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法學產生

① 論述分析法學的歷史發展和主要理論特徵，並談談你對分析法學在當前立法活動中價值的理解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幾千年的古代史與不到兩百年的近現代史，兩相對比使得當代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中的「歷史」問題和「歷史」方法，有著更復雜的含義。歷史分析不僅僅是向後看的問題，還有一個看得遠與近的問題。

（一）有年輕的憲法學者在他的關於憲法哲學的理論體系建構中，在「憲法哲學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猶豫的列舉了「歷史方法」，「既然憲法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積淀和蒸餾的結晶，而人類文化是連續不斷的，那麼，要了解當前的憲法制度，就必須尋本溯源，探索其產生和成長的過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後對於憲法制度的含義，方可以有較清澈的認識，這是把握憲法本質及其發展規律，進一步審省憲法得失和促進憲法發展的基礎性條件。」[19]這里的歷史顯然是「大歷史」，中西古今囊括無遺，他所使用的「歷史」與廣義的「文化」幾乎是同義詞。「文化有廣狹義，廣義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表層的器物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深層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狹義，專指人類實踐重大精神創造活動長期積淀而成的社會心理、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人倫觀念、審美情趣等。」[20]這樣的「歷史分析」事實上只是強調憲法學研究中應該堅持歷史主義原則，這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沒有什麼不同。這個層面的歷史分析體現出來的是憲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對憲法問題作宏大敘事的歷史分析，是當前我國理論憲法學領域「歷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點。[21]不僅憲法觀念與憲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實證主義法學特徵的對憲法學基本范疇的語源學探討，也往往會陷入到歷史的宏大敘事中。以對「憲法」的語義分析為例，[22]首先人們指出：「盡管古代的中國和西方都曾有『憲法』這一詞語，但他們的涵義卻與現代的『憲法』迥然不同」，接著人們就分別介紹憲法在中國和西方的詞義演變，最後作為結論人們會指出「古代西方的憲法往往側重於組織方面的意義，而古代中國的憲法卻沒有此意。」如果僅僅是為了說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憲法」都沒有現代的根本法的含義，人們就沒有必要作這種包含古今與中西的對比。結合教課書知識體系中接下來必不可少的「憲法的歷史發展部分」，這樣的知識內容顯然是為「憲法產生的條件」這樣的問題，提供歷史的鋪墊。「憲法何以產生於西方？」「古代中國為什麼沒有憲法？」「為什麼在19世紀末憲法被引進到了中國？」「憲法在中國遭遇到了什麼樣的歷史境遇？」等問題是這一分析進路所隱含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意識。

這是一種宏觀的、可以依研究者的興趣無限向後追述的、跨文化的歷史觀。就歷史資料而言，人們關注的主要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資料[23]，這部分資料並非憲法學的專業性資料，憲法學者只需要借用歷史學的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顯的「拿來主義」色彩。這部分資料使用的越多，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的表現就越差。

（二）當今中國憲法對於制度的歷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種「中觀的」的歷史觀。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紀為限，中國基本以19世紀中後期為限，由於涉及到制度的性質轉變問題，當代中國的許多重要的憲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紀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資料也基本上是與特定製度形式直接相關的，較少的涉及到觀念與文化問題。對於制度作歷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理清制度的歷史發展脈絡，尋求現有制度的歷史合理性，而不是為了發現用於處理憲法糾紛的制度慣例，即是以理論為指向的，而不是以實踐為指向的。

認真分析當今主流憲法學對於憲法制度的分析可以發現，對於制度的研究在邏輯結構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組成，即制度概念、歷史發展、制度內容、制度完善，這主要是教科書的制度分析模式，因為教科書與學術專著的目的不同，教科書主要致力於教給學生系統和完整的知識，致力於對學生進行思維方式的訓練，因此教科書的制度論證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識性的制度論證模式。我們以教科書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為例。許崇德教授主編的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憲法》就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來介紹，即「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發展」（歷史發展）；「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內容）；「四、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完善）。[24]這四部分的內容分別承擔了制度性質、歷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規范性）、實效性的論證。其他如選舉制度、國家結構形式、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這一邏輯順序論述。對歷史合理性的論證緊隨制度的性質界定之後，表明歷史合理性的論證具有統帥作用。憲法教科書之所以熱衷於對制度的歷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深刻影響，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25]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內涵，馬克思認為：「現代歷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深處時才取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頁）在憲政制度的研究中，人們基於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確信：一個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產生並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而發展至今，這個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觀念與制度的歷史基礎和歷史合理性成為了一種基本的思維定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對制度本身的規范結構和邏輯結構的合理性探究。憲法學目前的知識體系對制度的規范和邏輯分析不足已證明了這一點。唯物史觀雖然歷久彌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作為一種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顯然不能取代對制度本身的規范和邏輯分析。

對憲政制度產生的社會條件和發展脈絡的分析，對於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種外在的分析，這種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對於其他社會科學和法學其他領域是開放的，憲法學既可以從其他領域中「拿來」，其他領域的研究也可以簡單的「拿去」。理論憲法學領域的歷史分析盡管也可以是建立在嚴格的歷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礎之上的，但資料的取捨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種形態的歷史資料都有可能使用，觀念的歷史、制度的歷史；古代史與近代史；整體的歷史與專門的歷史都可能交織在一起。歷史的確定性有時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傳統的流變與文化的抽象。這樣的歷史分析正越來越轉向歷史社會學的分析。歷史分析方法在這一層面的使用，仍然無功於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的形成。

對制度的歷史分析還可以圍繞特定製度的規范結構和內在運行方式來進行，這種分析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相比較而言無法直接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開放，因而有利於憲法學獨立學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相對缺乏，以國家結構形式的研究為例，對於我國為什麼要採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個，即「長期實行單一制的歷史傳統」、「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狀況」、「融洽的民族關系」[26]，這三個方面其實都是外在於單一制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但對於國家結構形式所實質涉及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問題，卻沒有真正的研究。

可見，對於制度的歷史分析既有無法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體的歷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應用憲法學領域，「歷史」的含義是基本上確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觀的歷史事實、慣例、習慣性解釋、確實可循的立法資料等。

憲法與其他法律不同，憲法中任何一個條文的解釋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會利益，任何能夠稱之為憲法沖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憲法與其他普通法律相比應該具有更大的確定性、普遍性和穩定性。憲法的適用機關在運用憲法解決社會沖突時，應該以具有確定性的客觀資料為基礎。在成文憲法國家，「憲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過立法准備資料來加以分析，這裡面的「歷史」便是立法准備資料。有時它也指的是慣例或習慣性解釋。[27]

在一般意義上，憲法的適用主要指的是憲法的司法適用，這一層面的歷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種司法方法，在成熟的憲政國家，這一方法的運用盡管還有爭議，但已相當成熟。在美國有法官極力主張根據歷史來理解憲法條文。宣稱「其含義如此依賴於歷史，以至定義反而成了累贅。法官適用憲法必須受制於這些歷史。」[28]我國憲法缺乏司法適用性，憲法操作技術的發展缺乏強大的實踐動力。歷史分析目前所能見到的實踐，基本上局限於立法機關對於制憲原意的分析，人們通常認為憲法草案或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應該是被參照的立法准備材料。

憲法操作層面的歷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種「微觀」的歷史觀，強調資料本身的客觀性。

以憲法規范的解釋為目的的歷史分析方法被視為憲法學的特定方法，這時歷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於保持憲法學獨立的學科地位。但與其他憲法解釋方法相比，歷史解釋所佔有的比重並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對於法官們來說，「雖然在憲法解釋中參考的歷史資料很豐富，但只要他有礙於法院保護現實的價值和利益，就幾乎會被忽略或輕視。」[29]

三、歷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羅斯科·龐德在全面批判歷史法學派的《法律史解釋》一書中寫道：「要理解19世紀歷史學派的法理學教義，我們就必須牢記：就研究法律論題而言，歷史法學派實際上是一種消極且壓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離了哲學時代那種積極且創造性的法理思想。當然，這還不是全部。從更為直接的角度看，歷史法學派在兩個方面背離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離了自然法關於制定成文憲法的觀念以及狂妄無視傳統政治制度和法國大革命時代特定時空下的條件的做法；二是背離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創造奇跡的思想。」[30]

他還轉述了法官霍姆斯對歷史法學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覺地去考慮法律規則的正當性論證必須賴以為基礎的各種社會利益因素；第二，它對法律的改進總是持否定態度；第三，它還根深蒂固地認為，一項業已確立的法律規則，只要法律年鑒能夠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為歷史原則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項適當的甚或是必要的行為規則。」[31]

由於歷史法學派認為法律是發現而不是制定的，把歷史作為「支撐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權威和法律發展中的終極動因。」[32]也就是將歷史分析方法作了極端化的運用，因此，歷史法學派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終被其他學派所取代。

唯物史觀與歷史法學派的歷史觀在哲學立場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觀指導之下的歷史分析方法在憲法學研究中被過度使用也會帶來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對於制度合理性的論證過分地依賴歷史合理性，客觀上減低了人們對於制度的價值目標的關注，幫助人們繞過了一些價值難題，但也因此使憲法學在價值問題上較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權等價值目標是近現代各國的憲政制度共同關注的，但顯而易見，人們對上述價值的理解不同，為實現上述價值而設計的各類制度的具體細節也不同。憲法規范內在地包含人們的價值選擇，憲政制度的發展應該以這些價值目標為標准並服務於這些價值目標的實現。對於中國的憲政建設而言，由於具有長期的借鑒與移植的歷史，如何進行價值選擇和如何面對價值沖突，更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價值難題。

歷史分析方法強調資料的真實可靠，客觀上是一種實證分析的方法，而實證分析的方法在價值問題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張價值多元的。運用實證分析方法對制度進行研究是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麼，而不是制度應當是什麼。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提到的，歷史分析方法著重對制度的歷史合理性的論證，從有關制度研究的客觀結果上來看，就是通過對制度的外部條件的實證分析，取代對制度本身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所看到的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國的國情和適應國家性質的簡單判斷上，至於這一制度內的國家權力分配和運行原則、主權與人權的關系、代表與選民的關系等具有較多價值內涵的問題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辭便是根本沒有。歷史分析使人們擺脫了價值上的困擾，但也因此降低了憲法學的理論價值。

有學者在批判中國憲法學方法論的總體取向時指出：「在新中國的憲法學時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實證主義也好，雖然均受到我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嚴厲批判，然而在反對自然法、堅信規范可以創設權利這一點上，我國（憲）法學其實恰恰與西方傳統的法律實證主義一脈相通。」不僅如此「西方傳統的法律實證主義早已經再H·凱爾森的純粹法學上得到極其重要的發展，而中國的憲法學迄今還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套『純粹』的規范科學，精微縝密的憲法解釋學也尚未成就。」[

② 比較自然法學分析法學和社會法學關於法的定義

法理中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觀點在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中，各學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比較而言：

（1）、自然法學派的主要內容是：

其一，關於法的本質。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從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這種客觀規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來源於永恆不變的本性、自然性、社會性、理性。真正的法律應當與之相符合，特別是與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為基礎，它永恆不變，並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於實現公意和正義。

其四，法律及其觀念應當與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類尋求正義之絕對標準的結果。

歸納而言，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2）、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主要觀點是：

其一，著力分析真正的法或「嚴格意義的法」，即國家制定的法律「國家法」，而不是什麼自然法，由於這種法律能為經驗所感知和真實存在著，因而也叫實在法或實證法。至於其他所謂的「法」，如自然規律、自然法、榮譽法則，只是有比喻意義，不值得研究。

其二，實在法或國家法是由法律規則構成的，是一個法律規則或法律規范的體系。

其三，法律是中性和價值無涉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東西。至於政治道德等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與法律並無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因此不能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即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的問題。「惡法是法」。

其四，一個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好的法律規則體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規則體系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為宗旨的，執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規則就可以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執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機器，不應當有任何的自由裁決權。

在分析主義法學法律觀指導下的西方法律實踐活動，使西方在其後的幾十年裡，法律規則迅速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規則體系，幾乎涉及了人的一切生存領域。但是，這種法律觀只注意到法與國家密切聯系，卻忽略、否認和割裂了法與其他事物，特別是政治、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他們揭示了法的技術性、工具性、獨立性，卻否認了它的價值性、目的性、依賴性。

（3）、社會法學派的主要觀點

社會法學派將社會學的分析框架和理論工具引進到法學領域，在社會中研究法律，並通過法律研究社會，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則，而是社會立法中的秩序或人類聯合的內在秩序。

其二，法律與國家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它並非一定由國家機關特別是立法機關所制定和實施，在沒有國家的時侯和地方也存在著法律。

其三，法律絕非僅僅是規則的體系，而是由規則、原則、政策 多種復雜的要素構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單純的一種規則。

其四，法律不僅是一個規則體系，還是一項過程和事業。

社會法學派的觀點，表明了他們堅持在法與社會的相互關系中，以法的實際運作為對象，揭示了法產生於社會之中，目的是消解彼此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對立和斗爭，以平衡各種利益。而且，他們還把法置於整個社會之中，分析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諸因素對於法及其運作的作用和影響。應當說，法律社會學有利於對法的內涵的理解，有利於擴展法學研究的領域和視野。

③ 自然法學、分析法學、社會性法學有何異同

摘要 你好，朋友，很高興為你回答哦，自然法學強調法的價值取向，強調法的公平、正義、理性，強調實在法（人定法）應服從自然法，服從公平、正義等根本理念。在西方，每次社會大變革時期，自然法學總是作為一面旗幟，主導著西方社會法律發展的大方向。自然法學的觀念在西方法律發展過程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至今仍深入人心。例如，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法無明文不為罪、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人民主權、權力分立等思想，都發端於自然法學的理念。

④ 結合楔形文字法、古印度法、古希臘法、古羅馬法的內容及歷史發展線索分析並闡釋法律產生發展的主要規律和

摘要 一、楔形文字法律的概念：楔形文字是起源於古代兩河流域的一種古老文字，因為這種文字是用削尖的蘆葦桿或木棒在泥板上刻畫而成，很象木楔，故稱楔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世紀，在兩河流域廣泛使用。

⑤ 解析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伴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的產生的

法律是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工具。法律的定義是由統治階級制定和發行，反映統治階級利益，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由此可見只有出現了階級，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才產生了國家，而統治階級為了更好的圍護自己的利益才制定了法律。所以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是伴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

⑥ 自然法和分析法學的區別是什麼

在17、18世紀反封建的啟蒙運動和革命斗爭中，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以強調自然法為特徵的一個法學派別。自然法學派是指以昭示著宇宙和諧秩序的自然法為正義的標准，堅持正義的絕對性，相信真正體現正義的是在人類制訂的協議、國家制訂的法律之外的、存在於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們的協議產生的規則本身的法學學派。代表人物為如格勞秀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潘思、傑斐遜等。
自然法學派主張有一個實質的法價值存在著，這個法價值乃獨立於實定法之外，且作為檢定此實定法是否有正當性的標准。自然法學說認為，在自然，特別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著一個理性的秩序，這個秩序提供一個獨立於人〔國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觀價值立場，並以此立場去對法律及政治的結構作批判性的評價。自然法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意謂著由自然，也就是說由人的本性、由社會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繹出某些法則，這些法則可供給一個整體而言對人類行為舉止適切的規定。自然法學派起初的權利觀念更多帶有「天賦」權利的色彩，人生於自然，人的權利也來自於自然。

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在法學研究中表現為一種激進的理想主義情懷，以諸如正義、平等、自由等抽象價值來構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傳統法律理念，重塑時代法律神聖性的歷程中，功勛卓著。
自然法學的理論首先肯定在人定法之上存在一種自然法，自然法指導人定法的制定，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不是好的法律，它主要關注的是法律「應當」是什麼，即法律的「應然」問題。盡管自然法學家對「自然法」的核心理念見解各有不同，但他們都強調正義或理性的道德原則是自然法的基礎，而法就是由理性和正義感引伸出來的道德原則在法律規則和概念中的體現，因此道德將是衡量法律的重要標准。
分析法學則主張法律與道德相分離，認為法學僅僅是研究法「是」什麼，而無須關注法「應當是」什麼。分析法學的哲學的基礎是邏輯實證主義，其嚴格分開「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它只注重研究「確實存在」的東西，所以主張法理學的方法主要是分析，而不是評論或批判，法律的實現必須通過武力制裁。其強調對法律概念的分析 ，依靠邏輯推理來確定可適用的法律，否認法律和道德之內的必然聯系。
自然法學把法看作是由理性和正義感引伸出來的道德原則在法律規則和觀念中的體現，關注了法律的道德和理性內容，卻忽視了對實證法律的研究。自然法的倡導者認為僅憑理性的力量就能夠發現一個理想的法律體系，就能設計出普通有效的法律體系的全部細節，這是毫無根據的。但是自然法學忽視事實的做法，卻使他們能夠把注意力集中於發現理想的法律和正義制度，從而奠定了法律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礎。

分析法學從實證角度出發，僅僅討論「法律是什麼」，而不涉及對法的價值判斷的立場，分析法學的學者對法哲學的范圍，法的概念的看法各有差別，但他們的思想一脈相承，認為法與道德不存在必然的聯系，道德絕不是衡量法律好惡的標准。不符合道德規范的法律法規，只要它是通過適當的方式頒布運用的，就應視為有效的法律。雖然有的分析法學者也引進了法的「應當性」特徵，但認為法的「應當性」與自然法的「應當性」存在「實際的法」和「應當的法」的嚴格分離。因此有的學者稱分析法學派為「歸類的機器人」。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
古典自然法學說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之上，自由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古典自然法學家從反封建統治、反宗教神學、建立資本主義新秩序的要求出發，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自由是他們所倡導的法治的主題，法治從本質意義上看，不是對自由的限制，而是對自由的保護。
自然法學派是指以昭示著宇宙和諧秩序的自然法為正義的標准，堅持正義的絕對性，相信真正體現正義的是在人類制訂的協議、國家制訂的法律之外的、存在於人的內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們的協議產生的規則本身的法學學派。 自然法學派主張有一個實質的法價值存在著，這個法價值乃獨立於實定法之外，且作為檢定此實定法是否有正當性的標准。
分析法學派是指將眼光轉向現實的法律現象，以功利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以實證研究為基本研究方法，以邊沁、奧斯汀為主要代表，在實在法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概念分析、邏輯分析等種種分析的西方法學流派。
1、自然法學派的主要內容是：
1）關於法的本質。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從本質上是一種客觀規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須以客觀規律為基礎，這種客觀規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
2）法來源於永恆不變的本性、自然性、社會性、理性。真正的法律應當與之相符合，特別是與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為基礎，它永恆不變，並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3）法的功能和目的在於實現公意和正義。
4）法律及其觀念應當與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類尋求正義之絕對標準的結果。歸納而言，自然法學派特別重視法律存在的客觀基礎和價值目標，即人性、理性、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他們對法律的終極價值目標和客觀基礎的探索，對於認識法的本質和起源有著重要的意義。
2、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主要觀點是：
1）著力分析真正的法或「嚴格意義的法」，即國家制定的法律「國家法」，而不是什麼自然法，由於這種法律能為經驗所感知和真實存在著，因而也叫實在法或實證法。至於其他所謂的「法」，如自然規律、自然法、榮譽法則，只是有比喻意義，不值得研究。
2）實在法或國家法是由法律規則構成的，是一個法律規則或法律規范的體系。
3）法律是中性和價值無涉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工具性的東西。至於政治道德等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與法律並無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因此不能從政治上和道德上對法進行評價，即不存在什麼道義與不道義、良與惡的問題。「惡法是法」。
4）一個由立法機關制定的好的法律規則體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規則體系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為宗旨的，執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規則就可以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執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機器，不應當有任何的自由裁決權。

⑦ 統一法學、自然法學、分析法學、社會法學四大法學流派的基本觀點及實踐意義

我記得抄不是很清楚： 1。統一法學派襲：主張法學概念，法學價值，法學方法的統一，其實就是法學的折中與綜合，代表人物是博登海莫的《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 2。自然法學派：是17世紀以來強調自由，平等，人權，和法治，典型的表達方式就是「社會契約」，「自然權利」。提出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行法定」的資本主義法制原則，有利地推動了現代法制的發展和民主的建立。 3.分析法學派：以功力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基礎，注重對實在法的概念和邏輯的分析，找出法律的正確適用 4.社會法學派：20世紀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呼籲法學新的理論的產生在此情況下，強調法律的社會作用以及法律同其他的社會調空手段的結合，

⑧ 分析法學派 觀點 代表人物 產生背景

分析法學派基本觀點：以功力主義和實證主義為基礎，注重對實在法的概念和邏輯的分析，找出法律的正確適用。

分析法學派代表人物：邊沁、奧斯汀

分析法學派產生背景：18世紀中後期，法國正處於大革命的前夜，美國忙於獨立戰爭，德國甚至還是一個四分五裂，邦國林立的版圖，沒有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只有英國在1689年光榮革命以後，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度，大刀闊斧的重商主義政策刺激了國內經濟和海外貿易興起，圈地運動獲得了大量的土地資本，並使得失去土地，背井離鄉的農民成為了資本家們現成的大量勞動力，海外殖民運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廣闊市場，產業革命的一切條件都逐漸成熟。1765年瓦特劃時代的偉大發明蒸氣機開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篇章，工廠手工業逐漸為機器大工業所取代了。正如馬克思所說，「每一個人都瘋狂地前往東方尋找黃金」。 在產業革命的瘋狂氛圍中，人們的價值觀也發生著變化，人們不再關心自然法中的永恆正義是什麼，法律應該是怎麼樣絲毫提不起他們的興趣，正如邊沁的話：「說起自然法，它只不過是空洞的術語罷了。」人民只想著作為現實行為規范的實在法如何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並為追求更大利益開辟道路。抽象的自然權利衰落了，功利主義成為了不可阻擋的社會思潮。 而此時邊沁為代表的與功利主義密不可分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

⑨ 古典自然法學的產生發展

西方的自然法學思想是怎樣興起的？

在西方數千年法律思想長河中，「自然法」這一名稱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目的而運用，它的命運也極盡曲折：既曾經被奉上神壇，當作絕對的真理，判斷現存法律（實在法）是非的終極標准，受到熱情的捍衛，或作為革命的旗號，這是從古希臘哲學、古羅馬法學、中世紀神學到啟蒙運動一段很長的故事；又曾被視為無稽之談，給與無情的嘲諷和猛烈的攻擊，被邊沁（J．Benthan,1748--1832）譏為「高燒時的胡說八道」，這主要是19世紀法律分析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之事。時間進入到20世紀，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學又開始了復興進程，特別在二戰以後達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觀念重新進入人心，占據了法學理論的重要地位，並極大地影響了法律實踐。

自然法學的歷史命運說明，只要人類還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還需要追問現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還試圖改革現狀以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就避不開自然法的問題。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沒有自然法，…很難說思想的歷史，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歷史，究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話來說，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遠不能被熄滅。如果它被拒絕進入實在法的機體，它會象一個幽靈飄盪在房間的周圍，並威脅要變成一個吸血鬼吸取法律機體的血液。」[②]

縱觀從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義變遷，有一點始終不變的是：它與實在法相對，是高於實在法並對其進行約束的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本文將承認有高於實在法的基本原則（來源於神意、道德或人權等等）存在的法學思想，都稱為自然法學，以此作為討論自然法學思想興起的基礎。

一、古代的自然法學

當代自然法學的傳統基礎，主要是17、18世紀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然法的觀念（被稱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來自於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義顯然來自於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理解，認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這是古希臘人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傑出貢獻，代表人物為前期的智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後期的斯多葛主義者。古羅馬人的自然法觀念從斯多葛主義發展而來，強調自然法就是正義，是人定法（萬民法、市民法）之前發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前期代表為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羅馬時期的著名法學家，後期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臘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來自於智者學派對「自然」的分析。幾乎所有的早期哲學家都以「論自然」作為他們著作的標題，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生活，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遠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認為，人人皆為圓顱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與人的差異只在於制度，是人為的法律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現存的種族歧視、奴隸制及其法律均違反自然人性。阿爾基達馬（Alcidamas）斷言的：「大神令人類全部自由，自然從來不曾強迫誰當奴隸。」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則」，要求人類制定的法律服從神的法則。還有些智者相對比較消極，認為人不應被法律引向歧途，只應順應自己的本性沖動（自然）而行動，也就是不依人為的法律而行動，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動。可見，智者的這些批判現存法律制度，要求服從超越於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則的思想，是後世自然法的寶貴淵源。

之後，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確信存在著某些不變的標准支配著實在法，並斷言通過理性的運作，可以發現這些標准。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明確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認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變的法，高於內容變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據。

晚期希臘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學派，他們把人之自然規定為理性，認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國別或種族的人所具有的神聖理性是一樣的（平等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源頭）。因此他們認為存在一種基於理性的自然法，在整個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也不是個別立法者所制定或編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條例和習俗應遵循的准則。斯多葛派學者大多傾向於疏離於現存政治，追求順應自然，依理性和道德，過禁慾主義的生活。

通過斯多葛學派的後期人物與羅馬法學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傳入了羅馬，促進了羅馬法觀念的形成，並導致羅馬道德哲學的興起。西塞羅是古羅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對自然法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使自然法理論發生了根本的變革，變哲學的自然法為法學的自然法，將法哲學世界觀，發展為法學世界觀」[③]。西塞羅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廢除的、永恆不變的，他說：「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實用性並且是不變而永恆的……力圖變更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種惡，試圖廢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許的，而要想完全廢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尊守它；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它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法官。」[④] 在西塞羅看來，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個國家的法律或習慣中的內容都是正義的，完全非正義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質。因此，自然法高於一切國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

塞涅卡是羅馬後期的自然法學代表者，他對與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不感興趣，這是與西塞羅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對政治改革和法律創制有用的標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關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關系來協調社會。在塞涅卡看來，國家至多是一種必要的禍害，本身並不為善，人類應該尋求的是自然賦予的高尚道德和應有的勇氣，並藉助它安靜地忍受命運給予的一切。在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種解脫哲學和拯救哲學，並匯入到當時宗教運動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興起和傳播。而基督教，幾乎成了中世紀一切思想的基礎。

二、中世紀自然法

中世紀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學法律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學自然法學說，認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對上帝永恆法（神的理性的表現）的理解和參與，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通向永恆法的橋梁。

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基礎是奧古斯丁從原始基督教義發展而來的教會哲學。奧古斯丁區分了兩種價值共同體，即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聖價值，後者追求世俗價值，後者是人性敗壞的產物。他認為，教會是上帝指派拯救人類的工具，國家和法律是為了對付人類墮落、依神意而產生的懲治罪犯和救濟罪犯的手段，因此國家必須服從教會，世俗法律必須服從上帝的永恆法。顯然，奧古斯丁用永恆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學派的「理性」。

托馬斯·阿奎那融合了奧古斯丁的神學法律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經典的神學自然法學。阿奎那將法律按屬於神還是人，是理性還是具體文字表現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類：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類

理性
永恆法
自然法

文字表現
神法（聖經）
人法（實在法）

資料來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6頁至108頁

在阿奎那看來，永恆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統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現出來就是《聖經》，在地位上高於人間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對上帝永恆法的理解，是「理性動物對永恆法的參與」，表現出來就是國家機關（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實在法）必須服從自然法，並最終服從永恆法。自然法通過對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獨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趨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還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內容可以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引發了相對自然法的萌芽，這是對以往自然法學思想的一種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學

17、18世紀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學，是對中世紀神學自然法學的決裂，意味著中世紀神學（神權）世界觀的終結和近代法學（法權）世界觀的誕生。古典自然法學家即啟蒙思想家們不再以神性作為自然法的基礎，而認為自然法是適用於自然狀態[⑤]的、可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出法律原則，在效力上這些原則高於實在法。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蘭的格勞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國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國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雖然他們對於自然法的論述並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觀點而言，認為自然法是與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的，是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中通行的法則。人類能夠運用理性引伸出來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則，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適用上，啟蒙思想家是最為堅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實在法都要無情地加以廢除和改革。17、18世紀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論推動的。

古典自然法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至英國清教革命前） 這一階段是歐洲從中世紀神學和封建主義中求解放的時期，重要標志是新教的興起、政治開明專制主義和經濟重商主義的出現。格勞修斯、霍布斯、斯賓諾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論，都屬於這一階段的自然法學。他們的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然法得以實施的最終保障應從統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尋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樣，他認為人受自愛和自私的強烈推動，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種程度的惡意和侵略性；同時，又與格勞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尋求與別人聯合並在社會中過一種安靜、友善生活的傾向。從人性的二重性出發，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就具有兩個基本原則：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不去擾亂社會秩序。兩個原則結合在一起，就是「每個人都應當積極地維護自己以使人類社會不受紛擾」[⑥]。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種道德指南，主權者必須服從。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復仇者」，但當君主成了國家的真正敵人並使國家面臨實際危險時，個人和人民有權為了保衛自己和國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階段（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清教革命至18世紀初） 這一階段的經濟、政治和哲學都以自由主義為標志，洛克和孟德斯鳩是這一時期自然法學的代表。洛克認為，在人類法律產生以前的自然狀態中，適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財產，應當歸還不屬於自己的財物，履行諾言，賠償因過錯造成的損害，懲罰應予懲罰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說法，在自然狀態下，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沒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執行判決的權力，因此人類以社會契約的形式，創立社會，建立國家權力機構，頒布明確的法律，以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顯然，國家頒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為根據時才是公正的，它們的規定和解釋必須以自然法為根據」[⑧]。而且，他們贊成一種權力分立的方法來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並反對政府對這些權利的不正當侵犯。這一階段的自然法思想，後來在美國思想界占據了優勢。

第三階段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 這一時期是人民主權和民主的堅決信奉階段，最傑出的代表顯然是盧梭。在盧梭看來，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義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須由公意指導下的主權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來加以修改，「人民永遠可以做主改變自己的法律」[⑨]。盧梭堅信存在著個人的「自然權利」，根據這一點人們把他劃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盧梭崇尚至高無上的集體「公意」，又不主張採取預防主權者濫用權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惡意濫用而導向專制。這種思想，使他區別於洛克等人。這一階段的自然法理論主要流行於法國，並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盡管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法的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風的意見是，由人類理性建構出來的自然法，具有不證自明的、一貫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變的特性，是實在法的基礎，是衡量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這一思想，在那個時代特別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評論：「如果沒有自然法，恐怕不會有美國或法國的大革命，而且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恐怕也無理由進入人們的心靈，再從而進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來的許多主張，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如：（1）個人主義 即以個人為中心，崇尚個人優先於集體、個人是集體和社會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理念。（2）人權 即個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平等、財產、安全、反抗壓迫等等。（3）法治主義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權力，源自法律，未經人民許可，不得行使強制權力，政府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觀念，由此產生民主制度、立憲制度和三權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設。

四、自然法的衰落與復興

19世紀是古典自然法學衰落的時代，衰落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顛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類的迷信和偏見、推翻舊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歷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許多主張已成為現實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數動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學在邏輯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證明的難題，如自然法確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怎樣證明自然權利的存在？分析實證主義和歷史學派在這些問題上向自然法理論發難，摧毀了它的先驗的哲學基礎，削弱了自然法理論的影響。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對不正義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還存在對現實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滿，要求改革和進步，自然法就不會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說，「時代越黑暗，則訴諸自然法和自然狀態便越加頻繁」[11]。19世紀末20世紀的初期，關於自然法的學說開始復興，被稱為「新自然法學」[12]，二戰後因學術界對二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的反思而得到進一步增強，並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因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的影響而達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將自然法的復興，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二戰

經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歷史法學等流派打擊而衰落的自然法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其標志是新托馬斯主義法學[13]的出現和1910年法國法學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發表的論文《自然法的復興》。

自然法在這一時期的復興，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時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響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為正統已經一個世紀，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進行改革。而分析實證主義強調對現有法律制度的進行邏輯分析，不作價值判斷，不能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夠的指導，它所標榜的確定性和科學性令渴望改革的人們感到不滿足，並懷疑它的權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審判時，並不單純是運用純粹邏輯推理將規則或判例適用於特定案件或情況，而是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需要以高於實在法的原則為指導，對現成法條作靈活解釋或用道德原則和抽象理性來補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來輔助實際法律的不足，給予法院判決的自由權。

（3）法學學科的需要 自然法雖然在邏輯上有些困難，但是它對於法和道德的關系、法的價值、法的正義性等法學基礎問題的討論，能引導人們對法律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並得到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一部分內容，法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不完整的。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義大利的韋基奧（Vechio，1878—1970），德國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這時候的新自然法學，力量上和影響力上都不夠，法學中的主導學說仍是分析實證主義和社會學法學。

2、第二階段 二戰後至20世紀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橫行，德國納粹在立法中，嚴重踐踏西方傳統的人權觀念和權力制約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與實證主義法學之間的聯系，引起人們的深深思考。強調法律應該具有絕對的價值准則、正義高於實在法的自然法學觀點，重新引起多數人的關注，這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

在反思過程中，有兩件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紐倫堡審判 對德國戰犯在紐倫堡進行的審判過程中，提出了軍事領導人在執行政治領導人的命令去殺人時，應不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審判結果表明，法官們認為在面對著明顯的謀殺和野蠻的犯罪時，執行命令的那些軍事領導人，必須服從更高的道德義務，上級命令不得作為免除被告責任的理由。這次審判被公認為是自然法理論的勝利，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敗。

（2）拉德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轉向 有時候，某個人的行動能對歷史發展起相當大的作用，拉德勃魯赫正是這樣的人。二戰後，他從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轉向自然法，震動了西方法學界，並引起廣泛的爭論，大大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在二戰前，拉德勃魯赫堅信「實然」和「應然」的區分和價值的相對論，認為寧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亂。戰後，他指責實證主義鼓勵德國法學家站到了納粹暴行的一邊，承認在實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實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兩者發生沖突達到不可容忍時，實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這時人應該服從正義的自然法。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國的拉德勃魯赫外，還有法國的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時的達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國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馬里旦、達班持有的都是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在這一時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反映了二戰後人們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靈創傷和對世俗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望，以及對超越和制約現實法律制度的神學法學的嚮往。

3、第三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後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風起雲涌，並得到其他少數民族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的示威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抗議，美國60年代末開始的學生反越戰行動，以及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運動使人對西方法律制度所據以建立的哲學基礎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激起學者們重新思考和探討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這一切，促進了新自然法學進入高潮，運動中心也從西歐大陸轉移到美國。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家，以美國學者為主，他們以富勒為領袖，以羅爾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為骨幹。英國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這一階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學家。

五、新自然法學對古典自然法學的改造

在堅持存在著某些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這一點上，新自然法學繼承了古典自然法學，但也與古典自然法學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尋求先驗和永恆的絕對基礎 古典自然法學自信理性能為自然法尋求某種永恆不變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先驗價值基礎，從某些絕對原則出發可以演繹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學不再相信絕對的先驗價值基礎，認為正義、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法的基礎，自然法的內容可變。顯然，新自然法學的價值多元化和相對主義的色彩比較濃。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學已不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只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是用以判斷個人倫理或實在法的原則時的一種方法。

2、不再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學是啟蒙思想家反對黑暗的專制制度和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顛覆一切現有法律制度的願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學不具有這樣的願望和能力，只是探尋現已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價值基礎，以及改良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原則。

3、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 新自然法學與社會法學、實證主義法學之間，不再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而出現了向另一方靠近、願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形式的現象。實際上，新自然法學吸收了社會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許多成果和觀點，因而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如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學被稱為社會自然法學，達班的理論被稱為分析自然法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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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3頁，。

[②] 轉引自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③] 轉引自何勤華著：《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④] 轉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⑤]對自然狀態的看法，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顯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看得很壞，認為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有好有壞，人與人是平等自由的，雖然有自然法但沒有明確的法律和權力來維護秩序；盧梭則將自然狀態看得比較好，認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是人墮落的開始。

[⑥] 轉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第44頁

[⑦] [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⑧] 同上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0頁

[⑨]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3頁。

[⑩] 轉引自前引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第48頁。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頁

[12] 「新自然法」學分為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和世俗的（非神學的）兩大類，前者在二戰剛結束一段時期佔了主導地位，後者在60年代以後成為新自然法學中的主流。

[13] 托馬斯指托馬斯·阿奎那，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是指阿奎那神學基礎上的自然法理論的復興。

[14] 對於德沃金是否該歸屬於新自然法學派，理論界意見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認。這里將他歸為新自然法學派，是按照本文對自然法的定義和遵從我國多數學者的分類習慣。

註：原文為《西方法學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過西方怎麼會產生自然法學思想這樣的問題，因此我貼出該章節的一部分內容，雖然寫得比較淺薄，但可稍稍回答這個問題，並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