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立法子

1. 「抓住立法執法司法機關各級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突出是什麼標准

抓住立法、執法、司法機關各級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突出（政治）標准，把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的人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

五大原則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五、——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六大任務

一、科學立法

1、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

2、完善立法體制。

3、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4、加強重點領域立法。

對憲法實施和監督提出基本要求和具體措施，通過部署重點領域立法體現依法治國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關系。

亮點一：將每年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

亮點二：對部門間爭議較大的重要立法事項，由決策機關引入第三方評估。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及時明確法律規定含義和適用法律依據。

亮點三：更多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

亮點四：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情況反饋機制。

亮點五：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增強全社會尊重和保障人權意識，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抓緊出台反恐等一批急需法律，大幅提高生態違法成本，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

2.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是什麼時候提出的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提出的。專
全會提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屬，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3.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全國人大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二是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人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議程。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法律規定上述兩類主體可以直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實踐中，屬於全國人大立法許可權范圍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國人大舉行會議之前，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過常委會審議後，再提請大會審議。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對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確規定，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2．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委員長會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委會提出。二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委會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權的機關或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的關於制定、修改、廢止某項法律的議案。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內容，它以條文的形式體現立法目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礎性環節。
根據中央國家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的實踐，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一般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1．立項，作出立法決策。自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來，每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五年立法規劃，每年還制定年度立法計劃。通過制定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將需要制定法律的項目列入規劃和計劃，並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時間。立項是作出立法決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規劃經反復討論、徵求意見後報中央批准實施。如果沒有列入規劃和計劃，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和論證，認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決策，組織起草。在作出立法決策時，應當初步明確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應當把握的主要原則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建立起草班子，開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項後，根據提出法律案的時間要求，承擔起草任務的機關或部門即著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專門的起草人員，組成固定或相對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來自於與立法事項有關的領導、專家和實際工作者組成。
3．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調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調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開各種座談會、專題研討會、到基層調查、收集各方面的資料等。調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現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對立法事項的規定；二是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項的理論研究情況；四是實踐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五是實際工作部門、專家學者對立法事項的意見和建議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進一步明確立法目的，並按照邏輯結構擬出法律框架以及對主要問題的意見，確立起草思路。確定法律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是草擬法律條文的前提和基礎。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基本可行，有時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和進行論證，並報起草機關的領導審定，以確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
5．起草條文。確定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後，在研究明確法意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法條，即運用立法技術，科學地表達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出來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稱「試擬稿」，供在一定范圍內研究討論。「試擬稿」經起草部門或單位初步討論同意，有的報送有關主管機關批准同意後，形成為「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發各方面徵求意見。對於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復雜和敏感的問題，起草班子還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報告，以作出正確決策和判斷。
6．徵求各方面意見。「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形成後，通常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將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印發有關方面書面徵求意見，二是召開座談會、論證會和聽證會徵求意見。
7．形成送審稿並對送審稿進行審查。徵求意見稿經反復討論修改後，形成送審稿，報提案機關討論通過。形成送審稿前，起草單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問題，向上級機關請示報告或正式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提案機關不同，對送審稿的審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國務院部門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審稿形成之後、國務院決定提出議案之前，先交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經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後，報國務院決定。軍隊各總部起草的法律案，報中央軍委決定前，交中央軍委法制局審查修改。
8．由提案機關討論決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國務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審判委員會或檢察委員會討論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提出法律案，分別由委員長會議或專門委員會討論通過。提出的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如修改現行法律的議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後的條文對照表。
(三)法律案的審議
審議法律案，是立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過程，實質是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會議舉行前一個月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以便代表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大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三是各代表團全體會議或小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國人大審議法律案，一般經過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委會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委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審議決定。這種情況，實踐中曾發生過幾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審議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後，由於代表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等重大問題有較大不同意見，會議決定原則通過該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關於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規定，參照大會審議中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審議修改後予以頒布試行。據此，1987年1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對草案進行審議修改後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2．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會會議舉行的7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委會組成人員，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由提案人委託的人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作出說明；三是常委會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在此基礎上，必要時可以召開聯組會議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常委會提出審議意見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關於三審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般實行三審制，即一個法律案一般應當經過三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才能交付表決。實踐證明，實行三審制，對於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對法律案進行深入審議，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根據實際情況，立法法又規定了三種例外情況：一是，如果各方面對法律案的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二是，對屬於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三是，如果法律案經常委會三次會議審議後，仍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由委員長會議提出，經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同意，可以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根據立法法規定和實踐做法，三次審議之間的主要分工是：
一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草案進行初步審議。一審著重審議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結構是否合理等問題。
二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二次審議稿」)進行全面、深入的審議。二審重點審議法律草案二次審議稿對若干主要問題的規定是否合適、可行。
三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三次審議稿」)再次進行深入的審議。三審的審議重點是，各方面提出的對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問題的意見是否得到妥善解決，對沒有採納的意見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釋和說明。根據常委會的分組審議意見，法律委員會在當次會議中再次召開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交分組會議作最後的審議。如果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建議表決稿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則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以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過半數通過。
4．關於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在立法過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參加審議討論、提出意見外，還要廣泛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是我國立法工作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和基本經驗。立法法總結實踐經驗，對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規定。主要包括：書面徵求意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幾種制度。
書面徵求意見和座談會簡便易行，可以根據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確定書面徵求意見和參加座談會的機關、組織和專家，便於對有關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國立法實踐中最經常運用的兩種方式。
論證會，是就法律草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論證會制度主要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論證意見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對立法具有重要影響。為了保證論證意見的客觀、公正，舉辦單位在邀請論證會參加人員時．應當使持各種不同意見的專家都有代表參加，發表意見。論證結論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由同意論證結論的人員簽署，並附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機關作出全面判斷。
聽證會，是面向社會公開舉行聽取意見會的一種方式。聽證會的主要特點：一是公開、透明。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如果公民有意願出席聽證會發表意見，可以報名參加。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允許公眾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但如果公開舉行會損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以不公開舉行。二是充分、客觀。聽證會的組織者應當在報名參加聽證會的公民中選擇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參加聽證會，以使各種不同意見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反映和表達。三是程序性強。聽證會參加人員往往比較多，為了使參加人員都有平等的機會發表意見，也為了提高聽證會效率，聽證會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對聽證會的發言順序、發言時間、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會有秩序地進行。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提交常委會作為參閱資料。
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是立法發揚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對於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別是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案，除採取以上幾種方式徵求意見外，還採取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開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向社會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則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各方面的意見，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決
列人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團進行審議，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會進行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所謂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是指實有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不是指代表名額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名額，也不是指到會的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所謂過半數，是指贊成票超過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贊成票剛好是半數，不是過半數。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條件。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簽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後，及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和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登。在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文本。所謂標准文本，就是凡發現各種法律文本之間不一致的，均以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以維護法制統一，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

4.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順天道

法家認為自然運動是有規律的，他們稱之為「道」、「常」、「則」、「理」、「節」、「度」、「數」、「時」、「序」等等。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勢》篇說：「天不變其常，地不變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里的「常」、「則」、「節」，均指規律，但有大小之分。《韓非子·解志》篇：「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這里的「道」指自然的總規律，「萬理」的「理」指事物的具體規律。法家認為，凡是規律都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莫之能損益」。[2]人，應該研究和掌握自然規律，依照規律行動，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時」。[3]依自然規律行動，得天之助；違反自然規律，終將失敗：「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4]「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5]

根據上述道理，法家認為，在制定法時，應把順應自然作為重要內容和立足點。

順天道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把天道無私的性質引到立法中來，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天道」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無遠無近，無偏無私。法也應該如此，「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無私」。[6]無親無私集中體現在「公」上。「公」是法的靈魂。法家所說的「公」，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法應如同天道為萬物運動之規跡那樣，成為人事的規跡。《管子·明法解》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任法》說：「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關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規定性，所以法又稱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為「公」，每個個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稱之為「私」。一般人固不待說，連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屬於「私」的范疇。《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話對這個問題作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法如同規矩，代表著事物的一般性，表現為「公」；國君權力再大也屬個別，表現為「私」。據此，君主也必須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7]。在法家看來，「公」是法的靈魂，無「公」也就無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義。

順天道的另一項內容是，要把自然規律以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事行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准則。這集中表現在「四時之政」的論述上。春天是萬物復甦和萌發期。依據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應規定，在春天「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長也」，以保護自然萬物的生長。春天是一年生計之始，要播耘百穀，為了使生產得以進行，要「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也。」為了能使盡多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在農耕開始之時，應該「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8]同樣的道理，依據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應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確地提出：「得天之時而為經」，把遵從四時規律視為治國之本。這對於農業來說，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還論述了如下的道理：違犯四時之政，不僅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四時俱犯，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同時還會加劇社會上下之間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機，這叫做「舉事不時，必受其災」。作者認為殷紂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違犯天時。

在先秦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時之政的主張，其他學派，如陰陽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點，在於主張用立法手段把四時之政法律化。

順天道的再一項內容是，他們把天時的不同性質和作用與法律職能對應起來。如天有生殺，即春夏生物，秋冬蕭殺，法律相應而有賞罰。天不廢生殺，法亦不能廢賞罰。

法家提出立法要順天道的命題是值得重視的。人類的活動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同時也表現在人與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順天道的理論，是法家試圖尋求人與人交往同人與自然交往兩者統一的嘗試。這一理論中，有光彩的科學思想，比如通過立法強制人們遵從自然規律。至於以天道之「公」論證法律之「公」，二者雖無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根據，但在當時卻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因為法家藉助這種辦法賦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質，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應遵從法。這在君主權力至上的時代，從理論上不能說不是對君主行為的一種制約，對權貴們謀求法外權也是一種限制，這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另一種則純屬謬論，如用天之生殺論證法之賞罰之類。

二、隨時變

法家對歷史持進化的歷史觀。他們認為時代在不斷變化，法也應隨時代變化而「變法」或「更法」。

法家認為，在歷史上隨著生產與人口的增長，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而且認為歷史發展呈現階段性。《商君書》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法家還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後來者居上，今勝於古，斷然反對今不如古的說法。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人們的思想也在變，「上古兢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帶頭干，所以有讓位之舉；可是當今作個縣官，子孫都受福無盡，因此，「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10]

時變事異，法也應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11] 「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12] 「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3]「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14]法家反對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於現狀。變法要從現實開刀。

根據歷史的不同階段不同特點，立法要切合時代精神。「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15]當今屬於「下世」的繼續，立法應貫徹「貴貴尊官」的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導氣力之爭。

從時變出發，法家特別強調立法要切中時代脈搏。《管子·正世》說：「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故立法要有鮮明的針對性。

依據時變，行法還要有靈活性。《管子·小問》說：「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管子·形勢解》說：「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術也。」

法家不可能對歷史不變和時代作出完整的科學的判斷，但他們的認識包含了部分的科學內容，在當時居於認識之巔。法隨時變，應時立法，反映了法家對時代與法的關系的認識。他們雖然十分重視法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有時把法的作用說得過了頭，但從總體上看，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法是被時代制約的，法不能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順從時代之變，誘導時代前進。這個基本認識是可貴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16]

從法家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認為人情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關於人情的歷史變化，法家諸派認識不盡一致，這里暫且不論，但他們對當時人情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字：「利」。《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說得更徹底，他認為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是以利為中軸轉動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歸結為一個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過在當時，這種認識是最切近於實際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這一環節，以利為中軸把所有的人都帶動起來。「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惡，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這里所強調的，在立法時不應以君主好惡為准，而應首先考慮民情、民欲。如此說，法家的立法是否是為了民呢?法家確實講過這類的話。韓非說：「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氓)便眾庶之道也。」[20]可是我們都知道，法家處處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專制。這樣一來豈不矛盾了嗎?矛盾是矛盾，不過在法家看來這倒無妨。他們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統一，妙著便是因情利導，用民之好惡以利君主之用。韓非很坦率，他認為君臣之間沒有什麼可以信賴的忠義關系，現實是一個赤條條的「利」字，是一種買賣關系。他說：「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們爭利，要善於算帳，計得失之比數。對於君主來說，只要得多於失就行。「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於搞好排列組合，要像軸湊於轂那樣，讓一切人的利都圍繞著君主之利轉動。韓非說：「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25]君用爵祿名利換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獲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為基礎，這是一個光輝的命題。法離開了民情就失去了社會基礎，而變成廣大民眾的對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了君主著想，但他們同時又想方設法把法與民情連結起來。他們把法當成了卷揚機，使利經過臣民之手，最後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種滿足，而大利卻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變法在當時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這一點。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從事理。《管子·版法解》說：「審治刑賞，必明紀理；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說：「君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形勢解》說：「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節。」這些篇章的作者反復強調立法、執法都要依理而行。那麼什麼是理呢?從《管子》一書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即事物的規律性；慣例、傳統、習俗；事物之間的輕重關系。

《乘馬》篇對市場之理的論述便是事物的規律。文中說：「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大意是，市場可以反映物資供應情況。如果百貨價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無利可得，各種生產(即百事)就會得到發展。生產發展了，供求關系才能平衡……從市場可以觀察到國家的治亂，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場不能決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產是市場的基礎，治理市場之本在於治理生產；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場。很明顯，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揭示了生產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為制定管理市場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

《乘馬》篇關於朝廷之理的論述，主要講的是慣例、傳統和習俗。所謂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貴賤、等級和名分規定。這些規定無疑有客觀的依據，但更多的是傳統、習慣在起作用。

關於事物輕重關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輕從重的原則。如《管子·七法》提出：「不為重寶虧其命」，「不為愛親危其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說的「理」雖不能概稱為規律，但有一點是可注意的：理與君主個人的好惡是相對的，君主個人的好惡應受理的節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職分

這是法家立法的原則，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說的「分」，包括兩方面的含義：

從一般意義說，就是明確職權范圍，劃定所屬。《商君書·定分》講，一隻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趕；市場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顧。原因就在於，前者「分」未定、後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認為法就在於「明分」或「定分」。《商君書·定分》說：「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修權》篇說：「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具體地說，「分」指對社會上不同等級、不同出身、不同職業的人作出相應的規定。《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這里講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權力之分。《法之》說：「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這里是講勞心勞力之分。《乘馬》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這里對賈、工、農、士不同職業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法家主張分得越細致、越明確，越便於考核，韓非說：「明主之法必詳於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說，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懲罰。在法家看業，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講「分」並不是把社會隔裂分離，而是要把每個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為整體中的一個零件。他們認為「分」是「合」的必要條件，目的也是為了「合」。《管子·君臣上》說：「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法的作用是通過「分」把社會組成一個體系，樞紐則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開塞

提倡什麼，禁止什麼，是立法首先要考慮的一個根本問題。法家所說的「開塞」，就是這個問題。對於開什麼，塞什麼，法家諸派小有分歧，但多數認為要開耕戰，塞末業與游士，簡稱「重農抑末」。「重農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個根本原則。他們主張用法律手段驅使人們努力於耕戰，禁止從事末業和游學。

法家特別強調農，因為在他們看來，糧食是財富的主要標志，是安民、用兵、治國的物質基礎。「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眾民強兵，廣地富國，必生於粟。」[29]從糧食出發，末業與游士非但不生產糧食，反而是糧食的消費者。於是他們把末業看成是與農業對立的，提出，「末產不禁」，「菽粟不足」[30]，「末產不禁，則野不辟」[31]。

法家重戰，這一點毋庸多言。他們的精明處在於認識了農民是士兵的天然學校。《商君書·農戰》說：「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紛紛(當為「純純」之誤)則易使，信可以守戰也。」《算地》說：「屬於民則朴，朴則畏令。」所以，為了戰也要重農。

農要出力，戰要流血，這與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書·內外》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這一孔就是農戰。其他取利之道則要統統堵死。為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要獎勵耕戰，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種使不耕不戰者比耕戰更苦更難的環境，這就是《商君書·外內》所說：「見不戰之辱則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參戰者，加給他們恥辱和刑罰，使他們感到活著是一種痛苦。於戰如此，於農也如此，要用「毆」、「劫」手段使人們歸農。

法家強調立法要明開塞，這個命題對法學來說無疑是極重要的。就開塞關系而論，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視為開的堤防。他們強調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為主、輔之以塞。雖然他們也大喊大叫要讓人們從農戰中獲利，但更主要的是通過降低非耕戰者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來反襯農戰之有利。這不能不說是捉弄人了。至於重農抑末政策，應該說它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另行討論。

七、重刑罰

法有賞罰，對這一點沒有歧義。問題在於如何處理賞罰的關系。法家中的多數主張重刑罰。法家雖然也講過不少立法為民的高調，但他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利民與法是對立的，於是提出了立法要「勝民」或「弱民」的原則。《商君書·說民》說：「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民弱，國強。」《管子·正世》篇說：「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從一般意義上說，法應該「勝民」，如果法不勝民，那麼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問題在於如何「勝民」。關於「勝民」之道，法家有過許多論述，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是重刑罰。照他們的提法，叫做「賞一罰九」，「輕罪重罰」。

「賞一罰九」說的是賞罰比較，賞佔十分之一，罰佔十分之九。《商君書·去強》說：「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罰五賞五。」《韓非子·心度》說：「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輕罪重罰」說的是量刑的原則。《韓非子·八經》說：「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按法家的邏輯，輕罪重罰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這叫作「以重禁輕，以難止易」[32]。「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所謂治之於其治也。」[33]這就是所謂「以刑去刑」。

我們暫且不討論重罰主義在實踐上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就其理論而言，也是荒謬的。因為它把懲罰手段絕對化了，以為只要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範。其實，人們犯禁的社會根源遠比懲罰手段要強大得多。重罰主義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絕對犯禁社會原因的探討與揭露，結果事情總是走到預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慮客觀的可能性，只有建築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法才能實現。《管子·形勢解》說：「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這里所說的「所能為」與「所不能為」的「度量」線，是由生產水平與人力限度決定的。《管子·權修》篇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會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說：「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過了一定的度量線，人民無法忍受，就會起來造反，統治者也將陷入危境。《管子·權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慾望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度量」線應劃在什麼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這里所謂的「齊」，就是既不要使民優裕，又不要使民窮困至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民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條件。

法家所說的「量可能」主要指徵收賦稅和徭役。他們明確提出「可能」的度量線，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們把度量線劃在使人民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延續生命的邊緣上。他們所說的「量可能」是要統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剝削與長久持續剝削結合起來。因此，這種「可能」一旦變為現實，擴大再生產就失去了可能。從生產發展觀點看，法家的「量可能」沒有什麼積極意義。

以上八項原則說明了法與各種事物的關系。

順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規律。法律無疑是階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意志最明顯的體現。但是從大自然觀看問題，人類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可以統治社會，但不能施權於自然，相反，必須遵從自然規律。否則，自然的報復會使所有的人受到懲罰，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單從順天道這一點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人類共同利益。

隨時變、因人性、循事理從不同方面說明了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法家雖然十分強調法的作用與威力，但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生活中還有比法更加嚴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與它們違拗，而只能順從它們。

定職分、明開塞、重刑罰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階級意識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實現程度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立法者不能為所欲為。

這八項原則說明，法家把立法的過程同時也當作對自然、社會、歷史、現狀進行綜合考察的過程。他們認識到自然、社會、歷史的運動比法更具權威，法的規定性應反映客觀事物的關系及其客觀的規定性，在順從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謀求統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問題在於這種強製作用是阻礙歷史前進，還是促進歷史前進，抑或有開有塞。從法家立法原則的主流看，他們主張打破陳舊的歷史傳統與習慣，提出了變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張，而落腳點則是有開有塞。從歷史發展看，對法家的開塞應作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積極的，起過進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則，有許多精湛之論。可是這些閃爍著光輝的珍珠卻被穿在君主專制的線索上。在他們看來，整個國家與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韓非所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34]臣民只有對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價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35]。如果臣民不能為君所用，與其讓他們活在世間，還不如讓他們到陰間去。為了證明君主對臣民的絕對佔有權，他們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賜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36]意思是：萬物生長靠天地，民眾生活靠君主。從理論上論證君主對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最便當莫過於把臣民的一切都說成是君主恩賜的，或把臣民本身說成君主所有。國家、臣民既然都屬於君主，那麼法從根本上說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韓非所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7]韓非又說，法、術、勢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獨操：「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38]這樣一來，與他們所說的一些立法原則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境地。原則盡管講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話便可化為烏有。在君主權力面前，高明的原則很容易變成漂亮的空話。一切都由君主來決定，自然治亂也由君主的品格與能力來決定，「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39]。臣術之所以勝，還在於君主暗。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實行，當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說，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於沒有「聖君」。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這種可憐的境地!

5. 中國古代有關韓非子立法的典故

董閼於任趙上地的地方長官。他去的石邑山那個地方，有深澗，有高山。澗深百丈，山高峭如壁。因此他向左右鄉人發問，有人嘗試著來這里游嗎？答復沒有。又 問，嬰兒、傻子、聾子、狂人等有掉入這澗中沒有？答復沒有。再問，牛、馬、狗、豬等有掉到山洞中沒有？答復仍然沒有。董閼於嘆息著說：「我有辦法治理這個 地方了，假如我嚴格地實行法治，如入深澗必死那樣的嚴格，人們就不敢觸犯法律，這還有不治一說嗎？」

6.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地位各是什麼

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國的前提；有法必依是依法治國的中心環節；執法必嚴是依法治國的關鍵；違法必究是依法治國的必要保障。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有法可依（前提）、有法必依（中心環節）、執法必嚴（關鍵）、違法必究（有力保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相互聯系的。只有實現這四個方面的統一，社會主義法制的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保證。

• 依法治國目的：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 依法治國主體：廣大人民

• 依法治國重要環節：依法行政

• 依法治國前提：有法可依

• 依法治國中心環節：有法必依

• 依法治國關鍵：執法必嚴

• 依法治國的意義：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要求。

依法治國」，即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時代。《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關系我們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十八大以來，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本質要求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們要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引領和規范作用。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貫徹落實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內容，是順利完成各項目標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是解決我們在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

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發展人民民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事關黨執政興國的全局性問題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我們黨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發、為更好治國理政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也是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個全局性問題。落實好這項重大戰略任務，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把握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3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核心在於黨的領導

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我們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依法治國，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關鍵在於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憲法法律權威，弘揚憲法精神，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

★政治保證要堅強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向要正確，政治保證要堅強。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我們要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領域的具體體現；我們要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法治問題上的理論成果；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表現形式。

★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高度統一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願的統一體現，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這就是黨的領導力量的體現。黨和法、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高度統一的。我們就是在不折不扣貫徹著以憲法為核心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我們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使依法治國造福人民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必須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要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

★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要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我們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黨既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

法治與改革

★改革要於法有據

科學立法是處理改革和法治關系的重要環節。要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發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時，要同步考慮改革涉及的立法問題，及時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議。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規，要及時修改和廢止。

★堅持依憲治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我國憲法是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好憲法，是我們國家和人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始終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根本法制保證。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

★提高立法質量

人民群眾對立法的期盼，已經不是有沒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不是什麼法都能治國，不是什麼法都能治好國；越是強調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質量。

★推進科學立法

推進科學立法，關鍵是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優化立法職權配置，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完善法律草案表決程序，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提高法律法規的可執行性、可操作性。

★立法要從大局出發

各有關方面都要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出發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於自己那些所謂利益，更不要因此對立法工作形成干擾。要想明白，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再小也是大，部門、行業等局部利益再大也是小。

★依靠法治轉變政府職能

政府職能轉變到哪一步，法治建設就要跟進到哪一步。要發揮法治對轉變政府職能的引導和規范作用，既要重視通過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來固定轉變政府職能已經取得的成果，引導和推動轉變政府職能的下一步工作，又要重視通過修改或廢止不合適的現行法律法規為轉變政府職能掃除障礙。

★領導幹部是「關鍵少數」

各級領導幹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領導幹部要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範，帶動全黨全國一起努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不斷見到新成效。

★要依法用權

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謀利。要正確行使權力，依法用權、秉公用權、廉潔用權，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關系。要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按照程序進行決策，做到總攬不包攬、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就是要依法設定權力、規范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全面依法治國，必須緊緊圍繞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來進行。公平正義是我們黨追求的一個非常崇高的價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我們必須追求公平正義，保護人民權益、伸張正義。

★黨紀國法不可違

綱紀不彰，黨將不黨，國將不國。要在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幹部中進一步重申，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任何人都不得違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搞「獨立王國」、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胡作非為，任何人都不得凌駕於國家法律之上、徇私枉法，任何人都不得把司法權力作為私器謀取私利、滿足私慾。黨紀國法的紅線不能逾越。

★以權壓法要改變

各級領導幹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現在，一些黨員、幹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長官意識，認為依法辦事條條框框多、束縛手腳，凡事都要自己說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這種現象不改變，依法治國就難以真正落實。

★善用法治方式開展工作

各級黨政機關和每一位領導幹部、每一位工作人員都要增強法治觀念、法律意識，堅持有法必依，善於運用法治方式開展工作，讓人民群眾在日常生產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徇私枉法的要嚴肅問責、依法懲治。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817/c64094-28641570.html

7. 國家有立法杜絕人販子嗎

沒有，也不可能，現在國家法律規定人，販子屬於嚴重犯罪，一但抓到了就會從重從嚴處理，但是法律規定刑罰也是有上限的，只要不是判死刑，而判處死刑的基本上也只是極少數，根本不可能杜絕罪犯在刑滿出獄後再實施相同的罪行，更不用說從源頭上杜絕了，以及那些根本沒有被抓到過從事犯罪長期化的集團作案。

8. 能不能建議國家立法抓住人販子就槍斃，不給

1\人販子是指犯罪的某人
而關於犯罪由刑法統一調整
不需要也不能單獨立法
2\可以建議就此修改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