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私人化

① 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哪些弊端

1、黨派紛爭凌駕於公共利益之上。

總統對民主黨的票倉紐約州這些地方的疫情是能版拖就拖，能退就退。紐約權市長說總統如果要封鎖城市，就等於是跟紐約宣戰。這仗還沒有打起來呢，總統跟市長已經撕起來了。在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活生生的發生了。

2、資本利益高於民眾利益。

疫情爆發首先沖擊了股市，民眾的生命健康在股市面前似乎無足輕重。一向號稱獨立的美聯儲很快降息加無限寬松，總統立馬向國會提交給資本市場送錢的提案，而且很快通過。但他們對做免費核酸檢測卻各種推脫，一會兒經費不夠、一會兒人手不足，眼睜睜看著疫情一步步蔓延。

(1)道德私人化擴展閱讀：

新冠肺炎和經濟崩潰主要影響窮人和中下階層。那些負擔得起的人從感染熱點逃到擁有廣闊庄園的精緻度假勝地。

在漢普頓的酒鋪一紐約金融貴族的避難所中，他們囤積沙布利干白葡萄酒、鮭魚排和蝦。搶購旅程將經過受影響特別嚴重的皇後區：從他們身旁駛過的冷藏卡車中存放了沒能挺過這場災難的患者的屍體。事實證明，在美國，純粹的資本主義不會帶來「所有人的繁榮」。

② 求徐坤的《重重簾幕遮燈——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文學寫作》這篇文章

20世紀90年代文壇嘈嘈雜雜的聲音中，「個人化」寫作、「私人化」寫作無疑是其中比較嘹亮的「尖叫」。「個人化」、「私人化」寫作前面，因為時常被冠以「女性」做前綴，景觀變得熱鬧而意義變得曖昧起來。隨著閱讀和批評興奮點的遷徙，圍繞它而產生的爭執也漸漸硝煙散失。然而，其中泛溢出來的「迷思」並未水落石出。一番「眾聲喧嘩」之後，彌漫著浮躁氣息的批評界，來不及或不屑整理、反思，便倉促掉頭製造和尋找新的熱點去了。一片狼藉的戰場上，掩藏在廢墟下的「戰利品」也無意拾掇。
塵埃落定時，回看這一時期的創作和批評，理清「個人化」寫作和「私人化」寫作之間錯綜的關系、勘察將「女性寫作」等同於、或命名為「私人化」寫作後麵包藏的心理機制、揭示這幾個詞互換使用過程中表現出的批評者對其產生背景、歷史沉澱語焉不詳的思維混亂，並以此為契機，思考它們對於中國文學以及90年代以來的女性寫作的意義，並非多餘之舉。

一

新時期以來，伴隨著文學創作上相對繁榮的局面，批評話語也比較活躍、豐富。一個顯著的表現是，不斷有人為文學創作命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新寫實主義」等等，不一而足。但截止現在，人們仍然沒有像面對前面那些概念時，在一個比較統一的認識層面上使用「個人化」、「私人化」寫作這幾個批評術語。考察它們出現的背景和使用語境，對於釐清「個人化」、「私人化」寫作及其在什麼情況下和「女性寫作」發生關聯，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傳統社會以群體為本位，價值觀念上以國家、民族、階級、集體為重，附著其上的個體生命一定程度上受到壓抑。「五四」時期，伴隨著思想解放、人的解放和個性解放，提出了「人的文學」的命題，將文學的表現重點從社會、時代、國家、民族、階級等宏大領域，轉入到表現人的生命、人性。20世紀30年代始，救亡壓倒了啟蒙，國家、民族再度取代人與生命，成為文學的首選主題。隨後，民族獨立、國內革命戰爭、國家建設、階級斗爭等，一再成為主流話語，遮蔽了其它聲音。直到80年代，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帶動人、人性的解放再次呼聲疊起。80年代「文學主體性」、「向內轉」等口號的提出，正是這種呼喚在文學上的回應。

陳思和先生用「共名」一詞，概括時代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時，知識分子思考和探索問題的材料來自時代的主題，個人的獨立性被掩蓋在時代主題之下這種狀況。[1]80年代的文學創作，即是他所謂的「共名」。這個思想暗合了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利奧塔（Lyotard）關於「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論述。利奧塔認為任何時代都存在佔有主導地位的「敘事」（narrative），這種主流敘事就是「宏大敘事」或「元敘事」(metanarrative)。「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都是一段時間里有關時代、國家、民族等重大命題，它們順理成章地成為當時的主旋律，這是80年代文學的「宏大敘事」。這種情況下，「一致的表現主題、相似的表現方式，使其時的文學創作看起來更像是集體行為，作家個性在文本中並不顯豁」。[2]

9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轉型，市場經濟體制將一體化的社會組織結構打破，意識形態松動後其整合功能也趨於弱化，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秩序發生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即開始大量湧入的西方思潮，從另一個方向質疑著長久以來「大一統」的思想、文化格局，價值多元化的局面由此出現。「那種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往往攏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無論哪一種聲音，都只是「反映了時代的一部分主題」。陳思和以「無名」命名了這種多樣主題並存的文化現象，利奧塔所謂的「微小敘事」也基本是這個意思。利奧塔認為在「宏大敘事」旁邊還有許多「微小敘事」，這些「微小敘事」彼此分離。通常情況下，「宏大敘事」把自己視為「正統」，把「微小敘事」視為「異端」加以排斥和貶低。當「宏大敘事」受到公眾普遍懷疑的時候，「微小敘事」便取代了原先的「宏大敘事」。利奧塔主張：社會和人性是多種多樣的，沒有普遍性。現代思想家的最大失誤是抹殺差別性、異質性，利奧塔則認為真正具有創造力的是生動活潑的「微小敘事」，沒有它的自由發展，就不會有科學文化的繁榮。[3]

「個人化」寫作正是出現在「宏大敘事」受到懷疑、「共名」時代結束之際。王朔的出現和他在讀者中產生的「共鳴」，對「個人化」寫作有一定的推進作用。他的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對經典意識形態的顛覆」，[4]最重要的是，他解構了曹丕建立的以文學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念，及其加予寫作的神聖性，將文學從「解放政治」和「思辨哲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社會政治的話語體系中掙脫出來的作家，開始作為具有獨特個性的主體開口。「以共同想像力為前提的歷史敘事構成的審美霸權」[5]風光不再，退居邊緣的文學不再抱守「啟蒙」精神，王朔標舉的「躲避崇高」的口號是這一變化的典型反映。文學作品關注的題材內容，由以往社會歷史政治的「宏大」視野，轉向個人日常生活，「新寫實主義」應景而生。作為「新寫實主義」後續的「個人化」寫作，實質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反叛，它要求文學更貼近它自己而不是攀附政治、意識形態，更貼近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形而上的國家、民族、時代等。

弄清楚「個人化」寫作的背景，再來談其他就比較容易。由於「個人化」寫作涵納了多個義項，當使用者只在自己的話題范圍就便提取其中一脈時，混亂局面的出現便不足為怪。戴錦華女士在和王干就「女性文學」和「個人化」寫作對話時，從三個層面界定了「個人化」：其一是：個性風格，其二是個人視點和角度。其三是專就「女性寫作」而言。這是對「個人化」比較全面、也比較中肯的梳理。戴錦華窺見了「個人化」寫作的功能在於：「從頗為個人的視點、角度切入的敘事，可能構成對權威話語和主流敘事的消解、顛覆，至少可能成為一道完整的想像圖景上的裂隙。」[6]這正是「個人化」寫作最有突破的方面。它對個體價值的重視，使長期被擯棄於「宏大敘事」之外的個體生命及其日常生活經驗得以登堂入室，它對「群體化和公共化」[7]寫作的顛覆性所開辟的話語裂縫，使處於邊緣的女性寫作蓬勃為當代文壇上一個獨立特行的景觀。

美國女性主義者芭芭拉"瓊森（Barbara
Johnson）曾經揭示過女性和「個人化」之間似乎是天然的聯系。長久以來，女性的個人經驗不只被排斥於知識范疇之外，還有任何屬於個人范疇的都在加上一個「女性」的編碼後而被貶低。在她看來，個人或至少是個人立場是一種播散權威及分解錯誤的父權制意義的普遍方法。女性主義重新強調個人對女性的文學創作影響猶深。因為女性從沉默到覺醒的過程必定是一個個人化的過程，這很自然成為文學的題材，並需要得到尊重和肯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便是把個人的、特別是女性的體驗提到正宗的位置。[8]女作家在這股「個人化」寫作浪潮中，以主體身份書寫個人生活，表現「在歷史與現實中不斷為男性話語所遮蔽、或始終為男性敘事所無視的女性生存與經驗。」[9]她們創作的作品，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成為女性的精神自傳。女作家對女性個人生活體驗的直接書寫，不僅改變了以往男性敘事對女性的「空洞」表現，也顛覆了現實中男性預設的女性形象，構成了對男性中心社會及其道德話語的解構。她們的寫作，裂解了「宏大敘事」，產生了驚世駭俗的效果，[10]成為「個人化」寫作的極致。在這個意義上，原本沒有特殊性別意義的「個人化」寫作，被混同為女性寫作。

帶著強烈反叛姿態的女性寫作，像一束強光，照亮了女性生活的「黑暗大陸」，使女性真實的生命體驗「浮出歷史地表」，「妖女們」和她們筆下「妖女」的「私人生活」極大地震動了文壇，挑戰了男性中心社會形成的閱讀經驗和批評話語。對她們「所呈現的女性生存方式細節的無法把握，」[11]使因循守舊的批評界倉皇失措。在談及她們的作品時，「個人化」寫作已然被置換為「私人化」寫作。從「個人化」寫作到「私人化」寫作，一字之差，以它作為「女性寫作」的專有和代名詞，波詭雲譎中泄露了許多文化符碼。如對「私人化」寫作代表人物陳染，眾多評論以現實道德觀念聚焦「她作品之中的『私』，女性之『性私』，拐向『窺陰』，而對她的思考故意視而不見，讓她在哲學層面上的生存自我梳理的『自視』轉而成為『他窺』，一切理性的努力都付諸東流。這樣他們就輕巧的將女性置於自己的視點之下，顯得跟他們不在一個層次上，非但構不成敵對抗衡的力量，就連簡單平等的對話、對象化關系也構不上。這就是一個男權社會將有智慧的女性屏除在外的最好伎倆。」[12]

本文標題所謂的「私人化」敘事，即指當時評論界僅在女性寫作范圍內使用的「私人化」寫作/「個人化」寫作。

二

總括「私人化」寫作出現的語境，裡麵包含了這樣的識別意義：迴避主流話語，專注於自我私人生活的體驗，以細膩的筆致創作（帶有女性生活或精神）自傳性質的作品。

20世紀20年代，受日本「私小說」（I-Novel）影響的郁達夫，其作品被目為「私小說」或「自我小說」。在以「群體性」、「公共性」、「大我」、「開放性」為尚的中國文化里，攜帶著「個體性」、「私人性」、「小我」、「隱密性」等內容的「私」字多有否定意義。一開始，他小說中的「自我暴露」受到猛烈的攻擊，但人們很快從小說里找到了為他開脫的理由。認為他的「性苦悶」等描寫並非僅僅作為個人的生活經驗，它還與主人公的愛國主義與反帝情緒聯系在一起，不能因為描寫性而否定作品的社會意義。作品表達的是人的自省，是靈魂的博斗和抗爭，男主人公從難以解脫的苦悶中，感受到生的痛苦，並企圖從這種苦痛中，探索人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郁達夫在表達「性」苦悶時，牽強地扯上「國家」，使敘事出現了裂痕。批評者卻藉助「國家」、「民族」這些字眼，使郁達夫順利地擺脫了「私」字招徠的貶抑，思維之怪誕匪夷所思。不過，這也正好泄露了個人之「性」在文化中的卑弱位置。從郁達夫描寫「性」時扯上宏大話題「遮羞」，到「私人化」寫作對「性」的坦然表達，可以看出時代的變異。但同樣的內容出現在女作家筆下時，將對它的批評拘於道德譴責，顯示了「這個文化的先天缺失。」[13]

陳染、林白、海男等被目為「私人化」寫作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內容偏向於對女性個體生命和內心體驗的描述，著力於對「小我」身份進行尋找、定位。與以往女作家在強大的社會理想或社會問題背景下表達女性感覺不同，她們並不從社會、民族、國家、時代等「宏大」、「廣闊」角度去寫女性，而是從男女兩性關系這個微觀場域，表達女性的心理感受、身體經驗，把文學度向微觀世界。所以，同是「私」，她們與郁達夫「私小說」有不同的地方。有論者從敘事空間評價郁達夫和目前女性「私人化」寫作的不同，認為郁達夫的一己情懷並不是獨立自足的封閉空間，而是與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聯系在一起，他的「私人性」因而還與外部世界保持著聯系。[14]在陳染們那裡，敘事空間是封閉的。這從她們筆下經常出現的「房間」、「浴室」、「窗簾」（隔開與外界的聯系）等空間意象可以看出。在陳染的《與往事乾杯》里，「尼克松訪華」、「鬥私批修」等歷史性的標記，不過是記憶碎片的虛浮背景，或者說只是陳染用來搭建自己心靈宮殿的腳手架。作品呈現的是女主人公個人化的生存經驗和心理驛動。[15]

③ 私人化寫作的特點

（1）到了90年代末，以棉棉與衛慧為代表的所謂另類寫作與私人化寫作具有非常明顯的相似性與連續性，因而也有人把它也歸入私人化寫作。但由於在本書寫作的時候，衛慧與棉棉都還沒有發表她們的代表作，更沒有成為熱點，所以本書的主要論述對象依然還是陳染、林白等作家，只是偶爾才參照棉棉與衛慧。
（2）尤其是棉棉與衛慧以及其他所謂美女作家的小說，2000年開始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學術研究而言，這樣的對象距離顯然太近，這也是我的分析主要以陳染與林白為依據的原因之一。
（3）王光東等：《文學不能放棄個人精神的高度：論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作家報》，1996年6月29日。
（4）參照張頤武等人的見解。
屬於私人化的寫作。藝術風格的核心是寫作方式的獨特性，而不是經驗內容的私人性。所以魯迅的寫作是高度風格化的，但卻不是私人化的。
在這樣一個基點上，我們可以把私人化寫作的特點概括為以下的幾個方面：
其一、從小說敘述的經驗內容上說，私人化寫作表達的是一種私人經驗、私人意識與無意識，特別是被社會公共的道德規范與普遍倫理法則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經驗，而不是公共經驗或群體意識。比如同性戀、弒父或戀父情結、戀母情結、自戀情結等等所謂的異常經驗、陰暗心理。在陳染的《私人生活》與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中對此類經驗有相當充分的描寫。此外，棉棉與衛慧小說中的吸毒、戒毒經驗、不正常性生活經驗（比如口交經驗、手淫經驗等），也都屬於比較典型的私人經驗。私人化寫作對於宏偉的主題、宏偉的人物以及宏偉的公共化的事件不感興趣，同時對於依附於宏大事件與宏大主題的精神歷程（比如從資產階級小我到無產階級大我的再生經驗）也不感興趣。這些作家的寫作與她們的切身經歷有密切的關系。比如棉棉自己就有吸毒的經歷。她這個人的確是一個異端，但我以為不是思想觀念的那種異端，她的身體性和行動性讓人呀的文學專業人士大為震驚。（1）
其二、從寫作的方式上說，目前的私人化寫作大多採用了新回憶錄或新傳記式敘述。無論是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還是棉棉的《糖》，衛慧的《上海寶貝》，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經歷為敘述的基本框架。但是與一般的回憶錄與傳記體小說不同的是，首先，追隨私人下意識流動而展開的瑣碎式敘述，瑣碎是相對於那種依附於宏大主題與精神再生之上的首尾一貫、有中心指向的事件敘述或心路歷程描寫而言，它是以私人隱秘經驗的跳躍式流動為敘述展開的依據，敘述自由、散漫、零亂，視點游移不定；其次、消解宏偉的敘事，不再像原來的回憶錄式、傳記式寫作那樣指向一個超越的或偉大的終點（偉大理想的實現、革命的勝利、精神的再生、與歷史的必然性相吻合的心靈歷程等等）。另類小說比私人化小說更加突出赤裸裸的性經驗，更加反對那種精神化的寫作，倡導肉體的寫作，用棉棉的話說是用身體寫作。
其三、從作者角色上說，私人化寫作的作者是一個小寫的我（私人），而不是大寫的我（群體、人民或公眾代言人），他（她）只是私人經驗的表達者與私人慾望的傾訴者，不是大眾的生活導師、啟蒙領袖、靈魂工程師，也不是社會黑暗的暴露者與批判者。為人的准則：渴望性愛、嚮往金錢、尋求刺激、熱中自我。
其四、從寫作動機上說，私人化寫作的驅動力是個人心理需要，尤其是無意識與隱秘慾望，與群體無關的私人經驗的表達沖動與傾訴慾望。這種動機無關乎國家、民族、群體、人類，既非拯救人類拯救社會，也非歌頌光明弘揚正義。它超越了公共化的群體需要，而遵循私人心理經驗的隱秘驅動。
綜合以上四點，私人化寫作的本質特徵在於它是一種非代言式的寫作，它甚至不代表或者拒絕代表自己描寫的那個邊緣群體（比如新新人類或另類）。棉棉在一次采訪談話中說得很清楚：有些記者上來就問我，你作為』另類文學』的代言人怎樣怎樣，你作為』都市新女性』的代言人怎樣怎樣，我沒有興趣做任何代言人，我多累呀。（2）。
個人化寫作:個人化寫作是目前文學創作的趨勢所在。但不少人對「個人化寫作」持一種非議的態度，事實上個人化寫作在本質上並不是一種庸俗的創作傾向，相反，它在強調敘事回歸自我生命內在狀態、發掘創作主體自身的生命體驗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60年代與70年代的作家基本上都可以歸類於個人化寫作這面大旗下面。他們以個人性的生活經驗看待宏大歷史，通過個人性的記憶書寫時代的聲音，可能這種聲音比較微弱，不再像從前作家背負沉重的歷史創傷所發出的驚天吶喊。然而個人化寫作由於過分地關注創作主體自身的親歷性體驗，又使得作家們對這一敘事資源的利用走向了某種極端和褊狹，陷入到一種自我經驗的迷津之中，不僅導致了一些作家在創作中不斷地自我復制某種生命形態甚至敘事情節，而且暴露出明顯的自戀傾向。
真正的個人化寫作與傳統集體敘事相比，更具有前瞻性與深切內涵，這種寫作將拋棄皇帝的新衣，穿上樸素但是保暖的外套，以真誠的心靈來喚醒讀者，喚醒世界。譬如陸離的《安樂死》、畢飛宇的《地球上的王家莊》、艾偉的《水上的聲音》、李師江的《吳茂盛在北京的日子》、紅柯的《吹牛》、劉玉棟的《我們分到了土地》等等。這樣的寫作脫離了集體經驗，而是喚醒自己內心深處的隱秘情感，用細致的筆墨把這種隱秘情感真實地再現於我們面前，讓我們驚訝。內中包含了小說的最基本的因素：虛構性、想像性、批判性，但它保持了個人化的色彩，不斷打擊經驗世界與想像世界的界限，最終完成了對一個時代的真實書寫。發現真相，書寫真實，是這一代真正的寫作者的責任。請原諒我用到了「責任」這樣一個大詞，然而正是「責任」才把一些真正的寫作者與偽劣的造假者區別開來。
然而個人化寫作並不是一種標簽，尤其不是那種「女性私小說」的寫作。「女性私小說」按評論家張檸的講法就是：「濃縮了我們這個時代全部的自戀經驗——幽閉在私人居室里照鏡、沐浴、做夢、滿嘴囈語，寫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經驗（性幻想、經期的煩躁不安感等）；其作品中充斥著具有深度意象的語言，似乎每一句話都有弦外之音。」無疑，這種「女性私小說」與真正的個人化寫作相距甚遠，沒有想像性，沒有批判性，僅剩下一點點真實（或者虛構）的女性經驗。當然個人化寫作也拒絕那種整天寫作「泡吧」生活的紙醉金迷式的「青春詩學」與假大空式的偽理想主義浪漫。個人化寫作是一種立場，拒絕集體主義式的經驗復制，強調批判性與獨立性。
個人化寫作標志著獨立作家、獨立詩人的成長和形成。但個人化寫作並不天然具有免疫力，正如英國作家沃爾芙所說的那樣：「這個自我對於文學來說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同時又是最危險的。因為你只有懂得怎麼寫作，才能在文學中利用你的自我。否則，瑣屑的個性在印刷的永恆中腐敗的景象令人感到惡心。」個人化寫作首先是真正文學的再現，堅持個人性的批判勇氣與藝術敏銳，是對傳統文字的一次解放。在這種解放的方式下，個人化寫作才顯示出自身獨一無二的生存主體性。說到底，盡管作家的稟賦和想像力、形式的轉換固然可以彌補個人經驗的貧乏，但對於寫作來說，經驗或經歷毫無疑問依然是最為重要的資源。

④ 員工私自掃收商品上的微信紅包占為己有,是什麼行為

摘要 個人層面說是不道德的行為。公司層面說是違背了公司制度，把公司財產私人化。

⑤ 為什麼大多數人民群眾反對私有化

大多數人民我不知道為啥，我本人覺得私有化，伴著利益競爭而來，有競爭就有傷害，有傷害，則民不和，民不和則人心不穩，不穩則出亂，智者亂中可取利，常人亂中則丟失一切。道德經也言，善者不爭，爭者不善。

⑥ 私有制社會道德的共同特徵是什麼

社會主義① 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力的問題。② 建立和完善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的問題。③ 對個人消費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制度的問題。④ 建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問題。.⑤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問題。⑥ 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共產主義① 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達到了可以滿足整個社會及其成員需要的程度。 ② 生產資料的佔有關系徹底擺脫了私有制的束縛，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全社會公共所有。 ③ 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 ④ 由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產生剝削階級的社會條件不復存在，階級和階級差別都將消滅，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這些重大社會差別也將消失。 ⑤ 全體社會成員具有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品質。 ⑥ 隨著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徹底消滅，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將完全消亡。那時，管理公共事務的機構雖然存在，但它的社會職能已經失去其階級性質。資本主義① 商品生產發展到最高階段，成為社會生產普遍的和統治的形式，勞動力也變成了商品。② 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用僱傭勞動的方式剝削無產者，生產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③ 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④ 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治形式相適應，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上層建築被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所代替，產生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法律制度和思想體系，形成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社會制度。⑤ 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充滿虛偽性。⑥ 資本主義國家是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

⑦ 結合具體作品分析中國20世紀90年代後的個人化寫作（不要長篇大論，要精要概括，切中重點）

① 從小說敘述的經驗內容上說，私人化寫作表達的是一種私人經驗、私人意識與無意識，特別是被社會公共的道德規范與普遍倫理法則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經驗，而不是公共經驗或群體意識。比如同性戀、弒父或戀父情結、戀母情結、自戀情結等等所謂的"異常經驗"、"陰暗心理"。在陳染的《私人生活》與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中對此類經驗有相當充分的描寫。
② 從寫作的方式上說，目前的私人化寫作大多採用了"新回憶錄"或"新傳記式"敘述。無論是陳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還是棉棉的《糖》，衛慧的《上海寶貝》，都是以女主人公的經歷為敘述的基本框架。

⑧ 道德與法規

法律可以保護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提出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的人，可能是想通過法律的力量推崇「見義勇為」等道德行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如果自願行為被法律規定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個做好事有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社會道德環境下，老百姓可能會想盡辦法規避幫助他人的責任。這就與立法意圖背離了。還有一個風險是，用法律解決道德問題還容易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由於不做好事可能獲罪，老百姓對道德會產生畏懼感，進而反感道德。
近來，廣東佛山女童小悅悅被碾軋身亡的事件引起全社會關注。該事件就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我們這個道德虛弱的社會的心臟。針對「小悅悅事件」及其引發的全社會關於道德問題的大討論，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中國倫理學會秘書長孫春晨。
官德敗壞對老百姓的社會信任感沖擊很大
中國青年報：您怎麼看「小悅悅事件」？
孫春晨：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對道德問題的討論從未停息過。早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機制的引入，社會上就有關於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滑坡」還是「爬坡」的論爭。2007年「彭宇案」的判決，把能否見義勇為這一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這次「小悅悅事件」則將這一討論推向了新的高潮。
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看，公眾關注和討論道德問題是件好事。道德困惑越討論越清楚，特別是在社會道德狀況令人憂心的情況下，討論有助於我們提高對道德問題症結的認識，這同時也說明，公眾對於道德風氣的好轉依然抱有期待。試想，如果「小悅悅事件」出來後，大家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誰也沒興趣討論，那就不僅可悲，而且可怕了。
瀏覽網路上的討論，我看到，網民們在對未伸出援手的「18名路人」進行道德譴責的同時，也在進行自我道德反省。這是公眾道德良知的體現。面對極端的反道德事件，我們有權對此表達道德義憤，但我們也需要冷靜、理性地分析、討論其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檢討我們當下的社會環境。
中國青年報：您怎麼評價當下的社會環境？
孫春晨：首先，普通老百姓怨氣比較大。分配不公、貧富差距大都是造成怨氣的原因。媒體不斷曝光的炫富、為富不仁等現象，更加劇了普通百姓的不滿情緒。而且，弱勢群體的生存和發展權利尚未得到全面、有效的維護，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還沒覆蓋到所有人。面對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預知的未來，一些老百姓選擇了為自己爭取更大利益，不太顧及他人。
其次，整個社會彌漫著互不信任的社會心理。在經濟領域，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不信任；在政治領域，公眾對官員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領域，公眾對司法不信任。最後這些不信任擴展為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這樣一來，一些基於信任的道德行為，在有些人那裡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悅悅很可能就是這樣被漠視的。
另外，一些老百姓對政府和官員的行為不滿意。不可否認，清正廉潔、一心為民的好官不少，但以權謀私、侵害百姓權益的官員大家也屢見不鮮。於是，人們對政府官員產生了懷疑，總覺得他們做什麼事都對自己不公平，擔心自己利益受損。有這種想法的人自然不會積極參與政府倡導的社會道德建設。
中國青年報：您是否在說官德對今天我們社會的道德水平影響極大？
孫春晨：是的。我們社會的道德環境惡化，官德敗壞是重要原因。如今，一些官員在台上宣講道德頭頭是道，但當其以權謀私、生活腐化墮落的行徑被查處後，百姓們發現，這些官員如此言行不一，甚至連基本的法律法規都不遵守，實在太不可信了。這樣的事情多了，大家就對官員的道德水準整體上失望了。官員的行為對老百姓有示範效應，官德敗壞對老百姓的社會信任感沖擊很大。他們會覺得，社會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講道德，憑什麼要求我們講道德？
官員應當成為老百姓的道德榜樣，這並不是要求他們做道德聖人。雖然老百姓希望有越來越多的焦裕祿、孔繁森，但其實只要官員能嚴格遵守政策法規和職業道德，老百姓也就滿意了。
可問題在於，有些官員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他們不僅不為老百姓辦事，還把為人民服務的權力私人化。不少老百姓還感到與官員打交道很難，覺得與他們在人格上不平等。另外一個讓老百姓痛恨的是官場上潛規則橫行，只要有潛規則存在的地方，沒權沒勢的老百姓都會感到很無力。
在民眾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況下，在一些官員還在恣意妄為的同時，我們讓老百姓講道德、講奉獻，那便成了「官員感冒，老百姓吃葯」。所以，我認為，要止住社會道德狀況的惡化，需要全體民眾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別要著力抑制官德敗壞。
大中小學的道德教育必須聯系實際，不能再應試化了
中國青年報：在關於「小悅悅事件」的討論中，有人主張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您支持嗎？
孫春晨：我反對。法律可以保護道德，但不能取代道德。當一個人因幫助他人而遭受誣陷時，法律應明辨是非，為道德撐腰，但法律不能將道德行為變成強制性的法律義務。道德行為源於個人對道德價值的認知和行動上的自覺。如果用立法來強制公民有道德，就剝奪了道德行為主體的自由，道德行為和法律行為也就沒區別了。
另外，就可操作性而言，即使立法懲罰見死不救行為，在法律實踐中也難以實施——你如何證明一個人「見」或「未見」？
提出將見死不救行為立法論罪的人，可能是想通過法律的力量推崇「見義勇為」等道德行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如果自願行為被法律規定為不得不做的事，那在一個做好事有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社會道德環境下，老百姓可能會想盡辦法規避幫助他人的責任。這就與立法意圖背離了。還有一個風險是，用法律解決道德問題還容易讓老百姓產生逆反心理。由於不做好事可能獲罪，老百姓對道德會產生畏懼感，進而反感道德。
中國青年報：在本報社會調查中心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面對當前的一系列問題，應加強道德教育。國家一直強調道德教育，從小學到大學都開設了思想品德課。即便如此，當前的道德環境狀況仍不令人滿意。這是否說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問題？
孫春晨：的確如此。當下大中小學的道德教育脫離實際生活，教學內容空洞，而且還應試化了，學生能把課本上的道德規范背得滾瓜爛熟，但不一定去踐行。

此外，學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導，對社會上存在的道德問題涉及較少。中小學生很難通過對教科書知識的學習提高分析社會道德現狀、辨別不道德行為的能力。當他們走向社會時，他們會發現，社會道德生活不但與教科書中講的有差別，而且很多人也沒按照書上說的那樣去做。這反過來會讓他們對所學的道德知識產生質疑，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對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說，我們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們必須讓孩子在道德場景中去認識道德對社會和個人的益處，自覺踐行道德規范。我們還應適當地讓學生了解當下社會道德領域存在的真實問題，告訴他們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們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中國青年報：現在，面對各個領域不斷出現的道德問題，有不少人非常悲觀，有一種無力感。對此您怎麼看？
孫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觀，一味沉浸在無力感中卻不行動起來，這個社會豈不會更糟？我主張大家從改善身邊的小環境做起，堅守自己的良知與底線。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規則、給老人讓座、愛護環境等，這些事看似很小，卻不僅能給他人帶來便利，增加他人對社會的溫暖感受，還會給行動者自身帶來快樂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應不斷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提升政府及官員在公眾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向楠

此外，學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導，對社會上存在的道德問題涉及較少。中小學生很難通過對教科書知識的學習提高分析社會道德現狀、辨別不道德行為的能力。當他們走向社會時，他們會發現，社會道德生活不但與教科書中講的有差別，而且很多人也沒按照書上說的那樣去做。這反過來會讓他們對所學的道德知識產生質疑，自覺或不自覺地降低對自己的道德要求。
可以說，我們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我們必須讓孩子在道德場景中去認識道德對社會和個人的益處，自覺踐行道德規范。我們還應適當地讓學生了解當下社會道德領域存在的真實問題，告訴他們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們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
中國青年報：現在，面對各個領域不斷出現的道德問題，有不少人非常悲觀，有一種無力感。對此您怎麼看？
孫春晨：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大家只是悲觀，一味沉浸在無力感中卻不行動起來，這個社會豈不會更糟？我主張大家從改善身邊的小環境做起，堅守自己的良知與底線。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規則、給老人讓座、愛護環境等，這些事看似很小，卻不僅能給他人帶來便利，增加他人對社會的溫暖感受，還會給行動者自身帶來快樂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應不斷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發展的權利，提升政府及官員在公眾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向楠

⑨ 中鐵私有化的利與弊你們知道多少謝謝參與談論…

中國的職業經理人根本就沒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中鐵私有化的結果肯定是股價狂跌，然後股份被管理者集團低價購買，股價在瘋長了後也不會給股民分紅利，管理者都忙著套現。這就是中國上市的國有控股公司私有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