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良法

⑴ 一個國家的法治為什麼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釋
依法治國
對稱
人治
快速
導航
重要論述

歷史演變

必要性

其它相關
詞語概念
基本含義
(1 [rule of law]∶依法治國[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學 法治學的是獨立的學科，是社會政治法律發展的結果，是一種全新的系統化社會價值體系。
引證解釋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鄒韜奮 《抗戰以來》六二：「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亦指依法處治。《史記·蒙恬列傳》：「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而所謂的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在我國立法的權力屬於人大，而不屬於所謂的「上」、「外」、「官」，因此這樣說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也體現的淋漓盡致，並不會因為違法者身份而縱容其違法。行政機關並沒有立法權，但是行政權力確實在影響司法，通過各種行政權力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在近一段時間內，輿論以第四權的身份出現，掌握輿論資源的人通過各種輿論壓力，對於司法權的影響也日益增大，使得輿論資源所有者與行政權力所有者一道成為影響司法權的人。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或「輿論第四權」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確信息、行動上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判斷，更不用提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

⑵ 怎樣提高立法質量 實現良法之治

（1）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以嚴格規范行政執回法行為。 （2）提高依法行政答水平，還要加強執法隊伍建設，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不斷提高執法能力和水平；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努力形成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 （3）題中觀點只看到了一個方面，是片面的。

⑶ 實行良法之治的意義

答：摘 要：法治是城邦建設中一個不得不討論的話題，在中西方的城邦發展變化中法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
有良法才能夠真正發揮法治的功能，才能夠維護整個城邦和全體人民的利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在古希
臘到古羅馬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文章就以古希臘發展到古羅馬的這一階段為時代背景，從柏拉圖、亞里士多
德和西塞羅的法治觀念入手深入分析良法之治並從中找出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拓展：關鍵詞：法治；良法；城邦；
現代化建設
一、城邦治理的必然選擇―法治
柏拉圖在早期的著作《理想國》中詳細地描述了他關於「哲學王」治國的理念，然而現實的殘酷還是打翻了柏拉圖心中那
個理想之夢，他明白了，一個城邦的理想治理僅僅依靠那些所謂的美德治國是完全不夠的，還必須要輔之以法治。在柏拉圖晚
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圖說到：「……我們就判斷出快樂和痛苦的是非曲直，當它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公共決策來表述
時，它就獲得「法律」的名稱。」[1]這是柏拉圖對於法律所下的定義，他認為法律是一個國家的公共決策。亞里士多德認為城
邦是追求美好德性、實現善的優良團體。[2]德性就是：「即幸福的生活在於無憂無慮的德性，而德性又在於中庸，那麼中庸的
生活必然就是最優良的生活-人人都有可能達到的這種中庸。」[3]對於城邦的治理，他認為需要進行良法之治。西塞羅受到了
斯多葛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他弘揚並繼承了斯多葛哲學的自然法思想，將自然法貫穿到對國家、政體以及實在法的論述之中。
二、法治的前提條件―良法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三個人都已經意識到並不是隨意的頒布法律就可以達到良好的治理城邦的效果，亞里士多德
是第一個詳細地解說良法的人，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是第一個倡導良法的人，因為，從柏拉圖的法治觀點來看，他也已經認識到
了制定法律的程序及目的等各個方面並且注意頒布正確的法律，只是柏拉圖沒有明確地貫上良法的名字。
柏拉圖認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考慮到全面的美德和全面的利益即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在法律制定的內容方面，
應該包括國家體制、刑法、婚姻法、司法、經濟生活以及教育等方面。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良法之治的概念：因此優良法制的一
層含義是公民恪守業已頒訂的法律，另一層含義是公民們所遵守的法律是制定得優良得體的法律，因為人們也可能情願遵從壞
的法律。[4]在此，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除了要被人們普遍服從外還必須保證人們服從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西塞羅
把法律看作是判斷正義與否的尺度，他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法律是否制定得良好並不是看是否是元老院的決
議抑或是人民大會通過的決議，可以看出，三人都意識到法治的前提條件，那就是良法。
三、良法的判斷標准
（一）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善
柏拉圖認為每個立法者制定每項法律的最大目的是善，這個善與戰爭無關，而是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無論是多數人統
治還是少數人統治，都要遵循這個觀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使國家和平，使人民過上富裕的生活，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
的開篇便說到：「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城邦都是共同體，所有的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因為人的行為都是為著他
們所認為的善）。」[5]從中也可以看出來亞里士多德同意法律制定的目的必須要是善才能夠稱得上是良法。西塞羅認為法律制
定的目的必須是為了正義，避免一些邪惡的企圖，使人民過上平等安逸的生活。
（二）法律的制定應該與好的政體相適應
這個標准主要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制定的好壞的標准應該看它是在哪種政體下制定出來的，凡是正
宗政體下制定出來的法律則是良法是民主之法，凡是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則是惡法。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在共和性質的城
邦下制定出來的法律才可以稱得上是良法。
（三）理性是良法的基礎
柏拉圖是這樣表達理性的：「我的好朋友（我們應該說），如果天體和天體里的一切東西的整個運行過程和運動，反映著
理性的運動、旋轉和計算，並且以相應的方式來動作，那麼我們必須清楚地承認，它是最好的一種靈魂，這一靈魂照管著整個
宇宙並且指導宇宙沿著最好的路徑進行。」[6]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一切物體運動的本源，靈魂也即自身的運動，最好的靈魂反映
著理性的運動，他強調立法者按照理性的方式立法，才是一個國家的最好的方式。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的理性觀，他認為
法律應當是不受慾望所影響的理性的體現，理性的法律要求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情感因素。西塞羅則是在法律的起源上引出了理
性，他說到：「法（jus）的始端應導源於法律，因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
度。」[7]西塞羅認為法律應是來源於自然的理性。
四、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啟示
（一）健全立法
我國目前存在著立法比例失衡的現象，經濟類立法比較全面，比較詳細，但是比較之下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管理類
立法就比較缺希。我們現在要在立法工作中考慮全面，在各個方面的立法上注意比例協調，不能夠偏重於一方面而忽視了另一
方面，造成了立法瘸腿的現象，另外，我們要在立法中進一步保證人民的參與，保證立法的中立態度，凡是能夠不交給部委起
草的法律都應該交給人大，或者一個與本部門的利益沒有關系的部門機構去起草，否則的話，立法不容易擺脫部門利益的干
擾，甚至還有部門利益之爭。
（二）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
在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該更加重視法律的正義、公平問題。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至高的善，亞里士多德則進一步將正義
分為「矯正正義」和「分配正義」，西塞羅在自然法思想下強調理性。我國現在在立法、執法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缺陷，主要
表現為立法監督方面不健全，尤其是人民監督這方面選出的代表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意思，在執法方面，主
要是表現在行政執法方面的缺陷，尤其是如何規范城管執法的問題。
（三）及時修改法律以適應當前的社會現狀
法律要與當前的社會經濟狀況相一致，在現代的社會中，就要協調好制定新法和修改舊法的關系，要及時對一些脫離現在
社會經濟狀況的法律條文進行修改，但是，我國目前的法律修改並不及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第一，立法上不夠重視，我國
法律對「法律修改」的規定極少且不系統，我國憲法和法律不僅未對「法律修改」加以定義，而且對法律修改涉及的原則、程
序、制度和形式等的規定都極少，且不系統，從而造成操作性不強甚至無法操作的問題。第二，實踐中，我國的法律修改極少
與法規清理和廢止相聯系，法律的修改往往涉及到與其他法律法規的平衡與銜接問題，因此，要特別注意防止沖突的發生。
（作者單位：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 [古希臘]柏拉圖著.法律篇.張智仁，何勤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
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顏一，秦典華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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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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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盛紅傑.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法律思想解讀.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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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古羅馬]西塞羅著.論共和國論法律.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90

⑷ 民法典被稱為良法的原因是什麼

  作為一部廣泛應用於社會生活的法典，民法典的概念與知識大多來源於生活現實，即便是一些相對復雜抽象的概念與規范，其語言也體現出平易近人的特質。
  「平易近人的特點會讓人覺得民法典『好懂』『好用』，有助於民眾增強法律意識，也體現出立法為民的理念。」青年商事律師、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林耀說，「有理由相信民法典將為老百姓安居樂業提供更多法治保障。」
  此間接受采訪的法學專家普遍表示，新通過的民法典體現了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過程，反映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必將推動中國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更高質量的「中國之治」。

⑸ 運用政治生活回答我國如何才能制定出良法

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必須開門立法，民主立法、科學立法。要充分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有序的政治參與。

加強法制的宣傳、教育，讓群眾知法、懂法、守法，為制定良法創造良好的環境；

加強社會（群眾、媒體）監督，確保不適宜的社會發展的法律能夠盡快的更新，出台新發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

擴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僅是立法機構，而且是最高權力機構，掌握任命行政長官- 總理和司法長官的權力，但不單獨掌握全部立法權，行政機構 - 政府也有部分立法權，在一定范圍內可以單獨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通常規定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國家機關的組織和活動的基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重要內容，有的還規定國旗、國歌、國徽和首都以及統治階級認為重要的其他制度，涉及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

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據，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⑹ 亞里士多德的良法的標準是指什麼

亞里士多德所推崇與追求的良法之內涵，簡言之，即體現正義。他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恰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是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所產生的一種美德。應該說，他繼承和發展了自蘇格拉底以來不懈追求正義的傳統，其法律思想恰是以其正義思想為基礎的。他所說的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事物和應該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認為相等的人就該配給到相等的事物。他對正義內容的詮釋可理解為：一是人們應該接受並服從作為事物的規章；二是指一個人分配所得的東西正是他應當得到的。
在亞氏看來，法律是規章，應得到普遍的服從，執政者要受它約束，被統治者要受它管束，並藉以監察和處理城邦一切違法失律的人們。在法律的權威性這一問題上，與他的老師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的統治相比，亞里士多德更注重法律的地位，為了避免重蹈柏拉圖描繪「最完美的」以及「次優的」國家藍圖的覆轍，他把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視為達致「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更強調法治的完美並力陳人治的弊端。
他所講的正義是同平等連在一起的，甚至可視為同一個概念。他所講的平等有兩類：「一類為數量相等，另一類為比值相等。『數量相等'的意義是你所得到的相同事物在數目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者相等，『比值相等'的意義是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衡稱的事物。……現在的人們大家都承認政治權利的分配應該按照各人的價值為之分配這個原則是合乎絕對的正義的。」可見，根據亞氏的觀點，正義的享有不是數量上的絕對平等，而是根據價值進行分配的相對平等。他所說的正義兼有兩種性質：其一他用於作為統治者而表現其為主人的正義，另一用於作為從屬而又自由的被統治者的時候，表現為從屬的正義。他認為這兩種正義有著明顯的差異，統治者即品質高的人可以享有多些的政治權利，被統治者即品質低劣的人則享有少一些的政治權利。但倘若品質高的人期望得到更多些的政治權利，亦或品質低的人期望得到多一些的政治權利，這又變成不正義了。
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可再分為「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兩類。「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使相互利益等同。
顯然，受亞氏所處時代的限宥，他所稱頌的正義觀並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絕對的平等，而恰恰是一種因人而異的不平等。當然，盡管亞氏之正義存在諸多矛盾，但他對正義的推崇與追求是無可辯駁的。以此為基礎建立的法律思想，雖然不為現代人所接受，但在當時的希臘人看來是無可非議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人們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視得多。如果認為希臘人和野蠻人、自由民和奴隸、公民和被保護民、羅馬的公民和羅馬的臣民（指廣義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這在古代人看來必定是發了瘋。」因此，我們在考察他的法律思想的時候，不應脫離其所處的歷史時期和階級立場，要辨證地思考借鑒其思想中蘊涵的合理內核與精神實質。

二、良法的延伸
除了法律應當符合正義的基本標准外，亞里士多德還從政體、人口、地理環境等方面對良法進行了引申和延展。
（一）他認為良法應是有利於實現立法目的的法律。「凡訂有良法而有志於實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惡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虛名，而真正無愧一「城邦」者，必須以促進善德為目的，」
這就是說，凡是有利於養成公民良好習慣的法律便是良法，否則就是惡法。因為「立法者是憑借使公民養成習慣而使他們好的，而這乃是每一個立法者所希望的，那些沒有做到這一點的人，就沒有達到目的，而正是這一點使得一個好的法制有別於一個壞的法制。」
（二）他指出良法應為相對穩定性與適時變更性的完美結合。為了捍衛法律的權威，必須首先立足於其相對穩定的本性，「人們倘使習慣於輕率的變革，這不是社會的幸福，要是變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則法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點還是姑且讓它沿襲的好；一經更張，法律和政府的威信總要一度降落，這樣，變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許不足以抵償更張所受的損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藝間的比擬並不完全相等；變革一項法律大不同於變革一門技藝。」 但這並不是說法律應是一成不變的。相反，法律應具有靈活性，可以隨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作相應地修改。這些必要的修改不僅不會影響法律的權威，相反會由於它的日益健全而更為人們所信仰。正如他所說：「法律也允許人們根據積累的經驗，修訂或補充現行各種規章，以求日臻完善。」但他同時又提醒人們，即使已經承認法律應該變革時，仍須研究這種變革是否需要全面進行抑或局部進行，而且還應考慮變革是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來執行還是只能由某些人來辦理。
在此，亞里士多德看到了維護法律穩定的重要性，同時又強調了法律變更的必要性，這無疑是他的法律思想中的又一精髓所在。
（三）他闡述了良法應當具備的其他因素。
第一，良法應適合於正宗的政體。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優良的立法家在創制（法律）時必須考慮到每一因素，怎樣才能適合於其所構成的政體。」換言之，人們制定的法律是否是良法應根據政體來判定，凡是正宗政體下制定的法為良法；反之，凡是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就是惡法。因為法律是要根據政體制訂的，法律不同於政體但又決定於政體，法律是政體宗旨的體現，也是政體在法律上的表現。這無疑反映了政體對法律優良與否的評判功能。
可見，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從政體的角度看，法律是有好壞、良惡之分的，而且區別好壞、良惡法律的標准，就是看它所依附的政體是否是優良和正宗的。這就清楚地看出，亞里士多德的良法標准同政體性質也是連在一起的。
第二，良法的制定還應考慮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因素。他認為，「制訂法律時，立法家應注意到國境的大小和境內的居民兩個要素，但一個城邦的政治生活既不能同四鄰隔離，立法家也不可遺忘鄰邦關系這個問題。」他還講道：「凡以政治修明著稱於世的城邦無不對人口有所限制。」「倘使子女生育過多，家產不足以贍養，根據均產原則而製作的法律就不得不被毀棄。」因此他要求，就國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積來說，應當以足以使它的居民能夠過閑暇的生活為度，使一切供應雖然寬裕但仍需節制。
可見，亞里士多德當時已經認識到了國境大小、居民多寡以及國際環境對國家立法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這些觀點與現在人們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理論相呼應，同時暗含了經濟基礎決定法律等上層建築的原理。此外，他還談及了另外一些因素，如財產、居民的品性及民族的特徵等對法律的影響，時至今日，他的這些法律思想仍然具有強韌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參考價值。
他的這些說法，從不同角度闡釋了良法的不同標准和特徵，尤其可貴的是，他把正義視為法律的化身和生命，體現了良法的終極目標和價值追求。由此可見，正義與法律的關系即是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核心。這一點他顯然受到了柏拉圖的影響，因為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曾說過：「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
當然，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由於受到其所處的歷史時代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他不可能科學地概括法律的本質特徵，即法律是國家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這一點在奴隸制城邦國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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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良法和善法的區別

良法和善法的區別：

良法是一個漢語詞彙，讀音是liáng fǎ，指好的辦法，方法。法律上的釋義就是捍衛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維護正義的法律。與之相對應是惡法，惡法就是維護獨裁專制、維護暴政、侵害人權、肆意剝奪人們的自由、損害正義的法律。同樣的法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有人稱之為良法，有人稱之為惡法。

善法，拼音shàn fǎ，指佛學用語，通俗的講就是修善果的方法。出自《管子·任法》：「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

形式上的良法

形式上的良法應具有以下七特點：

一是具有普遍性，即法的規則對主體規定具有普遍性和對行為規定具有普遍性。在這里，普遍性是說法規不是指向特定的人和特定人的行為，即此項立法不是為特點人和特點人群進行的專門立法。

二是具有明確性，即法的規則的條件、權利義務的內容、違反義務的行為和責任規定，都必須是明確的，並且用來表述法的規則的語言、文字必須是語義清楚、含義明確的。

三是具有統一性，即一個國家的法的規則具有整體性、一致性，不應允許其存在相互沖突，一旦發現其中存在相互沖突，則可以依據一種准則來解決這種相互沖突的規則問題。換一種說法，就是在同一個國家中不應該存在「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律」、「一國三律」甚至「一國四律」。

四是具有穩定性，即法的規則在較長時間內的不變性。只有當法的規則具有相對穩定性時，人們才能了解法、按照法的規定進行相互交往和行為選擇。

五是具有先在性，一方面當國家要求人們守法時，從邏輯上看，應是法的規則對人們的行為規定在先，而人們的守法行為在後；另一方面當國家企圖指責一個人的行為並企圖追究這個人的行為責任時，它必須是根據已制定出來的法的規則作這種指責和追究。

六是具有可行性，即法的規則對人的行為的要求必須是人們可以做到的，是符合實際的。

七是公開性，法必須被公布才能被人們所知曉，也只有如此才能被人們所遵從。只有在人們知曉法的前提下，當人們違反法時，國家才能合理地對違法者施加懲罰。法應具有公開性已成為公認的法治社會的法所應具有的最基本性質。

⑻ 如何制定良法

為作為法律價值的重要指向。由於社會大眾心理尤其是價值觀念與法律的契合程度決定了法之實現的質和量,因此,
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還
應將確認和切實保障具有合理性的大眾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實現作為自
身重要的價值目標。當立法者在法之創制過程中注意到上述要素對法律的重要影響並從這一系列要素的內在要求出發時,
就邏輯地使自身植根於現實的基礎之上,從而也就獲得了實現自身的可能性。
其次,
法律的體系結構必須具有確定性與完整和諧性。法律的確定性是指法律應當是肯定的、明確的、具體的,
盡可能排除所有的「彈性」、可塑性乃至任意性。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
普遍的規范。」如果沒有確定性的法,就不可能實現社會關系的統一調整
,就不可能排除主觀任意性,
也就無法保障一個鞏固、穩定的法律秩序。這種法的確定性具體表現為內容和形式的確定性,
其意義在於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模式、標准或方向。通過法律,
人們有可能預見到國家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會抱什麼態度,
亦即人們事先可以預測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於公民明知可以、
不可以或應該怎樣行為,以避免公民守法中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從而促進法律的高效實現。
從法律價值來看，要使法治成為良法之治,
一個必要的環節就是以道德價值體系引領法之創制活動。這不僅因為就一般意義而言,
任何法律都包含著一定的價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價值體系創製法律規范的結果,社會主義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
當然也必須反映和符合這一特點;而且,這也緣於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特殊價值關懷。
首先,任何法律都包含著一定的價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價值體系創製法律規范的結果,社會主義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
當然也必須反映和符合這一特點。就一般意義而言,
任何立法活動都是立法者自覺追求某種價值體系的活動,由這一特點所決定,
雖然就具體形式而言,法律一般表現為授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
但是事實上,法律還包容了人類對自身生活目的和價值理想的情愫記載,
蘊含了一種深刻的法律精神。
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認為:「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制度的制度,
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在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
安全和平
等„„一種完全無視或根本忽視上述基本價值中任何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
」我國學者梁治平先生也認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
法律被人們認為是人生活於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個部分,
它不但能夠被用來解決「問題」,同時也可以傳達意義。它在任何時候都體現價值,並與目的有關。
上述思想家們的言說促使我們思考:法律究竟只是無數命令、規則的匯集,
還是同時包含著發自人類內心的追求;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實,
還是一種充溢著生命的價值?一種失卻了價值引導的法律將會是怎樣,甚至,
是否會有這種法律?生活在這種「法律」之下,人們的命運又將如何?對此,
我們的回答是,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蘊含著一種價值精神。
社會主義法律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行為規范,同樣必須反映這一特點,體現這一要求。
其次,
社會主義法律的特殊價值關懷決定了應該以社會主義道德引領法之創制活動。就應然的意義而言,社會主義法律是全體人民共同意
志和利 益的體現,是對理想的社會生活模式的明確規定,
其本身體現了一種深沉的對人的價值關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這種應然性規定
,乃是一種道德上的定位。這啟示我們,在我國,
法律雖然更多地以剛性的「必須」來規定人們行為的底線,
但其中對社會進步的追求和人的幸福的關懷的內涵卻是極為豐富的。它還啟示我們,
這種具有深刻道德意蘊的法律不是自發生成的,
它是立法者自覺追求社會主義道德價值的結果。要確保我們所追求的法治為良法之治,
就必須自覺地以社會主義道德價值體系引領法之創制活動。
根據以上思路,在當代中國的立法活動中,應將社會正義、
確保公民權利、維護公民自由、營造良好秩序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
尤其要將人
本、人道和人文作為引領法律創制的重要價值體系。所謂人本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就是強調人作為目的以及滿足人的需要、
保障人的權利對於法治的絕對價值。所謂人道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
就是要強調法制應當能夠激發並且引導人類向善的天性,
應當有助於促進社會的有機結合、增進社會成員之間的協作,
應當有助於公民美德的塑造和提升。所謂人文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
就是要強調法制應當是一種文化之存在,尊重人之為人的固有秉性、尊重人之存在的文化內涵、
尊重公民生活的傳統智慧乃法治得以暢行的必要條件。
從法律形式方面來看。良法必須符合程序合法。
只有確保程序的正義，良善的立法意圖才有可能得到實現。
是不是有正當的程序，是法治與人治的一個最關鍵區別。
法治社會
要求必須通過公平的程序來追求公平的結果，正當程序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如果說人治之法僅僅滿足於實體公正的實現，那麼，法治之法則
是以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為雙重的維度來考慮問題，這二者對於法律
正義來說，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會使法律正
義大打折扣，而且，程序公正更多地被置於優先的位階。人治之法所追求的正義時常具有「叢林正義」的特點——執行正義的人以實體
（結
果）公正為壓倒一切的目標，為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正當程序
構成障礙，就可以踐踏過去。法治之法則強調必須以正當程序為前提
去追求實體公正，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考慮就是，歷史實踐反復
證明，一旦正當程序的堤壩被破壞，權力濫用的洪水就難以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實體公正的大面積毀損，
總是在權力被恣意使用時發生的。
目前，在中國范圍內，有三種觀念：第一種叫實體公正優先說。如果
出現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優先實現實體公正。這是一個非常可
怕的觀念，是人治主義的一種表現。第二種觀念就是程序公正優先。
如果真要出現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那就優先保障程序公正，犧
牲實體公正，這是法治主義的觀念。但在中國，只有少數人有這樣的
意識。還有第三種觀念，叫做並重說。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要並重，
哪個都不能犧牲。並重說，不對，但也不錯。但它是廢話，廢話經常
就是既不對也不錯的。所以只能是或者實體公正優先，或者程序公正優先。

有很多人認為，程序公正對於實體公正而言僅僅居於從屬地位，
當兩者不能兼顧時可以「犧牲程序保實體」。這種觀念是人治主義的
表現，也是權力濫用的社會思想基礎。所以，中國社會目前對司法公
正的理解必須大聲強調程序公正的前提性。不允許任何人踐踏正義的
程序去追求實體正義的結果，必須通過公正的程序。如果通過公正程
序不能實現公正結果，那就得犧牲，就得接受這個犧牲，這就是法治的代價。

​您好，答題不易

如有幫助請採納，謝謝

⑼ 政治生活,如何制定良法

為作為法律價值的重要指向。由於社會大眾心理尤其是價值觀念與法律的契合程度決定了法之實現的質和量,因此,
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還
應將確認和切實保障具有合理性的大眾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實現作為自
身重要的價值目標。當立法者在法之創制過程中注意到上述要素對法律的重要影響並從這一系列要素的內在要求出發時,
就邏輯地使自身植根於現實的基礎之上,從而也就獲得了實現自身的可能性。
其次,
法律的體系結構必須具有確定性與完整和諧性。法律的確定性是指法律應當是肯定的、明確的、具體的,
盡可能排除所有的「彈性」、可塑性乃至任意性。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
普遍的規范。」如果沒有確定性的法,就不可能實現社會關系的統一調整
,就不可能排除主觀任意性,
也就無法保障一個鞏固、穩定的法律秩序。這種法的確定性具體表現為內容和形式的確定性,
其意義在於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模式、標准或方向。通過法律,
人們有可能預見到國家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會抱什麼態度,
亦即人們事先可以預測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於公民明知可以、
不可以或應該怎樣行為,以避免公民守法中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從而促進法律的高效實現。
從法律價值來看，要使法治成為良法之治,
一個必要的環節就是以道德價值體系引領法之創制活動。這不僅因為就一般意義而言,
任何法律都包含著一定的價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價值體系創製法律規范的結果,社會主義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
當然也必須反映和符合這一特點;而且,這也緣於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特殊價值關懷。
首先,任何法律都包含著一定的價值精神,
都是立法者依循一定的價值體系創製法律規范的結果,社會主義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
當然也必須反映和符合這一特點。就一般意義而言,
任何立法活動都是立法者自覺追求某種價值體系的活動,由這一特點所決定,
雖然就具體形式而言,法律一般表現為授權性規范、義務性規范和禁止性規范。
但是事實上,法律還包容了人類對自身生活目的和價值理想的情愫記載,
蘊含了一種深刻的法律精神。
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博登海默認為:「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制度的制度,
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在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
安全和平
等„„一種完全無視或根本忽視上述基本價值中任何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
」我國學者梁治平先生也認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
法律被人們認為是人生活於其中的人造世界的一個部分,
它不但能夠被用來解決「問題」,同時也可以傳達意義。它在任何時候都體現價值,並與目的有關。
上述思想家們的言說促使我們思考:法律究竟只是無數命令、規則的匯集,
還是同時包含著發自人類內心的追求;它究竟只是一堆事實,
還是一種充溢著生命的價值?一種失卻了價值引導的法律將會是怎樣,甚至,
是否會有這種法律?生活在這種「法律」之下,人們的命運又將如何?對此,
我們的回答是,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蘊含著一種價值精神。
社會主義法律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行為規范,同樣必須反映這一特點,體現這一要求。
其次,
社會主義法律的特殊價值關懷決定了應該以社會主義道德引領法之創制活動。就應然的意義而言,社會主義法律是全體人民共同意
志和利 益的體現,是對理想的社會生活模式的明確規定,
其本身體現了一種深沉的對人的價值關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這種應然性規定
,乃是一種道德上的定位。這啟示我們,在我國,
法律雖然更多地以剛性的「必須」來規定人們行為的底線,
但其中對社會進步的追求和人的幸福的關懷的內涵卻是極為豐富的。它還啟示我們,
這種具有深刻道德意蘊的法律不是自發生成的,
它是立法者自覺追求社會主義道德價值的結果。要確保我們所追求的法治為良法之治,
就必須自覺地以社會主義道德價值體系引領法之創制活動。
根據以上思路,在當代中國的立法活動中,應將社會正義、
確保公民權利、維護公民自由、營造良好秩序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
尤其要將人
本、人道和人文作為引領法律創制的重要價值體系。所謂人本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就是強調人作為目的以及滿足人的需要、
保障人的權利對於法治的絕對價值。所謂人道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
就是要強調法制應當能夠激發並且引導人類向善的天性,
應當有助於促進社會的有機結合、增進社會成員之間的協作,
應當有助於公民美德的塑造和提升。所謂人文作為法治的倫理法則,
就是要強調法制應當是一種文化之存在,尊重人之為人的固有秉性、尊重人之存在的文化內涵、
尊重公民生活的傳統智慧乃法治得以暢行的必要條件。
從法律形式方面來看。良法必須符合程序合法。
只有確保程序的正義，良善的立法意圖才有可能得到實現。
是不是有正當的程序，是法治與人治的一個最關鍵區別。
法治社會
要求必須通過公平的程序來追求公平的結果，正當程序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如果說人治之法僅僅滿足於實體公正的實現，那麼，法治之法則
是以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為雙重的維度來考慮問題，這二者對於法律
正義來說，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會使法律正
義大打折扣，而且，程序公正更多地被置於優先的位階。人治之法所追求的正義時常具有「叢林正義」的特點——執行正義的人以實體
（結
果）公正為壓倒一切的目標，為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正當程序
構成障礙，就可以踐踏過去。法治之法則強調必須以正當程序為前提
去追求實體公正，之所以如此，一個基本的考慮就是，歷史實踐反復
證明，一旦正當程序的堤壩被破壞，權力濫用的洪水就難以得到有效的遏制，而實體公正的大面積毀損，
總是在權力被恣意使用時發生的。
目前，在中國范圍內，有三種觀念：第一種叫實體公正優先說。如果
出現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優先實現實體公正。這是一個非常可
怕的觀念，是人治主義的一種表現。第二種觀念就是程序公正優先。
如果真要出現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那就優先保障程序公正，犧
牲實體公正，這是法治主義的觀念。但在中國，只有少數人有這樣的
意識。還有第三種觀念，叫做並重說。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要並重，
哪個都不能犧牲。並重說，不對，但也不錯。但它是廢話，廢話經常
就是既不對也不錯的。所以只能是或者實體公正優先，或者程序公正優先。

有很多人認為，程序公正對於實體公正而言僅僅居於從屬地位，
當兩者不能兼顧時可以「犧牲程序保實體」。這種觀念是人治主義的
表現，也是權力濫用的社會思想基礎。所以，中國社會目前對司法公
正的理解必須大聲強調程序公正的前提性。不允許任何人踐踏正義的
程序去追求實體正義的結果，必須通過公正的程序。如果通過公正程
序不能實現公正結果，那就得犧牲，就得接受這個犧牲，這就是法治的代價。

您好，答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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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判斷一國法律是否是良法的主要指標

答：所謂良法,就是法律的制定要有正當性的理論基礎,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義、道德、公平、正當程序、個人權利和尊嚴的理念,並且在現實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貫徹。
良法的指標主要有：
1）良法應是有利於實現立法目的的法律.
2）良法應為相對穩定性與適時變更性的完美結合.為了捍衛法律的權威,必須首先立足於其相對穩定的本性,同時法律應具有靈活性,可以隨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作相應地修改.
3）良法的制定還應考慮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因素.是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而制定的。
4）良法必須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礎之上。即法律必須尊重和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各種民主權利、政治自由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