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黨

⑴ 簡要回答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黨的領導與執法為民理念的關系。

我今年也要考司法考試，不過個人還是很不喜歡這個題目，司法考試如果考這樣的題目，就太政治化了。。。。汗。。。

行政法司法考試

論執法為民、服務大局的法制理念(行政法和法理結合)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由「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這五個方面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因此，我們理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僅要掌握它的內容，既缺一不可的五個要件；而且要了解它的邏輯建構，即每個要件在整體中發揮的特殊作用及五個要件共同組成的邏輯鏈條。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質，從而更好地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方略項：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它回答法治建設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處於什麼地位。

法律在國家出現的遙遠古代就已經產生，但法治社會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才建立。在封建社會中，皇帝、國王或教皇是「替天行道」者，是「天意」或「神意」的人間代表，因而具有無上的權力，而法律不過是他們手中的工具，處於權力的從屬地位。這樣的社會是「人治社會」而不是「法治社會」。資產階級革命是從反對封建特權的基點上出發的。所以資產階級提了「天賦人權」的觀念，實質上是取消了「天意」的人間代表，把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權利歸還給了民眾。這樣的「天賦人權」只有通過「社會契約」，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來實現，所以法權取代了王權，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這就是「法治社會」本質的特徵。

新中國建立以後，由於對「法治」的地位問題缺乏正確的認識和法律制度建設本身的滯後性，權大於法的狀況長期存在，至今尚沒有徹底改變。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把這方略寫進了憲法。把依法治國提升到基本方略的地位，實質是否定法律以外的所有特權，要求任何個人、組織和政黨都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從而確立了法律無可挑戰的尊嚴。按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方略，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納入法治化軌道，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治理機制，最終建設法治社會。

依法治國之所以成為治國的基本方略，是因為法治具有三個方面的基本作用：其一，法治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形式，人民的意志只有上升為法律的形式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其二，法治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有效手段，只有把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科學認識上升為法律，才能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其三，法治是實現社會和諧的基本保障，社會利益差別和利益矛盾將長期存在，要使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並採取適當的方法解決，必須依靠法律進行調整。

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本質項：執法為民

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要確立一切權利屬於人民、來自人民的理念，把實現、維護和發展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一）社會主義法治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含義。在奴隸社會，民就是指奴隸，是一個於「人」相對的概念；在封建社會，民是指被統治對象，是於「官」相對的概念；在新中國成以後到改革開放以前，「人民」是指一種階級劃分，是一個與「敵人」相對的概念；當前講的「執法為民」中的「民」，是指公民，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概念。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在現實中不可能絕對地平等，必然存在著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別和量化對比。因此，法治建設過程中仍然經常面對少數社會成員與多數社會成員的利益矛盾。執法為民，就是在這種利益矛盾雙方做出了一種選擇，即在平等保障全體公民利益的前提下，著重維護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

（二）社會主義法治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法制建設過程中面對著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的關系問題。在多數情況下國家利益於公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相矛盾的若干情況。執法為民就是在努力兼顧國家與公民雙方利益的前提下，堅持向公民利益傾斜的原則。

（三）社會主義法治要求執法者必須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執法者的社會身份具有雙重性，他們一方面是執法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們本身也是公民，必然具有個人的利益追求。執法者在執法活動中經常面對自身利益與人民利益的矛盾關系，只有正確處理這種矛盾，堅持克己奉公，才能公正執法；否則，就會發生權力濫用和以權謀私。執法為民就是要求我們的執法者把人民的利益作為執法行為的唯一目的，不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個人利益。

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價值項：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追求，是一切法律制度和執法活動產生的前提，沒有對公平正義的需求就沒有法治社會的存在和發展。

法，在中國古老的象形文字中代表一種能體現公平正義的神獸。「法」在古漢語中與「常」、「理」通用，指「道理」、「常理」、「天理」；另一方面又在典章制度意義上使用，與「律」、「法律」、「法制」通解。拉丁文中「法」兼指「權利」、「正義」、「公平」，歐洲大陸國家的語言中也具有相同的用法，而「法律」則以另一類詞來表示。這表示「法」就是公平正義，而「法律」是公平正義的實現形式。

從現實的歷史過程來講，社會產生了人們之間的利益矛盾也就同時產生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因此才需要有法。法的存在必須以「暴力」來維護，然而絕對的暴力卻不需要「法」。因此，維護公平正義是法治的唯一目的。雖然在社會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上，由於人們、特別是統治階級對公平正義的理解不同，公平正義的實現程度也不相同，但法律做為實現公平正義的手段這一本質從未改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物質基礎。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消除人們之間的利益矛盾，特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一個矛盾凸顯期，社會生活中不能維護公平、彰顯正義的現象大量存在，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現實要求不斷增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目的，就是努力維護公平正義，適應廣大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現實要求和強烈願望，實現社會和諧。

四、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使命項：服務大局

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對法治建設與社會發展的現實過程的關系作出的定位。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制度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法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法治的目的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發展。因此，法治建設必須為大局服務，為法治而法治的想法不具有現實意義，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執法實踐中擺正法治建設與大局的關系十分重要，要深入理解立法宗旨、准確把握法司考策、正確適用法律規范、科學選擇工作重點，都必須把執法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背景下，堅持服務大局的原則，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從而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發揮檢察工作服務大局的作用。

五、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保證項：黨的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要保障法治建設的順利和有成效地發展，需要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其中黨的領導是具有決定作用的關鍵。

民主、法治和政黨，可以稱為現代政治文明的三大支柱。專制被取締之後，必然代之以民主，民主的實現形式是法治。但是不可能每個公民都直接參加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因此需要有一種力量來代表民意。而這種力量不可能是某個人，因為那樣將回復到專制。所以代表民意的作用只能由一個由若干職業政治家組成的政黨來實現。當今世界上的法治國家無一例外都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在法治的建立和運行中發揮著制定和提出法律議案、推動法律貫徹實施、監督執法機構的執法行為的作用。這樣就形成了民眾選擇政黨、政黨領導制定法案、民眾選擇法律和監督政黨這樣個政治運行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是我國的執政黨，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關鍵在黨，只有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才能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前進。

黨的領導對於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關鍵作用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黨的領導保證法治建設的政治方向。黨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忠實代表，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法律，保證法律制度能夠反映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保證法律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二是黨的領導保證政法隊伍執法為民的政治本色。黨通過正確的思想理論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領導政法隊伍，同時也領導人民群眾對政法隊伍行使監督權利，不斷提高政法隊伍的政治素質和執法能力。三是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核心力量。只有依靠黨的領導，才能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投身法治社會建設，排除各種干擾，懲治和預防司法腐敗，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和諧社會。

這五個方面從不同側面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徵，並且按照其內在的邏輯構成了一個思想體系，揭示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系統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怎樣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問題。檢察機關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就是要以實現公平正義為主題，以依法治國為中心，以執法為民為宗旨，以服務大局為職責，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障，不斷提高思想認識，增強執法能力，優化執法環境，通過扎實的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和諧社會做出貢獻。

⑵ 黨內法規與依法治國的法與治

一、黨內法規的含義及黨規與國法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對黨內法規所下的定義是：黨內法規是黨的中央組織以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制定的規范黨組織的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黨內規章制度的總稱。由此定義可知，其一，黨內法規的制定主體包括中央、中央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其二，黨內法規的具體調整范圍包括：黨的組織建設、黨的工作與活動；黨員的行為；對黨組織和黨員、黨的領導幹部的監督和問責。

黨內法規屬於廣義層面上的「法」，即「法」是調整社會關系和規范人們行為的一種規則，並非必然與「國家」相聯系。黨內法規既具有軟法的性質也具有硬法的性質。黨內法規與國法之間的關系具體表現為五個方面：其一，黨規在憲法、法律之下，不能與憲法、法律抵觸。這是黨規與國法關系的基本定位。其二，某些黨規可先於國法，其在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可轉化為國法。其三，某些黨規可嚴於國法。「嚴於」是指黨規對黨員提出比法律更高的要求，但是「嚴於」也是有一定的法律界限的，即黨員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黨規不能減損黨員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能增加黨員作為公民的義務。其四，一般黨規只適用於黨內而不適用黨外。其五，某些黨規既適用於黨內也適用於黨外。因為由於中國共產黨不是一般的政黨，也不是一般的執政黨，而是領導整個國家事務的執政黨，所以它不僅運用黨規規范黨內事務，它有時也會運用黨規同時調整國家事務。

二、黨內法規在依法治國中作用的領域

黨內法規作用於依法治國的領域主要有三：一是執政黨自身領域；二是執政黨直接行使相關國家公權力的領域；三是執政黨領導國家的領域。

具體而言，黨內法規在依法治國中作用的領域包括：其一，規范執政黨的行為，建設法治執政黨，通過法治執政黨領導依法治國，推進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建設。其二，規范執政黨直接行使相關國家公權力，為執政黨黨管幹部、黨管軍隊、黨管意識形態等執政行為直接提供「法」的依據，保證執政黨依法執政。其三，為實現執政黨領導國家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對一定國家事務作出規定，或以與政府聯合發文的形式就一定國家事務作出規定，推動國家相應事業的改革、創新和發展。

因此，黨內法規對於依法治國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作用的發揮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有賴於一定條件的保障。具體而言，黨內法規作用正確發揮的保障條件包括：其一，確保黨內法規制定的民主性、科學性和規范性。其二，確保黨規與國法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其三，健全黨內法規的實施和監督機制。其四，提高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的能力。

⑶ 法治中國建設中的哲學使命

法治中國建設視域下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與實現途徑新探
肖金明
如何推進依法執政？依法執政的內涵非常廣泛，它首先是一種新的執政思想和觀念，其次它意味著新的執政體制和機制，還有新的執政方式與方法和新的執政素質與能力，以及新的執政效果與水平，這一切都與依法執政的原則與制度息息相關，與黨的領導制度、執政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密切關聯。推進依法執政，必須實現執政理念的更新和轉變，踐行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和依法執政這一根本的執政觀。實踐依法執政的執政觀，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執政體制機制，變革和發展新的執政方式方法，需要塑造和提升新的執政素質和能力，改善和提高執政效果和水平，而這一切都需要依法執政原則與制度的駕馭和保障，需要黨內黨外相應的制度創新予以保障和促進，需要加強黨內法規體系的構建和國家法律體系的完善並保持兩者協調統一，由此為依法執政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如前所述，依法執政不是一個新概念，但它已經具備了豐富的內涵，在一段時期里將是一個恆定的命題，依法執政的實踐是這一命題的根本所在。實踐依法執政理念與原則，需要在「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有效推進依法執政、重點推進依憲執政」與「立足於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切實通過人大執政」三個層面上探求依法執政的實踐途徑。加強黨內治理和黨內法治建設，為依法執政奠定製度基礎和積蓄法治定勢，將依法執政提升到依憲執政的高度並具體到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是實現依法執政的必由之路。

1．通過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來推進依法執政。對當代中國而言、對中國共產黨面言，黨內無規則國家無矩，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依法治黨與依法執政息息相關。黨內政治生活沒有依規辦事的習慣，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就很難做到依法辦事。從一定意義上講，依法治黨，建設法治政黨，構成了依法執政的前提和基礎。促進依法執政，必須推進依法治黨，這就需要加強黨內法治建設，尤其需要加快構建完整的黨內法規體系。中共十八大之後，黨內法治建設全面啟動，2013年可以視為黨內法治建設元年。2013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這部黨內「立法法」為黨內法治建設尤其是黨內法規建設確立了基本規范；2013年8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廢止和宣布失效一批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決定》，300件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通過黨內法規清理程序被廢止或宣布失效，為黨內法治建設夯實了制度基礎①；2013年11月，第一個黨內法規建設規劃綱要———《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 2017）》發布，為黨內法規建設規定了近期目標和長遠方向②。無論是黨內法規制定條例、黨內法規清理工作，還是中央黨內法規規劃綱要，都充分體現了「憲法為上、黨章為本」這一重大觀念和原則，尤其是中央黨內法規五年規劃綱要從黨的領導和黨的工作、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民主集中制建設等六大領域共37個方面布局黨內法規體系建設，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中共黨組工作條例》、《中共統戰工作條例》、《軍隊政治工作條例》、《中
共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共巡視工作條例》、《中共紀檢機關案件辦理工作條例》等系列黨內法規，這無疑將為黨內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寬厚的制度基礎，也為依法執政提供更為豐富的制度資源。 依法治黨僅有黨內法規是不夠的，必須強調國家法律對於依法治黨的重要意義。黨內法規建設不可能孤立進行，在長期倡導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以黨內民主促動國家民主的基礎上，近些年來已經出現了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聯動建設的跡象，黨內法治建設與國家法治建設關系的重要意義得到深化③。國家法治與黨內法治聯動必然要求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銜接與協同，就如同僅有國家法律難以充分實現依法執政一樣，僅有黨內法規也無法充分實現依法治黨。依法治黨需要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協調統一或者說一體建設，依法執政需要國家法治與黨內法
治相互聯動，只講黨內法規和黨內法治或者只講國家法律和國家法治，都無法充分實現全面加強依法治黨和全面推進依法執政④。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黨內立法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不斷提升黨內制度建設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度，確保黨內制度建設質量，使黨內政治生活有規可依、有章可循。同時要強化和協調黨內法規體系與國家法律體系的關系，逐步形成由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銜接和相統一的制度體系，形成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合力，為依法治黨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另一方面，建立黨內法治與國家法治的有機聯動，將黨內治理與國家治理統一起來，尤其要從內在規律和外在需求上有效促進黨的領導方式的轉變和黨政關系的轉型，促進黨政關系規范化和執政活動制度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強黨內法治建設，促進黨內依法治理，旨在推進執政黨現代化轉型、政黨治理模式轉變和依法執政。

2．加快法治政黨建設，有效推進依法執政，重在實現依憲執政。國家政治生活主要立基於憲法規范基礎上，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徵，也是法治政黨的基本特徵。依法執政需要政黨具有民主法治品性，根本在於塑造政黨的法治品格。概言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由之路。執政為民、依法執政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要求。實施依法治國戰略，必須堅持黨對法治國家建設的領導，這就必然要求執政黨依法執政。依法執政最關鍵的一條是將黨政關系建立在法律基礎上，在政治生活最關鍵的部分實現政與法的統一。這就需要執政黨支持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不替代立法，不包辦行政，不幹涉司法。

在政與法的關繫上，尤其需要處理好黨的領導與立法和政法的關系，需要正確處理黨的決策與國家立法的關系，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職權的關系，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領導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必須加強黨的各級組織與同級人大的關系，改進黨領導立法工作的方式，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通過建立健全體制機制促進黨的各級組織支持同級人大依法履職，善於將黨的政策經由法定程序轉化為國家意志，善於通過人大作用於政府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必須改革政法體制，改善黨領導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確認識和全面把握黨的政策對政法工作的意義，善於將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與人大相關工作結合起來，善於用制度確保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司法職權，通過制度防止黨的各級組織干涉政法機關依法辦案。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①。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際上就包含了依憲治國的根本要求，也意味著對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根本需求。「無論如何理解依法治國，如果沒有執政黨的依憲執政，任何意義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復存在。在『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治國方略的實施中，執政黨依憲執政具有特別的意義」②。依憲執政是指執政黨以憲法為執政的根本依據，遵守憲法規范、原則和精神，實踐憲法確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民主集中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以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憲法原則，貫徹落實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制度、基本國策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運用憲法思維和方式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等方面的重大問題。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這是由憲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反映了「黨的領導———依法執政———依憲執政」的政治邏輯，體現了執政黨新的政治思維和對新的執政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加強和推進依法執政，應當將黨的領導和執政活動上升到憲法的高度加以認識，將依法執政與國家治理統一起來，將執政活動規范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將執政的合法性、權威性、有效性建立在與憲法的關聯上，在憲法確立的根本原則與根本制度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根本是依憲執政，依憲執政就是要依據憲法確立的政治原則和政治制度執政。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憲法確立的第一原則，是國家根本政治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憲法確立的第一制度，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依憲執政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確保執政活動遵循人民主權原則，保證執政黨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的政治框架內和政治舞台上執掌政權。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尤其是依法執政需要樹立起憲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極大權威，依照憲法監督和規范黨的各級組織的政治活動，使憲法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最高准則。這里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推進依法執政，必須加強憲法與憲法相關法制建設，完善有關政黨的組織、行為和責任法律制度，規定執政黨和參政黨的性質地位、職能權責、組織原則、決策與立法（黨內法規制定）准則、違法違憲責任等。確保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依法執政主要是依憲執政，必須完善與政黨執政、參政相關的憲法相關法制建設，為執政黨的執政活動提供更加完備的憲法性規范，為規范依法執政形成憲法規范基礎，將黨的執政活動納入憲法規范框架內。同時，完善憲法實施監督制度，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違憲審查機制和程序，加強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憲法監督職責，特別是要完善對憲法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制度，及時發現和
糾正違反憲法的行為。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憲法監督制度或者違憲審查制度相適應，也應當完善黨內法規審查機制，通過一定的制度構建，比如設立黨內法規監督委員會或者稱為黨內司法事務委員會，依章履行處理黨內事務爭議職能，並擔當黨內法規審查責任，以此形成依法執政的監督和保障機制，以確保黨內法規的合法性、合憲性，保持黨規國法的協調性，確保黨內法規建設貫徹「憲法至上、黨章為本」的黨內法治原則①。
3．切實推進依憲執政，必須立基於國家根本政治制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黨的領導、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實施的制度保障，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②。依憲執政就是要求執政黨立基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遵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原理和內在邏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了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基本方式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效組織形式，是關於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時也是關於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實現黨政適度結合、黨和國家關系科學化與規范化的制度依託，是關於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組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實施、建設法治中國的制度保障。概括地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進依憲執政實踐，提升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能力，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這直接關系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和法治國家建設進程與國家法治化的程度。一般來說，政黨是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橋梁，由此產生的人民———執政黨———國家的邏輯結構，其關鍵要素就是民主、法治及其相互關系，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與法治的基本載體和展示民主法治關系的制度機制。如果說依法執政就是將執政活動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認識並納入法治框架和軌道，那麼，這個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條軌道就是由憲法鋪設的「執政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府兩院」的法治軌道。換言之，人民代表大會是執政黨作用於國家政權的主要通道，是實現依法執政的有效途徑。
不僅依法執政（根本是依憲執政）內在地需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民主執政、科學執政與通過人大執政也存在邏輯關系。民主執政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應當強調黨內民主建設，建立民主執政的堅實基礎，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民主，尤其是要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規范黨內權力，保障黨員權利；二是執政黨應與人民代表大會結合起來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是最容易將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國家意志統一起來的政治場合，也是唯一實現黨的政策轉化為國家法律的政治機制。民主執政要求執政黨的各級組織與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適度結合，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政是民主執政的具體表現。拋開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各級組織就會與政府組織高度關聯，不僅容易降低執政
的民主性，也不利於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學執政也有兩個側面，一是執政必須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反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統攬全局、協調各方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二是執政必須遵循政治規律，尤其是政黨執政規律。既有適用於世界各國的一般執政規律，也有各國不同的特殊執政邏輯。在當今社會，執政黨與民意機關的結合是政黨執政的一個普遍現象。在當代中國，健全和完善科學合理的政治結構，構建符合民主法制規律的政治機制，保證執政黨依據執政規律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執掌政權，這是政治上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是實踐科學執政原則的必然要求。

希望對你有幫助。

⑷ 依法治國等同於政黨嗎

依法治國是最理想的治國理念，能達到表裡如一的理想，如果不去依法治國，那法律就成了擺設，還能籠絡人心嗎。

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內容是什麼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理論思想體系,涉及政治哲學、法哲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關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政黨觀、民主觀、法律觀、法治觀、人權觀、平等觀、正義觀和權力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等。(2)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社會主義法治價值、社會主義憲制和法治原則、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法治學說等。(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4)公民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態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認知、法治立場、法治信仰等。(5)關於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價值、功能、原則、學說、方法和知識等的理論。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制度規范理論體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規范、法律體系、法治體系、法治程序、法治結構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關於國家憲法和憲制的理論,如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的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論,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人權保障制度、立法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的理論。(2)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如憲法實施監督體系、法律法規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的理論。(3)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執法制度的理論,司法權、司法體制、司法程序、法律監督體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執政體制等的理論。(4)關於法治的一般制度、體系、程序、規則、規范和架構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運行操作理論,涉及法治原理的應用、法治行為、法治實踐和法律制度運行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設各個環節的理論。(2)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依法治軍、依法辦事等法治實施各個方面的理論。(3)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經濟、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發展各個領域的理論。(4)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等依規治黨和依法執政的理論。(5)關於法治運行實施的一般規律、特點、機制、行為、方式等的基本理論。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相關關系理論,涉及法治存在發展的外部關系,涉及法治與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共同存在等現象及其內容,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的關系:(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先進文化和生態文明的關系。(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紀律、政策、黨內法規、習俗、鄉規民約、社會自治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嚴、和諧、權威、平安、幸福等的關系。(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構建秩序、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等的關系。(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政黨、宗教、以德治國、依規治黨、國家治理現代化、良法善治等的關系。(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人類法治文明、西方法學理論、中華法系文明、國際法治理論、全球化法治進程等的關系。

⑹ 怎樣理解黨的政策和法治的關系

法律與政黨的政策有著很大的差別，體現在：1、產生的渠道不同。法律是由立法機關制定或由社會慣常行為形成或由司法判例形成，在我國是前者，而政策是由政黨組織制定或由政黨領袖確定。有的學者忽視政黨領袖在政黨政策制定上的作用，或者認為政黨領袖僅僅是作為政黨的代表提出某項政策並且是以政黨的名義發布，因而還應當認為是由政黨組織制定的。但實際上有些政策是由政黨領袖個人意志決定的，因此我贊同兩源說的觀點。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的表現形式有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權威性理論等，政策的表現形式有宣言、綱領、決議、聲明、口號、領導人講話、黨報社論、黨內文件、通知等。3、調整的范圍不完全相同。他們屬於交叉關系，既有共同的調整對象，也有各自獨立的調整對象。4、保證實施的力量不同，法律由公權力機關貫徹執行和公民自覺遵守，政策則由政黨貫徹執行和黨員自覺遵守。但在我國政策的適用大大超出這一范圍。另外我認為政策和法律的區別還在於一是法律更具有穩定性，政策具有多變性。法律有嚴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而政策形式多樣，來源廣泛，國家和政黨可能在不同的時期會作出不同的政策調整，政黨更可能會因為種種因素包括領袖的更替而改變自己的政策（政黨領袖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其他國家的政黨不可比擬的）。二是法律更具有統一性。法律能夠在全國或特定的大多數地區施行，而政策會因為地區不同、時期不同較隨意地作出調整。

法律和政策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力能反映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在法治國家，政黨以政策影響立法過程，以實現政黨利益；另一方面，在社會控制系統中實行法律至上。也就是說，政黨總是立圖在立法中體現自己的政策，但在實行社會管理時又嚴格遵守法律。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政策與法律的關繫上走了曲折的道路，重政策輕法律，甚至以政策代替法律，客觀上造成了社會的巨大動盪和法治文明的倒退。本文力圖從我們黨成立以來法律與政策的歷史沿革中省視政策至上對國家法治進程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從歷史發展看，我們歷來把政策置於無可替代的地位，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走了曲折的道路，甚至有沉痛的教訓。近幾年來，黨和國家看到了國外法治對國家管理的良好作用和國內無法避免的矛盾沖突，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理念。這種理念好象又成為一項新的政策。不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來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而且國家立法機關事實上也難以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這些都是長期以來政策至上所遺留的後遺症。它對我們國家的法治進程造成了消極影響。

1、對執政黨來說，影響了建立合理的國家權力結構體系和政黨自身組織的健康發展。我們黨代表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得到廣泛支持，才逐漸壯大力量，奪取了國家的政權。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長期的政策至上的施政過程中，國家權力相對過於集中，有限的監督機制又難以發揮作用。對自己的決策也不習慣於接受合理性正當性評價。缺乏合理的監督機制和評價機制，政策的隨意性大，很多不合理甚至損害民眾利益的行政行為在政策的名義下實施，造成決策的不民主、不科學，甚至權力的濫用而導致腐敗，客觀上影響了政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某些不合理政策的實施給政黨或權力機關帶來利益，而缺乏競爭機制，本身也影響政黨組織建設和對自身政策的省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任何政黨只是國家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力量，必須在國家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但長期以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雖然早就提出黨政分開，但政黨對所有國家權力機關擁有控制權，黨所制定的政策是指導國家立法、社會事務管理的靈魂，長期以來發展政策系統忽略立法又影響了立法的發展，降低了法律的權威性。作為法治國家，政治力量需要均衡，而任何政黨都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其所制定的政策只能是在執政期間用以實現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管理，以保障國家利益，獲得民眾的支持。中國是一個缺乏法律民眾基礎的國家，傳統皇權思想根深蒂固。領導人將自己的思想理念提升到政策高度，並影響立法以及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黨中央領導集體普法是給了全社會一個學法守法的楷模。歷史上的一些變革也是依靠領導人的權威突破法律、突破政策，帶給了中國人新的發展之路。比如創立特區、實現市場經濟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開發起到了導向作用，但從法治理念上來說是法律是滯後的，或者說是他們突破了法律

⑺ 廉政法治意識培養的基礎是什麼意思

廉政法治意識培養的基礎是指廉政法治理念的養成。

相關介紹：

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是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法定職責」的關鍵措施規則，既宏觀上履職治黨，又微觀上提供建黨、黨建的行為規則，更在精神層面提供法治理念，對法治政黨組織建設和法治政黨社會構建「功不可沒」。

(7)法治政黨擴展閱讀

法律要發生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如果一個社會大多數人對法律沒有信任感，認為靠法律解決不了問題，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會。

因此，一定要引導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使人們發自內心地對憲法和法律信仰與崇敬，把法律規定內化為行為准則，積極主動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只有這樣，才能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社會中信權不信法、信錢不信法、信訪不信法的現象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就在於全社會法治意識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依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⑻ 推行法治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強調法治會不會損壞黨的權威幫幫忙 謝啦

樓上幾位，說實話，中國問題毀就毀在你們這些人的身上。不懂還在這瞎嚷嚷！
這是道法理學的論述題。建議樓主去買本張文顯的《法理學》看看。裡面有專門的論述。

下面是一篇論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人民實現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與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國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得來的；可以說，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沒有今天談論社會主義的法治問題的前提。

進一步說，要解決法治問題，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有人認為，要搞法治就不能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只搞一黨執政。這是套用西方多黨制或兩黨制模式來評價我國走向法治的一種看法。

我們說，法治離不開民主，而民主是統一或集中社會（群體）意志的一種途徑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種多樣，在國家政治領域它離不開階級性和一定歷史規定性。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成分構成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要求它的國家善於把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個利益結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來的干涉的內部的分裂現象，穩步推進現代化建設。為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由具有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富有遠見卓識和堅持戰鬥力的共產黨來執政，共產黨也必須成為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任何其他性質的政黨所不可替代的。根據原蘇聯、東歐的歷史教訓和對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政局動盪現象的考察（參閱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如果認為發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黨制註定成任何法治國家《不分社會制度和國情差異》的一個要素，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它可以成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一種（不是唯一）形式，但絕然不適宜用於社會主義制度。

現代國家的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政治政治。但政黨領導和法治的關系，西方國家和我們很不相同。如果說，在西方，法治社會形成於政黨政治產生之前，西方政黨政治對法治生活的形成和發燕尾服沒有顯著影響的話；那麼，在我國，人民歷史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帶領自己爭得民主，走社會主義道路，從而走向法治走向現代化，這是無可替代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擺脫了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半殖民統治的後發達國家裡，只有依靠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資源迅速發展生產力；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但是，我們黨對法治的認識離不開歷史，也不能超越於時代的條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法治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留待後人填補的一個領域。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過於集中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和相應的政治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觀點和法律體系作了相應的調整，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使我國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發揮出來。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發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為法治。用厲行法治保障民主的發展，用發展民主促進法治的強化，實現民主法治化。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制度在現代化建設和經受各種考驗的新形勢面前，才能夠真正具備長期穩定的自我鞏固和自我完善的調適能力。要實現這關鍵一步，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來黨一直沿著這個方向領導人民和政府為實現民主法治化，正在積極創造健全的法制條件和良好的法治環境。最近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為邁向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總之，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力量，當然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決定性力量。

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和建國初期倡導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則、方針，為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有人認為，我們共產黨過去不主張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這是一種誤解，是對黨還缺乏歷史的、本質的認識。誠然，黨在反右派斗爭以後一段時間里，指導思想出了偏差，最後發展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黨內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這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可是，這畢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途程中的一個插曲。老實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裡，建設民主法治社會談何容易！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走向法治的大轉折。我們應當辯證地歷史地評價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關系。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奮斗目標和理想信念，是與爭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根本上說，黨的領導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建設中，就一貫重視建設民主制度和傳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幾個不同時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據地憲法性文件以及有關法律制度。毛澤東同志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強調把紅色政權建立在「工農兵代表會」的民主制度基礎上。如果說，井岡山紅色政權是民主制的雛形；那麼，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同時，人民共和國的宏偉藍圖和「由全國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組織形式，也早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同志精心設計出來了。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的建設，不僅保證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而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法治作了准備。

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回答黃炎培養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問題，說找到了一條民主的新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思想。這是法治精神的一個基本著眼點，與人治是不相容的。當然，它的有效程度還取決於用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機制是否完善。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不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經形成了優良傳統，而且創造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整套治國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方針，主要的如：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最高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原則與制度，民主管理、群眾監督和基層自治原則與制度，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根本方針，等等，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三、法治是執政黨領導者方式轉變的必由途徑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領導方式也必須相應地轉變。對「執政」，首先應明確它的主從關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內涵。從這個根本點而言，應毫不含糊地確認黨的一切成員都是人民的「公僕」。那種「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與人民公僕的意識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就諄諄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和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闖王的覆轍，在他提議下，還新編了歷史劇演給幹部看。解放初期，共產黨政治民主，作風清廉，受到人民的愛戴。然而，在以後的一段時期里，歷史事實表明，革命時期積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國後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設，終究沒有阻擋住傳統人治影響的沖擊，使社會主義發展遭到了嚴重挫折。從這段歷史教訓發現：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地位不相適應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沒有切實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首先涉及到一個頗具影響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對「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著一個「脫胎」的問題。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時期，民主，在宏觀上，主要強調階級民主，以團結人民推翻反動階級奪取政權為目的，其內容包括動員工農群眾，組織革命隊伍，擴大統一戰線，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開展階級斗爭和武裝斗爭等等；在微觀上，是指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發揚民主，開展批語與自我批評，等等，這方面，我們黨創立了一整套制度，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由於革命戰爭環境所決定的軍事化高度集中體制的要求，革命時期的民主特徵基本上是向上型的，黨的領導者處於主體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險惡的戰爭環境和瞬息萬變的形勢變化，驅使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人心向背，是決定革命成敗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風的狀況，又是人民群眾對黨的抉擇與認識的重要標識。這一類的民主對權力的作用，主要通過理想、倫理、政策、紀律引導，建立在高度自我約束和實踐效果檢驗的基礎上；但領導權力實際行使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國以後，黨處於執政地位，人民當了國家主人，特別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建設時期，民主的概念發生了新的演變。在新時期，宏觀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為主體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國就是民主的象徵；在微觀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體現為公民權利得到切實的、有效的保障。而作為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對處於從屬的地位。因而建設時期的民主，亦即現代民主，是屬於向下型的民主。這一類型的民主仍具有階級性。

考察上述兩類不同時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這樣一個認識：只有現代民主才是建立現代法治的基礎；也只有上升為現代法治，才能夠確保和促進現代民主的發展。而革命時期的民主，適應於高度集中的體制；它對建立現代法治雖在初創階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當現代法治初具雛形後，就會因某些客觀因素和主觀上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掣肘而躑躅不前，如果不能堅決有力地排除種種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設步伐，共和大廈的法治建築在骨架隆起後會成為曠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時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僅維護著向上型的統治格局，而且把「群眾運動」也作為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沿襲下來。事實證明，它容易破壞民主和破壞生產力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表現為：一種是屬於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權力運行的一些基本原則；另一種是屬於倫理性質的民主，對權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約束力。這些都是我國的優良傳統，對做好領導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於這類民主仍屬於向上型的，比較側重於為統一集中的領導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適用於管理領域的需要。它只有與現代民主結合才能上升為法治或納入法治軌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沖擊、所扭曲。

為適應現代化建設，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我們應當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變的時代內涵。用現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現代法治對規范和制約公共權力的重大意義。執政黨領導方式，應當也必須從過去領導革命和堅持階級斗爭為主導的時期發展起來的傳統方式，轉變到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領導方式，在黨領導下，建立一個良好的、穩定的法治秩序。

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的關鍵一環，在於正確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相當長一段時間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同志指出，這種現象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這種「個人領導」，無疑是一種人治現象，它首先損害民主集中制和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制等政治原則；同時又使黨的工作與政府工作和各項社會工作混為一體，以黨代政，包攬一切，在黨和政權機構內部形成家長製作風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導致嚴重妨礙了政府依法行使職權，嚴重地疏離了人民群眾，也嚴重地消弱了黨的領導和黨自身的建設，這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向法治方向逐步發展完善是背道而馳的。

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經歷痙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謹舉二例：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駁陳伯達錯誤言論的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黨是領導而不是代替，是通過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辦）而不是通過，即是黨直接代替或包辦國家一切行政事務，這必然會失去黨的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將失去先鋒隊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戰斗作用。黨政不分的混亂概念，不僅降低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且將推動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作用。」張聞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還在潛心研究「正確建立黨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但它本身不是國家，」「黨不能超過國家，高踞於國家之上」。這些話真是字字千金。對於我們今天探討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與改善問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和指導意義。他們認為，黨領導國家而不應本身成為國家，否則就解決不好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如果形成黨高踞於國家之上，或者等同於國家，而國家又高踞於人民之上，這樣，黨的領導就會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證國家接受人民的監督，使國家「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馬克思語），與社會一致起來。

由此可見，黨對國家的領導和監督，必須通過和運用法律制度這個中介；這樣，黨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於一體，上升為國家意志（即法律），來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運行。而政府執行國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權威，不僅是受人民監督約束下的責任政府，而且由憲法、法律授予它相對集權和相對獨立的職能和權利（權力），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主張黨政分開和黨不能高踞於國家之上，實質上是為了保證把國家的權力交給人民。這是實行法治的先決條件。

黨章所載「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法治原則，也是把執政黨領導方式納入法治軌道的基本依據。黨和國傢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黨的體育場主要是政治領導，即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集中全國人民經驗與智慧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國家權力機關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向國家機關就重大政策問題和主要領導的人選提出建議；教育和監督全體黨員模範地貫徹黨的政策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黨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發號施令，只能通過立法機關和政府進行領導。執政黨的領導權不能大於「法」。維護憲法、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原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體現了黨領導，由此黨的領導方式必然要實現由過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國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國家的轉變。

根據「權力約束權力」的法治原則，執政黨領導方式的轉變，應著眼於如何把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的宗旨，具體化、規范化為以法律為制約機制的新型的權力關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機制，合理地規范黨政關系、黨群關系和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等關系，尤其要著眼於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監察和法律監督等部門）各種權力的合理配置結構和相互配合、相互約束的制衡關系，設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和人珞選拔、薦舉、彈劾與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強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基層自治和人民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律化、規范化等等，從而保證正確地運用和有效地控制權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權力失控與權力腐敗。

總之，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確保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切實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向下型權力結構，包括法治型的政治體制，實現規范權力運行的法治化，保證貫徹依法治國的方針，使嚴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來，逐步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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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三者關系密切其中法制社會是建設法治政府的什麼

《網路復》對法治國家、製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這三個概念分別有一個解析：關於「法治國家」，其認為是在德語中最先使用的。早期的法治國是指中世紀歐洲的某種國家形式，尤其是德意志帝國，當時被認為是「和平與法律秩序的守衛者」。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德國資產階級憲政運用的晨霧，其基本含義是國家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必須依法行使，所以，法治國家有時又稱法治政府。
《網路》認為，法治國家的條件和標准有五：（一）通過法律保障人權，限制公共權力的濫用；（二）良法的治理；（三）通過憲法確立分權與權力制約的國家權力關系；（四）賦予廣泛的公民權利；（五）確立普遍的司法原則，司法獨立等。法治國家的形式標志有四：（一）完備統一的法律體系；（二）普遍有效的法律規則；（三）嚴格公正的執法制度；（四）專門化的法律職業。法治國家的實質標志同樣有四：（一）法律與政治關系的理性化制度；（二）權力與責任關系的理性化制度；（三）權力與權利關系的理性化制度；權利與義務關系的理性化制度。

⑽ 如何優化黨內政治生態

構建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生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發揮黨內政治生活思想引領、作風引導、激濁揚清的作用，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制度體系，形成良好的制度生態。一是積極開展制度創新。在堅持和完善現有制度的基礎上，以學習型黨組織為載體，創新型黨組織為依託，創新黨內學習制度、培訓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二是嚴格執行制度落實。制度不執行，就是擺設；制度不落實，就是天窗；制度不貫徹，就是稻草人。加大制度執行力度，要同步加大問責力度，根據問責條例，嚴肅查處、絕不姑息；同步加大監督力度，根據監督條例，敢於亮劍、常態監督，做到制度執行中有監督，執行後有問責，形成制度執行、監督、問責的三位一體。

營造法治型黨組織的法治生態。通過法治政黨引領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和法治市場建設，以法治型黨組織推動黨內政治生活規范化、法治化。一是推動法治型黨組織創建工作。對各級黨組織而言，就是要樹立法治理念，增強法治意識，健全黨內規章制度，完善黨內體制機制，運用法治思維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二是積極培育黨組織的法治文化。法治生態是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內容，法治文化是法治生態的根基，要營造崇尚法治、遵從法治、認同法治、維護法治等法治至上的文化氛圍，開展法治主題宣講、專題教育、系列培訓、成果巡展等活動，使人人都能講法治，處處都是法治圈，時時都能受教育。

完善權力規范運行的權力生態。權力生態是黨內政治生態的核心要素，形成權力規范運行的生態圖景，是優化黨內政治生態的關鍵。一是以權力流程推進權力清單化。根據黨組織職責功能，制定黨組織的權力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明確權力邊界。以權力流程推進權力運行，編制權力運行流程圖，研發權力運行監控系統，確保權力運行的每一個環節都受到監控、約束和規范。二是以黨務公開推進權力透明化。借鑒政務公開的有益探索，各級黨組織要樹立正確的黨務公開觀念，深刻認識到黨務公開實質就是權力公開，積極利用新媒體創新公開載體，圍繞黨組織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監督公開，細化公開內容，通過黨務公開實現黨內權力公開透明運行，促進權力生態的和諧健康。

健全標本兼治系統的反腐生態。反腐生態是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保障，反腐生態健康有序，黨內政治生態就一定和諧清爽。一是加強常態反腐。注重易腐的地方、領域、環節，抓住易腐的時段、節點、鏈條，使反腐工作深入日常、貫穿平時，讓黨員幹部謹慎用權，時刻保持頭腦清醒，高度自覺。二是加強立體反腐，形成系統化的綜合反腐體系。要構建立體式反腐，完善黨內監督體系，強化紀委專門監督，深化巡視監督力度，加強黨員民主監督，引導社會媒體監督，發揮群眾輿論監督，建立公開監督平台，整合多元監督力量，形成人人想監督、時時有監督、處處能監督的反腐氛圍，構建系統化、綜合化、社會化的反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