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康生法學
Ⅰ 先行刑事訴訟法經歷的重大修訂次數
新《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此次民訴法修改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調解與訴訟相銜接的機制；進一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完善當事人舉證制度；完善簡易程序；強化法律監督；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完善執行程序等。
1、證人費用由敗訴方當事人負擔
新修改的民訴法規定，證人因履行出庭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費用以及誤工損失，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當事人申請證人作證的，由該當事人先行墊付；當事人沒有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作證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墊付。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專家出庭參與訴訟的規定 新修改的民訴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 這樣規定的考慮是，醫療事故、環境污染和知識產權等案件，專業性強，為了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庭審過程中需要專家提供專業意見。
3、明確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進一步明確了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第二審民事案件是否必須開庭審理規定得不夠清晰，實踐中有許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審程序中未經開庭書面裁判，為此，應當進一步明確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將現行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4、與仲裁法的有關規定相互銜接
新修改的民訴法統一了人民法院對申請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標准。 現行民訴法規定了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仲裁法規定了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人民法院對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比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更為寬泛，不盡合理，為此，應當根據我國仲裁的實際情況，統一審查標准。
新修改的民訴法根據仲裁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了相應修改。
5、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救濟程序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增加了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程序。
6、增加對惡意訴訟懲罰措施
當前，當事人通過惡意訴訟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惡意訴訟，除應當適用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給予拘留、罰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還應當在民訴法中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渠道。 為此，新修改的民訴法關於第三人的規定中增加規定，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7、小標的案件，一審終審
新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現行民訴法對於民事訴訟案件統一實行二審終審制，也就是說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均有權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二審，在二審審判終結前一審判決並不生效。但在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為拖延審判時間，延長最終法院執行期限，對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判決依然無故提出上訴，一個簡單的案子有時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長；另一方面，如簡單的侵權、借款、租賃糾紛案件等，權利人苦於訴訟時間太長，權利得不到及時救濟而放棄訴訟，進而通過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違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濟」，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針對上述情況，新民訴法對於小標的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增設「一審終審」制度，有助於減少當事人的訴累，節約司法資源，使公平正義得以及時實現。 8、當事人選擇法院，應選「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新民訴法第三十四條 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現行民訴法已經確立了「約定管轄」制度，即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來選擇合同或財產糾紛案件將來起訴時所管轄的法院。新民訴法在現行民訴法規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5類「固定」約定管轄地之外，增加了「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使得原來5類「固定」管轄地變成了實際聯系地的列舉，在實際中使得約定管轄更加靈活。另外，將約定管轄案件的范圍，由原來僅適用於「合同糾紛案件」，擴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財產糾紛案件」。
在適用約定管轄時，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第 二，約定的地點不能與爭議沒有任何實際聯系。
例如：在石家莊居住的一個老人向鄰居借款5萬元並出具借條，雙方不能在借條上約定爭議由石家莊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轄，那樣就違反了「級別管轄」的規定。兩個鄰居也不能約定與借款沒有任何聯系的北京法院管轄。但如果老人的兒子還向鄰居提供了連帶還款保證，兒子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則北京市朝陽區就成為了與借款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該區人民法院可以作為約定管轄的法院。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1 逼供獲得言詞證據一律排除
【草案摘錄】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解讀】
胡康生（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此次修改的亮點，就是在原來刑訴法嚴禁刑訊逼供的基礎上，加上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進行強迫。如果逼出來的言詞證據，就一律要排除。
這從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來講是個進步；對公安機關辦案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動力，督促他們更要嚴格依法辦案，防止一些錯案發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後來反思為何會發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訊逼供，使用非法言詞證據。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法學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證明其自己有罪，這條原則來自於聯合國的規則，不能自證其罪，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讓被告人自己去證明自己有罪。這體現了人權精神，也使證據更加准確和科學，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保障。
2 證人強制出庭直系親屬除外
【草案摘錄】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讀】
胡康生：刑事案件現在比較突出的就是證人出庭的問題。一些案件證人不出庭，直接宣讀證人證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辯護，法院認為必要的證人，就得出庭。
同時，一些鑒定結論對案情的判決也很重要。舉例說，官員在貪污受賄時涉及一張名人字畫，如果最後決定犯罪不犯罪，罪輕罪重，關鍵在這個字畫值多少錢。那麼鑒定環節就很重要。對鑒定意見不一致，也可要求鑒定人出庭。
另外，為了尊重中國國情，規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強制出庭作證。
此次草案首次確立了對證人的保護制度，現在一些人為什麼不敢作證？就是怕打擊報復。包括經濟糾紛、民間糾紛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證，更別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強對證人的保護。
3 貪官外逃財產沒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錄】
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解讀】
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的特別程序的設置，有利於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並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由於我國不允許缺席審判，因此，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無法到案時，訴訟程序就無法啟動，使得犯罪分子的財產長期無法得到追繳。
「不定罪的財產沒收程序，是一個特別程序，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繳其犯罪所得的問題。」由於這些財產是犯罪行為所得，因此對這些財產的追繳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
4 懷孕婦女可監視居住
【草案摘錄】
監視居住適用於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的，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讀】
宋英輝（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採取監視居住措施首先是為了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嫌疑人出現逃跑、串供、毀滅證據等妨礙訴訟的行為或者繼續犯罪。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目標是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這樣的修訂也符合有關國際公約倡導的以非羈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時規定，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和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為防止這一措施在實踐中被濫用，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5 發回重審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錄】
對於因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法院再次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二審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解讀】
陳衛東：在此前的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二審頻繁發回重審，使案件久拖不決，而且有二審法院以此來推脫責任、迴避矛盾的情況。
對於已經發回重審後又再次上訴、抗訴的案件，二審法院如何處理此前法律並沒有規定，也沒有有限制發回重審的次數。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程序法這些彈性較大的標准發回重審，此時案件將重新進入一審程序，案件永遠無法結束，是出現「循環審判」的訴訟怪圈，發回重審沒有次數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訴不加刑」是二審的一項原則，發回重審的案件來源於當事人的上訴或者檢察機關的起訴，也是派生於二審程序。因此對於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所作出的判決，二審法院發回重審，原審法院判決不應加刑。
6 死刑復核結果應通報最高檢
【草案摘錄】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解讀】
胡康生：死刑復核程序備受關注。死刑是最嚴厲的懲罰，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錯了就無法挽回。
按照規定，所有死刑案件須最高法核准，那麼，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監督？此次規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時，可以訊問被告人，如果辯護律師在有證據時提出還有疑問，還可以提。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有利於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
劉昊（北京法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為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全有必要增加這樣的規定。
7 因賄賂被監外執行不計入刑期
【草案摘錄】
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收監：（一）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二）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後罪犯刑期未滿的。
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解讀】
胡康生：有的貪污受賄的官員或有錢的老闆判刑後，進去沒多少時間又出來了，甚至威脅舉報的人。有的判了死緩，十多年就出來了；有的判了15年，還不到1年就保外就醫了。對現實中存在這種情況，老百姓反映很強烈。
此次對監外執行有了嚴格規定。如果一旦發現行賄、拉關系等手段出來的，馬上就要收監，且在外面的時間不算，重新計算刑期。同時，對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要加強監督，避免花錢減刑。
徐顯明：監外執行有時候已經成為某些人的特權，人民群眾對監外執行意見很大，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監外執行的時間、取保候審、監外就醫等不能計算刑期，這些修改，有利於規范執法，防止犯罪利用這些制度逃避刑罰。
8 技偵所得材料可直接作為證據
【草案摘錄】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解讀】
顧永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現在每年的刑事發案立案數500萬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還是二三百萬、三四百萬，這幾年急劇增加。我們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們的破案率72%-73%，現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們打擊犯罪偵查破案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挑戰。社會上的犯罪有組織性、流動性、反偵查性越來越強，如果不提高偵查破案的能力，社會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處在很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必須提高偵查破案能力。「怎麼提高？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術偵查，包括秘密偵查。
許蘭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草案規定過於籠統，應該把使用技術手段的條件進行明確規定。過去多年我們內部一直有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與此相伴隨一直有如何審批、如何控制的規定，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樣的規定經過梳理和斟酌以後寫到刑訴法條文中。
9 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錄】
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
【解讀】
全國人大法工委有關負責人：將部分公訴案件納入和解程序，適當擴大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化解矛盾糾紛。
同時，考慮到公訴案件的國家追訴性質和刑罰的嚴肅性，為了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對建立這一新的訴訟制度宜審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也不能過大。
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制度不是一點沒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於雙方自願。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10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草案摘錄】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
更多精彩內容請關註：http://china.findlaw.cn/
Ⅱ 2017年有望修改婚姻法解釋第24條嗎因為這條法律對於未簽字一方太不公平。實際上規定大額舉債夫妻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撤銷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的建議」的答復
如你所言，社會上對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有不同的認識，也有不少司法界人士提出了修改該條司法解釋的建議。但你來信中只提出該條司法解釋「有悖於我國《婚姻法》的立法宗旨……為司法權力尋租利益提供了可能。」卻並無對該條司法解釋的具體批評和修改意見。雖然引用了不少業內人士的文章標題，卻無法從中看到你本人的見解。現針對你的建議答復如下：
現行法律、司法解釋對於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規定如下：
我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以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於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
從上述條文中可以解讀出的含義有，第三人如果不知道該約定呢？是否就得以夫妻共同財產清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胡康生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釋義》一書中的相關解釋是：「在第三人與夫妻一方發生債權債務關系時，如果第三人知道其夫妻財產已經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就以其一方的財產清償；第三人不知道該約定的，該約定對第三人不生效力，夫妻一方對第三人所負的債務，按照在夫妻共同財產制下的清償原則進行償還。關於第三人如何知道該約定，既可以是夫妻一方或雙方告知，也可以為第三人曾經是夫妻財產約定時的見證人或知情人。如何判斷第三人是否知道該約定，夫妻一方或雙方負有舉證責任，夫妻應當證明發生債權債務關系時，第三人確已知道該約定。本款中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是指夫妻一方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之間產生的債務，至於是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還是個人債務，在所不問，即無論是為子女教育所負債務，或個人從事經營所負的債務，還是擅自資助個人親友所負的債務，都適用本款的規定。」由此可知，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是符合婚姻法立法精神的。
目前，現行司法解釋有關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和判決遵循的原則沒有問題。我國婚姻法規定的夫妻財產制是以婚後所得共同制為普遍原則。現實中多數中國家庭實行的也是婚後所得共同制。實行約定財產制的夫妻較少。既然結婚後夫妻的收入是共同的，那麼為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也就應當共同償還。償還的辦法是首先用夫妻共同財產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離婚時，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這是我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的基本內容。如果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有債權人持夫妻中一方以個人名義所借債務的憑證，要求這對夫妻還債，除非債務人認可是個人債務並有能力用其個人財產償還，否則，就要用夫妻共同財產償還。債務人的配偶抗辯該債務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成功的意義在於，如果其有婚前個人財產，則不以個人財產還債，如果其離婚，則不必繼續還債。如果該債務被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則夫妻對債務的清償要負連帶責任，且不僅僅以夫妻共同財產為限，離婚、債務人死亡，均不能成為免除其原配偶連帶清償責任的法定事由。
關於舉證責任分配，一方面對於夫妻來說，如果一方在外舉債不告知其配偶，而所借款項又未用於家庭共同生活，此種情況下要求債務人的配偶舉證證明其不知道該債務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因為這等於是要求其證明一種主觀狀態。如果將債務人向其配偶告知舉債情況視為一種行為，則沒有告知就是沒有行為，要求對於不存在的行為證「無」,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因此，債務人的配偶只能設法證明債務人所借款項沒有用於其家庭共同生活。提供這種證據對於債務人的配偶來說也是有一定難度的，但並非不可能，實踐中不乏成功的例子。相對於舉證責任分配給債務人的配偶來說，分配給債權人則更不合理。
我們認為，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和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都是處理夫妻債務的法律依據，但兩者規制的法律關系不同。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內部法律關系時，應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進行認定，即在夫妻離婚時，由債務人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是否基於夫妻雙方合意或者是否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如舉證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外部法律關系時，應按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之規定進行認定。同時，在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但書」的兩種情形外，如配偶一方舉證證明所借債務非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
有關夫妻共同債務的問題，法學理論界的觀點不盡一致，司法實踐中也仍然存在不少問題。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針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作出過函復，基本內容是：在不涉及他人的離婚案件中，由以個人名義舉債的配偶一方負責舉證證明所借債務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如證據不足，則其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在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案件中，對於案涉債務是否屬於夫妻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認定。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舉證證明所借債務並非用於夫妻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夫妻共同債務應當通過審判程序來認定，不能由執行程序認定。如果夫妻共同債務可以通過執行程序來認定，沒有參加訴訟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審、二審和審判監督程序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機會，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夫妻一方舉債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復雜，實踐中不僅存在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舉債給其配偶造成損害的情況，也存在夫妻合謀以離婚為手段，將共同財產分配給一方，將債務分給另一方，藉以達到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目的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將積極配合全國人大和有關部門做好相關問題的立法調研工作。待條件成熟時，我們將就夫妻共同債務問題制定新的司法解釋，為更好地保護婚姻案件中各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依據。同時，在下一階段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將認真對待並積極吸收採納社會各界提出的合理建議和意見，深入探索審判實踐中加強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的有效途徑和方法；通過家事審判改革試點工作的推進，加大對下審判指導力度；通過指導性案例的集中發布，明晰夫妻共同債務認定標准，統一司法裁判尺度；通過加大對虛假訴訟的制裁打擊力度，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切實維護好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權益。
Ⅲ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所編、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胡康生主任主編的《釋義》
1. 《釋義》裡面對來法律條文的源釋義內容和語句屬於非正式的解釋，即學理解釋。一般是指由學者或其他個人及組織對法律規定所作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學術性或常識性的，不被作為執行法律的依據。
2. 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可以指導司法實踐，作為審理案件的依據，具有法律效力。
顯然最高法司法解釋的效力要高於《釋義》。
Ⅳ 高分跪求法學論文提綱
【摘要】 事實婚姻是指沒有配偶的男女，未依法履行婚姻家庭法的規定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義公開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兩性結合。本文從事實婚姻與法律婚姻的關系談起，具體分析了事實婚姻產生的原因，以及它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等，並指出了事實婚姻與其它非法同居現象的不同之處，從而詳細論述了我國當今法律對事實婚姻的態度，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最終得出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法制社會的不斷完善，事實婚姻必將逐步退出歷史舞台的結論。
關鍵詞：婚姻 事實婚姻 婚姻關系 非法同居
一、有關事實婚姻
「婚姻是人為的儀式，用以結合男女為夫婦，在社會公認之下，約定以永久共處的方式來共同擔負撫育子女的責任。」「我們似乎不應把限制兩性關系視作婚姻的基本意義，婚姻之處的兩性關系之所以受限制，還是因為要維護和保證對兒女的長期撫育的作用，有必要防止發生破壞婚姻關於穩定的因素。」[
（一）婚姻關系的成立
（二）事實婚姻的形成原因
法律婚姻是我國現行法律予以支持和保護的合法的婚姻關系，但事實婚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它存在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是由於我國輻源遼闊，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極不平衡
二是法制宣傳教育不夠經常、深入，人們法制觀念淡薄。對婚姻登記制度的重要性缺乏認識，從而無視法律規定，自行舉行儀式結婚。
三是由於登記制度不夠完善，婚姻登記的體系不健全。有的婚姻當事人到了登記部門，因各種原因而未能登記；還有些地區以「土政策」代替婚姻法，擅自提高婚齡，故意製造繁瑣的登記手續，使當事人合法權利得不到實現，迫使當事人自行結合。
四是由於現實生活中存在婦女被誘騙、拐賣或因自然災害外流等現象，這些人迫於無奈與他人結合成為夫妻，這也是事實婚姻形成的原因之一
（三）事實婚姻的概念
1、事實婚姻在我國的現狀
2、事實婚姻的社會危害性
事實婚姻大量存在於我國的現實社會中，雖然它有存在的原因，但這不能避免它對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其危害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四）事實婚姻的效力問題
事實婚姻在各國法律上的地位和效力，由於認識上的原因和社會習俗的不同，大體可分為三種：一是承認主義，二是不承認主義，三是限制承認主義。
二、事實婚姻與「姘居」、「通姦」等非法同居現象的關系
（一）「姘居」與事實婚姻的關系
（二）「通姦」與事實婚姻的關系
三、事實婚姻所引發的財產和繼承問題
（一）對事實婚姻所引發的有關財產問題的處理
（二）事實婚姻所引發的子女撫養及繼承問題
四、我國現行法律對事實婚姻的態度
（一）現今我國對事實婚姻的效力問題的兩種態度
（二）我國司法機關認定事實婚姻的一般原則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125頁。
[2]楊懷英、鄧宏碧：《婚姻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1頁。
[3]楊懷英、鄧宏碧：《婚姻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24頁。
[4]巫昌禎，楊大文：《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頁。
參考文獻
1、《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認定與處理》，楊遂全，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婚姻登記條例問答》，丁鋒，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實用手冊》，胡康生，劉海榮，王勝明，丁露，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4、《夫妻的權利與義務》，蔣月，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5、《老百姓關心的16個國事難題》，魏煥倫，中國戲劇出版社。
6、《西方政治思想史》，唐士其，北京大學出版社。
7、《結婚與婚姻無效糾紛的處置》，陳葦，宋豫，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8、《法官告訴您怎樣打官司》，張世琦，延邊人民出版社。
9、《中國前沿問題報告—當代青年關注的100個法律問題》，楊宇瀾，企業管理出版社。
Ⅳ 新《民事訴訟法》、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新《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此次民訴法修改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完善調解與訴訟相銜接的機制；進一步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完善當事人舉證制度；完善簡易程序；強化法律監督；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完善執行程序等。
1、證人費用由敗訴方當事人負擔
新修改的民訴法規定，證人因履行出庭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費用以及誤工損失，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當事人申請證人作證的，由該當事人先行墊付；當事人沒有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作證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墊付。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通過書面證言、視聽傳輸技術或者視聽資料等方式作證：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其他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
2、增加專家出庭參與訴訟的規定 新修改的民訴法增加規定，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或者專業問題提出意見。 這樣規定的考慮是，醫療事故、環境污染和知識產權等案件，專業性強，為了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庭審過程中需要專家提供專業意見。
3、明確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進一步明確了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第二審民事案件是否必須開庭審理規定得不夠清晰，實踐中有許多民事案件在第二審程序中未經開庭書面裁判，為此，應當進一步明確第二審程序開庭審理的條件。
新修改的民訴法將現行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修改為：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
4、與仲裁法的有關規定相互銜接
新修改的民訴法統一了人民法院對申請撤銷和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標准。 現行民訴法規定了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仲裁法規定了申請撤銷仲裁裁決的審查條件，其中規定「裁決所根據的證據是偽造的」，「對方當事人隱瞞了足以影響公正裁決的證據的」。人民法院對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比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審查更為寬泛，不盡合理，為此，應當根據我國仲裁的實際情況，統一審查標准。
新修改的民訴法根據仲裁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了相應修改。
5、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救濟程序
新修改的民訴法還增加了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程序。
6、增加對惡意訴訟懲罰措施
當前，當事人通過惡意訴訟等手段，侵害案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惡意訴訟，除應當適用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給予拘留、罰款或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還應當在民訴法中增加對案外被侵害人的救濟渠道。 為此，新修改的民訴法關於第三人的規定中增加規定，因不能歸責於本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但有證據證明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的部分或者全部內容錯誤，損害其民事權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益受到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作出該判決、裁定、調解書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經審理，訴訟請求成立的，應當改變或者撤銷原判決、裁定、調解書；訴訟請求不成立的，駁回訴訟請求。
7、小標的案件，一審終審
新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基層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審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簡單的民事案件，標的額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30%以下的，實行一審終審。
現行民訴法對於民事訴訟案件統一實行二審終審制，也就是說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均有權向上一級法院提起二審，在二審審判終結前一審判決並不生效。但在司法實踐中，個別當事人為拖延審判時間，延長最終法院執行期限，對一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判決依然無故提出上訴，一個簡單的案子有時能拖延一年甚至更長；另一方面，如簡單的侵權、借款、租賃糾紛案件等，權利人苦於訴訟時間太長，權利得不到及時救濟而放棄訴訟，進而通過一些非正常的甚至是違法手段行使「私利救濟」，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針對上述情況，新民訴法對於小標的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增設「一審終審」制度，有助於減少當事人的訴累，節約司法資源，使公平正義得以及時實現。 8、當事人選擇法院，應選「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新民訴法第三十四條 合同或者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的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現行民訴法已經確立了「約定管轄」制度，即當事人可以通過約定，來選擇合同或財產糾紛案件將來起訴時所管轄的法院。新民訴法在現行民訴法規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5類「固定」約定管轄地之外，增加了「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使得原來5類「固定」管轄地變成了實際聯系地的列舉，在實際中使得約定管轄更加靈活。另外，將約定管轄案件的范圍，由原來僅適用於「合同糾紛案件」，擴大到了「合同或者其他財產糾紛案件」。
在適用約定管轄時，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不能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第 二，約定的地點不能與爭議沒有任何實際聯系。
例如：在石家莊居住的一個老人向鄰居借款5萬元並出具借條，雙方不能在借條上約定爭議由石家莊中院或者河北省高院管轄，那樣就違反了「級別管轄」的規定。兩個鄰居也不能約定與借款沒有任何聯系的北京法院管轄。但如果老人的兒子還向鄰居提供了連帶還款保證，兒子住在北京市朝陽區，則北京市朝陽區就成為了與借款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該區人民法院可以作為約定管轄的法院。
新《刑事訴訟法》修改亮點
1 逼供獲得言詞證據一律排除
【草案摘錄】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解讀】
胡康生（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此次修改的亮點，就是在原來刑訴法嚴禁刑訊逼供的基礎上，加上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除了自己坦白的，不能進行強迫。如果逼出來的言詞證據，就一律要排除。
這從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來講是個進步；對公安機關辦案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也是動力，督促他們更要嚴格依法辦案，防止一些錯案發生。比如以前佘祥林的案子，後來反思為何會發生？原因之一就是刑訊逼供，使用非法言詞證據。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法學教授）：任何人不能被要求證明其自己有罪，這條原則來自於聯合國的規則，不能自證其罪，任何國家機關都不讓被告人自己去證明自己有罪。這體現了人權精神，也使證據更加准確和科學，為維護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保障。
2 證人強制出庭直系親屬除外
【草案摘錄】
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解讀】
胡康生：刑事案件現在比較突出的就是證人出庭的問題。一些案件證人不出庭，直接宣讀證人證言。但是，刑事犯罪最重可能是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如果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辯護，法院認為必要的證人，就得出庭。
同時，一些鑒定結論對案情的判決也很重要。舉例說，官員在貪污受賄時涉及一張名人字畫，如果最後決定犯罪不犯罪，罪輕罪重，關鍵在這個字畫值多少錢。那麼鑒定環節就很重要。對鑒定意見不一致，也可要求鑒定人出庭。
另外，為了尊重中國國情，規定被告人配偶、父母和子女，不要求強制出庭作證。
此次草案首次確立了對證人的保護制度，現在一些人為什麼不敢作證？就是怕打擊報復。包括經濟糾紛、民間糾紛等，有些人都不敢作證，更別提刑事案件了。因此，要加強對證人的保護。
3 貪官外逃財產沒收有利反腐
【草案摘錄】
對於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緝一年後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規定應當追繳其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沒收違法所得的申請。
【解讀】
陳衛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的特別程序的設置，有利於嚴厲懲治腐敗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挽回國家損失，消除犯罪的經濟條件，並與我國已加入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及有關反恐怖問題的決議的要求相銜接。
由於我國不允許缺席審判，因此，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無法到案時，訴訟程序就無法啟動，使得犯罪分子的財產長期無法得到追繳。
「不定罪的財產沒收程序，是一個特別程序，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繳其犯罪所得的問題。」由於這些財產是犯罪行為所得，因此對這些財產的追繳必須通過刑事訴訟程序。
4 懷孕婦女可監視居住
【草案摘錄】
監視居住適用於符合逮捕條件，但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的，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以及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採取監視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解讀】
宋英輝（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採取監視居住措施首先是為了保證訴訟的順利進行，防止嫌疑人出現逃跑、串供、毀滅證據等妨礙訴訟的行為或者繼續犯罪。
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目標是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找平衡點。這樣的修訂也符合有關國際公約倡導的以非羈押措施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精神。
修正案草案同時規定，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監視居住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和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為防止這一措施在實踐中被濫用，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
5 發回重審只限一次且不加刑
【草案摘錄】
對於因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發回原審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法院再次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二審法院應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二審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解讀】
陳衛東：在此前的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二審頻繁發回重審，使案件久拖不決，而且有二審法院以此來推脫責任、迴避矛盾的情況。
對於已經發回重審後又再次上訴、抗訴的案件，二審法院如何處理此前法律並沒有規定，也沒有有限制發回重審的次數。所以案件仍可能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程序法這些彈性較大的標准發回重審，此時案件將重新進入一審程序，案件永遠無法結束，是出現「循環審判」的訴訟怪圈，發回重審沒有次數限制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訴不加刑」是二審的一項原則，發回重審的案件來源於當事人的上訴或者檢察機關的起訴，也是派生於二審程序。因此對於一審法院違反訴訟程序所作出的判決，二審法院發回重審，原審法院判決不應加刑。
6 死刑復核結果應通報最高檢
【草案摘錄】
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解讀】
胡康生：死刑復核程序備受關注。死刑是最嚴厲的懲罰，應該慎之又慎，因為錯了就無法挽回。
按照規定，所有死刑案件須最高法核准，那麼，最高法核准要不要監督？此次規定，最高法核准死刑時，可以訊問被告人，如果辯護律師在有證據時提出還有疑問，還可以提。
徐顯明（山東大學校長）：這些修改，完善了死刑復核程序，體現了國家對適用死刑的慎重，有利於進一步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
劉昊（北京法拓律師事務所律師）：從立法規定上看，死刑復核程序過去沒有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帶有一定行政化色彩，缺乏公開性、透明性，為保證這類案件的質量，避免錯殺，落實「少殺、慎殺」的原則，完全有必要增加這樣的規定。
7 因賄賂被監外執行不計入刑期
【草案摘錄】
對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及時收監：（一）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二）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後罪犯刑期未滿的。
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其在監外執行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罪犯在暫予監外執行期間脫逃的，脫逃的期間不計入執行刑期。
【解讀】
胡康生：有的貪污受賄的官員或有錢的老闆判刑後，進去沒多少時間又出來了，甚至威脅舉報的人。有的判了死緩，十多年就出來了；有的判了15年，還不到1年就保外就醫了。對現實中存在這種情況，老百姓反映很強烈。
此次對監外執行有了嚴格規定。如果一旦發現行賄、拉關系等手段出來的，馬上就要收監，且在外面的時間不算，重新計算刑期。同時，對減刑假釋和監外執行要加強監督，避免花錢減刑。
徐顯明：監外執行有時候已經成為某些人的特權，人民群眾對監外執行意見很大，這次是做了一系列完善。包括監外執行的時間、取保候審、監外就醫等不能計算刑期，這些修改，有利於規范執法，防止犯罪利用這些制度逃避刑罰。
8 技偵所得材料可直接作為證據
【草案摘錄】
公安機關在立案後，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查措施。
採取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解讀】
顧永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現在每年的刑事發案立案數500萬件左右，大概五六年前還是二三百萬、三四百萬，這幾年急劇增加。我們的破案率是多少？大概十年前，我們的破案率72%-73%，現在的破案率是45%-50%。我們打擊犯罪偵查破案的能力受到嚴重的挑戰。社會上的犯罪有組織性、流動性、反偵查性越來越強，如果不提高偵查破案的能力，社會的安全、人民的安危就處在很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必須提高偵查破案能力。「怎麼提高？一個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技術偵查，包括秘密偵查。
許蘭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草案規定過於籠統，應該把使用技術手段的條件進行明確規定。過去多年我們內部一直有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與此相伴隨一直有如何審批、如何控制的規定，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樣的規定經過梳理和斟酌以後寫到刑訴法條文中。
9 輕微刑事案件當事人可「和解」
【草案摘錄】
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為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
【解讀】
全國人大法工委有關負責人：將部分公訴案件納入和解程序，適當擴大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有利於化解矛盾糾紛。
同時，考慮到公訴案件的國家追訴性質和刑罰的嚴肅性，為了防止出現新的不公正，對建立這一新的訴訟制度宜審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適用范圍也不能過大。
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制度不是一點沒有弊端，但是修正案草案規定的適用范圍很窄，比較嚴格，而且必須出於雙方自願。鼓勵犯罪人道歉賠償，可以更好地保障被害人權益，使其得到更多賠償。這有利於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10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
【草案摘錄】
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犯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
Ⅵ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名譽教授
·萬鄂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馬原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
·王勝明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
·王景榮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中央政法委員會前副秘書長
·公丕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南京師范大學前任校長
·田期玉 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部長
·石泰峰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任建新 全國政協前任副主席、中國法學會前任會長
·劉復之最高人民檢察院前任檢察長
·劉家琛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
·孫琬鍾 中國法學會前任常務副會長
·江必新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二級大法官
·張文顯吉林大學黨委書記
·張軍 司法部副部長、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二級大法官
·張穹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
·張耕 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
·張思卿 全國政協副主席
·楊景宇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
·肖揚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國首席大法官
·鄒瑜 原司法部部長、中國法學會前任會長
·鄒哲開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羅鋒 公安部前任副部長
·羅豪才 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
·姜穎 全國人大常委、國家知識產權局前任局長
·姜偉 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二級大檢察官
·祝銘山 全國人大常委會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
·胡康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唐厚志 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席
·唐樹備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常務副會長，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唐德華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
·顧昂然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前任主任
·高盧麟 國家專利局前任局長
·尉建行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曹建明 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
·曹康泰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
·梁國慶 最高人民檢察院前任副檢察長
·魯平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任主任
·端木正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
·蔡誠 司法部前任部長
·安守廉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東亞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馬赫穆德·謝里夫·巴西奧尼 國際刑法協會主席、教授
·保羅·布歇法國行政法院大法官
·史蒂芬·布萊登巴赫法蘭克福傳播學研究所主任、法蘭克福維德林納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弘毅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
·鍾期榮 香港樹仁學院校長、博士
·阿道夫·迪茨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外國與國際專利、著作權及競爭法研究所所長
·葛維堡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特別代表
·諾伯特·豪格德國國家專利商標局前任局長
·格魯夫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
·埃利希·豪依賽爾 德國國家專利商標局前任局長
·博克哈德·漢斯 德國圖賓根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
·田中和夫日本立命館大學法學部教授
·久岡康成日本立命館大學常務理事、教授
·克勞斯·輝勒 德國巴斯夫公司專利商標和技術轉讓部部長
·胡鴻烈 香港樹仁學院校監、全國政協常委、大律師、博士
·小口彥太日本早稻田大學常務理事、國際部部長、法學教授
·梁美芬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李世光聯合國秘書處法律顧問辦公室首席法律顧問、法學博士
·克里斯蒂安·路易特 法國艾克斯-馬賽法律、經濟與科技大學名譽校長、歐亞研究所主任
·瑪瑞莉·戴爾瑪斯·瑪蒂 法國大學研究院院士、巴黎-大刑法學教授、國際刑法協會副主席
·松浦晃一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
·長田豐臣 日本立命館大學校長
·梁定邦 香港大律師
·西原春夫 日本早稻田大學前任校長、青少年育成國民會議會長
·西村清次 日本立命館大學理事長、法學教授
·沼田安宏 日本東京沼田律師事務所所長
·奧島孝康 日本早稻田大學前任校長、法學教授
·米切爾·沃森菲爾德國際憲法協會主席
·約爾根·沙德 德國專利商標局局長
·森清范日本京都清水寺貫主、北法相宗館長、宗教法專家
·史蒂芬·蘇本美國東北大學法學院教授
·皮埃爾·特律什 法國最高法院前任院長
·王貴國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授、前任院長
·吳綺劍 美國東北大學法學院教授
·佐藤文男日本專利局前任審判長、審查部部長、專利局工業產權研究所所長、科學振興財團理事
·威因弗雷德·哈塞默爾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副院長、著名刑法學家
·松宮孝明 日本著名刑法學家
Ⅶ 職業打假人一單獲賠78萬 職業打假違法嗎
你好！ 下面是你需要的文章資料，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祝你順利！ 具體可以參考一下「全國打假中國」 還可以看看以下的文章： 嚴懲售假者是打假的關鍵 新華中國 全國聯合打假行動目前仍在深入開展，不斷傳來的戰果讓消費者感到振奮。雖然打假行動打掉了很多造假售假窩點，但同時暴露的問題也讓人憂慮。當前假冒偽劣違法犯罪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有些地方制假售假已成氣候，出現了假冒偽劣一個村、一條街和生產、銷售、運輸、倉儲、保管「一條龍」的態勢。另外，高科技的應用以及高學歷人員的參與，使得造假手段更趨隱蔽、復雜。如廣東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查處一涉嫌假冒高技術產品金剛石鋸片的造假窩點時，發現該造假工廠的管理人員大都具有大專以上學歷，懂法律，懂管理，懂技術，他們平時非常注意研究國內各名牌金剛石鋸片，造假水平相當高。因此，雖然打假的力度在不斷加強，但假冒偽劣商品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覺，再加上個別地方保護主義的庇護，制假售假者或抗拒執法，或與執法人員打起了「游擊」，導致一些地方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打假形勢異常嚴峻。 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制售假貨可以獲得高額的利潤。制假是「源頭」，而售假則是制假的「動力」。製造假冒偽劣商品最終是為了銷售牟利，正所謂「無售不制」。執法部門在打假中，常常過分強調要從源頭上打擊假貨，給制假者以「重拳」，而對售假者的懲罰往往較輕甚至忽略。假貨沒收了制假的人還在，制假的設備摧毀了制假的技術還在，只不過是換一個時間和地點，同樣的制假者還會製造同樣的假貨並流入市場造成危害。有需求、有利潤，這就是為什麼假冒偽劣商品屢打不絕、越打越難的原因。 筆者以為，打假行動不僅要打擊制假，更要打擊售假，徹底摧毀假貨的盈利模式。有的商家特別喜歡賣假冒偽劣商品，因為這些商品利潤高，效益大，風險小，即使被工商部門查獲最多不過沒收，要消費者找上門來也可以推到制假者身上，一句「不知道」能賴就賴，這些比起他所獲得的利潤來真是微不足道。因此打假不僅要打掉制假的窩點，更要對售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徹底打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的「動力」。假如所有的商家都不敢或不願意出售假貨，那造假者又如何實現利潤呢？ 打擊出售假貨的有效辦法，就是消費者和工商部門聯手，誰售假就打擊誰。首先，由消費者向有關工商部門投訴，工商部門根據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對商家進行查處，如果一旦確認，就可以處以售假商家所有假冒偽劣商品價值10倍以上的罰款，同時對提供線索的消費者給予2到5倍不等的獎勵，這樣無論誰銷售假貨，無論他知道或不知道他所銷售的是假貨，一經查證就給予嚴厲懲處。這樣使商家在進貨時，不僅要對自己負責，更要對消費者負責，而那種進了假貨把損失轉嫁給消費者，或者明知是假貨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故意欺騙消費者的行為都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通過外力的監督和約束，我們不僅可以打擊售假的商家，而且還能培養商家的誠信，最後到所有商家為了自身利益都拒絕假貨之時，假冒偽劣商品也就自然會銷聲匿跡，實現「無售不制」的局面。 為職業打假者合法化呼籲 ——兼與梁慧星研究員商榷 國內媒體2002年7月後，一個引起公眾關注的老話題，由於《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修訂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僅在消費者協會如上海消協和全國消協內部，而且在法學家間和傳媒間同時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個很長時期得不到解決的聚焦，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該不應該，保護不保護「知假買假打假者」?如同《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編者按：「在法律的爭議與現實的需求之間，我們還需要更深入的爭鳴與探討。」 其實決不限於法學家間甚至社會典論對此存在爭議，就是在司法界具體到某一個承審此類訴訟案件的法院內部，甚至合議庭內部也同樣會出現兩種分歧意見。據上海市黃浦區法院法官趙冰清說：兩種觀點之一認為，以打假為贏利手段，不是真正的消費者，不適用《消法》第49條；另一種則認為，不要去追究消費者的購物動機，只要商家確實售假，就構成欺詐，誰捉到，誰就應該得到賠償。 我以為：首先必須重溫所謂「退一賠一」即雙倍賠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對於「知假買假」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對《消法》第49條中「消費者」概念理解不同造成的。那麼究竟什麼才是這一條的真正立法意圖呢?著名法學家梁慧星研究員在接受采訪時回答說：「我本人參與了《消法》的起草過程。在《消法》草案的專家討論會上，反對這條的人不少，而發言中極力主張制定這條的只有何山(全國人大法工委)、武高漢(原中國消協)和我3個人。當時我們只是想以經濟利益調動受欺詐的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積極性，懲罰有欺詐行為的經營者，根本沒有想到有人會利用這條去牟利，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外竟出現了一個職業打假者。」梁先生認為「要是任由『知假買假』式的職業打假階層一味發展下去，就會形成一個脫離於公權和私權之外的、以打假為業的牟利行業」，並稱「知假買假』者「不合法」。 但是「我們」「3個人」之一的武高漢在接受中國采訪時認為：消費者是假冒偽劣商品的「天敵」。贊同《消法》第49條的還有當時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喬曉陽、胡康生等以及很多省市人大、消協的代表。對於「知假買假不屬於消費者」成了一個法律名詞並被爭論不休，武高漢感到「特別迷惑，特別悲哀」。他認為「知假買假」是經營者強加給消費者的概念，違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僅在6年前主動「疑假買假」，並將兩幅徐悲鴻的《奔馬圖》「懷疑有假，特訴請保護」，最後得到法院支持獲雙倍賠償。而且他認為，消費者購假索賠對社會有好處，應當鼓勵。個人打假既保護了消費者權益，也減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應該得到關心和支持。 請允許直言，我贊賞梁研究員的「理性」和非「情緒化」，並且擁護「建立真正的政府『懸賞打假』制度」。但是，在《消法》沒有修改對消費者不包括「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者，對此作出明確界定之前，比較而言，鑒於中國市場假貨充斥甚至以假亂真，李逵難辨，正如某電視劇一句經典台詞：「現在只有媽是真的，連爹都有假的」情況下，我倒覺得「職業打假者」應運而生，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縱使讓這些見義勇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來」而我輩不至因買生活必需品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擔心偽劣又有何妨?我僅知天津出了個「王海」，贊成他關於「知假買假或打假無疑增加了賣假者的風險成本，對減少欺詐有好處，有利於社會公益」的觀點。據聞他已退出「打假」，在專心寫書；南京出了個「楊鴻」；上海出了個「王海東」。縱或全國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為有效遏制假冒偽劣泛濫而出現一個「職業打假者階層」，試問那又有什麼「社會危害性」?職業打假者與假冒偽劣同生共死，讓中國市場如同美國、日本甚至某些發展中小國一樣凈化，那又有什麼不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闡釋「立法原意」，讓我們了解了立法當時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個相互斗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參與起草法律的並不止一人，各個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難相同，在法律適用發生爭議的時候，去尋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即使是某一個起草者本人的解釋也很難說就是「立法原意」，如果兩個起草者的「原意」相對立，那麼究竟誰的「原意」是「立法原意」呢? 法律一經制定就註定要落後於生活，因為法律條文是穩定的，而社會生活是變動不已的，法律必須與時俱進，要解決僵硬的法律條文和流動的社會生活的矛盾，非對法律進行解釋不可。清華大學法學院張明楷指出：「隨處可以看到的現象是，對於同樣的條文、同樣的用語，不同學派的學者可能有理有據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釋。」而「判斷何為真詮，何為真釋，不僅要看是否符合文義，而且要看是否符合正義」(《刑法的基本立場序說》中國法制出版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據某個著名中國站的調查，超過90%的中國民贊成王海式的『知假買假』，輿論明顯呈『一邊倒』的態勢，絕非偶然。」《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22日)《解讀「不保護知假買假」》談得好：「此次消費者針對『不保護知假買假』傳聞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憤』，其實正是消費者在當前消費環境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個縮影。」 至於司法監督，人人皆知，美國是由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進行憲法監督與解釋。1930—1941年出任該院首席大法官查爾斯·埃文斯·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驚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應是：我們尊重(美國)憲法，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說了算。 中國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國家，法官不能造法。在司法支持打假，優化和凈化市場方面，我以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支持王海東打假的一個《批復》是非常難能可貴，值得弘揚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於原告王海東與上海真知旅遊購物中心產品質量糾紛一案的批復》：「原告向被告購買無繩中國，並無違法。被告向原告出售的無繩中國沒有郵電部門頒發的『入中國許可證』，也未取得國家無線電管理委員會核發的『無繩電發射設備型號核准書』，屬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禁止銷售的產品。被告這一行為是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欺詐。經營者違法經營不僅應接受行政處罰，也應對消費者承擔民事責任。故本案應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定判令被告承擔責任。」 正是因為這個態度明確，不同凡響的《批復》，要求全市各級法院，無論購買商品者是什麼人，無論他是否知假和個人生活需要．凡經營者經舉報、審查確認構成欺詐的，一律適用《消法》第49條，給購買者退一賠一。這就使得上海市場相對全國各地市場而言，雖不能說假劣絕跡，確實做到了購物環境和執法環境的凈化和優化。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皆碑的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除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關於貫徹施行若平問題的意見》第68條)延伸適用於 《消法》第49條，並將上引上海市高院《批復》推廣全國法院系統參考適用。 我們不是倡導借鑒外國先進經驗，說什麼他山石可攻玉嗎?現在美國以金融保安業聞名世界的平克頓公司從1992年就以「調查公司」的名義打進中國「打假」市場，據說該公司80％以上的業務集中在「打假」上。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是國內最大的對寶潔、聯合利華等74個跨國公司的品牌進行保護。其中寶潔公司每年假貨損值12億，聯合利華每年假貨損值3．4億。他們作為職業打假者不僅合法化，而且實現了規模化和企業化。既然洋人已經在我們鼻子下面不僅成為一個企業而且成了一個市場行業的主要業務，我們為什麼不把他們的經驗直接「拿來」學到手，甚至直到今天還要喋喋不休地爭論什麼「知假買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護昵? 最後，呼籲對「職業打假者」，即運用《消法》第49條謀生的打假者，承認他們的行為不僅合情合理而且應予以合法化。我完全贊同《法制日報》(2002年7月18日)「為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正名」。因為「法理上講，承認知假買假者是消費者，是法治社會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和保護的表現。在法治社會里，公民依法享有對自己的合法財產佔有、支配和使用的權利與自由，任何其他機構與個人均無權對公民的花錢動機進行審查。從法理上講，社會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知假買假索賠行為與某些銷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對此恨之入骨的態度的對比，就足以辯明人心向背。因此，對於知假買假索賠行為，立法應該是開綠燈而不是亮紅牌。」請允許狗尾續貂；不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學、律師，包括傳媒眾口鑠金，都該如此。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市場凈化，為了中國出口誠信，為了中國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擊假冒偽劣、打擊欺詐行為，別無選擇。「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斷是非的基礎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業包括消協打假，還須全社會動員起來對一切欺詐行為包括制假售假鳴鼓而攻之。對於「知假買假」的打假職業者，務必鼓勵、支持，使其合法化，而不容歧視、排斥，更不容否定。
Ⅷ 什麼是合同關系得同一性
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的立論依據《合同法》頒布後，合同法理論上一直堅持將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制度。筆者提出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理論，勢必面臨著對一些觀念的挑戰。(一)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的構成要件基本相同現有通說理論認為，合同生效的條件與合同成立的條件是不同的，具備了成立要件，合同將宣告成立，但已經成立的合同必須符合一定的生效要件，才能產生法律拘束力。合同生效要件是判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標准，具體包括有：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合同具備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註：王利明、 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96頁。)筆者不完全同意上述觀點，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條件雖有不同，但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現就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構成要件分述如下。1.合同成立的構成要件，我國合同法並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外國合同法有規定合同成立構成要件的情形，比如《法國民法典》第1108條規定：「契約有效成立應具備四項根本條件：負擔債務的當事人的同意;其訂立契約的能力;構成權利義務客體的確定標的;債的合法原因。」從我國《合同法》第8條關於「依法成立的合同， 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來看，這里的「依法」是對「成立」的限定詞，表明合同成立應當有其法定的構成要件。從《合同法》的篇章結構上來看，合同成立是該法第2章「合同的訂立」中所規定的內容。 合同訂立的結果便是合同成立，即合同的訂立是達成協議的過程，反映的是「線」;合同成立是達成協議的結果，反映的是「點」。(註：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頁。)因而，該章關於合同訂立的規定，包括合同主體的資格、合同的形式、合同的內容、合同的訂立過程等內容，也應當適用於合同成立。概括地說，合同成立的要件一般包括：(1)合同的主體須有雙方或多方當事人;(2)合同的內容須具備合同的必要條款;(3)合同的訂立程序須經過要約、 承諾兩個階段。2.合同生效的構成要件，我國合同法也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從邏輯關繫上來看，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只有合同成立以後，才能進一步談合同生效的問題。因而，合同成立的構成要件，當然也應當是合同生效的構成要件。除此之外，從《合同法》第44條至第46條規定的內容來看，合同生效的要件還應當包括是否履行批准、登記等手續，以及約定的生效條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界至。由此可見，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條件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這還涉及到對下面兩個問題的新認識。(二)合同生效和合同有效存在著區別現有通說理論並沒有注意合同生效與有效的區別，並常將二者混同使用，甚至還有觀點認為《合同法》第44條規定的「生效」不如稱為「有效」更為確切。(註：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筆者認為， 合同「生效」是指合同產生法律約束力，側重於合同效力的時間方面的問題;而合同「有效」則是指具有法律效力，側重於合同效力的定性方面的問題，二者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三)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都是一種客觀存在《合同法》第44條至第46條規定的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區別，根據是否依當事人的意志決定，可以分為兩類情形：一類是合同依法成立時即生效，以及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約定附生效條件、附生效期限，在條件成就、期限屆至時合同生效。在這類情形下，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都主要是涉及合同當事人的意志。另一類是合同成立後，還應當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才生效。在這類情形下，合同的成立體現了當事人的意志，合同生效還體現了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有關國家管理機關的意志。但不能因體現國家管理機關的意志，就認為是一種法律上的評價。不管是當事人進行要約、承諾行為，還是國家管理機關進行批准、登記行為，它們都必須依法進行，也都無權對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進行法律上的評判，而只有人民法院和仲裁機構才有權確認合同的效力，對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進行確認。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合同成立和生效都是一種客觀存在;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和生效，才是審判機關和仲裁機關對合同的法律評判。《合同法》第44條既然用了「生效」而沒有用「有效」這個概念，正是因為批准、登記機關確實無權就合同是否有效進行確認。三、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的表現合同的效力，又稱合同的法律效力，它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乃至第三人產生的法律後果，或者說是法律拘束力。(註：陳曉君：《合同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其效力同一性表現在多方面，以下主要談兩點。(一)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對當事人都具有法律約束力1.關於合同成立的效力。《合同法》第8 條明確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根據該條的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其法律約束力表現在：一是「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二是「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合同法》關於合同成立效力的規定與我國其他有關立法和國外有關合同的立法是一致的。2.關於合同生效的效力。既然合同成立的效力表現為「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而合同生效是針對已經成立的合同而言的，故其效力就更是如此。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都表現為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二者的效力在實質上應當是一致的。有觀點在解釋《合同法》第8條關於依法成立的合同的效力時， 就認為「合同依法成立生效以後，對當事人就具有了法律約束力。」(註：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頁)很顯然，這種表述就沒有嚴格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現有通說理論認為，合同成立不一定產生法律約束力，合同生效才使當事人之間成立的合同具有了法律約束力。 (註：龍翼飛：《新編合同法》，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頁)筆者對此觀點持否定態度，因為這和《合同法》第8條關於「依法成立的合同， 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是格格不入的。(二)當事人違反依法成立和生效的合同，都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合同法》第107 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該條對違約責任的規定，沒有明確指出是針對依法成立或者是生效的合同。對於違反依法生效的合同，當事人當然應當承擔違約責任，這是勿庸置疑的;對於違反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當事人是否應當承擔違約責任，理論上認識是不統一的。如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而不管該合同是否生效。但這種法律約束力體現在法律責任形式上，是締約過失責任還是違約責任，理論上是有不同認識的。違約責任是指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一種責任。按照前述關於合同依法成立後未生效前當事人有權不履行合同義務的觀點，以此進行推論，因當事人有權不履行合同，故而就不存在違約責任。那麼，此時當事人的責任就應當是一種締約過失責任了。另有觀點認為，「合同的成立是區分合同責任與締約過失責任的根本標志。合同的成立意味著合同關系的存在。在合同成立以前，因合同關系不存在，則一方的過失而造成另一方信賴利益的損失屬於締約過失責任而不屬於合同責任范圍，只有在合同成立以後，一方違反合同義務才構成對合同義務的違反並應負合同上的責任。」(註：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5頁。)筆者同意後一種觀點，這也是基於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觀點而得出的結論。比如，在不動產所有人一物多買的情形下，多個買主中誰辦理了轉讓登記，誰就取得了所有權，但出賣人要對其他買主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是締約過失責任。(註：孫禮海：《合同法實用釋解》，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頁。)四、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與司法立法改革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審判機關對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常遵循一套較為固定的模式。首先是要確認合同的效力，即當事人之間所簽訂的合同是有效還是無效;然後才是對糾紛進行處理，如果是有效合同，就讓當事人承擔違約責任，如果是無效合同，則讓當事人承擔無效合同的責任。由此看來，對合同效力的確認，是審判機關處理任何一個合同糾紛案件的必經程序。但這種固有的審判模式，會禁錮審判人員的思路，使其為一些案件的處理所困擾。研究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改革現有的合同糾紛審判模式，可以為走出困境找到出路。因為「依法成立的合同」，也同樣「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受法律保護」，而不一定要具備生效要件。因此，審判人員不一定都要從合同生效制度來考慮而確認合同是否有效，也可以從合同成立制度來考慮而確認合同是否依法成立，採用兩條腿走路的方式。對於依法成立而僅僅是缺乏登記等生效要件的合同，審判機關可以認定該合同依法成立，同時判令當事人履行登記即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等義務。這樣，既促進了商品交易，體現了合同自由原則，又符合合同法關於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相關規定。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對合同糾紛審判的影響， 早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於審理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就有所體現。關於合同生效的效力同一性在立法改革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有觀點認為應將「依法成立的合同」理解為：「既具備成立要件也具備生效要件的合同，而不應狹義理解為當事人所成立的合同。」(註：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頁。)這實際上體現了將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制度同一化的觀念。這里所謂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制度的同一化，就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即生效，在立法上不再區分合同成立與生效，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制度同歸為一。《合同法》將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予以區別規定，雖然解決了過去存在的一些問題，但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合同法既然規定了依法成立的合同就具有法律約束力，那麼再規定合同成立後條件成就、期限界至時生效，以及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就似乎顯得多此一舉，導致立法上的重復與浪費，甚至前後矛盾。首先，對於附生效條件、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而言，合同依法成立後就具有了法律約束力，也就應當產生法律效力。至於條件是否成就、期限是否屆至，這是有關合同的履行問題，而不是合同的效力問題，都不影響合同對當事人的法律約束力。其次，對於須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的合同而言，合同依法成立後就具有了法律約束力，也就應當產生法律效力。至於是否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這是有關行政法、物權法等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而並非合同法的調整范圍。因為合同在本質上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法》第2條)，這也體現了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原則; 而《合同法》關於「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生效」的規定，卻體現了國家對合同關系的干預。這樣，在同一部法律中既有調整平等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規定，又有調整不平等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規定，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混雜在一起，導致法律部門分工的混亂。另外，對於依法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而言，適用《合同法》第8條的規定，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 而適用第44條的規定，則未產生法律效力，這從邏輯上講是不嚴密的，甚至可以說是前後矛盾的。現行合同法關於合同生效制度的規定，完全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門來予以調整和解決。《合同法》第123條的規定， 為從立法上進行改革留有了一定的空間，即「其他法律對合同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比如，我國物權法出台後，不動產買賣合同的登記將作為物權變更生效的條件，而不應再作為合同生效的條件。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健全和完善，不同法律部門之間的分工更加具體和科學，今後區分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將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制度也將逐步趨向同一。五、結語現行合同法將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分別規定在該法第2 章「合同的訂立」和第3章「合同的效力」之中， 寓意著合同成立屬於合同的訂立範疇，解決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問題;合同生效屬於合同的效力范疇，解決的是已經存在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但如前文所述，合同成立固然是一種事實判斷，解決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問題;而合同生效與合同成立相比，其構成條件並無實質性差別，只是是否辦理批准、登記等手續，以及約定的生效條件、期限是否成就、界至，這些條件也是一種事實上的判斷而並非法律上的判斷，只不過此種事實判斷與彼種事實判斷相比，其事實內容不同罷了。與合同成立、生效不同的是合同的有效，它才是對合同效力的一種法律上的判斷。合同成立不僅僅只是解決合同是否存在的問題，因其具有法定的構成要件，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受法律保護，審判機關審理已成立而未生效的合同糾紛，仍可確認合同是否有效成立。合同生效也沒有解決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問題，審判機關審理已成立且生效的合同糾紛，仍需確認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的效力具有同一性，合同成立制度已經能夠涵蓋合同生效制度的內容。在許多英美學者的著述中，合同成立指合同的「有效成立」，因而把影響合同效力的各種因素也包括在合同成立的范圍內。(註：王軍：《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頁。)《法國民法典》第1108條規定的也是合同「有效成立」的條件。我國合同法也有必要將合同成立與合同生效制度同一化。
Ⅸ 搶劫罪要哪些證據證明分析
根據刑法規定，確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外乎從犯罪構成的四個主客觀要件方面來分析，即犯罪的主體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體方面。為貫徹「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的辦案原則，落實「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辦案方針，本文側重介紹構成搶劫罪的四個主客觀要件方面對證據的要求，即認定搶劫罪主體方面的證據要求及在司法實踐中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犯罪主體方面證據過程中應注意事項。認定搶劫罪主觀方面的證據要求及在司法實踐中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犯罪主體方面證據過程中應注意事項。認定搶劫罪客觀方面的證據要求及在司法實踐中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犯罪主體方面證據過程中應注意事項。認定搶劫罪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要求及在司法實踐中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犯罪主體方面證據過程中應注意事項。以利用於在辦案中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證據，認定、指控搶劫犯罪，不枉不縱，懲罰罪犯，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根據刑法第263條的規定，搶劫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當場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依照刑法、刑訴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此類案件的證據要求是：
一、關於犯罪主體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主體是指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實施危害行為的自然人與單位。②
搶劫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根據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凡是年滿14周歲的，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③
關於搶劫犯罪主體方面的證據主要有：
（一）居民身份證或工作證；
（二）戶口簿或戶口底卡檔案；
（三）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
（四）入學、參加工作等登記中及個人履歷表中有關年齡證明；
（五）出生地同一區域鄰居中，同年、月、日出生者的父母或親友證言；
（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及其親友證言；
（七）司法精神病鑒定結論；
（八）家族遺傳病史調查，如近親屬證言，以及其他證人對犯罪嫌疑人日常生活、行為是否正常的證言。
通過對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以證明犯罪嫌疑人系年滿14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應該注意：在實踐中經常發生犯罪嫌疑人或其親友通過塗改犯罪嫌疑人年齡的方法逃避刑罰的情況。對犯罪嫌疑人邊緣年齡的查證，僅依據身份證和戶籍材料是不能認定符合審查起訴標準的，在上述證據中的第（三）、（四）、（五）項就很重要，一般都要提取，以形成一證據鏈條，互相印證。此外，辦案人員要注意發現犯罪嫌疑人的戶籍材料上是否有塗改的痕跡，並區別其材料的真偽，查實來源是否合法。
二、關於犯罪主觀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主觀方面是指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及其危害社會的結果所持的故意或過失的主觀心理態度。④
在主觀方面，搶劫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構成，故意的內容必須以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為目的。如果只是搶回自己被騙取或者賭輸的財物，不具有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構成搶劫罪。⑤
關於搶劫犯罪的主觀方面的證據要求有：
（一）證明犯罪主觀構成要件的直接證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在制定訊問提綱時注意：
1、實施行為有無計劃，計劃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2、實施作案的動機、目的，對危害社會後果的認識程度、主觀能動程度；
3、共同實施犯罪的要訊問計劃分工的時間、地點、具體內容，以及各人實施的相應的具體犯罪行為；
4、在無共同犯罪故意或有可能存在的單獨犯罪案件中，訊問對具體案件各犯罪嫌疑人事先是否商量，有無事先或事中達到共識，有無不同意見和反對者，對未表示同意者要側重訊問其在案發前、案發時、案發後的行為，以考察其態度，確定其主觀動機；
5、對轉化型犯罪應訊問其當場使用暴力的目的和動機；
6、在有殺死、傷害被害人的案件中，要詳細訊問其殺、傷害被害人的時間是在搶劫行為完成前、後還是行為當時，其目的是為搶劫排除障礙，還是為搶劫完成後而殺人滅口。
（二）在以上所述直接證據的基礎上，收集以下可以推斷出犯罪嫌疑人主觀故意心理態度的間接證據以印證犯罪：
1、被害人陳述、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要問及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過程中的言語及行為，及其後果，以證明其犯罪的主觀故意；
2、犯罪嫌疑人以自己的名義將贓物出讓、出借、出賣的書證，如借據等；
相應的受讓人、借款人、買受人的證人證言及提取的贓物，以證明犯罪嫌疑人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主觀目的；
3、和計劃分工具體內容有關的其他證據
（1）如證明准備犯罪工具的場所或事先踩點場所的現場證據、如現場勘查筆錄、證人證言、辨認筆錄等，以證明犯罪嫌疑人已按計劃的內容准備工具、踩點，進一步印證其主觀故意的心理態度。
（2）提取的物證如刀具等，能證明犯罪嫌疑人在預謀時主觀上就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准備。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以證明：
（一）作為自然人，每一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必須具有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該結果的發生。
（二）對於共同搶劫犯罪，作為共同犯罪參與者，每一個犯罪嫌疑人在主觀上都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是在共同犯意支配下實施的共同犯罪行為的組成部分。
（三）搶劫中殺死或傷害被害人，是否具備各自獨立的兩個犯罪構成的故意，即區別是否應定搶劫和故意殺人或故意傷害兩罪，以數罪並罰。
（四）如是轉化型犯罪，犯罪嫌疑人除必須具有轉化前犯罪，即盜竊、詐騙、搶奪罪的主觀故意內容外，還必須具備轉化的主觀動機，如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
（五）對於多人多起的系列犯罪，應注意證明是否存在其中個別犯罪嫌疑人在某一具體案件中不具有共同犯意，或某起具體案件系個別犯罪嫌疑人在單獨犯罪故意心態支配下實施。特別是共同盜竊、詐騙、搶奪犯罪的轉化型搶劫犯罪，要區別是個別轉化還是共同轉化。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應當注意：司法實施中，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為避重就輕、逃避征罰，在供述中互相推諉。為全面正確地認定犯罪、打擊犯罪，就要對上述的各類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在能夠調取的情況下盡可能調取，以全面地來考察犯罪嫌疑人主觀犯罪故意的心理態度。以准確地打擊犯罪，不使罪犯有可乘之機，使其受到應有的懲罰。
三、關於犯罪客觀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的客觀方面，是犯罪活動的客觀外在的表現，具體說明某種犯罪是通過什麼樣的行為，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進行了侵犯，以及這種侵犯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的事實特徵。⑥
在客觀方面，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這種當場對被害人身體實施強制的犯罪手段，是搶劫犯罪的本質特徵，也是它區別於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最顯著特點。⑦
搶劫犯罪的客觀方面應具備的證據及證據要求：
（一）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應涉及預謀中及在具體實施犯罪過程中使用何種方法進行搶劫、如何排除被害人反抗、各自使用何種作案工具、傷害他人身體的部位、造成的後果、以暴力相威脅的內容，如是搶奪犯罪，要訊問有無隨身攜帶凶器；各犯罪嫌疑人的體貌、衣著特徵。
（二）被害人、現場目擊證人及知情證人的證言，如被害人親屬、路遇的熟人、發現被害人並報案的證人等用以證明：
1、 上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辯解中涉及的內容；
2、在案發時間內被害人攜帶的財物種類、特徵、價值，以及發現被害人並報案的證人證言；
3、被害人告知證人有關案情的內容。
（三）案發現場或從犯罪嫌疑人住所、身上或指認處提取的物證及相應的搜查筆錄、辨認筆錄，如所搶劫的財物、隨身攜帶的凶器等作案工具、血衣、麻醉葯及下了葯的飲料等。
（四）物證及其附著物的檢驗、鑒定結論，如血型鑒定、指紋鑒定、DNA鑒定、葯物鑒定。
（五）作案工具等物證來源的相關證據；
1、製造、提供刀具、槍支、麻醉葯物、手套等物的證人或同案犯的言詞證據；
2、上述證人或同案犯與本案犯罪嫌疑人的相互辨認筆錄；
3、從來源處提取的同類物及物證所作的同一鑒定。
（六）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包括搶劫現場、犯罪工具准備、丟棄的現場、提取物證現場。
（七）屍檢報告、傷情檢驗，證明被害人的傷害部位、傷口特徵與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證人證言所證明的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過程中的行為及所使用的凶器能否對應。
（八）醫院病歷資料如X光片、手術記錄、護理記錄。用以證明屍檢報告、傷情檢驗結論的科學性。
（九）主治醫生、護士等醫護人員證言及檢察機關對屍檢報告、傷情鑒定所作文證審查。以證明暴力行為與死亡、傷害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需查明搶救及時與否、措施是否得當、死亡或重傷後果與搶救不及時是否有直接關系。
（十）書證。如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到達案發地點的車、船、飛機票、旅社住宿登記及相應的證據，如住宿登記的筆跡鑒定，旅社服務員的證言及對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辨認筆錄。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
（一）使用了暴力或以殺害、傷害他人的暴力方法相威脅；
（二）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指向的直接對象是被害人本身，而非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財物；
（三）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和當場取得財物。
關於搶劫犯罪客觀方面加重犯罪情節應具備的證據及其證明要求：
（一）入戶搶劫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及要求。
1、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辯解、被害人陳述。證明被侵入的場所具有「戶」的特徵；
2、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應確定以下內容：
（1）現場被侵入或破壞的痕跡，如破壞的門、窗、鎖、傢具、家電等；
（2）犯罪嫌疑人遺落在現場的物證、痕跡；
（3）現場應有證明被害人在此生活起居的用品如床、被褥、洗漱用品、家電、衣物、炊具等。
3、現場提取的以上物證及其辨認筆錄；
4、犯罪嫌疑人遺留在現場的痕跡鑒定，如腳印、指紋；
5、鄰居或親友的證人證言，證明被害人在此生活起居等情況。
以上證據的證明要求以達到相應司法解釋要求為准。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以下證據：
1、交通主管部門核准交通工具從事公共交通的有效批文、證件，如准營證、路線牌等；
2、該交通工具出廠時的原始資料或復印件，生產廠家出具的證明，證明核准載客量；
3、出售給乘客的車票、附加人身保險等各種票證；
4、臨時從事公共交通運輸的，應有出租、出借雙方的證人證言，書面出借、出租合同；
5、犯罪嫌疑人作案時遺留在交通工具上的物證痕跡，如刀具、槍支、彈頭及相關的提取筆錄和辨認筆錄、檢驗結論；
6、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用以確定在交通工具上作案的痕跡；
7、司機、乘務人員和乘客及其他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供述。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系在正在進行公共交通運輸的交通工具上，針對該公共交通工具上不特定的對象進行的搶劫。該交通工具上是一人還是多人，搶劫的是一人還是多人，不影響該項情節的認定，但搶劫的對象應是不特定的。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運用上述證據過程中，應當注意：犯罪嫌疑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如針對的是某一特定對象，如一直跟蹤上車的銀行提款人，與其有仇而蓄意報復的人等，而非針對交通工具上不特定對象則不應認定為該項情節。因此還應注意提取以下證據：
1、 在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供述中要查明以下內容：
（1）搶劫過程中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有無此方面內容的對話。
（2）搶劫行為針對的對象、目標是否明確而惟一。
（3）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對跟蹤路線特徵的描述。
2、書證：如銀行取款的憑證。
（三）持槍搶劫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
1、犯罪嫌疑人供述槍彈來源，所持槍支的槍號、制式、特徵，槍支作案前、中、後使用情況及造成的後果；
2、 被害人陳述槍支傷害的過程；
3、 搜查筆錄、現場勘查筆錄及照片，提取筆錄；
4、物證。包括槍支、彈葯等；
5、痕跡檢驗，包括同一案件中槍支與子彈、彈頭、彈殼的同一鑒定，不同案件中槍支與槍支、槍支與子彈、彈頭、彈殼的同一鑒定；
6、槍支殺傷力鑒定；
7、被害人傷情檢驗、屍檢報告，證明致傷、致死原因；
8、證人證言、包括作案前、中、後該槍的使用情況如有無用於打靶、保養情況、部件完好情況等；
9、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槍支提供者等證人對槍支的辨認筆錄。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犯罪嫌疑人用於搶劫的槍支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的規定，即必須具有殺傷力。
在收集、審查、判斷和適用上述證據過程中應當注意：對該情節的認定，在上述證據的基礎上應區別三種不同情況，確定三種不同的證據要求。
1、 案發後提取槍支，必須作殺傷力鑒定；
2、案發後未能提取槍支，無法作殺傷力鑒定，但在作案時使用了槍支的，可從被害人的傷情、車輛或其他物體彈洞、彈殼的鑒定等加以印證；
3、案發後未能提取槍支作殺傷力鑒定，同時，作案時槍支未曾使用，殺傷力的問題必須通過間接證據鎖定，如作案前後槍支的使用、保養情況、部件的完好情況，如通過此方法不能確認殺傷力，則不能認定為持槍搶劫的加重情節。
（四）搶劫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
1、書證，即中國人民銀行規範文件及核發的營業執照。證明被害單位具有相應身份，符合客體的對象特徵；
2、 被害單位財產損失的清單，案發當日入庫單、庫存現金財務的憑證；
3、該金融機構營業人員、被害人證言，證明犯罪嫌疑人所搶劫的對象應是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允許從事金融業務范圍內的公有財產。
（五）多次搶劫或搶劫數額巨大的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
1、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證言、其他證人證言應重點訊（詢）問上一次搶劫與下一次搶劫的時間，兩者之間是否具有一個較明顯的截至開始階段，注意劃清與連續犯罪的區別。如出於一個故意，在同一天晚上同一地點連續搶劫多輛過路汽車，應視為一次犯罪；
2、公安機關接到報案記錄、相應的通話單；
3、其他證明搶劫犯罪數額達到巨大標準的證據。
（六）搶劫致人重傷、死亡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要求在前已作闡述。
（七）冒充軍警人員搶劫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情節應具備的證據要求：
1、言詞證據，如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其他證人證言應涉及以下內容：
（1）犯罪嫌疑人搶劫中有無穿著軍警制服；
（2）有無出示軍警證件：
（3）有無使用軍警車輛及其他軍警器材；
（4）搶劫中有無表明自己的身份。
2、書證、物證，如假證件、制服、車輛及其牌照。
3、其他證據：部隊、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真偽的證明材料。
（八）搶劫軍用物資或搶險救災、救濟物資
構成搶劫犯罪該項加重情節應具備的證據要求：
1、上述物資保管部門、運輸部門、接收部門出具的該物資用途的證明材料；
2、物證，如收繳的贓物；
3、書證、貨物發運單、贓物上的用途標志等。
四、關於犯罪客體方面的證據要求
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⑧
搶劫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其行為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同時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往往造成人身傷亡。侵犯復雜客體，是搶劫罪區別於其他侵犯財產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權利罪的主要標志。⑨
搶劫犯罪客體方面應具備的證據主要有：
（一）被害人的人身權利
1、戶籍證明、身份證；
2、親友及犯罪嫌疑人辨屍筆錄；
3、物證，如提取的被害人隨身攜帶的物品及其提取筆錄；
4、親友對該類物品的辨認筆錄；
5、對屍源不清，無法辨認的屍體所作的DNA鑒定；
6、屍檢報告、傷情鑒定；
7、被害人及其親友對被害人被傷害前後的身體健康狀況如勞動能力、智力狀況後遺症等的證言。
（二）被害人的財產權利
1、被害人對該項財物擁有合法權利及證明該物價值、購買時間的證據，如購物發票、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
2、證明被搶財物特徵的書證、物證、證人證言，如能證明被搶車輛發動機號、車架號、駕駛證，證明手機入網號的相應包裝盒附屬證明等，證明被搶物品的隱蔽特徵的證人證言；
3、物證，即被搶的有關財物及其相關的追贓筆錄、提取筆錄、勘驗材料、照片等；
4、價格鑒定；
5、犯罪嫌疑人、窩贓人、買贓人對贓物處理情況或去向的證言或供述。
通過上述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證明：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侵犯了雙重客體，即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為逃避刑事追究常做如下辯解：主觀上不明知系去搶劫他人財物，而是為同案犯罪嫌疑人或案外第三人去被害人處索取「債務」，即主觀上不具備「非法佔有為目的」這一主觀要件。對此應注意調取以下證據：
（一）被害人對被搶財物擁有合法所有權、佔有權的書證。
（二）證明債權債務存在的書證。
（三）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及其他證人證言應涉及以下內容：
1、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是否認識或有經濟往來；
2、犯罪嫌疑人的財產狀況、經濟來源是否擁有該筆債權的可能性；
3、其他人有無委託犯罪嫌疑人找被害人收取債務，有無委託書；
4、債權債務是如何產生的，有無債權債務的存在；
5、其同案犯罪嫌疑人有無告知目的是去索取債務；
6、擁有所謂債權的犯罪嫌疑人有無向其同案犯罪嫌疑人出示債權憑證，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是否要求查看憑證；
7、搶劫過程中犯罪嫌疑人有無向被害人表明索取債務的目的，被害人有無認可；
8、向被害人索取的財物數額是否明顯超過債務的數額。
注釋：
①參見胡康生、李福成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0頁。
②、③、⑤、⑦、⑨參見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處編：《審查起訴部門全員培訓學習資料》，第20頁、第214頁、第213頁。
④、⑥、⑧參見陳興良主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第13頁、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