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法治與德治的區別我們應以法治為主還是以德治為主

Ⅰ 辯論: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我方觀點是法治)

辯論: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我方觀點是法治)
謝謝對方辯友的精彩立論，對方辯友告訴我們德治能更好提高人的道德修養，從而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德治能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讓民眾變得有良知，有正義感。但對方辯友並未告訴我們德治的標準是什麼，如何達到人人有修養，人人有素質。也沒有考慮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環境下，如何才能實施以德治國。就中國社會更需要德治還是法治，我方得立場是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首先我們要明晰幾個概念。德治：是以社會所推崇的好的價值觀來規范和引導人們的生活，其最早由孔子提出。「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孔子實施德治的政治主張。法治則是指國家通過法律的手段來治理國家，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我們當今中國這個社會環境的前提下，我方認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更需要法治。理由有四：
1、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治國方略。法律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法律是最高形式的國家意志，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一個社會沒有法治就會陷入混亂，懲治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只有實現了法治，德治才可以的得到保障。
2、 法治能有效地解決社會及個人的矛盾 法治和德治都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手段，社會與個人事物具有多樣性，我們不可能對每一個社會案件尋求德治中不穩定的多變的評判標准，這樣既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又容易陷入德義兩難全的境地。而法治中的法律體現的是國家人民的集體意志，給出了社會及個人事件的一般的判斷標准，和客觀依據。使得執法者可以有法可尋，有法可依從而有效的做到解決社會和個人矛盾。
3、 法治是一種他律, 德治是一種自律。法治具有最高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而德治的可變性很強, 很不穩定。我國現處於經濟轉型期，舊的道德規范體系已被打破，新的道德規范體系zhengzai建立，容易在道德領域出現一定的紊亂無序狀態，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將其確認下來，使之成為人們的法律義務，以此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4、 縱觀國際歷史 與中國歷史，法治為主德治為輔的治理方針是最具可行性的 具有極強的威懾力。就維護社會穩定而言，德治的威懾力遠不及法治的威懾力社會穩定，社會的穩定是指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科技教育以及對外交往，均依法有序地發展，全國政治局勢安定團結，社會治安秩序穩定。在這種狀態下，人們處於比較安定的環境之內，有基本的安全感，其人身、則產和民主權利有安全的保護。
綜上所述，我方堅持認為，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
德治則是指通過倡導良好的道德品質與行為規范來治理國家，因而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感性的治國方略。而辯題中的更需要則表明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在德治和法治並存的前提下，何者對於構建中國和諧社會更具主導作用。 德治是依道德而治。雖然道德和法律都受社會體制和文化的制約，如傳統、宗教、習俗等等，但道德無法象法律一樣容易修改，執行上也不如法律快捷易行，效率高，故德治較難適應今天的社會發展需要。 此外，俗話說，道德是最高標准，法律是最低標准。真要達到人人道德高尚、互敬互愛、先人後己，那除非實現大同社會才有可能。所以中國社會應以法治為主，德治為輔。

Ⅱ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區別與聯系

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區別：

1、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德治屬於思想建設；

2、法治強調權威性和強制性，德治注重感召力和勸導力。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聯系：

1、依法治國是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2、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屬於不同范疇。前者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後者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

3、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互促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充分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的推行，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必然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效實現。

Ⅲ （法理）簡答：法制與德治的區別有哪些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
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
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
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
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
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
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
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
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
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
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
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
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
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
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
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
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
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
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
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
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
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
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
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
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
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
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
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
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
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
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
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
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
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
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
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
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
「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
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
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
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
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
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
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
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
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
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
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
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
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
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
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
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
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
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
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
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
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
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
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
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
者良好意願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為每一個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戲規則，法治也就將通過德治而進入憲政。

Ⅳ 請問法治與德治的區別

法治與德治的區別：

一、出發點不同或者說邏輯起點不同

法治，是通過具體的規則去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它的邏輯起點是對人的悲觀理解，對社會生活中的人失去了信任、產生懷疑，人本身不能自覺遵守社會規則，不能自覺地約束自身行為，如果沒有外界規則以及人們對這些規則的畏懼，人們生活的秩序將陷人無序狀態。因此，為了不讓社會陷入危險之中，就必須用法加以約束和限制它。

德治的邏輯出發點是對人性的看法充滿了樂觀的態度，認為人們能自覺用道德來約束他們的思想行為，認為人們對這些道德規則是自發的自覺自願遵守。前者是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後者是約束人們的內心動機，對人們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從邏輯出發點來看，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

二、兩者價值追求不同

盡管兩者的現實目的一樣，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為使社會正常運行。但是法治與德治的價值追求不同。如果說法治的價值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和可能的正義，那麼，德治的價值則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更高質量。迄今，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能滿足所有人的意願，法律是不能最終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人們所面臨的困境。

德治這種思想和願望在人類歷史之中，從來就沒有失去過，如同人類從來沒有失去過理想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說，提倡德治的主張，是人們對更高生活質量的嚮往、道德自覺，是人類有史以來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人們企圖超越他們所生存的環境而表現出來的絕對意義的追求。

(4)請問法治與德治的區別我們應以法治為主還是以德治為主擴展閱讀：

如何讓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

一、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在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在道德教育中更加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

二、更加重視發揮全面依法治國的作用

（1）在立法上，法律應當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推進社會主義道德的法律化，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用法治強化對社會文明行為的褒獎，對失德行為的懲戒，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

（2）在執法司法上，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

（3）在守法上，要把全民普法與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緊密結合起來，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使全體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同時要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治」與「德治」是花開兩朵共表一枝

Ⅳ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區別，具體如下：
1、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2、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3、人治就是個人或少數人因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4、德治是指以禮樂教化來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質，將遵守社會等級秩序及其行為規范變為一種自覺，從而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對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動地心悅誠服，而不是靠嚴刑峻法來迫使人民畏敬。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Ⅵ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法治的涵義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人治與法治

所謂法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法制變成法治，就要以人們的

權利平等、權力制衡、司法、立法和執法相互獨立作為前提。不然法治就難以產生社會秩序。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賴於法律制度與法治的本身的成本與優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們的道德水準。不管多麼善的法律制度與法治，對野獸是沒有效果的，除非將其殺死。道德水準極低的人們，其行為，其性質接近野獸，其法治成本其高無比。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使道德制度變為德治，必須以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壞除了依賴於人們的道德水準外，主要要看國家治理者的道德水準。只有賢德完善的人作國君，才有上樑正而下樑不歪的效果。社會秩序才會產生。若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道德水準極低，形同野獸，弱肉強食，其人治成本就會極高，其人治也就無效。

法制主要是用法律的手來維護社會的穩定，而德制則是用思想道德來維護社會的穩定。我覺的在這個社會應以德制為主，但法制也是必不缺少的。應依法制國和依德制國相結合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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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道德與法制的區別是什麼

道德與法制的區別：

1、從形成上看，道德是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它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即具有自發性。法律是按照統治階級的意志要求，由國家制定的認可。即具有階級意志性。

2、從實施上看，二者的實現手段不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習俗和人們的信念的力量來維護。即具有理念性。法律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即具有強制性。

3、從約束力上看，階段社會的道德規則，不能約束每一個社會成員，而法律對全體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4、法律是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是靠人們的自覺來衡量的。不道德不一定觸犯法律。而觸犯法律的一定是道德不允許的。

5、法律與道德的表現形式與調整機制各不相同。許多道德規范表現為一種抽象的原則與信念，違反道德規范的後果是行為人要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以及行為人自身的自責、內疚、懺悔。而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行為規范。違反法律規范的後果，是由相應的國家機關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6、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條件與消亡各不相同。法律的產生以國家的形成為前提條件，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行為規范。沒有國家就沒有法律，國家的性質決定了法律的性質。

而道德則不以國家的產生為前提，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了道德的存在。如在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以前，少數先進人物與革命導師就已經具備了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和道德品質。法律既然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也必然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在法律消亡之後，道德依然存在。

(7)請問法治與德治的區別我們應以法治為主還是以德治為主擴展閱讀：

道德與法律的聯系，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

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

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網路-法律

網路-道德

Ⅷ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Ⅸ 法治與人治、法制、德治有什麼區別

法治的意思就是法律至上，強調法的意志大於人的意志。
人治的意思就是領專導至上，強調人的意屬志大於法的意志。
法制的意思一般是指法律制度或者通過法律來治理社會，一般是人治社會的說法。
德治是儒家思想，強調用教化來感動人民，通過道德來治理人民。

Ⅹ 法治與德治的區別.毛鄧三簡答題！！

一、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但法治是眾人之治，德治則是精英之治
二、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國方略，但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
三、法治和德治既治民又治官，但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法治和德治沒有想像的那麼難以區分，它們的邊界是可以分清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就確定法治和德治在社會治理中的相輔相成的關系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