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法學家白場

⑴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為何獨受青睞

那我們就要明白法家思想到底是什麼？

一、法家思想的本質是什麼學問分為「學」和「術」，學中有術，術中有學，有道無術和有術無道都是不提倡的。學古代也稱道，是諸子百家提出來應對事物的主張、思想。術古代也稱謀，是諸子百家提出來應對事物的策略、方法。法家思想的有「學」，但更多的是「術」，更實用，更方便用來指導操作。毛澤東思想把「學」「術」分別稱為"戰略「「戰術」，並對「戰略」和「戰術」有著系統的論述，有著名的主張「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可見戰術的重要性和實用性。

三、法家的主張更符合當政者的心理

法家主要人物都在秦國從政，嬴政當政之後，韓非子更加受到重用，韓非子主張「刑法」，源於其老師的「性惡說」，認為人之初性本惡，秦始皇的經歷讓他更加認同法家的思想，我們看看秦始皇經歷了什麼？

嬴政從小漂泊居無定所、缺乏愛、沒有安全感、忍受非議、極度克制壓抑自己、母親與多人出軌、認母的情人作父、其母與太監私通生子、遭受母親的背叛和謀殺、厭惡痛恨女人、商人。秦始皇所遭受的一切經歷讓他更加認同法家的主張。

⑵ 姚建宗的榮譽和獎勵情況

2015年《法學研究及其思維方式的思想變革》獲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二等獎；
2014年被評為遼寧省高等學校攀登學者（第六批）；
2014年《法學研究及其思維方式的思想變革》獲吉林省第十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2013年《法律的政治邏輯闡釋》獲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三等獎；
2010年度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理論體系研究」任首席專家；
2009年4月第一屆吉林大學「匡亞明特聘教授」；
2008年《法治生態環境》榮獲第二屆錢端升法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2008年被評為全國「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活動最佳宣講獎；
2006年入選國家人事部等確定的全國「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2006年，榮獲第五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
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並獲得資助；
2005年「法學理論教育創新的研究與實踐」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
2004年12月，「法學理論教育創新的研究與實踐」，吉林大學2004年優秀教學成果獎特等獎；
2004年12月，「法學理論教育創新的研究與實踐」，吉林省2004年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
2003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頒發的「第一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國家級教學名師獎」）；
2003年，《生活的場景與法治的向度》，司法部2002年法學教材和法學科研優秀成果獎優秀獎；
2001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獎勵；
2001年7月，「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教學改革」，教育部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
2001年4月，「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教學改革」，吉林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2001年1月，《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獲吉林省第5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二等獎；
2001年12月，《法律與發展研究的理論傾向》，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二等獎；
2001年1月2日，《法治與良知》，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二等獎；
2001年1月2日，《法治的多重視界》，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二等獎；
2000年12月7日，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校青年教師項目獎勵；
2000年7月19日，被評為東北地區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1998—2000年度優秀編輯；
2000年3月，《國外政治發展研究述評》，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論文優秀獎（最高獎）；
1999年12月，《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第六次優秀著作獎專著優秀獎（最高獎）；
1999年11月30日，榮獲第二屆「全國十大傑出中青年法學家」提名獎；
1999年8月14日，《法律與發展研究導論》，1998年度吉林省長白山優秀圖書一等獎；
1998年12月，《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蘊》，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法學論文二等獎；
1998年1月，《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蘊》，吉林大學199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特等獎；
1998年1月，《法律制度構造論》，吉林大學199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二等獎；
1998年12月，因「八五」以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中成績顯著而獲獎；
1996年1月，《「法治經濟」解析》，吉林大學第四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獎優秀論文獎；
1993年11月，《略談法的價值與我國社會主義法的最根本價值》，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第三次優秀科研成果獎優秀論文獎。

⑶ 小學生怎麼寫百家法學家百場報告會的觀後感

組織推動百名法學家百場報告會法制宣傳活動，深入開展法治宣傳回教育，就是要把答「雙百」活動放到全面依法治國大局中來謀劃，努力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聯接 「四個全面」的紐帶，助力「四個全面」 協調推進。
在各級宣講對象中進一步掀起學習貫徹全會精神的熱潮，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推動法治宣傳教育常態化、長效化，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以法治精神凝心聚力，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上不斷見到新成效。

⑷ 儒家 道家 陰陽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縱橫家 雜家 農家 各講的什麼啊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作品：《道德經》、《莊子》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4.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作品：《韓非子》
5.名家,代表人物：鄧析、惠施、公孫龍、慎到和桓團。作品：《公孫龍子》
6.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
7.縱橫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主要言論傳於《戰國策》
8.雜家,代表人物：呂不韋
9.農家， 農家代表:許行
10.小說家，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道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又稱「道德家」。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老子以後，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創始人為墨翟。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名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從事論辯名（名稱、概念）實（事實、實在）為主要學術活動而被後人稱為名家。當時人則稱為「辯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陰陽學說認為陰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兩種對立和轉化的力量，可用以說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原素組成，其間有相生和相勝(葜)兩大定律，可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鄒衍綜合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的屬性釋為「五德」，創「五德終始說」，並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
《漢書·藝文志》著錄此派著作二十一種，已全部散佚。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屬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齊俗訓》、《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保留一些陰陽家的材料。

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游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
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縱橫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雜家是戰國末期的綜合學派。因「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漢書．藝文志》及顏師古注)而得名。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雜家著作集。

農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注重農業生產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記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提出賢者應「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表現了農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此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注意記錄和總結。《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

小說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採集民間傳說議論，藉以考察民情風俗。《漢書·藝文志》雲：「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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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的局面發生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至漢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學術觀點的有189家。漢代史學家將它們分門別類，歸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和小說家。在這10家之中，雜家、農家、小說家所討論的問題很少涉及哲學。後人把小說家以外的九家，又稱為「九流」。所謂「十家九流」就是從這里來的。
後人將相互論戰，及學術上的繁榮景象，稱為「百家爭鳴」。在這10家之外，對《周易》的研究當時已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哲學，可以稱為易家；對軍事和兵法的研究當時也已形成了一種含有豐富哲學思想的學說，可以稱為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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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為什麼會出現百家爭鳴?
社會轉型期，沒有統一的思想信念，沒有統一的理想觀念，沒有統一的國家制度，沒有統一的價值觀念，當然可以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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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爭鳴在秦之後不再出現的原因是什麼？
大一統，漢朝獨尊儒術，隋唐的科舉(考的主要是儒家的東西)
在元朝的時候，也獨尊儒術，但不徹底，出現了先秦的味道，所以元朝統治97年,卻有很大的文化科技成就
回

⑸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什麼意思

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在國內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國外沒有實力相當、足以抗衡的國家和來自國外的禍患，這樣的國家就常常會走向滅亡。

出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選自《孟子·告子下》），原文選段：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譯文：

一個人，常常發生錯誤，這樣以後才能改正；在內心裡困惑，思慮阻塞，然後才能知道有所作為；別人憤怒表現在臉色上，怨恨吐發在言語中，然後才能被人所知曉。

如果一個國家，在國內沒有堅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佐君王的賢士，在國外沒有實力相當、足以抗衡的國家和來自國外的禍患，這樣的國家就常常會走向滅亡。

(5)百名法學家白場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孟子作為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主張國君實行「仁政」，要與民「同樂」。

孟子的思想學說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對話體著作。此文選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戰國時期，戰亂紛爭，一個國家要想立於不敗之地，要奮發圖強，不能安於現狀、不思進取。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作者簡介：

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軻，字型大小不詳（子輿、子居等字表皆出自偽書，或後人杜撰），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

戰國時期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僅次於孔子，與孔子並稱「孔孟」。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

韓愈《原道》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為「亞聖公·樹宸」，尊稱為「亞聖」，《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倡導「以仁為本」。

代表作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富貴不能淫》和《寡人之於國也》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中。

⑹ 商鞅、申不害、韓非之間的思想有何異同誰更能代表法家呢

商鞅、申不害兩人各有側重點，而韓非子則是後世公認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如果說誰是法家代表者，那麼商鞅是實踐派的代表，韓非子則是理論派的宗師。

而在其後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上，韓非子的理論被歷代帝王採納，即使漢武帝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實際上被他用來治國的仍是法家的套路，只是多了個仁義、道德的外皮而已。因此，商鞅、申不害、韓非子三人，可謂是封建制度的奠基人。

⑺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的六百字作文六百字！

在寫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來解釋一下何謂「諸子百家」，雖然這樣做顯然有點多餘，不過為了能更好的表達我的文意，我只好給它下個個論了。

諸子百家應該指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士」階層。所謂「士」，他們的身份盡管各有不同，但活動的基本目的大都是為了鞏固統治者的地位。可是「士」階層中，大多是統治階層中下層的知識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貧賤，因此和人民還是保持著一定的聯系的。他們對歷史的動向、社會的矛盾有比較敏銳的觀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強大，因此在他們的言論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要求。他們代表著不同統治階級的利益，提出許多中心問題，例如統治者與廣大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把社會引向何方的問題等等，開展了熱烈的爭辯。他們游說諸侯，提出各種政治主張；著書立說，總結社會斗爭經驗，相互辯論，形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在相互攻擊中，由於不同學術思想的相輔相成、相生相長，共同促成了各種學說的發展。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記錄這樣復雜的學術思想的任務了。為了更好的表達這種復雜的學術思想，使她更具有說服力，文學語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發展……

正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社會條件下，學術思想勃興，諸子的散文有了突飛猛進的蛻變。

由於時代久遠，現今流傳下來的著作似乎不多，遠遠沒有百家之說。就我所知有：《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其中又以《論語》、《孟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具有代表性。（老子的學說《老子》以及以呂不韋為首的《呂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論。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僅僅敢對前三部頻頻亂點，至於後三部只是窺獵而已。）

《論語》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們尊崇至今的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人。第一個創立儒家學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仁」。（對此，好象現今的知識份子是褒貶不一的）他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說：「仁者，人也。」樊遲問仁，他答以「愛人」。又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他反對橫征暴斂，認為「苛政猛於虎」。但他又把這「仁」具體化到體現君臣、人倫關系的「禮」上去，因而又有了極大的局限性。

《論語》是孔子的弟子和後學者記錄孔子的言行片段。內容幾乎無所不涉，包括哲學、政治、教育、時事等各個方面。《論語》當作理論文看，是一種萌芽；作為語錄看，又是一種典範。《論語》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在語言上。它的風格雍容和順，簡練含蓄，沒有戰國時代文章的鋒芒。這是由於孔子的時候，還沒有戰國時代那樣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著書辯論的風氣。所以說，文化與時代背景是緊密相連的。

《論語》的語言特點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較復雜。首先，由於孔子豐富的社會實踐，多方面的文化修養，使他在《論語》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體的格言。這些格言，含義豐富，概括了很多寶貴的生活經驗。象：「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當仁不讓於師。」「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則不達。」等等。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句子，確實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以才使人覺得親切具體，對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其次，《論語》語言口語化，有幽默風趣，富於啟發性。表現了孔子循循善誘的長者風范。對於同一個問題，因為問的人不同，時間場合不同，孔子往往從各個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實在是做的很出色的。（這點恐怕不會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語言的修養，最善於運用語氣詞。《論語》中不少語句，富有詩意。常常能用一兩句話概括極為復雜豐富的內容，意味深長，能引起人對現實的聯想。象「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對堅強性格的頌揚，給人以進取力量和美的感受。後來中國的詩畫常取松柏作題材，寄託詩人不向現實妥協的感情，這是多少受了《論語》的影響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更具有詩的意境。讀來不免擴大了眼界，開闊了胸襟，引起我們很多對古往今來人生世界的聯想，也表達了孔子對現實生活的熱愛。

另外，《論語》里還有一些極為簡單的小故事，以生動的對話和行動，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鮮明精確，費筆不多，卻耐人尋味。如《子路、會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不過二百多字，描寫了五個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養。（很難想像現在要我用不到兩百的篇幅來如此生動的描寫這樣五個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於孔子在文化上的貢獻，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為與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贅言。

接著談談《孟子》。孟子名柯，字子輿，戰國時鄒人。是孔子後的一個儒家大師。由於時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張都比孔子積極鮮明，富於戰斗性。《孟子》文章的風格，鋒芒畢露，感情強烈，有戰國時縱橫家的氣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但仍處於理論文的發展階段，基本上還是對話語錄體。

孟子的時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強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這么一個列國間混戰最激烈的時代。當時貧富極為懸殊，所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孟子：梁惠王》），就是當時兩種生活的對比。統治階級完全不顧人民的死活，為達到他們的所謂：「大欲」，進行著連年不斷的戰爭。孟子此時就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了，自比周孔。他說：「如欲賓士天下，舍我其誰也」。鋒芒盛極一時。他從政的熱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樣是失敗的，其原因亦同司馬遷所說的「迂闊而遠於事情」，所謂「持方柄而欲內圓鑿，豈能入乎？」（我個人對孟子其人不是很贊賞，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後的成分很明顯，如：「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都是。他強調性善，企圖從愛出發來建立唯心哲學體系，模糊了階級對立的實質，後來被統治階級用來欺騙人民，起了反動作用。）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實現時，和學生一起寫成的，所以文章充滿感情，憤世疾俗，嬉笑怒罵，大有山摧河決不可阻擋的氣勢。《孟子》文章的特點約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強烈的戰斗性和巨大的諷刺力量。對於所厭惡的人，總是不遺餘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梁惠王》）寥寥幾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厭惡心理都表達的非常真切。

構成《孟子》散文氣勢的又一特徵，是他靈活多樣的辯論方法。他往往能根據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邏輯的發展，揣摩對方情況，控制主動，把握辯論方向。或開門見山，單刀直入；或虛設實擊，先擒後縱；或先來個小小的迂迴，造成蓄勢，然後展開攻擊，緊迫不已，表現了孟子的機敏和智慧。（也可以理解為孟子其人心胸狹隘，得理不饒人）如「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來的。常說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確實體現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道理。

其次，善於運用比喻，巧妙、確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體化，增強讀者的印象，加深讀者的理解。例如：「緣木求魚」、「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經是我們今天經常使用的語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於刻畫人物，可以看作是後來小說的萌芽。如齊人有一妻一妾、陳仲子哇鵝肉、宋人撥苗助長等，不論是說明一個道理，揭發批判一種現象，都很深刻，有認識價值，也有美學意義。其中，對人物行為，心理的描寫很細致傳神。

孟子文章對話體較多，但於對話當中，往往順別寫一下人物行動，使文章變的靈活起來，從而加深了讀者對文章的理解。而《孟子》的語言，不但有氣勢磅礴的一面，也有詼諧風趣的一面。

最後一點，是孟子語言的鼓動性，很容易煽動人們的情緒。可以說，孟子是個文人，更是個政治家，縱橫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說明問題的。

孟子的社會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響卻比《論語》大的多，尤其是在氣勢和戰斗性這一點上。唐以後的古文家就我看來，幾乎無不喜愛學習《孟子》散文。

莊子名周，宋國人。（我個人最偏愛的古人之一）

《莊子》一書共三十三篇，內篇七篇大體上是莊子的親筆，外篇，雜篇系莊子的門人或或學所作。整部《莊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風格基本上還是一致的。

莊子出生在一個社會矛盾極其尖銳復雜的時代，他自己是一個窮困潦倒的知識分子，親身經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統治。莊子憤世疾俗，對現實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他說：「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備，奚可得邪？」（《山木》）「方今之世，僅免刑焉。」（《人間世》）他還尖銳的指出：「竊鉤者誅，而竊國者為諸侯。」（《人間世》）真是一語道破了社會的實質。而他對於世俗之徒，追逐富貴權勢之輩，也加以無情的嘲罵。對於趨勢應世的學問，莊子也加以諷刺，特別是對於「俗儒」、「賤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這些都是我認為都該給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極的一面。他一方面對現實極為不滿，另一方面卻又極力尋求內心的調和和自我麻醉。他以為以道觀之，無所謂生死、存亡、榮辱、是非、善惡之分，幻想一種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樸鄙的「同與禽獸居的生活。這些思想雖然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個人並不覺得有什麼過激，畢竟他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歸己身，不會對他人造成什麼傷害和影響。說白了，你可以就當他有點書獃子氣，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絕對不值得人民大眾對他批判。（呵呵，好象離題了）

《莊子》的論說文學真有「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之威，其論辯罕以邏輯力量取勝，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變化多端的議論取勝。他的論說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讀了贊嘆不已，就連對手也不得不自慚形穢，屈服在其天才之下。《逍遙游》、《齊物論》、《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莊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來作文章的。他善於把各種事物人格化，使一切東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烏有先生。《莊子》寓言的特色是想像的奇幻和無比的豐滿。而莊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諷刺力量。

《莊子》中膾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龜等等。這些都表現出莊子對事物觀察的細致和想像力的豐富。

莊子之駕馭語言，逸筆妙致，姿態橫生，可謂無往而不勝。

《莊子》比喻總是十分大膽而富於創造性，如：「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逍遙游》）《莊子》文章流暢、有節奏感、駢句很多，又用的很極好。

後世隱逸詩人，山水田園詩人都頗受他的影響。在我看來，《莊子》實在不亞於當時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獵未深，只好匆匆帶過。

墨子，魯國人，生當孔子之後和孟子之前。主張兼愛，反對戰爭，反對禮樂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對立的一大學派。墨家重質，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們的文章在理論文的發展中，卻有著很重要的作用，開辯論文之先河。

《墨子》一書是墨子及其弟子、後學所作。其文章邏輯性及說服力都很強，善於運用具體的事例說理，如《公輸》、《兼愛》、《非攻》等篇。他的文章是從實用的爭論進而到概括性的辯難，代表了說理文的一個進展，不過墨家學說，漢以後好象就逐漸消失，其影響也不算大。

荀子名況，戰國趙人，活了好象有百歲上下，一生從事政治教育活動和著書工作。荀子是戰國末年最大的儒者。他也主張尊王道，舉賢能，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稱霸力，法後王，提倡性惡論，又和孟子相反。他的文章表現了高度的組織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辭藻豐富多彩，語言簡練明確，如《勸學》便是很好的代表。不過從說理文來講，不論語言、結構都沒有什麼創造性的發展。

韓非，荀子的學生（為荀子另一個學生秦國的李斯所殺），天生口吃，但善於著書。有愛國思想。曾屢勸韓王行法、術，不聽，憤而著書十餘萬言，結果大受秦王賞識。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統一的要求，擺脫了一切舊思想的束縛，把刑名、法、術、勢四種思想結合起來，構成統一封建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思想體系。

他的文章風格，嚴崤峻刻，乾脆犀利，體現了法家的特點。他是先秦諸子說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論文到韓非，可以說是已經完全成熟了。

像《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幾篇，其辯論的方法，別家倒也有用過的，但是，絕對沒有人能像韓非這樣有氣魄的，你能想像整篇都用這一種形式「或曰」「或曰」地講下去是什麼效果嗎？他不但不讓人覺得單調，而且說理性很強，這也是說理文的一種發展。

總之，春秋戰國的諸子散文不僅本身有著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響著後來的歷史家、古文家、詩人等，其源遠流長，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淵海。

⑻ 為什麼墨家,法家,縱橫家會在中國沒落

本來游說諸侯的風氣，並不源自戰國，在春秋戰國之交已經有孔、墨倡之在先；但他們猶在「興滅國繼絕世」或「存小國之禮」的形勢之下，或主張「以禮為國」，或主張弭兵「非攻」，還沒有如後來縱橫策士的那樣風氣。到了戰國中葉，孟子就有「處士橫議」之譏，而和孟子同時的張儀惠施也都先後說梁惠王，故史記孟荀列傳說：「孟軻，……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戰國中葉以後，文學之士起自田畝市廛，大都自稱「賤人」、「鄙臣」、「微芥」、「羈旅之臣」，「躡蹺擔簦」而顯於諸侯，受封受土。他們或號稱「智士」，或被推崇為「智囊」（樗里子），以左右時局，翻雲復雨，於是身榮名顯，「貴極富溢」。這種風氣如韓非子所說「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這里所謂文學之士，即指出言談不勞動而取得富貴的人。或又如蘇秦不從習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釋本而事口舌」（史記蘇秦列傳），以取尊榮；更如呂不韋本來是「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的商業資本家，反認為做商人利不過百倍，不如立國定主，其利無窮，舍本行而作「奇貨可居」的大買賣。 我們由此知道，所謂縱橫策士的支配風氣，約在戰國末世。說苑所記荀卿痛惡縱橫游士（見前引）以及韓非子斥責不事耕戰而僅以說干主之人，可為佐證。蘇秦其人，現考大有問題，大約合縱之說，在戰國末年是六國抗秦的一個原則，主張者並非一人，後人才把此一原則認為一大發明，推歸於蘇秦，司馬遷便早說：「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史記蘇秦列傳）至於連橫之說，後人也歸功於張儀，而司馬遷則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史記張儀列傳）我們不必認為有了鬼穀子的秘傳，才有縱橫弟子橫議天下。還是司馬遷說得好：「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顧亭林日知錄周末風俗條，值得參考。他說：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 所謂「邦無定交」，正是戰國末葉的特徵，這原因歸結於氏族制的破壞，歷史不再由宗子支配，而走向「以富兼人」，然這也要在如秦、楚之國內部條件能夠消化其他氏族的時候，才打破了「存小國之禮」，借耕戰而兼並。所以春秋霸主的盟約還有其相對的神聖性，而戰國諸侯的「人質」便成了危機的標幟了。在這樣氏族紐帶正遭割斷而地域財富的代表階級稱雄之時，權利義務在國際范圍內就要改觀，強者兼人而弱者圖存。因此當時的外交關系的外部條件被人看得超過於內部條件，似乎只要講求好了與國或敵國的權利條約，就可以生存發展，於是機會主義的心理栽植於君臣之間，使游士食客取得了發言的地位。實在講來，內部應該是「盡地力」，外部應該是講謀策，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由於當時政治風雲不能不著眼在外部關系或各國的不平衡發展，這便使所謂謀策在均衡力的破壞與重建之間尋到均衡論的機械力的對消關系。 所謂「士無定主」，說明了國民階級脫出氏族的羈絆，不再是「工商食官」了。隨著商業交通的發達，所謂「多財善賈」，所謂「車同軌」，國際間宗族的鴻溝便在貨幣行軍之前填平（這自然是適應於廢井田開阡陌的土地關系的），使當時親親尊尊的禮制在經濟城市建立之下趨於崩壞；於是一群被新現實教養的國民，必然代替無能的舊貴族，而脫出舊氏族的國籍，不別親疏，惟智謀是尊。策士是以富貴名位之取得為條件的，如果沒有財富商業的關系交流於七國之間，那麼縱橫家的國際政治買賣是難以想像的，故當時「販賤賣貴」的交換關系就反映為謀詐任權的策士思想。這樣看來，他們是代表著古代的商人階級的利益，請看下面一段呂不韋的話：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戰國策秦策） 就是這位大賈呂不韋，後來說秦成功，果然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家僮萬人。就他佔有家僮而言，他是一個奴隸主，但就他「食戶」而論，他已經具備了封建主的條件。 商業資本必然伴同著高利貸資本，這在希臘古代更有特別的地位，中國到了戰國末年自然也不例外。史記戰國策齊策記載著私家富累萬金的孟嘗君，就是一個高利貸主： 「馮歡……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馮歡（謂孟嘗君）曰：……『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史記孟嘗君列傳） 假定馮歡收債息十萬只做了酒食宴客之費，而大部分利息則只有另想辦法的話，那麼，十萬之數至多不過占利息的十分之一，全數當在百萬以上，推算其本錢恐在千萬之譜，足以稱得上一位高利貸主，剝削得「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有逃亡的危機。孟嘗君在失勢時，食客皆去，其後復位，深恨食客之無常，有辱客之意，這位姓馮的說服他，就用了商業高利貸意識的一套理論，如史記所記： 「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平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不足以怨士。」（同上） 利潤與利息的意識，反映到政治生活，正貫注了策士的作風。所謂朝秦暮楚，並不能從信義墮地來解釋，而是商業投機的市民行為在周末政治上的觀念證件而已。因此，策士活動頗與故舊貴族之無故富貴不同，而一如自由交易，合則結變，不合則去而之他。如樂毅棄燕歸趙，報書燕王說： 「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戰國策燕策） 「論行結交」的君臣關系，還沒有後世封建天定之義。「立名之士」好像拿他的智能辯說出賣，「成功之君」好像識貨的購主，交易而成，結為君臣，交易不成，離為路人，這好像完全在一種經濟關系的等價交換上論行結交，這裡面不過把普通商業行為還元到富貴交易上面罷了。 因此，在這樣關系之下，人君就可比為買玉的賈人，看他識貨不識貨，就能判定他明與不明，下面是一段材料：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眩於名不知其實也。』」（戰國策秦策） 同理，「策士」這一名詞，就成了難以再生產的寶玉。大家都求善價而沽，當做商品出賣於列國諸侯，只要貼上寶玉的商標，就與和氏之璧一樣為列國所爭取了。下面也是一段材料： 「蘇代偽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厚處之。」（戰國策秦策）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賢」字改成價格的「價」字，不更明了了么？這樣例子很多，不勝引證。當時把道德律還元而為交易評價律，可以說是極其普通的。例如忠孝觀念在縱橫家的思路里，就是利息觀念的引申。任職於一國而接受別國重賄的人臣，似乎是最不忠的逆臣，但人君問他是否受某國重賄時他竟直認不諱，並說：這有什麼關系？對於你的大事並無不利，而我可以得點好處，何樂而不為呢？居然這位人君答曰「善」。下面我們再引用陳軫的例子作證。張儀忌劾他，欲他離秦，對秦惠王說他想跑到楚國。秦王問他是否有此意向，他說： 「『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為臣。賣仆妾售乎閭巷者良仆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必之也。』」（同上） 這是一個詭辯，問題在大前提假定忠孝是可以出賣的。然而這在戰國末葉賢君賢相的腦海里，好像並不以為反常。甚至有人把政治商業看得更比呂不韋投資還要捷徑些，完全採取賭博的方式，賣空買空。張儀曾說他有一張嘴在，博取榮貴便無問題。蘇秦曾把賭注押在秦國，沒有獲中，便又把賭注押到齊國，居然取得六國相印。策士們有時本來是一手雜牌，但絕不認輸，在大王面前最後常能用性命投機拿死在面前表示有「同花順」在手，於是就能博得富貴。因為「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豈可忽乎哉！」（同上蘇秦語） 機會主義是有理論前提的，所謂「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一切立國的條件皆建立在機會上面，得機便成堯、舜，失時便成桀、紂，這是他們的口頭禪。 二 縱橫家的思想學派性，頗相似於希臘的詭辯派。從他們誤用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為人們解決困難的問題看來，其思想脈絡是相同的。惟中國古代的縱橫家游說的對象偏重在國君，而希臘古代的詭辯派則偏重在一般的市民。這是因為西洋文明史一開始就以地域財富為單位，而財富的人格化者是「國民」；中國文明史則走了維新路徑，財富的人格化者是「宗子」，戰國末年才在氏族貴族的破衣中產生了國民的大變革運動，而兼並者仍然不能脫去氏族桎梏，所謂「以富兼人」也並非表裡如一的純國民式的。 縱橫家和法家不同，法家的重點針對了社會內部的中心問題，主張土地財產國民化的法制，反對富貴尊卑天定的氏族宗法制度，而縱橫家不然，他的重點針對了均衡勢力的運用，把問題中心移向力的矛盾與抵消，故國際的外交敵與關系便成了解決時務的不二法門。戰國策中所謂「為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豈用強力哉？」因此，策士常把注意點擺在外交力量的排拒與結合方面，例如： 「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也，其用者過也。」（齊策）策士把時勢力量的機械均衡放在時中的地位，例如：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成事者寡矣。」（同上） 縱橫家與名家在辯說方面是有血緣關系的，如公孫龍曾與鄒衍辯於平原君之門，又如惠施說魏趙諸國。惠施好像更注重計策之所以然，而不僅言其當然，他反對以魏合於秦、韓，他說： 「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群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群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魏策） 然而縱橫家更是時務主義者，他們把轉禍為福、轉危為安的國勢變化，看得非常容易，惟一的先決問題便是主觀至上的謀策。只要詭詐得售，一切現實都可以由一個智辯者任意翻改，這叫做策略決定一切，其中毫無客觀原則性。他們依此便「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反復於國際之間。如果沒有策略，便是「無妄」。例如：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楚策）反之，策略決定一切的前提，是策士的普遍思想，陳軫說： 「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秦策） 蘇代說： 「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燕策） 所以縱橫捭闔者好像把天下事的得失禍福都能運用於主觀的一心，如張儀被人恭維作「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沖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齊策） 復次，縱橫家的辯術，主要採用的是邏輯上所忌的法吏誘人法。他們和諸侯執政者的問答法，總是誘人深入自己所假定的前提之下，然後迫之承認合乎自己目的的推論，不管前提怎樣有問題，這前提總是伏在對話者間的心理中不能懷疑。 例如個別類例是特稱的命題，而縱橫家常列舉些例子，作為全稱的命題，立為前提，然後誘人承認合乎自己所欲得出的結論。蔡澤欲應侯把相位讓他，應侯自然不肯，蔡澤說服他的道理，就是使用上面所講的推論方法。他舉了一些功成名就而善讓得有善果之人物，又舉了一些功成名就而不善讓不得善果之人物，隨即以特稱肯定代替了全稱肯定，他的大前題是，凡成功而終其年不夭傷的人都善讓；他的小前提是，應侯是一個功成名就而欲終其年的人；故結論是應侯必須讓位。 這一推論方法，極其普及於縱橫家之間。例如有人要取得國君的信任而不遭疑忌，便拿曾參殺人，告其母三次，母亦懷疑的例子，反面得出取信的結論。有人要使國君聽謗議而不信私譽，便拿親近者美我乃出於私畏，或有所求的例子，反面得出聽諫的結論。這種推論非常簡單，在邏輯上是「以偏概全」的謬誤方法。除了這種方法，他們又常使用兩刀論法，即兩面皆有理的說法，如燕國弱小，對於秦、齊、楚、韓、魏，敵那一國都不合理，附托於那一國都合理，因此蘇代說燕王：「凡天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燕策）這就是一種兩刀論法，實際上是從謬誤的邏輯推理立論的，正如希臘古代的一個故事，因為先有「凡教人打官司必勝訴」的詭辯前提，於是當師徒之間打官司時，徒弟便對先生說：「不給你束修；你勝訴了我亦勝訴，你敗訴了我亦勝訴」，這也是兩刀論法。 最後，縱橫家的行事，頗能發揮老、庄的游戲思想到政治的「揣摩」上面。他們常引申老子的「虛」義，變成虛詐的謀策，引申老子的「幾」義，變成機會的運用，甚至巧辯於有無之間，而企圖為窮士進身。例如： 「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東周策） 他們效法莊子的寓言，在製造史例有窮時，就托為寓言，以傳會事理，其例甚多，如孟嘗君欲聞鬼事，蘇秦便乘機拿寓言說他，止他去秦，故事如下： 「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之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齊策） 世稱縱橫家出奇策異智，「扶急持傾」（劉向語，見校戰國策書錄），實則這種謀士智囊，正是詭辯者的實際活動，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沒落時期的一種是非黑白任意造說的一面，宋曾鞏頗說出縱橫家的辯說觀點，他說： 「戰國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元豐類--戰國策目錄序） 我們以為縱橫思想是時務主義熱中的老前輩，這在中國史上一直到近代政學系的政客還繼承他們的詭辯思想的傳統。 法家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鑒、利用。 墨家墨翟,春秋戰國之際魯國人,做過宋國的大夫。 他早年受過儒家思想的熏陶，後來「背周道而用夏政」，拋棄了儒家學說，創立墨家學派。現存《墨子》一書,其中有的直接記載了墨翟的思想和活動，有的則是戰國末期墨家學派的著作。墨子自稱「賤人」，當過工匠，接近「農與工肆之人」。他的門徒大多來自社會下層，他們結成一個嚴密的團體，有嚴格的紀律，成員必須嚴格遵守墨子的思想原則。 墨家學派的主要思想體現在十大主張： 「兼愛」。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實行普遍的、無差別的互相友愛。墨子認為天下的一切禍害皆起於人們之間「交相別」,即親疏遠近，彼此利益之別。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須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以易別」。所謂「兼相愛」，就是「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為一。這樣，「為彼，猶為己也」，就會彼此相愛，從而達到「交相利」。 「非攻」。他把非正義戰爭稱為「攻」，反對侵略和掠奪戰爭。墨子認為發動掠奪戰爭是一種極不正義的犯罪行為，給個體勞動者帶來巨大的危害。戰爭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會才能得到安寧。歷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體現了他的主張。 「尚賢」、「尚同」。「尚賢」，就是尊重、重用賢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同」就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而天子則尚同於天，這樣，整個社會也就達成統一了。怎樣對待人才才算是「尚賢」？墨子說,這有三個根本的辦法（「三本」）。那就是：要在政治上給予他們尊貴的爵位，要在經濟上使他們享受優厚的待遇，還要給他們發號施令，決斷事務的實際權力。這叫做「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墨子還提出「賢」的基本標準是：有力氣的要幫助別人,有財富的要救濟別人，有知識懂道理的要教導別人。 「節用」、「節葬」、「非樂」。墨子反對貴族的鋪張浪費，主張「節用」，他說：「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民利」是用財的標准；加費而又加於民利的事是可以作的；加費而不加於民利的事是不可以作的。他批評「當今之主」「暴奪民衣食之財」，結果是「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墨子還主張「節葬」，反對儒家所鼓吹的厚葬。他認為當時流行的厚葬久喪，使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被埋葬，使能夠從事生產的人長期不能參加生產,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這於國於民都是不利的。墨子還用同樣的理由來「非樂」，反對音樂，認為音樂的盛行妨礙男耕女織，「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應該禁止。他指出,當時「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而貴族們鳴鍾伐鼓，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加重這些災難。 「非命」、「天志」、「明鬼」。墨子批評當時的天命論，認為王公大人所以努力聽獄治政，是因為他們知道「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官吏們所以努力辦公收稅，是因為他們知道「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同樣，農夫早出晚歸，努力耕種，婦女日夜辛苦，紡紗織布，而不敢怠倦，是因為他們知道「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強必暖,不強必寒。」因此,他認為「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之言也。」是說天命論是統治者們編造出來愚弄人民的，如果相信它，便要受苦了。墨子「非命」，強調「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這反映他所代表的平民小私有者重視物質生產以及對貴族們過寄生生活的不滿。但是，這一階層經濟上政治上十分軟弱。墨子一方面反對天命，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在他看來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是衡量人世間一切言行的尺度。他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天志的具體內容是要求人們兼相愛、交相利.他說：天希望「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順著天的意志去做，必得賞；違背天的意志，必得罰。 品位墨家思想，它所崇尚的是：平等、博愛、大度、奮進、競爭、節儉、守紀律、注重自然科學。現代西方思想與其中部分思想很接近。墨家理論更適於共和社會及國際競爭社會。因此在春秋戰國時代，它是超過儒家的顯學。但在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時期，其「非天命」的思想使其受到了冷落。而且，相對儒家，墨家顯得平俗而不夠深厚、豐富。

⑼ 好律師獵律網創始人趙憲明參與主編的《建設「法治中國」有突出貢獻百名法學家》，都有哪些人專家委員

「好律師」作為編委會委員單位，好律師創始人：趙憲明先生為編委會委員；參與出版《建設「法治中國」有突出貢獻百名法學家》一書《影響中國法治建設進程的百位法學家編委會》由法學泰斗李步雲任主任，江平： 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張文顯：中國法學會專職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為顧問；委員為：
李林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
王利明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
趙秉志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原則
卞建林 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
馬懷德 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
韓大元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
莫紀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吳玉章 中國法律史學會會長、前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副主編
黃進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沈四寶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法學研究會會長
何勤華 中國外國法制史學會會長、前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
顧功耘 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
卓則淵 中國法理學、行為法學會副會長、中央黨校政法部主任
趙憲明 好律師網（前身為獵律網，戰略升級為好律師網）創始人

⑽ 歷史書中有一句關於法家的理論發展的闡述 它解釋 法家吸收了道家思想而將法家理論系統化 那麼 為什麼

法家是集大成者，因為它是戰國末年才形成的思想，順應了歷史統一發展的潮流。
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他們自以為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照他們所說，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韓非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通過這些法，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布，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辦，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
關於這一點，韓非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
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通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可以辯論的是，像這樣的程序也並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識，還需要督察百姓的行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對於這種反對意見，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親自做這一切事，他只要有術，即用人之術，就可以得到適當的人替他做。
術的概念，饒有哲學的興趣。它也是固有的正名學說的一個方面。法家用術這個名詞表示的正名學說是「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
「實」，法家是指擔任政府職務的人。「名」，是這些人的頭銜。這些頭銜指明，擔任各該職務的人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什麼事。所以「循名而責實」，就是責成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做到該職務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責任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早已由法規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操心，只要任務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務完成得好，君主就獎賞他，否則懲罰他，如此而已。
這里或許要問，君主怎麼知道哪個人最適合某個職務呢？法家的回答是，也是用術就能知道。韓非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韓非子·二柄》)照這樣來處理幾個實際的例子，只要君主賞罰嚴明，不稱職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職了，即使送給他也不敢要。這樣，一切不稱職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稱職的人擔任政府職務了。
不過還有這個問題：君主怎麼知道某個「實」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這是君王本人的責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來檢驗。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廚子手藝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嘗一嘗他做的餚饌就解決了。不過他也不需要總是親自檢驗效果，他可以派別人替他檢驗，這些檢驗的人又是「實」，又嚴格地循其「名」以責之。
照法家如此說來，他們的治國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賞罰大權握在手裡，這樣進行統治，就是「無為而無不為」。
賞、罰，韓非叫做君主的「二柄」(同上)。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於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
韓非像他的老師荀子一樣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他又與荀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以之為變惡為善的手段，韓非則對此不感興趣。在韓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來，正因為人性是人性的原樣，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國之道，是建立在假設人性是人性的原樣，即天然的惡，這個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設人會變成人應該成為的樣子，即人為的善，這個前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