國外交制度等四編，系統論述了在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過程中，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產生與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拔、培養、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變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國外交制度發展變化的脈絡。在租界史方面，費成康的《中國租界史》，對中國各地租界開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類似租界的地區等基本情況，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紹各地及各國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專著。

劉培華的《近代中外關系史》（上下冊），是一部系統研究近代中外關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關於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系史的實質問題

怎樣看待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關系的實質，是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系史必須正視的宏觀理論問題。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繩在《關於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中國落後挨打，不斷挨打，所以更落後，造成惡性循環。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來解除這種惡性循環，行不通。必須首先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斗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為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開辟了廣闊道路。他不贊成個別論者所謂帝國主義侵略有助於中國近代化的說法，指出：帝國主義迫使中國對外開放，但他們的掠奪和剝削又使中國貧窮落後，處於沒有能力正常地對外開放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把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變成一個貧窮衰弱的半殖民地國家，在遠東造成了一個國際矛盾和斗爭的焦點，並成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國社會和中西關系的實質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贊成所謂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引進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觀點。他認為，西方科學技術向近代中國的介入，與西方國家對近代中國軍事和經濟入侵，不僅是同步進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認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造成中國的殖民地化，只是由於軍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剝削，而在科學技術上，則是對中國進行幫助，使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西方生產技術的引進，固然引起了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但是並沒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存在、代表這種勢力的外國現代企業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始終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發展的一個障礙，最終壓制和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只有中華民族真正覺醒獨立自主以後，西方文明才能真正為我所用。

余繩武的《殖民主義思想殘余是中西關系史研究的障礙》（《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則對美國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某些觀點提出批評。《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清廷要求英使謁見皇帝時行跪拜禮，並限制外商在廣州一口貿易，是把西方國家當「藩屬」對待，惡化了中英關系，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余文以為這並無根據，跪拜禮是當時中國的宮廷禮節，適用於一切外國來華使節，限廣州一口通商主要出於鞏固海防的考慮，兩者皆與藩屬制度無關。《劍橋中國晚清史》歪曲了鴉片戰爭的起因和性質，也掩蓋了鴉片戰爭後中外條約的不平等性質。余繩武強調，《劍橋中國晚清史》的失誤說明，殖民主義思想殘余的存在，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西關系史的障礙。

Ⅱ 求《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及程道德《中華民國外交史料選編》PDF格式

Ⅲ 起名字大全男孩姓程第三個字叫德中間叫啥順口

程晨德 程易德 程崇德 程津德 程瀟德 程彥德 程承德 程來德 程望德 程雅德 程心德 程琛德 程沐德 程騏德 程濟德 程悅德 程勁德 程和德 程煒德 程小德 程鳴德 程欽德 程力德 程琪德 程丁德 程鑫德 程昭德 程洛德 程愷德 程友德 程水德 程楚德 程宗德 程漢德 程佑德 程靈德 程知德 程蔚德 程雪德 程道德 程思德 程胤德 程浚德 程修德 程人德 程紹德 程仁德 程昱德 程波德 程飛德 程傳德 程亮德 程世德 程相德 程凌德 程如德 程禹德 程添德 程朋德 程延德 程泊德 程欣德 程有德 程曉德 程以德 程仕德 程虎德 程鎮德 程鶴德 程亦德 程玉德 程學德 程忻德 程勛德 程德德 程久德 程裕德 程月德 程寧德 程栩德 程銘德 程煥德 程為德 程光德 程長德 程桐德 程恆德 程屹德 程孟德 程義德 程亞德 程厚德 程強德 程宜德 程運德 程秀德 程善德 程秋德 程遠德 程禮德 程積德 程彤德 程懿德 程富德 程嵐德 程震德 程予德 程朗德 程聲德 程琳德 程森德 程孝德 程城德 程士德 程爍德 程凡德 程高德 程利德 程雄德 程崢德

Ⅳ 道在前面的詞語有什麼

以道開頭的成語有哪些 ：
道三不著兩、
道骨仙風、
道寡稱孤、
道不掇遺、
道盡途殫、專
道遠知驥，世偽知賢屬、
道不相謀、
道學先生、
道不拾遺、
道頭會尾、
道德文章、
道貌岸然、
道在屎溺、
道盡途窮、
道同契合、
道而不徑、
道聽塗說、
道路相望、
道殣相望、
道同義合、
道貌凜然、
道盡塗窮、
道路指目、
道路傳聞、
道長論短、
道遠知驥、
道微德薄、
道傍苦李
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古稽今，言遠合近、
道合志同、
道西說東、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道遠日暮、
道殣相屬、
道高德重、
道東說西、
道邊苦李、
道路側目、
道同志合、
道聽途說、
道傍之築、
道義之交、
道高益安，勢高益危、
道聽耳食、
道頭知尾、
道殣相枕、
道弟稱兄、
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傍築室、
道大莫容、
道在人為、
道高魔重、
道無拾遺、
道不舉遺、
道存目擊
道盡塗殫、
道德經·知足常足、
道高望重、
道長爭短、
道路藉藉、
道旁苦李、
道路以目、
道山學海、
道貌儼然

Ⅳ 道的詞語有哪些

道傍之築 道傍築室 道邊苦李 道不掇遺 道不舉遺 道不拾遺 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道不同,不相為謀

Ⅵ 求《任氏族譜》輩分表

不同省份《任氏族譜》輩分表不一樣：

貴州省任氏字輩：洪文濟蓮王，光先明景興，啟發正仕有，孟中永樂清；

貴州遵義一部分：清 炳 培 金 玉

湖南省任氏字輩：湖南湘潭縣一部分：派、演、治、覺、鼎、思、仁、廷、任、學、開、體、應、先、恆、文、章、永、世、卓。湖南邵陽的一部分：祥、建、忠、鳳、朝；印、國、正、學、仕；文、景、良、志、相；家、道、永、光、昌湖南嶽；

雲南省任氏字輩：雲南省威信縣：九廷相元榮，茂國興周，家申雲南文山：望國有景，家傳世代

北京市任氏字輩：北京房山任家營村、村書記任廷臣，提供、祖父叫任自新，自之後的輩分為：自、弘、天、景、碩、玉、永、國、文、廷、萬、振、洪、這是他家排下來的。北京房山的一部分：顯。成。全。正。國。和。順。燈。明。榮

(6)程道德擴展閱讀：

當代任姓的人口已達420萬，是全國第五十八位姓氏，大約佔全國人口的0.35%。從明朝600年中任姓人口由31萬增到420餘萬，增長了約13倍多，任姓人口的增長速度與全國人口的增長速度基本相同。

在全國的分布如今主要集中於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四省，大約佔全國任姓總人口的39%。其次分布於陝西、遼寧、四川、安徽、江蘇，這五省的任姓又集中了30%，河南為任姓第一大省，約佔了全國任姓總人口的11%。

全國形成了以豫冀晉魯為中心的北方任姓分布區、長江以南少任姓的布局。在近600年期間，任姓人口流動的特點是由東南部向華中、華北強勁地回遷。

任姓在人群中分布頻率示意圖表明：在豫魯大部、冀京津、陝晉、遼寧大部、內蒙古東南和江西中部、寧夏大部、甘肅東部、湖北北部，任姓占當地人口的比例達0.63%以上，中心地區可達到1.5%以上，上述覆蓋面積約佔了總國土面積的18.3%，居住了大約51%的任姓群體。

在河南東南、山東南部、湖北大部、皖蘇北部、川渝、雲南大部、貴州西部和北部、甘肅中部、內蒙古東北部、吉林大部，任姓一般占當地人口的比例在0.42%一0.63%之間，其覆蓋面積約佔了總國土面積的18%，居住了大約26%的任姓群體。

Ⅶ 關於祖國和信念的故事

岳母刺字「精忠報國」，激勵岳飛掛帥抗金。
文天祥視死如歸，「留取丹心照汗青」。
戚繼光抗倭，「戚家軍」所向無敵。……
愛國英雄楊靖宇》

楊靖宇21歲參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軍圍困，身負重傷，啃不動樹皮，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和著冰雪吞下去充飢。日軍勸降不成，便放亂槍，年僅35歲的楊靖宇壯烈犧牲。殘忍的日軍剖開他的遺體，當看到他的胃裡只有野草和棉絮時，這些被楊靖宇帶領的抗日聯軍弄得焦頭爛額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密林中，支撐著楊靖宇與敵人戰斗的力量是對祖國的一腔熱愛之情。

《吳玉章維護國家尊嚴》

老革命家吳玉章，年輕時東渡日本留學。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國貧弱，日本帝國看不起中國，在懸掛的萬國旗中，故意不掛中國國旗。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吳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學生向學校當局嚴正提出：必須立即向中國學生道歉並糾正錯誤，否則，就要舉行罷課和絕食以示抗議。學校當局在中國愛國留學生的強大壓力下，只得認錯道歉。
屈原愛國故事
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 屈原是楚懷王時的大臣, 「博聞強志, 明於治亂, 嫻於辭令.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候, 王甚任之」. 因為他受到楚懷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蘭的嫉妒, 就在楚懷王及繼位的頃襄王之前毀謗屈原. 楚王汏而逐漸疏遠屈原, 連帶的也不採納他的諫言, 最後甚至將屈原放逐. 屈原滿懷悲憤, 落拓江湖, 在寫下了絕筆作〈懷沙〉後, 懷石投汨羅江自盡. 屈原死後數十年, 楚國終因讒臣誤國而為秦所滅. 但是屈原這位忠而見疑的悲劇英雄還活在楚國姓的心中. 下面這個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楚人愛戴屈原的心情.
雄黃酒:
據說屈原投江後, 楚國的百姓哀痛異常, 紛紛涌到汨羅江邊去憑吊屈原. 漁夫們起船隻, 在江上來回打撈他的屍身. 有位漁夫還拿出事先准備的粽子, 雞蛋等食物, 撲通的往江裡面丟, 說是讓魚假吃了, 就不會去咬屈大夫屍身. 一老醫師則拿了一壇雄黃酒倒進江里, 說是要葯暈了蛟龍, 使它不能傷害屈大夫. 過不了多久, 水面上浮起了一條昏暈的蛟龍, 龍須上還沾著一片屈大夫的衣襟. 人們就把這惡龍拉上岸, 抽了筋, 脖子上, 然後把龍筋纏在孩子們的手睕, 脖子上, 又用雄黃酒抹七竅, 使那些毒蛇害蟲都不敢來傷害這些小孩子. 據說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 從此以後, 每年到了五月五日, 人們都要劃龍舟, 吃粽子, 喝雄黃酒來紀念屈原. 有些地區, 則在端什節插菖蒲或艾草於門上, 這固然是因為蒲艾有禳毒的功用. 不過, 關於這項艾習俗的起源, 民間則有一種說法.
插菖蒲, 艾草
唐朝僖宗年間, 黃巢領兵造反, 所到之處, 殺人百萬, 血流成河. 老百姓只要一聽見黃巢來了, 就急急忙忙的逃難. 這一年五月, 黃巢的軍隊攻進河南, 兵臨鄧州城下, 黃巢騎馬到城外勘察地形, 只見一波波的老弱婦孺湧出城外, 他看見一個婦人背著包袱, 一手拉著一個年紀小的男孩, 另一隻手卻抱著年紀較大的男孩. 黃巢感到很奇怪, 就下馬問道: 「大嫂, 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裡去」那婦人回答: 「聽說黃巢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壞蛋, 不日就要攻進鄧州. 城裡的男人都被徵調去守城, 我們這些老老小小, 不如早些逃命」. 黃巢又指著小孩問她: 「你為什麼手牽小的, 卻懷抱大的呢」那婦人就說: 「懷里抱的, 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 里牽的才是我親生的兒子. 萬一情況危急時, 我寧可丟掉自己的兒子, 也得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 黃巢聽了, 深受感動, 就對那婦人說: 「大嫂, 好快快回去, 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門口, 這樣黃巢的軍隊就不會傷害你了. 」婦人聽了, 將信將疑, 不過她還是回到城裡, 把這個消息傳了出去. 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陽, 黃巢的軍隊攻進城裡, 只見家家戶戶門上都掛弓菖蒲艾草. 為了遵守對那位婦人的承諾, 黃巢只得無可奈何的領兵離去, 全城因而得以倖免於難. 為了紀念這件事, 此後每到端午節, 大家就會在門上插菖蒲, 艾草, 這項習俗一直流傳到今天.
程道德、湯蕉援夫婦的客廳里，懸掛著沈尹默和賴少其的兩幅行書橫批及馬一浮的行書斗方和錢玄同的行書扇面，彷彿四處飄逸著淡淡的墨香。
提起當初收藏名人墨跡的動機，程先生說是純屬偶然。早在l983年春夏之交，身為北大人的他，近水樓台，先後向朱光潛、宗白華等老先生尋求墨寶。這些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大師們的手跡，題詞本身就有很大的藝術價值，題詞的內容也大多涉及怎樣做人怎樣做學問，收藏者在欣賞高雅藝術的同時，也使自己的性情得到陶冶。於是一個大膽卻極有可行性的想法閃現出來，並牢牢占據了程道德的心靈：將這些名人的墨跡系統地匯集起來!從此，他一發不可收拾，把幾乎所有的業余時間、精力財力都獻給了名人墨跡收藏事業。
時光茬苒。回首十八載收藏之路，程、湯夫婦感慨萬分。正如他們收藏的王選院士的墨跡所雲：「獻身科學就沒有權利再象普通人那樣活法，必然會失去常人所能享受到的很多樂趣，但也會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樂趣」。也許從決心收藏名人墨跡的那一剎那，夫婦 倆就開始背負一份執著的艱辛，也開始品嘗這艱辛背後獨有的喜悅。

（二）

購買一兩件鍾愛的收藏品，也許並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但是要收藏北大這樣有百年歷史的名校之珍品，真需要一定的財力。為了使北大名人墨跡成系列，程先生硬是從拍賣所等處用高出原價許多倍的價錢購買了不少珍品。比如為購買京師大學堂第八任管學大臣柯邵愍的一封六頁信函，他與一位北大校友在拍賣所幾番舉牌競價，結果當程先生拿到這封信函時，它的身價已是起價的8倍。那位校友得知程先生的身份後，很是詫異地問道：「您只是一名教師，哪兒有那麼多錢買這些墨跡?」答案不難尋得。在偌大的房間里，陪襯眾多名人墨跡的，是被程、湯夫婦戲稱為「扔在馬路邊都沒人要」的傢具；自九十年代初至今，程先生多次赴香港講課，而他帶回的講課費則是從荷里活道古玩街抱回的一包包「廢帛」；湯先生是華僑，海外親友的外匯援助她幾乎全部用在了墨跡收購上；留美回國的兒子本想用不多的積蓄買輛車，但為了父母的收藏事業，他用這筆錢表達了拳拳的孝心……與經濟條件好過自己很多的競爭對手相比，程先生夫婦真可謂節衣縮食，「千金灑盡」，只為了「北大的東西一點都不能含糊!」
收藏名人真跡，除了必備的專業收藏鑒賞知識，還需要對作者的生平、文化、生活背景有較深的了解，因而收藏者應具有較高的人文修養與內涵。程先生至今仍對當年收藏胡適一幅早年墨跡時的情景念念不忘。這幅墨跡，因其筆跡與胡適一般筆跡不太相同，他專程請教了著名書法家、鑒藏家啟功。啟功鑒定後說，個人的筆跡在不同時期會有所不同，此乃胡適真跡。程先生回到家後，根據墨跡反映的歷史時期，又翻閱了胡適的年譜，判定此作品是胡適留美回國後在老家閑居期間所作，而那有些蹩腳的印章正說明胡適回國後沒有隨身攜帶印章，只得請當地工匠臨時刻制一枚。
與財力和眼力相比，毅力顯得最為抽象，也最為重要。夫婦倆深知，北大的百年輝煌是由每一歷史時期代表人物的努力而共同鑄成，北大著名學者不但包括近現代的大師們，還應包括當代正為北大為社會做著貢獻的傑出人士。為保證「二十世紀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墨跡展」能以一派全面、翔實的風貌如期與觀眾見面，湯蕉援毅然承擔起向當代著名學者「討墨寶」的任務。萬事開頭難。剛剛開始徵集的時候，幾乎每位學者都將湯蕉媛這位「不速之客」拒之門外。他們或以為程湯夫婦有什麼經濟目的，或以為二人受什麼人派遣，於是湯先生耐著性子，向學者們詳細介紹了這二十年收集北大名人墨跡的情況，懇請他們能為北大學子留下勉勵話語，將自身在治學、科研中悟出的道理告訴後人，通過墨跡這樣的形式從側面記錄北大校史。「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不少學者深為他們的毅力感動，欣然提筆揮毫：歷史學家田余慶、生物學家翟中和院士的作品是他們在生病住院期間寫成的；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在右手癱瘓的情況下，用左手寫下了行書題詞；而數學家段學復院士雙目近乎失明，他依舊寫下了「科教興國、人才為重」，盡管「為」字下一點因太靠近一撇而不易看見；北大前副校長、法學家羅豪才從不用毛筆題詞，此次卻破了例，而且為了寫好，他練得滿地都是報紙、宣紙……而許多學者在看到夫婦倆收藏品的照片集後更是深為感動：國學大師季羨林、歷史地理學泰斗侯仁之向湯蕉媛表達了「謝謝你們收集國粹」的感激之情；當初曾向湯蕉媛下過幾次逐客令的著名英國語言學家李賦寧在校慶展覽上親自對她鞠了滿含歉意和謝意的一躬。那一刻，湯先生真的很欣慰，幾個月來東奔西波的勞累和委屈，全融化在展覽的成功中。

（三）

那麼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著夫婦兩人廿年來收藏的信念?程先生毫不猶豫地答道：「收藏這些名人的墨跡太有意義了!」意義何在?首先，這些大師級學問家和文壇巨匠的珍罕墨寶記錄著文化名人的思想、學術觀點、及其生活歷程，從不同角度折射出近現代文化長河的延伸、繁衍和變革。從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說這些珍品是一部十分生動的中國近現代文化信史。梁啟超的八頁講稿，全面闡述了不應把小說列入中小學語文教材的觀點，作為一派主張，至今仍有生命力。還有周炳林論述經濟學院的教學計劃的建議，顧頡剛論述其著作問題的信札，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的俞平伯的詩……而胡濟民給科學報的信中，明確提出科教興國應該重視文科的作用。
其次是書法藝術價值。北大的書法淵源原本就很深，而文人書法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較高書法藝術價值。如章士釗的行書七言詩條幅、俞平伯的行書詩詞稿、傅斯年的草書信函等，筆墨功力精妙老到，給人一種蒼古挺拔、姿容秀出的書法藝術享受。所謂文人書法，其最大的特點是有著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既有傳統書法的功底，又體現出各自文化修養的個性。他們的書法並不是刻意去追求什麼，而是出於自然，得神韻於無意之中，表現出平和、不做作、無霸氣。
此外，我們還可以從提高國民素質教育的角度來看《墨跡》的意義。只要人們細心觀賞，即可從這些墨寶的字里行間，充分領略到名人的高尚人品和嚴謹的學風。l940年，當日寇侵華戰爭達到喪心病狂之際，馬寅初致函趙廉澄斷言：「抗戰必勝，暴日必敗」!寥寥數筆，中華民族之風骨，躍然紙上；字如其人，錢鍾書和季羨林書寫的名句：「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王力自作詞浣溪紗：「浩劫十年存浩氣，長征萬里趁長風，何妨發白此心紅」，等等，無不閃爍著如何做人和做學問的至理名言，這些都是對青少年進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好教材。
正是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他們不惜一切地去收藏20世紀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墨跡，以宏揚祖國文化和北大精神。近來，程先生正著手將收藏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的工作，他認為宣傳北大，宣傳祖國文化僅僅靠辦展覽是不夠的，還應落實到著書立作上去。目前，由他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名人墨跡》一書即將問世，這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是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如果讀者能從中領略到濃厚文化氣息，並欣然頷首，就是給夫婦倆辛勤勞動的最好回報。

陳宗坤(1915一1982),旺蒼縣嘉川鎮人,1933年秋天在家鄉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後,曾任解放軍第四十一軍副軍長,廣州軍 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陳宗坤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六歲時,家貧負債累累,父親為了還債,四處辛勞奔波,結果積勞成疾,不治而死。 從此,家中的頂樑柱倒了,生活更加窘迫。母親雖然能幹,但無論如何也挑不起六口之家的重擔,只好把陳宗坤送到他姐姐家。 姐夫家的日子也並不好過。好在,陳宗坤已能夠幫著大人做些洗衣、打柴、放牛一類的事,這才勉強站住了腳。這樣過了六個年頭,陳宗坤已是十多歲的少年了,個子雖然比較瘦小,但卻硬朗,有力氣,干起活來能頂半個大人。為了讓陳宗坤能識字不受騙,姐姐千方百計讓弟弟去村裡私塾讀書。年幼的陳宗坤也變得老成懂事,他天天早晚放牛,上午和下午讀書,中午做農活。苦熬了三年,因姐姐家生活壓力更重,他只好被迫棄學。 1932年12月中下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來到川北, 趕跑了軍閥田頌堯的軍隊,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1933年6月,陳宗坤的家鄉解放了,窮苦老百姓有了出頭的日子。在紅軍工作隊的幫助下,建立了縣、區、鄉、村的蘇維埃政權。同時, 農會、赤衛軍、少先隊、童子團等組織也很快就建立起來了。陳宗坤參加了童子團,並當上了小隊長,開始了革命生涯。
1933年秋天,紅軍在根據地大量擴軍,陳宗坤懷著對紅軍的熱愛和保衛土地革命的信念,正式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從此,他堅定地踏上了為人民解放事業而奮斗的征途。1935年4 月,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陝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陳宗坤所在的紅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二團,經過短短十多天的整訓和准備,就隨大部隊一起渡過嘉陵江,開始了漫漫的長途行軍。長征途中,陳宗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一個有非凡毅力的人,是不怕任何困難的,陳宗坤是這種人。他從小身體素質差,再加上隊伍日夜兼程,既要過天險要道,又要忍飢挨餓跟敵人作戰,在快過完草地時,他染上了傷寒病。開頭兩天,發燒頭痛,四股無力,他還強忍著,到第三天卻不行了,沒走幾步就暈倒在路旁……。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陳宗坤迷迷糊糊聽見有人在說:"他沒死,抬他走一段吧!"陳宗坤難受極了。在那種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怎麼好拖累別人呢?他硬是掙扎著從擔架上爬下來。又挺了幾天,也沒吃葯,病卻奇跡般地 好了。後來,他竟然又兩次順利走過草地。經過長征的考驗,經過生與死的煉獄,陳宗坤迅速地成長起來了。長征剛結束,他當上了班長。不久,又升任排長。抗日戰爭時期,在那震撼中外的平型關戰斗中,他帶領全排戰士,與日本鬼子撕殺了一天一夜。 到後來,子彈打完了,槍托打斷了,刺刀也拼彎了,許多戰士用鮮血和屍體填平了通向順利的道路。在那場驚心動魄的生死博斗中,他僥幸地被彈片輕輕地擦掉了腿子上的一小塊皮O由於他作 戰英勇頑強,戰斗勝利後,他被升任連長,繼之,調任晉察冀軍 區第三軍分區第二十團團長,冀察軍區第十三軍分區司令員兼參謀長。
解放戰爭時期,陳宗坤任冀察軍區第十九軍分區司令員。1948年2月,調任冀熱遼軍區獨立第七師師長。這個師是新組建的,用當時的話來說,"握成拳頭就要打人",該師剛組建,上級就命令他們奪取察北重鎮一一多倫縣城。這是一場極其艱苦的 攻堅戰。多倫縣城位於長城外廣闊的草原上,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敵人為控制方圓數百里草原,分 割我東北、冀察晉兩大解放區,在這里駐有重兵把守。陳宗坤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立即派人偵察敵情,組織各團進行緊急動員,廣泛發動民兵、群眾參戰支前,加緊思想、戰術和物資的准備工作,親自組織部隊攻城。經過激戰,全殲守敵,解放了縣城。後來,他又指揮這個師接連打了十多次大勝仗,先後攻克了延慶、平安堡、崇禮等縣 城,攻克了孤台寺、鄭各庄、陳各庄、趙川堡等重鎮據點,還在 平古路和平綏路上打了不少阻擊戰。到年底,他帶領這個師,前 後共作戰46次,斃傷、俘敵8394人,繳獲了大批槍支彈葯。連 續的浴血征戰,使這個新編的獨立師不斷成長壯大,並形成了吃 苦耐勞、連續作戰、英勇頑強、能攻善守的戰斗作風,戰鬥力越 來越強。就在這年年底,陳宗坤帶領部隊在冀熱察地區進行最後 的土林阻擊戰後,獨立師改編為第四野戰軍第四十六軍一五九 師,陳宗坤任師長,隨即就隨主力兵團參加了平津戰役和南下解 放全國的戰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宗坤曾先後擔任湖南省軍區長沙軍分區司令員,湖南省軍區軍政幹校校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四文化速成中學校長,第四十一軍副軍長,解放軍體育學院院長,廣州軍區副參議長,廣州軍區司令部顧問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同時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他身居重要領導崗位上,不搞特殊,不謀私利,依舊象戰爭年代那樣,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獻身精神盡職盡責,勤勤懇懇,自覺地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為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宗坤堅決擁護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雖然退居二線, 但他始終不忘記自己是一名老戰士、老黨員,一如既往地關心國家大事,關心軍隊建設。1982年在廣州逝世。。

Ⅷ 找一篇論文、近代中外關系，2000字

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50年來的發展過程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密切相關的。一方面，政治形勢的發展為中外關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題，並提供相應的適宜環境，而人們的研究結果也大致反映了這一時期社會對某一問題的認識；另一方面，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卜影響著什會的認識，對人們正確認識外部世界也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因此，與共和國的發展史劃分大致同步，新中國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的發展過程顯然也可分為兩個階段，即以1978年為界，分為從建國到文革結束的30年和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以下，本文將簡要敘述50年來這一學科的發展過程，並著重評述在若乾重要問題上的研究進展。由於本學科覆蓋領域極為廣泛，僅以其中比較重要的雙邊史而言，中美關系史、中日關系史、中俄（中蘇）關系史等都已發展成獨立的子學科，以作者個人的學識，實在不敢說能對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覽無余。如果本文能為讀者提供一個學科研究的概貌，為今後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一點基礎信息，願已足矣。
（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近代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為主要內容。這一時期出版的較有影響的綜合性著作有胡繩著《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版）(1)，丁名楠、余繩武、張振雞等人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1)。《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抓住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和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一主線，論述了鴉片戰爭後80多年間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發展和變化。《帝國主義侵華史》對1840―1895年間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形成等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在近年面世的中外關系史通史專著中，我們仍能看到這一著作的影響。
在對各帝國主義國家侵華活動的研究中，50年代著力最多的當是美國侵華史，這多半因為美國是當時與中國最為敵對的國家。其中最有影響的為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和卿汝揖的二卷本《美國侵華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3、1956年版）。這兩種著作主要從政治史角度著眼，欽本立的《美國經濟侵華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則從經濟史角度揭露了美國的侵華活動。
基於同樣的背景，50年代的中蘇關系研究則以宣傳中蘇友好為主旨，出版了曹錫玲的《中蘇外交史》（上海世界知識出版社1951年版)和彭明的《中蘇友誼簡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等專著。60年代中後期，由於中蘇關系急劇惡化，有關沙俄侵華史的研究便發展起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集體撰寫的《沙俄侵華史》（共4卷，至1978年出版兩卷，人民出版社1976、1978年版），詳細地敘述了沙俄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侵略。此外，比較有影響的著作還有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沙俄侵華史》（上海人民出版讓1975年版）和吉林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沙俄侵華史簡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
但對產長期扮演列強領頭角色的英國以及侵華最烈的日本，卻缺乏系統的研究，對它們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這一時期先後出版了鮑正鵠《鴉片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魏建猷《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賈逸君《甲午中日戰爭》（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陳聯芳《朝鮮問題與甲午戰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戰》（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專著。對其他國家的研究則更為薄弱。
與帝國主義侵華史相呼應的是中國反侵略斗爭史。這方面較有影響的主要有陳錫祺《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廣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周明綺《1905年的反美愛國運動》（中華書局1962年版）等。 這―時期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研究者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舊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這一時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關系的若乾重大事件，勾畫出了近代中外關系發展的基本線索，搭建了學科的基本框架，為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毋庸諱言，這一時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當時中國政治進程中不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響。中外關系發展的豐富而復雜的內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蓋。除此以外的許多方面，無法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而且，即便是關於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風潮的沖擊。如《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出版後，便有人指責該書犯了方向性錯誤，聲稱解放了的中國人民需要的是「揚眉吐氣史」，而不是「挨打受氣史」。於是，研究組被撤銷。以致直到20多年後，該書第2卷才得以與讀者見面。
給近代中外關系史研究帶來勃勃生機的是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認識外部世界的課題，也創造了一個大為寬松的學術環境。同時，隨著中國社會的全面對外開放，中外文化交流獲得極大發展，中國學者能夠直接了解西方社會，從而大大地開拓了視野。中外關系史學科由此出現了繁榮景象。
這一時期，除前述《帝國主義侵華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沙俄侵華史》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1、1990年版）陸續出版外，一批以中外關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著作也紛紛面世。根據狹義上的近代史劃分，敘述清末到1919年間（個別的到1911年或1949年）中外關系史的著作有：劉培華《近代中外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顧明義《中國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楊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趙佳楹《中國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唐培吉主編《中國近現代對外關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
相對來說，民國時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其綜合性專著的出版普遍晚於研究清末的專著，大抵都在90年代。其中，比校有影響的有：吳東之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民國時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石源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楊公素《中華民國外交簡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以及程道德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現代出版社1993年版）。
由於研究者所掌握外語語種及個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說更為深入的研究是按國別而分類進行的。在雙邊關系史研究中，已經出版的比較有影響的通史性著作有：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張振？、沈予等《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張聲振《中日關系史》第l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向青、石志矢、劉德喜主編《蘇聯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4年版)，劉志清《恩怨歷盡後的反思――中蘇關系70年》（黃河出版社1998年版），薩本仁、潘興明《20世紀的中英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持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系》（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等。在雙邊關系史研究中，更多的是若干高水平的階段性或專題件著作，本文將在以下的專題綜述中予以介紹。

Ⅸ 蕪湖市道德財稅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蕪湖市道德財稅咨詢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03年02月24日，主要經營范圍為財稅咨詢、顧專問，代理記賬（屬憑代理記賬許可證書經營），代辦納稅申報，銷售會計用品等。
法定代表人：程道德
成立時間：2003-02-24
注冊資本：5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40200000002114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蕪湖市鏡湖區徽商財富廣場北樓1309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