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道德教化
A. 國家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措施（從法律的角度）
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以社會主義法律為基礎，既能為公民提供明確的行為模式，強化公民的道德實踐，又能增強公民的法制觀念，促進法制建設和思想道德建設，保證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規章制度」。同時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可見，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設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雙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問題，是一項十分重要和緊迫的時代性課題。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
（一）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加強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
當今時代，許多國家和地區通過制定法律來促進道德建設，並取得成功經驗。堪稱「亞洲花園」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設上的一條成功經驗就是加強道德立法。20世紀60-70年代，新加坡為了減少和遏制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思想道德滑坡現象，政府將大量的道德規則納入法治化軌道。隨地吐痰、亂扔廢棄物等道德范疇的內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隨地吐一口痰罰款200新元，隨地丟一個煙頭罰款1000新元，公共廁所便後不沖水，罰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對不文明或破壞文明的行為，輕則罰款，重則起訴，法庭將依法作出判決，加以執行。新加坡政府在國家公務員職業道德方面，制定了從公務員穿著、品行到財產申報、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詳盡的法律規定，保證公職人員清正廉潔。嚴密的道德立法和嚴格的執法為道德建設提供了強大後盾。正是因為新加坡非常重視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會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設取得了不菲成果，為世界各國所稱道。
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們認為不屬於法律調控范圍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規定。美國的立法機關是國會，其下屬機構中就設有道德立法委員會，並有道德法規范人們的行為。美國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難、不報告危難的行為，定為輕罪。法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則更為嚴格，法國的《刑法典》規定，任何人對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採取個人行為，或者能夠喚起救助行動而故意放棄給與救助的，處五年監禁並科50萬法郎罰金。德國的法律把法定或約定養護義務的人遺棄無自救力的人，定為遺棄罪，通常稱無義務遺棄罪。瑞士、波蘭、挪威的法律則規定，不為他人伸張正義者，均要被處監禁或罰金。因此，吸收借鑒別國的成功經驗或移植別國的法律，並為我國的思想道德建設服務，是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強化法律實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則》規定有關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教師法》、《老年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等法律的相關規范反映了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繼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規中的有關規范，無不是道德建設法制化的表現，都為在全社會確認和傳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社會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都被納入到了社會的法律體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而具有了明顯的法律效力。明確規定道德主體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主體事實上做什麼也有了明確制約，就是強制性的懲罰，以此使主體做應該做的事，將抽象的道德目標和規范轉化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范和准則。比如，對社會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現象，以前只能訴諸於道德的譴責力量，要不就是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在《婚姻法》修改後，「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條文被法律加以規定，對這種給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就有了法律規定。
（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道德和法律相輔相成，唇齒相依，是治理國家的兩把利劍。道德和法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從根源與目的方面來說，兩者都是由同一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從內容上來說，法律以道德為基礎，法律規范大都來源於道德規范。從作用上來說，兩者相互促進。道德對法律的促進作用有：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為執法、守法奠定了社會心理基礎。法律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有：通過立法可以選擇進而推動一定道德的普及，嚴格執法有助於弘揚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長處恰恰表現為法律的短處，而法律的長處又是道德的短處，兩者可以取長補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發性，法律具有人為性，道德的強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則是剛性的。
德治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進行道德的教化從而使社會正常有序地運行。法治是公平正義的法律在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中創立的一套活動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屬性是強調法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建設法治社會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之一，是人類對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種選擇。法治是道德建設的保障和強有力的促進因素。法律是道德規范不能生效後的最後一道強制力防線。如果沒有堅強的法律做後盾，道德就會變得單薄無助。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在不同的領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樣的。當道德規范涉及經濟、政治利益和國家行政管轄范圍內的一體性時，在調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無法與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綜合了道德與法律的雙重性，體現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說當道德上升到國家意志時，人們不遵守它將會受到法律的懲罰。正因為如此，才使人們的整體道德素質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從而有助於德治的實現。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十分重視法律對推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社會轉型期引發的道德失范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高度重視道德法律化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連結德治和法治的橋梁，是實現法治社會的有力支撐。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選擇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可以推動道德的自身建設，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規范。法律確認和吸收某些道德標准，使之成為法律標准和法律規范，從而推進法律目標的實現。第二，凈化社會風氣。法律以國家名義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評價，反映贊成什麼，反對什麼的價值取向，為人們提供識別是與非，好與壞的判斷標准。法律還要求人們履行法律義務，承擔法律責任。法律憑借國家強制力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制裁，從而更好地凈化社會風氣，維護道德環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質。法律以其權利本位、契約自由、社會公平、維護正義等現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們，從而形成社會主義義利觀，形成健康有序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規范，使人們將法律知識和法治精神融化於自己的思想道德觀念和日常行為中，在他律的范圍內把自己塑造為自覺自為的人，最終達到道德理想的實現。
二、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基本依據
（一）1982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內容是各項立法活動必須遵循的原則
現行《憲法》第24條規定了思想道德建設:「國家通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通過在城鄉不同范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憲法把「四有」、「五愛」等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的基本內容，以國家提倡的形式納入國家根本大法中，確立了它們在社會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另外，憲法還把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社會公德，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利益以及贍養父母和撫育子女作為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我國憲法關於思想道德建設的規定全面豐富，在世界各國憲法中獨具特色。
（二）我國把思想道德建設領域基本的重要的規范上升為法律
首先，在社會公德方面，主要有:《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比如，《憲法》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是國家對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會公德規范。民法調整的是社會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社會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淵源之一。《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誠實信用」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則，被視為民法的「帝王條款」，其精神貫穿於整個民法體系中。
其次，在職業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檢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師法》、《公務員法》、《會計法》、《律師法》等。這些法律把職業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上升為國家意志。
最後，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把中國相傳幾千年的優秀家庭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變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家緊密結合起來。
（三）道德與法律二者有許多共同點
其一，二者目標和價值基礎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會對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榮與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公民道德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們反對非正義、追求正義的過程。法律的基本特徵是正義性，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價值和最終理想。法哲學思想的先軀----亞里士多德就把正義論作為法律論的基礎：「法律的實際意義都應該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進正義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與法律的這種內在同質性和追求目標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邏輯相同。法律與道德對人的行為與社會秩序的調節規范有兩個基本的邏輯：（1）強制性的邏輯，即「必須」如此，道德與法律均具有義務性規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價值性的邏輯，即「應該」如此，它賦予規則以價值的內涵。「必須」與「應該」是既存在於法律之中，又存在於道德之中的兩個共同邏輯。
其三，二者調節范圍具有相容性。因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調控范圍具有一種包容關系，前者包容後者，也就是說，道德調節范圍比法律調節范圍廣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圍和調節的對象幾乎涉及到人們的生產、工作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調節的只是人們的某些特定行為，兩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調節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調節方式上，法律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靠的是個人的自律，依賴於社會輿論的力量。在道德與法律共同調節的行為中，當道德的自律性不能發揮作用時就要藉助於法律的強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調節范圍相重迭的領域，道德的非強制手段必須服從於法律的強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義務規范。道德義務是指「你不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道德義務是善的一種規定，它是對人的一種內在的道德要求。法律義務是法律關系主體應該這樣行為或不這樣行為的一種限制或約束。也就是說，法律積極地規定或承認人們必須這樣行為，或消極的規定或承認人們不這樣行為。因此，義務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橋梁。
（四）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
從起源上來看，在法律規范出現之前，社會關系主要通過道德規范來調整，後來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將一些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可以說，法律規范是在道德規范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淵源，法律只有獲得道德的倫理支持才會產生實際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國法學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准」，「完善的法是內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統一」。「徒善不足於為政，徒法不足於自行」，不具有倫理精神的法律將導致專制並缺失正義。從社會作用上來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屬於社會意識形態，都是人類社會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經濟基礎服務，對社會起規范作用。它們有共同的經濟基礎、指導思想和歷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將所有的道德規范都法律化，就會否定道德存在的意義，不利於培養公民自律意識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質。因此，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處於較低層次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規范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基本層次：基於個人心性和人格層面的美德倫理、基於社會實踐和交往層面的規范倫理和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其中，規范倫理受制於特定社會關系的狀況並適應著特定社會關系的要求，是維持一個社會正常運轉的最基本最起碼的道德規范，是任何公民都應該做到的道德要求，對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違背了這些道德要求，社會生活就無法正常進行。最基本層次的道德行為規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倫理是個人對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與規范倫理相比，是個人對過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覺自願的選擇，它很難有統一的判斷標准和實踐模式，可以為社會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謙虛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規約。基於人類終極關懷的理想或信仰倫理是對現實生活的超越，是對某種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側重於精神層面，而法律重在規范人們當下的行為，不宜過多涉及超現實的精神的活動。否則，容易超越現實經濟社會狀況，不僅多數社會成員難以做到，而且會挫傷人們的積極性，不利於規范和調整社會關系。
富勒把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義務的道德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是社會對人們最基本的要求，為社會成員所普遍認同，它是維持一個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道德准則，如勿殺人、勿盜竊、勿詐騙、誠實信用等，這些規定可通過轉化為法律而實現。願望的道德則是指那些有助於提高生命質量、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系的原則，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對美好生活的一種嚮往，不宜上升為法律義務。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將最高限度的道德規范作為一種引導，但不強制人們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識，大家願意共同遵守是因為它們是社會正常秩序得以維持、社會交往活動得以正常進行的保證。後者是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際緊密聯系的道德原則，事實上，可能有極少部分人能夠有這種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還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在道德法律化過程中，如果忽視大眾的道德水準，過分地將願望的道德納人法律的范疇，那麼法律主體的義務標准就會提高，不能為大眾普遍認同和接受，盡管法律會施以普遍和嚴厲的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二）與人的行為發生一定聯系的道德規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發生聯系的道德規范則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與道德在調整人們社會關系方面的一個顯著區別是，道德既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又能觸及人的思想、觀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領域，而法律只能調整人的行為層面，即使某人有著極不道德的觀念，只要他不表現出來，法律就不能也不應對其進行制約和調整。「公認的社會道德能否全部上升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為的聯系程度，且這種程度應達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說，與行為相聯系的且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應確定為法律，而與人的行為不發生聯系和不應該上升為法律的，還應停留在道德領域，和法律保持相對距離，仍由道德規范進行調整。因此，社會道德規范能否轉化為法律，一定要考察這種道德規范與人的行為相聯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根本途徑
（一）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認為，道德與法律屬於不同的范疇，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就容易混淆兩者的界限。還有人認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強制，兩者不能混同。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從古至今一直爭論不休，主要有三種觀點：1.法律與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這在古代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佔主導地位。2.法律與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調整對象與方法，不可混同。這是西方18、19世紀歷史法學派和實證法學派的看法。3.法律與道德互有差異又緊密結合，二者相互滲透，又各有分工。這是20世紀以來西方法學中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法律不能規范人的道德觀念，但可以規范人的道德行為。在當代西方，道德越來越民法化。在當代東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今天法律與道德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法理學觀點認為，法律除了強制功能外，還具有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強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為此，要充分認識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的時代價值和重要性，把法製作為思想道德建設的一個重要途徑。
（二）吸收借鑒我國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優秀的成分
我國古代社會將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貞節」等道德規范直接引入法律條款並加以推行。《秦律》和《漢律》都將不孝看作違法犯罪行為，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我國歷史上最嚴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綱五常」等道德規范。《唐律》的主要內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即所謂的「納禮入律」。《唐律》中將十種罪大惡極的違法行為規定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等。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德刑觀體現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對後世影響較大。社會公德是社會公共事務、公共角色、公眾行為中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君子博學於文，約之於禮，亦可弗舊事矣夫」，孔子這里講的「禮」就屬社會公德的范疇。雖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務於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很難培養出具有平等意識和理性精神的現代公民，但它在維護家庭和睦與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對現在進行道德建設具有啟示作用。
（三）通過完善立法推動思想道德建設法制化
立法途徑主要有三種方式實現: 1.立法將一定的道德規范直接上升為法律法規，即通過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法規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規范，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確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規定法律主體必須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主要是社會公德)的原則，使一般的道德規則具有某種法律屬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則。3.立法規定準用性道德規范，使其成為立法的有效補充。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曾經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以及人體傷害，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同契約的締結與履行過程中欺詐與失信等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國國情、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切實可行的道德建設的法律法規，思想道德建設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為此，要借鑒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推進我國的道德建設。社會公德的規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點和難點。上海倡導並施行的「七不」(不隨地吐痰，不亂竄馬路，不亂扔垃圾，不講粗話臟話，不破壞綠化，不損壞公物，不在公共場所吸煙)規范，從道德立法方向發展，就是不僅為其尋找法律依據，而且把各種規范提升為具有某種法律約束的規則，並嚴格執法，逐漸使人們養成習慣，成為自覺的行動。筆者認為，要完善維護社會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規。社會公德立法體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應配套的公德條例、公德立法執法以及相應的管理機構等。不斷完善公民基本行為規范的立法；獎勵公民見義勇為的社會保障條例；懲治某種場合下見危不救行為的條例；維護諸如廣場、火（汽）車站、地鐵等公共場所良好秩序的條例；公益勞動條例，即對於那些違背社會公德的人給予一定的勞役處罰。在維護職業道德方面，制定《醫護人員法》、《演員法》等為社會關注的職業道德方面的法律；還可以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有關道德准則，充實官德規范體系，制定《從政道德法》或《從政道德規范條例》，通過健全制約權力的法律法規，促進官德建設。
（四）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加大執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在認真抓好全民法制宣傳教育的同時，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危害社會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維護正常經濟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為公民道德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實踐反復證明，如果沒有法律的褒善抑惡機制，就難以形成揚善懲惡、扶正祛邪的良好社會風氣。法治是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張社會正義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准確把握公民法律知識薄弱環節和公民所關注的法律焦點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設的必由之路。
第二，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穩定性、權威性、普遍性、強制性來保證思想道德建設目標的實現。通過加大執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通過嚴格實施《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設的水平。通過各級人大對財政預決算的審議，以保障各級政府對思想道德建設的投入。通過適度擴大執法主體隊伍，以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人員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相關機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設的一系列體制機制，依法加強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擊危害社會的不道德行，歷來是黨和國家治理社會的方針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實可行的工作機制。這套工作機制應該遵循這樣一個程序：思想道德建設的戰略決策由黨來決定。黨決定之後，人大則把黨的意志通過法定程序變為法律，並交由政府來實施。實施中，人大應予以嚴格監督。這套機制可概括為：黨領導、人大主導、政府倡導和群眾參與。有人設計，有人立法，有人執法，有人監督，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眾參與的工作機制。當前，思想道德建設必須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要貫徹思想道德建設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通過制定行規、公約，自我管理，自我發展。這就要發揮各行業協會的作用，經過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約(行規)。經過民主程序，制定社區公約，鄉規民約。還可以在大、中、小學學生、下崗失業人員和社會志願者中，組織一支宣傳隊伍，利用節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傳日上街宣傳法律法規和公民行為守則。
B. 道德教育的傳統型道德教育
我國古代，從春秋至明清，在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構成的社會人際關系，以高度分散的自然經濟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專制統治這樣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倫理道德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並對中華民族的道德心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的傳統道德教育在漫長的歲月中，同樣形成了自己的特點。
《中庸》說：「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基本原則的高度概括。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教化」、「德教」是為了「生活之遷善」，目標是現實的，而不是玄虛的；方法是注重實證的，而不是注重邏輯分析的；途徑是偏重於啟迪內心的領悟而達到行為自覺的，而不是偏重於由外在實踐體驗而達到思想領悟的。因此，歸結起來說，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點表現在：一是「德教」與「修身」合一；二是「知道」與「躬行」合一；三是「言教」與「身教」合一。傳統道德中這種鼓勵人們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嚮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仍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理想道德人格是國民道德的一面鏡子。一個國家民眾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直接決定一個國家的今天和明天。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精神文明建設，正呼喚我們在繼承中國傳統道德精神寶貴遺產的基礎上，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提高民眾的社會主義道德精神的境界，重新確立新型的具有現代思想特徵的理想道德人格。
C.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三不朽指的是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養三不朽是指：立功，立言，立德。
(1)中華民族崇尚精神的優秀傳統，首先表現在對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互關系的獨到理解上。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崇尚「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追求。
中國古人在義利觀上主張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先義後利，在理欲觀上主張導欲、節欲，強調用道德理性和精神品格對慾望進行引導和控制。重視並崇尚精神生活，是古代思想家們的主流觀點。
(2)中華民族崇尚精神的優秀傳統，也表現在中國古人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上。矢志不渝地堅守理想，是中國古人崇尚精神的典型體現。儒家強調「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墨家把「兼相愛，交相利」作為理想。無數志士仁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實現理想而上下求索。
(3)中華民族崇尚精神的優秀傳統，亦表現在對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的重視上。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將「立德」置於「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首，重視人的道德品質的養成。中國古人認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認為教化的目的是「明人倫」，是培養有道德的人。
(4)中華民族崇尚精神的優秀傳統，還表現為對理想人格的推崇。孔子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謂「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關於理想人格，儒家把「君子」、「聖人」作為自己的理想人格，道家推崇逍遙於天地之間的「真人」、「至人」，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呼籲「新民」的理想人格。
(5)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忠實繼承者和堅定弘揚者。
D. 道德對社會主體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點，有哪些特點
古代中國以道德立國，此誠如學者王國維所論：「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殷周制度論》)。也正因此，古人極為關注社會道德問題，甚至視之為國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線。所以宋代蘇軾在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時，說出了這樣一番有名的話：「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個長盛不衰的主流話題，並形成了自身鮮明的歷史特點。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國家治理的宏觀層面上，中國古代先哲認為道德教化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意義與作用，孔子所謂的「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就表明了這種重教化的思想傾向。較之於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罰的威逼高壓，先哲以為對於構建和諧社會，道德教化起著更為持久而強大的主導作用。如管子就這樣說道：「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管子·權修》)孟子則徑直主張「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從文意可見，「善教」能得到人民的愛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義無疑也就更大了。其次，這也緣於先哲認為在道德和法律之間，前者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為基本和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古代法家是主張「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亂」。但儒家則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就充分顯示了對「德、禮」的倚重，對「政、刑」的疑慮。孟子則接孔子余緒進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後儒循孔、孟遺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呂氏春秋·上德》說：「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以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正。」漢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務明其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潛夫論》)儒家所謂的德治即禮治，實亦即「教化」，「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難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優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論，正明確表現了此種態度。由於後來儒家的顯學化與官學化，這種重道德教化的立場也成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識形態。當然，儒家並不一概否認法律的意義和作用，但相對而言，儒家認為法是相對的，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鹽鐵論·申韓》)。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為根本的依託，「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漢書》第90卷)。東漢崔寔還形象地形容法僅為治理亂世的「葯石」：「夫刑罰者，治亂之葯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葯石供養也」(《後漢書》第52卷)。文中「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之說，生動而意味深長地揭示了古代中國對道德教化的認知與期待。二、「四行舉人」古代社會權力集中於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職主要是由政府來承擔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將官職授給那些品行傑出的人。孔子早就說過，「學而優則仕」，對此通常的理解是學業有成，則加官晉爵。這當然不錯，只是孔子所言說的「優」，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條件有二：智慧與卓越的品格，就如《禮記》所說的「選賢與能」。史稱早在三代時就任官以德了。據清儒顧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日知錄》)。西人李約瑟在其中國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贊中國的文官制度，認為它是文化精英主義，盡收天下英才於政府之內。考之史實，這固然不錯，只是這里的精英有雙重含意，即為學和做人。在科舉成制以前，人才的選擇尤重社會的推薦和公選，一般是將那些操守卓越，有較好社會聲望和口碑的人選入政府。如《冊府元龜》所載，「漢以來士有立節守正，博聞稽古，持廉崇讓，明經執法，英文煥發，至性內篤治，行尤異忠」的人，均賜以「榮官」。如西漢孝文帝時，於烈為光祿卿，他的兒子於登進入了後備官員的行列，於烈卻上表請求廢黜其子。孝文帝聞知後大為於烈的公心與謙讓所感動，說：「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於是特別招見登，說：我今天要破個例了，你的父親力行謙讓，而有直士之風，所以我要將你封為太子身邊的官。西漢元帝則發明「四行舉人」。所謂「四行」，即4種道德品格，具體言之即「質朴、敦厚、遜讓、有行義」。有此4種品格的人，就會受到舉薦，有機會到政府中做官。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舉人以德，蔚然成風。西漢名臣東方朔，早年為謀一職位，曾寫過一篇自薦性的文章，內稱：「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漢書·東方朔傳》)。文中所謂「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說道德品格多麼的好。東方朔以此作籌碼，看來當時謀取公職的條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漢代的「舉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謂「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為舉止清正廉潔。西漢名臣丙吉，病危之際皇帝來看他，並問什麼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舉陳萬年，因為「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漢書·丙吉傳》)。後來陳萬年果然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這里「官孝子」所顯示的，也無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會氛圍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則會被清除出官吏隊伍。《漢書》中有這樣一則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駕崩，他擔心路上有賊，就將計劃暫緩執行。於是有人譏諷何武事親不篤，孝行不好，哀帝聞知後也甚為不滿，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並且頒布詔書說：「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四方」(《漢書·何武傳》)。賢者在位，不肖者去職，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教化，它以無言的行政措施向社會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許就有機會廁身廟堂之上。此誠如明儒歸有光所論：「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與焉。」(《震川先生集·別集》第1卷)總之，諸如「四行舉人」一類的「獎善」措施，其所表揚的主要是古代社會所需要的德性與品格。如古代社會需要家庭的穩固、需要養老、需要勤勞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為一大德目受到誇贊和嘉獎。漢高祖重「孝悌力田」，漢成帝也「賜孝悌力田爵二級」。「獎善」的目的在於彰善揚德，所以對於那些有品節、有聲望的社會賢達，政府也會隆重地予以表揚。因為「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冊府元龜》)。古代「獎善」的方法五花八門，一般有詔令嘉獎、封爵號、賜予物品、晉陞官爵、免賦役等。如西漢元鳳元年，昭帝下令賜郡國有品節者50匹，而對那些「修孝悌」之行、在鄉里有廣泛影響的人，則要求郡縣在正月酌給「羊酒」。西漢元始二年，平帝下詔贊揚公孫弘，賜其做官的子孫，「爵內侯，食邑三百戶」。魏晉時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與祖母相依為命。晉武帝征他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李上《陳情表》，痛陳要孝養祖母之情狀，難以成行赴任。史稱帝覽表大為感動，「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三國時的楊弘，3歲喪父，養母數十年，母活到93歲過世，時年弘75歲。史稱他悲痛異常，「哀毀過禮」。魏武帝為「樹其純孝」，為天下立榜樣，准許免去他一家勞役租賦，還給他一個「散員」的稱號。另外，「旌表」也是歷代王朝經常採用的一種表揚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導迪民彝之具，使人審所趨向而樂於為善……旌褒者，非我國家導迪之具乎。」(《冊府元龜·旌表》)所謂「導迪民彝」，即激揚風化，敦率人倫。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門閭」，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門上留下特殊的標記，如掛上匾額，或者是樹起牌坊等，以示嘉獎。古代「獎善」的內容固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但表揚有德的做法本身，還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為良好的社會風尚必須政府花大力去建設，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國「學而優則仕」，實行精英治理，官員大都是社會上的傑出者，故而他們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也是知識與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負了教育民眾的責任。漢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說，可謂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員的道德教化義務：「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漢書·董仲舒傳》)。漢儒賈誼則認為，移風易俗並非是「俗吏」所能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擔當的重任，「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漢書·賈誼傳》)。文意雖不無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為官員大任的態度還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為民父母」觀念的影響，後世的「英俊」，不僅在道義上自覺地教民禮義，而且在責任上也有這種義務，因為為官一方，即是「為民父母」，理應「使天下回心鄉道」。漢代酷吏嚴延年母親對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說明問題：「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漢書·嚴延年傳》)。嚴母這席話也表明，「為民父母」應有「仁愛教化」，這在古代已是婦孺皆知的了。漢代地方的郡守權力很大，史稱「重於諸侯」。漢代的郡守尤為重視「教化」。如東漢李膺，「出補蜀郡太守，修庠序，設條教，明法令，恩威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後漢書·李膺傳》)。又如韓延壽為官，「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漢書》第76卷)。他任潁川太守時，就厲行「教化」。原來當時潁川一帶，民風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報，衍為沖突，化為仇敵。韓延壽欲改變這種凶暴的民風，就特別推行「敬讓」之道，想讓他們學會禮讓，但又擔心老百姓不聽。於是他想辦法將當地數十位德高望重的長者請來，設宴款待，他親自作陪，執禮相敬，還向他們請教當地的風土人情，人民的疾苦，並乘機向諸老宣講和睦親愛的好處，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諸老都以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漢書》第76卷)。由於延壽的努力，潁川的風俗為之一變。後來黃霸為官潁川時，繼續推進。他一是選擇一些品性較好的人為吏，再加上府縣學生，讓他們廣泛宣傳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戶曉。二是下令郵亭之吏養雞養豬，「以贍鰥寡貧窮者」。把這兩件事辦好了，然後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稱他「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黃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細密，常涉及柴米油鹽之類的俗務，而且「教令」都傳入了「閨閣」(《漢書·黃霸傳》)。在韓延壽和黃霸兩任郡守的努力下，結果這里「教化大行」，成為文明禮儀之鄉。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見一斑。歷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遠不止上述幾位，東漢的秦彭也頗為典型。他為山陽太守時，很重視禮儀之教。史稱他「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饗、射之禮時，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讓之儀」。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屬吏有過錯，只是罷遣而已，並不多加指責。所以「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漢書·秦彭傳》)。東漢仇覽，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稱模範。他任蒲亭長時，在農事之餘，辦學授徒。村民有喪事，他盡力相助，又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他在任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鄉民陳元與寡母合居，母親呈堂告他不孝。仇讀罷狀紙很驚訝，說：前幾天剛到你家去過，見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時」，你兒子不像個壞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養孤，苦了一輩子，怎麼能一時氣憤而將兒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惡名呢？「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仇覽的教化，不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鄉，果然是移風易俗了。東漢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傑出。他曾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後，教民耕作，實即使當地人民進入農業文明。當初，當地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任氏於是移書屬縣，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齒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稱他推動了華夏文明的南傳，即「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另一人指漢中錫光)」(《後漢書·任延傳》)。中國古代一直有華夷之辨，而華夏文明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故到邊關任職的官員，在實施華夏禮儀治理的同時，也就傳播了中華文明。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蠻。後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陽明堪稱典型。王陽明為明代著名哲學家，也是一代心學大師，從其文集中可見，他在江西為官時，十分留意社會的道德教化。他專門寫有《興舉社學牌》(《王陽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長教育好子弟，「務在隆師重道，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對於民風民俗，王陽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飭，以期人們「朝夕聚合，考德問業」。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職，宗旨是「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王陽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王陽明全集》第18卷)。在《告諭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陽明更顯得苦口婆心：「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故吾言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王陽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語氣之懇切而近於祈求，可見王陽明對鄉里教化的傾心；而內中「德政」雲雲，則表明移風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為政的一種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視鄉村社區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鑒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官員的做法固有差異，但在其轄區內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構建道德文明則是一致的。常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糧完賦的任務，但移風易俗，宣揚道義，文明一方，也是其職責所在。中國古代文明之所以歷久彌堅，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廣被天南海北，與古代「循吏」的前赴後繼地著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E. 什麼是 道德教化
從本質上說，教化是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如果道德理論不能影響人的心意態度、情感歸依、意志品質和行為傾向，那麼，它就只能是天下虛文。道德教化正是在善的倫理價值層面上，把人從人的本性狀態提升到人性狀態的工作。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自然而然的，而人性則是人成為的特質。人不是天生就成為了人應成為的樣子，所以，人需要教化。
F. 古代是怎樣實施道德教化的
在先秦時期，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中，孝道是實施教化最重要的一條。儒家的回孝道是基於傳答統所重的血緣根基上的，這一根基早在西周時期就被重視並確立起來了。
古代道德教化的主調是由周公奠定的。周公為我國儒家教化理論奠定了兩個理論基礎：一是對血緣親情紐帶的重視；二是以情感為道德教化的核心，方法是熏陶、涵養、塑造。
周公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僅限於倡導對親情的重視，更在於制訂了溫文爾雅的表達血緣親情的儀式，獲得了濡染人心、教化人群的偉大功效。
至春秋時期，雖然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但此時血緣根基在家庭的穩定上仍是一個根本原則。因此，儒家仍然把道德的根基奠於親情之上。
G. 關於堅持道德教化,弘揚依法治國的團活動總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並把其作為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就必須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實現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決定》作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大論斷，是對我們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戰略思想的運用和發展，是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對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創新，也是對法治和德治關系的深刻把握。
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都有其獨特地位和功能，但又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而要樹立信仰，就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德治的實現需要法治的規范、制約，需要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法治本身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法治是建立、維護、實行社會主義道德的法律保障，社會主義德治是以社會主義思想道德來規范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提高整個民族的道德水平。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二者缺一不可。
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看，堅持法治與德治「兩手抓」，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升華，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到新階段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些年來，我們黨始終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放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重要戰略地位，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與此脫離不了關系。分開來看，一方面，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法治。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就指出：「應該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訴訟法和其他各種必要的法律。」黨的十五大強調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強調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強調，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依法治國，強調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另一方面，道德建設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內容，是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的必然要求。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崇高的價值追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醜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阻礙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面對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多樣化的趨勢，面對世界范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盪，必須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抓住有利時機，積極探索新形勢下道德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在內容、形式、手段、機制等方面努力改進和創新，提高以德治國的水平。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關鍵時期，必須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堅持法治德治「兩手抓」，通過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化和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通過公民道德建設的不斷深化和推進，逐步形成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法治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才能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抓好法治「這一手」，堅持依法治國，就要按照四中全會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
道路問題最具根本性。堅持依法治國，關鍵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而不是別的什麼道路。歷史和實踐一再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現在，有些人議論這個法治道路、那個法治道路，有的甚至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我們一定要警惕這些錯誤想法、認識。在走什麼樣的法治道路這一重大問題上，向全社會釋放出明確的信號，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堅持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必須以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堅持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
堅持依法治國，還要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要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
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堅持以德治國，發揮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關鍵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
黨的十八大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是我們黨凝聚全黨全社會價值共識作出的重要論斷。
堅持以德治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要從小抓起、從學校抓起。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圍繞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納入國民教育總體規劃，貫穿於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各領域，落實到教育教學和管理服務各環節，覆蓋到所有學校和受教育者，形成課堂教學、社會實踐、校園文化多位一體的育人平台，不斷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形成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活動的有效形式和長效機制，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適應青少年身心特點和成長規律，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構建大中小學有效銜接的德育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創新中小學德育課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完善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教育網路，引導廣大家庭和社會各方面主動配合學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圍和社會風氣鞏固學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會與學校攜手育人的強大合力。
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的集中體現。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要在全體人民中提倡為人民服務和集體主義的精神，提倡尊重人、關心人，熱愛集體，熱心公益，扶貧幫困，為人民為社會多做好事。在經濟活動中，國家依法保護企業和個人利益，鼓勵人們通過合法經營和誠實勞動獲取正當經濟利益；同時引導人們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
道德模範是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旗幟，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道德建設，深入開展學習宣傳道德模範活動，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規范，培養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激勵人民群眾崇德向善、見賢思齊，鼓勵全社會積善成德、明德惟馨，解決好各級領導幹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起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撐。
社會主義道德風尚的形成、鞏固和發展，要靠教育，也要靠法治。社會主義法治體現人民的意志。要在全體人民中進行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識，增強民主法治觀念，使人們懂得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依法辦事，依法律己，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要建立健全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制度，依法加強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管理，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行政、輿論等手段，規范和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約束和制止不文明行為，形成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
H. 道德教育內容是什麼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富之」、「教之」、「使民以時」等觀點，提出了一系列頗具創見的關於民眾道德教化的理論和方法，這對於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啟迪作用；
民眾道德教化的前提和條件：由立「恆心」引出制「恆產」；
孟子民眾道德教化思想的一個基本特徵是重視「心理—情感」因素對人們行為的決定作用；
在孟子看來，要實現道德教化的目標，關鍵在於樹立民眾的「恆心」。孟子所謂的「恆心」，簡單地說就是遵守基本倫理規范所必需的心理穩定狀態；
有此「恆心」，民眾就能做到「不為惡」、「不犯刑」；否則民心漂浮，日常行為就極可能「放僻邪侈，無不為己」（《孟子·梁惠王上》，以下只注篇名）；
因此，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問題可以歸結為如何實現「恆心」從無到有的轉化問題；
孟子由此通過分析民眾與其職業密切相關的心理—情感特點，考察實現這一轉化的條件；
孟子所謂「民」主要指農業勞動者，他們需要「恆產」或穩定的產業來維持一家的生存。孟子認為，沒有「恆產」這一物質基礎，空談倫理要求，根本不會為民眾所接受，因為他們「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
因此，孟子得出結論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同上）。這就意味著道德教化的現實前提在於「制恆產」，沒有「恆產」作物質基礎，道德教化不可能真正進入「民心」；
為了強調制「恆產」對於立「恆心」的重要性，孟子還進一步闡釋了「恆產」對於道德教化的積極意義：首先，制「恆產」是「惠民」的表現，它能喚起民眾的情感認同，從而樹立統治者的威信；
其次，孟子認為，民有「恆產」，就不會終年為生存發愁、奔波，因而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閑暇」；
這一閑暇為民眾追求精神生活提供了有利條件。孟子強調：「明君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這里，「從之也輕」所描述的正是民眾消除了基本的生存憂慮，從而願意接受引導的心理狀態；
民眾道德教化的現實過程：從有「恆產」到有「恆心」民有「恆產」是否就能保證有「恆心」呢？孟子以性善論為根據，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孟子認為，人都有「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
「四心」是人生來就有的道德萌芽，即為善之「才」。但「四心」也可能喪失，這在民眾表現為「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告子上》）；
就是說，如果沒有教養，無論有無衣食之憂，民眾都可能有這種表現，其原因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同上）。可以說，民無「恆心」的客觀原因是無「恆產」，主觀原因則是「陷溺其心」。因此，要使民眾有「恆心」，還必須注重主觀方面的培育；
同時，也正因為人人都有「四心」，培養民眾的「恆心」，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才是完全可能的。孟子強調，道德教化既是必要的，也是確立民眾「恆心」的合理途徑；
而在孟子那裡，道德教化的具體內容則是指在「人倫之理」的指導下，將一套倫理規范融入民眾的生活習慣，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行為准則，具體說就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還提出了一套實施道德教化的方法。這套方法的具體內容是：首先，與職業規律相結合，將道德教化的內容融入制「恆產」的制度。其次，「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梁惠王上》）；
它是「使民以時」的另一面，既要「不違農時」，又要利用「不使民」的閑暇來進行道德教化。它意味著實施道德教化應把握時機，並將經濟發展和倫理建設結合起來考慮；
第三，「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盡心下》），即仁義之理不離日用。因此，道德教化要落到實處，必須從日常小事入手，使其內容能指導人們的現實行動；
上述方法的第一方面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制度的設置。孟子主張將「政」與「教」相結合，他說：「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這意味著，合理的制度應既使百姓得到實惠，又能培養百姓的規范意識。這樣，倫理規范就可通過制度的實施深入到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從而引導人們形成合乎倫理的生產和生活習慣；
孟子道德教化的思想特色?跋執壑?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其特定歷史背景和個人思想背景，就其具體內容說，無疑具有其歷史的局限；
但不可否認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也包含著超越時代的合理因素，這尤其表現在其道德教化方法上；
具體說，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在方法論上對當代中國實施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如下的借鑒意義；
首先，經濟與倫理相聯系的視角。如前所述，孟子的整個道德教化思想都是圍繞制「恆產」與立「恆心」及其相互關系展開的。可以說，經濟倫理的視角一直貫穿在這些思想中。在現代社會，經濟倫理的視角對於我們審視、思考社會道德建設問題尤為重要；
從孟子對制「恆產」與立「恆心」關系的論述看，它實際上力圖將「惠民」與「教民」融合為同一過程。與之相應，如果我們能在制度設計時，考慮到福利政策與社會道德建設的相互配合和有機結合，無疑能取得更好效果；
孟子強調立「恆心」必須以制「恆產」為前提，同時將價值理念融入到制「恆產」當中。這一思想引申到現代社會道德建設意味著：只有創建有利於人們踐行價值理念的制度環境，建立一套可供人們在實踐中體驗的制度，社會道德建設才能切實深入人心，從而指導人們的現實行為；
其次，孟子認為道德教化的實施必須「不違農時」，同時利用「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公孫丑上》），以此引導民眾的「業余」文化生活。這一思想表明，孟子看到了道德教化的實施應考慮對象職業的特點和規律；
這一點在現代道德建設中也不容忽視。其具體內容應包括：通過倫理精神與職業規范的結合，引導人們形成合乎規范的行為方式；
道德宣傳與職業道德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以道德的觀點審視他們熟悉的對象和行為方式。這樣既易為人接受，又切實易行；
最後，孟子注重從對象的心理—情感入手進行道德教化。他主張，通過制「恆產」來確立民眾認同倫理規范的心理—情感基礎，然後通過倡導人倫之理來逐漸改造民眾的自然性情；
這種方式可表述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它通過以「理」（道德理性）化「情」（心理—情感）、「理」寓於「情」、「情」「理」交融來提升人們的道德觀念，以實現一個「合情合理」的生活世界。這種強調「合情合理」的道德教化方式可為我們的社會道德建設所借鑒。
I. 中國傳統文化十分強調道德修養和道德教化將什麼置於三不朽之首
是立德。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穎達疏：「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
三國·魏·李康《運命論》：「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 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清錢謙益《戶科給事中孔吉授徵仕郎》：「夫給事中在帝左右，古多用履素立德者為之。」
(9)國家道德教化擴展閱讀：
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構成人類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我們通常講的道德是指人們行為應遵循的原則和標准。道德的定義可以概括為：對身邊的人充滿善意，對社會有所貢獻。
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道德與法律不同，它是依據社會輿論、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來判斷一個人的品質，主要依靠人們自覺的內心觀念來維持。
道德一詞由來已久。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我國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現了「道德」這個詞語。「道」表示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則；「德」表示對「道」認識之後，按照它的規則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得當。
從中國儒家的創始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開始，千百年來．人們就一直重視道德問題。品德是多方面的，良好的品德包括：「愛心」、「尊敬」、「言談舉止」、「團結友愛」等。
J. 歷朝統治者重視道德教化的原因以西漢王朝為例,例舉統治者教化的方式
曠世奇才
肖像漢武帝是第一位奠定中國皇帝的大片領土。秦始皇
永恆之一，建立了秦王朝。然而，在秦帝國的疆域遼闊，但漢代時期的一半領土。
皇帝匈奴軍隊44年，在中國皇帝，前所未有的這么厲害，後無來者。簡
元年（140年以前），執政的皇帝。當時匈奴傲慢，西方神秘。
皇帝乃祖決不容忍父親的，「和親外交」，以換取短期的和平下咽。他有足夠的資金和人力資源，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征服，開起來。
登上皇帝的第二年登基（建元二年，前139），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形成一個戰略聯盟，以對抗匈奴，匈奴壓縮生存空間，實現了戰略包圍的匈奴。年僅18歲的君主這么多的願景，歷代皇歷，誰可以比擬的？漢代，千古打開絲綢之路，促進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族政治權力延伸到新疆今天的西部。
王座第八年（光年的元素，前133），匈奴競選戰略家的第一個皇帝，馬邑敗局。然而，短期的虧損，並沒有影響到24歲的皇帝遠征驕傲，而是促進激烈的皇帝，決定放棄近七年漢代和親國家政策的實施，攻擊匈奴！和平政權更迭的戰爭系統，拋棄了祖先系統啟現實系統。在勇氣和決心，令人嘆為觀止！
招聘皇帝有一個「帝國」中說：布滿了非常成功的，將是不平凡的人。這如意，尹招聘真摯的愛情，「潮」，包括在千百年來的「FU」，主人公背誦切斯特唄。皇帝那麼這個「擴大世界各地的人才」，另一方面優劣皇帝今天的生活，這種語言是恰當！之所以皇帝設置一個非常活潑的，因為他是非常的人！
「史記·驃騎將軍記錄魏傳」記載皇帝本人原本打算教兵法霍（皇帝張裕教「孫嫵冰法」），霍尚未得知，但通過戰爭很深的藝術見過皇帝，這是他成為優秀的戰略策略的基礎。
同時，皇帝也贏得了華東，華南，東南，東北，所以今天前漢部隊到達中亞，西南雲南，貴州，四川，黑龍江和吉林東北遼寧，中國南方，海南，福建勾勒出現代中國領土的基本框架。但44年
持久戰的憤怒，所有的資源的浪費之後。對於皇帝的軍事和外交戰略，司馬遷也很矛盾。 「史記·匈奴列傳」是一個少數民族中國歷史的歷史，傳記司馬遷匈奴，被視為匈奴的後裔之一，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性質定位：這是一個內部民族的悲劇，戰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兩側。雖然漢帝國
還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大背景下，兩國應成為和平的最佳途徑的時候。不幸的是，漢代的時代，和親政策，已經進入了一個胡同，他們不得不使用對匈牙利，司馬遷的軍事力量，這是可以理解的;前變長，偶爾皇帝看中的不當行為，司馬遷是苦的。三明治年齡
皇帝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儒家思想和文化。
輕松一統江山，聚集的人很難。秦，韓希婀深三昧。皇帝「的書燒了，」皇帝「儒學獨尊」。
前竇太後去世後，皇帝在夜幕的掩護，成立了由V.博士，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尊重的基礎上。即位之初，帝等待，全國選出的良性方正直言敢諫。一個孤獨的學者董仲舒，以「天人三項政策」，石破天驚，脫穎而出。從那時起，這是一個民間儒家思想已被指定為官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皇權緊密相連。
因此，皇帝創建國子監，農村學校，建立良性的制度，中國的公務員制度的形成獨一無二的。秦到漢初，人員與爵士戰系統的選擇;至漢代時期，逐漸轉變為提供警方舉收費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人才啥情況的不足。
隋文帝荊重黃老蠟，大方無為，垂拱而治;皇帝是一個反滴定的祖先，儒教對於約束官員，跟隨在家裡和懲治貪官污吏，仁慈霸權，交錯使用。尊重儒興教這首站在國子監，尤其是對後代影響很深。如果不動，儒家思想如何「教」？如果不動，怎麼中國文明的存在？如果不動，學而優則仕反思，為什麼？
然而，許多人對後代，對「儒學獨尊」深惡痛絕「天堂三項政策」，他們不是沒有道理的批評。
儒家思想對中國政治：以人為本，作為最重要的人，君為輕，社稷次之。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獨尊儒術」讓人們知道FELL啟示，為了和其他的臣子應該做的。人才儒家質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世界經濟。儒家的「道德」作為一個人的品質衡量中，「政治」，以此來實現人生的價值。漢時代，相應的內部裁決儒家思想，是一個集中的系統。秦始皇開創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然而，短暫的秦朝統治未能設計出一套指導方針。西漢末年，皇帝，完全杜絕了王子分裂勢力，中央政府的鞏固。
此，司馬遷創下節贊嘆！ 「淮南山傳」，法師太師：
淮南衡山親的骨肉，境內千里，為諸侯。無視遵守樊澄輔臣張貼到皇帝，但戰略旨在依靠腐敗對銀行，還是挖掘和征服，而不是結束所有自己的身體，為世界笑。
秦縣界線，不是王不扇封建制度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學的意義。劉機庵漢豐姓第一國王，封姓後的國王。從政治制度的發展重點，無疑是一種社會的倒退。於是，慈禧諸呂大字，並最終殃及釀造。因此，直到朝皇帝，武楚七渦出現混亂。秦始皇對下一行縣實施國家法令，經過400年漢，雖然災難郡王，抑制黨，但沒有藩鎮割據的風險。
不僅如此，漢武帝在加強集中式多探索，用無情的有力的打擊，其大手筆之一。
非法專橫和腐敗官員，勢在必行。然而，政治壓迫極端走，他們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後果。司馬遷
這直言：這是不是一個好情人如此憤怒線偉哥，聽說過皇帝，覺得你可以，移動到中尉。
皇帝稱贊這個殺人犯，他被晉升為中將，給予更多的影響力。殘酷的閹割，遭受了司馬遷的酷吏，批評不能有呢？
混合酒會是漢朝的第一個皇帝在自我批評「罪法令」。
Levy和四年（公元前89），天皇宣布向全世界：他造成的痛苦的人，不再窮兵黷武，成本高昂，甚至懺悔心臟悔恨。這是「圓桌犯罪法令」。詔書，是中國第一個犯罪詔書的皇帝。
敢於罪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疏忽，在世界輿論的中心，漢無疑是第一人！到目前為止，皇帝的子孫犯了大錯，也受到了「犯罪法令」，並公開承認顯示明君的姿態。
歷代皇帝皇帝直言不諱地批評建敢諫的皇帝：皇帝殺了太多，連平日信任的人，也不會原諒，這樣做，遲早世界將被殺才能點亮。皇帝不為所動，淡然一笑：何世無它，但不知道過人員負責眼球，如果能夠發掘人才，所以為什麼擔心世界上沒有呢？ 。 （訣竅擴展的學者，往往缺乏可能嚴重，但誰愛信，或者有一些違反法律，或欺罔，輒以聲，沒有假貨汲黯廣諫總理，說：陛下很勞動力作業。，未充分利用，輒曾與有限的殘疾殺了他們，一直是肆無忌憚的自由懲罰，羅賓遜有才華的人擔心世界會做，陛下誰的規則幾乎是黑暗和普通的詞語，甚至憤怒的通諭，叫笑？ ：？何世無其痛苦的人不知道耳朵苟能洞察力，掛無人丈夫叫之前誰也使用它更糟糕，有才華，不肯充分利用，沒有它一樣，有什麼不殺施。？。 ？）
是這樣的人才如草芥，視帝，一方面也是極端的愛，珍惜。在
封建專制政權，誰使用的人有兩個壞習慣：首先，任人唯親，只與他們的親信誰是熟悉的;二是論資排輩，你必須按「三十九級台階」的水平攀升，規則不是「亂」。皇帝也不會由一個廢人：只要有人才，主父偃持不同政見者，皇帝仍然不顧一切;二是敢於破格提拔：因為在那裡，衛青出身奴隸，皇帝還是破格提拔。
此外，即使放棄正統皇帝適應異構，發現眼睛有東方朔，庄嚴的朝堂走進一個房間充滿溫馨和歡樂，像君主之間的玩伴;在同一時間，他是不是在原則內衣和性損失，東方朔鄭雅嗯創下節贊嘆，腳趾。
他第一次讀到「子虛賦」，這極大地佩服;還得看司馬相如，財富，讓他享受同等待遇作為自己的寫作。能識人，為客人，可以在用人單位，皇帝去千古。秦始皇，漢高祖，因為副乳，皇帝，唐高宗或能知誰，畢竟，缺乏氣度的作家。
但他生活的失誤，被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家 - 司馬遷。皇帝這么多的誤解和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他的有利和不利的，班固的「漢書·武帝紀」為他的三明治稱贊：
潘基文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咨詢國內域名，它的毛駿，與優點。興國子監，維修姣四，正確的月亮，設置枚舉，共同的氣質，詩歌的音樂，內置鳳山，禮百神，紹周後的訂單文章，煥然描述，繼承人必須符合香港產業，但有三個代之風。由於男性的木材皇帝粗糙，不改變龔其岸經濟四民之王的文字，雖然涉嫌詩書，哪裡有加焉。
潘基文並未提及武術的皇帝，武術展示在皇帝有所保留。
為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還贊美，批評，無論是在：
山，曰：孝武奢侈，復雜的重罰內的奢華宮殿，外事四夷收斂。精靈信混亂，過多的遊行。讓人們從被斃盜賊，這是從秦始皇的小男人如此不同。然而，秦，漢興誰能夠尊重的道路孝武國王，知道防守體系，通過正確的話。惡人欺負住，好賢孜孜不倦，懲罰嚴厲獎勵。後期和康復，護理的人在意了。他的所以秦蹊嗯的損失和避免災難的發生幾乎是了嗎？
皇帝就是為什麼人們評價差異如此之大？
秦始皇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情緒准備。他是一個明智的統治者，知道他的歷史責任;但他是一個暴君，故意殺害;他不僅設置了無匹的力量，老百姓給了世界一個巨大的災難;他愛他愛的女人，他也可以訂購全國，光顧的女性自殺。他很聰明，和異常困惑;傳說中的寶馬，在實際的生活中成千上萬的代價。當他走近接近，我們發現，在這些相反的作用，他不只是一個或另一個。困境中，非常的時間，他會搖擺不定，甚至是很痛苦的;同樣普通的喜與悲，小氣和計算，失眠和焦慮。在一般人的眼裡，他是果斷，自信和大膽的設想。然而，他的棺材當我們常常是極端的，年齡一到說好時間;當你說不好不勝枚舉。這種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不能用單一的標准評價任何人。對人性的復雜，更何況封建帝王！也許他是從良知的底部良好的，也可能是拉攏心中的一種手段;也許是他的壞皇帝的使然，不得已而為之，這可能是這種情況，善變寡恩的性質。所以，既然我們無法剝離帝國枷鎖他，我們的評估，我們只能皇帝和他的兩個凡人身份之間徘徊。
俗話說：
天風浩盪，沙漠闌干，金戈鐵馬，萬千傷，俱往矣;
巍峨長城，絲綢之路是長，大父皇黃凄涼的美，所有的男人;
肆虐，縱橫捭闔，君臣相傾銷，千秋家國，俱往矣;
圍甲通用，電源沖擊光榮，金色的過去，情緒飛揚，所有的男人。只有
冷月孤星，晨鍾暮鼓，黃色燈數量，玩游戲的村莊，在一份報告中間，但每嘆了口氣。後來評價 -
班（32-92）冠漢墓 - 100韓成茅喱嗯
缺點國王，皇帝撥亂反正，文，景工作，支持的人，作為一個不管稽古禮文，更闕鴉嗯的。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隋智咨詢的家，它的毛駿，與優點。興國子監，維修姣四，正確的月亮，設置枚舉，共同的氣質，詩歌音樂，建築圍護結構胡丹，百神儀式後，邵周訂單的文章，煥顏可謂。繼承人必須符合香港產業，但也有三代之風。西安大略皇帝男性木材，不更改文本，王龔機諳經濟四民，雖然「詩」，「書」稱，什麼加焉！
- 「漢書·武帝紀」
司馬貞
孝武纂極，通用太平。郗挲嗯奢麗，尤其是崇拜的明天。打開8神壇，變成五個城市。對親5李某，晚上拜文成。提供非祀典，巡BU好兆頭。樂戴滕松，王婧的聲音傳輸。歡迎祭祀的日子，給普通歷法改革。土耳其累也好，這是他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瞰英謫嗯，幾欲西湖的景色。
- 「史記索隱」
皇帝25歷史性的首次
1，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皇帝的統治在公元前113年在位創建，上半年統治（前140 - 前104 ），那麼四年元年（前87 104-前）。
2，漢武帝是第一個國家統一制定，頒布皇帝在日歷的開始，第一個月在今年年初到這一點，一直用到現在。
3，在中國的第一個傳記史書「史記」的後代歷史學家漢書面產生了巨大影響。
4，出現在秦始皇統一在歷史記載中發現的國家，「地理圖」，四月丙申元狩四年來，「陳枯嗯太僕行御史大夫事......他打得輿地圖，請該創始名「」漢書·武帝紀「載元鼎6秋」浮沮將軍送來的原公何出九「，注引陳望贊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九原去兩千里之行，見韓愈地圖。「據顏師古說，汪臣時代喜歡住」初進。「這表明，輿地圖靳趁汪咱漢初見過。這也表明，漢族擁有區域國家的出現一個清晰的概念。自然地理這以後的學習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5，直言推薦方正告誡人們在極端的措施，使自己皇帝問人才正式選擇。對於所謂的警察招募系統。
6，皇帝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在這個國家的主導思想開始。
7，五年後，元朔博士弟子設置五十人，他們的身體康復;根據一定的條件下局部槍，送了一些人，可能會受到行業為徒。考試結束後，可以通過一個或多個藝術可以作為官員。從國家的學生官員的選擇開始這一點。
8，在漢代獨尊儒術，並指出：「每個研究，結束延遲（鉛）」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形成，也伴隨著數以百計的模式使用。這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9，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受阻督察來到黃河決口葫蘆的網站。自秦統一，黃帝治理親臨現場，這是第一次。
10，推廣耬車（原種植）種植的漢，那麼這種做法在中國擁有超過兩千年。
11，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唐朝樣式，開辟絲綢之路，促進雙方，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這是第一次在中國歷史。
12，帝苑封6年（105年前）到精細的女君主世界的情況下嫁給烏孫公主和親。這是第一次在中國的歷史和西方和親。
13，在圓桌，渠犁屯田，並置使者，隊長。這是第一次在中國今天的中國新疆地區屯田的歷史。
14，漢以及龍首渠渠法律，今天通過中國新疆地區後，從而入波斯等地。
15，從西方引進葡萄，苜蓿種植，從引進純種馬大宛天馬---，西方音樂，魔術蔓延到中國，中國的鐵技術，絲綢，枚舉排水法，漆器傳播大宛和其他的地方。
16，帝施人咿之外，憑借的執行情況;同時注重法治，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17，元封五年（前106年），為了加強對王子和地方官員的監督，國務院成立13省長，省長令六石級檢查員觀察階段2000 stone-級槍。
18，加強皇權，丞相制度改革，建立中國 - 朝鮮（向內）中，對系統的演變顯著影響發生後的總理。
19，元鼎年（115年以前）禁槍令鑄錢，旨在使該國屬於林三官鑄錢，三非官方資金不能流動的槍花以前鑄錢出售。對後世有顯著影響。
20，漢代西北邊郡屯田，此戰贏回匈奴，由大量移民起到了西方企業的一個主要的角色。也對後世的影響顯著，曹說，「考慮到西域屯田孝武，第一代這種類型的也不錯，」說明「設置美達秩序」英寸
21，韓這一點王朝正式任命多樣化。官員可能使後代比二千石任何子系統的官員多;有錢人可以「財富選舉」的人員;先賢後人可以照顧，如易的兩個兒子感到關切市長時。然而，特別是皇帝用人唯才是舉不拘一格。如皇後衛子夫是從奴隸的選擇。韋青霍繪制的束縛和奴役了出生。丞相公孫弘，御史大夫兒寬，以及嚴重的幫助，朱買臣，從窮人的平民達繪制誰;張湯御史大夫杜丁玉舟，趙小李玉是出了選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將領皇帝任命更多的人，匈奴。與金日磾（音：jin'mi'di）在宮中騎馬匈奴奴隸這樣的囚犯，甚至與霍光，上官桀託孤一起被選為國務部長。這些案例說明皇帝選拔人才是不是階級出身和種族差異的限制。但是，這並不是說，沒有標準的就業皇帝，或者一些標准，這個標準是「開博路到藝術，指出學校的百年底擴展名」，「槍警察茅哩抿有不同材料，可以為相和國家誰做絕對。「也就是說，只要肯奮斗漢代的原因，也有藝術，有才華的人，或許能夠與人們在很遠的國家能大使任命。總之，僱主的標准，但此舉。出於這個原因，漢代的人才。潘基驚嘆，說：「人們必須漢，盛在這里！」這種現象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22，漢皇帝派了深刻的匈奴軍隊的戰斗中腹地的中國歷史。
23日，中國的皇帝的歷史---一個建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提交給皇帝，為此，他們受降城今天在內蒙古建成中原。雖然在此之前武帝生這個目的，但在軒轅王朝，對范徹嗯漢承匈奴。
24，切割大宛李廣利，西方的路，南亞多個國家臣服於漢宣帝神爵二年（60年）後，匈奴通過下調漢王，匈奴不敢打西，威公務員罷工。 Zheng籍須廣任命為西，南西方的管理，北路，中亞臣服於漢總督。在這一點上，直達裏海西部，已經成為韓的領土，這是第一次在中國歷史。
25，漢武帝平定南越，海南島家首次在本縣儋耳，珠崖郡，海南島和中國南海諸島今天主導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