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綱領
1. 如何理解法治國家建設的新十六字方針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有抄關新十六字方針的段落，是未來我國法治建設的基本綱領。它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對法治的基本定位，即「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其次是法治的基本方針，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再次是法治的基本觀念，一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體現了黨在法治建設中一貫的基本理念，也是對報告中倡導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價值的呼應;二是「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表明了依法治國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之間的連續性，也突出了法律實施在依法治國中的優先地位。
可以說，從34年前的十六字方針到今天的新十六字方針，不僅是從法制到法治、從法制建設到依法治國的概念遞進，更是從基礎打造到系統建構的理論演進，以及從局部突破向全面展開的戰略推進。實現有法可依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打下了堅實基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任務則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針的提出，標志著社會主義法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治與法制這兩個詞，乍一看起來似乎大同小異。事實上，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
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法制的內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著重講的是法的一系列規則、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而法治的內容就要豐富的多。一般講，法治所體現的一種依法辦事的良好社會狀態至少應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一是這個國家要具備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這種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覺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備的使這種法得以正確適用與遵守的國家權力機構體系，而且這種權力體系是以權力的互相制約、監督為前提條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體制健全的情況下，在完全地服從於和體現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與群體意志的前提條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發揮個人的意志與行為的自由的一種社會狀態。
在明確了法制與法治的基本含義之後，就會看出二者有許多區別。諸如法制所講的法主要指靜態的法的規則及其體系，而法治所講的法除靜態的法的規則及其體系之外，還包括動態的立法、司法、行政執法以及守法等活動；法制所講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專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講的法律制度單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確適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會中的法與民主的關系既可以是與民眾的意志相統一、體現了民眾意志的法，也可以是與民眾相對立、是統治者統治民眾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完全體現的是主權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會中法對權力的規范和約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國家機關，也可能是在法的約束和規范之外仍然存在著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獨裁者或權力機關，也就是說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治社會中法對權力的約束和規范卻是完全的、絕對的，包括一切的權力機關和所有的個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會中至高無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絕對的個人或權力機關的至上權威，而且所有的國家權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劃分，並相互制約。
在經過上述簡單分析之後，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單純的法制。法制可以存在於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任何的社會形態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於民主政治的社會形態中。因此，我國現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
法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從她的理論基礎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說明。法治與人治截然對立，她強調社會中單個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獨立與平等，反對迷信和個人崇拜。法治堅決反對社會中存在著無與倫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聖人賢哲，強調群體的智慧和道德高於個人。既強調和尊重個體的自由、獨立與價值，又以群體的意志對個體的行為加以有效限制為基礎。顯然，她遠遠優越於以個人專制獨裁為根本特徵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則以良好的法的制定與遵守以及確保法的適用與遵守的完善的國家權力機關體系的存在為主要內容。要實現這一原則，達到法治的目標，尚需付出長期不懈的艱苦努力。然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我國的建立健全，卻已是必然趨勢。
3. 什麼是法制，什麼是人制，區別在哪裡。
人制和法制 區別:
①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②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③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歷史上對法治與人治的三次爭論與三種不同理解 ：
(一)三次爭論 ：
儒法之爭：這是第一次爭論，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而法家則主張依靠法治，提倡「法、術、勢」；
2.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爭：這是第二次爭論，其中柏拉圖提倡「哲學王」治國，即提倡人治，而亞里士多德則主張法治。
3. 17～18世紀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爭：這是第三次爭論，其中資產階級主張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階級則主張人治與專制。
(二)三種理解 ：
第一次爭論引起第一種理解，即「治理國家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國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賢臣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法治論認為國家由主權者通過法律來治理。
(2)在中國古代，儒家(人治論者)將天、道德、權力溶為一體，強調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則主張主要應由掌權者通過強制性法律來治理，提出「務法不務德」。
(3)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治優於人治」、「多數人之治優於一人之治」，並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並解釋了「法治」一詞。
2. 第二次爭論引起第二種理解，即「對人的行為應採取一般性指引還是採取具體性指引」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應對每個人採取個別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論認為應對所有人採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國古代，法家盡管也提到了法的規范性，但是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儒法兩家並未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3)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硬性條文，不可能對社會事務的處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於每一個人的特殊情況的法律條文，所以必須依靠「哲學王」利用技術來管理社會。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點的，法律上是眾人之治，因而它更應該適用於大多數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同時為適用於具體情況，可以通過修改法律，解釋法律，授權法官造法等方式來克服法的原則性帶來的局限性。
3. 第三次爭論引起第三種理解，即「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
(1)總觀點：法治論認為應該主張民主、實行共和政體，而人治論認為應該主張君主，實行專政。
(2)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綱領中。
(3)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爭論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並末出現，因為這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
4. 為什麼要實行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4)法治與綱領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取得了一系列法治建設新成就：
第一，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部署，黨的法治理論和法治綱領提升到新高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開創了治國理政新篇章。
第二，提出建設「法治中國」的光榮任務，大手筆勾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願景。
第三，強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創新立法體制機制，實現立法民主化和科學化。
第四，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經濟社會建設堅持民生優先、以人民為中心，形成並持續優化社會保障體系。
第五，依法行政穩步展開，探索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夯實基礎。
第六，司法改革不斷深化，在推進司法管理體制改革、完善司法職業制度和人權司法保障制度、防止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維護司法權威、健全司法權運行機制等方面都有重要舉措。
第七，借鑒吸收世界優秀法治文明成果，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推進法學教育教學改革，擴大法治國際交流與合作，培養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隊伍。
第八，將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另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確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科學系統地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工作布局和重點任務，這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全面依法治國
參考資料來源：新華網—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5.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綱領在經濟法中有何具體體現
在經濟法中直觀體現如下：一、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實質公平原則、經濟效率原則和可持續發展原則。經濟法的體系包括1、企業組織管理法2、市場管理法3、宏觀調控法4、社會保障法；同時又分競爭法、消費者法、銀行法、證券法、財稅法、勞動法、土地法和房地產法、環境保護法八章，充分說明經濟法體系完善，各種規則詳細，符合依法治國要求中的「有法可依」。二、經濟法是一個重要的法的部門，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2、引導、推進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3、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4、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其中「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要求；「引導、推進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和「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三點在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基礎上保證了社會主義經濟光明、健康的發展，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基本要求。
6. 法治建設的基本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推進中國法治建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關於依法執政理念，提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關於法治的價值，強調樹立法治信仰，提出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要以法治凝聚共識，讓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關於法律實施，要求執法者必須忠實於法律，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保證憲法和法律的遵守和執行。關於法治與德治的關系，要求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關於弘揚法治精神，提出堅持法治教育和法治實踐相結合，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促進形成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等等。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確立了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國家基本方略和全社會共識。以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以執法為民為本質要求、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以服務大局為重要使命、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逐步確立。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普遍增強，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正在形成。
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能力顯著增強。中國共產黨不斷增強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同時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堅持憲法和法律至上，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通過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不斷鞏固。
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在現行憲法基礎上，制定並完善了一大批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法律體系日趨完備，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和立法質量不斷提高，法律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各項權利、確保國家權力正確行使等方面的作用不斷增強。
人權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在通過經濟社會發展改善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同時，國家高度重視通過憲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隨著法律規定、司法體制、維護權益機制的不斷完善，人權在立法、執法、司法等各個環節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障，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得到切實尊重和全面保障。
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法治環境不斷改善。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中國建立健全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市場秩序、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法律和制度，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
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斷提高。通過建立健全行政執法和司法的組織法制和工作機制，保證了行政和司法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各類公開辦事制度不斷完善，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推進。公安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和權威。
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得到加強。不斷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已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監督合力和實效不斷增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法對本級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監督。人民政協充分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監督行為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公眾和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司法工作的監督渠道不斷拓寬。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的日益健全，保證了對國家公務人員的監督有力有效。
7.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核心精髓是什麼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1、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法治的正確方向，依法治國和人民當家作主才會有可靠的政治保證；
2、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才會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才能真正落實執政為民、執法為民的要求；
3、堅持依法治國，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才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也才能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而三個至上則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里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統一的必然要求。
1、堅持黨的事業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體實踐中，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自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加強和維護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2、堅持人民利益至上，就是要在法治的具體實踐中，堅持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全面維護、實現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滿意度作為檢驗法治實踐成效的重要標准；
3、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就是要把嚴格遵守憲法法律作為法治實踐的基本要求，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執法和司法必須嚴格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允許有超越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特權，在全社會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樹立執法與司法的公信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8. 怎樣理解黨的政策和法治的關系
法律與政黨的政策有著很大的差別，體現在：1、產生的渠道不同。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制定或由社會慣常行為形成或由司法判例形成，在我國是前者，而政策是由政黨組織制定或由政黨領袖確定。有的學者忽視政黨領袖在政黨政策制定上的作用，或者認為政黨領袖僅僅是作為政黨的代表提出某項政策並且是以政黨的名義發布，因而還應當認為是由政黨組織制定的。但實際上有些政策是由政黨領袖個人意志決定的，因此我贊同兩源說的觀點。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現形式有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權威性理論等，政策的表現形式有宣言、綱領、決議、聲明、口號、領導人講話、黨報社論、黨內文件、通知等。3、調整的范圍不完全相同。他們屬於交叉關系，既有共同的調整對象，也有各自獨立的調整對象。4、保證實施的力量不同，法律由公權力機關貫徹執行和公民自覺遵守，政策則由政黨貫徹執行和黨員自覺遵守。但在我國政策的適用大大超出這一范圍。另外我認為政策和法律的區別還在於一是法律更具有穩定性，政策具有多變性。法律有嚴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而政策形式多樣，來源廣泛，國家和政黨可能在不同的時期會作出不同的政策調整，政黨更可能會因為種種因素包括領袖的更替而改變自己的政策（政黨領袖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其他國家的政黨不可比擬的）。二是法律更具有統一性。法律能夠在全國或特定的大多數地區施行，而政策會因為地區不同、時期不同較隨意地作出調整。
法律和政策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力能反映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在法治國家，政黨以政策影響立法過程，以實現政黨利益；另一方面，在社會控制系統中實行法律至上。也就是說，政黨總是立圖在立法中體現自己的政策，但在實行社會管理時又嚴格遵守法律。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政策與法律的關繫上走了曲折的道路，重政策輕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客觀上造成了社會的巨大動盪和法治文明的倒退。本文力圖從我們黨成立以來法律與政策的歷史沿革中省視政策至上對國家法治進程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從歷史發展看，我們歷來把政策置於無可替代的地位，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沉痛的教訓。近幾年來，黨和國家看到了國外法治對國家管理的良好作用和國內無法避免的矛盾沖突，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理念。這種理念好象又成為一項新的政策。不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來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而且國家立法機關事實上也難以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這些都是長期以來政策至上所遺留的後遺症。它對我們國家的法治進程造成了消極影響。
1、對執政黨來說，影響了建立合理的國家權力結構體系和政黨自身組織的健康發展。我們黨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得到廣泛支持，才逐漸壯大力量，奪取了國家的政權。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長期的政策至上的施政過程中，國家權力相對過於集中，有限的監督機制又難以發揮作用。對自己的決策也不習慣於接受合理性正當性評價。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和評價機制，政策的隨意性大，很多不合理甚至損害民眾利益的行政行為在政策的名義下實施，造成決策的不民主、不科學，甚至權力的濫用而導致腐敗，客觀上影響了政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某些不合理政策的實施給政黨或權力機關帶來利益，而缺乏競爭機制，本身也影響政黨組織建設和對自身政策的省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任何政黨只是國家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力量，必須在國家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但長期以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雖然早就提出黨政分開，但政黨對所有國家權力機關擁有控制權，黨所制定的政策是指導國家立法、社會事務管理的靈魂，長期以來發展政策系統忽略立法又影響了立法的發展，降低了法律的權威性。作為法治國家，政治力量需要均衡，而任何政黨都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其所制定的政策只能是在執政期間用以實現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保障國家利益，獲得民眾的支持。中國是一個缺乏法律民眾基礎的國家，傳統皇權思想根深蒂固。領導人將自己的思想理念提升到政策高度，並影響立法以及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黨中央領導集體普法是給了全社會一個學法守法的楷模。歷史上的一些變革也是依靠領導人的權威突破法律、突破政策，帶給了中國人新的發展之路。比如創立特區、實現市場經濟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開發起到了導向作用，但從法治理念上來說是法律是滯後的，或者說是他們突破了法律
9. 全國第一部省級區域法治建設的綱領性文件是哪個省率先頒布的
法律分析：江蘇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了《法治江蘇建設指標體系（試行）》（以下簡稱《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由7大類一級指標、29項單項考核指標和1項綜合評判指標共30項指標構成。這一省級區域法治建設指標體系的率先出台，標志著江蘇在探索「建立科學的法治建設指標體系和考核標准」工作中居於全國領先地位。
法律依據：《法治江蘇建設規劃（2021—2025年）》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深化「強富美高」新江蘇建設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障。為認真貫徹《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年）》精神，統籌推進法治江蘇建設各項工作，結合我省實際，制定本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