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古代

『壹』 中國古代法制的特點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貳』 古代中國是個法治社會嗎

從理念上來說，古代的中國也不是一個法治社會，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真正的關鍵還是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孟子也會說：「徒法不能以自行。」
而且在中國古代你會發現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裡面彰顯的、強調的不都是法律，因為鄉土社會，是一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大家不是親戚便是鄰居，這樣的一些人之間如果被允許、鼓勵去打官司，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比較緊張，矛盾反而更多，不利於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有些時候往往會把法律放在一邊，考慮所謂的人情、感情、長遠的利益關系，當然還要考慮打官司的司法成本。
中國古代法官做出的一個理想判決應該是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兼顧，這才是一個圓滿的格局。所以，要理解中國是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法治的文明，要考慮到制度的結構，也要考慮到規范的系統、規范的特徵。法律不自足，但有天理、人情來平衡它，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情理都很重要。
刑事案件的話，比如那些命案、疑難案件，尤其是疑難案件。疑難案件中國古代有兩種，一種是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另一種是沒有相應法律條文的。凡是疑難案件都必須要走程序，從地方一直報到北京刑部，甚至要報皇帝來裁決。而皇帝在做這樣的權衡時，因為沒有法律依據，他必須憑他所體會到的、所理解到的天理和人情，而天理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存在，所以更多的是考量案件的事實、情節、社會性、政治性，以及皇帝自己在情感上對這個案件的態度，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平衡。所以，古代法律跟我們現在的法律是不大一樣的。而這種綜合性的平衡在古代比現在要多，這又是古代的立法技術跟今天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理解中國傳統的法治文明，要看到官僚體制的系統、社會的結構，還有就是規則系統。從這三個角度去考量，會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握。

『叄』 在古代人治社會中，法律起什麼作用

不管在什麼時代，法律很大的職能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在古代人治社會，法律的作用還是為人治服務。將人治上升到法律途徑。

『肆』 法律二字在古代代表什麼含義

古代漢語抄中的 「法」襲、「律」、「刑」等詞語之間彼此有關聯。傳說，商 鞅變法，「改法為律」，最早將「法」「律」二字合而為「法律」一詞以指稱一種規范體系的人，是春秋時代的管 仲。
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圍也不一樣，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區別。如「法」，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而「律」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等。
另外還有令、典、式、格、詔、誥、科、比、例等，無一例外，都是統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統治而以國家的名義對被統治階級制定的行為規范吧。

『伍』 在中國古代 法治 一詞最早出現在

出現在夏朝，奴隸制社會成型，封建統治者修訂了一系列保障貴族利益的法令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陸』 關於中國古代法制

明朝《大明會典》復
明洪武十制三年，皇權與相權爭斗的結果，使明政府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制度，六部等中央行政機構擺脫了宰相的控制，直屬於皇帝領導，中國的封建行政體制出現了重大變更。這一變化，加速了明朝行政法規的建設。自明英宗時期開始編纂具有封建行政法典性質的《大明會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初編制完成，又經過明武宗正德年間的參校補正，正式頒布天下
在刑事方面有一條。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則：「斷罪無正條」時確立「比附」類推原則。
原文實在找不到，不好意思

『柒』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成功的例子

中國古代法治切切的說是啟蒙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首先戰國時，韓國國相專申不害教韓昭侯「屬術治」，其時的「術治」即「法治」。韓非解說：「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實質為君主個人的集權統治，要求君主們要不擇手段，以法律的威嚴鎮壓群臣百姓，以達到鞏固王權統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權國家的目的。其次在秦孝公時，商鞅攜《法經》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視，先後兩次在秦國主持變法。再次秦漢時期的黃老學一個主要特徵是「守法而無為」，所謂「無為」，不是毫無作為，也不是漫無邊際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規定。「法」是「無為」的界限，而無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廢」，就是指立法之後不輕易變更，要「循守成法」。 漢初統治者堅持黃老之學「賞罰信」的思想，主張嚴格執法，即使皇帝也只有「執道生法」的權力，而不得犯法。漢文帝就是一位不以個人意志破壞法律規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

『捌』 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大時期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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