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談立法

『壹』 如何根據自身職責抓好黨風廉政建設

如果說不對，是反動。
如果說對，在建國之後的第68個年頭。

民族的領袖，在兩個世紀的革命斗爭里，在最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里，想為中國的復興和發展，探索一條新的出路。從無到有的農民起義開始了。

27個年頭的血雨腥風的全面地面戰爭；
27個年頭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

但是，當領袖小平走到歷史的轉折關頭的時候，無論如何，是他自己，親筆題詞：撥亂反正。

請回了住共產黨監獄，比，住國民黨監獄年頭還多的彭真同志，主持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工作。正式開始了比較全面的，作為一個農民起義黨，試圖建立的，有國法的，嶄新的國家。

1982年，我以雙百分，小學畢業。

升入初中，所有的我國新一代的政治學教材和課本，都是老一代先賢大佬，以舊社會；和並新中國，追隨祖宗的遺志；更新了今天的知識的全新的，第一次的全人類的，正常人類教育，在國家教委的領導里。數以百計的從已在暮年的耄耋學問天師，直到特級教師，描繪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藍圖，為著，從未有過的那個美麗的理想。

法律，規定了國家的存在。
第一次，全文、全部、全景詳實地，成為國家教育的標准和標的的範本。

既往的，歷史故事會里的一切傳說和線索，在進步人類的今天，為了活著的存在於世界民族之林，都應該，服務於，已經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法制大廈的添磚加瓦。

國法庄嚴
黑白分明
對錯明晰

法律，必須成為，任何想活著的公民，第一考慮的生命和生活和生存底線，在我們這個心血和汗水凝成的蠻荒和廢墟里建設起來的嶄新的新中國的法律定義的國家裡。
- 如果，一定要享受，這里中國人民辛勤勞動的合法所得的社會環境和建設成就的碩果的所有的每一個人。的人們。！

國歌

『貳』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叄』 彭真是怎麼樣經營自己的獨立王國的

「獨立王國」？這是江青等造反派對彭真最大的侮辱。
彭真同志早年在太原求學期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於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 1949年，彭真在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上
矢志不移，投身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大革命時期，彭真同志參與領導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在山西開展國共合作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他作為黨在北方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中，繼續堅持斗爭。一九三五年後，他參加北方局的領導工作，為恢復和發展北方地區黨的組織，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創白區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一九三八年後，他和聶榮臻同志領導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九四一年，他到中央工作，參加領導延安整風運動，參加七大的籌備和組織工作。抗戰勝利後，他到東北擔任領導工作，執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作出的戰略決策，迅速打開工作局面，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彭真同志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為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為政法工作、統戰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理論工作和科學教育文化工作，竭誠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長期擔任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工作，為首都建設作出重要貢獻。彭真同志作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不犯錯誤，根本的問題在於調查研究。他身體力行，經常深入工廠、農村和基層單位，直接聽取意見。他一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發揮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他堅持實事求是地處理思想文化領域里的問題，強調要在學術界、文藝界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他一貫提倡和堅持客觀、全面、本質地看問題的思想方法，強調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探索革命和建設規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的關鍵。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同志遭受林彪、江青一夥的殘酷迫害。但他在逆境中 彭真和周恩來同志
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堅決的斗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新的歷史時期，彭真同志作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撥亂反正的進行，為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不顧年事已高，經常到各地考察工作，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祖國大地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影。 彭真同志長期領導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設工作，具有豐富的立法工作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主持憲法修改工作，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極大地推進了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他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為健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努力，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長期分管政法工作，為推動政法戰線制度和隊伍的建設，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代表黨和國家，參與了許多重大的外事活動。他堅持我們黨和國家關於處理黨與黨、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為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彭真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後，仍然非常關心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堅決支持黨中央的工作。他一再強調，我們要永遠記住，人民群眾是我們共產黨的母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事物的本質；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永遠在車間里，在田野上。這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我們應該永遠銘記。

『肆』 如何評價中國政治中的非正式會議傳統

在西方的政治傳統中，立法始終是政治劇場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戰性的角色。而此種意義上的立法對中國社會幾乎完全是異質的東西，近代以來、特別是清末新政以來的立法實踐尤添了諸多混亂。所有企圖模仿西方或另起爐灶的立法努力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當時統治者的各種烙印，並屈從於統治勢力的權威之下。1949年之後西方的現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陸遭到拒斥[1]，同時依靠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和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社會主義立法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慣用的表達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這種把黨說成法律乃至法制體系締造者的話語表明，在中共統治下立法不得不依賴執政黨的扶持、必然主動或被動地服從黨的權威。但在現實中，執政黨對立法的影響並不完全是由法律規定的，而是更大程度上依照長期形成的慣例以及黨的內部規則發生作用。換言之，黨對立法的影響一直處於正式的法律典章之外，因此當代中國的立法機制就具有一種特性——「非正式性」。從實證的角度考察黨與立法機構之間這種「非正式性」關系，有很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剖析中國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

伍德羅.威爾遜很早就考察過政府體制和立法過程在實際運作中形成的規則。他不是局限在憲法和《聯邦黨人文集》對美國政治原則的描述，而是具體關注美國的政體如何在實踐中背離了憲法所確立的精緻的平衡結構而演變為一個國會至上、乃至「國會常設委員會主席的政府」[2]。威爾遜指出，在檢視任何政府制度時應著力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政權的人和基本的權力結構，若僅僅依據權威性的憲法指南來解說政府制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3]。他開創了以實證方法研究現實政治中政府活動的過程與功能（或決策過程）的先河，這是對傳統政治學強調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結構的一種挑戰。[4]正是在對行政行為和決策過程的研究中產生了「正式」范疇與「非正式」范疇的區分。前者意指政治組織的法定製度或法定結構，而後者則表示政治組織在實際運作和決策過程中的真實行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戲規則」。[5]對「正式性」的研究主要採取規范分析，而對「非正式性」的考察則偏重經或實證研究。

在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中「非正式因素」始終佔有一席之地。[6]盡管對其涵義有不同的理解[7]，但一般都承認「非正式性」的確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的政治體系距離制度化還很遠，其統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約束，而且由於多數決策是秘密進行的，很難實施公眾監督。[8]即使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但也僅觸及到中下層官僚體制，而上層決策、尤其是最高層的決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9]

立法不僅是政治過程的關鍵環節，並且是上層乃至最高層的決策，立法的非正式性對真實政治的折射是頗具典型性的。然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立法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憲法》、《立法法》等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務院等機構，囿於各級《組織法》和各種《議事規則》等成文法確立的正式規則，而忽視了法外的非正式規則對立法過程及法律內容的影響。這種法律——制度層面的規範式研究過於偏重對憲法文本和制度規定的考察，多半是從指導原則和法律文獻的規定性角度解釋和說明中國的立法過程「應當是怎樣的」。這就留下了一大塊空白：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實際上究竟有那些表現及特點，它倒底是如何影響立法結果的？通過搜集分析現實政治的經驗材料，可以總結、歸納出中國立法活動的權力結構及其配置，從而解答下列問題：誰是立法的真正參與者？誰在事實上掌握了最終的立法決策權？立法權是如何在這些參與者或行為主體之間分配的？他們又是如何分工和協調的？

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事實上存在著背離憲法性規定的法定權力的移轉，這不僅發生在專門的立法主體內部（如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向其常委會或常設的專門委員會轉移，或國務院的立法權向下屬部委或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轉移），更可能發生在立法主體與其他政治、社會勢力之間，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與行政機關、執政黨之間立法權的實際分布。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立法過程是廣義的，不僅包括立法機構（議會或人大）內的作業和程序，而且涵蓋立法機構決策過程中內外諸勢力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相互作用。

立法過程中的非正式性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立法機構立法活動過程中「內部」的非正式性，如議會對法案的非正式討論或重要的委員會主席對立法決策的影響，這可能影響到立法決策權在立法機關內各不同機構之間的分布，如所謂的「委員會辦公室支配立法會議廳」[10]；另一種與之相對應的是「外部」的非正式性，即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與政黨、行政機關、利益集團之間發生的非法定聯系和非正式規則。威爾遜對美國政體的考察表明，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會對政治權力的實際分配產生巨大的、甚至遠遠背離憲法「書面原理」的影響。

在中國這個以成文法為主而立法過程又充斥「黨政法一體化」[11]等非正式因素的國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過去50年裡立法體系經歷了2次摧毀和重建：中共革命成功後宣布廢除舊法制，而後立法通過了《共同綱領》；但不久又通過一次次違反憲法、踐踏公民權的政治運動再次摧毀了法制，直到1978年《憲法》通過後才第2次重建立法體系。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真正的權力中心是執政黨，而不是《憲法》或《立法法》所確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如要考察立法過程中的外部非正式性，其要點就是分析中共、國務院與人大三者之間在立法過程中形成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中共對立法的超憲法的領導地位；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實際立法權在執政黨、人大和國務院之間的分布產生影響[12]。

執政黨的直接介入使中國的立法過程大大復雜化，憲法所規定的以全國人大為最高權威的立法體制被以黨中央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並且由於執政黨一貫偏重行政機關，連依據憲法應受全國人大監督的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過人大。這種立法權向執政黨的實際轉移是「超憲法」或「非憲法」的。憲法中提到要堅持中共的領導，但這種「領導」在法律層面卻很難立足，它的貫徹與實施只能依靠宣傳、動員和組織等非法律的政治手段。自80年代初彭真主持人大工作以來歷屆人大領導人都強調中共對立法的領導，其實質是什麼，通過何種途徑實現，與立法權的分布及現存立法格局有何關系，本文第二部份討論這些問題。

本文的第三部份主要分析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立法過程的影響。在領導人個人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權力主要依附於人際關系，而不是取決於握有權力者在政治結構中的法定地位。[13]結果真實權力可能與法定權力脫節：有正式職務的人不一定具有充份行使其法定權力的地位；沒有正式職務的人未必沒有實際權力（如退休後的鄧小平名義上只是「全國橋牌協會」的名譽主席，實際上仍處於重大決策的中心）。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不斷增長，黨組織逐步放鬆了對具體立法事項的控制，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與領導人的個人因素而不是體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領導人或黨內元老個人的「立法觀」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立法決策乃至某一項具體法案的內容。

本文的第四部份將分析中國立法中非正式性的成因。筆者認為，80年代以來立法在中共決策體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著執政黨力圖通過立法這一具高度正式化意義的政治行為，使其政策「合法化」(legalization）甚至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但立法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非正式性卻損害了這一努力。在中國的法定立法體系（人大及其常委會）缺乏充份自主性的情況下，立法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任何與此相關的改革都勢必觸及黨、政、立法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而這決非人大本身可左右。近20年來中國立法所經歷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仍是現存體制內由執政黨領導的施為；這條路究竟能走多遠、走到什麼程度，同樣也取決於執政黨的意圖和選擇。

二、非正式性之一：中共的超憲法領導

黨與全國人大：誰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按照這一規定來理解，全國人大就是一切政府權力的唯一來源和歸宿，國家主席、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央軍委等一切政府機構的權力，都只能由人大派生出來並必須服從於人大的領導與監督；據此可以認為，全國人大除了擁有最高立法權和建立立法制度的權力之外，還可通過立法活動建立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並制定一切它認為必要的公共政策，同時具有監督上述所有行政部門及其負責人的權力。然而，憲法同時還規定了中共對整個國家的領導地位，並由此生發出領導各級人大和國務院的「默示權力」。在現實政治中當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釋掩蓋了憲法規定上的這個邏輯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黨必須遵循人大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人大有權追究政黨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14]而在實際政治體制中人大必須接受黨的領導[15]。

雖然依照憲法的文字表達來看，表面上存在著「雙重」的立法最高權威，但現實中上述關於人大與黨的關系的辯說之前半部份不具實際意義；並不存在任何能有效監督和約束執政黨的法律或政治機制，所謂的執政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之「必須」也無法體現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憲法性義務。在現實中只有執政黨才是真正的最高權威；從憲法法理的角度看，黨對立法的領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憲法外的」或「超憲法的」。近年來人大領導人在談到黨和人大或立法的關系時總是強調要「自覺地接受黨的領導」。[16]「自覺」一詞一方面體現了人大在現實中的弱勢地位，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重視與支持」，人大就很難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顯現出在法理上難以將憲法明確賦予最高權威地位的全國人大必須「自覺地服從」黨的領導之現狀自圓其說的微妙處境。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對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是這樣解釋的：「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定型化的表現，是把實踐證明比較成熟的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17]由於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政策都是由黨來決定的，不存在非黨決策的政策，所以這種說法實際上揭示了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關系：法律服從於、跟隨於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政策的「影子」，黨擁有對立法的最高權威。但「文革」後黨的文件、指示、決定和命令形式上不再是政策的唯一形式，「黨的政策要經過國家的形式而成為國家的政策」[18]，即通過立法這種公共決策的最高形式來表現，這就使立法和法律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1980年代中期以後黨的「決策」（policy making）與國家的「立法」（law making）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立法」成為「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9]；而越來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規的內容實際上是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才得以明確。正因為立法與決策在形式和內容上交織在一起，所以必須進一步研究立法的決策過程。[20]

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在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與角色分工

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的立法過程已形成一套十分復雜的程序，它是一個「多階段、多舞台」的過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經過大約5個不同的階段：議程確定；部門間審查；最高領導人同意；全國人大辯論與通過；對作為政策的法律之說明、實施或裁斷。這些階段又分別在3個不同的「舞台」——中共中央、國務院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1]上實現。[22]整個立法過程包括政策建議的提出、從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擬訂和法律的通過以及一系列相關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出台；而在此背景下的法律制定只是立法過程中一個並不重要的部份[23]。重大立法始於黨中央，終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多數立法始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又由國務院負責提出實施細節；真正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單獨決策的立法為數很少。

以1985年司法部部長鄒瑜在第6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對「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草案）」所做說明為例，可以清楚地描繪出這個政策及其推動的第一個5年全民普法運動的出台經過：首先是提出建議，「幾年來，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講話強調這個問題」；其次是設定議程，「今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批轉了陳丕顯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提出爭取用5年左右的時間，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然後是各部門協調（鄒瑜的表述是「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今年6月，根據彭真委員長的倡議，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聯合召開了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接著是政策執行，「11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擬定的《關於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5年規劃》並要求各地各部門結合實際，具體安排，認真組織實施黨中央這一重要號召」；下一步才是國務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24]其實，還有司法部長未曾提及的最後一環，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的議案作出「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

上述過程充份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在立法中錯綜復雜的關系和各自的功能。黨的作用貫徹始終：黨的領導人（可能以個人身份、也可能代表黨中央）先提出建議；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決策過程的議程；黨中央的有關部門（在此案中是宣傳部）再參與部門間的協調和政策（《5年規劃》）的擬訂。國務院則在決策提出後負責部門間協調、《規劃》的擬訂、組織實施以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人大常委會既非決策的提出單位，也非政策的擬定、實施單位，它只是到決策的最後階段才介入，對結果的影響也最小。這幅圖景雖有其特殊之處，但與一般的實際立法過程相去不遠。它表明現實的立法過程與憲法的規定相反：居於立法過程權力中心的並非《憲法》與《立法法》所確立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是中共中央；行政部門——國務院掌握次要的立法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整個立法過程中處於決策圈子的最外緣。

如果說執政黨在立法中位居人大之上尚可被理解為「超憲法」，那麼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優先地位則幾乎完全是「非憲法」的。國務院立法功能的膨脹不僅源於管理國家的需要，更發端於長期以來執政黨對行政系統的偏重和對立法機構的輕忽，只有行政系統才擁有大批能擬定法律法規、掌握實際情況的工作機構和人員。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中絕大多數仍由國務院提出立法建議、起草立法法案；由國務院提出、批準的行政性法規也遠多於人大通過的法律數量[25]；人大通過的法律頒布後往往還需要由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制定一系列實施細則；這些機構出於部門主義的考慮，擬定實施細則時常僭越其職能許可權，甚至直接修改乃至違背已頒布法律的規定[26]，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使頒布了一項法律也並不意味著立法過程的結束，該法律的內容很可能在實施和解釋過程中遇到實質性修改[27]。看起來國務院或其下屬部門更象事實上真正的「立法者」。

黨對立法的介入和領導

中共直接介入立法過程並承擔立法功能，大大改變了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格局，使原本就許可權劃分不清、關系界定不明的立法系統更為復雜。由於憲法對立法機構最高權威的規定與現實運作狀況不一致，中共在立法過程中的實際地位是曖昧的，這暴露出中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在。這里至少有3個問題值得探討：執政黨的領導如何突破「原則性領導」的約束而成為一種實質性權力？這種非正式的實質性權力通過什麼方式或途徑行使？如何維系這一方式或途徑的合法性？

1.從「原則性領導」轉變為實質性介入

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中共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這一規定比憲法當然具體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新近制定的專門規范立法活動的《立法法》也未對黨領導立法的范圍和方式作任何具體規定。其實並不存在正式的規范中共對立法過程主導方式的法規，黨對立法的領導實際上主要是依照非正式慣例。黨中央並沒有專門領導和協調立法的實體機構，中央政法委員會對立法的干預也在減弱[28]。長期以來黨直接或間接領導立法的唯一根據就是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帶有重大原則性質的法律時事先需報黨中央批准；黨中央就法案的指導思想和重大原則問題把關，不具體過問每一條文。

『伍』 1984年10月24日彭真委員長在座談會上說實事求是包括哪兩個內容

實事求是，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決定方針、政策要從實際出發，實際包括實踐。再一個，決定了的方針、政策，還要用社會實踐來檢驗，檢驗的結果，證明正確的、成熟的，立為法。黨的方針、政策，在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它還不是法。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成熟的，通過立法程序肯定下來，才成為法律。

『陸』 邢亦民的情系立法

2011年7月，《中國人大》雜志記者在北京醫院再次采訪了98歲高齡的邢亦民。病床上的邢老盡管很消瘦，但眼中仍閃爍著堅毅光芒。
見證立法新時期發軔
邢老於1978年5月到全國人大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79年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正趕上在「文革」中「癱瘓」多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恢復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建立，恰逢中國新的「立法時期」的開始。1983年，他又當選為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1988年當選為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1993年退下來時，他已經近80歲高齡。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打基礎的三屆。這期間頒行的法律數量之多在中外法制史上實屬罕見。邢老於這重要時段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了共15年。
在邢老的《我的史記》一書中，把在人大工作15年的日記做了摘錄，他稱這段時間是「雖官亦民」。記者看到在這15年的日記摘錄當中前5年即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期間的日記共佔了全部日記三分之二篇幅，而其中談到立法工作的又佔了一半多。
看得出，邢老對五屆人大的許多事始終記憶猶新。他在書中回憶：「四屆全國人大是曙光將臨，陰雲未散。『文革』遺留問題甚多，殘局待整。所以五屆全國人大提前召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過十年浩劫，可以說是百廢待興。1978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組部的推薦，任命我擔任了常委會的副秘書長。此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是葉劍英，副委員長很多，有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有共和國元帥劉伯承、聶榮臻，有久任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陳雲、烏蘭夫、譚震林、張鼎丞、廖承志，中國婦女界的革命領袖蔡暢、鄧穎超，民主黨派領袖周建人、許德珩、胡厥文等等大家都很熟悉而且深受人民愛戴的人。我能夠在他們領導之下，協助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姬鵬飛做此工作，可以設想會受益匪淺，我感到十分高興。上任不幾天，鄧穎超大姐就接見了我和同時任命的鄭季翹、張加洛等人，她一再說明本屆人大常委工作的責任重大，說它任重道遠，一點也不為過。」
據邢回憶:「我剛到全國人大時，工作的難度很大。首先是人手不足，『文革』中一些領導幹部被趕走了，很多人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沒有定論，不知道能用不能用，需要盡快審查、平反。更重要的是『文革』中把國家的法制破壞無余。我剛到人大時，姬鵬飛是副委員長兼秘書長。那時，五屆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還沒有建立局，部門都叫組。有秘書、政法、總務、信訪、外事5個組。直到1980年才由『組』改成『室』。鄭季翹管秘書組，我管政法和信訪組，總務組是張加洛分管，外事組開始是姬鵬飛親自管，武新宇也管一點，但新宇同志主要是管常務。事多人少，根本忙不過來。開始修訂法律工作時，我們從大專院校借了一些教授，如許崇德、肖蔚雲教授從頭到尾參加了我們法律的起草、修訂工作。開始是幾個組分頭進行，後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了，人手多了，就把刑法、民法、刑事訟訴法的起草、修訂工作一並進行。」
1978年年終總結時，邢老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喜歡上了這里的工作。立法和執法從工作上講有很大的不同，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有過29年的執法工作實踐，現在用之於立法，是有用的，或者說可能更好地發揮點作用。提起五屆全國人大擔任副秘書長的工作，記者聽邢老多次笑稱自己是「跑腿」的，他說:「能在五屆人大『跑腿』，光榮之至。不僅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副委員長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領導人，三任秘書長也都是副委員長兼的，能在姬鵬飛、彭真、楊尚昆的手下『跑腿』，沒有出大的紕漏也不錯了。」
參與籌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
邢老參加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最開始的籌建工作。他曾對記者講：「在1979年初的一次常委會黨組會上，提到彭真同志恢復工作了。但是當時他還不是人大代表，當人大代表還得再等一段時間。怎麼辦呢？後來我們提出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恢復起來，不是人大代表也可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那時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也是法律委員會的辦事機構。開始機關黨組讓我協同組織部提出法制委員會的名單。經與多方商量，初步提出了80人的名單。到1979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由80人組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名單，彭真同志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我也是委員之一。」
邢老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成立後，接手進行修訂和起草法律的工作。我雖然主要的工作不在法制委，但法制委員會分組開會的時候，我一般還是小組召集人。我負責主持刑法、刑事訟訴法的分組討論；參加民法小組的活動；主持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修訂。經彭真同志批准，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訂的具體工作交給了民政部。全國人大組織法、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府組織法，由政法組牽頭並藉助教育部門的一些力量著手修訂，我從頭到尾都參加並領導了這項工作。」資料記載：當年參加修訂組織法的領導成員是邢亦民和李劍飛，參加人有司徒毅生、劉仁軒、王崇明、肖蔚雲、許崇德。民法起草小組領導成員是楊秀峰、陶希晉、吳克堅、邢亦民，參加人有趙中孚、林亨元和史越。
邢老說：「全國人大組織法修訂稿中，不但保存了五四年組織法中經過實踐證明正確的條款，而且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教訓，根據黨中央加強民主與法制的精神，加入了不少新的條款。選舉法和組織法修訂稿對地方政府和選舉制度方面的重要修改部分主要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專門委員會的常設，縣以上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省級人大可以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改變等額選舉辦法，實行差額選舉，把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級。所有這些修改，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檢察院組織法的重大修改是把檢察院上下級關系由原來的監督關系改為領導關系。」他把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刑法、刑事訟訴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7個法的特點，八二憲法的特點，有關修改憲法的背景和經過，五屆全國人大召開時國內的形勢和人大的任務等等，都寫在了用廢葯盒剪成的卡片上。這一張張卡片記錄著邢老對人大立法工作的奉獻，體現著邢老這一代老革命始終保持不變的艱苦創業和儉朴的作風。這些卡片記者至今還保存著。
親歷八二憲法修改全過程
邢老親歷了八二憲法修改的整個過程。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於1980年9月成立，人民日報曾刊出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名單，秘書長為胡喬木，副秘書長是張友漁、胡繩、吳冷西、吳茂蓀、葉篤義、邢亦民、王漢斌。
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采訪邢老是談修改憲法。他當時拿出幾本上面用鉛筆鉤鉤畫畫過的憲法對記者說：「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建國以來的幾部憲法，從中能看出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變化和民主法制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現行憲法的優越性。」他接著說:「五四憲法是一部好法，直至今天仍然光芒四射。七五憲法是『四人幫』參與搞的，把106條的五四憲法全部否了，弄出來30條。看起來冠冕堂皇，只剩一些意向性的規定。實質是搞無法無天，既無法操作，又可為所欲為。七八憲法存在的問題是為時很急，有不少地方還沒有擺脫『文化大革命』的影響。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常委會接通過成立以胡喬木為秘書長的秘書處，我兼任了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副秘書長。我分工憲法中國家機構部分的修改工作。我藉助了原修訂組織法時的工作班底，很快提出了這一部分的框架稿。八二憲法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有刪、有增、有改。如在全國人大職權中，刪的有『決定大赦』，增的有『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改的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其他的法律下放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另外增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最重大的增加是廢除了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八二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透過邢老的日記，記者看到六屆、七屆全國人大期間，他以高度的熱情參加了有許多法案的研究，為起草法律到過很多地方進行調研……在他75歲高齡時，為草擬行政訴訟法到過山西、內蒙古，於兩周時間內在太原、大同、呼和浩特、集寧、東勝、包頭等市召集十多次會議，聽取了百餘名各方面幹部群眾的意見，寫就的綜合報告作為全國人大內司委的第一號簡報印發給有關方面參閱……
邢老雖然退下來近二十年了，但他始終對國家的民主法制建設有著執著的關注。無論平時的言談話語，還是著書回憶，邢老經常表露出對人大工作的濃濃情意。今年3月份，住在醫院的邢老還曾下意識地要為開大會准備會議材料……
與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
邢老曾給記者講過，他是在1936年的秋天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後被派到縣里發展會員，挑選幹部建立基層組織，宣傳抗日，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思想。1937年參加了八路軍，在115師新成立的幹校工作。1938年初到了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後來他到延安抗大學習，之後就留在抗大工作。在這段時間里，他還下到基層連隊，當過隊長兼指導員、營教導員和團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基本上是在抗大從事組織工作……邢老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了新中國的建立捨生忘死；新中國成立了，邢老又為民執法，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後又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來到全國人大參與立法工作。
這次見到記者，邢老顯然知道記者是來采訪的，頭腦十分清楚並用手勢示意給他拿來寫字板。他寫道：總是想起戰爭年代的事……此刻，邢老回憶起的戰爭年代是抗日的烽火，還是抗大的歌聲，記者不得而知。邢老的女兒告訴記者：「我爸爸從2009年10月因肺部疾病住院以來，一直與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去年4月氣管切開上了呼吸機後，就只能使用『說話瓣膜』講話。雖然這樣病人會感到很費氣力，但他認為交流是第一位的。他很有毅力，還很少有同類病人能像他那樣一年多一直堅持使用『說話瓣膜』。由於前幾天他發燒剛剛恢復，我們擔心使用『說話瓣膜』講話太消耗體力，所以今天沒讓他用。」
邢老的女兒告訴記者：「我爸爸除了使用說話瓣膜外，還每天堅持用寫字板與人交流，每天都要把他腦子里想到的東西寫出來。就這樣懸腕寫字，有時能把寫字板寫得滿滿的……」
盡管看起來邢老的精神很好，有些言猶未盡，但為了不影響邢老休息，記者還是對邢老說：「您該休息了，過些時間再來看您！」離開病房前，邢老送給記者一本他在2009年出的書——《我的史記》，並應記者的要求在書的扉頁上寫了贈言。
邢老大半生重任在肩，卻戲稱自己是「跑腿的」，把自己當成普通一份子，奉獻畢生精力為了國家立好法，真可謂「情系立法、雖官亦民」。

『柒』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法制建設取得的成就

是這個嗎?
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開始；
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的土地改革；
1958年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9年 的「反右傾」斗爭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
1978年底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82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87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92年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
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03年我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
鐵路進藏：西藏鐵路已經全面開工建設，實現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歷史一大步
2004年第28屆奧運會我國體育健兒在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2008:成功舉辦奧運
1977年 恢復高考1982年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1983年 中國第一台巨型計算機誕生 1952年 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
1984年7月29日，許海峰射落了中國奧運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2003年2月，非典爆發；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
2008年1月，中國南方大部遭遇了百年難遇的冰雪災害；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發生8.0級特大地震，

『捌』 結合民法典的出台,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科學，更是關涉國計民生的國家權力行使活動，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願，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有機結合。從兩者的關繫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導，科學立法是關鍵。立法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人民賦予其的國家立法權的活動，立法活動本身及其結果必須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這是對立法主體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礎上需要科學合理確定人民權利義務及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分配關系。可見，沒有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就會成為空談，就無法真正體現公權力服務於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們先談談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們的法律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結果都必須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回應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為此就必須要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民意、匯集民智，達成最廣泛的共識。應當說我們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經有比較完善的立法程序設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將法律草案在媒體公布向全社會徵求意見，我們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就徵集了20多萬條意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徵集了30多萬條意見，實際上此種做法在國際上也是很先進的。我曾經和美國通用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法律部負責人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美國國會在制定法律時也從未將草案向全社會公開，而只是在國會進行辯論，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內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議員們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的做法值得美國學習。強調民主立法，就必須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團化，因為無論是部門立法還是受利益集團影響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國近幾十年來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量化和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之所以能夠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華爾街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以至於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對我國立法也是一個教訓。再比如，美國槍支管理失控，槍擊案不斷，對民眾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但有關管理槍支的立法始終無法通過，除了憲法的障礙之外，最重要的還仍然是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部門立法的弊端，也應防止利益集團對立法的不當影響。使法律真正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匯集民智不斷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徵求民意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律普及的過程，是對民眾參與民主生活的有益訓練，其對於法律的順利實施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權法》作了很好的示範，該法在通過以後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與其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地吸取民眾的參與有很大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幾點經驗尤其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充分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在物權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機關委託專家提出草案建議稿，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由於專家建議稿裡面有立法理由書，這也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備。尤其是在立法過程中，針對物權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立法機關委託專家進行專題研究，從而對這些問題有了充分的理論鋪墊。二是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法律草案能夠反映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聲音。例如，關於小區車位車庫的歸屬問題，立法機關就充分聽取了業主、開發商、主管部門等的意見，盡管各方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對最終規則的形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徵求意見。當草案比較成熟時，通過向全民公布，徵求意見。2005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短短一個月內，全國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眾意見11500餘件，8月11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將7月27日至8月10日媒體以及群眾來信提出的主要意見進行了分類整理，在互聯網上進行了公布，作為立法中的重要參考，從而將討論引向深入。我覺得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物權法草案公布以後，有大量公民積極建言獻策，提出立法建議。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正在不斷推進民主立法的進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公民參與國家立法事務的熱情不斷高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過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長達數萬字的建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我相信，物權法是我國民主立法的一個良好寫照，為今後立法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經驗。這些經驗實際上是立法機關開門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聽取民意的充分體現，這為我們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在強調民主立法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立法。科學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實際的需要。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有關市場的法律規則應當根據市場自身自發的法律秩序來構建，純粹應當根據所謂「試錯」的規則來不斷調試，而不能完全依賴於立法者的理性，因為立法者的預見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是常常會犯錯的。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近幾十年來，在資產證券方面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不斷放鬆監管，鼓勵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自由交易，以至於形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但是，德國很早就頒布了資產證券法，該法案還是嚴格按照市場的規律對金融產品的交易進行了干預，從而避免了危機的發生。這就說明完全否認立法者的理性而將立法完全交給市場，也是不妥當的。因為立法者雖然不能預見到未來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門科學，立法者能夠按照科學的要求，准確把握社會經濟的規律、對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預見，並且能夠引導市場秩序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給市場這個無形的手去控制。我國近幾年在科學立法方面，立法機關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對立法立項的科學評估，即哪些立法議案應當獲得立項，必須經過科學分析。同時在立法過程中也要進行科學評估，確定客觀情況是否已經發生變化，該法在通過後是否會滯後。二是在執法檢查中對立法進行評估，發現現有法律在適用中的問題，為以後的立法提供建議。三是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甚至將一些法律事先委託專家學者擬定建議稿。四是加強立法的前期調研工作，在立法過程中通過前期調研能夠充分發現立法的需求。這些做法其實都是為了准確把握立法的客觀規律，然後將之反映到立法過程中去。
從整體上說，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之間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沖突。例如，在破產立法中，勞動債權是否可以優先於抵押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如果要徵求民意，大多數民眾可能要求，勞動債權要優先於抵押權。而從科學立法的角度來看，抵押權優先於勞動債權，不僅符合法學原理，而且，有利於鼓勵交易，最終有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認為，對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來說，兩者不可偏廢，前者強調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觀規律的，所以又要通過科學立法來准確把握這些規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質量。
科學立法是確保立法質量的關鍵，當然，在科學立法過程中我們還存在很多不足，我認為要注重科學立法，還應該注意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適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差異很大，法律如果規定的過於具體化就有可能影響其在一些地區的實際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細」的做法，法律就會缺乏可操作性，不能發揮其實際的效果。二是在矛盾沖突中作出決斷。現在立法普遍會存在一種「擱置爭議」的做法，凡是爭議較大的問題，就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規范時機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談。我認為立法不能迴避社會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點上「打杠杠」。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立法機關要勇於和善於對社會生活中的利益沖突作出妥當的決斷。三是要解決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穩定性的問題。立法既要注重時效，不能脫離現實，總結現實的經驗，同時，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們強調，法律必須是經驗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對實踐的經驗總結，而不能完全等同於實踐做法。在我國的轉型階段，立法沒有前瞻性，就容易導致法律的滯後性，這必然要求不斷進行法律的廢、改工作，從而有損法律的權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國際性。立法應當總結人類社會的規律，吸收國外的先進立法經驗。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規則，我們不可能游離於國際通行規則之外，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立法並努力爭取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同時，我們對經濟領域中的一些先進規則應大膽借鑒。當然，對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領域的規則，仍需保持我們的優良傳統和生活習慣做法。五是應當注重對立法之後的實效評估。法律的出台並不意味著立法工作的結束，還要關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效。要充分關注有些法律沒有發揮實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後就很快被束之高閣，沒法有效發揮對社會生活的規范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認真評估並找出問題所在。同時，這也為以後的立法積累經驗、總結教訓。
法治的重要內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應該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科學理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個廣泛吸納民意的民主過程。只有將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保證立法的質量、實現良法之治。

『玖』 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最高立法權嗎

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行使國家立法權」。
常委會行使立法權的范圍是：「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探索經濟立法的歷史由來和現實需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沖破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並且斷然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全會公報全面分析了當前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指明了改革開放的方向。指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今後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深刻的革命。「
•全會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定：▲決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明確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決定保障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等問題。
意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這次全會為起點，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