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技立法概況

1. 我國科學立法原則的主要要求有哪些

科學是人類實踐經驗的理性總結，是人類對相對真理結論的高度概括內。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容和行為規則，它要為國家、社會及普通公民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規范的行為模式、正確的價值選擇。因此，法律必須建立在科學原則的基礎之上。

立法的科學原則包括以下三種含義：
1、立法必須尊重客觀實際，根據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客觀需要，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
2、立法應合理地吸收、借鑒歷史的和外國的經驗。任何國家的法律都是一定歷史發展的產物。
3、有關科技法律的立法中應當特別注意增強科學性。

2. 法理學我國科學立法原則的主要要求有哪些

科學是人類實踐經驗的理性總結，是人類對相對真理結論的高度概括。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行為規則，它要為國家、社會及普通公民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規范的行為模式、正確的價值選擇。因此，法律必須建立在科學原則的基礎之上。

立法的科學原則包括以下三種含義：
1、立法必須尊重客觀實際，根據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的客觀需要，正確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
2、立法應合理地吸收、借鑒歷史的和外國的經驗。任何國家的法律都是一定歷史發展的產物。
3、有關科技法律的立法中應當特別注意增強科學性。

3. 科學立法的內涵

科學立法的內涵包括：科學立法科學性的構成要件、科學立法科學性的組織因素、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實現路徑等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認為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體要件是立法權的專屬性、主觀要件是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客體要件是立法事實的法調整性、客觀要件是立法行為的程序性；要實現科學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對吸納化、立法邏輯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視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專業化、立法效果的社會反饋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科學立法是指立法過程中必須以符合法律所調整事態的客觀規律作為價值判斷，並使法律規范嚴格地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諧，法律的制定過程盡可能滿足法律賴以存在的內外在條件。此定義表明科學立法要符合它的內在條件，即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契合，立法要與外在條件保持一致，是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科學立法科學性涵義的進一步細化可以採取肯定法和否定法兩種不同的方法，由於肯定法在情況下還難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學性之涵義。
科學立法的科學性是對經驗立法的否定。法律與自然的和諧是立法必須予以注意的，而能夠使立法與自然和諧的便是立法中的科學性。法律既是一種人文現象，又是一種自然現象，立法在非科學運行的情況下所倡導的是法律與人文現象的契合，而不倡導或者沒有意識到法律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十五條 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4. 說明我國是如何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彰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

1.加強來人大對立法工作的組源織協調，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等。
2.更多地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通過密切聯系群眾、行使提案權等，促進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
3.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
4.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開展立法協商，充分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在立法協商中的作用。
5.探索建立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專家學者等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調整論證咨詢機構。
6.健全公開徵集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反饋機制

5. 簡述科學立法的內涵

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概括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內涵極為豐富。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堅持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益，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全面發展，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協調發展，就是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可持續發展，就是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科學發展觀是用來指導發展的，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一條重要經驗。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最根本的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同時，我們要求的發展，必須是科學的發展。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更加註重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更加註重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更加註重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我們才能避免經濟大起大落，保持經濟社會長期平穩較快發展。

6. 科學立法的基本概念

所謂科學立法是指立法過程中必須以符合法律所調整事態的客觀規律作為價值判內斷，並使法律規范容嚴格地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最大限度地和諧，法律的制定過程盡可能滿足法律賴以存在的內外在條件。此定義表明科學立法要符合它的內在條件，即與其規制的事項保持契合，立法要與外在條件保持一致，是各種內在與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科學立法科學性涵義的進一步細化可以採取肯定法和否定法兩種不同的方法，由於肯定法在目前情況下還難以合理全面地概括其科學性之涵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規定：「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規定非常明確地將科學立法作為完善中國法律體系的一個價值判斷標准。那麼，究竟應當如何解讀科學立法就成為法治實踐和理論界不能迴避的問題。

7. 概括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立法發現的特點

根據材料並來結合所學自知識，概括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立法發展的特點，並加以評價。（16分）

答案
特點：政府態度由不重視到重視；立法范圍不斷擴大，內容主要集中在應用科學領域；由單純模仿引進到強調獨立研發；由官僚壟斷轉向支持和鼓勵民族資本分享科技成果；借鑒西方的法律，與西方接軌；立法逐步體系化完備化；與實際需要緊密結合（七選四）（8分）

評價：有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利於民族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愛國救亡運動展開；有利於中國法律體系的近代化和規范化；沒有確定科技發展的總體規劃和戰略部署；過分強調和全力發展應用科學，忽視基礎理論科學研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科技的落後局面。（8分）（積極方面答出三點共6分，消極方面答出一點共2分）

8. 我國目前的科技狀況

一、我國科技人才隊伍發展的環境狀況

1.研發經費狀況。我國的R&D總經費2003年已增至1539.6億元，經費規模繼2001年超過義大利之後，2002年又超過了加拿大而位居世界第六。僅就R&D的規模而言，與已經跨入後工業化時代的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是十分巨大的。在R&D總經費的強度對比中，高於印度、巴西而居於發展中國家前列。2001年～2003年，我國R&D總經費保持著年均18.6%的高增長速度，遠高於同期GDP年均8.4 %的增長速度，已經進入R&D總經費高速增長國家的行列。2003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87.7億元，應用研究經費為311.4億元，試驗發展經費為1140.5億元。三者佔R&D總經費的比重分別為5.7%、20.2%和74.1%。其中，基礎與應用研究經費在R&D總經費中所佔比重僅為 25.9%，而很多發達國家都在40%左右。可見，我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經費在R&D總經費中的比重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從R&D資金投入結構上看，投入主體已經開始從政府主導型向政府企業雙主導型過渡。在政府R&D資金投入中，中央政府的主導型地位突出。企業在R&D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逐步形成，政府R&D 資金進一步向研發機構和高校傾斜。地區R&D資金投入總量不均衡，除了區域經濟、文化教育和科技發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外，還有一個客觀因素，即R&D活動的集群分布的不均衡，形成的在爭取政府R&D資金上的區域優勢。
2.科技人才流動狀況。2004年2月16日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度留學人員情況統計結果指出：從1978年～2003年，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70.02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17.28萬人。回國人員只佔24.7%，超過75%留學人員尚未回國。科技人才從科研機構和國有企業流向外資企業是流失的另一方面。據北京市經貿委對工業系統的150戶大型國有企業的人力資源狀況調查顯示，這些國有企業自1982年以後引進的、具有大學以上學歷人員的流失率高達64%，大多數流向外資、合資企業。
近些年來中國流失的人才迴流的也逐漸增多，這同國際上出現的人才迴流趨勢是一致的，且中國留學回國創業人數穩步增長。2003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11.73萬人，各類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為2.01萬人，比2002年增長12.3%。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度留學回國人數首次突破2萬人。此外，中國近些年吸引的來華留學生人數也明顯上升。
3.教育環境狀況。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2002年全國教育經費為5480.03億元，比上年的4637.66億元增長18.16%。但教育支出量占國民經濟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卻不高，低於相同經濟發展條件下3.8%的平均值，投入強度仍不足。在高等學校研發經費的投入方面，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是近十餘年來世界上高等學校R&D經費支出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特別是2000年～2002年期間，R&D經費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高達30%。但我國高等學校R&D經費占本國R&D總經費的比例卻僅略高於10%，佔GDP 的比例為0.14%（2003），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表明我國對高等學校R&D活動的投資力度與我國經濟規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協調。
在科技人才培養方面，高等學校每年都培養出大量的科技後備人才，已經有效地緩解了目前我國一般性科技人才短缺的狀況。但高層次人才尤其是拔尖創新人才仍然十分短缺，難以滿足實際需求。同時還存在人才培養和能力建設的相對不足，能力結構不能適應產業結構，創新教育薄弱，導致我國高素質科技人才與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差距十分明顯。
4.科技活動環境狀況。就現狀來看，我國科技人才的人均勞務費偏低，科技人才的預期壽命低於全國平均預期壽命。就科研評價體系來看，尚存在一定短視行為。就我國科技創新法律制度而言，一是沒有科技創新的基本法律，《科學技術進步法》的法律位階不高。二是科技創新法律體系不完整，存在立法空白。三是法律規定操作性不強。四是法律實施的力度不足，監督機制不健全。
在肯定企業技術創新投入能力提高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從總體上講，我國企業技術創新和研究開發經費的投入總量雖然不斷增長，但與國際競爭對手相比，不管是投入的總量，還是投入強度都還很低。而且不論是企業平均投入強度、項目平均投入強度，還是技術開發人員的平均投入強度，都還處於非常低的水平。從這個角度講我國企業還不是真正的技術創新的主體，甚至地位還有下降趨勢。

二、我國科技人才隊伍發展環境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研發經費投入的強度及配置有待提高和完善。雖然我國R&D總經費的投入逐年增加，2003年已增至1539.6億元，但與GDP之比仍低於1.6%的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2.2%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顯。基礎研究活動的投入力度還遠不及發達國家水平。基礎研究在整個研發經費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上下。而從大部分OECD成員國家及其他6個觀察員國家的數據看，基礎研究經費在R&D經費總額的比重最低也在10%以上，大多數國家在20%左右。基礎研究投入力度的不足，在研發活動中的比重得不到根本性的提升，這將制約我國實現

9. 科技法學從哪個法學獨立出來的

科技法學
《科技法學》是2013年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圖書，作者是孫玉榮。
本書主要講述了科技法的概念與特徵 ，以及科技法的體系和淵源 。
書名
科技法學
作者
孫玉榮
出版社
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3年
定價
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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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錄
內容簡介
本書在對我國科技法的基本理論和科技法律制度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吸收國內外科技法學教學與研究的*成果，結合*法律、法規，從立法、司法角度對我國科技法律制度，特別是對信息法律制度、生物技術法律制度、風險投資法律制度、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高科技園區法律制度等進行了全面的闡述。
全書共15章，分別為科技法概述、科學技術進步法律制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律制度、科技獎勵法律制度、科技組織和科技人員法律制度、高新技術與高科技園區立法、信息技術法律制度、網路法律制度、電子商務法律制度、生物技術法律制度、風險投資法律制度、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技術合同法律制度、國際科技合作與技術貿易法律制度、科技爭議的法律解決等。[1]

10. 怎樣實現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的實現路徑
實行科學立法，必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遵循立法的科學理論，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機制
1.立法決策體制機制。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立法主體，是立法決策和立法協調主體。不過，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在立法決策和協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立法許可權（體制）。現行憲法和有關法律對立法許可權劃分作了基本界定，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現在看來，立法許可權的劃分還不夠明晰，需要修改憲法和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這一體制。（1）從縱向來說，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劃分；明確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與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劃分。（2）從橫向來說，要著重釐清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限，既要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國務院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細化憲法第八十九條關於國務院行政管理職權的事項，界定何為「執行法律」、「行政管理職權」等，細化立法法第八條關於專屬立法權的規定；又要明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地方政府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要明確人大與其常委會之間立法許可權的劃分，目前法律法規大多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而很少（有的地方幾乎沒有）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依法將更多的法律法規草案提請代表大會審議和表決，既是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的應有之義，也是增強法律法規正當性的必然要求。
3.規范立法權的行使。（1）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權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不積極、不主動，而有利益表達訴求的主體又沒有提出法律法規案的權力，因此，適當擴大提出法律法規案的主體范圍，有利於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需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等米下鍋」的問題。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可否考慮賦予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向省（市、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法規案的權力。（2）抓緊完善法律制度。我國法律體系內部不和諧、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比較突出，還存在不均衡的問題。比如，雖有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卻沒有民法總則、更沒有民法典；社會保障方面法律也較為欠缺等。當前，急需「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3）適當將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的一些內容，吸收到法律中來或者說由法律予以規定。既然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都是適用於全國的，那從權力行使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合法性）的角度來說，就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作出規定，而不應寄希望於國務院和「兩高」做細化規定，以免他們僭越應當由全國人大及常委會行使的立法權。
（二）完善的立法程序
立法本身是一件大事，所以立法的協商、協調，不僅要在會下進行，也要在會上進行，而且要採取公開立法這種讓人看得見的方式進行。當前，在立法工作中要實行更加廣泛的協商，「深入開展立法協商。」
1.擴大立法博弈。立法本質上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博弈，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是在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條件下，通過協商和博弈，重塑新的利益格局，既保護共同利益，也保護個人利益。這本身既是民主立法，也是科學立法。我國正處於社會急劇轉型時期，復雜的政治和社會局面使得各項改革均步入了「深水區」，舉步維艱，實質上就是利益的表達與博弈不充分，而這又加大了改革的難度，延緩甚至阻礙了改革進程。因此，對利益的調整必須格外小心，必須與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人進行溝通，擴大和促進博弈，進而形成共識，達成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平衡各種利益，體現和保障各利益主體不同的正當利益。
2.進一步豐富方式方法。在立法過程中，已廣泛採取座談會、書面徵求意見、調查研究、列席和旁聽、公民討論、專家咨詢和論證、媒體討論、信訪等形式。立法法沒有對此作出明確規定，但其中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和公民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其實，這些方法也可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加以使用。因為這些方法的廣泛運用，不但有助於法案起草者深刻了解和把握各有關方面的利益、願望及相關要求，而且有助於立法協調工作的實施，保證立法順利進行，使法案更加成熟，質量更高。這需要修改完善立法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予以明確，做好立法溝通協調工作。
立法工作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建立健全相關的具體制度，使群眾參與立法制度化、法律化，把「運動式」的參與變成制度化、法律化的有序參與，特別是要適當改變以往立法工作中的一些做法，繼續徵求有關部門、有關方面的意見，但又不能局限於此，以免使得有關主管部門「借法擴權」、「與民爭利」，更要徵求法律所調整范圍內的利益集團和群眾的意見，擴大有不同利益的公權力機關的參與，特別是要擴大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公眾參與和博弈。就是說，對政府部門組織立法起草或參與立法起草中可能滲入的部門利益，應當通過公眾參與、其他部門參與、立法審查、權力機關審議及其他程序博弈機制進行制約，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群體、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和意志。
3.完善立法聽證制度。（1）明確立法聽證的范圍，什麼樣的法律必須經過聽證、什麼樣的法律不必經過聽證等。（2）規定立法聽證的程序和相關規則，如選擇參與立法聽證的人或團體，舉行聽證會的法律效果，舉行立法聽證會的程序規則等。減少聽證事項、范圍和適用程序確定的隨意性。（3）確定和強化「反對意見（原則性分歧意見）優先發言、重點對待」原則。
（三）高超的立法技術和藝術
1.關於立法技術。立法技術是實現立法目的的必要手段和工具，是指法律的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的形式，法律的修改和廢止的方法，法律的文本，法律的系統化等方面的規則。法律的調整的對象不同，調整方法也不一樣，既有公法與私法的調整方法之分，也有刑罰、行政處罰、民事處罰之別，這都是有講究的。同時，法的目錄、標題，法的總則、分則和附則等的製作技術，也需要加以改進。
2.完善立法體例。立法法第五十四條對法律的體例作了一些規定，但沒有就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的體例作出規定。需要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和完善。
3.規范立法的語言。語言是法律條文的載體和表現形式，立法語言具有自身鮮明的風格和特質，所謂「法言法語」，最基本的要求是明確性，同時模糊性是立法語言難以消解的屬性。這是因為，立法者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語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法的普遍性本身蘊含了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因此，立法語言的使用，不僅是技術，也是藝術，立法須要兼顧語言的明確性和模糊性，該明確具體的一定要明確具體，該模糊的一定要模糊，既有剛性又有彈性，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
（四）嚴謹細致的立法論證
2013年10月30日，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抓好立法項目論證，在充分論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科學確定立法項目。更加註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評估和立法後評估制度，使這些工作常態化、規范化。這需要在實踐中認真貫徹落實。
1.加強論證工作。在論證立法的必要性、重要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立法的科學性、可行性，出台時機，可能產生的社會效果（正面的和負面的）等內容的論證。作為一種公共決策和國家行為，立法本身、更不用說執法都是要耗費社會資源的，而社會資源是一定的、有限的。因此，要採取成本效益法，對執法成本、執法收益等進行客觀分析和論證，其中執法成本包括：執法機構、人員編制、經費等。
2.開展立法評估。法律法規在實施一定時間之後，要開展評估工作，檢測其實施狀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修改完善，增強可行性、可操作性，真正將紙上的規定變成現實的東西。
（五）專家學者的智慧與作用
1.要充分發揮專家學者的作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有利於提高法案的質量。但由於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實踐中專家學者為立法貢獻智識的情況卻很少。要轉變思想觀念，切實防止「權力讓專家成為長官的奴婢」的現象，充分發揮專家學者在立法中的作用。
2.健全專家學者參與立法的機制。要進一步建立健全專家咨詢、顧問制度，發揮各方面專家學者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專業性、技術性問題大量出現，立法就必須徵求相關學科領域專家學者的意見。同時，要徵求語言、法律等方面專家學者的意見。在制定1954年憲法的過程中，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教育家葉聖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歷史證明，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