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論文批判

❶ 法學論文研究方法有哪些

法學畢業論文的准備工作

（一）搜集材料
所謂准備，主要就是充分佔有資料，研究、參考他人的看法。材料越多越好，材料不夠就寫不出好文章。讀的書看的論文很少，知識貧乏，是沒法寫論文和提出新的見解來的。
如何搜集資料？可以圍繞法學畢業論文的選題方向和具體題目，去圖書館、書店，查找有關的專著、論文集、主要法學期刊以及最近幾年的統編教材，也可以在網上搜索、查找法學論文。搜集材料的過程，就是調查研究、思考鑽研、形成論點的過程。
（二）提煉材料，確定論證的主題和方法
在提煉材料的過程中，通常有三種情況：
一是同意別人的論點，但自已有獨特的感受，可從新的角度補充新的理由，豐富別人的論點。
二是不同意別人的見解，可以展開爭論，但必須注意忠實地引用原文，說明自己的理由。
三是受了別人的啟發，在別人見解的基礎上產生新見解，或者別人沒有講到，自已有見解，只要言之有理，也是創見。
論文的主題，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靈魂。法學畢業論文的主題，就是作者對這個法律問題研究成果的基本觀點。主題應力求做到以下五點：
一要正確，符合法理和客觀規律。
二要新穎，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不人雲亦雲。
三要直白，不要隱諱。法學畢業論文的主題越直白明確越好，要讓讀者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懂，不能讓讀者雲山霧罩，看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
四是主題要貫徹始終，在文章中不能改變，應圍繞中心和基本觀點去寫。
五是主題要簡明，理論要深厚。
論證方法是說明主題的基本方法。一般來說，法學畢業論文的基本論證方法是立論，即確立文章的基本論點，圍繞這個主題，全面闡述它的正確性、必要性和適用性。有時，也適當運用駁論的方法，如針對某個問題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對它們進行評析，然後提出自己的觀點。從具體的論述方法來看，一般使用歸納法和演繹法。
（三）法學畢業論文提綱
擬寫法學畢業論文提綱的主要好處是幫助自己從全局著眼，構建論文的基本骨架，明確層次和重點，簡明具體，一目瞭然。論文定稿後，修正或保留的提綱就變成了目錄。提綱可以幫助我們把材料組織成一個理論系統，而不是毫無層次、毫無邏輯聯系地羅列和堆砌在一起。

法學畢業論文的初稿
（一）運用邏輯思維寫學術論文，邏輯上有兩種科學方法，一個是演繹，一個是歸納。所謂演繹，就是從一般到特殊（個別）；所謂歸納，就是從特殊（個別）到一般。依靠邏輯思維所產生的分析能力，對他人的觀點作出補充、發揮、糾正、批駁，就自然會形成自已的新觀點，寫出自己的法學畢業論文，就不會只是停留於抄錄他人現成的觀點和材料。
（二）主題突出，論點鮮明
（三）結構嚴謹，層次分明
（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五）文字表述清楚准確、簡練流暢

法學畢業論文格式和規范要求
（一）法學畢業論文格式
列印使用B5紙，便於存檔，裝訂線在左面。法學畢業論文列印一般用宋體。文章題目用3號黑體，題名應簡明、具體、恰當，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內容，一般不超過20個字。正文內標題末不用標點符號。
一級題序及標題用「一、二、三……」序號和小3黑體。
二級題序及標題用「（一）（二）（三）……」序號和4號黑體。
三級題序及標題用「1、2、3……」序號和小4黑體。
四級題序及標題用「(1)、(2)、(3)……」序號，不用黑體。
正文用小4號宋體。這樣，文章就眉清目透，井井有條。
當然，這種分題也不是絕對的，要結合實際，該怎樣分，就怎樣分，但要遵循分題的規則。此外，分成幾級題目也是可以變通的，例如不用「1、2、3……」，改用「一是、二是、三是」或「第一，第二，第三」、「其一，其二，其三」也是可以的，但是，無論用什麼，都要層次清楚。
法學畢業論文格式為：封面；題目；摘要；關鍵詞；目錄；引言；正文；結論；注釋和參考文獻。
封面的作用在於使別人知道這是一篇法學本科畢業論文。
摘要是指摘錄下來的要點，主要是表述本文的主要觀點，一般為100—200字。摘要的寫作方法，我認為包括兩部分：一是用一兩句話簡要概括論題的意義，二是將法學畢業論文幾部分內容表述為闡述論文觀點的一段話。關鍵詞是反映論文主題概念的詞或片語，一般應選3—8個。
（二）法學畢業論文注釋
現代學術視注釋為學術規范與紀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術論著和文章中，注釋不是裝飾品，它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引用他人成說，注示出處，既表示相關論說非作者獨造，並對他人成果給予應有之尊重，又可為讀者提供該領域的文獻信息，以便利後來之研究。
二是反映了作者觀點與其他學者觀點的聯系與區別，或者是對作者自己觀點的進一步說明，因而，也是正文不可缺少的補充部分。三是大量的引文意味著作者的研究的確是在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及所積累的資料基礎上進行的，不是憑空捏造的。
注釋要寫得規范。最規范的，就是《法學研究》的注釋方法：分為著作類、論文類、文集類、譯作類、報紙類、古籍類、辭書類、港台著作、外文類等九個類別，並有注釋例；非引用原文者，注釋前加「參見」；引用資料非來自原始出處者，註明「轉引自」；等等。詳細的內容請看《法學研究》上的注釋體例和文章的注釋方法。
為提高刊物質量和文獻信息計量、評價與研究的水平，促進學術成果在網路化、數字化條件下的交流與傳播，教育部2000年1月頒發了《中國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編排規范》（修訂版），其中注釋主要用於以文章篇名、作者等及文內某一特定內容的解釋和補充說明，注釋序號用帶圓括弧的阿拉伯數字表示；參考文獻置於文本，採用順序編碼制，在引文處按引用文獻在論文中出現的先後順序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碼，序號置於方括弧內，並列舉了其格式，詳情請看《河北大學學報》（社科版）或其它中文社科學術期刊。
寫法學畢業論文，上述兩種注釋方法，可選擇一種使用，但不能交叉使用。

法學畢業論文的修改定稿、答辯
法學畢業論文初稿完成以後，應再三修改，審查是否符合要求。大到問題是否提得鮮明中肯，論點和論據有無說服力，結構層次是否嚴密合理，小至文字的修飾加工，有無廢話，語言表述是否簡潔准確，通順流暢，符號使用是否恰當，等等。自己修改後，再交給指導教師進行修改，然後定稿。
為了使法學畢業論文能真實地反映學生的理論水平和科研能力，建立論文答辯制度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措施。答辯是畢業論文的一個重要環節，是對畢業論文的全面檢查。
答辯首先由學生本人簡要介紹論文的寫作目的和思路、主要觀點，然後由答辯委員會向答辯人提問，讓作者略作準備做出回答，從而進一步考查作者對所論述的問題是否有深廣的知識基礎，創造性的見解和充分扎實的理由。答辯提出的問題，不管作者當場是否能作出完善的回答，都是對於作者一次很好的幫助和指導。

❷ 法律論文怎麼寫

1、論文題目：要求准確、簡練、醒目、新穎。
2、目錄：目錄是論文中主要段落的簡表。（短篇論文不必列目錄）
3、提要：是文章主要內容的摘錄，要求短、精、完整。字數少可幾十字，多不超過三百字為宜。
4、關鍵詞或主題詞：關鍵詞是從論文的題名、提要和正文中選取出來的，是對表述論文的中心內容有實質意義的詞彙。關鍵詞是用作機系統標引論文內容特徵的詞語，便於信息系統匯集，以供讀者檢索。 每篇論文一般選取3-8個詞彙作為關鍵詞，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題詞是經過規范化的詞，在確定主題詞時，要對論文進行主題，依照標引和組配規則轉換成主題詞表中的規范詞語。
5、論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稱前言、序言和導言，用在論文的開頭。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寫出作者意圖，說明選題的目的和意義, 並指出論文寫作的范圍。引言要短小精悍、緊扣主題。
〈2）論文正文：正文是論文的主體，正文應包括論點、論據、 論證過程和結論。主體部分包括以下內容：
a.提出-論點；
b.分析問題-論據和論證；
c.解決問題-論證與步驟；
d.結論。
6、一篇論文的參考文獻是將論文在和寫作中可參考或引證的主要文獻資料，列於論文的末尾。參考文獻應另起一頁，標注方式按《GB7714-87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進行。
中文：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標題--出版物信息
所列參考文獻的要求是：
（1）所列參考文獻應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讀者考證。
（2）所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標明序號、著作或文章的標題、作者、出版物信息。

❸ 論文可以批判國家么批判法西斯國家

討論
(六)論文——討論是論文中比較重要，也是比較難寫的一部分。應統觀全局，抓住主要的有爭議問題，從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進行論說。要對實驗結果作出分析、推理，而不要重復敘述實驗結果。應著重對國內外相關文獻中的結果與觀點作出討論，表明自己的觀點，尤其不應迴避相對立的觀點。論文的討論中可以提出假設，提出本題的發展設想，但分寸應該恰當，不能寫成「科幻」或「暢想」。

結論
(七)論文——結語或結論論文的結語應寫出明確可靠的結果，寫出確鑿的結論。論文的文字應簡潔，可逐條寫出。不要用「小結」之類含糊其辭的詞。

參考文獻
(八)論文——參考義獻這是論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問題較多的一部分。列出論文參考文獻的目的是讓讀者了解論文研究命題的來龍去脈，便於查找，同時也是尊重前人勞動，對自己的工作有準確的定位。因此這里既有技術問題，也有科學道德問題。
一篇論文中幾乎自始至終都有需要引用參考文獻之處。如論文引言中應引上對本題最重要、最直接有關的文獻;在方法中應引上所採用或借鑒的方法；在結果中有時要引上與文獻對比的資料；在討論中更應引上與論文有關的各種支持的或有矛盾的結果或觀點等。

❹ 法律方面論文

你好，法律方面的論文大部分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寫的：
1.選題，你在生活中發現存在哪些專法律問題，你屬對這個法律問題有看法。比如：論保險代位求償行使中的若干法律問題。
2.選好你要寫的論題後，就開始查找有關論題方面的資料，比如現行規定，學者們對這方面的定義，主流的觀點，這方面的案例等。
3.大概熟悉在你論題方面的基本知識和對問題的認識後，就可以開始著手正文了。
4.各個學校都有對論文格式的要求，一定要嚴格按照學校要求的格式來完成論文。多和同學交流，不懂就問老師。
5.跟你說說正文怎麼寫。
本科論文可以分成三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中文摘要，引言，相關概念特徵，立法現狀等；
第二部分，重點是第二部分，這一部分要求你提出在存在的問題，然後針對問題給出解決的辦法。
第三部分就是把你的參考文獻列出，再致謝就可以了。
謝謝，請採納！

❺ 求關於法學的論文

內容提要: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以道德責任的形式出現，後來，一部分企業社會責任逐漸發展為法律責任和軟法責任，並同道德責任並存。由於法律責任能夠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現，因而法律責任化後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擴大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時，軟法可以藉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規范促成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但由於缺少了國家強制力的推行，因而軟法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總體上變得不確定。這時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動主義，且從廣義上看，司法化也屬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化的應有之義。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社會組織甚至企業，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和實踐。但是，對處於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業，甚至是處於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業來說，其社會責任承擔的狀況依然千差萬別。這是因為，在排除考慮法律等強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況下，這種倫理色彩濃厚的責任承擔的實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行為主體的道德素養——當然，這又更深層次地取決於行為主體所處社會共同體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則總是「具有多樣性」。[1]作為調整人類行為的基本規范的道德和法律並非互不相干，某些情況下，法律對已屬道德調整的行為的補充調整完全能夠強化倫理的約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調整便是如此。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性質

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業的社會性的責任，迄今依然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概念——正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會性的』和『責任』這兩個詞也都總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認為『社會性的』是指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類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一般是屬於政府責任（responsibility）范圍內的。其他人則更為恰當地將其定義為企業活動范圍內的地球（planet）和環境。對於『責任』一詞，一些人認為其指企業行為（actions）的責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則認為是對社會的職責（ty），還有些人認為是良好的判斷（即金科玉律中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至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解釋，在官方的、國際組織的、民間的和學術性的各種定義中的分歧更是隨處可見。

盡管如此，人們現在對「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識，即企業社會責任是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的企業傳統經營理念的修正，其本質是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當維護和增進其他社會利益。當然，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會利益」的范圍和程度並不盡相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理解也導致了對其性質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來說，對企業社會責任性質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

企業社會責任並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經濟學視域中，我們現在所界說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無以立足的，市場主體如果有什麼社會責任的話也被嚴格限制在商業合同關系的范圍之內，或者，如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市場主體的活動本身就是實現社會責任的活動——「誠然，他所考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導致他去採取最有利於社會的使用方法。」「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達到一個他無意追求的目的。雖然這並不是他有意要達到的目的，可是對社會來說並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進社會的利益」。[3]現在，這種觀點依然存在，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者同樣反對企業社會責任觀念，他主張「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於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弗里德曼甚至斥責企業社會責任學說為「一種自由社會里根本的破壞主義」，是「最壞社會的信條」。[4]古典經濟學的主張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場競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包括社會問題），因為競爭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對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機制。當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否定也並非古典經濟學一家之言。在管理學界，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如果你發現經理主管打算承擔社會責任，立即解僱他，越快越好！」[5]韓國商法學者李哲松教授也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一說有違「企業乃純粹的營利性組織」這一本質，且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模糊，義務對象也籠統而不明確。[6]

但是，「自利」驅使下的市場主體這種對利潤最大化的唯一追求顯然同社會對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離。特別是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和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階段的演進，一方面，社會化成就了市場主體規模的大幅擴張，也給其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另一方面，與市場活動相關的一系列外部性問題隨之而來，如環境污染、勞工待遇惡化、損害消費者利益、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突現，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對市場主體的道德指責和抱怨聲隨之而來且越來越強烈。被指責的市場主體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業，尤其是公司制企業，其在19世紀後成為市場主體的主要組織形式。

早在1895年，美國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國社會學創刊號上呼籲「不僅僅是公共辦事處，私人企業也應該為公眾所信任」，這標志著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萌芽。1924年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說法，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並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道德義務。1953年，美國的另一位學者霍華德·R·鮑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才使企業社會責任正式走進人們的視野。[7]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普遍要求企業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兼顧企業職工、消費者、社會公眾及國家的利益，履行保護環境、消除污染等社會責任，將其經營目標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至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問題正式成為政府和社會討論研究的普遍話題——「今天，社會責任『是否需要承擔』已經過時，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具體承擔什麼和怎樣承擔』」。[8]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最早產生於社會對企業的一種道德要求，它本質上是一種道德責任——「企業既不是機器也不是動物。它們是由人來運行的組織，而且正因為如此，即使它們不是道德人，但是卻具有了接受道德評價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為「道德責任」並不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就是道德責任。但是，當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張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最初屬於道德責任，而且是徹頭徹尾的道德責任，此即道德責任論者。道德責任論者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喬爾·巴肯指出的，「也許是因為『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詞由慈善事業進化而來，所以許多人繼續將其同『慈善事業』等同。」[10]在道德責任論者看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也不需要藉助法律等機制，有的學者甚至聲稱其可以自我實現。如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費爾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來說，企業會兌現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即使企業的行為跟他們花言巧語（rhetoric）的責任承諾不一致，也存在促成這種一致的極大可能性。社會心理學表明，當一個人作出許諾的時候，她會經歷來自使其自身行為同許諾相一致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壓力。換句話說，這種壓力戲劇性地增加了許諾者同他行為的一致性。而且，當諾言以書面的、公開的和不斷重復的方式表現時，許諾影響其行為的機會將進一步地大大增加。」[11]當然，他也認為，「企業是擬制的實體，那些能對自然人形成推動並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並不能對企業產生作用。進一步地，盡管企業由一個個的自然人組成，這些人也都具備那種推動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業的場合中這些力量可能變得銷聲匿跡。」[12]但他仍然「堅持認為這些障礙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別當我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在增強企業代理人個人兌現企業責任意識的戰略上時。」[13]

但顯然的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等同於道德責任很難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現在的企業社會責任同法律之間必然會存在某種關系。正如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Ostas教授指出的，「僅僅討論商人的社會責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難的，因為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總是交織在一起。法律責任可以通過罰款、監禁或者民事責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強制實施，比較起來，社會責任還包括那些不能通過法律制裁強制實施的責任。社會責任明顯包括法律責任，但是其概念比後者更為廣闊。」[14]

實際的情況是，企業社會責任雖最初產生於道德的需要，但這種道德責任並未到此為止。倫理的軟約束離不開法律的強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輿論約束的他律並不能普適於所有的市場主體，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在存在任何實在法體系的社會（國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除了繼續由倫理予以調整外，另一部分（特別是對企業的道德底線要求）則逐漸上升為（廣義的）法律要求：（1）對於有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法律直接對企業施加強制性，此時道德責任便成了法律責任，自然資源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關強行性規范便是其體現。（2）對於另外一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有時由法律以鼓勵或一般性義務的形式向企業提出要求，但法律並不能直接強制企業承擔，這種社會責任可稱之為狹義的軟法責任；有時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體以外的社會共同體、組織等以制定規范的方式對企業提出要求，這種社會責任同樣不具有國家強制實施性，此即廣義上的軟法責任。[15]

因此，從倫理責任發展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既可能是法律責任，也可能是純粹的道德責任，還可能是軟法責任（包括廣義和狹義的），即一種多元化的責任。實際上，「企業社會責任」本來是個外來詞，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譯為「責任」。Duty是具體法律義務上的「責任」，Obligation是具體的法律或道德約束，Liability是歸責意義上的「責任」，而「企業社會責任」中的「責任」——Responsibility則是指角色及其權義設置，既可以是某種法律上的義務、職責職權，也包括倫理或道德范疇的義務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質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機制不一樣，法律責任可以由國家強制實現，道德責任與國家強制無關，軟法責任則介乎兩者之間。例如，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在《商事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報告中列舉了58種要求公司付諸實踐的、旨在促進社會的進步的行為，涉及了10個領域。同時，他們又將這些社會責任行為分為兩類：一是自願性的行為，由公司主動實施並由公司在其實施中發揮主導作用；二是非自願的行為，這些行為由政府藉助激勵機制引導，或者通過法律法規的強行約束來實施。[17]顯然，這里的「自願性」還是「非自願性」行為取決於企業社會責任到底是法律責任、軟法責任還是純粹道德責任。當然，這三者之間的邊界也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們各自的范圍從而強制性程度也會發生變化。在現代法治國家，由於藉助法律機制無疑有助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因而考察這三者之間界限的變化，尤其是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和軟法責任化，並探討其實現機制便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責任的典型特徵是能夠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其實現。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責任的形式體現出來，即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這種最初的道德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意義在於如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一）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形式

由於法律責任產生於行為主體對強行性法律規范規定義務的違反，因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只能通過立法的方式完成。當前，許多國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過強行性法律規范不同程度地實現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公司法中體現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最早可見於1937年的德國《股份公司法》，其中規定公司董事「必須追求股東的利益、公司雇員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訂並於2008年實施的《英國公司法》第172條第1款也規定：「公司董事必須以一種其善意地相信為了其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並且在如此行事時，已經考慮了：（1）任何決策從長遠來看可能的後果。（2）公司雇員的利益。（3）培植與供應商、顧客及其他方的商業關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運作對社區及環境的影響。（5）通過高標準的商業行為來維持聲譽的願望。（6）在公司成員之間公平行事的必要。」該條第2款規定，當公司的目的條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員之外的利益的條款時，第1款即應當在以下意義上產生效力：為了公司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於實現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過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項制度來使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特別規定了公司債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債債權人會議制度，在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上獨樹一幟。[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過強行性規范也同樣能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如，英國1986年《破產法》第214條規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應當知道該公司的破產清算不可避免，卻繼續操縱公司進行交易而不採取積極措施盡量減少債權人的潛在損失，這時所進行的交易為不當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權要求股東認購公司未發行的股份。這些規定當然成為保護員工、債權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礎，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21]美國自1985年後也有近30個州通過法律特別規定：董事會在制定重要經營決策，特別是在決定是否接受和拒絕一項股權收購方案時，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外，還要考慮其他參與者的利益；本世紀初，美國政府又頒布了一系列嚴肅公司道德准則的法案，如《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加大對忽視社會責任、侵害相關利益者的企業的處罰力度。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地通過各式各樣的法令，從職場、產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等方面用強有力的執法來約束和規范企業的行為。[22]

我國《公司法》也以強行性規范的方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如：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監事會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1/3，並強化了監事會的職權；由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兩個以上的其他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上市公司應設立獨立董事，等等。這些規定實質上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冊成立後違反這些強行性規定，根據我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將導致相應法律責任的產生。同國外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途徑類似的是，我國《公司法》中的上述規定僅是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一部分，況且，企業的范圍也大於公司的范圍。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強行性規定還零星體現於破產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稅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含義和性質的不同解讀，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不同理解。有的認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社會責任」包括「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環境保護等法律責任」，[23]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對公司和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的關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誠實信用原則來調整，而公司社會責任僅是公司在從事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中負有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以及侵害社會公共利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4]

（二）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見，道德規則可以變為法律規則，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們道德生活的見證和外部積淀」。[25]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道德規則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在賦予其強制性時尤其如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過程中同樣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

1.企業社會責任只能是道德底線的要求

道德是有層次之分的，法律責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線的要求。富勒將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兩類，願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評家為卓越而優雅的寫作所確立的標准。」而義務的道德是一種基本的要求，就如「語法規則」，「如果說願望的道德是以人類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作為出發點的話，那麼義務的道德則是從最低點出發。」[26]根據富勒的觀點，能上升為法律的只能是義務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們要尋找人類研究領域之間的親緣關系的話，法律便是義務的道德最近的表親，而美學則是願望的道德最近的親屬」。[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價值的這個等級體系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兩類要求和原則。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承擔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極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傷害、忠實地履行協議、協調家庭關系、也許還有對群體的某種程度的效忠，均屬於這類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極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則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愛心等價值都屬於第二類道德規范。對於第一類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和傷害人體，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意契約的締結和履行過程中的欺詐與失信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事例。」[28]

對企業社會責任來說，能法律責任化的同樣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線的要求。實際上，只要考察一下當前已經法律責任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如有關保護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工等強行性法律規范，就可以發現其都是對企業道德底線的要求。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法律對道德底線的判斷會發生變化，從而道德責任向法律責任轉化的現象會持續不斷，這就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構成負責任的行為』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變化的，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和同一個文化，也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變化。幾年前，人們並不認為食品公司對於它顧客的肥胖有什麼責任可言」，[29]而現在，公司顯然需要為此承擔道德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2.法律責任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

米爾恩曾說，「不是所有嚮往之物都能成為法定權利」。他並以就業為例對此做了說明：「不可能存在就業的法定權利，倘若這一權利意味著無論何時何地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種類的工作的權利。由於自然和經濟的原因，這種權利的相應義務，是政府和任何社會性權威機構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爾恩的話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嚮往之物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將其應用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是同樣適用的，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這種「嚮往之物」，只有當其法律責任化後能夠實現才具有現實性。這里繼續以就業為例予以說明：就業是勞動者改善生活甚至維持生命的基礎，對於企業來說，它們一般有能力保障勞動者的就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它們也可通過減少管理層薪酬等方式盡量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看，保障勞動者的就業，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但顯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將這種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化，因為其不具備強制實施的現實性，「道德義務法律化的前提是該道德義務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會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對義務主體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慮，勢必會導致法律的遵守狀況不如人意。」[31]

此外，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還會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如社會和立法機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對聲音的強弱——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堅持認為，「引起那些不負責任的企業行為和許多同公司治理有關的內部問題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對公司實體以及它的管理層的道德限制。他的結論是：通過放鬆這些法律限制應該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層的道德義務（accountability），並且因此增強責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與司法能動主義

根據制定（或形成）主體、產生程序、表現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約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軟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國家創制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規范體系，具備法律責任條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徵，前文中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規范即屬於硬法規范。軟法的界定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軟法的制定主體僅限於立法機關，「狹義上的軟法是指，由社會公權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行為規范，軟法與硬法的劃分標准在於『是否具有強制拘束力』。」[33]在國外，軟法也多在狹義上使用，如美國芝加哥大學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將軟法「定義為立法權威制定的規則，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所必需的憲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從廣義上看，所謂「軟法」，是指不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范，它是一種由多元主體經或非經正式的國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並由各制定主體自身所隱涵的約束力予以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35]軟法的主要淵源包括國家立法和政治組織形成的規則和社會共同體形成的規則。[36]本文對軟法的界定採用廣義說。當企業社會責任由軟法予以規定的時候，企業社會責任便軟法責任化了。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

。

❻ 如何理解法學中的批判精神

當今中國正在建構法治社會，但健全的社會秩序有賴於對民主和法治的維護，中國對法治精髓的探討和實現的道路還很漫長。當前，社會中存在一些不良現象，在銷蝕著法治的原意。所以，中國的法學學者，不僅僅要建構一個理論體系，更應該具有批判精神、懷疑精神，對實踐中的問題進行獨立思考，作出合乎法律本質的解釋，追求法的安定性、正義性和合目的性，以更好地推進中國法治建設。同時，要善於借鑒東西方文化，通過洋為中用、古為今用，促進不同優秀文化的交叉與融合。而在外來文化面前我們也不應妄自菲薄，中華傳統法制文化博大精深，在還未找到傳統文化知識寶庫的鑰匙前，始終需要我們去補習、去傳承。

❼ 什麼是批判法學批判什麼法律。

批判法學是20世紀60—70年代在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產生的一個法學流派。
批判法回學以批判西方法律答制度和法律文化為宗旨
批判法學是一種「異端的法律學說」。它以批判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尤其是美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為己任。代表人物主要有肯尼迪，昂格爾等，其思想主要來源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美國的現實主義法學。

❽ 怎樣寫法學畢業論文 憲政和法律大革命

【論文標題】論古典自然法思想對近現代憲法與憲政的影響

【作者簡介】周葉中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胡 偉 武漢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英國學者勞特派特曾指出：「如果沒有自然法體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學說，近代憲法和近代國際法都不會
有今天這個樣子。在自然法的幫助下，歷史教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制度進入近代的制度。」〔1 〕的確，盡管
導致近代憲法與憲政產生的原因很多，但如果從思想淵源上考察則可發現，古典自然法思想居於極為重要的地
位。
自然法哲學可追溯到柏拉圖的理念論、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正義論以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而系統闡述
理性主義自然法理論的則是西塞羅。其基本觀念在於，認為存在一種普遍的、永恆的自然法則，而且一切個人
、國家和制定法都必須遵循。這一理論模式一直為後來的自然法哲學所繼承。在此基礎上，以格老秀斯、霍布
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學派結合當時歐洲各國的政治現實，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嶄
新政治法律內涵的法哲學體系。這種體系以自然狀態為起點，以自然權利和自然法原則為理論核心，以社會契
約和憲政國家為其政治結論，將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論證為自然法的普遍原則，並據此對封建專制主義進
行無情的批判，對未來憲政社會進行天才的設計。正因如此，古典自然法思想在17、18世紀的歐美國家得到了
廣泛傳播，並作為指導理論在資產階級革命及其成果的鞏固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從近代憲法與憲政的產生
和發展來看，這種作用表現得尤為突出，自然法的許多主張在憲法或者憲法性文件中都得到了反映。本文試圖
從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人民主權、法治、三權分立以及最高法等六大方面對此進行一些分析。
一、天賦人權：憲法與憲政的起點和歸宿
近代自然法學家認為在國家產生以前，人類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之中，人人都享有自然權利並受到人類理
性所演繹出的自然法的尊重。這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平等、財產和反抗壓迫等內
容；國家的產生是由於人們相約制定憲法組成政府以保護這些天賦的人權。毫無疑問，自然權利理論的真正意
義並不在於它描繪和論證了自然狀態下人類的權利狀況，而在於它從所謂人的理性出發，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政
治觀念，從而為憲政國家的產生和公民政治權利的保護提供了哲學基礎。
第一，天賦人權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學世界觀和君權神授說，從而在理論上為憲法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眾所周知，奴隸制、封制國家不可能產生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2 〕雖然經濟基礎和政治統治形式的原
因在此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在世界觀和政治思想方面也存在著不可迴避的障礙。在西歐封建社會，基
督教神學思想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他政治思想則以神學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基本特徵就是以上帝為中心來構
建國家權力體系。而以阿奎那為代表的神學政治論者更是強調維護「上帝創造」的社會秩序，即封建的奴役制
度和等級制度，而這些制度與憲法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等價值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不否定神學
世界觀的統治地位，憲法也就無從產生。盡管在天賦人權論出現以前，也曾有各種理論對其加以批駁，但都由
於沒有擺脫神學的哲學框架而不能觸動其根基。而古典自然法認為，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直接從人的共同本性中
推導出來，並不依賴於神學。這種觀念的提出，完全從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意志出發來構建政治理論體系，以
法學世界觀代替了神學世界觀，從而最終將神權逐出法學領域，推翻了神學政治論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從此
，「代替教條和神權的是人權，代替教會的是國家。以前，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是由教會批準的，因此曾被認
為是教會和教條所創造的。而現在這些關系則被認為是以權利為根據並由國家創造。」〔3〕
第二，憲法產生的另一障礙是封建專制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前夕，君權神授理論維護著君主神聖不可侵犯
的權力，認為國王是唯一的主權者，人民對其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權利只不過是主權者對臣民的恩賜。而自然
法學者則針鋒相對地指出，人人擁有的自由、平等權是一種與人的本性聯系在一起的天賦權利，在這種天賦人
權受到專制的侵害時，人民有權以暴力推翻暴君。這樣，自然法學者通過倡導尊重人們普遍享有的生命、自由
、平等和反抗壓迫的權利，從而不僅預言了封建奴役制度和等級制度的滅亡，而且也為消滅封建專制主義提供
了法哲學依據。
第三，天賦人權理論不僅為憲法的產生奠定了哲學和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對憲法和憲政社會提
出了內在要求。首先，人的天賦權利不僅應該受到自然法的尊重，在政治社會中也理應得到切實的保障。而該
點是任何形式的專制政治都無法做到的，這就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民主制度；同時，由於天賦權利的神聖地
位，所以必須將這種保障天賦權利的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度化，並將其提高到特別崇高的地位，這樣，確認民
主形式普遍化的憲法應運而生。其次，天賦人權表達了一種全新的法律價值觀。「古典自然法學派發現了法律
與自由、平等價值之間的某種聯系，這種聯系至少表明，一切壓迫性的、專橫的規則都是和法律的概念不相容
的。」〔4〕 在此基礎上，他們將天賦人權學說的價值內涵注入了理想社會中的法律，闡述了憲政社會下的一
系列法律原則，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目的不是為了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為了擴大自由，為了保護
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等等。為了保證這種法律價值觀能在政治實踐中得以實現，就必須有一種高於一般
法律的絕對權威從根本上確定權利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從而確保公民的權利不再象專制政體那樣受到法律的侵
害。這個權威就是憲法。所以，用人權價值觀改造法律的結果之一，就是對具有最高權威的憲法提出了要求。
最後，從政治實踐來看，只以有憲法為核心，建立科學、穩定、和諧的憲政體制，天賦權利在政治社會中才能
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
由此可見，天賦人權學說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學世界觀和君權神授論，而且還把保障天賦權利的重
任賦予未來的憲法，使這種理論成為反對神權和專制王權的銳利武器，並被寫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宣言和國家憲
法之中，成為近代憲法與憲政的一項重要原則。
二、社會契約：憲政國家的權力基礎
作為國家組成的學說，社會契約論是天賦人權的邏輯發展。其基本精神是：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在自然法的
指引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協議建立國家（社會），制定憲法和法律，從而得到一種確定的秩序以保
護自己的天賦權利。對於社會契約論，人們大多以為這只不過是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幻想。其實，近代成文憲法
就是直接淵源於社會契約（公約）的。1620年由一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簽訂的「五月花公約」，以及其後出現
的一系列協約就是北美各州組建政府的依據，它們成為各個州憲法和美國憲法的最初萌芽和重要的歷史淵源。
而社會契約論的各項原則更是在近代各國的政治宣言和憲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盡管在表面上，社會契約只是人民建立政府的方式，但其實質則可深入到國家、政府、政治權力的來源、
性質、地位等憲政的基本問題。社會契約論要求重構國家的權力體制，以契約的方式實現自然權利的分離和轉
換，這正是憲法與憲政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是憲法與憲政領域最基本的矛盾，權利與權
力的關系始終是貫穿於憲政實踐和憲法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二者關系處理得當與否，是憲政實踐興衰成敗的
決定性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中，國家權力無疑占居主導地位，公民權利不是法律保護的對象而是以國
家權力附屬者的地位而存在，這樣的權力體制是由當時的專制政體和統治方式決定的。古典自然法學家在以自
然權利解釋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之後，也要求以新的眼光重新認識國家、政府的地位和政治權力的性質。社會
契約論則適應這種要求重新構建了國家權力體系。在這種理論中，人們的天賦權利根據社會契約實現了一次分
離，其中一部分仍由自己保留而成為政治社會的公民權利，另一部分則交給國家（社會）行使從而轉化成為政
治權力，這就必然得出兩個基本的憲法原理：一是政治權力是人民通過契約（憲法）授予的，其主體根源是也
只能是社會的大多數；二是政治權力從根本上講是天賦人權和公民權利的派生物，其目的在於保證公民權利的
實現。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不是目的，而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工具。這樣，社會契約論所表達的政治觀念完全
矯正了中世紀被扭曲和顛倒的權利——權力體制，理順了國家與公民、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辯證統一關系。
也就是說，權力與權利雖然在表面上是對立的，但在本質上卻是同一的，它們同一於自然權利。因此，社會契
約論不僅否定了強力創造的權力和專制政體存在的合法性，論證了憲政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性質和政府存在的法
律依據，而且強調了公民權利是憲政國家的根源之所在，在憲政體制中佔有主導和支配地位。
在闡述社會契約的性質過程中，憲法在新的國家權力體制中的任務與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說明。既然憲法
是社會契約的法律表現，那麼就必然要體現社會契約的根本宗旨，即讓天賦權利得到公共權力的切實保障。因
此，在政治生活中，憲法必須保證社會契約建立的權力體制真正實現，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進行調整
和控制，不僅要使政府的正當權力得到正確的行使，而且要保障公民權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尤為重要的是
，要對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進行合理配置，並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使國家權力不致於泛濫到
侵犯公民的天賦人權，也使公民權利不致於擴張到不能控制，從而形成無政府狀態。毫無疑問，在憲政實踐中
，控制國家權力始終是憲法的根本任務。而要實現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就必須使憲法的權威居於國家權力之上
，對國家權力的運行起到支配作用。也就是說，憲法的根本任務要求它具有國家根本法的最高地位。另一方面
，社會契約實現了天賦權利向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的轉化，是建立憲政國家和民主政府的根本依據，因而，作
為其法律表現的憲法自然成為憲政社會的法律基礎和政治運行的樞紐。所以，從自然法的角度來看，社會契約
決定了憲法的根本任務和至上權威。
在理順了權利與權力之主從關系的基礎上，社會契約論表達了權利制約權力這一基本的憲政精神。既然公
共權力、公民權利都是由人類的自然權利轉化而來，那麼，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公共權力的膨脹就必然
導致公民權利的萎縮，當公共權力不能服務於公民權利反而成為其主宰時，社會契約就只能走向瓦解。所以，
在憲政體制下，公民權利必須對政治權力進行強有力的制約。從權利的角度來考察憲法，就可以認識到，靜態
的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人民權利無保障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動態的憲法則是權利制約權力的體制形成與
運作的過程，憲政實踐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權利對權力的制約狀況，所以說，近代以來，無論是憲法精
神，還是憲政實踐，都始終貫穿著權利制約權力這一基本紅線。〔5〕 這一精神的思想淵源無疑來自於社會契
約論對權利——權力關系的深刻認識。
必須說明的是，盡管社會契約論的理論基礎是唯心史觀，它所提出的自然狀態、自然權利等一整套神奇概
念也是「十八世紀流行過的一種臆想」。〔6 〕但由於它從理論上闡明了天賦權利向政治社會的權利和權力轉
換的過程，正確地說明了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以此論證了憲政國家的法哲學依據，並提
出了一些基本的憲政原則，因而這些理論都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近代乃至當今的憲法與憲政。從深層次上講，
憲法實際上就是調整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法律。由於社會契約從本質上解決了憲政社會中權利——權力這一
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我們說，這一理論構成了憲法與憲政的權力基礎。
三、人民主權：憲法與憲政的核心
人民主權思想是天賦人權學說和社會契約論在政治社會的升華。既然國家是人們契約的產物，國家權力來
自於人民的授予，那麼國家主權自然應當屬於人民。主權是公意的運用，而公意是人們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
集中體現。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為人民所擁有，並且為人民服務，這是憲政的基本要義，而人民主權則從最
高國家權力的層次上表明了這一要義，所以理應成為憲法的精髓。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則最早確認了
「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託於國民」。這一原則在以後各民主國家的憲法中都得到了體現。
事實上，前面的闡述已經揭示，由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思想必然推導出人民是國家的主權者。而在我們看
來，這恰恰是憲法產生的政治原因：一方面，實現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與控制，內在地需要一
種具有絕對權威的國家根本法的調整；另一方面，制定憲法不僅要確認人民的主權者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憲政
實踐中以人民主權作為根本的指導原則。
憲法是國家主權的最高法律表現形式，而國家主權從法律上講，是不受限制的最高權力，具有強制性、合
法性、最高性的特點。人民主權學說之所以能夠成為憲法的核心是因為這一理論為主權的這些性質尋找到了政
治理論依據。在憲政社會中，強力不能成為任何權力的淵源，在否定人民權利的時候強調主權的強制性、合法
性和最高權威只不過是專制的托辭。而人民主權則從占社會大多數的人民之中探求主權的依據，把體現人民意
志和公共利益的公意作為主權的唯一基礎。所以，在人民主權理論中，每個公民服從主權的強制，只是服從了
公共意志，也就是服從他自己；也只有將主權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它才能在憲政秩序中成為合法的最高強制
權力。這樣，公意賦予主權觀念以革命的因素，對主權概念進行了根本的改造，並把它同各種形式的專制主權
論截然區別開來，進而成為憲法與憲政的首要原則。
人民主權學說不僅實現了主權所有者的變換，把國家最高權力的根源歸結於人民，從而奠定了憲法與憲政
的堅實基礎；同時，它也表現了主權所有者與國家權力行使者的分離，亦即主權者與政府的分離，認為政府只
是作為個人的臣民與主權者之間的一個中間體，即主權者人民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一個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
。人民把權力委託給政府，政府執行人民制定的法律，是主權者的執行人和人民的仆從。主權者與政府相分離
表明，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在政府不能執行或違反公意時，有權將其取消或撤換。這樣，人民主權的意義就不僅
在於確定了政府在憲政體制中的法律地位，更從主權的高度闡明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確定了憲政體制下
政府的根本宗旨是執行人民的公意，並從中引申出人民進行革命的合法權利。這就體現出了一種與專制主義完
全相反的政治價值觀，因而是古典自然法的最強音。
作為一個政治和法律概念，人民主權雖然相對抽象，但絕不空洞。從一定角度分析，我們同意這樣的認識
，「為防止政府專制起見，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實較主權的所屬問題更為重要。」〔7 〕正是基於這一點，人
民主權在西方憲政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相關制度作為其保障，最為突出的是人民主權與代議制度
、分權制度和人民參政制度的結合。首先，人民主權思想的發展突破了盧梭所設想的直接民主制，人民主權最
終主要以代議制民主的方式在憲政實踐中得以肯定。盡管從理想的角度而言，代議制度是現實與理想的妥協，
但從民主發展歷程來看，則是對民主制的促進。無論從代議制的產生、運作還是發展趨勢來看，代議制度都是
實現人民主權的重要形式，特別是在代表機關與人民意志體現出同質性時，這一制度就會對人民主權的實現起
到巨大的促進作用。〔8〕其次，人民主權與分權制度的結合， 是西方憲政發展的另一特徵。分權制度試圖通
過國家權力的內部控制來維持一種權力秩序，以這種秩序作為重要保障，達到維護人民權利和實現公共意志的
目的。這一點將在後文進一步探討。最後，人民參政制度的完善更加直接地促進了人民主權的發展。「所謂人
民主權，是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能夠發揮主導作用。那麼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國家
政治生活中怎樣才能得到反映和實現呢？廣大公民普遍的政治參與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措施……它是實現
人民主權，從而在根本上解決國家政治權力來源於廣大人民的根本途徑。」〔9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思想家
就提出了人民參政的一系列觀念，如人民普選權、人民監督權、人民革命權等等，這些都演變成為近代憲法與
憲政不可缺少的部分。
當然，從某種角度而言，人民主權思想所得出的許多政治結論，在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中同樣也能推導
出來。但重要的是，這一理論從國家最高權力的高度表達了這些政治原則。它的出現，標志著古典自然法的國
家學說從此找到了一個理論核心，其他思想都圍繞著人民主權而展開，並形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一點
同樣也反映到憲法與憲政實踐中，並因而使人民主權成為憲法與憲政的核心。
四、法治：憲法與憲政的基本原則
法治是貫穿古典自然法理論體系的思想。其基本精神在於：政府只能以正式公布和經常有效的法律進行統
治；人民擁有立法權；法治意味著自由和平等。這是在總結專制主義和人治主義的歷史教訓中得出的基本結論
。從《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開始，它就得到了近現代憲法精神的一致認同。但對它的准確內涵，人們之間又存
在著諸多爭議。〔10〕我們認為，對法治的分析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
首先，法治是一種以民主內容為核心的法律秩序。在這種秩序中，強調的是法律尤其是憲法的最高權威，
否定的是個人意志的專斷。「劃分法治與人治的最根本的標志，應是在法律與個人（或少數統治者）的意志發
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權威高於個人意志
的治國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權威屈服於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人治。」〔11〕可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
在法治的內涵中極為重要。因此，近現代各立憲國家為了鞏固和完善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法治秩序，無不重視
對憲法權威的維護和憲法法律的實施與監督。繼美國確立起司法審查制度之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建
立了憲法保障制度。所以，法治理論對於法律秩序的需要不僅要求、而且也促進了憲法權威的樹立。
其次，法治也是一種政治體制，一種有限政府的體制。在思想史上，盧梭最早將法治與民主共和國相結合
。其實，「法治不僅是以法律統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約束統治者。法治就是對權力的限制」〔12〕，「政府
的權力也要受法律的限制，這才是法治的實質意義」〔13〕。也就是說，法治要求權力置於法律之下，把個別
意志置於普遍的支配力量之下，只有這樣，權力才不至於被濫用。按照這種思想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就是有限
政府。同時，憲政是個動態過程，它也必須以一定的政治體制為載體，否則其基本原則就無從實現。憲政體制
的根本要求，就是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必須植根於體現人民權利的憲法之中，而這恰好與法治的根本要求相一致
。從國家權力的角度而言，憲政體制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即政府權力的范圍和行使都受到憲法和法律的支配與
制約。所以我們說，就體制來看，法治與憲政具有本質上的同一性。
第三，法治更是一項廣泛的民主原則。「不是任何一種法律秩序都稱得上法治狀態，法治是有特定價值基
礎和價值目標的法律秩序。」〔14〕這種價值的核心就是對公民權利的承認和保護。正如古典自然法學家已經
表達過的，如果否定了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權這些法律原則，憲政國家就會褪變成為法律的專制。不僅如此，他
們還提出一系列貫穿於立法、執法的法律制度來保障這些價值的實現，如人民擁有立法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與共和政體相結合等等。從憲法規范來看，對法治這一含義的確認最為明確。「人權宣言」宣布了人民
立法權和法律上的平等權，確立了罪刑法定和無罪推定原則以及適當的法律程序。這些關於立法與執法的原則
為憲法的法治原則奠定了基礎，成為各立憲國家的樣板並繼承至今。可見，法治的民主內涵對立憲行憲活動產
生了深遠影響。
應該肯定，法治是一項內涵非常豐富的制度，從不同角度分析就能得到不同的意義。但無論怎樣解釋，法
律秩序、政治體制和民主原則這三項內容都不可或缺，也正是這三項內容始終貫穿在憲法規范與憲政實踐之中
，成為民主憲政的基石。
五、分權制衡：西方憲政體制的基本模式
分權制衡學說是古典自然法發展的重要結論之一，它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部分，分別由
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獨立行使，這三個國家機關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保持互相牽制與互相平衡的關系。分權學
說一經確立，就被西方國家的憲法所普遍採用。美國憲法根據其精神確立了典型的三權分立體制，而法國人權
宣言更是確定凡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自此之後，分權原則幾乎寫入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
並在其基礎上組建了分權政府。盡管其具體形式多有不同之處，但分權和制衡這兩個基本點則始終得以保持。
如果說社會契約論體現了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以實現憲政宗旨，因而是一種縱向制約的話，那麼分權學說則
通過規范國家機關之間權力的合理分配、行使和監督，以權力制約權力來構建一國的憲政體制，因而是一種橫
向的制約。這兩種制約的相互結合，表現了古典自然法關於憲政運作過程的基本內容，可以從中看到近現代西
方國家憲法的大致框架及其所調整的基本關系。所以我們認為，分權制衡乃是西方憲政體制的基本模式，這種
模式表現了西方憲政中以法制權、以權制權的指導思想。而且，與我們的傳統認識相反，我們認為，分權制衡
不僅沒有破碎、削弱國家的主權和權力，相反，通過權力的分立、牽制、配合、平衡，反而達到了強化主權、
優化權力結構的結果。可以說，分權制衡從權力結構方面充分體現了西方國家所理解的「人民主權」，是人民
主權得以實現的一種西方模式。
憲政發展的歷史表明，分權制衡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它對於保證西方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和憲政體
制的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應該說，這種穩定性首先來自於這種模式中權力的自我限制功能。也就是說，
分權模式通過國家權力的適當分立與結合，既保證了政府內部的有機配合，又使它們相互之間互相牽制平衡，
從而沒有任何機關能夠真正掌握絕對的權力，並在總體上將國家權力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不致於產生權力極
度膨脹、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局面。所以，這種模式不僅直接控制權力——權力關系，也間接影響權利——權
力關系，並從兩個方面作用於憲法與憲政，使之能夠達到較好的控權效果；其次，這種模式也具有較大的包容
量，能夠將各種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斗爭吸納到體制之中，在體制內將權力斗爭予以消化，從而防止斗爭的
激化。這是其保持自身穩定性的另一重要功能。同時，分權模式也能夠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而作出適當調整。
因此，盡管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變化萬千，並且模式本身也經歷了階級分權的消滅、地方分權含義的增添、
政黨控制逐步加強、行政權力逐漸擴大等諸多變遷，但從總體而言，它仍然在西方憲政體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因而仍然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的重要的指導原則。〔15〕
六、最高法：憲法地位的集中體現
如果說我們前面闡述的五個方面主要側重於古典自然法對憲法與憲政內在精神的影響的話，那麼從外在的
法律特徵來說，憲法具有的最高權威地位，同樣淵源於古典自然法的「最高法」思想。在古希臘，蘇格拉底就
已把自然法（自然規律）與人定法（國家政權頒布的法律、條例、規定）區分開來，並認為自然法是「不成文
的神的法律」〔16〕 左右提醒;僅供參考

❾ 文學批判論文中，對被批判原文進行多次引用，在寫參考文獻是需不需要寫，該怎麼寫

你在參考文獻中要標注出來，針對你的批判，你引用很能說明問題的就行了，不要大段大段的引用，顯得你是在湊字數，而且會影響老師對你的文章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