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存疑

❶ 不起訴制度的存疑不起訴的刑事賠償問題

對於存疑不起訴案件中的被不起訴人是否有權請求賠償的問題，目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認識不一，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觀點也相距甚遠，主要有以下兩種對立的觀點：
一、國家對存疑不起訴中的被不起訴人不承擔刑事賠償責任
多數實務工作者和部分學者主張國家對存疑不起訴案件中的被不起訴人不承擔刑事賠償責任，68697071主要理由歸納有以下幾點為：
1、作出存疑不起訴和批准逮捕是兩個獨立的訴訟決定，不起訴決定並不否定前面的訴訟行為。存疑不起訴的結果盡管也是以犯罪嫌疑人無罪而結束刑事訴訟，但不能因此否定先前作出的逮捕決定，兩者都是對案件的一種階段性評價，如果因為後來查明證據的變化而否定先前作出的決定，而要求作出決定的機關和辦案人員承擔責任，這於情於理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對於當時符合逮捕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實施逮捕，但最終因為證據發生變化而認為是無罪的，在這種情況下，對犯罪嫌疑人的羈押是合法的羈押，國家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2、存疑不訴其實質是對案件所作暫時不起訴處分，並非對案件的實體處分，不能作為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無罪的最終結論。也就是說，之所以不能起訴是由於證據上的瑕疵，導致不符合起訴條件，它與法院的無罪判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存疑不起訴的情形中，被不起訴人仍然存在著有罪或無罪兩種可能；
3、存疑不起訴不屬於《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因此亦不符合賠償的條件。由於國家賠償法的制定和實施早於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對存疑案件是否應當給予賠償，《國家賠償法》沒有明確的規定，之後又沒有這方面的補充規定，無法可依；
4、「疑罪從無」的後果並不意味著必然要求對被不起訴人進行賠償。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處理的案件，畢竟不同於已經查明了確系無辜的無罪，刑事訴訟保護人權的精神並不是以國家賠償來衡量的，不起訴與是否對捕後的被不起訴人給予國家賠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對捕後的被不起訴人是否予以賠償，應只取決於逮捕的正確與否；
5、對存疑不起訴案件予以賠償，可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由於存疑不起訴系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當檢察機關發現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時，可能重新啟動公訴程序，這樣就不可避免出現已經賠償的如何追償的問題，勢必會造成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同時，如果對存疑不起訴案件予以賠償，間接地證明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辦錯了案件，直接影響到辦案人員的積極性，很可能造成以後執法畏難心理。
二、國家對存疑不起訴中的被不起訴人承擔刑事賠償責任
而多數學者和部分實務工作者卻主張國家對存疑不起訴案件中的被不起訴人承擔刑事賠償責任，認為：
1、對國家賠償法的理解和解釋，應注重時代性，與時俱進，而不能拘泥於立法時的本意。基於此，對國家賠償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的「沒有犯罪事實」的理解，理應包括事實上沒有犯罪事實和法律上沒有犯罪事實兩種情況。惟有此，方能使被捕的法律意義上的無辜者可以獲得救濟，不僅有利於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亦與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精神相符合，否則，有悖國家賠償法「強化人權保障」的意旨；
2、對存疑不起訴予以國家賠償，是嚴格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和注重「保障人權」的現代訴訟文明的要求。存疑不起訴中的被不起訴人，在客觀上其可能有罪也可能無罪，法律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是在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權權衡利弊後作出的一種明智而又理性的選擇，這種選擇也是符合當今社會法治的潮流。即使某些被不起訴人在事實上是有罪的，但沒有證據去證實，也應將其視為無罪，作為客觀上無罪一樣對待。否則，極有可能重新陷入「疑罪從有」的怪圈；
3、是保障被追訴者合法權益的需要，也是追訴機關的職責使然。被不起訴人被羈押後，既無勞動的權利又無勞動的收入，思想上和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和折磨，即使因不起訴被釋放，但是，他們的人身、經濟、精神損失是無法換回的。只有檢察機關代表國家給予他們一定的經濟補償，才能使其心靈上得到撫慰，消除其逆反心理，這樣做，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被不起訴人的合法權益，而且在另一層面也有利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消除隱患。同時，造成證據不足的狀態與追訴機關行使職權失當不無相關，雖然有時是客觀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一定情況下主觀的因素，如對證據把關不嚴，未及時收集關鍵證據等等。為此，由國家對羈押後的被不起訴人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也是合情合理的；
4、對證據不足被不起訴人予以賠償，能夠促使檢察機關及其具體辦案人員吸取教訓和改進工作，有利於提高案件質量。並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以往司法實踐中一貫的「以拘代偵」和「以捕代偵」等做法惡習。

❷ 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與下列哪一國家相同或者相似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一國的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高的法律地位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我國現行的1982年憲法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法，同時也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制定得最好的一部憲法。為了保證憲法的貫徹實施，必須對憲法實施實行有效的監督。
一、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建立

綜觀我國憲法發展的歷史，中國的憲法監督和解釋制度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以1954年憲法規定為代表。根據1954年憲法，全國人大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法律」以及「撤銷國務院的同憲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觸的決議和命令」。雖然1954年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但卻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法律解釋權，此處「解釋法律」權應理解為立法解釋。實踐中，當時的立法解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憲法解釋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行使立法解釋權對憲法中的存疑問題作出了解釋和回答。因此，從憲法規定精神和內容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均行使憲法實施的監督權。因此，可以說1954年憲法確立了以立法解釋為表現形式的憲法監督制度。但是該部憲法並沒有明確規定憲法解釋制度，未形成一個很完善的憲法監督體系。

第二個階段以1978年憲法規定為代表。1978年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有權「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變或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的不適當的決議」。由此可以看出，在憲法解釋問題上，1978年憲法明確建立了憲法解釋制度，比1954年憲法有所進步。但1978年憲法只是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改變或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的不適當的決議」，而沒有像1954年憲法那樣明確提及「同憲法……相抵觸」，且針對的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的決議」而非1954年憲法規定的「國務院的違憲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說1978年憲法建立了以憲法解釋為表現形式的憲法監督制度，但沒有將憲法解釋和憲法監督這兩個職能分開，實際上也是沒法行使這一權力。

第三個階段以1982年憲法規定為代表。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大有權「監督憲法的實施」，「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有權「解釋法律」；「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1982年憲法通過憲法解釋權制度與違憲法規等的撤銷制度相結合的方式，已經形成比較完整意義上的違憲審查制度。但是1982年憲法仍然沒有明確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違反憲法的法律的撤銷與審查問題。因此，中國現行憲法監督制度仍然還不健全。憲法監督制度首先應當包括違憲立法審查權和撤銷權。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違憲問題，在現行憲法監督制度下是難以解決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兩個機構監督憲法的實施，但這兩個機構沒有辦法監督其本身。在憲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這兩個層次，都沒有被監督。所以，嚴格來講，憲法監督制度在我國實際上並未真正建立起來。

二、我國憲法監督的現狀

我國現行憲法在總結我國憲法監督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發展需要，同時借鑒世界其他國家憲法監督的有益做法，對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作出了新的規定，使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現行憲法對憲法監督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明確宣布了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序言最後一段規定：「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二）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總的原則。第5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❸ 我國不起訴制度的現狀

論不起訴制度與立法完善
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於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經審查認為不應或不必對犯罪
嫌疑人定罪，從而決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一種訴訟活動。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取消了
免予起訴制度，排除了人民檢察院的定罪權，同時擴大了不起訴范圍，設立了相對不起
訴制度，吸收了免予起訴中的部分合理內容，賦予了檢察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體現
了起訴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的有機結合，完全符合國際刑事訴訟發展的潮流，不起
訴制度對於實現訴訟經濟原則，提高訴訟質量和效率，實現訴訟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的有機統一，以及保障人權等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新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制
度的規定雖較為全面，但仍然過於粗疏和原則，司法實踐中操作起來尚欠具體，不夠細
致，隨著理論的發達和立法經驗豐富，不起訴制度作為我國法律中的新興制度，尚需進
一步發展和完善。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了不起訴制度的性質再認識，不起訴制
度的意義，不起訴制度的范圍界定，不起訴制度的救濟途徑，以及不起訴制度立法的進
一步完善，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請指導老師給予賜教。

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於偵查終結移送起訴的案件，經審查認為不應或不必對犯罪
嫌疑人定罪，從而決定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一種訴訟活動。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關於不起
訴的案件、對不起訴決定書的製作與送達、不起訴的報備案，對不起訴的申訴、復議和
復核等規定，構成了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不起訴制度。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取消了免予起
訴制度，排除了人民檢察院的定罪權，同時擴大了不起訴范圍，設立了相對不起訴制度
，吸收了免予起訴中的部分合理內容，賦予了檢察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體現了起訴
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的有機結合，完善符合國際刑事訴訟發展的潮流，不起訴制度
對於實現訴訟經濟原則，提高訴訟質量和效率，實現訴訟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
統一以及人權保障等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同時不起訴制度作為我國法律中的
新興制度，尚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一、 不起訴性質的再認識
1、 不起訴是公訴機關依其職權作出的不予追訴處分決定。公訴機關只有對符合法定起
訴條件或者沒有起訴必要的，公訴機關自然依其職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種不起訴的
決定，台灣學者認為是一種司法處分，檢察機關在控方場所作不追訴的內部決定。
2、 不起訴是公訴機關對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處分，而非實體上的處分。公訴機關在行
事訴訟中是控訴職能，無權對案件進行實體處分，即公訴機關不能處分當事人的人身和
財產。公訴機關提出不起訴決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給予被不起訴人行政處罰的，應由公
訴機關移送有關主管機關處理，公訴機關有權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意見，但其自己不能
對被不起訴人進行實體上的處理，不起訴對案件程序上的處理，是基於對案件實體上的
認識，但並非實體上的處理，更不能是有罪處理。
3、 不起訴意味著刑事訴訟程序的終止。依照「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對刑事案件進行
審理必須以起訴為前提，否則就不能對刑事案件進行審判。起訴意味著啟動刑事審判程
序，使刑事訴訟進入到審判階段，而不起訴則表明刑事訴訟不進入審判階段，阻斷了刑
事訴訟的繼續進行，意味著刑事訴訟程序的終止。這也是不起訴決定的直接法律後果。

4、 不起訴終止訴訟的法律效力是相對的。
不起訴決定一經作出，就具有終止訴訟法律效力，訴訟不再繼續進行。公訴機關不起訴
決定的法律效力和法律生效判決的法律效力是有區別的，法院生效的實體判決，也意味
著對訴訟案件程序上的終局性處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則，對該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
訴訟。而公訴機關的不起訴決定，雖然不具備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對於公訴機關作出不
起訴決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證據或發現新事實，符合法律規定起訴條件的，公訴機
關依職權應撤銷原來的不起訴決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對於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
人對不起訴決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依此作為一種自訴案
件，被害人得以尋求法律上的救濟，保護其合法權益。
5、 不起訴體現了公訴機關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新《刑事訴訟法》中第142條第二款
「對於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
起訴的決定。意味著人民檢察院對於這兩種情形的，不起訴決定主義和起訴便宜之說不
是必須作出的。而是根據一定情況酌變，通過對不起訴性質的分析。
二、 不起訴制度的意義
（一） 有利於實現訴訟經濟的原則
法定程序在運作過程中會耗費大量的經濟資源，為了提高司法活動中的經濟效益，應盡
力縮小訴訟的成本。而達到最大化收益，應當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經濟資源的耗費作為
法律程序進行訴訟的一項基本價值標准，訴訟經濟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中為各國重視
的一項原則。貫穿整個刑事訴訟中的訴訟經濟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訴的制度，正是訴訟
經濟原則在起訴的階段的體現。不起訴制度，使不該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適時終止，縮
小了訴訟時間，節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財產，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處理更為重要的
案。因此，我國檢察機關享有酌定不起訴的權力，該規定的主要功能就是減少司法資源
的浪費，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從而達到訴訟經濟的原則，提高了司法操作中處理刑事案
件的效率。
（二） 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我國不起訴制度是起訴法定主義與起訴便宜主義的有機統一。刑事訴訟中的法定主義稱
起訴強制主義，其基本精神是刑事案件只要具備了起訴的法定條件。公訴機關就必需向
審判機關起訴。檢察機關對案件是否起訴，沒有權力，這種源於資產階段革命時期自由
主義法律思想的訴訟原則，對於防止公訴權的濫用，排除政治勢力對司法的干擾，在歷
史上曾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隨著資產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在司
法活動中，訴訟經濟原則，訴訟效率原則也被普遍重視，對具體的犯罪行為有無懲罰，
必要成為立法和司法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刑罰制度中，傳統的刑罰報復主義，懲罰
思想逐漸為教育改造觀念所取代。即檢察官在審查訴訟中，充分考慮訴訟的法律效果和
社會效果，「便宜裁定」以決定是否起訴，如：
1、 涉及青少年犯罪、過失犯罪、偶犯和因社會環境所迫、且主觀惡性不大的犯罪案件
，如果毫無例外地進行公開審判，則會把他們尤其是未成年人推向更不利的地位，不僅
不利於他們改造、教育，而且也會直接影響到他們以後的生活道路，對這些人進行不起
訴處理，在法律上不作有罪處理，不確認其有前科，以促進他們主動吸取教訓，悔過自
新，回歸社會，用非刑罰方法實現刑罰所能達到的最佳效果，是貫徹我國懲辦與寬大相
結合刑事政策的具體體現和有效措施。
2、 涉及有組織或者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應當本著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收益的原則進行
區別對待。對其中一些罪行比較輕微、認罪態度好、為爭取寬大處理積極交待罪行的人
做出不起訴的處理結果，有利於促使其檢舉揭發同案人，積極促使其協助司法機關調查
取證，並有效地瓦解犯罪組織或犯罪團伙，有利於打擊主犯、首犯。
3、 涉及年邁、盲、聾、啞的人犯罪，或者犯罪年邁、盲、聾、啞的人唯一贍（撫）養
人的案件，對具備一定條件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有利於社會
穩定，有利於培養善良的社會風氣，有利於培養人們的同情心。
4、 涉及社會秩序、社會安全的案件，作出不起訴決定，有利於緩解社會矛盾，化解沖
突，穩定社會秩序和維護社會安定。
5、 涉及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案件，作出不起訴選擇，有利於國家政治、經濟利益。

（三） 保障人權
存疑不起訴規定的設備和限制補充偵查的次數，使犯罪嫌疑人從長期羈押中解放出來，
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定體現了新刑訴法保障人權、司法保障方向與國
際刑事訴訟接軌。
三、 不起訴的范圍界定
不起訴的適用范圍，也叫不起訴的法定原因，是指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法定情形。
根據新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具有以下三種情形：
1、 絕對不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條及其他有關法律規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就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
A、 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我國刑法不僅把情節作為決定使用哪
個量形幅度的標准，而且亦將視作罪與非罪的界限。情節輕微就成為衡量人們行為是否
構成犯罪的分水嶺，情節又是與社會危害性聯系在一起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質的
特徵。如某種行為根本不可能給社會帶來危害性，法律就沒必要把它定為犯罪；如果某
種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認定為是犯
罪。
B、 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刑法規定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不再追訴，主要是因
為犯罪分子對社會已無危害，沒有必要再對他追究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76條、77
條對追訴時效有具體規定。
C、 經特赫令免除犯罪的。特赫是針對經過一定時間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的罪犯實行的，
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中共中央或國務院的建議，經過審議決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
高級人民法院執行。
D、 依照刑罰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撤回告訴的。對於涉及公民個人權益的案
件，國家一般不予干預，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責任由公民個人自行決定。如果被害人
及其他有告訴權的人不提出告訴，或者提出告訴後又撤回告訴人，人民檢察院依法作不
起訴處理。
E、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著失去了追究刑事
責任的對象，追究其刑事責任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故刑事訴訟活動沒必要繼續進行下
去，因此，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就此終止刑事訴訟。
F、 其它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2、 微罪不起訴。《新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
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情形的內容
相似於原刑事訴訟中免予起訴的適用內容。修改後的法條中，加上「犯罪情節輕微」從
而進一步明確這種情形的性質。與絕對不起訴相對，這種情形人民檢察院不是「應當作
出不起訴」，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訴。因此，微罪不起訴是相對不起訴，表明檢察院
在起訴程序上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斟酌具體情況來決定是否起訴。
3、 存疑不起訴。新《刑事訴訟法》第140條規定，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
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種「存疑不起訴」與
法院「疑罪從無」的思想是一致的。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
不得確定有罪。」第162條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
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四、 不起訴的救濟途徑
檢察機關作出的不起訴決定如果不正確，應當通過法律規定的途徑尋求救濟，以保障當
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司法的公正，這種救濟途徑意味著對檢察機關濫用不起訴權的限制。

新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的救濟途徑作出了明確規定。不起訴的救濟途徑按主體可以分為
兩類：
1、 被害人的自我救濟途徑是指被不起訴人作為案件的當事人，對不起訴決定不服，依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救濟途徑自己尋求救濟。
A、 被害人的自我救濟途徑。新刑事訴訟法第145條對被害人的確作了兩條自我救濟的途徑：一是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如果檢察機關維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B、 被不起訴人的救濟途徑。新刑事訴訟法中第146條實際規定了被不起訴人對檢察機
關作出的微罪不起訴的決定不服時的救濟途徑。檢察機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
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是基於確認被不起訴人有犯罪事實的基礎上作出的，雖不同於原刑
事訴訟法中免予起訴的有罪處理，是一種無罪的處理決定。檢察機關對被不起訴人的人
身、財產也不能作實體上的處分，但檢察機關對被不起訴人的人身、財產也不能作實體
上的處分。在這種情況下，被不起訴人如果認為自己沒有犯罪事實，因而不服檢察機關
的不起訴決定的，可以向檢察機關申訴，通過此途徑來尋求救濟。不過，不起訴決定畢
竟是無罪的處理，因而法律只允許被不起訴人進行申訴，沒必要也沒意義允許被不起訴
人有起訴這樣的救濟途徑。
2、 司法機關的監督救濟途徑。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以及法院某司法機關，依其職責
對不起訴決定進行監督而形成的救濟途徑。
A、公安機關的監督制約。對於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如果作出不起訴決
定，表明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對於案件應否起訴在認識上存在矛盾。公安機關作為偵查
機關，對其移送起訴的案件情況有比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一定的監督
制約權，以利於對案件情況有比較深的了解，案件最終作出正確的處理。新刑事訴訟法
第144條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對不起訴決定的監督制約途徑。應當明確，公安機關不起
訴的監督制約與被害人的救濟途徑是不盡相同的，公安機關只能向人民檢察院要求復議
和提請復核，以此來監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訴，因為公安機關只是偵查機關，它不是當
事人，也不是公訴機關，不具備起訴的主體資格。
B、法院的監督制約。法院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是通過被害人的起訴達到監督制
約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濟也要通過人民法院才可實現。檢察機關對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訴
決定，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依照法律規定起訴，法院有權對此進行
裁決。這既是法院以此對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監督制約，也是加強對被害人合法權益
的保護。
C、檢察系統內部的監督制約。依新刑事訴訟法在被害人的救濟途徑和公安機關的監督
制約中，公安機關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
院申訴。這表明上一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有權監督和復查。在
檢察系統內，奉行檢察一體化原則，即上下級檢察機關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對下級
檢察機關的司法活動，上級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進行監督。因此，上一級檢察機關對
下級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決定進行監督，也是比較有效的，這樣有利於督促下級檢察機關
正確作了不起訴決定。
五、 不起訴制度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新《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制度的規定雖然較為全面，但仍然過於粗疏和原則，司法實
踐中操作起來尚欠具體，不夠細致。隨著理論的發達和立法經驗豐富，不起訴制度實踐
以來，起到積極的作用，但立法上尚有不足之處。一是對不起訴的法律規定不完善，有
的案件不能作不起訴決定，導致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二是在重罪是否起訴問
題上，由於角色錯誤，因證據的充分性認識分岐而決定不起訴，致使公眾對檢察機關的
期望不能得到滿足。我們認為，應對不起訴制度進一步立法完善。
（一）、應擴大不起訴的范圍，擴大檢察院的自由裁量權。
① 新《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二款規定的酌定不起訴，主要是從刑罰輕輕考慮，沒有
更多地從公共利益出發，因此有進一步的完善必要。
犯罪是對社會秩序最嚴重的破壞，為維護社會秩序，國家必須懲治犯罪，刑事起訴作為
國家代表查明，證實犯罪的訴訟活動，通過對犯罪的追訴體現法律正義，檢察機關基於
查明的事實，根據法律的規定使無罪的人得到及時解脫，使有罪的人接受法律制裁，就
意味著正義的實現，但現實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有些案件，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或
者把沒有犯罪行為的人，公安機關把合法行為的實施者錯誤的立案，偵查的，對這樣的
無辜者不起訴是無疑的。如起訴則會損害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對追訴重大犯罪帶來不
利影響。因此，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為或者未實施危害社會的情節。所以，建議我國
刑事訴訟法亦應將起訴如果不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國際關系等情形納入刑事訴訟、刑事
不起訴進行規定，以便在更大程度和范圍上維護社會正義。
② 應當由法律規定一些情節存在，可以不起訴。
第一、 應當從保護未成年人觀念出年，擴大未成年人，特別是在校學生不起訴的范
圍。如情節較重，但取得被害人諒解，已達到民事賠償等方面可擴大不起訴的范圍。
第二、 吸取外圍「訴辯交易」的合理內核，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從犯，協從犯，可
擴大不起訴范圍。以利於實踐刑罰懲罰首犯、主犯之目的。
第三、 建立國家救助制度。對存疑不起訴中的受害人實行國家救助，設立國家專項基
金，從專基基金中支付對受害人的經濟補償。
（二）、加強對重罪不起訴控制，防止檢察官權利濫用。
我們在司法實踐中常常困惑於證據是否充分，對有一些證據能證明涉嫌犯罪的不敢起訴
，而作存疑不起訴。造成這種情形，一方面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起訴證據標準的規定過
高，等同於法院判決的證據標准。另一方面也是檢察官在辦案中對證據和刑事起訴程序
的認識存在問題。在刑事起訴中檢察官對被告人涉嫌犯罪的行為進行的是追訴活動，是
否證據充分，是否構成犯罪，在很大程度上還需要法院居中裁決。當然一般的輕罪案件
，如果對證據的認識存在問題不起訴，還可以從訴訟效率的角度進行解釋。而對重罪案
件，如果不起訴，則違背了公眾的期待。如我國自古有「殺人償命」之說，如果對殺人
罪作出不起訴決定的話，公眾很難接受。
因此，我們建議，可以借鑒人民監督員對職務犯罪案件進行監督的做法，擴大人民監督
員監督的范圍，增加規定人民監督員對重罪案件（有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不
起訴進行監督，加強對重罪案件不起訴的控制和制約，維護公共利益。
（三）、完善不起訴的監督制約機制。
召開不起訴聽證會制度，加強不起訴的監督，防止不起訴權的濫用。
1、 召開聽證會的范圍可定位於：①有爭議的案件，特別是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對案件
的定性，認識不一致的案件。②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的案件。③當事人提出需召開聽證
會的案件。④其它需要召開聽證會的案件。
對於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當事人對案件無爭議，以及符合《刑法》第37條規定的案件
不用召開聽證會，可直接做出不起訴決定。
2、 不起訴書備案制度。
不起訴書下達後，3日內送交上級檢察機關備案，以便上級隨時抽查，如發現不起訴，
決定確有錯誤，可以予以糾正。
3、 充分保障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不起訴案件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承辦人
應及時將案件材料轉交受案單位。
總之，隨著我國刑事不起訴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必將對經濟訴訟，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司法公正起著積極的作用。

❹ 故意殺人罪中存疑不起訴如何把握

故意殺人，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我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在主觀上須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他人死亡的危害後果，並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
在認定故意殺人罪時，對於刑法分則規定的主客觀要件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遇到存有疑點的情形必須具體分析案件中的疑點是否影響到案件的定性，進而決定應否審查起訴決定。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存疑不起訴是因為證據的原因而造成的起訴不能。存疑不起訴是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在程序上的處理。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表明人民法院具有專屬定罪權。免予起訴取消後，人民檢察院不再具有實際上的定罪權，存疑不起訴本質上只是人民檢察院暫時放棄訴權而非進行實體處理。盡管人民檢察院對案件事實及其性質作了認定，但這種認定不具有終局性，只具有程序價值，在條件具備時人民檢察院可以重新起訴。存疑不起訴終止訴訟的效力是相對的。不起訴決定作出後，並不表明被不起訴人將不會因同一事實再受刑事追究，在符合一定條件下，人民檢察院仍可以提起公訴，使刑事訴訟得以繼續。在這點上，不起訴與刑事判決的效力不同：人民法院的判決一經確定，即產生實體上的效力，根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不得對該案再行起訴；而不起訴因其尚未解決案件實體問題，如果又發現符合起訴條件，可以再行起訴。
一、存疑不起訴的法定條件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4款的規定，存疑不起訴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二者缺一不可。
(一)案件已經經過補充偵查。
人民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案件，必須是經過補充偵查的案件，但對於補充偵查的次數和由哪個機關進行補充偵查，法律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易產生不同的理解。
1.關於補充偵查的次數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3款規定：補充偵查以二次為限。但這是對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過程中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的次數的限制，並不是說對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作不起訴決定時，一定要經過二次補充偵查後再作決定，而應當根據具體案件進行綜合分析。例如，有的故意殺人案件經過一次補充偵查(或不經過補充偵查)就能夠得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結論，對這類案件經過一次補充偵查後就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而有的案件，經過一次補充偵查後，仍證據不足，但檢察人員認為隨著時間的延續以及偵查工作的不斷進展，有可能使證據充分，符合起訴條件的，就要經過二次補充偵查，直到最終仍然不能查清證據，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才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2.關於補充偵查由哪個機關來進行的問題。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也就是說，經過補充偵查的案件，不只是由公安機關進行補充偵查，也可以包括由人民檢察院自行補充偵查。因此，只要是經過補充偵查的案件，都可以適用存疑不起訴，至於是由公安機關補充偵查還是由人民檢察院自行補充偵查，不影響作出不起訴決定。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5條第(2)項規定，檢察人員發現提起公訴案件需要補充偵查，提出建議的，可以延期審理。因此，存疑不起訴也適用於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補充偵查的案件。這種撤回補充偵查的情形也包括兩種：一種是由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一種是由人民檢察院補充偵查。對於這類案件，經過補充偵查後，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也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只有如此，才能使犯罪嫌疑人盡早擺脫訴訟，從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才能符合訴訟經濟原則的客觀要求。
(二)案件證據不充足。
適用存疑不起訴的第二個法定條件是證據不足。即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沒有查清，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要求。如果將此類案件起訴到法院，一是因不符合起訴條件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二是可能導致人民法院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的結果。因此，必須嚴格把握證據不足這一法定條件。在司法實踐中，證據不足，主要是指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沒有達到確實、充分的要求。具體表現為：1.據以定案的根據無法查證屬實；2.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缺乏必要的證據予以證明；3.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又不能合理排除；4.根據查證屬實的證據不能得出唯一的結論；5.依靠間接證據定案的案件不能形成完整的鎖鏈。
二、是要在實踐中要正確把握存疑不起訴案件後續處理的原則。
第一，要在辦案中嚴格把握存疑不起訴的標准。在這類案件中，認定故意殺人嫌疑人構成犯罪有一定根據，但證據不充分，不能在法律上證實犯罪。將這類案件起訴到法院，難以達到公訴的目的。根據無罪推定的精神，對這類案件應當不起訴。
第二，要在辦案中體現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疑罪從無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的刑罰原則，對於補充偵查證據不足的，理應由法院作出被告人無罪的判決，或由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及時作出不起訴決定，體現了保護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即在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有罪時，推定其無罪。
第三，將不起訴決定通知公安機關和被害人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5條規定，對於有被害人的案件，決定不起訴的，檢察機關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決定書後七日以內向上一級檢察機關申訴。接受申訴的檢察機關應將復查結果告知被害人。
3.解除扣押、凍結
對於在偵查中扣押、凍結的財物，對無罪不起訴的，在作出不起訴決定時應當予以解除扣押、凍結，從而避免犯罪嫌疑人被決定不起訴後財物仍被長期扣押、凍結的不正常現象，以保障被不起訴人合法的財產權利。對其他類型的不起訴，應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處理。
4.將被不起訴人移送有關機關進行行政處罰、處分或其他處理
存疑不起訴決定作出後，發現了新證據、新事實，符合起訴條件的，應如何處理?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此未作規定，實踐中遇到時會無法可依，因此應予以完善。從理論上講，存疑不起訴決定的終止訴訟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對的。因此，應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當出現這種情形時，檢察機關應依職權撤銷原來作出的不起訴決定，依法重新起訴。

❺ 存疑不起訴前非要退查嗎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偵查。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就意味著對公安機關或檢察院偵查部門移送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經過審查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擬作出不起訴決定前，必須退回公安機關或檢察院偵查部門補充偵查。只有將案件退回補充偵查後，仍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經院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才能作出不起訴決定。筆者認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前設置退回補充偵查的前置程序不妥。其理由是： 第一，不符合現代訴訟原理。退回補充偵查的目的是試圖通過在立法上強制設立退回補充偵查的手段，對擬存疑不起訴的案件進一步收集有罪證據，盡可能對移送起訴的犯罪嫌疑人定罪起訴，避免或減少存疑不起訴決定的作出。體現了「疑罪從有」、「疑罪從掛」的思想。這不符合現代刑事訴訟原理，也不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不符合訴訟時效原則。訴訟時效原則要求刑事訴訟程序的設置要盡可能簡便。減少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可以降低司法資源的耗費，也可以使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早日擺脫或減少訴累。對擬作出不起訴決定前，沒有必要設置退回補充偵查的前置程序，應由承辦案件的主訴檢察官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作出是否退回補充偵查的決定。 第三，有的案件沒有退回補充偵查的必要。一是有的案件在移送起訴時就已經可以確定定案證據不足，而且明顯無新的證據可查，特別是在證據已經滅失、證人死亡或去向不明等情況下，退回補充偵查也無濟於事。司法實踐中就有部分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並沒有補充到任何新的證據，這種情況下的退回補充偵查是徒勞無益的。二是退回補充偵查的目的可以通過自行補充偵查得以實現。檢察機關可以自行開展補充偵查，達到退回補充偵查同樣的效果；而且，檢察機關自行補充偵查還更具有針對性，還可能取得比退回補充偵查更好的效果，有利於准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 第四，已有足夠的監督制約程序保障存疑不起訴案件的質量。存疑不起訴案件作出決定前要退回補充偵查，其目的是保障存疑不起訴案件的質量，防止輕易作出決定，放縱真正的犯罪分子。但是，刑事訴訟法已經設置了相對較全的程序保障存疑不起訴案件的質量。一是存疑不起訴決定的作出要經過檢察院內部最高決策機構——檢察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二是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存疑不起訴決定還要接受同級公安機關的制約，公安機關認為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有錯誤，可以要求復議或復核。三是設有提起公訴的救濟程序，檢察機關在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後，如果發現案件有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的，還可以對存疑不起訴的被不起訴人提起公訴，可以避免打擊不力。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證據不足，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在審查起訴期間無法查證屬實的，不必都要退回補充偵查才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作者單位：重慶市大足縣檢察院）

❻ 什麼時候存疑時有利被告

您好，
「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含義是：在對事實存在合理疑問時，應當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裁定。該原則在適用中可能表現為許多情形：當事實在有罪與無罪之間存在疑問時，應該按照無罪來處理;當事實在重罪與輕罪之間存在疑問時，應該認定為輕罪;就從重處罰情節存在疑問時，應當否認從重處罰情節;當無法確信某一犯罪行為是否超過追訴時效時，應當不再追訴。
我國新的刑事訴訟法在字里行間無不體現「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精神。作為一項訴訟原則，「存疑時有利於被告」也開始進入部分司法人員的思維視角。與歷史上曾經被推崇的「有罪推定」相比，無疑具有歷史的意義。但從司法部門對該原則適用的情況來看，對「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理解尚存在一些不準確的地方。部分司法人員認為只要在案件事實中存在著疑問，就應該理所當然地適用該原則。於是，「存疑時有利於被告」原則經常成為一些司法人員拒絕評價某些復雜案件的「擋箭牌」，甚至掩蓋了司法人員較低的刑法詮釋、適用能力，甚至包括不敬業的職業態度。筆者認為，「存疑時有利於被告」原則的適用前提應該是指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存疑」是指對案件事實存在著合理的疑問，而不是對法律的疑問。
作為一個司法者，沒有權利動輒懷疑刑法的權威性和確定性。相反，我們應該篤信刑法是正義的表述，刑法的規定是明確和合理的，否則，自身尚且含混不清的法條是不可能成為司法的根據的。所謂的疑問，只是對案件事實的疑問。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對於現實中的很多攜帶水果刀搶奪的是否應該定搶劫罪，有些司法人員常說：由於刑法並沒有規定多長的刀具屬於第二百六十七條中的「凶器」，所以刑法自身存在著疑問。因此，對於即使攜帶了可以折疊的水果刀進行搶奪，也應該按照「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原則，還是按照搶奪罪處理。刑法規定的內涵根據其立法意旨以及條文上下文之間的關系，總是可以確定其不法類型的。如果刑法的內容是含混的、有疑問的，刑法不可能成為定案的依據，也無法指導案件事實的形成。但案件事實由於各種原因，如證據的缺失或事實本身具有混合類型的特徵，可能無法達到證據充分的程度。因此，「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原則，首先是對案件事實的存疑，而不是對法律的存疑。當對刑法存在疑問時，只能說明對刑法的理解和領悟還有深化的空間。
第二，「存疑」是指對案件事實中定罪量刑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存在合理的疑問，而不是對任何事實都有疑問。
案件事實形成的先決條件，是對於定罪有重要意義的事實都應該查實。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內，對於定罪與量刑有重要意義的事實仍然不能證實，就不能轉嫁到被告人的身上而不利於被告人。因此，在對判決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尚存懷疑的情況下，應當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判決。但在疑難復雜的案件中也經常存在著很多對於定罪並沒有多大意義的事實，這些事實如果沒有辦法得到證實，不應該片面地理解為「存疑時有利於被告」的原則，而輕率地作出無罪、罪輕或從輕的決定。
第三，「存疑」是指對證據的合理懷疑，而不是無端猜疑或片面懷疑。
「任何與人為的事務有關並且依賴於人為的證據的東西都容易存在可能的或想像中的懷疑。」因此，只有存在合理懷疑的時候，才有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而合理懷疑建立的基礎是已經掌握的客觀證據，而不是憑空的設想。否則，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哪一個案件是可以沒有假設意義上的「疑問」的。按照假設懷疑的推理，幾乎耗盡了所有的精力也不可能「鐵定」一個案件的。
張明楷教授頗有見地的觀點認為：「所謂合理的懷疑，應當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合理懷疑的構成依據是客觀事實，而非隨意猜測。換言之，提出懷疑是基於證據，而不是基於純粹心理上的懷疑。第二，合理懷疑的判斷標準是理智正常且不帶偏見的一般人的認識，所以，當被告人或辯護人提出懷疑之後，要由法官根據一般人的觀念、不帶偏見地作出判斷。只有被告人認為法官應當產生合理懷疑時，還不足以構成合理懷疑;只有當法官以中立人的身份認為未能達到確信程度時，才屬於合理懷疑。第三，合理懷疑的成立標準是證明有罪證據尚不確實、充分。換言之，如果有罪證據已經確實、充分，那麼，合理懷疑是不可能成立的。」案件事實形成中的懷疑應該以現有的證據為基礎。合理懷疑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臆想，而是基於自然規律、一般的生活法則以及客觀證據而產生的對案件事實的懷疑。
合理懷疑是建立在現有證據或自然規律、一般的生活法則的基礎上的。對於合理懷疑所建立的現有證據基礎，不應該理解為某一孤立的證據，而是考量案件事實中的所有證據。如果根據整個證據鏈仍然不能排除合理的懷疑，才可以作出有利於被告人的處理。在具體的案件事實中，一個孤立的證據往往顯得證明力很脆弱，但若干個證據關聯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個有較強證明力的證據鏈，除非有足夠相反的證據，司法人員不應該輕易基於個人的主觀臆想而否決證據鏈所凝聚的證明力。
客觀的證據不能開口說話。所以，對於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懷疑往往依賴於司法人員正常的、不帶任何偏見的理智判斷。我們的司法實踐過於依賴客觀的證據，唯恐滲入自己的個人判斷，這在證據的認定中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對主觀故意的認定。所以，當被告人否認自己主觀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或共同的故意，或某種明知的心理時，合理懷疑的判斷標準是理智正常且不帶偏見的一般人的認識，應該由法官根據一般人的觀念，按照正常的邏輯且不帶偏見地作出判斷。

❼ 恩格斯如何論述法的起源和發展問題的

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論文。在《論住宅問題》中,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法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論文。在《論住宅問題》中,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
一、《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 《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 恩格斯是以唯物史觀研究法律起源問題。在他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也存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的根本對立。他在《論住宅問題》中作出了如下著名論述:「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這段經典論述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其一,共同規則為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所必需。任何社會要生存下去都必須一刻不停地進行生產,以及相應的分配和交換的活動,並使個人服從這種生產、分配和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二,共同規則來自對經濟活動中重復行為的抽象。每日每時,從不間斷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的行為,首先表現為個別、具體、重復的行為。同時,這種生產行為又「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所以,這種重復的行為天長日久,必然逐漸地被抽象為一般的、概括的行為規則,即具有一般社會調整意義的規則。這些行為規則日後又一步步地得到固定,最終形成了模式化的共同規則。其三,共同規則的形成,經歷了從習慣到法律的過程。固定的、模式化的共同規則,開始是表現為習慣。習慣作為人類社會的生活慣例和行為標准,是原始社會規范的主要表現形式。它是人們長期沿襲下來的以及自然地、逐漸地養成的,是人們共知、共信、共行的結果。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在私有制和階級產生之後,習慣又發展為習慣法即最早的法律。其四,法律產生的同時,必然產生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公共權力,即國家。在更晚的時期,由於國家立法機關的出現,文字的發達,法律又發展為或多或少的成文習慣法,再進一步便是制定法。通過以上概括不難看出,在這段簡短而深刻的論述中,恩格斯以一位偉大思想家的深透洞察力,在馬克思主義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表達了關於法律產生的一般規律的學說。 二、《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存疑 無庸諱言,上述概括性的論述也留下一些重要問題有待闡發。最明顯的是:表現為共同規則的習慣產生於「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究竟指哪個階段?「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後來」又是什麼時候?法律與國家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二者的內在必然聯系是什麼?等等。1877年美國民族學和人類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以歷經40年之久對印第安易洛魁氏族制度的親身考察而取得的第一手資料為根據,撰寫出版了《古代社會》一書。《古代社會》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氏族是原始社會的基本細胞,並且在保持時間最長的母系氏族制度下是沒有任何人奴役人的現象存在的,氏族社會才真正是人類社會的原生形態。這樣的研究成果,不僅為打開希臘、羅馬上古史的啞謎提供了一把鑰匙,而且還由此開辟了研究原始社會的新時期。面對這個使人耳目一新的科學成就,馬克思便暫時中斷了幾乎傾注自己全部心血的《資本論》的寫作,對《古代社會》進行深入地批判、思考和借鑒,寫下了厚厚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在該《摘要》的基礎上,同時以自己對原始社會和古代史研究的大量成果為根據,認真審視並彌補了《古代社會》的某些缺陷,撰寫出《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考察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過程中,對與之緊密相連的法律的起源問題,集中表述了一系列深刻的新見解,並對以前的存疑做了明確的解答。 

❽ 「黃標車」的來歷合法性存疑

http://ke..com/view/712267.htm

❾ 存疑不起訴公安行政拘留十天國家賠償案例

存疑不起訴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和自行偵查終結的案件進行審查後，經過補充偵查，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決定不將犯罪嫌疑人訴交人民法院審判的一種處理決定。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決定提起公訴的案件，必須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對於經過補充偵查證據仍然不足的，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作有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認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對於存疑不起訴案件中的被不起訴人是否有權請求國家賠償的問題，有這樣三種意見：一是一律不賠;二是一律都賠;三是不一定都賠，也不一定都不賠。
筆者認為，「存疑不起訴，依法應當賠償」。理由如下：
一、「存疑不起訴」也有叫「疑罪不訴」的，所謂存疑不起訴形似中止，實為終止(或稱終結)的決定。因為依照《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規定不起訴的決定應當公開宣布，不起訴決定則自宣布之日起生效，如果被不起訴人在押，應當立即釋放。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第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於請求賠償的違法侵權情形，應當依法確認，未經確認有違法侵權情形的賠償申請不應進入賠償程序。第7條又規定：有下列法律文書或證明材料的賠償申請，請求賠償的違法侵犯人身權情形，以確認論，應當進入賠償程序。其中第四項就是不起訴決定書。由此可以看出，起訴決定是對批捕的確認，不起訴決定則是對批捕的否定，從辦理刑事賠償案件的程序來講，不起訴決定書就是對錯捕的確認。
二、「存疑不起訴」不能認定被不起訴人有犯罪事實。從《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86條規定的情形看，所謂「存疑不起訴」，實際上是一種無勝訴權的案件，如果一定要起訴到人民法院，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存疑不起訴的幾種情形均屬構成犯罪的證據不足，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理應作出無罪的結論。有人說，存疑不起訴不等於沒有犯罪事實。其實，所謂「犯罪事實」是指構成犯罪的事實，是指依照刑法規定構成某一具體罪名的事實，是有證據證明了的犯罪事實，而不是證據不足、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也有人認為，存疑不起訴不屬錯捕，因此不屬國家賠償的范圍。筆者認為，按逮捕的條件，存疑不起訴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己構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而逮捕的條件恰恰是以構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為前提的，所以對存疑不起訴案件在逮捕的對與錯之間應當選擇「錯」。從內部監督制約的角度來講，審查起訴階段實際上是對批捕的把關審查。存疑不起訴，實際上是對批捕階段審查認定的事實的否定，檢察機關作出的存疑不起訴決定，即是對其錯誤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確認。因為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依據的是認定該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不足。雖仍有犯罪嫌疑，但其前提條件是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不足。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之規定，檢察機關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由此可見，檢察機關作出的存疑不起訴決定，是對沒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依法確認。因此存疑不起訴屬錯捕，根據《國家賠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即「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錯誤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三、我國《國家賠償法》關於刑事賠償的原則是適用無罪羈押賠償原則。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是因為認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證據不足。退而言之，此類案件即使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人民法院經過審理最終也必將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判決犯罪嫌疑人無罪。人民法院作出的無罪判決也是對檢察機關錯誤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依法確認。因此，檢察機關對無犯罪事實的人批准逮捕羈押，請求人有權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四、國家賠償的基本原則是實事求是、依法賠償。其基本含義應當包括這樣兩條：(1)必須堅持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賠償程序、賠償方式及賠償標准等進行賠償。(2)符合《國家賠償法》規定的才能賠償，不符合其規定的，盡管是合理的，也不能賠償。如前所述，「存疑不起訴」實質上是對「沒有犯罪事實的人的錯誤逮捕」的侵權行為的確認，應當屬於國家賠償范圍。
五、存疑不起訴，不予賠償的觀點，尚無法律依據。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的情形，在《國家賠償法》的第17條中規定的6種免責情形，存疑不起訴不在其中之列，連「司法解釋」或「批復」都沒有規定。既然沒有法律規定，就沒有法律依據。那麼有什麼理由不負賠償責任呢?這正如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司法機關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一樣。
六、檢察機關作出存疑不起訴後，賠償請求人申請國家賠償，不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之規定。一是因為《國家賠償法》關於刑事賠償的原則適用的是無罪羈押賠償的原則，而不是違法賠償原則;二是因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與「認為證據不足」，構不成犯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已具備犯罪構成的要件，只是因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即不作犯罪處理;而後者是因為證據不足，不具備犯罪構成的要件，不能認定犯罪。因此，不能適用《國家賠償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的免責條款，賠償請求人仍有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
七、「存疑不訴不予賠償」的觀點，不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在司法實踐中「存疑不訴」往往是疑而不訴，把犯罪嫌疑人長期掛起來，一年、兩年、數年，甚至可能是一輩子。這樣就從根本上剝奪了被不起訴人依法獲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有人擔心存疑不起訴的案件如果賠償了，將來又發現了新的證據，需要重新提起公訴判決其有罪那不就成了錯賠(錯案)了嗎?其實不然，即使賠償了，將來又判決其有罪，則依法撤消原賠償決定，收回賠償金，並不存在錯案的問題。且從司法實踐來看此類情況極少。對此法律之所以作出無罪推定，是在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權中權衡利弊而作出的一種選擇。若對被不起訴的人不給予國家賠償，事實上還是把被不起訴人看成有罪，還沒有真正把無罪推定的精神貫徹到底，這樣既損害了公民的合法權益，也不符合國家賠償法的立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