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

① 論述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急!!!在線等!!!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② 存在永恆的「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嗎

辯證法不承認永恆的社會存在,戴木才的「人民要論: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鼓吹所謂永恆的「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本身就是違反辯證法。

③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④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間的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把握「三治」辯證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關鍵是認清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農村社會關系網中的地位，處理好黨的基層組織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正如《條例》所強調的，「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既體現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時代要求，又體現了「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擔當。前者要求確保發展的政治性和長久性，後者要求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就是在黨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下，發揮好農村自治組織的主導作用、社會力量的協同作用以及個體成員的主人翁作用，實現各治理主體間相互平衡、相互支撐、相互制約。

認清以上規律，正是把握「三治」辯證關系的關鍵。要把握「三治」統一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一根本要求，必須以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結合不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簡單加總和隨意組合，而是因時因地制宜，激活整體功能、系統功能的復雜過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補充。

把好自治方向，為法治德治打下堅實基礎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部分農村地區存在的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村霸」等現象，正是由於基礎不牢所導致的結果。因此，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必須首先打牢這個基礎，而打牢這個基礎的關鍵就是加強政治建設，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設，嚴格執行黨的意志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新時代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作為聯系黨和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層組織;黨的意志是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是必須緊緊圍繞的理論核心。嚴格執行黨的意志，落實相關政策要求，才能使農村社會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嚴格執行黨的意志，關鍵是要做到「維護核心、服務中心、凝聚人心」。「維護核心」，就是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不斷提高政治能力，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證;「服務中心」，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各項任務，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不斷推進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宏偉目標，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質保證;「凝聚人心」，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了農民、依靠農民，讓農民切實參與到農村社會治理各環節，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證。

突出政治功能，發揮「能人組織」作用

就農村社會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知識、經驗、聲望或關系資源，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成員，黨員是「能人」的主要組成;而「能人組織」則是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組織，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無疑是影響力最強的「能人組織」。「能人組織」和「能人」是決定社會發展尤其是制度變革的關鍵主體，也往往是發展和變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村「能人組織」和「能人」作用發揮得如何，決定著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效果。

在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應從三方面發揮其「能人組織」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這一功能源自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以及黨的執政地位。二是繼續發揮自身作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參與農村治理，改變了過去「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的狀況，促成了農村社會網與外界、特別是政權的相互交流，為法治在農村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充分發揮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自身及其黨員引導農村社會發展方向、制度選擇以及變革的作用。作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關鍵，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肩負著為廣大農民群眾謀取幸福的歷史重任，因此，要不斷提升組織力，在選擇既定的情況下，以「能人組織」的身份和廣大農民群眾一起沿著既定的道路前進，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⑤ 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與德治有什麼關系

「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歷來都是法律家們所爭論不休的一個論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二者究竟應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曾成為一段時期內理論界探討的熱點.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有法律來為之保駕護航,同時也離不開道德的影響與支持,因而在我國,「法治」與「德治」應當同步並舉.然而,諸方面的原因,卻使得我國法學界不少人對「德治」的認識有些偏頗,以致許多情況下,當我們一提到「德治」這種說法的時候,便會招來許多非議.江澤民同志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這說明,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因此,研究「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之間的關系,探討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途徑與方式應成為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所必須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於先「治法」,後者則主要側重於先「治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於「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並不是基於「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於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於法,由於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於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並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於治內之治.由於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 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此外,從他律與自律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二者之間的如下區別：如「法治」是懲惡之治,「德治」是 揚善之治；「法治」是事後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
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制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提供了依據.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⑥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

親愛的樓來主：
正 法治與德治源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治與德治是相互聯系的,法治與德治雖然范疇、內涵不同,但二者是緊密聯系、辯證統一的。首先,從法治與德治的性質和地位看,二者都屬於人類文明這個總范疇。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二者雖然有別,但在根本性質上,在更高層面上是統一的,即都屬於人類文明。其次,從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看,二者都對社會成員行為起規范作用
祝您步步高升
期望你的採納，謝謝

⑦ 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

道德是法律的底線，法律是道德的保障

⑧ 如何理解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於先「治法」，後者則主要側重於先「治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於「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並不是基於「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於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於法，由於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於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並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於治內之治。由於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 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此外，從他律與自律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二者之間的如下區別：如「法治」是懲惡之治，「德治」是 揚善之治；「法治」是事後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⑨ 法制與德制辯證關系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並將這一治國方略載入了憲法，緊接著，又提出了法治和德治雙管齊下的治國理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科學理論。那麼，法治和德治是什麼樣的關系呢？我們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去深刻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內在聯系，才能充分認識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才能真正發揮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法治和德治具有同一性。社會主義的「法」和「德」都是人們共同生活行為准則、規范。他們所反映的都是社會正義，這個正義就是現代社會人們所追求的共同價值目標，盡管德所強調的是實質正義，即內容和目的，法所強調的是形式正義，即形式和手段，但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雖然人們還不能說法和德完全一致，但在價值追求上則日益趨向重合、一致，至少從宏觀上或原則上講，他們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與矛盾。

在人類社會里，人們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普遍心理所共同認同的准則、規范，這種准則、規范在被國家權力認可前是德的范疇，而一旦被國家權利認可，就成了法的范疇。所以區分法與德的重要標准，就是看這個准則、規范是否被國家賦予強制人們遵守的效力。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行為准則、規范將越來越多地賦予國家意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社會主義法律所確認保護的也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道德准則、規范。我們黨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實質也體現了德治的方向。

第二，德治和法治具有互補性。我們應該清楚，任何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是」法治「，而法治的前題是立法。任何國家不管立法如何快速，甚至於「超前 」，依然趕不上飛速發展的社會形勢，也就是說任何時期的法律法規都不可能完全規范一定時期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項活動，這叫做立法「滯後 」。這種立法的「滯後性」，決定了德治的完全必要。也就是說，人們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必須受人們普通認同的准則、規范，即德的約束。

此外，法也受社會歷史階段的限制，也反映在立法上。如人們普遍認為某些行為規范、准則應當上升為法，即人們渴望確認保持某些行為規范、准則，卻得不到法的確認，即法不能賦予某些行為准則、規范以國家的強制力。從法理上講，人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但從道德角度而言，罵人、亂扔垃圾、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婚外情都是違反人們普遍應當遵守的行為准則規范，所以對這類問題，在「法」還不能治的情況下，就必須靠德來治。

再說，法作為調節人類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規范，調整手段必須遵守形式規范。如順手牽羊的盜竊行為，從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為，從法的角度而言是違法犯罪的行為，他們的評判標准及價值取向是一致的。但從盜竊的個案而言，德可以從任何角度，採取任何法律允許的方式對盜竊行為進行批判，但法則不能，法律必須注重證據，即須有充分證據證明盜竊行為存在，且達到能治罪的數額才能確認為犯罪，給予懲處，而且刑法在犯罪確認的時間上有嚴格的限制，即在人民法院還未確認是犯罪的不能認為是罪犯。所在，有些問題僅靠法治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僅靠法治手段根治陋習是不能完全奏效的，必須德治與法治並舉。

第三，法治和德治具有差異性。從價值目標取向而言，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觀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為上層建築，與普遍的道德規范必然具有並存在著差異性，不管是法還是德同樣受到各階層，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階段認為是符合道德准則，卻不符合法律規范，另一階段可能判定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卻符合法律規范，這就產生了道德與法律的差異。如目前存在私營企業僱用工人做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私營企業主獲取了工人的剩餘勞動價值，如果用道德規范來衡量，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從國家社會長遠發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許存在諸如類似情況的一定「獲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才能充分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才能增強綜合國力，然而，這種人們普遍認為不符合道德范疇的東西，法律卻往往難以禁止，甚至從更好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標出發，不僅不加以禁止，反而視其為合法收入加以保護。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雖然在一時符合傳統道德，也接近於相當一些人的心裡承受能力，但卻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甚至成了阻礙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桎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平均主義從現代社會來看，也是不道德的。同樣在人們普遍認為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准則，法律卻不給予確認和保護。如小偷盜竊你家的東西，被你抓住後將其捆起來打一頓出出氣，看起來似乎天經地義，但法律卻是禁止的。又如未成年人由於家庭困難，要求在企業打工，老闆考慮其生活著落，收下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養溫飽，看似符合道德准則，但卻明顯的違反法律規范。

在這種差異前面，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從屬於法律，相反仍要高舉起「道德」的大旗，從輿論上影響富有者的心理，盡可能減少獲取，逐步縮小富有者與非富有者的收入差距，而最終消除差距。在此種情況下，法律所能擔當的角色則是運用國家權力，通過稅收的、經濟的立法調節雙方的收入差距，在這種背景下，立法的進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道德的力量。可見，德和法存在沖突的情況下，也需要德治和法治雙管齊下。

第四，法治和德治又具有依賴性。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人類要共同生存和發展，必然要相互依存和合作，合作的基礎是基本道德觀念。如果人們沒有基本的、起碼的道德觀念，那社會就會混亂不堪。但在道德的約束過程中，由於人的私慾雜念的產生，就迫使社會考慮將某些道德賦予強制實行的效力，在國家的參與下，有些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便以強制的面目出現，這就上升為法律，也就是說道德的實行依賴於法律。這還不夠，人們許多行為准則，規范是不是符合道德，並不完全依賴於人們的一般理念，而在於法律是否賦予其正義的內涵，現實生活中，許多行為准則只有法律規定其符合道德才會符合道德規范。如殺人是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同時也是違反刑法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殺人都是違反道德和刑法的。法律規定某些殺人行為就符合道德的，如正當防衛殺死了人，死刑執行者的殺人等都是符合道德的。因此，道德的判定、道德的強制實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法律。

而法也同樣依賴於德，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同樣離不開德。如在公正司法、執法、法律監督中需要的就是有正義感、責任心和有道德良知的執法者，一個執法者當他面臨情與法，金錢與法的選擇時，在其主觀意志中起決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基本道德素質。在執法現實中，人們往往會發現，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執法者手中，有時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除了執法者的法律水平不同對法律的理解上存在差異外，這就不排除道德因素了。作為執法者即便沒有權錢交易的邪念，但法的適應並不是教條、僵化、死板的過程，因此同樣需要道德的理念去追求正義價值的實現，只有正義的執法者，才能賦予法以正義的靈魂。

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歷史演變過來的文明古國，要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真正意義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並實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才能真正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