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立法
1. 哪些武器在戰場被禁用
戰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種爭斗方式，客觀上來講戰爭也推動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武器上來說，從古代的青銅器、鐵器、火器到現代的槍械、飛機、坦克、大炮等等，新式武器的出現層出不窮，但作為武器，殺傷力也是越來越大，戰爭造成的傷害也越來越大。
特別是在近代與現代的戰爭中，出現了許多新式的武器，武器的兇悍程度超出了想像，可以說是殘暴也不為過，在聯合國的立法上也對該類武器進行了明文的禁用，威力大是一個原因，但在戰場上太過於毫無人性是最大的原因。
最後有一個名為三棱刺刀，我們都知道普通的刀一般是以扁平的切面為主，劃傷、刺傷的傷口都是一條細痕，這樣的傷口若及時進行止血等處理還可以進行搶救。但三棱軍刀的造成的傷口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一旦目標被其擊穿，立馬形成一個三棱形狀四五指寬的傷口。對人體造成傷害時這樣的傷口，會造成大量的出血而致人死亡，傷口的癒合也更是難上加難，是禁用武器里最殘忍的冷兵器。
2. 化學武器 與 環境保護 的關系的論文 資料
日本侵華戰爭使用生化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
一、 背景簡介
化學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學物質對人類和生物的毒作用製造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因為在實際應用中有毒物質多轉化為氣態，所以又被稱為毒氣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立即著手研究和製造化學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為世界上有數的擁有化學武器的強國之一。為了實現吞並鄰國稱霸世界的野心，日本軍國主義者採納了日本軍醫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的獻計，從而確定了進行細菌戰的戰略，想以最省事的代價，贏得侵略戰爭的勝利。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根據日本大本營的命令，侵華日軍開始在中國戰場上對中國軍民使用化學武器，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為補充其細菌戰折大量需求，侵華日軍先後在東北的哈爾濱和長春、華北的北京、華東的南京、華南的廣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設立大型的細菌戰基地和工廠，又在我國63個大中城市設立分部和工廠。 侵華日軍的細菌研究「成果」廣泛用於戰爭中，曾在我國20個省內進行過細菌戰。他們在進攻、退卻、掃盪、屠殺難民、消滅游擊隊、摧毀航空基地等等方面，無不使用細菌戰，在我國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導致不少中國軍民慘死。據統計，有據可查的就有27萬無辜人民死於細菌戰，軍方的死亡人數還沒有統計進去。由於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後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數更是不計其數。七三一部隊是侵華日軍設在中國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部隊，也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支細菌部隊，資料證實，這支部隊在長達12年的時間里，瘋狂研製鼠疫、傷寒、赤痢、霍亂、炭疽、結核等各種病菌、並在至少5000名中、蘇、朝戰俘和平民的健康人體上，進行包括活體解剖和各種生物菌培養在內的大量慘無人道的實驗[1].日軍的化學戰一方面是違背國際公約的歷史問題，一方面是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現實問題（遺留武器造成損害的民間索賠），而兩方面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結合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理論對日軍的化學戰進行分析，並闡述日本應就此承擔的國家責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學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理論分析
（一）國際人道主義法關於作戰原則和規則的規定：
戰爭法是在戰爭中調整交戰國之間，交戰國與非交戰國之間關系的准則[2].其主要內容有戰爭的開始和結束的規則、交戰國應遵守的作戰原則、作戰手段和方法及對戰俘、傷病者、平民的保護制度、中立法和懲治戰犯等。其中，規范交戰國應遵守的作戰原則，作戰手段和方法及對戰俘，傷病者，平民的保護制度被稱為「國際人道主義法」。國際人道主義法僅適用於武裝沖突，其目的是在不違背軍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條件下確保對人的尊重並減輕由戰爭所帶來的痛苦。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法確立了如下原則：
1、 區分原則（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區分合法交戰者和平民：保護平民，在交戰中不得將其作為攻擊對象。
（2） 區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以是否參與武力爭斗來區分，不得將非戰斗員作為攻擊對象。
（3） 區分戰斗員中有戰斗能力和喪失戰斗能力的戰斗員：不得將後者作為攻擊對象。
（4） 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不得攻擊民用目標和民用物體。
2、限制原則（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戰國對作戰方法和手段的選擇遵守戰爭法的限制，不得實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稱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戰者所使用的作戰手段和方法應與預期的，具體的和直接的軍事利益相稱。
4、軍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條約無規定不得免除國際法義務原則：一方面不得以「軍事必要」來詆毀或破壞戰爭法規的義務。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條約無規定為由違反戰爭法規的義務。
同時國際人道主義法禁止下列作戰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極度殘酷和過分傷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戰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戰斗員和平民、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不加區別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變環境的作戰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變自然環境、引起廣泛長期而嚴重損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棄義的作戰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內瓦四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37條規定：「禁止訴諸背信棄義行為以殺死、傷害或俘獲敵人。以背棄敵人信任為目的而誘取敵人的信任，使敵人相信有權享有或有義務給予適用於武裝沖突的國際法規則所規定的保護的行為。」
（二）日本侵華戰爭使用化學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分析：
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大體分為以下三種情形：
A 在大規模的戰役中使用化學武器作為達到軍事目的的手段
屬於這種情況的如1938年的宜昌作戰、武漢作戰等。由於這種戰役規模比較大，日軍有計劃使用化學武器，甚至在戰爭中進行化學武器實驗，所以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包括准備和實際使用的化學武器的種類和數量等。
B 在一般性的戰爭中或者是在較小規模的戰斗中，日軍根據情況機動地使用化學武器。這種情況比較復雜，也有偶然留下記錄的情況，多數情況下已沒有具體的記載。當時雙方的戰爭參加者雖然在戰後的回憶錄中有所涉及，但是難以找到具體的數據。
C 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作為迫害手段
日軍對當時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區進行掃盪時，經常使用化學武器對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進行攻擊，這種情況多發生在敵後根據地和日軍與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區。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對此有所記載，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國方面的資料里。當時，「毒瓦斯」這一名詞也在民間流傳，就是由於這一原因。
第一、違反「區分原則」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戰手段和方法：
1、 應區分合法交戰者和平民
2、 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
平民和民用物體不應成為攻擊對象。平民居民和平民個人應享有免受軍事行動所產生的危險的一般保護。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個人不應成為攻擊對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為或暴力威脅。民用物體不應成為攻擊或報復的對象。民用物體是指非軍事目標的物體。對通常用於民用目的的物體，如禮拜場所、學校、房屋或其他住處，是否用於軍事行動有懷疑時，該物體應推定為未被這樣利用。禁止對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體進行攻擊、破壞、移動或使其失效，保護文物和禮拜場所，保護含有危險力量的工程和裝置，如堤壩和核電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附件第25條規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擊和轟擊不設防的城鎮、村莊、住所和建築物。」第27條規定：「在包圍和轟炸中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盡可能保全專用於宗教、藝術、科學和慈善事業的建築物，歷史紀念物，醫院和病者、傷者的集中場所，但以當時不作為軍事用途為條件。」日軍在侵華戰爭過程中經常使用化學武器對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進行攻擊，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人身傷亡，生化武器不僅針對我國人民解放軍、民兵、志願軍，而且對普通居民也不放過。不僅針對軍事目標，也對居民村落釋放大量毒氣，對該原則和規則的違反不言自明。
第二、違反禁止使用改變環境的作戰手段和方法和禁止使用極度殘酷和過分傷害的武器的規則：極度殘酷和過分傷害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1899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章程》規定特別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同年《海牙第二宣言》宣布禁止使用窒息性瓦斯或毒氣彈之投射物。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附件也做了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的規定。1925年《禁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日內瓦議定書）不僅重申了上述條約的規定，而且明文規定「禁止使用細菌作戰方法」。正如前文所述，侵華日軍的細菌研究「成果」廣泛用於戰爭中，曾在我國20個省內進行過細菌戰。他們在進攻、退卻、掃盪、屠殺難民、消滅游擊隊、摧毀航空基地等等方面，無不使用細菌戰，在我國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導致不少中國軍民慘死，顯然違反了該規則的規定。禁止使用改變環境的作戰方法和手段是戰爭法規的一項新規則。它是根據保護人類環境這一基本原則確立的。根據1977年《禁止為軍事或任何其他敵對目的使用改變環境的技術的公約》，改變環境的技術是指，通過蓄意操縱自然過程，改變地球或外層空間的動態組成或結構的技術。改變環境的作戰方法是指在作戰中運用上述技術，以改變氣候、引起地震或海嘯，破壞生態平衡，破壞臭氧層。1977年的第一附加議定書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對自然環境引起廣泛、長期而嚴重損害從而妨害居民的健康和生存的作戰方法和手段。生化武器的投放，在整個中國領土范圍內造成了極大的環境污染。毒劑使得土壤受到污染，染毒土壤中含有毒劑及其降解物質，會嚴重影響土壤的生態平衡，進而影響動植物生長。大氣和水源的污染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今年8月4日在我國齊齊哈爾市發生的「芥子氣」事件便是日軍使用生化武器的後果。盡管日軍發動侵華戰爭時77年公約尚未訂立，但根據馬爾頓斯條款（Martens Clause）（見下文），日軍仍應承擔責任。
第三、違反「相稱原則」：
該原則要求交戰國不得進行過分的或不成比例的攻擊，不得使用引起過分傷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戰手段和方法。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即使使用常規武器也足以實現其侵略的目的，而大規模的使用生化武器明顯與其軍事目標不成比例。
第四、國際人道主義法是強行法，無條約規定不能免除日軍義務：
條約無規定不得免除國際法義務原則，一方面要求交戰國未參加的國際條約，交戰國不得違反其中的人道主義規則。另一方面，也不得以條約未規定違背人道主義義務。1899年和1907年兩個《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序言中指出， 「現在還不可能對實踐中所出現的一切情況制度一致協議的章程，但另一方面，締約各國顯然無意使沒有預見到的情況由於缺乏書面的規定就可以聽任指揮官任意武斷行事。在頒布更完整的戰爭法規之前，締約各國認為有必要聲明：凡屬他們通過的章程中沒有包括的情況，平民和戰斗員仍應受到國際法的保護和管轄，因為這些原則是來源於文明國家之間制定的慣例、人道主義法規和公眾良知的要求。」國際人道主義法原則和規則屬於國際強行法范疇，根據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國際強行法為國際社會成員作為整體接受與承認，以維護最重要的、全人類的基本利益和社會公德為主要目的，對每一個社會成員均具有拘束力，對任何與其相沖突的法律都有否決效力。因此，在二戰中日本單方面退出大量禁止生化武器公約，並不能免除其承擔國際義務。
第五、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中關於保護戰俘和戰時平民的制度：
規定戰俘待遇的公約在當時主要有：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附件，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根據公約的規定，戰俘自其被俘至其喪失戰俘身份前應享受人道主義待遇，不得將戰俘扣為人質，禁止對戰俘施加暴行或恫嚇及公眾好奇的煩擾；不得對戰俘實行報復，進行人身殘害或肢體殘傷或提供任何醫學或科學實驗……。根據1899年和1907年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的附件規定：交戰國對繼續居留在境內的居民應給予人道主義待遇，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得把他們安置在某一地點或地區，以使該地點或地區免受軍事攻擊；不得在身體上和精神上對他們施加壓力，強迫提供情報；禁止對此等平民施以體刑和酷刑，特別禁止非為醫療的醫學和科學實驗；禁止實行個體懲罰和扣為人質……。
二戰期期間，日軍組建的「731」毒氣部隊在至少5000名中、蘇、朝戰俘和平民的健康人體上，進行包括活體解剖和各種生物菌培養在內的大量慘無人道的實驗，是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公然違反。
三、 日軍使用化學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應承擔國家責任
國家責任是指國家對其國際不當行為所應承擔的國際法律責任。一國的國際不當行為原則上需同時具備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要素。1、某一行為依國際法可歸因於國家。2、一國的行為違背了該國負擔的有效國際義務。根據上文所述，日軍侵華戰爭使用生化武器違反了其所應承擔的人道主義義務。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擬定的《國家責任條文草案》用11個條款對對可歸因於國家的行為做了系統的說明。「1」根據該草案第五條規定，「為本條款的目的，任何國家機關依該國國內法具有此種地位者，其行為依國際法應視為該國的行為，但以該機關在有關事件中系以此種資格行事為限。」這種國家機關不論在國家組織中處於何種地位，只要在有關事件中以國家機關的資格行事，即使在該事件中逾越了國內法規定的許可權或違背了其活動的指示，其行為依國際法均應視為其所屬的國家的行為。「2」在許多國際法學者看來，武裝部隊具有國家機關的地位，《奧本海國際法》第8版和第9版均明確指出：「武裝部隊是維持該部隊的國家機關，因為設立武裝部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權威和安全。」「3」尤其是國際法院1986年6月27日就「在尼加拉瓜境內及針對尼加拉瓜軍事和准軍事行動案」的實質問題所作的判決中特別認定，由美國政府機構和軍事人員實施、計劃、指揮和支持的在尼港口布雷……等行為均可歸因於美國並因而被視為美國的國家行為。因而日軍的侵略行為應視為其國家行為。日本應對其行為承擔國家責任。
全球化對國際法的影響
全球化對當代國際社會具有重大的影響已是不爭之事實。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兩極對峙的冷戰時代的結束，全球化浪潮洶涌而至，人類真正進入了全球共存與競爭的全球化時代，由此而出現了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諸多全球化現象。不管人們是否喜歡它，大凡一個明智的人都不否定它的存在，特別是在經濟方面。[1]全球化不可避免地給法制帶來沖擊，引起法制的變革甚至革命。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現象的出現，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演變，給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由此而來的一系列新問題，要求法律制度作出回應，予以調整和解決。[2]國際法作為法律的一部分，也應對全球化問題作出反應。在國際法學領域的問題是，全球化對於國際法究竟具有哪些影響？國際法如何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本文僅對這一問題作初步探討，其目的在於拋磚引玉，以引起共鳴。
一、國際經濟法領域全球化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在國際經濟法范圍內，全球化的影響表現在非國家行為體（含國際經濟組織和跨國公司）已越來越多地介入本屬於主權國家內部管轄的事務，或者表現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國家經濟主權的逐步被剝奪。而在非國家行為體中，尤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跨國公司對國家經濟主權的影響為甚。全球化促進了生產的全球分工，在經濟、貿易領域各國的聯系程度較之以往更甚，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一些國際經濟組織便借機將其「觸角」延伸至成員國主權管轄的內部事務。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92年作出的關於前南斯拉夫在該組織地位的決定，裁定南斯拉夫聯邦已不復存在，由其分裂的五個共和國為前南斯拉夫在該組織的財產和債務繼承者。該決定與其說是裁定一個主權國家在該組織的成員資格，不如說是決定和宣告一個主權國家是否存在。當一個國家處於內亂或武裝沖突時，並在該國境內少數民族或幾個民族紛紛要求獨立的情況下，政府間國際組織通過審查成員國地位的方式作出原國家消亡並作出承認新國家的正式決定，這在冷戰之前實屬罕見。[3]以泰國為例，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其貸款以實行經濟穩定計劃，但條件是由它監督泰國的財政預算，要求泰國進行改革並實行企業私有化。再如韓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提供貸款幫其渡過金融危機，但韓國必須接受的條件是：削減政府開支，減少進口限制，保證政府不幹涉中央銀行工作等。實質上這些國家的主權已受到了削弱。另一個重要的經濟組織是世界貿易組織。根據世貿組織規則，世貿成員不得隨意制訂關稅稅則，非關稅措施的制訂也要遵循相關規定，成員國採取的技術標准和措施要顧及世貿組織有關協定並要有透明度，等等。它的大量政策觸及到過去屬於成員國國內管轄的排他領地，其范圍延伸到一向為國內專屬管轄的行業。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以及我國先入關、後入世的談判加速，我國將逐步降低關稅並在一些專屬我國企業涉足的行業允許外資介入，如律師、金融、電信等行業，其結果是由國家主權原則得出的國內獨立權受到了侵蝕。
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經濟活動的最主要的主體，在全球化過程中其影響也不容忽視。當今跨國公司已經發展為影響和左右世界政治經濟過程的實力強大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它們的財力和能量甚至超過了一些中小民族國家。[4]全球化使跨國公司為降低生產成本、減少運營風險而在全球范圍內實施最佳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組合，這就需要到其他國家投資，需要利用該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資源配置能力和領土管轄權。經濟全球化以跨國公司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基礎，如果主權國家為了保護本國民族經濟而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其結局可能是跨國公司撤回投資，把資本轉移到有較小貿易障礙、能獲得更大利益的地區。面對全球化和發展本國經濟的強大壓力，主權國家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也應看到，有些跨國公司甚至通過收買和培養代理人的方法插手主權國家的內政，左右東道國的政治進程和經濟政策走向。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在1973年顛覆智利阿連德政府以及英國石油公司在1953年幫助推翻伊朗摩薩德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即是很好的例子。可見，跨國公司可能成為制約民族國家主權、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主權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協調好跨國公司與主權國家的矛盾已成為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目前的國際經濟運行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制訂的。全球化時代需要發展中國家介入，這樣才能不致使其游離於國際經濟運行規則之外，才能使全球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就當前而言，相互依存態勢深化和全球化進程主要外化為國際經濟機制的廣泛建構，而參與國際經濟機制不僅本身意味著國家不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願望制定經濟政策，在對外經濟行為中受有關規則的制約，而且鑒於國際經濟機制的體制和「游戲規則」均主要由西方國家決定，發展中國家在參與機制的同時，客觀上處置天然財富和資源的主權能力卻因此而下降，從而為其在世界市場上尋求發展機會而付出代價。[5] 如一國國內企業產權的多樣化使國家難以確定民族工業的范圍，傳統的保護民族工業的經濟主權內容大為弱化，高新技術的發展使國家對其管理和控制越來越無能為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經濟主權。而眾多全球性經濟問題，如自然資源的日漸枯竭、跨國跨地區的災害和飢荒、生態平衡等的解決都超越了個別或部分國家的主權能力范圍，迫使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主權意識，包括弱化「自由處置天然財富和自然資源」的絕對主權思想，以促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實現。
國際刑法領域全球化的影響
全球化加速了各國之間的聯系，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如跨國商業犯罪、販毒、恐怖主義等。這些問題早已超出國界，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通過以及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即可予以說明。
針對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全球化發展而不斷增多的國際犯罪現象，1998年在羅馬外交會議上簽署了《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按照《規約》規定設立的國際刑事法院對《規約》所列罪行享有普遍性、強制性的管轄權。但《規約》規定的這種管轄權不是以國家自願接受法院管轄權為基礎，而是在不經國家同意的情況下，對非締約國的義務作出規定：這違背了國家主權原則，不符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13]《規約》還規定檢察官享有自行調查權，而且賦予個人、 非政府組織、各種機構指控國家公務員和軍人的權利。這種啟動程序將個人和非政府組織的意志置於國家主權之上，將很有可能成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工具。[14]該《規約》一旦生效，據其建立的國際刑事法院將成為全球第一個真正統一的刑事法院，盡管它的管轄權只限於滅絕種族罪、反人類罪、戰爭罪、侵略罪，但它的主要矛頭無疑針對國家及其權力者，簽署、批准規約的成員國意味著其主權要受到一定限制，原來對《規約》所列國際犯罪有普遍管轄權的國家在簽署《規約》後，這部分權力就要移交給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事法院將主權國家的行為納入法院管轄權的事實是對絕對國家主權的挑戰。另外，聯合國針對一些國家的內戰而建立的國際刑庭亦可說明這一點。此外，全球化對國際法的影響，還表現在隨著時間的推進，在國際法內將會出現一些新分支，如國際發展法、國際合作法等。
六、結束語
國際法是調整國際關系的法律，全球化對國際法必然要有一定的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關鍵在於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對國際法如何認識。筆者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在處理全球化與國際法的關系時，要堅持以下幾點：首先，國際法調整的國際關系的主體主要是國家，全球化對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對主權的沖擊最為顯著。主權作為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最高權力，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影響，或被侵蝕，或被讓渡，或被削弱，故堅持絕對主權的觀點目前看來已不可取。堅持絕對主權，也就意味著堅持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內的一切人、物和發生的事件享有排他的、最高的管轄權。我們應堅持各主權國家進行國際交往必須遵循「獨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侵犯」、「互不幹涉」的基本准則。絕對主權理論在歷史上有過巨大的促進作用，對二戰以後廣大亞非拉民族國家捍衛自主權、維護民族獨立也具有一定的屏障和保護作用。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都被納入了國際性、世界性的軌道，國家絕對主權理論也逐漸顯露出其局限性。一方面，全球化給各國帶來了空前的機遇；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制約著各國的發展，極大地影響著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兩者處於互動之中。也就是，全球化對國家絕對主權學說提出了挑戰，在全球化風起雲涌、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社會正在形成的過程中，那種將國家利益僅僅局限於強調維護自己的安全、經濟和政治利益，已經不符合國際社會發展的現實和趨勢了。[15]因此， 全球化狀況下的國際關系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尊重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而為達到這一目標各主權國家就要作出犧牲，讓渡部分主權，這樣才能及時地使自己融入國際社會，使自己在全球化過程中不至於落伍，以實現更大的國家利益。其次，國家主權不是絕對的，是受到一定限制、制約的，而主權的制約者正是主權國家本身。只有國家自願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才是符合國際法的，而在外力作用下被迫放棄或讓渡部分主權則是違反國際法的。國家參與全球化的國際社會，本身就要有一定的付出，通過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會議、締結條約等形式，讓渡部分主權，這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國家自願作出的，因此是符合國際法的。但也應看到，讓渡主權的領域是有限的，在一些較為敏感的國際安全、政治領域，如核試驗、核監控、削減武器等，則應堅持主權的不可分割性。主權的讓渡與否是以國家自身利益為前提的，這與以前的主權觀念相比有了變化。因為，國際法中的主權是人類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的產物，同國家一樣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理解國際法中的主權要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不要幻想用固定不變的模式來要求它。固定不變的觀念難以理解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現實，主權的發展變化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是分不開的。主權不是永恆不變和靜止的，而是動態的，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16]再次，全球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加上國際間交往的頻繁，在國際法領域內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如國際環境法、國際發展法、國際合作法、第三代人權等。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僅靠一國的力量是不行的，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因為它們致力於保護的目標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一國單方面的利益。而事實上，我們今天講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挑戰，就是指立足於人類整體論和人類共同利益論的全球化。它著眼於人類社會生活的共性，凸現人類的共同價值與共同利益。[17]這些反映人類共同利益的國際法新問題和法律制度如何規范將成為以後國際關系中談判的焦點。但無論如何，堅持國際法基本原則是首先應當遵守的。
最後，全球化的發展，使非國家行為體日益增多，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非國家行為體已在國際法的某些部門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某些國際法規則的形成其作用不可忽視。如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法中的作用即可予以說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非國家行為體無論如何發展，在國際法律關系中佔主導地位的仍是主權國家。國家之間的關系仍是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國家仍是國際法的制定者，國家作為國際行為體系中的主要行為主體，仍然在國際關系中唱主角。那種強調非國家行為體而忽視國家在國際法中的作用是錯誤的。總之，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法要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去研究，囿於傳統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法，不但不能促進全球化和國際法的發展，只怕其作用可能適得其反。
3. 研發部門項目管制制度
摘要:出口管制受到先進國家重視,不但認真實施,並且會定期檢討成效.其原始目的
是管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技術的擴散,以及限制可供作為軍事用途之軍商雙用品之移轉.先
進國家為了達到出口管制之目的成立國際性組織並訂定協議.台灣在高科技領域仰賴美,
日,歐等先進國家之產品,技術或設備輸入,若執行出口管製成效低落,可能導致國際間向
我輸出高科技加強設限,會影響台灣產業之發展.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及世界主要國
家之出口管制制度,希望政府與企業對出口管制制度能有清楚的認識,以便採取必要的措
施.
壹,前 言
出口管制以武器管制為主,乃是為了防止武器或可能用來生產武器之貨物與技術擴散.
隨著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企業所進口之設備,零件,技術或所生產之產品可用來作為軍事
用途者已愈來愈多;因此,一個完善的出口管制制度,不僅可作到防止武器擴散,協助促進
和平,並可取得科技先進國之信賴,減少其對台灣出口之管制,將有助於台灣之科技與產業
持續發展.
本研究希望透過研究與比較科技先進國家之出口管制制度,加以歸納整理,以供台灣改
善出口管制制度之參考.資料來源包括搜集國內外專業期刊,書籍,法規,政府公告,相關
網站及線上資料,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等,以了解出口管制在國內外發展之背景與現況,重
要議題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研究范圍包括國際間之主要出口管制組織,如瓦聖那協議,核子供應國集團,澳洲集團
及飛彈技術管制組織,探討其成立的宗旨及目的.另外,介紹美,英,日及台灣之出口管制
法規及制度,並分析比較其差異.
本文共分為伍節,第貳節為出口管制制度之完整介紹與說明,第參節比較各國出口管制
制度,第肆節探討台灣出口管制制度之推展現況,第伍節為本文之結論.
貳,出口管制制度之介紹
一,出口管制之定義與目的
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以下簡稱出口管制)指的是國家或地區透過立法,制訂政策,或
採取行政手段限制某些貨品或技術輸出,其目的為防止受管制之貨品流入某些特定的國家或
地區.
出口管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此種手段,防止軍事武器技術或軍商雙用品不當輸出到可能
會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地區或恐怖份子之手.主要防範的貨品與技術為可用以生產或研發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者,如:核武,生化武器,飛彈等技術及貨品.因此出口管制本質上是以
武器管制為主.
國際間並不特別在出口管制之前冠上「高科技」三字,因為其管制之物品大多數為軍事
武器或軍商雙用品(Dual-use goods),不限定是否為高科技,所以一般皆以出口管制直接稱
呼此制度.台灣有鑒於此,於2000年將高科技貨品管理辦法之相關法源及施行細則冠上「戰
略性」三字,以凸顯管制之貨品或技術為可供軍事用途者.
二,國際間出口管制之起源與架構
出口管制制度的起源肇因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興起,東歐國家
紛紛陷入鐵幕.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於1949年發起成立
「多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其目的是希望透過採取一致的作法以防止傳統軍事武器,技術,戰略物資流入前
蘇聯及東歐前共產諸國.COCOM成立後國際間為了更進一步加強武器管制,陸續有管制不同
軍事項目之相關產品與技術輸出而成立國際組織,如1977年成立的「核子供應國集團」,
1987年成立的「飛彈技術管制協定」,以及1985年成立的「澳洲集團」.因應美蘇冷戰結束
與世界局勢變遷,COCOM於1994年宣布解散,另於1996年成立瓦聖那協議取代之.除了這些
國際間之非正式組織外,各國亦簽定了三個重要的國際條約,以管制大規模毀滅性核生化武
器擴散:
1.「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於1970年簽訂
2.「生物武器公約」:於1975年簽訂
3.「化學武器公約」:於1997年簽訂
三,國際間出口管制之主要組織
瓦聖那協議(Wassenaar Arrangement)被視為是COCOM的後續組織.目的為加強傳統武
器與軍商雙用貨物交易的透明化與責任制.其他與大型毀滅性武器(WMD,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的出口管制相關的體系有三個,分別是「核子供應國集團」(NSG, Nuclear
Suppliers Group),其目的是管制可發展為核武的軍事設備及原料;「澳洲集團」(AG,
Australia Group),主要是管制與生化武器相關的軍事用途貨物;「飛彈技術管制組織」
(MTCR, Miss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主要管制可用於發展飛彈之軍事用途貨物.
這些集團的運作是基於達成的協議和基於誠信原則自發性的合作.參與國開會討論出口
管制之政策和應受管制的貨物與技術,各參與國依協議達成的管制清單制定其國內的貨物
技術管制辦法.
(一)瓦聖那協議 (WA)
1.背景
「瓦聖那協議」於1996年7月成立,取代1994年3月結束的「多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
(COCOM,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Strategic Export Control).冷戰時代COCOM
主要目標為加強執行對共產國家的圍堵政策.在COCOM架構下,會影響東西方軍事平衡的策
略性貨物與技術,都遭到嚴格禁止出口,以確保西方集團在軍備,高科技與經濟等領域的優
勢.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政府於1993年9月提案COCOM全面改革,進而於1994年3月正式廢
除COCOM.至於新體制的建立,則是在會員國激烈的討論下,於1995年12月在海牙附近的瓦
聖那成立新的出口管制體系,並依此城命名為「瓦聖那協議」(WA, Wassenaar
Arrangement). 1996年7月33個國家採納了協議的基本法規與文件,瓦聖那協議遂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瓦聖那協議」的目的是藉由推動傳統武器與軍商雙用途貨物交易的透
明化與責任制,進而防止傳統武器的過度累積,以維護國際安全與區域穩定.與COCOM相反
的是,WA的成立並非為了反對任何國家或集團.兩者之比較如表一.
2.成立目的
(1)「瓦聖那協議」成立的宗旨在於維護區域及國際間的安全與安定,藉由推動一
般武器與軍商雙用途貨物及科技交易的透明化和責任制,來防止不穩定因素的
累積.參與國藉由其國內政策的制定以避免這些項目的交易會形成危害協議宗
旨的軍事力量.
(2)此協議旨在加強針對既有的毀滅性武器及其運送系統的管制,並特別針對軍事
設備和敏感的軍商雙用途貨物及科技交易可能對國際安全與和平造成威脅者.
(3)當參與國嚴重關切某一地區或國家的行為可能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定時,此協議
亦可加強各國間的合作.
(4)此協議並非要與任何國家或集團作對,也無意妨礙一般誠實的交易,更非要干
預任何國家基於聯合國憲章第51條以合法手段防衛自身安全的權利.
(二)核子供應國集團 (NSG)
1.背景
1974年5月印度進行核子武器試爆,核子技術擁有國意識到核子武器相關貨品與技術的輸
出應加以限制以符合限武的目標,遂在1978年約定了一系列有關核武出口的指導方針,以確
保此類交易不會導致核武技術擴散,此為核子供應國集團成立的背景.
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 NSG發覺核子燃料循環系統專用的貨物或技術出口管制不夠嚴
密,無法防範如伊拉克之類的國家在國際市場取得軍商雙用途核子原料來暗中發展核武.
NSG在1991年3月於海牙召開其13年來首度的會員大會,起草與核武相關的軍商雙用途貨物交
易指導原則.在一年的准備工作之後,NSG於1992年4月在華沙召開全會,同意一系列與核子
相關的軍商雙用途設備及技術交易的指導原則,以防止其他國家用來發展核武.至此NSG已
發展了兩套指導原則,一為規范核子專用的貨物及技術的「NSG 第一部」,以及規范軍商雙
用途貨物及技術的「NSG第二部」.
2.成立目的
NSG是核子技術擁有國間建立的非正式組織.這些參與國家同意針對能用來發展核武的
原料,設備及技術進行出口管制,以防止核武擴散.
(三)澳洲集團 (AG)
1.背景
國際間為防範生化武器(CBW)擴張所作的努力有「生物武器公約」和「化學武器公
約」.依公約規定,任何生化武器的持有,獲得,研發,交易和使用都是禁止的.
1984年3月聯合國秘書處特別調查小組在伊朗發現化學武器,主要的生化技術擁有國認為
兩伊戰爭中使用的化學武器已違反了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禁止使用有毒或窒息性氣體,因此
決定對可能發展成化學武器的化學品實施出口管制.1985年6月,澳洲政府邀請主要的技術擁
有國參與一非正式會議,討論出口管制的方式,就形成了「澳洲集團」.1992年管制清單中
另加入了軍商雙用途化學設備及技術,生物媒介劑,動物病原體,以及軍商雙用途生物設
備.1993年清單中亦加入了植物病原體.
2.成立目的
AG是非正式的協定,其目的是針對可用來發展和製造生化武器的原料,設備和技術實施
出口管制,以限制生化武器的擴散.每一個AG會員國都同意基於AG協議來執行出口管制.
(四)飛彈技術管制組織 (MTCR)
1.背景
1980年代初期,利比亞,伊拉克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從事核彈的研發,這些國家並積
極向已開發國家購買製造飛彈的相關設備和技術.因此 MTCR遂於1987年成立,以防止能載
運核武的飛彈及無人飛機的發展,以及相關貨物及技術的擴散.1993年管制項目也增加了能
運送生化武器的飛彈及無人飛機.
2.目的
防止飛彈技術的擴散.
(五)參與各管制組織的會員國
參與四大出口管制組織之會員國整理於表二.
參,各國出口管制制度比較
一,美國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機制
美國出口管制制度之法源來自國會通過之出口管理法案(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EAA),根據此法案美國商務部訂定出口管理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EAR),
此為美國出口管制制度之主要法規.此外,尚有其它與武器出口管制有關之法律,包括1976
年制定之武器輸出管製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 AECA)及1954年訂定之原子能法案
(Atomic Energy Act).原子能法案主要管制有關核子物質與技術之輸出,而武器輸出管製法
乃針對可能直接導致他國軍力增長,進而影響國際均勢,有害美國安全的軍用物資,裝備和
科技進行出口管制.
除了上述三項法源依據外,美國政府會視環境變動而訂定新的法案來作為實施出口管制
的依據.例如:1976年,美國為應付緊急需要,保障國家安全,特訂定「國際危機經濟勢力
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of 1976),該法案賦予美國總統在美國面
臨危急情況下或受到非常威脅時,實施出口管制或貿易禁運等措施之權力.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機制
美國之出口管制政策主要為配合其國家政策需要以及遵守國際之協議.因此,其出口管
制制度之管制對象與范圍會因其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貿政策改變而調整.此外 ,美國亦
須履行其身為國際組織及協約成員之責任,譬如:美國為聯合國之會員,因此必須遵守聯合
國安理會所達成之禁運決議,如:對伊拉克之禁運.當然此禁運之決議案本也就是美國外交
政策之延伸.美國同時也是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一員,因此也必須遵守該組織有關出口管制
的決議.此外,亦必須遵守國際間有關禁止核子,生物,化學武器擴散之條約或相關組織之
協議.
(三)執行機制
美國執行出口管制之主管機關為商業部,該部設有出口管理局(Bureau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 BXA),綜理一切出口管制之業務.美國高科技輸出管制的組織架構既完備且
復雜,商務部是主要負責出口管制業務的機構,同時也具有對軍商兩用貨品或技術管制出口
清單的裁決權.但基於外交政策或國家安全考量,也尊重其他部門限制某些特定商品項目出
口的裁決權.例如,軍需品由國務院及國防部負責,核子設備原料和其技術資料由核子管制
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Commission)和能源部負責.因此,在整個輸出管制體系中,商務
部雖為主管單位,但涉及其他部會之管轄權時,輸出許可必須先經過這些部會同意方可核
准.
在執行出口管制方面,除了由商務部,海關實際負責查核之外,美國各部會,海外代表
處,甚至國內的情報單位(如:CIA,FBI)彼此之間皆有資訊流通,形成一個嚴密的網路來
共同執行出口管制.在此復雜的出口管制組織體系中,其中主要的運作單位包括國務院,商
務部,國防部,能源部及財政部海關總署等轄下之單位.
二,英國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機制
英國為瓦聖那協議之一員,且為歐盟之會員,因此,英國之出口管製法規是參考瓦聖那
協議及歐盟綱領所制定.其法規名稱為「軍商雙用途及相關貨物之出口管制」(Dual-use and
Related Goods Regulations).另外,英國出口管制制度亦嚴格遵守聯合國有關武器禁運及貿易
制裁之決議案.由於英國亦屬歐盟及歐洲安全合作組織之一員,因此,也遵守該組織對出口
管制之規范.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機制
英國之出口管制政策雖亦配合其國家安全,外交與經貿政策而調整,但因英國與美國在
國際外交上步調一致,所以均是參照美國的管制政策,例如推動對伊拉克之禁運.
(三)執行機制
英國執行出口管制之主管機關為貿易工業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stry, DTI)所
屬之出口管制局
三,日本之出口管制制度
(一)法律機制
日本之出口管製法律依據為「外匯與外貿法」(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Law).經濟產業省(前通產省)即根據此法頒布出口貿易管制條例(Export Trade Control
Regulation)作為出口管制的管理辦法.此外,由於日本是瓦聖那協議,NSG,AG,MTCR及
聯合國之會員,因此除日本之國內法外,亦必須遵守國際組織之協議及決議案.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機制
日本雖然為貿易大國,但在國際政治地位上一向跟隨美國之政策,因此日本除遵守聯合
國決議之禁運及貿易制裁外,並無藉出口管製作為其實行國家安全,外交及貿易政策之目
標.
(三)執行機制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出口管制相關事務上具有直接的管轄權,日本的戰略物資出口管制主
要是由經濟產業省轄下貿易局安全保障貿易管理課(簡稱「安保課」),商品輸出承辦課
(簡稱「商品承辦課」)與沖繩綜合事務局之商品輸出承辦課負責輸出許可之審核及發證業
務.其職權是依照貨品項目與出口地區來區分.
四,小結
針對美,英,日出口管制制度之作一比較,列於表三.
肆,台灣出口管制制度與推展現況
一,法律機制
台灣於1994年3月31日根據「貿易法」制訂「高科技貨品輸出入管理辦法」(2000年修法
將名稱冠上"戰略性"三字),並於1995年7月1日實施.
台灣實施出口管制最早可溯及1990年與美國簽訂之「中美保護戰略性貨品及技術資料貿
易了解備忘錄(MOU)」,以及美方協助台灣建立一套符合COCOM組織規定之「國際進口
證明書與抵達證明書(ICDV)制度」,以管制高科技貨品輸出入之流向及用途.同時,基
於互惠原則,美方亦同意將對輸往台灣之管制予以放寬.此為台灣立法之源由.
此外,與出口管制相關之法規為:
1.貿易法施行細則
2.貨品輸出管理辦法
3.出進口廠商登記管理辦法
4.軍事相關輸出入貨品管理辦法
5.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
6.科學工業園區貿易業務處理辦法
7.加工出口管理處及分處業務管理規則
二,管制政策形成之機制
基本上台灣是以出口為導向,因此並不以管制出口作為執行政策的工具.台灣一向配合
國際間普遍遵守之協議與規范,善盡國際社會一員之責任.
三,執行機制
(一)主管機關
台灣出口管制負責之機關為經濟部,在經濟部之下分別由國貿局與工業局負責.國貿局
負責出口管製法規之制訂,而工業局則負責推動執行.各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及國防部之授權機關為協辦單位.另外,工業技術研究院接受經濟部之委託辦理高科技貨品
鑒定事宜.
(二)許可證分類
台灣出口許可證有二種:分批出口及不分批出口.分批出口之輸出許可證有效期限二
年,一次申請得分批出口,以瓦聖那協議軍商兩用品清單為限,適用管制地區為第二,三類
地區,且申請人需為已建立內部出口管制系統者.不符合分批出口者一律采不分批出口許可
證,須逐次申請.
(三)管制地區分類
管制地區別區分如下:
1.第一類管制地區:
伊拉克(Iraq),伊朗(Iran),利比亞(Libya),北韓(North Korea)須先經簽證機關
專案許可,始得核發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
2.第二類地區:出口管制組織會員國
(1)瓦聖那協議
(2)飛彈技術管制組織
(3)澳洲集團
(4)核子供應國集團
3.第三類地區:前二類以外之其他國家或地區
須依規定申請核發高科技貨品輸出許可證憑方可輸出.
(四)管制清單
由經濟部會商有關機關審核後公告之高科技貨品清單包括以下各清單之集合:
1.瓦聖那協議清單
軍商兩用貨品清單由經濟部工業局匯整訂定,軍品清單則由國防部審定.
2.防止擴散清單
飛彈技術管制清單由國防部審定,澳洲集團管制清單由經濟部工業局匯整訂定,核子供
應國集團管制清單則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訂定.
3.非屬前項高科技貨品輸出管制清單列管之貨品,其最終用途或最終使用者有可能涉
及生產或發展核武,生化武器,飛彈或其他大規模破壞性武器者亦在管制之列.
伍,結 論
台灣出口管制制度自1995年正式立法實施,政府積極宣導推動,召開多次研討會,並且
參與國外相關組織之活動.於2000年曾召集有關單位組團考察,各國之出口管制制度.目前
台灣之出口管制制度,就法規面而言,不管是法律基礎,執行機制,管制內容,甚至稽核制
度都已大致完備.台灣立法推動出口管制制度雖較先進國家晚了近40年,但是在如此短的時
間內,能有目前之進展誠屬不易.雖然法律上詳細規定了出口管制之細節,然而實務上卻少
見嚴格執行.若非廠商主動申報,則主管機關不見得充分掌握情況,廠商之所以主動申報之
多因其國外廠商或客戶要求.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資源稀少,因此出口貿易是國家的命脈所系,長久以來,政府協助
出口貿易所做的努力不遺餘力,其手段不外乎簡化進出口申請作業流程,提升行政效能以鼓
勵出口;因此,出口管制對以出口掛帥的台灣來說,常被誤以為不是那麼重要的議題,而被
忽視了.
然而,經過數十年的努力與發展,台灣的進出口產品內容和以往已大不相同.傳統輸出
的工業產品已幾乎被高科技產品所取代,可是政府之出口管制措施在實際執行層面上卻未能
採取與目前產業發展現況相符之作法.因此,整體來看,在法律架構層面上雖較無問題,但
是在執行成效上則尚待努力.
4. 論述美國二戰後期 軍事戰略演變過程
美國全球戰略從開始醞釀到正式形成，經過了一個從無到有、從支離破碎到系統完整、從軍事戰略到全球戰略的發展過程，大體上可分為醞釀、初步形成、正式形成以及冷戰後時期四個階段。這種階段性劃分的依據，是國際戰略力量對比消長變化的結果，更反映出美國在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驅使下從本土擴張到海外擴張、從海外擴張到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本文採用歷史分析法，深入探討了美國全球戰略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對比研究了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從「冷戰型」逐漸轉向「冷戰後型」的軌跡。
全球戰略是指大國調動和運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參與國際斗爭，維護和增強本國利益，實現國家根本政治目的的方略。在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全球性大國才可能形成全球戰略。美國全球戰略大體上可分為醞釀(1783年到1898年)、初步形成(1898年至1945年)、正式形成(1945年到1990年)和冷戰後期(從冷戰結束迄今)四個階段。
美國全球戰略的源起和初步形成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其全球戰略也進入初步形成階段。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美國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外部世界，決定到更大的國際舞台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形勢發展推動著美國「有特定目標的干涉主義」形成，它從大陸擴張轉為海外擴張。彼得·特魯博威茲曾指出：「美國在19世紀創建了一個大陸帝國，遂把目光投向更遙遠的邊界」。美國全球戰略初步形成的動因和依據是：
第一，美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為實行海外擴張政策奠定了物質基礎。
19世紀90年代，美國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英國，躍居世界首位，接近於英、法、德三大強國的總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為美國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提供了物質保障，此時美國的領土向西擴張到太平洋岸邊。
第二，美國擁有進行海外擴張的理論依據。
1896年布魯克斯·亞當斯發表《文明與衰落的規律》一書，論證了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合理性與必然性，要求美國放棄孤立主義，趕快走上國際舞台，擊敗主要競爭者，建立由美國領導的國際新秩序。年輕的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馬漢研究了世界海洋史特別是英國在全球的擴張之後，於1890年出版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一書，明確提出著名的「海權論」。
第三，美國的軍事戰略已初露端倪。
美西戰爭是美國獨立戰爭以後准備最充分的一次戰爭，「予有準備」被認為是這次戰爭中採用的軍事戰略的最大特點。美國對西班牙的戰爭目標應是使古巴獲得獨立，奪取菲律賓和波多黎各，主攻方向應是古巴和菲律賓；戰爭的關鍵是奪取制海權，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主要戰爭樣式是海戰，海軍的行動將決定戰爭的進程。戰爭開始後，美國政府基本是按照這一戰略設想來指導戰爭的。美國不以攻擊西班牙本土為目標，而是以攻擊西班牙幾處海外殖民地為目標，作戰方向和地區處於西班牙帝國勢力范圍的邊緣。因此，美國在美西戰爭中的戰略被稱為「外圍戰略」，即直接攻擊西班牙帝國脆弱外圍的戰略
二、美國全球戰略的正式形成和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整個國際關系史和美國戰略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近300年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歐洲曾長期位於世界政治的中心，維持以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關系格局。二戰打破了這個格局，英國和法國淪為二等強國，西德和義大利處於戰敗國地位，歐洲在國際事務中居於支配地位的時代已成為歷史。美國不僅走上了世界戰略的大舞台，而且在戰爭中大大增強了自己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美國憑借遠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實力，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崛起為國際關系的力量中心。於是，它徹底拋棄孤立主義政策，從國際關系的邊緣走向中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擴張，已成為形勢發展的必然。
美國和蘇聯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對立以及1945年4月杜魯門接任總統，又加速了美國奉行全球主義、與蘇聯對抗的過程。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取得二戰的勝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在蘇聯的影響下，社會主義陣營越出一國的范圍，影響不斷擴大。蘇聯也不再囿於地理的限制，將影響擴展至歐洲。在此情勢下，美蘇爭奪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使美國「對國家安全、戰爭以及和平的傳統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得不尋求新的途徑來保障國家的安全」。
(1)從戰時與蘇聯結盟共同抗擊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過渡到以蘇聯為主要對手和作戰對象，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擴張」成為戰後40多年美國貫徹始終的戰略目標。(2)從以美國本土為中心的美洲堡壘戰略向真正的全球戰略過渡，突破了長期以來一直以關注美國本土安全為主，對歐洲事務較少介入的「孤立主義」戰略思潮，轉而強調美國利益和美國安全的全球性，首次制定了積極干預世界事務、爭奪世界主導權的較完整的全球戰略。從這一戰略開始，美國戰後至今各個時期的軍事戰略均具有明顯的全球性和進攻性。(3)從傳統的常規戰略開始向核條件下的現代戰略體系轉變。雖然提出和實施「遏制戰略」的初期，美國還沒有形成系統的核戰略，但是隨著1945年8月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實戰運用，美國已經開始研究運用核武器的理論，核戰略的雛形正在形成。(4)從步西歐後塵到走在世界前列。二戰以前，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基本上是對英、法等西歐國家傳統軍事理論的摹仿，國家政策中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一直存在脫節現象，從未出現過將政治目標和軍事目標結合在一起的戰略理論。從「遏制戰略」開始，美國一掃以往由於戰略傳統缺乏而呈現的戰略思維貧乏，迅速掀起「戰略熱」，開創了美國現代戰略研究的新局面，創立了具有美國特點的獨立的戰略體系，對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各大國戰略思想的發展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
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
(一)布希政府（老）時期
80年代後期，國際形勢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執意倡導和推行「新思維」，全面自我否定，走全盤西化之路，結果非但未能扭轉蘇美爭奪中的不利態勢，反而導致政局動盪，經濟形勢惡化，民族矛盾尖銳。蘇聯綜合國力急劇衰落，國際影響日漸跌落。
1990年9月，在海灣危機爆發不久，老布希即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戰略構想。 「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內容有：(1)強調在美國的領導下，實現一個「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國際事務中更加強調「多邊」合作，而不是「單邊」行動，注重發揮盟國和聯合國的作用；(3)按照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在世界上鞏固和推進所謂「自由」與「民主」事業；(4)實施地區防務戰略，重點防止和應對威脅美國利益的地區沖突。
(二)柯林頓政府
1997年5月發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明確提出2015年之後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競爭對手。首次提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不對稱威脅」的直接挑戰。所謂「不對稱威脅」，是指恐怖主義、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信息戰和環境破壞等。加強對各地區事務的參與，進一步擴展美全球戰略優勢。加緊改造和更新北約，大力推動北約東擴，著力推動建立一個「統一、民主，並且在維護和平與繁榮方面與美合作的歐洲」。
通過加強在歐亞邊緣地帶的存在，掌握中東的石油資源，對歐洲和俄羅斯等形成戰略箝制和掣肘。美還不斷加強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響，積極運籌大國關系，加強對「潛在對手」的防範和牽制。對歐盟, 美國有意在一些問題上作出一定讓步，使美歐聯盟關系得以維系。
美國也注意多方緩解美日矛盾，加強與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的制定。積極推行新干涉主義和「炮艦政策」。
冷戰時期，美國以反共主義作為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和對外干涉的理由。近年來，美國又極力鼓吹「人道主義災難」、「人權高於主權」和「國家主權有限」等謬論，不斷為新干涉主義尋求法理基礎。
更加輕視聯合國的作用。1999年3月美國推動北約對南聯盟（現解體）進行空襲，繞開安理會，操縱北約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進了另一常任理事國——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
美國甚至聲稱要重新考慮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運作和決策程序。
（三）小布希政府
強調恐怖主義的危害性
9.11的發生將美國的安全體系至於眾目睽睽之下。
邪惡軸心國
普林斯頓計劃：該報告提出一個名為「民主同盟」的概念，要求將全球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組成這樣一個大的聯盟。「4+4」：既美、英、日、印四大國組成聯盟，加上四個鞏固戰略原則：激進主義的危險、失敗的專制政府和大中東地區的核擴散問題；北京日益增長的「軍事實力和政治野心」普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將增加持久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動用軍隊仍是有效、合法的治國手段。
2002年9月布希政府發表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部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清楚表明：美國全球戰略目標之一是「確保美國在世界的優勢地位」，並把中國等國家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甚至「軟實力」的增長當作「威脅」或「挑戰」來應對。
結論：美國軍事全球戰略違背世界發展潮流
美國的眼光是狹隘的，它所謂「改造中東」，「改造伊斯蘭」，甚至「改造世界」的妄想，必定遭到全人類有良知人類的堅決抗爭。美國再強也難以包打天下，為所欲為；其他國家在弱也不會俯首帖耳，放棄自己的獨立和權利。十萬美軍可以推翻一個政權，佔領一個國家，但改變不了一個民族，甚至改變不了一個人。以唯我獨尊、居高臨下的姿態去要求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信念、標准、價值和制度是註定要失敗的。
5. 日本侵華戰爭的危害及背景
一、 背景簡介
化學武器是指利用某些化學物質對人類和生物的毒作用製造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因為在實際應用中有毒物質多轉化為氣態，所以又被稱為毒氣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立即著手研究和製造化學武器，在三十年代初即成為世界上有數的擁有化學武器的強國之一。為了實現吞並鄰國稱霸世界的野心，日本軍國主義者採納了日本軍醫大尉石井四郎「缺乏資源的日本，要想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的獻計，從而確定了進行細菌戰的戰略，想以最省事的代價，贏得侵略戰爭的勝利。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根據日本大本營的命令，侵華日軍開始在中國戰場上對中國軍民使用化學武器，造成了嚴重的傷害。
為補充其細菌戰折大量需求，侵華日軍先後在東北的哈爾濱和長春、華北的北京、華東的南京、華南的廣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設立大型的細菌戰基地和工廠，又在我國63個大中城市設立分部和工廠。 侵華日軍的細菌研究「成果」廣泛用於戰爭中，曾在我國20個省內進行過細菌戰。他們在進攻、退卻、掃盪、屠殺難民、消滅游擊隊、摧毀航空基地等等方面，無不使用細菌戰，在我國形成了疫病大流行，導致不少中國軍民慘死。
據統計，有據可查的就有27萬無辜人民死於細菌戰，軍方的死亡人數還沒有統計進去。由於疫病蔓延造成各地流行的，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後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數更是不計其數。
七三一部隊是侵華日軍設在中國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部隊，也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支細菌部隊，資料證實，這支部隊在長達12年的時間里，瘋狂研製鼠疫、傷寒、赤痢、霍亂、炭疽、結核等各種病菌、並在至少5000名中、蘇、朝戰俘和平民的健康人體上，進行包括活體解剖和各種生物菌培養在內的大量慘無人道的實驗[1]。
日軍的化學戰一方面是違背國際公約的歷史問題，一方面是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危害的現實問題（遺留武器造成損害的民間索賠），而兩方面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將結合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理論對日軍的化學戰進行分析，並闡述日本應就此承擔的國家責任。
二、 日本使用化學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理論分析
（一）國際人道主義法關於作戰原則和規則的規定：
戰爭法是在戰爭中調整交戰國之間,交戰國與非交戰國之間關系的准則[2]。其主要內容有戰爭的開始和結束的規則、交戰國應遵守的作戰原則、作戰手段和方法及對戰俘、傷病者、平民的保護制度、中立法和懲治戰犯等。其中，規范交戰國應遵守的作戰原則，作戰手段和方法及對戰俘，傷病者，平民的保護制度被稱為「國際人道主義法」。國際人道主義法僅適用於武裝沖突，其目的是在不違背軍事需求和公共秩序的條件下確保對人的尊重並減輕由戰爭所帶來的痛苦。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法確立了如下原則：
1、 區分原則（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1) 區分合法交戰者和平民：保護平民，在交戰中不得將其作為攻擊對象。
(2) 區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以是否參與武力爭斗來區分，不得將非戰斗員作為攻擊對象。
(3) 區分戰斗員中有戰斗能力和喪失戰斗能力的戰斗員：不得將後者作為攻擊對象。
(4) 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不得攻擊民用目標和民用物體。
2、限制原則（principle of restriction）：要求交戰國對作戰方法和手段的選擇遵守戰爭法的限制，不得實施法律所禁止或限制的方法和手段。
3、相稱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要求交戰者所使用的作戰手段和方法應與預期的，具體的和直接的軍事利益相稱。
4、軍事必要（military necessity）和條約無規定不得免除國際法義務原則：一方面不得以「軍事必要」來詆毀或破壞戰爭法規的義務。另一方面是不可以以條約無規定為由違反戰爭法規的義務。
同時國際人道主義法禁止下列作戰手段和方法：
1、 禁止使用極度殘酷和過分傷害的武器：
2、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戰手段和方法：就是不分戰斗員和非戰斗員、戰斗員和平民、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不加區別地使用武力。
3、 禁止使用改變環境的作戰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指禁止使用旨在可能改變自然環境、引起廣泛長期而嚴重損害的手段或方法。
4、 禁止使用背信棄義的作戰手段和方法：1977年《日內瓦四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37條規定：「禁止訴諸背信棄義行為以殺死、傷害或俘獲敵人。以背棄敵人信任為目的而誘取敵人的信任，使敵人相信有權享有或有義務給予適用於武裝沖突的國際法規則所規定的保護的行為。」
（二）日本侵華戰爭使用化學武器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分析：
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的情況大體分為以下三種情形：
A 在大規模的戰役中使用化學武器作為達到軍事目的的手段
屬於這種情況的如1938年的宜昌作戰、武漢作戰等。由於這種戰役規模比較大，日軍有計劃使用化學武器，甚至在戰爭中進行化學武器實驗，所以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包括准備和實際使用的化學武器的種類和數量等。
B 在一般性的戰爭中或者是在較小規模的戰斗中，日軍根據情況機動地使用化學武器。這種情況比較復雜，也有偶然留下記錄的情況，多數情況下已沒有具體的記載。當時雙方的戰爭參加者雖然在戰後的回憶錄中有所涉及，但是難以找到具體的數據。
C 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作為迫害手段
日軍對當時抗日力量所控制的地區進行掃盪時，經常使用化學武器對掩藏在地道中的和平居民進行攻擊，這種情況多發生在敵後根據地和日軍與抗日力量相持的地區。日本方面的文件中對此有所記載，但更多是反映在中國方面的資料里。當時，「毒瓦斯」這一名詞也在民間流傳，就是由於這一原因。
第一、違反「區分原則」和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作戰手段和方法：
1、 應區分合法交戰者和平民
2、 區分軍事目標和民用目標，軍用物體和民用物體。
平民和民用物體不應成為攻擊對象。平民居民和平民個人應享有免受軍事行動所產生的危險的一般保護。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個人不應成為攻擊對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為或暴力威脅。民用物體不應成為攻擊或報復的對象。民用物體是指非軍事目標的物體。對通常用於民用目的的物體，如禮拜場所、學校、房屋或其他住處，是否用於軍事行動有懷疑時，該物體應推定為未被這樣利用。禁止對平民居民所不可缺少的物體進行攻擊、破壞、移動或使其失效，保護文物和禮拜場所，保護含有危險力量的工程和裝置，如堤壩和核電站。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附件第25條規定：「禁止以任何手段攻擊和轟擊不設防的城鎮、村莊、住所和建築物。」第27條規定：「在包圍和轟炸中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盡可能保全專用於宗教、藝
6. 為什麼說創造性是科技論文與一般科技文體作品的主要區別
關於科技倫理作用再認識
作者：范光泉 文章出處：論文網 發布時間：2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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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技倫理作用再認識
內容摘要：科學技術是人類社會的重要活動方式，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直接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然而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使得某些科技活動對整個社會起到負面和消極作用，為了更好的發揮科學技術對社會的積極作用，必須從多個角度進一步加強科技倫理對科技活動的引導和規范，從而使科技活動朝著更加有利於人類，有利於社會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科學技術 倫理危機 科技倫理
引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已經被世界各國所共識，從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進程來看，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後生產力，都是由於科學技術進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加快了社會發展的步伐，極大的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極大滿足了人們物質文化的需要。然而由於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多樣性，在某些情況下進行科學技術的研究和運用，也會導致惡的結果。如果失控，將會導致人類的災難，為了克服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必須更加重視科技倫理在科技活動中的作用，通過科技倫理知識普及、教育、認識，不斷深化科技倫理在科技活動中的影響，規范人們的科技行為，使人們的科技活動產生善的結果。
一 科技活動引發的倫理危機
人們說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其實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善惡之分，只不過從事科學技術活動的當事人對於利益的不同考慮和追求，才導致了科學技術所產生的兩種不同結果。一項科學成果，一種技術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來為人類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滿足某些人的邪惡需要。科學技術，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並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們的良好願望行事，於是在發展過程中，給人類生存、社會生活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由於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人們對某些事物及客觀規律的認識還處於「必然王國」階段，在運用科技手段對某些事物及其客觀世界進行改造時，只預期到好的結果，沒想到可能帶來的負面作用。當人們為取得的成果歡欣鼓舞時，往往會忽視可能出現的「副作用」苗頭，當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眾面前時，往往積重難返。例如，由於工業化高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污染、溫室效應、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們認識不足所造成的，
（2）為了本國、本民族的狹隘政治經濟利益，利用科學技術為手段損害他國、他民族以至全人類的利益。例如，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利用自己強大的軍事科技到處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領土，把科學技術作為其稱霸世界的工具。
（3）為了小團體利益，損害社會公眾的、國家的以至人類的利益。例如：一些企業在利潤的驅動下，在運用科技手段製造商品時，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氣中排放出污染物質，從而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因受到嚴重污染而惡化。特別是一些高污染企業，為了自身的一點利益，根本就不顧生產給自然、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危害性，造成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生態危機。
（4）為了個人的私慾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對他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的損害。如電腦黑客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製造計算機病毒造成數據的丟失，系統的癱瘓或者闖入別人的計算機偷看別人的隱私，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和社會生活。
（5）由於人類盲目地濫用、誤用科學技術成果造成難以處理的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如生育技術、安樂死、轉基因技術等等。特別是遺傳基因技術，克隆技術的濫用會帶來生命倫理上的混亂，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秩序，後果不堪設想。
二 科技倫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倫理是對於科技活動的道德引導，是調節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間、科技共同體與社會之間諸種關系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等等的總和。科技倫理的重要性在於，一方面可以使科學技術的運用得到明確的道德理性的指導，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出於邪惡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為道德理性的科技倫理又可以彌補單純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強科技工作者對於科技開發之後果的道德責任感，從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覺來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會負面作用上的不自覺。
在科學技術發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倫理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例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就曾經向准備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青年人發出過這樣的忠告：「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作為一個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家，他一生發表的關於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言論就有上百萬字。他曾不倦地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籲，以滿腔熱情投入反對原子彈屠殺當中。與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為缺乏科技倫理素養，被世人所唾棄。例如，當前有「女瘋子」之稱的「克隆援助公司」總裁布瓦瑟利耶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宣稱已經在克隆嬰兒，這種違反科學倫理精神的行為，遭到世人的強烈批判。兩類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動說明了科技倫理在科技活動中的重要性。
科技倫理雖然並非科學技術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學技術外部的一種控制手段，科技倫理可以通過內化於科技工作者的途徑，成為科學技術活動中的一種內在力量。科技倫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義的規則系統，它可以告訴和教育人們：「什麼樣的科技活動是善的或者是惡的；什麼樣的科技行為是應該做的或者是不應該做的；人們應該通過科技活動為人民、為人類造福，而不應利用科技去作惡。」當這些規則系統被人們普遍接受並成為公認的調整人們在科技活動中的關系的行為規范時，絕大多數人就會自覺地按照這些行為規范去進行科學技術活動，自覺抵制不良的科技行為。
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相互之間的聯系和依賴性不斷增強,共同生活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並產生協調相互關系和行為准則的道德標准。對那些於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為，被認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贊賞和表彰,給予某種榮譽，如我國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由於為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受到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贊揚。而對那些不利於或破壞共同生活的行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製造假幣、假冒商品、竊取各種技術資料、利用電腦作案等行為,認為是不好的、丑惡的,人們就會加以鄙視和懲罰。科技倫理中的美與丑、善與惡、是與非的評判，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如果有人違反了人們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會往往就會通過輿論,通過批評教育等多種手段來對違反科技道德者實行幫助和「制裁」。
三 科技倫理創新
科技倫理是一種道德規范，它在人們科技實踐活動中只能起到倡導作用，它並沒有強制性力量, 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時候，其規范、調整作用就顯得蒼白無力，因此僅靠行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還必須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約束人們的行為。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考慮把科技倫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過法律的權威性來約束科技活動中的失范行為。管理的規范和法律的約束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能夠從不同層面對人們的科技行為進行硬性約束，法律作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懲惡。筆者認為為了更好的發揮科學技術的積極作用，就必須使科技倫理的規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發揮更好的導向作用。
（1）對於已經形成共識的科技倫理道德，要根據具體情況，將成熟的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道德准則上升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和規范，通過法律和規范的約束性來規范科技活動，避免科技活動超出道德的界線。如中國科學院制定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自律准則》，就規定了科學家的行為准則和社會責任，有利於正確科技道德觀的形成。
（2）對某一些新的科技領域涉及倫理道德的行為，要根據已有的實踐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盡快制定相應的條律條令，使人們的科技行為有明確的指導。如網路技術、安樂死、轉基因技術、克隆人技術等等，都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來引導這些新的科學技術，防止這些先進科學技術走向反面。在這些方面，一些國家已經走到了前面，如荷蘭已經通過了安樂死法，美國通過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這些法律對科技活動的發展已經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們國家也必須加快在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國應立足於世界人民的整體利益，加強政府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雙邊和多邊談判，制定有關科技倫理道德的國際法准則和國際慣例，簽訂雙邊或多邊協議，以伸張正義、遏制邪惡。例如環境保護、空間技術、武器的研製和使用（戰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彈道導彈武器系統、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這些科學技術都是關繫到世界和平與穩定，關繫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比較統一的具有國際約束力的規范，這些科學技術就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必須加快在這方面的立法。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人類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須重視科技倫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須把科技倫理所蘊含的精神貫穿於科技活動的全過程。通過科技倫理精神樹立人們正確的科技觀，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睦相處，和諧共存，同時也要通過人文學科、倫理宗教、社會輿論等諸多途徑，逐漸祛除人性中的邪惡成分，增強其仁愛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斷升華，從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對21世紀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各種挑戰中，理性的人類將高瞻遠矚，自覺建立起與21世紀高科技時代相適應的21世紀科技倫理觀，通過科技道德的調控，實現對科技的「揚善抑惡」，使之朝著服務全人類、造福全人類的方向發展。
7. 阿拉法特名言錦集
阿拉法特名言錦集
關於自己
「從我開始，自上而下，沒有人不會犯錯誤。就連先知也難免出錯。」2004年8月18日，在拉馬拉就巴政府腐敗問題對立法者的講話。
「我要死在巴勒斯坦，永不離開這里。」2003年9月14日，在拉馬拉通過廣播向黎巴嫩的支持者發表的講話。
「我為這次重要的、歷史性民主選舉深感自豪。」1996年1月22日，當選巴勒斯坦民主權力機構主席後的講話。
「這就是典型的亞西爾。阿拉法特--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1994年7月1日返回加沙時的講話。
關於耶路撒冷
「我們在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是合為一體的。無論誰喜不喜歡耶路撒冷，也無論誰能不能去那兒喝到海水，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國的首都。」1997年8月20日，在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別會議上的講話。
「將巴勒斯坦國旗掛在耶路撒冷，掛在耶路撒冷的牆上，掛在耶路撒冷的尖塔上，掛在耶路撒冷的教堂上，是我的權利。」1994年7月15日，剛返回加沙主持政局時的講話。
關於巴勒斯坦人民
「這個獎勵不屬於我。它屬於我的人民。他們遭受了太多磨難，他們能夠勇敢地為我們的烈士、我們的囚犯、我們的孩子和未來實現和平。」1994年10月13日，得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講話。
「我能給人民什麼？一枚導彈？一顆炸葯？我沒有這些東西。一支生化武器？天哪！我能給人民唯一的導彈就是你們的統一，你們的統一，你們的統一。」1991年9月27日，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講話。
關於和平
「為實現和平的戰斗是我們人生中最艱難的戰斗。它值得我們付出全力，因為和平的土地，和平的土地渴望全面和平。」1993年9月13日，與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實現歷史性握手、簽訂奧斯陸協議後的講話。
「我們與誰實現和平？我們將與敵人實現和平。我們不是為了戰爭而努力，我們要為和平，和平而努力。」1998年12月13日，美巴在突尼西亞對話後，在表示希望這次對話能夠實現巴以進行直接和平談判時的講話。
「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里，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中落下。」1974年11月，在聯合國大會上的首次講話。
關於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承認以色列國在和平、安全中生存的權利。」1993年9月9日，對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講話。
「這不僅是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損失，也是整個世界的損失。」1995年11月5日，在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後的講話。
「這是別人的錄音帶。是偽造的錄音帶。我根本就不在乎一盤偽造錄音帶。」1992年2月12日，一盤據稱是阿拉法特的錄音帶稱猶太人是「狗」、「垃圾」，阿翁對此發表的講話。
阿拉法特名言集錦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
·1969年：「我們新一代人厭倦了等待。與其在沙漠帳篷里等待緩慢痛苦的死亡，不如與敵人同歸於盡。」
·1974年11月11日：「讓全世界都知道，都聽到，我們堅強的人民將用他們的鮮血、靈魂、財產和他們擁有的每一樣東西來保衛這片聖地，因為這是聖地，是堅強的人民的土地……今天的問題，並不是阿拉法特的命運如何，而是巴勒斯坦人民賴以生存的這片國土的命運如何，是巴勒斯坦獨立、尊嚴和建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獨立國家的命運如何……巴勒斯坦要麼是凝聚阿拉伯世界的水泥，要麼是讓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炸葯。」
·1974年11月13日在聯合國總部講話：「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里，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滑落……那些稱我們是恐怖分子的人試圖阻止世界公眾了解關於我們的真相，試圖阻止我們接受公平。」
·1995年11月11日：「斗爭將繼續下去，直到所有的巴勒斯坦人獲得解放。」
·2002年1月21日：「我向真主宣誓，我都會看到巴勒斯坦國的建立，不管我是成為烈士還是活著。請真主給予我為奪回耶路撒冷而成為烈士的榮耀。」
·2003年9月11日，以色列總理沙龍威脅驅逐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對此做出回擊說：「這是我的祖國，沒人能把我踢走。」
·2003年以色列軍隊圍攻拉姆安拉後：「任何人只要為正義事業而斗爭就不可能被稱作是恐怖分子……除非停止軍事升級和經濟以及財政圍困，否則和平就不可能取得……我是一名巴勒斯坦士兵……我不僅要用槍保護自己，還要保護每個巴勒斯坦兒童、婦女與男人，保證巴勒斯坦人能生存。」
·2004年乘專機前往法國接受醫治前：「如果情況允許，我會回來。」
阿拉法特名言：「不報道這些正在實施的暴力犯罪而只知道質問阿拉法特『為什麼在制止暴力犯罪方面努力不夠』的新聞媒體的就是恐怖主義的幫凶！」
8. 一部電影講把一種農作物基因當生化武器
《轉基因食品：一種可能的延時性生化武器》決不是一般的時事評論文章，而是遺傳學和轉基因學術界的一名專業工作者所寫的完全可以在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學術論文。它將以專業的權威性告訴大家，在我國推廣轉基因主糧，極有可能讓中華民族迅速滅絕。
摘要：在大膽突破自然選擇理論的前提下，以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為參照，以Jeffrey M Smith 的老鼠試驗為依據，在生命進化層面明確和充實了轉基因食品「非預期效應」的內涵，論證了「轉基因食品有可能成為一種延時性生化武器」的觀點，綜述了國內外對待轉基因食品的態度、轉基因食品的立法管理與市場銷售和轉基因作物的研究種植現狀，表達了對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向隱形戰略生化武器方向演變的擔憂，同時提醒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加強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警戒，嚴防國際反華組織和敵對國家的轉基因食品流入我國。
近二十年來，生命科學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在不同物種間實現了基因交流，並出現了轉基因食品。然而，這個生命科學領域的重大進展不僅沒有象以往任何一次科學突破那樣受到人們的狂熱追捧和贊賞，相反，各種對轉基研究及對轉基因食品的質疑和擔憂無不高度一致地與人類自身的命運相聯系，並第一次在大自然面前較好地顯示了人類謙卑、冷靜和理性的可貴品質。
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是指利用基因工程（轉基因）技術在物種基因組中嵌入了（非同種）外源基因的食品，包括轉基因植物食品、轉基因動物食品和轉基因微生物食品。轉基因作為一種新興的生物技術手段，它的不成熟和不確定性，必然使得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目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憂慮主要集中在轉基因食品對當代人類健康的現時影響和生態安全方面。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的真正危險既不在於它是否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產生嚴重破壞，也不在於人類是否會因為食用轉基因食品而產生無葯可醫的新病變，而是在於轉基因食品有可能對人類進化過程造成「延時性」災難性後果。盡管針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提出的的「非預期效應」概念有可能已經包含了基於這一憂慮的對人類未來命運的終極關懷，但筆者還是覺得有必要並願意將轉基因食品對人類進化過程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加以特別指出。
只要是一個稍微懂得辯證法和科學發展規律的生命科學工作者都不會懷疑，生命的進化決不僅僅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形態價值的累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發生、發展到消亡的自然歷史過程；生命進化的理論也決不會永遠停留在達爾文的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的認識水平，而必然會進一步深入到「物理與化學邏輯」層面。盡管目前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生命系統的「物理與化學邏輯」，但人類有理由相信，生命進化的機制最終會表現為「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
用「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代替自然選擇，生命進化將會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一種可喜或可悲的圖景。大熊貓作為動物活化石，它的進化歷史和和滅亡方式或許可以成為人類未來命運的參照。
在大多數動物學家看來，大熊貓之所以瀕臨滅絕，是由於自然環境遭到破壞，或竹子開花、人類過度獵殺、種群數量太小等等。在分析大熊貓瀕臨滅絕原因時，一直以來不被人們重視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大熊貓生殖功能幾乎接近完全喪失。只要人們相信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與人們列舉的諸多原因沒有關系，那麼，生命進化過程中的「物理與化學邏輯選擇」就有可能成為大熊貓生殖功能喪失和瀕臨滅絕的真正原因。
盡管人類目前正在採取各種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對大熊貓進行研究和保護，但大熊貓必然滅絕的命運仍將無法避免。大熊貓的滅絕不僅將見證辯證法的勝利，而且也將暗示人類最終有可能象大熊貓一樣在生殖功能的逐漸喪失中走向滅絕，並為人類惘顧自身命運，冒闖科學禁區的「自殺」行為敲響警鍾。
滅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邏輯，人類最終的命運既不必忌諱，也不必害怕。問題的關鍵在於，人類最終是按照本來固有的「物理與化學邏輯」自然地走向終結，還是通過不自覺地對人類自然進化的進程施加某種影響而加速自己的滅亡。在生命進化的規律還未來得及被徹底揭示之前，人類雖然不可能完全清楚自己進化的准確路線，但大熊貓生殖功能的喪失和轉基因食品的出現卻已毫不含糊地為人類設想自己的未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和新的空間。
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從基因到基因的片面思維仍然是生物遺傳與變異研究的主要範式。盡管人們有時也在談論基因、細胞質和外界環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但以「表觀遺傳」概念出現的非基因變異對生物在代謝、遺傳、發育等方面的深刻影響卻始終未能進入生命進化研究的視野。這種科學範式的局限，很有可能是當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擔憂尚未深入到生命進化層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