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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楚聲王被「盜」殺背後，暴露了楚國的什麼問題

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過渡之際，每個諸侯國國內都是風起雲涌，國君式微，卿族做大。要麼卿族直接架空了國君，比如魯國三桓，要麼卿族直接取而代之，比如韓趙魏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在一代代楚子帶領下篳路藍縷強大起來的楚國自然也不例外。

公元前402年的一天，繼位已經六年的楚聲王駕車外出，在街上為盜所殺，震驚了楚國人。這件事處處透著古怪，春秋戰國時期盜多並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強盜能在國都、天子腳下公然殺人，而且殺死的還是國君，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但更奇怪的是，楚聲王之子楚悼王繼位後卻沒有追究父親的死因，彷彿這本就是一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游戲，而楚聲王和楚悼王是處於被動的，甚至楚悼王作為一國之君卻並不能為父親報仇，至少短期時間內是無法報殺父之仇的。那麼，這個仇人究竟有怎樣的力量，才讓楚國的國君都要忌憚三分？

這仍舊不是全部，楚國地廣人稀，很多地區荒無人煙，這完全是一種浪費，於是吳起提議楚悼王將貴族們遷徙到邊遠之地，帶領百姓開發楚國的土地：

通過對貴族們的這一系列打擊，既解決了楚國“大臣太重，封君太眾”的問題，同時節省下大量的錢財用以發展楚國的軍事。經過吳起的改革，楚國再次迅速強大起來，從這一方面來說，楚聲王的被殺似乎並沒有白死，倘若不是這個血淋淋的現實，他的兒子楚悼王不可能明明著急改革，卻又不得不隱忍不發，暗中積蓄力量，等待良佐，在最合適的時機選擇變法改革，有效打擊了楚國的貴族。但是，楚悼王的過早離世，還是打亂了變法的節奏，吳起也在楚悼王去世之後遭到貴族們的圍攻，最終死在了楚悼王屍身上。

吳起變法戛然而止，楚聲王沒有想到自己會被楚國貴族暗殺，而楚悼王也沒有想到自己死後，屍身遭到了楚國貴族的糟蹋。但即便吳起死了，變法終止了，但貴族們也確實遭受到了大的打擊，楚國最終避免了晉國的悲劇。

⑵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翻譯

韓非 （？—公元前233年），戰國晚期著名思想家、散文家，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 出身韓國貴族，曾與李斯一起師事荀子。韓非多次上書韓王， 提出了一系列富國強兵、修明法制的主張，但未被採納，於是發憤著書。 著作傳至秦國後，秦王嬴政大為贊賞，於是發兵攻韓索要韓非，但韓非入秦後秦王又不加信用， 後因受到李斯的誣陷死於獄中。韓非主張君主集權，任法術而尚功利。與此相適應，他主張行文要以「功用」為目的，其文思想犀利，邏輯嚴密，鋒芒畢露，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現存《韓非子》五十五篇， 是法家的重要作品。

本文運用和氏獻璞卻被刖足的故事和歷史材料作為議論的根椐，進行說理，邏輯性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1， 奉而獻之厲王2。 厲王使玉人相3之。玉人曰：「石也。 」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4。及厲王薨5，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6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7？」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 貞士而名之以誑8，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9其璞而得寶焉。遂命10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 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11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12， 論寶若此其13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14；然則有道者之不 15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16。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 近習不敢賣重17；官行法，則浮萌18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19。則法術者，乃群臣士 民之 所禍也。人主非能倍20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21，獨周乎道言22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23矣。

昔者吳起24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 曰：「大臣太重，封君25太眾；若此，則上26主而下虐民， 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27，絕減百吏之祿秩28， 損不急之枝官29，以奉選練之士30。」悼王行之期年31而薨矣，吳起枝解32於楚。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33，設告坐之過34，燔35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36， 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37。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38，商君車裂39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40，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41，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42。當今之世，大臣貪重43，細民安亂44，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45，則法術之士安能蒙46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47。

【注釋】

1 和氏： 一作卞和。玉璞：玉含在石中未經剖開理治的稱為「璞」。楚山：即

荊山，在今湖北省漳縣西。

2 厲王：據《史記?楚世家》記載，並無厲王其人，此處有誤。

3 玉人：治玉的工匠。相：省視、察看，此處指鑒定。

4 誑(kuang)：欺騙。刖(yue)：古代的一種酷刑，把腳砍掉。先秦法初犯砍左腳，因左腳不為主要用力者。再犯，砍右腳。刑後做閽人，看大門。

5 薨(hong)：諸侯死稱為「薨」。

6 泣：一作「淚」。

7 子：你。奚：何，為什麼。

8 題：名。貞士：精誠的人。

9 理：治玉。

10 命：名。

11 王：一作「主」。

12 猶：還，仍然。論：評定、賞識之意。

13 其：同「之」字。

14 士民：一般百姓。

15 有道者：指法術之士。 (lu)：通「戮」。

16 特：只不過，只是。帝王之璞：在此喻指「法術」。

17 近習：寵幸之臣。賣重：賣弄權勢之意。

18 浮萌：遊民；萌，通「氓」。

19 戰陳：戰陣。

20 倍：通「背」，違背之意。

21 越：越過，不顧。民萌：老百姓。

22 周乎道言。周：合。道言：法術之言。

23 論：論定，賞識之意。雖：即使。

24 吳起：衛國人，著名軍事家，早期法家，曾任楚令尹。《史記?蔡澤列傳》中雲： 「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 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功已成矣，而卒枝解。」

25 封君：受封邑稱君號的人。

26 ：同「逼」，逼迫、威脅之意。

27 爵：爵位。祿：俸祿。

28 秩：官職的品級。

29 損：減少。枝官：閑冗官員。

30 奉：養。選練之士：經過選撥和訓練的人。

31 期年：一年。

32 枝解：同「肢解」，古代分解四肢的一種酷刑。

33 商君：商鞅（？－公元前338），早期法家，衛國人，曾輔助秦孝公變法，卓有成效； 孝公死後被殺，現存有《商君書》。連什伍：把百姓組織起來，五家為一伍，二伍為一什，互相監督；類似後世的保甲之法。

34 設告坐之過：使什伍互相監視，一家犯法，其餘九家均要揭發，如隱瞞不報，則十家同罪（連坐）。告：告發。過：責。

35 燔(fan)：燒。

36 塞：杜絕。私門：豪門個人。請：請托。遂：進，登進，登進有功於公家的人。勞：功勞。

37 遊宦之民：不守本業鑽營求官的人。顯：顯揚，給予榮譽。

38 八年而薨：商鞅變法施行八年而秦孝公卒。孝公三年商鞅變法，孝公二十四年孝公死後商鞅被殺，此作八年，疑有錯誤。

39 車裂：古代以車拖裂人體的一種酷刑。

40 削亂：地削政亂。削：被割削。

41 當：適當，正確。

42 苦法：以實行法制為苦。細民：小民，指平民。

43 貪重：貪權。

44 安亂：安於混亂。

45 聽：聽從。

46 蒙：蒙受，冒著。

47 霸王：霸主。

【簡析】

韓非生活在戰國末期，因而有條件總結前人的成果並形成自己獨到的思想體系。他繼承發展了前期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學說，提出了「任法」、「用術 （權術）」、「集勢（君主的權力）」相結合的政治理論，主張以法治國、中央集權， 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論每每為後代封建帝王所利用，影響甚大。

本文是 《韓非子》卷四第十三篇，系韓非有感於戰國末期諸侯國的相繼衰落、法術之士處境危困這一社會現實而作。 文章借和氏獻璞玉卻遭遇酷刑的故事，引出作者對當時政治狀況的不滿，指出法術之士被君王所棄是導致世事紛亂的主要原因。進而從楚不用吳起而「削亂」歷史的教訓中，推導出「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是「世所以亂無霸主」的主要原因這一結論。

韓非的文章以邏輯嚴密、說服力強著稱，本文非常顯明地體現了這一特色。這種以故事引發議論，進而提出主要論點，最後借歷史事實深化論點層層推進的論證方式，使文章各段落之間的邏輯關系清楚，富有說服力。

對比手法的運用是本文的另一特色。 文章多次使用這種用法，如：卞和獻璞玉的誠意和他實際上所得到的回報 （刖其二足）之間的對比；獻璞玉者的善意和刖其二足的殘酷形成了顯明比照，雖然作者對這一現實未曾直接評判，但在對比中已表明了作者對君王的無言的批評。 君王對寶玉和對法術之士的需求在心情的急切程度又是一個對比； 在這一對比中表現了法術之士推行法術所面臨的困境。最後又引用歷史事實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對比，這一組對比則是運用歷史事實的來使法術對國富民強的作用不言自明。雖然作者在文章中對自己的感情沒有作濃烈的渲染，但運用對比手法深化了作品的主題，使文章的思想力度得到了大幅度加強。

故事的引用深化了作品中的議論， 增強了文章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⑶ 察今文言文翻譯

【原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在，法雖今而在，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荊人慾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

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葯亦萬變。病變而葯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譯文】

國君為什麼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令制度呢？不是它不好，而是因為後人無從取法它。先王的法令制度，是經歷了漫長的古代流傳下來的，人們有的增補它，有的刪減它，怎麼能夠取法它呢？即使人們沒有增減它，也還是無從取法它的。

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切合時代的需要的。時代不能與法令制度一同存在下來。法令制度即使現在還保存下來，還是不能取法它。

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據是什麼？先王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據是人，自己本來也是人。所以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別人，明察現在就可推知古代。古代和現在是相通的，別人和自己也是相通的。明白事理的人，可貴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夠根據近的推知遠的，根據現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據看到的推知未見到的。

所以觀察房屋下面的光影，就知道太陽、月亮的運行，早晚和寒暑季節的變化；看到瓶子里水結的冰，就知道天下寒冷，魚鱉潛伏了。嘗一塊肉，就知道一鍋里的味道，全鼎中的調味。

楚國人想要偷襲宋國，派人先在澭水設立標記。澭水上漲，楚國人不知道，順著標記在夜間渡水，淹死人的有一千多人，士兵驚駭的聲音如同大房屋倒塌一樣。以前他們設立標記的時候，是可以渡水的，現在水位已經變化，漲了很多，楚國人還是照著原來的標記渡水，這是他們慘敗的原因。

現在的國君取法先王的法令制度，就像這樣。他們的時代已經與先王的法令制度不適應了，但還在說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因而取法它，用這種方法來治理國家，難道不可悲嗎！

所以說治理國家沒有法令制度就會混亂，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變就會行不通，悖謬不能治理好國家。社會變貌，時代更迭，改變法令制度是應該的。

病症變了而葯不變，本來可以長壽的人，現在也變成短命的人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遵循法令制度來進行，修訂法令制度要隨時代而變化。因此，統治過天下的七十一位帝王，他們的法令制度都各不相同。

所以說：對於好劍人們期望它能斬斷東西，不期望它是鏌鋣那樣的名劍；對於好馬人們期望它能日行千里，期望它是驥驁那樣的寶馬。

楚國有個渡江的人，他的劍從船上掉到水裡，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了個記號，說：「這是我的劍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從他刻著記號的地方下水去打撈寶劍。船已經動了，但劍沒有動，像這樣尋找寶劍，不也是很糊塗嗎？用舊的法令制度治理國家和這樣一樣。用這樣來治理，難道不困難嗎！

有個從江邊上走過的人，看見有人正拉著一個嬰兒，想要投到江里去，嬰兒大聲啼哭。旁人問他原因。說：「這孩子的父親很會游泳。」即使孩子的父親擅長游泳，他的孩子難道就一定擅長游泳嗎？用這種方法處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謬的。楚國治理國家，也像這樣。

⑷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漢族，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余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治國理想---1、發展生產，阜民之財
2、節約開支，省民財力
3、節省工役，減輕負擔
4、宣傳教化，加強法治
5、打擊貪官，澄清吏治
除了兩漢、南宋三朝皇帝較為重視法制外，其餘的皇帝，無一有如朱元璋那樣重視法律，其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一、重視法律，以法治國。

明太祖雖然布衣出身，起於微末，但是在參加和組織領導農民起義軍的反元斗爭以及在和其農民起義軍的殺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敗壞，官吏貪蠹，民不聊生，深刻認識到了法律的治國作用。太祖曾告誡群臣說：「從前朕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要嚴立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國作用。他說：「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於是在朱元璋即吳王位時（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頒行之。」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為了更准確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義，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作為制定大明律的依據。事實上，早在吳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時，朱元璋就專門發布了上諭，要求議律官「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詔諸臣賜坐，講論律義」。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時，朱元璋詔賜刑部尚書，「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即對律條親自審定。明朝最高統治者的這種崇法精神和有關作法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是由於朱元璋的高度重視，經過吳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訂，最終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頒始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

二、注重法律的繼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從其言。事實上，由於《唐律疏義》所表現出的盛唐文明對中華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詔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別強調了「朕仿古為治」的立法繼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書劉惟謙、翰林學士宋濂在《進明律表》中宣稱大明律「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會典》中專門申述說：「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會典序》中也說：「我太祖皇帝稽古創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創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襲唐宋舊制的。正是由於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繼承和借鑒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條例簡於唐律，精神 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繩」。

三、注重和強調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作為調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其不斷更改和變動自然而然地會對社會統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統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鑒於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無所適從的弊端，從維護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對法律的穩定性尤加重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訂以後，朱元璋即「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變更，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正是在此嚴旨之下，《大明律》成為「萬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歷代相承，無敢輕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初編時，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誥序》中，特別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後的明朝諸帝，總是堅持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諭內閣》：「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違越」。萬曆四年《皇帝敕諭內閣》強調「唯我祖宗之舊章成憲，是守是遵」。正是由於後世堅持了太祖遺訓，從而保障了明律對社會關系調整結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尤其從明憲宗到熹宗前後長達160餘年裡，在皇帝避居深宮而不願臨朝聽政期間，明王朝統治卻相對穩定性，這可以說無不得益於《大明律》的穩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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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轉）

四、力求法律的簡明科學

鑒於元末法制「條格繁冗」，「其害不勝」的教訓，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對議律官發布上諭：「法貴簡當，使人為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頒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簡明的思想，敕文中說：「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大明律》的制定從吳元年 的律285條、令145條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條，再到最終的三十卷、460條，相比《唐律疏議》的12篇、500條，《宋刑統》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條、213門來看，確實簡明多了。另從體例發展變化上講，《大明律》源於唐律但細於唐律，新創了《公式》、《課程》、《人命》等十篇。採取律、誥、令、條例並行的法典式立法與編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與案例法相配合、原則性與解釋性相配合、懲治性立法與訓誡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體例編排呈現極為科學。法律史學家楊鴻烈曾說：「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懼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楷模…可見得，這書實在算得中國法系最成熟時期的難得產物」。

五、立法因時制宜和重典治國

明太祖的立法簡明雖然有利於民眾知法懂法，但由於法律的過於簡單，在很大程度上卻和社會的發展變化狀況難以適應。太過於簡明的法律針對錯綜復雜、日益尖銳的社會統治矛盾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明太祖於初便對皇太孫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在具體的治國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綱紀敗壞，官吏驕恣，從而致使元朝傾覆，順帝北遷作為教訓，立國後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朱元璋始終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中國，非猛不可」。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解除自身周圍一批農民出身的武將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間互相爭斗而對皇權產生的威脅和實現其急於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滑致難齊也」。又說：「今之臣民，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源之籌」， 「若不律以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在朱元璋看來，「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傾崩正是由於「元政馳極，豪傑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而太祖主張「反元攻，尚嚴厲」。以此思想作為指導，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的犯罪量刑輕於唐律，但對「盜賊」及「帑項錢糧」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則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誅濫罰，制定了族誅、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挑筋去膝蓋等一系列法外刑。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儋州陳逢愆起義，陳被斬，部屬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禮明理，以禮導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及「出禮入刑」以來，「禮」在封建統治中所佔的地位絕不亞於「刑」的作用。對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導「明禮以致民，定律以繩頑」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他看來「禮法，國之綱紀。禮法定，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並指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朱元璋在給皇太孫的上諭中又說《大明律》「首列二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實行嚴刑峻法同時，又注重倡禮明理，禮刑並重。

七、注重發揮和強化法律整肅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則不然，可能由於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的緣故。因而對於官吏貪污，他有著一種近似乎變態的痛恨和徹底懲治的執著。洪武二年曾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說：「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臟吏」。由於明初特定的政治條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堅決、更嚴厲地整肅吏治。如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唐律》把官吏犯臟罪的處理列在《職制》篇中，未設專篇，《明律》專設《受臟》一篇計十一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十九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即判斬刑。難怪清代刑部尚書薛允升對比《唐律》條文後直呼《大明律》「太嚴」。如果說朱元璋的《大明律》懲處臟吏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親手制訂的《大誥》則應屬於懲治官吏貪墨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其中懲治官吏貪污、盜竊、受賄等臟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條。在懲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認為「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因而「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貪污巨額糧食案，所牽連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波及各省的官吏達數萬人。在對臟墨官吏的刑罰適用方面，明《大誥》列舉了閹割、斷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剝皮實草」之刑，即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吏（價值約摺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後填上稻草，然後擺在官府公座旁邊，警示後繼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於民眾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他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為了反貪，明朝初期犧牲的御史達以數百。可以說，經過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頓，雖然明朝官吏的俸銀是歷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傳

如果說宋太祖刊印《宋刑統》頒行天下達到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的話，那麼明太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強調法律的講讀和宣傳。早在吳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楨將剛剛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發布郡縣。尤其是明《大誥》頒布以後，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規定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即規定有《大誥》者可以以該書折抵刑罰。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詔命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大誥，鄉民集會宣講大誥。明劉三吾曾在《御制大誥後序》中說：「載勞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入誦，否者罪之」，從而使「天下有講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遺還」。此外，為了加強法律宣傳，朱元璋下令每歲正月、十月或逢節日時，讓專人講讀律令。可以肯定，正是於他對法律宣傳的高度重視，才使得明律法精義深入人心，為民所知而遵之。
參考書目：

《明太祖實錄》實錄卷。

《明 紀事本末·開國規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實錄》

《進明律表》。

張晉藩主編：《中國刑法史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頁。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746頁。

轉引自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頁。

《皇明祖訓序》。

《大誥·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卷 14。

《明通鑒》卷1。

《明太祖實錄》。

《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⑸ 漢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1．約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進入咸陽，在統治基礎尚未穩定的情況下，為了擴大政治影響，籠絡人心，以利於奪取政權，他宣布廢除秦朝苛法嚴刑，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竊罪，余俱去秦法」，這可以看做是西漢王朝立法的開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況下，劉邦的約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普遍要求。約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號，並沒有真正實行。但是劉邦的除秦苛法，並非長久之計，而是在楚漢相爭、勝負未定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爭取民眾的權宜之策。

2．《九章律》

漢朝建立以後，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依循秦朝舊律已不能適應需要，因此漢高祖五年，命丞相蕭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漢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遠取李悝《法經》，近取秦律，於盜、賊、囚、捕、雜、具六律之外，增加戶、廄、興三篇，合為九篇，故稱《九章律》。其中，戶律主要規定戶籍、婚姻、賦稅的內容，廄律是規定畜牧馬牛、驛傳之事，興律主要規定征發搖役、城防守備等事。所增加的內容，大都是民事法規。由於漢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襲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於「御奸」，在結構上也是以刑為主，兼蓄諸法。

3．《傍章律》

這是漢高祖時制定的有關宮廷禮儀方面的法規。漢高祖劉邦當上皇帝以後，深感文臣武將缺乏應對禮儀，懦生叔孫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參照儒家的禮儀制度，集中規定了君臣朝請及各種官延禮制。《傍章律》是對《漢九章》的補充，與《九章律》並行。

漢高祖時期，除了蕭何的《九章律》、叔孫通的《傍章律》，還命「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由此可見，漢高祖時期立法活動是比較頻繁的，這就為漢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4．《越宮律》與《朝律》

《越宮律》與《朝律》是漢武帝時期制定的重要法規。《越宮律》是漢武帝即位後，命延尉張湯制定有關宮廷警衛方面的專門法規，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稱《朝會律》，是御史趙禹奉命制定的關於朝賀制度的專門法規，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宮律》《朝律》總計六十篇，統統稱做漢律。這些基本法規構成了漢代成文法的主要內容。據史籍記載，至漢武帝時期，以這些基本法規為主體的漢律令已達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種決事比，構成了漢朝法律極為龐雜的內容。

西漢初年及漢武帝時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漢代法律規范的主體框架，被之後漢代各朝所遵循。隨著社會情況的變遷，各朝在不改變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斷頒布各種單行法規和法令，使漢律的內容越來越多，體系也越來越龐大。加上兩漢時期不斷積累增加各種判案成例，即「決事比」，使法令繁多，體系龐雜成為漢朝法律的顯著特點。總括兩漢四百年的立法活動，經歷了由繁苛到簡緩，再由簡緩趨向繁苛的多次反復過程。

⑹ 我的屋子節選表達了作者怎樣思想感情

全詩內容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和一個禮辭。第一部分講述自己的身世，

為楚懷王立法改革卻遭到小人陷害，表白了自己做了大量有益於國家的工作還是無法改變勾心鬥角的現狀，表明了自己痛苦心情和困惑。

第二部分描述自己無法解脫現實中的痛苦和困惑，還是借女嬃勸告自己入境隨俗，由現實轉向了幻想，追求美好理想的實現。

第三部分描述自己追求的理想不能實現，結果接受巫咸意見，遠游離鄉，但又戀戀不舍，愛國思想和理想的抱負使他還想期待楚懷王醒悟。

最後一段寫故鄉人都不理解他，他又何必留戀故鄉，還是隨彭咸，投水自盡！

⑺ 簡答題簡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簡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並反對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觀念中，「先王立法」確立了作為現實法合法性根據的理想法的立法主體，那麼「法自君出」則是確立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在先秦儒家看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的確定是以其「正名」理論為基礎的。由於等級制與身份制的影響，先秦儒家特別重視「正名」，可以說一部《春秋》，皆是為了「正名」。所謂「正名」，即對違反周禮等級名分的各種現象加以糾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故齊景公問如何為政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享有自己的權利，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正名」論的根本目的是為尊君或君主主義作論證。
基於「正名」原則和尊君思想，儒家將國家現實法的立法權交予了君主，君主成為立法的主體，立法成為君主的權力。故孔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並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當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謂是「良法」。在孔子看來，禮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無道」的重要體現。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季氏)當國家立法權不由君主執掌時，國之將亡也不會遠了。《後漢書?五行志》載：「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君王出政之號也。』」「號」即號令，包括法律在內。總之，孔子認為國家立法權應歸之於天子掌握，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條件。
孟子用「君權神授」論來論證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統治的合法性。他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天，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統治對象。君主的基本任務是統一天下。孟子認為天下大事應「定於一」，又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盡管孟子沒有直接說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於一」思想，我們可推之，孟子是主張君主擁有絕對的立法權力的。否則，何以「定於一」？
荀子則鮮明地主張「隆君」。他說：「君者，國之隆也。」國家的統治權力應該統一於君主。只有如此，國家才能興盛強大，否則必將弱而乃亡。故荀子說：「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荀子?議兵)可見，荀子主張中央集權的君主主義政治。這與法家所說的「權者，君主所獨制也」(荀子?修權)的絕對君主專制政治雖有區別，但其旨意也大為相近。⑤在這種君主主義政治前提下，立法權必定歸之於君主，故荀子說：「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僅制禮作樂，而且制定刑罰。《尚書?呂刑》載：「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這段話中所謂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說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說：「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頒布「刑」的權力皆應屬於君王。不過，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這種權力。如《尚書?呂刑》中說：「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堯帝而制定刑典，並用刑律來治理國家。但制定「刑」的最終決定權仍屬於君王。
不僅如此，「刑」的頒布權也由君王決定。如《周禮》雲：「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周禮?天官冢宰)孔穎達疏曰：「『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以聽王命」。這說明頒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經過君王認可而由大臣頒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⑻ 王立法韓語翻譯一下

왕립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