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立法

A. 綜合法典定義

法典（拉丁語：codex），指就某一現行的部門法進行編纂而制定的比較系統的立法文件。

B. 深圳先行先試數據立法涵蓋什麼方面

7月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網站正式公布了《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並將於2022年1月1日起實施。

據悉，不同於數據相關法律以及其他省市地方性法規、規章從涉及數據的某個具體領域制定單項、專門性數據規范的做法，《條例》內容涵蓋了個人數據、公共數據、數據要素市場、數據安全等方面，是國內數據領域首部基礎性、綜合性立法。

《條例》率先在立法中探索數據相關權益范圍和類型，明確自然人對個人數據依法享有人格權益，包括知情同意、補充更正、刪除、查閱復制等權益；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對其合法處理數據形成的數據產品和服務享有法律、行政法規及條例規定的財產權益，可以依法自主使用，取得收益，進行處分。

違反條例的相關處罰：

關於違反條例相關規定的法律責任方面，《條例》規定違反本條例規定處理個人數據的，依照個人信息保護有關法律、法規規定處罰。

《條例》明確規定，市場主體不得使用非法手段獲取其他市場主體數據，不得非法收集其他市場主體數據提供替代性產品或者服務，不得通過數據分析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實施差別待遇。

違反上述規定拒不改正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罰款，最高不超過5000萬元。

C. 從世界范圍看，知識產權法採用的立法形式基本是：法典、綜合法、單行法、判例法。是哪個

比較多的是綜合法,單行法及判例法(英美法系國家),法典比較少.我國是採取單行法

D. 我國發不正當競爭法採用的立法模式是什麼

我國支持合並立法和分別立法模式。

從我國競爭立法的過程來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並立法模式，但是由於在反壟斷條款方面爭議太大、無法統一，而於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競爭無序問題、解決微觀競爭秩序問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至於涉及宏觀競爭秩序的反壟斷條款，大多被拿掉，僅保留了現實中亟待規范的若干限制競爭行為，有關反壟斷法的原則性規定及企業合並控制、卡特爾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來看，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一部主要調整不正當競爭行為、兼及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可以稱之為綜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於反壟斷問題，按照當時有關人士的看法，應「單獨研究完善，爭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後，反壟斷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有關國家機關一直在進行起草、論證工作。顯然，從近期的立法實踐來看，我國選擇了分別立法的競爭立法模式。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現實、合理的選擇。

E. 合作社法的介紹

各國合作社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按照立法體例分為單行立法和附屬立法兩種，前者指制定單行的合作社法規，合作社法與民法、商法並列，如英、美和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合作社立法。後者指合作社法附屬於民法或商法，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別法、如瑞士、法國、日本等國的合作社立法；(2)按照立法技術分為綜合立法和分業立法兩種，前者指適合各種合作社的綜合立法，如前蘇聯合作社法，美國馬薩諸塞州合作社法等。後者指按照業務類型和行業種類分別制定各種合作社法，如日本的農業合作社法，水產業合作社法、消費合作社法以及中小企業合作社法等。關於合作社及合作社法的起源和發展，尚無定論。一般認為，合作社是由合夥發展起來的。世界上最早設立的合作社是1769年在英國芬維克(Fenwich)成立的食品供給合作社，第一個合作社立法是1852年英國的《產業經濟合作社法》。從此，合作社作為一種不同於公司和合夥的經濟組織形式，逐漸為近代各國所接受和採納。同時，合作社立法也日益被各國所重視。各國一般都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了各自合作社法。中國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創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合作社。1934年國民政府頒布了《合作社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分重視合作事業的發展，先後草擬了《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合作社法(草案)》、《城市消費合作社章程准則(草案)》以及《農村供銷合作社章程准則(草案)》等多種合作社法規，曾對當時的合作社事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指導和促進作用，合作社立法又重新為中國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所重視。1983年國務院《關於城鎮勞動者合作經營的若干規定》，是調整中國城鎮合作關系的一項重要的法律規范。

F. 我國《旅遊法》採取綜合立法模式。對還是錯

我國旅遊立法來的宗旨是促進旅源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基本原則： 
⑴採取綜合立法的原則       
⑵保障旅遊者合法權益的原則 
⑶國家監管、行業自律和市場調節相統一的原則
⑷旅遊資源合理保護的原則      
⑸旅遊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原則 
⑹堅持旅遊業發展應當遵循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
⑺堅持與我國現行法律和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的原則
故：我國《旅遊法》採取綜合立法模式是對的

G. 如何完善立法體制

（一）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
立法是憲法賦予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是新形勢下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的應有之義。立法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人大的主導作用應當體現在法律法規的立項、起草、審議、修改、表決等各個環節。《決定》要求，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一是，通過每屆任期的立法規劃、年度立法計劃，加強對立法工作的統籌安排。人大常委會在編制立法規劃和立法工作計劃時，應當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著力通過立法推動落實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加強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要領域立法，廣泛徵求意見，科學論證評估，對各方面提出的立法需求進行通盤考慮、總體設計，增強立法的針對性、及時性和系統性。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工作機構應當積極督促、推動有關方面落實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工作計劃。二是，加強和改進法律起草機制。《決定》指出，對涉及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等重要法律草案的起草，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並建立相應的機制。探索和逐步形成立法機關主導，有關部門參加，專家學者、企事業單位、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共同參與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工作機制，有利於使各方面的意見和關切得到充分表達，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廣泛凝聚社會共識，防止部門利益，也有利於加快立法進度、提高立法質量。同時，由有關部門起草的法律草案，全國人大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常委會工作機構可以提前參與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對專業性較強的法律，還可以探索委託有關專業單位研究提出方案。三是，努力建設一支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的立法工作隊伍。《決定》對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包括立法工作隊伍建設提出了要求。立法是一項政治性、實踐性、專業性都很強的工作，高素質的立法工作隊伍是黨領導人民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新挑戰，要從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戰略高度，切實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下大氣力在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等方面加強立法工作隊伍建設，完善立法工作人才選拔任用、激勵保障等機制，積極推進幹部交流，為優秀立法工作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有利制度環境。
《決定》提出，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這是加強人大及其常委會履職能力建設的重要組織舉措，也是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的客觀要求。《決定》還提出，依法建立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立法專家顧問制度。這也是加強立法隊伍建設、增強立法能力的重要措施，全國人大組織法對此作了專門規定，第六屆、第七屆和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任命了若干專門委員會的顧問，對專門委員會更好地履行職責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揮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還要增加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次數，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職能，要創新和完善各級人大代表參與立法工作的機制，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二）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
一是，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民參與政府立法機制。行政法規、規章是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重要方面。我國立法法對制定行政法規和規章的許可權和程序作了原則性規定，國務院制定了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和規章制定程序條例。要按照《決定》要求，不斷完善有關程序。要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機制，增強政府立法的公開性、透明性，行政法規和規章草案一般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並以適當方式反饋意見採納情況。加強政府法制機構在政府立法中的主導和協調作用，涉及重大意見分歧、達不成一致意見的，要及時報請本級人民政府決定。積極探索開展政府立法成本效益分析、社會風險評估、實施情況後評估工作。二是，建立由專門的法制機構組織起草法律法規的工作機制。《決定》提出，重要行政管理法律法規由政府法制機構組織起草。起草過程中，應當把握和處理好權力與權利、權力與責任的關系，既要注意賦予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必要的權力和手段，又要明晰法定責任，防止部門爭權推責，加強對行政權力的規范、制約和監督，促使行政機關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正確行使權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害。
（三）明確立法權力邊界，從體制機制和工作程序上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
為了防止立法工作中存在的部門利益法制化、地方保護法律化的問題，《決定》提出要明確立法權力邊界。法律法規以及規章的起草制定，要嚴格依照立法法規定的立法原則和立法許可權進行，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國家機關的權力和責任。下一步，還要通過立法法的修改。進一步明確不同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國務院部門制定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不得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不得擴大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還要完善授權立法制度，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的方式和應當遵循的原則。
（四）完善立法協調溝通機制
立法涉及權利利益關系的調整，立法過程也是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博弈過程，不同部門、行業、群體都會以不同方式參與和影響立法。因此，必須加強立法協調溝通，理順各部門、各工作環節之間的關系，及時解決立法中的重大分歧。在法律的立項、起草和審議的各環節，起草單位和立法機關要廣泛聽取並認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見。對於立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和部門間分歧意見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牽頭起草單位要在深人研究、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加強與有關方面的協商溝通，共同研究解決，努力取得共識；必要時，由決策機關邀請有關專家或者委託社會機構對有關問題進行第三方評估，也可以對一些有重大分歧意見的問題，提出若干解決方案，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後及時作出決定，不能為部門之間的分歧所掣肘而久拖不決。
（五）加強法律解釋工作
《決定》要求，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及時明確法律規定含義和適用法律依據。解釋法律是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要職權，也是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保證法律有效實施的重要內容。制定、修改、解釋、廢止法律，是立法機關行使立法權的不同形式。法律解釋具有針對性強、反應及時、便於操作的特點，可以根據改革要求和法律實施的實際情況，及時對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用予以明確，保證重大改革依法有序進行。例如，201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司法實踐中的情況和改革的需要，通過了關於刑法、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的7個法律解釋，對有關法律適用問題予以明確。法律解釋出台後，各方面普遍給予好評，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六）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
立法許可權劃分是立法體制的核心內容。對立法許可權進行劃分，明確立法權力邊界，目的是為了科學合理地確定立法事項的范圍及不同歸屬，明確各立法主體在立法體制中的地位及相互關系，以及各自製定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級。我國憲法、地方組織法和立法法規定，有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具體包括：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定的事項；屬於地方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國家專屬立法權之外的事項，在法律、行政法規尚未制定的情況下，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規。同時，我國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強製法對地方立法的相關設定權也作了規定。近年來，一些地方提出賦予地方更大的立法權。對此，要總結經驗，認真研究。總的精神是，要進一步明確地方立法許可權，地方立法要確保中央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在本地區的有效實施，加強對本地區事務的統籌協調，強化執行和執法監管職責，做好面向基層和群眾的服務管理，維護市場秩序和社會安定，促進本地區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
（七）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
隨著各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設區的市在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方面普遍有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客觀需求。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議案、建議，要求增加具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的數量。一些設區的市向國務院提出申請，要求批准為較大的市，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實際情況是，目前我國除了立法法規定的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己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還有233個其他設區的市沒有地方立法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數量。《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這就要求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和積極性的原則，通過修改立法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同時，這項工作政治性強，涉及面廣，需要積極穩妥推進。可以考慮在界定地方立法許可權和范圍、加強立法監督的前提下，有步驟地實施。具體步驟和時間可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根據所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其立法工作機構能力等因素確定。

H. 中國第一部針對網路安全方面的綜合性立法是什麼法

中國第一部針對網路安全方面的綜合性立法是《網路安全法》

I. 保險法採用的立法方式

摘要：中國社會保險法經歷了初創與調整、破壞、重建、全面建設和發展等階段。社會保險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保險概念的界定達成共識，制度框架已經明確；制度轉型的任務基本完成，國家立法具備了較好的基礎；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立法開始提速。但社會保險立法存在理念落後，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規范不統一甚至混亂，法律實施機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濟制度等問題。。加快和完善社會保險立法必須樹立科學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關鍵詞：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權，立法，社會保險法律
社會保險權是社會保障權的核心內容，是一國公民的基本人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客觀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從應然的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進而轉化為現實權利。制定並出台《社會保險法》，關繫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實現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法》已經被列入立法規劃，在此背景下，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的現狀，總結其利弊得失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有利於為《社會保險法》的制定提供理論指導。
一、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歷程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等不同形式的規范性文件和相關的政策構成的社會保險法制體系。社會保險法制在相當程度上指引和規范了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成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指南。經過多年的改革和試點，中國特色社會保險體系框架開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已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封閉運行的制度安排，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責任共擔、社會共濟的保險體制。社會保險的基金來源改變了過去國家包攬的狀況，實行了國家、單位和職工個人三方合理負擔，並在主要項目上實行了社會統籌。我國公民的社會保險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完全依附國家、單位轉向責任共擔，這表明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艱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保險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已經成為國家立法的寶貴資源，社會保險國家立法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實踐基礎。
(三)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的相關問題作了兩個重要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該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立法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從根本大法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保障制度，昭示著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從以往的黨和政府的決定、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會保險權在內的人權人憲，使得社會保險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確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條款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原則依據以及憲法規范依據。
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社會保險立法開始提速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險法一直被認為是勞動法的一部分，而勞動法盡管歷史悠久，但在我國卻是一個長期不被重視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門，至於包括社會保險法在內的社會法更是不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作為與經濟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也需要法律加以調整，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社會權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護，於是社會法應運而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增多而逐漸受到重視。2001年，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該包括社會法在內的7個主要的法律部門。自此，社會法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它承載著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尤其是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功能，引起了法學界和社會保障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曾經擱置多年的《社會保險法》，又被提到立法議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制定《社會保險法》列入立法規劃，社會保險立法開始走上快車道。
三、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反思
由於社會轉型、東西部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等原因，我國在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上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為今後的社會保險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也存在著現實的迫切需要與立法相對滯後的矛盾。
(一)社會保險立法理念落後
當今社會，社會保險(保障)權利已成為人權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社會保險立法的起點和歸宿。從法理方面看，社會保險法無非是公民社會保險權的確立和實現問題，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即社會保險立法的首要任務是規定社會保險權利的享有和保障。權利是目標與基礎，權利處於基本的主導地位。然而，目前，社會保險權利保障的理念遠未被學界和立法者所認同，社會保險立法更多地定位於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原有的單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漸受到人們重視的，社會保險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自己的邏輯基礎和理論定位。缺乏先進的立法理念，必然導致在社會保險法的基本價值、原則、適用范圍等重要問題上無法形成共識，導致社會保險立法基點不當，缺乏前瞻性、主動性和回應性，阻礙了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建設。
(二)社會保險基本法律缺失，社會保險法治化程度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經驗。在社會保險制度建構方面，我國雖頒布了大量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文件，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卻沒有一部專門調整社會保險關系的基本法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其進行規范的社會保險制度理應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據憲法理論和我國《立法法》的規定，涉及社會保險的重要事項的立法應該由法律規定。盡管，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就把《社會保險法》列入當屆人大必須制定的115部法律規劃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勞動法》已於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會保險法》至今仍處於千呼萬喚之中。社會保險基本法暫付闕如，對社會保險的規范主要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各部門的規章。在現行的社會保險的各項單行制度中，也鮮有專門的法律。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缺乏權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難以定型；導致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效力層次偏低，體系功能弱化，與社會保險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地位極不相稱；導致遵從社會保險內在規律和本質要求的相關法律制度無法及時建立起來，一些本應由法律來調整的社會保險關系一直游離於法治之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長期處於非法治化的、政府單方面主導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狀態。這種不合理狀態，既阻礙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相去甚遠
(三)社會保險法律體系內容存在局限性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中，社會保險法規或政策的適用范圍明顯過窄，享有社會保險的對象是非常有限的，社會保險僅僅是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專利」，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第一，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僅處於起步階段，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外。盡管我國開始探索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農民還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內，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險權益。第二，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也比較窄。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針對正規用人單位「固定」的就業形式而設計的，沒有充分考慮到勞動關系多樣化、復雜化和就業方式靈活化等因素。大量的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等靈活就業人員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他們很難享有社會保險利益。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只覆蓋城鎮固定職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農民工延伸，但總體上看，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基本上沒有覆蓋農民工，如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低，傷殘得不到經濟賠償和治療。」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的職工不能享受到社會保險待遇，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也存在很大差異。這些情況大大地破壞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原則。
(四)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不統一和混亂
我國在保險法制建設方面，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少，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和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多，立法主體多元，層級無序，規范分散。如關於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國務院統一發布了通知，確定了兩個試點方案，允許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主選擇，結果是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選擇不同的實施方案，造成這項本應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處於不統一的混亂局面。近年來，還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制定《養老保險條例》，進一步固定了養老保險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體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的不統一，制度定型難度加大。立法層級的無序導致社會保險法律、法規、規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門，互不統轄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這給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現了社會保險「有法難依」的困境。例如，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把「合作醫療」列為農民負擔不許徵收，有些地方也將社會養老保險的開展視為增加農民負擔。這些行政法規或政策性規定與社會保險法律法規缺乏協調，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續性。
(五)社會保險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缺乏合理約法律救濟制度
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規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強制力的直接體現。我國社會保險法在立法技術方面，缺少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和對不作為行為進行追究的法律責任制度。法律責任制度的缺失導致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指引、激勵、規范、制裁和保護功能。現有的社會保險法規不具有法律的權威，社會保險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突出。
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社會保險權需要法律救濟措施。許多發達國家都建立有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使社會保險方面的爭議能夠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決，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我國不僅沒有建立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沒有便捷、高效的解決爭議的程序，甚至還出現過由某市社會保險局和市高級法院「協商—致」，下發文件規定勞動者依法要求用人單位補繳養老金案件不屬於法院管轄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不能受理的怪現象o。這剝奪了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成為紙上的權利。
四、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展望
根據上文分析，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這些不足讓我們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樹立科學、先進的立法理念
社會保險(保障)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的思想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據。從法理上講，社會保險權屬於生存權這一人權的基本范疇，其核心內容是公民在遭遇社會風險(年老、傷害、疾病、失業、生育等)時，可以請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確保每一個公民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保險法本質上是國家對公民社會保險權的保障和救濟，社會保險立法的邏輯起點和歸宿是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並非僅是社會保險事務管理法，更不是社會保險管理的權力分配法。這是現代文明和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對公民權利的漠視、忽視甚至權利的被剝奪。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因此，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維護社會公平，讓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應該是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或變革的普遍規律。自19世紀末以來，德、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大都通過社會保險(保障)立法，從法律上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過社會保險立法，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利才能從應然的權利向法定權利轉化，再從法定權利向現實權利轉化，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才能真正實現。考察西方的社會保險立法，我們可以發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業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和不同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許多社會保障立法事實上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對社會保險來說，立法的意義不僅在於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規范，更在於實現社會保障責任與權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國人大——民意機構審議的(社會保險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單方面主導社會保險政策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缺陷，從而確保社會保險的各項制度更為公平合理。此外，社會保險權屬於公民的基本人權，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社會保障(險)的主要事項應該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還有，制定《社會保險法》可以使社會保險主體權利義務和職責明晰化，有利於社會保險制度的定型，形成社會公眾確定的心理預期，維系社會誠信。基於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和巨大的權威性，可以使社會保險糾紛依法解決，社會保險制度有效運作並持續發展。總之，加快社會保險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已經成為完成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三)在立法技術上應當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多部社會保險單項法律並存，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集多項社會保險項目為一體的綜合立法模式。我國1994年在社會保險法的立法規劃中，採用的是綜合立法即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模式。目前，關於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存在較大爭議，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應該採取化整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針對社會保險的不同項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等)分別立法，條件成熟時再制定社會保險基本法②。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分散立法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較靈活、便於修訂等優點，但是，分散立法由於缺乏統攝全局的社會保險基本法的制約，非常容易產生社會保險各單行法律之間的重復、矛盾和沖突。因此，國際勞工局專家組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的研究報告中主張「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法律應當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語言來起草」的建議，值得我們在選擇立法模式時予以重視。第二，從國外的經驗看，固然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險立法都經歷了從某一項社會保險制度開始，立法內容逐漸擴展，從單一到綜合的過程，但綜合立法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美國就基本上是以其綜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而著稱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綜合性的社會保險法。而原先採用分散立法的國家如德國，為了使社會保險立法系統化和明朗化，於1970年進行了《社會法》的法典編纂。美國、智利綜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國的《社會法》法典編纂的經驗，充分說明社會保險制度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的，這也是我們選擇《社會保險法》立法模式時需要參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國目前社會保險制度零亂、立法層次低、立法內容粗疏的情況下，必須制定一部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以規范社會保險各項目所具有共性的內容，解決當前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中急需解決的若干突出問題，為社會保險制度定型確立法律框架。實際上，即使採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對社會保險的具體制度和事項做出特別詳細的規定，反而會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復和立法資源的浪費。而制定綜合、統一的社會保險法，規定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至於各項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模式、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計算辦法等具體事項，可以留待行政法規或者法律解釋等作規定，為社會保險具體制度的發展留出空間，這是目前非常現實、經濟、有效的選擇。
我國的社會保險法應該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體系為目標，制度框架應該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公務員退休養老、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臉、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項目。社會保險法還應對政府的社會保險職責、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社會保險待遇、社會保險經辦、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律責任等重要問題做出規定。
(四)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發揮需要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制度和權利救濟措施做後盾。一方面，社會保險法要加強法律規範本身的強制性，建立相關的法律責任制度，對拒絕繳納法定的社會保險費，拒不履行社會保險支付義務的，挪用、侵佔、貪污社會保險基金的等行為，依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關於刑事責任，考慮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協調，可以在社會保險法里作一概括規定，然後由立法機關通過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釋的方式，對社會保險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規定，從刑法方面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權利救濟制度是社會保險法實施的另一條保障線。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險的發展》中明確指出：「人們對他受到任何社會保障機構的對待方式應有提出控訴的明確權利。假如此種控訴在社會保障機構本身范圍內的控訴程序不能滿意的話，應提交給一個獨立的主管機構處理。」這充分說明，社會保險權利的救濟，除了需要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行政救濟外，還需要相應的司法機構。按照我國1994年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爭議屬於勞動爭議的一部分，爭議解決必須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的解決機制進行。2001年5月7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改變了過去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解決社會保險爭議的具體規定，擴大了社會保險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渠道，是我國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的重大發展。社會保險是涉及面廣，與社會成員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產生的爭議帶有特殊權益爭議的性質，爭議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決，直接關繫到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為了保障人們社會保險權的實現，維護社會秩序，社會保險法需要規定社會保險爭議的解決程序，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險審判機構，專門從事社會保險爭議案件的審理，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在遭到侵害時獲得及時、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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