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的立法思想

㈠ 古代哪些國家重視法律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發展脈絡清晰，有因有革，內容豐富，特點鮮明。歷代立法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點鮮明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

夏代
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周禮·秋宮·司刑》註：「夏刑大辟二百，臏刑三百，宮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國古代的刑與法含義相同，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商代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尚書·盤庚》記載：「以常舊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並在考古發掘中得到證實。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辭中，有象徵殘酷刑罰的文字；《簡書·康誥》載：「罰蔽殷□，用其義刑義殺。」戰國時荀子亦說：「刑名從商。」

周代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左傳·昭公六年》杜預注），鄧析編訂「竹刑」。晉國亦「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國李悝在總結各國刑法典的基礎上制定《法經》6篇，即《盜》、《賊》、《囚》、《捕》、《雜》、《具》。《法經》是以刑為主，諸法並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國統治者奉行法家學說，任法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還頒布了大量法令。秦漢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把秦國的法律推行全國，第一次建立起全國統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種》、《法律答問》、《封診式》3類法律文書，其內容涉及農業、手工業、商業、徭戍賦斂、軍爵賞賜、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組織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說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說法是信實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沒收孥等，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西漢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乃外儒內法，正如漢宣帝所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並改漢具律為刑名，冠於全律之首；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充分體現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其後產生了諸如《晉律》、《北齊律》等。《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亦稱「十惡」）；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代尤為重視立法建設，唐太宗時，制定《唐律》12篇，500條。高宗永徽年間，編定《唐律疏議》30卷，永徽四年（653）頒行全國。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

宋代

宋代《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時後周的《顯德刑統》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詔□成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編□成為宋代最經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動。宋代正式出現「典賣」制度的法律規定。

遼代
遼代大規模地編纂法典，開始於興宗時期。重熙五年（1036年），參照唐律修訂太祖以來法令，正式編定《新定條例》547條，又稱《重熙條制》，頒行全國，成為遼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為由，對《重熙條制》進行刪修增補，編成《咸雍重定條例》789條，簡稱《咸雍條制》。這部法典對契丹、漢人同樣適用，是遼代法律進一步漢化的標志。

金代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後來佔有遼及北宋地區後又兼用遼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時，「以本朝舊制，兼采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統制》，這是金朝立法之始。後海陵「又多變舊制」，制定《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金世宗即位後曾頒行《軍前權宜條》，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復加刪定，與前《制書》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條制》頒行，《大定重修條制》是對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綜合整理而成，對統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標志著金朝立法的完備。

元代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後，頒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時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內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編□，但改□為「條例」或「條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特點。

明清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明代
明太祖總結歷代統治經驗，把「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治亂世用重典」等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誥》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改變了隋唐以來的封建法律體系結構。《明大誥》共4篇，是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種刑法。這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還加強了經濟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鈔法、錢法、稅法、鹽法等。

清代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與《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許多新的刑罰及民族壓迫條款。在刑罰和訴訟方面，清律規定滿人享有各種法律特權。清朝還頒布了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專有特定內容的單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清律中調整經濟關系的內容也大為增加。

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職官法，尚書台六曹體制的建立，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如對皇帝的詔令必須忠實執行；官吏泄漏機密者，要免職；官吏受賄或保管官府財物自盜者，定罪後仍再犯者，要處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發展是在隋、唐。隋、唐將晉代就正式列為國家法律的「違制」律改為「職制」。它是對各級官吏違反編制及失職行為的處分規定。唐代編纂的《唐六典》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確規定了國家各級行政機構的規范、官吏的編制、職責許可權以及對官吏選拔、考核、獎罰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發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國古代行政法發展的結晶。唐以後，宋代有官修法典《慶元條法事類》，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為例，仿《唐六典》，它與前代有別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兩代是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高度發展的時期。它集歷代行政法之大成，對行政法典法規的制定更為系統化、規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會典》與《清會典》。「會典」之名始於明代，即典章會要之意。《明會典》體例以六部官制為綱，分述各行政機構的職掌和事例。其記載有關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載者，會典均有交待。萬曆《御制重修明會典序》中說：「輯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鴻綱細目，燦然具備。」《清會典》記載了清代開國至光緒各級行政機構的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它採用以官為典，以職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員都得以會典來執法。正如《續修大清會典序》中所說：「會典所載，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審判機關中國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機關兼行審判權，審判權受皇權左右，成為中國封建司法制度的一個基本特點。
先秦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軍事長官又是司法長官。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秦稱「廷尉」，齊稱「大理」，楚稱「廷理」。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變化，尚書台設立後，其中的三公曹（西漢時）、二千石曹（東漢時），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權，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職權。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關一般仍稱廷尉。北齊沿稱大理寺，機構日趨擴大。這一時期的地方司法機構仍與行政機構合而為一，司法權由郡太守、州刺史和縣令等各級行政長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審理、判決朝廷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隋唐時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機關兼理。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神宗時，取消審刑院，其職權劃歸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與州同級的有府、軍、監）和縣兩級行政機關兼理。
遼代司法體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設有世襲決獄官，由軍事首領夷離堇兼理司法。契丹國建立後，於太祖神冊五年（920年）置夷離畢院，以夷離畢為北面官，「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專掌契丹等北方少數民族行政與司法事務。遼太宗以後，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調、車馬之事」，專掌漢族地區行政與司法事務。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為兩個系統。
遼聖宗時期，開始任用漢人執掌司法，試圖縮小契丹與漢人司法制度的差異，消除民族隔閡。
金代初期沒有專門司法機構，各級軍政長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後，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漢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設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機構，其官員分別由女真人、漢人、契丹人擔任，並設譯史充當翻譯，以解決斷案中語言不通的問題。地方仍沿襲宋制，由行政機關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設提刑司，作為中央的司法派出機構，執掌司法事務。
元代統一全國後，於中央設刑部、御史台，並將大理寺改為大宗正府。泰定帝時，將審判權分別歸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審理。元代州縣兼掌司法，路則在總管府下設立推官，專理刑獄。
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都察院掌糾察，刑部主審訊，大理寺主掌復核，成為專司駁議的慎刑機關。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亦握有廣泛的司法權。清代專門設立了承審滿人訴訟的司法機構，並將司法管轄深入到少數民族地區，中央理藩院專設理刑司，負責對少數民族案件的審判。

主要特點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國家主義
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審判官。歷代法律都以皇帝個人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律的制定雖由朝臣具體完成，但批准權屬於皇帝，歷代帝王都凌駕於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還可根據需要隨時發布詔、令、格、式等。「法自君出」，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皇權。

禮法結合
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從「引經決獄」，實行秋冬行刑，到「十惡大罪」和「八議」的規定等，許多法律內容都是以儒學的等級倫理關系作為定罪或赦免的標准，並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奉。

法定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的規定；漢代有「先請」之制，對犯罪的貴族官僚的審理，要先奏請皇帝。魏律根據《周禮》的「八辟」規定了「八議」。至隋、唐，封建特權法相因沿襲又不斷發展，《唐律》規定的「議」、「請」、「減」、「贖」、「官當」等按品級減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現。唐之後，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將其作為重要內容加以肯定。

諸法合體，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
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從戰國李悝著《法經》始，至秦、漢、唐、宋、明、清諸律，都是以刑法為主，兼有訴訟、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這種諸法合體混合編纂形式，貫穿於封建社會各朝代。
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和司法官，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各級行政長官，中央雖設有專門司法審判機關，但其活動為皇帝（君權）所左右，監察、行政機關也可審理案件，審判機關往往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封建社會並無獨立審判權，審判機關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機關的附庸。這種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

㈡ 遼金的立法概況是怎樣的

宋王朝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自始至終均未能買現全國的統一。與宋相對峙的，少數民族封建政權，先後有契丹族建立的遼國，及女真族建立的金國，他們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自有其民族團有的特點。

早在北宋建立以前，遼國的統治階級為了適應不同民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制定了「以國制待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分治制度。在法律上，契丹人適用本民族的習慣法，漢人則沿用唐律。遼聖宗（公元983—1031年）繼位以後，著手對遼的法律進行改革，規定契丹人、漢人犯罪「一等科之」，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使法律制度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是契丹民族加速封建化過程和受中原文化影響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在此基礎上，遼國先後頒布了《重熙新定條例》、《咸雍重修條例》，契丹族便有了自己的法典。

公元1115年，黑龍江流域的女真族崛起，建立了金國。早在十一世紀中葉，女真族已有了一些不成文法和簡易的司法習慣。隨著金先後滅遼和北宋，金國政權迅速向封建政權轉化，在此基礎上制定封建製法律，先後制定了《皇統新別》、《大定重修制條》、《明昌律議》和《泰和律》。《泰和律》對元朝的法律。曾帶來重大的影響。

㈢ 概括遼朝與金朝在政治制度上的共性及原因

金朝初期全面採用遼朝的南北面官制，同時奉行兩套體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後，就逐步棄用了契丹制，全盤採用女真制。政治體制的一元化，是金朝強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朝建國之初，金太祖廢除部落聯盟時的「國相」制，朝廷中樞權力機構實行女真傳統的勃極烈制度，對於所佔領的遼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舊制。如太祖收國二年（1116年）佔有遼東京州縣以後，「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遼籍女真，還是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區別，「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
但一到進入燕雲漢地，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於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漢官制度。史稱「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時奉行女真舊制和漢制的雙重體制。金初的所謂「南面官」，亦即漢地樞密院制度，故《金史》謂「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與此相對的「北面官」，主要指當時實行於朝廷之內的勃極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於1123至1138年。漢地樞密院系天輔七年（1123年）始設於營州廣寧（今河北省昌黎縣），後遷平州，再遷燕京，天會間一度分設燕京和雲中兩樞密院，後又歸並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結束了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這是熙宗漢制改革的結果。
早在太宗天會初，就有一些女真貴族的上層人物積極主張摒棄女真舊制，全盤改用漢制。《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干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宋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顏杲，太宗時為諳班勃極烈，與國論勃極烈宗干同主國政，可見當時支持漢化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不過終太宗一代，仍維持著二元政治的局面。
《金史》里雖有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的記載，但人們一般認為當時的尚書省是設在燕雲漢地，與後來建立的三省制度無關。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會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製度，詔中外」。由於太宗一年後就死去了，所以實質性的漢制改革是在熙宗朝進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頒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自金初以來實行二十餘年的女真勃極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廢」，以三省六部製取而代之。
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這不只是簡單地改換一個名稱而已，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漢地樞密院是作為雙重體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書省則只是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這兩件事情的發生，標志著二元政治的終結和金朝政治體制的一元化。

㈣ 遼實行的二元體制的核心思想

遼太宗採取「因俗而治」的統治方式，實行分治漢人和契丹人、南北兩面官的兩院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㈤ 探究思考：遼採取了哪些措施以鞏固政權如何正確評價澶淵之盟

遼採取了哪些措施以鞏固政卝權：蕭太後攝政二十七年，在她執政期間進行改革，並且勵精圖治，注重農桑，興修水利，減少賦稅，整頓吏治，訓練軍隊，使遼朝百姓富裕，國勢強盛。1009年遼聖宗親政後，遼朝已進入鼎盛，基本上延續蕭太後執政時的遼朝風貌，反對嚴刑峻法，並且防止貪污事件。在文教方面，遼聖宗實行科舉，編修佛經，佛教極為盛行。在位其間四方征戰，對宋戰爭屢屢獲勝，俘獲號稱楊無敵的宋朝名將楊繼業。

如何正確評價澶淵之盟：
影響
積極
一、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發長者），不識干戈」，此後宋遼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的狀態。
二、宋朝節省了巨額戰爭開支，歲幣（30萬）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費用（3000萬）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以極少的代價換取了戰爭所難以獲取的效果。
三、促進了宋遼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中華民卝族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卝族融合。
消極
王安石和富弼認為澶淵之盟之後，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只剩下陝西軍可用；馬知節、曹瑋、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王欽若和陳堯叟深獲寵幸，以至於導致慶歷增幣。
同時，百餘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直接導致宋、遼雙方兵備鬆弛，後皆為女真建立的金國擊敗。遼國殘余勢力只得西遷，在西域建立西遼苟卝延卝殘卝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國稱臣。
評價
澶淵之盟是宋真宗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接受求和的結果。對宋而言，一方面幽雲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未能收回，另一方面要輸金納絹以求遼朝不再南侵，此後遼更是不斷索取，以金錢換取和平使北宋不再居安思危。對遼國而言，卻是在不利的軍事情勢下佔了大便宜，得到了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澶淵之盟以後，宋遼雙方大致保持了百年之和平，這對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民間交往和各民卝族之間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為中原與北部邊疆經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條件。
蔣復璁曾說及宋遼澶淵之盟「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及中國整個歷史」。
黃仁宇說：「所以澶淵之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產物，表示這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

㈥ 中國法制史

中國法制史重點整理

主觀題

名詞解釋

1、 非公室告：指涉及家庭內部關系的訴訟

2、 公室告：對於直接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犯罪，由官吏代表國家提起訴訟

3、 上請：是指一定范圍內的官僚、貴族及其子孫犯罪，不交一般司法機關處理，而應先奏請皇帝裁決的制度。

4、 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

5、 圓審：對於特別重大案件、或經反復審判而人犯仍然翻異不服的案件，則由皇帝令三法司，會同吏、戶、禮、兵、工五部尚書和通政使等九卿會審

6、 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

7、 准五服制罪：是指九族以內的親屬之間的相互侵害行為，依據五服所表示的遠近親疏關系定罪量刑。

8、 秋冬行刑：秋冬兩個季節，統治者要順應陰氣肅殺萬物的規律，決獄行刑，特別是死刑案件的審判必須在秋後，死刑的執行要在冬季。

9、 翻異別勘：是指犯人如果在錄問或行刑時提出申訴，案件必須重新審理。

10、 六禮：是指男女雙方締結婚姻的六項聘娶儀式：納彩、問名、

納吉、納征、請期、親迎

11、義絕：指夫妻一方殺害對方直系或旁系尊親屬。

簡答題

1、 簡述《法經》的特點與地位

答：特點：從法典名稱來看，《法經》改刑為法，初步確立了法的客觀規定性；從法典結構看，以嚴懲盜賊罪為核心；從立法宗旨來看，《法經》首次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立法原則；從法律內容看，《法經》貫徹重刑主義法制原則

地位：《法經》作為一個開創法制建設新時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的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中國古代成文法典之源，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

2、 簡述夏朝關於「昏、墨、賊」三罪的規定

答：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要處以死刑

3、 簡述什麼是親親得相首匿

答：是指漢代法律所規定的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應相互包庇隱瞞，不得向官府告發，對於親屬之間容隱犯罪的行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

4、 簡述「八議」制度

答：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根據「八議」制度，這八種特殊人物犯罪，不適用普通訴訟審判程序，司法官員也無權直接審理管轄，而必須上報皇帝進行決議，其結果一般都能得到寬宥處理

5、 簡述漢代的春秋決獄

答：西漢董仲舒等提倡以《春秋》大義作為司法裁判的指導思想，凡是以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司法官就以儒家經義作為裁判依據，凡是法律條文與儒家經義相違背的，則儒家經義具有高於現行法律的效力。

6、 簡述唐朝法制的特點與歷史影響

答：一、儒家思想是唐律的靈魂 二、唐律是中華法系的代表 三、唐律對周邊國家和後世立法的影響

7、 簡述唐律的完備體現在哪些方面

答：第一，調整對象全面完備，對封建的社會關系實行全面的調整，更切合統治階級利益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實際需要；第二，法律體系的完備。根據調整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形式，形成相當穩定的法律體系；第三，立法技術的高度完備

8、 簡述唐律中關於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答：第一類：同一國別的外國人之間發生侵犯時，以其國家的法律為准。第二類「不同國別的外國人，或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相互侵犯時，適用中國法律。

9、 簡述漢代的「七出」「三不去」

答：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有惡疾、口多言、盜竊。

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10、 簡述唐律中「十惡重罪」的內容，簡要評析

答：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以上十種犯罪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直接威脅、損害皇帝人身、權力、尊嚴的（謀反、謀大逆、謀叛和大不敬）是十惡的核心內容。第二類是嚴重危害封建社會秩序的犯罪（不道）、第三類是破壞封建倫常關系的（惡逆、不孝、不睦、不義和內亂）意義在於維護了封建政權和社會倫常關系的穩定。

11、簡述《大清民律草案》的主要特點

答：1、採取資本主義民法的形式2、在親屬法和繼承法中表現了宗法禮治的影響和封建法律的遺痕跡3、以形式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4、注意調查吸收流行於各地的習慣

12、簡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主要內容點

答：1、明確宣示中華民國為統一的共和國2、規定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及應盡的義務3、採取三權分立的政府組織原則4、規定嚴格的修改程序

13、簡述與《大清律例》相比，《大清新刑律》的特點

答：1、「更定刑名」 2、「酌減死罪」3、「死刑惟一」，（僅用絞刑一種，只有罪大惡極仍用斬刑）4、「刪除比附」5、「懲治教育」

客觀題

1、 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是「行天之罰」

2、 夏朝的主要法律形式是禮和刑，夏商兩代得君王命令，主要包括軍法命令性質的誓、政治文告性質的誥及訓令臣民的訓等各種形式的法律淵源

3、 相的地位最高，是僅次於商王的行政首腦

4、 商代的刑罰主要有墨、劓、刖、宮、大辟等五種

5、 商代還制定了職務犯罪的規定，「官刑」

6、 夏商兩代的監獄叫圜土

7、 西周時期的法制指導思想是「敬德保民」「明德慎罰」

8、 所謂「親親」，要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9、 《禮記》上，明確談到了適用三赦之法的具體年齡：「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10、 惟眚：過失犯罪

11、 非眚：故意犯罪

12、 惟終：慣犯

13、 非終：偶犯

14、 傅別：是調整債權債務關系的借貸契約 質劑：是調整商品交易關系的買賣契約 長券即質，短券即劑。

15、 西周的婚姻制度，婚姻必須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實行「同姓不婚」的原則

16、西周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嫡子擁有優先繼承權和絕對支配權

17、西周司法機關的設置：大司寇（最高司法官）、小司寇、士師

18、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19、西周專門設置有司圜一職，管理監獄

20、戰國時期法家學派中的法律思想：一「事斷於法」「刑無等級」二、「行刑重輕」「以刑去刑」三、「為法」「行法」「明白易知」

21、子產（鄭國）鑄刑鼎 鄧析「竹刑」

22、春秋後期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國古代法制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法律制度的秘密操縱狀態和由此而產生的法律的神秘性，摧毀了舊貴族世代壟斷法律的特權，使法律內容逐步具有公開性和規范性

23、商鞅變法，在篇名上改「法」為「律」

24、秦朝法律中。以古非今罪：以三代之事，抨擊當朝朝政罪。秦律稱故意為「端」過失為「不端」「誣告反坐」：一般以所誣之罪處罰誣告之人。

25、秦律中的作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侯 P64

26、秦朝法律司法機關，司法官：廷尉

27、漢代考課官吏主要採取「上計」的方式，即自下而上，逐級進行考察

28、漢代危害中央集權的犯罪中的「左官罪」：私自任命官吏及接受任命的官吏，都要嚴厲處罰

29、漢代的經濟立法（賦稅）：田租、算賦、口賦、關稅

30、三國時期新五刑：死刑，勞役刑、贖刑、罰金、雜抵罪

31、三國時期刑法體系的重大變革：一是逐漸廢止肉刑制度、二是不斷縮小族刑連坐范圍 三是初步形成新五刑制度。隋朝制定《開皇律》，對北周五刑制度進行系統整理，正式確定為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制度，一直沿用

32、「重罪十條」制度正式確立於北齊律

33、北魏首創以爵位抵罪和折當勞役刑的制度，南朝陳律規定的「官當」制度更為系統

34、按照西晉的規定，要在朝堂之外設置登聞鼓，允許有重大枉屈者擊鼓鳴冤

35、《開皇律》12篇：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

36、《永徽疏律》後人又稱《唐律疏議》

37、六典：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38、唐代的借貸方式分為：出舉（有利息）和負債（無利息）

39、唐代離婚有強制和協議兩種，強制分為官府強制（義絕）和丈夫強制（出七）。協議離婚又稱和離

40、唐朝的刑罰適用原則：第一：十惡重懲原則 第二，是貴族、官僚減免原則 第三，其他刑罰原則（累犯加重原則）

41、六殺：謀殺、故殺、斗殺、戲殺、誤殺、過去殺

42、六臟：強盜、竊盜、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受所監臨財物及坐贓

43、唐朝三司：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44、唐代訴訟：一是舉劾（由監察機關、各級官吏代表國家糾舉犯罪）二是告訴（當事人自己向官府提起訴訟）

45、直訴方式：攔截皇帝的車駕、擊登聞鼓鳴冤、上表申訴陳情

46、審判迴避制度：換推

47、慎殺：死刑的執行，必須經過三復奏程序

48、出罪：即重罪輕判或有罪不判 入罪：是輕罪重判或無罪判作有罪

49、宋代的財產繼承製度。第一順序：兒子，未嫁女，諸子均分，未娶妻者多分聘財，未嫁女分男子聘財一半；第二順序：孫、守寡妻妾，若兒子死亡，孫子可以代位繼承

50：戶絕資產的繼承P181

51、宋代新刑法：1、折杖法2、刺配刑3、死刑（凌遲，先起於五代，法定於遼）

52、分為原審機關的「移司別勘」和上級機關的「差官別推」P189

53、《洗冤集錄》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比較完整的法醫學專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醫學專著

54、元朝把居民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

55、元朝的中央司法機關是大宗正府

56、明初的治國立法思想是「重典治國」

57、《大明律》的制定P218

58、朱元璋《大誥》的目的，一個是用「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為訓；二是用《大誥》中的嚴刑峻法，防範和鎮壓臣民的反抗。其次，《大誥》明確地將貪官污吏作為打擊對象

59、《大明律》中增設了漢唐宋元刑法中所沒有的「奸黨」罪，羅列了奸黨罪的種種表現。

60、明代增設了新的刑罰，廷杖，處罰大臣

61、三司會審：刑部尚書、大理寺卿、都御史/大審：定期由皇帝委派太監會同三法司官員錄囚的制度

62、廠衛干預司法：P235

63、《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律例所載，嚴密周詳

64、清朝選任職官以科舉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

65、所謂四格是才、守、政、年

66、清朝三法司仍舊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67、入關以後，刑部最為全國最高司法審判機關

68、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1907年8月27日），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欽定憲法大綱》

69、《大清會典》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系統、最完備的一部封建行政法典

70、《大清民律草案》P284

71、賄選憲法是中國近代憲政史上公布的第一部正式憲法

72、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制定並通過了《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

73、《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確立邊區的人民司法原則。為保證司法公正，《憲法原則》規定「各級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並且除司法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職務外，任何機關團體不得對人民有逮捕、審訊的行為

74、抗日時期重點懲治三種犯罪：嚴厲懲治漢奸罪、破壞堅壁財物罪、懲治公務人員貪污行為

75、陝甘寧邊區的刑罰，主刑死刑、有期徒刑、勞役、附加刑：奪公權、沒收財產和罰金
打字不易，如滿意，望採納。

㈦ 漢官的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

遼代（916-1125）是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權。遼的建立，開創了當時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遼的很多法律制度都對隨後建立的西夏、金以及後來實現大一統的元、清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產生了重要影響，北南面官制度作為遼在法律和政治上確立的重要制度，被後世所借鑒，甚至在今天也有著它的啟示作用。
一、北南面官制度的產生、構成及實行
契丹族在建立遼之前，實行的基本上是以血緣為紐帶的部落聯盟制度，而在經歷了大賀氏和遙輦氏兩個部落聯盟時期後，契丹部族制度逐漸形成和鞏固，民族共同體也逐漸形成。在建立遼之後，契丹族組織內部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對內部進行整合。伴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民族構成逐漸復雜，管理問題也隨之而來。
在耶律阿保機建國稱帝後，遼的疆域內已存在漢奚、室韋、渤海、女真等多個民族，如何統治這樣一個國家，成為遼代統治者面臨的棘手問題。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北南面官制度是從中央到地方實行二重體制的雙軌官制，「官生於職，職沿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沿名，不究其實。吏部，一太宰也，為大司徒，為尚書，為中書，為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為大司馬，為太尉，為樞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蕃漢分治」而又集權於皇帝的政權體制。在北面官制中，有北南樞密院、北南宰相府、北南大王院、北面御帳官、北面宮官等。在南面官制中，遼「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監、諸位、東宮之官。誠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2]可見，南面官制是兼采唐宋官制而逐漸形成的。
公元926年，契丹軍隊滅亡渤海國，建立東丹國，實行「國中之國」之策。遼太宗時得燕雲十六州；而在此之前，有許多漢人為躲避戰亂或災害而進入契丹境內居住生活。從當時來看，漢族在很多方面要優於「逐水草而居」的契丹人，而遼統治者要想實現國家的安定長遠，也必須倚重漢族等其他民族的支持和幫助。遼代正式確立北南面官制度的時間是在遼世宗時，從這一舉措的確立來看，它在鞏固統治、調和民族矛盾、促進民族融合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親仁善鄰，桴鼓不鳴幾二百年」，看得出當時統治者的獨到眼光和謀略。
當然，北南面官制度並不是遼統治多民族國家的唯一手段，但是我認為，這一制度是其在法律制度方面最重要也最富有特色的制度之一。相比於在渤海國設立「國中之國」東丹國以及在奚族中採用「剿、撫」並用的手段，北南面官制度無疑更具有長久性和穩定性，「遼國官職，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為勁敵，北鄰阻卜、術不姑，大國以十數；西制西夏、黨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居四戰之區，虎踞其間，莫敢與攖，制之有術故爾。觀於邊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圖見矣」。這種雙軌制官制的最直接的一個表現是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參與軍國大政，在開疆拓土、鎮壓起義、治理地方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聖宗朝的韓德讓，在反擊北宋的進攻中立下軍功，又「受顧命，治政有方，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集」，可謂登峰造極。同時實施這一制度也相對削弱了廣大人民的反抗情緒，使遷入契丹遼地的下層漢民「不復思歸」。
在北南面官制度的實行過程中，這一制度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其中北面官制逐漸向南面官制發展，二者趨同，也就是漢化的趨勢。《遼史·百官志》：「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於越坐而議論以象公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從這里可以看出其漢化趨勢。漢人契丹人等可以在北南面官制度互相任職，說明民族融合、民族交流也在逐步加深，共同治理遼朝的內政外交。
二、北南面官制度與我國的民族立法和管理的歷史淵源
北南面官制度作為遼代政治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對當時和後世的民族立法和民族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實，不僅僅在遼代，早在民族大融合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就不斷探索和實踐民族管理的手段。魏晉時期，進入中原的各族，在文化上、社會經濟上都在漢化，雖然程度不同，但都表明了民族融合的趨勢，在民族統治策略上各國實行「胡漢分治」政策，從當時的一段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民族統治現狀：
「始宏因符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子）浩誅，中書侍郎高允收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
「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萬，萬戶內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於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
金朝佔領北方之初也實行北南面官制度，只是太宗即位後，「斜也、宗干當國，勸太宗改女真舊制，用漢官制度」，才逐步改變了初期的北南面官制度；元朝統治的疆域更加廣闊，民族成分也更加復雜，統治者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實行嚴格的民族等級制。在政治法律制度特別是司法制度中對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等建立不同的管理機構和制度，利用南北之間的對立主義和宋金對峙以來的隔閡，製造分裂，以利控制；而在清朝實行「滿漢畛域」的原則，一方面吸收漢族文化，一方面對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的「華夷之辯」等民族情緒嚴加防範。同時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有效的法律統治，在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不同的管理機構，實行不同的法律政治制度，例如在蒙古和西藏實行的《蒙古則例》和《理藩院則例》，在新疆和青海實行的《回疆則例》和《西寧青海番夷成例》，堪稱我國古代民族立法的最高水準，使清朝成為中國封建史上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最成功的朝代。
從以上這些朝代的民族政策和立法情況看，統治者都有著不同的政策和手段。遼之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實行的主要是胡漢分治政策，這一政策成效並不顯著，應該說那個時期民族融合存在，但民族矛盾也很尖銳，威脅著統治政權。胡漢分治也沒有完全消失，直到清朝，仍有其遺跡。遼之後的朝代在承接前朝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民族管理和民族立法上更加成熟，元朝應該是個例外。作為遼代政治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北南面官制度，雖然只是其中的一種，但我們從遼代之後的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制度中都能看出北南面官制度的影子，實際上有著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由此可見這一制度在民族立法、民族管理方面的影響可見一斑。
那何謂民族立法呢？簡單地說，民族立法是指國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法。在現代，作為國家的一般公民，各民族的公民享受同樣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作為一個特定的民族的成員，他(或她)可能享有法律就特定民族的公民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另外，民族作為一個群體，法律也可能把特定民族團體作為一個整體賦予一定的權利和義務。而且，一個國家也可能以民族因素作為重要特徵從而建立一定法律地位的機構、組織、行政區域(如我國的民族自治地方)，進而規定這類機構、組織或行政區域的權利義務。在我國，從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到《民族區域自治法》，再到國務院、省、自治區、直轄市等制定的規章、法規、條例等，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關於本地方的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等，構成了我國的民族立法體系。這個體系是在建國初期就開始摸索制定的，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才使我國的民族立法體系有了今天的規模。在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和合法權益，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快速發展。對增進民族團結，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對維護國家統一和鞏固邊防，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為封建統治者控制人民的手段與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族平等、民族繁榮的制度保障是不能同日而語的。但我國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民族法制都跟歷史有著割不斷的聯系。在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始終是歷史舞台上的活躍者，特別是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從民族融合和交流頻繁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十六國的驟興驟亡，到隋唐時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統一的格局，無疑不都說明了少數民族在歷史上的作用越來越大，逐漸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採用不同的策略，這些都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保證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有效借鑒，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代表。無論是漢族人當政，還是少數民族掌權，其都要在民族政策和立法方面下一番功夫：遼代統治者確立了北南面官的政治法律制度，為其統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作為實現大一統的元朝盡管也在學習漢人，但卻公然推行民族歧視和分裂政策，最終短命而亡，淹沒在風起雲涌的農民起義中。
以我國的民族立法為例，從理論上講，在國家總的立法體制中分離出一個民族立法體制。因此，民族立法體制其實是國家立法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構成國家立法體制總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這種安排是由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行單一制政體的基本國情和基本制度所決定的。相應地，依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依據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現我國設立了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和119個自治縣(旗)。與這種情況相適應，我國民族立法體制其實又包括一個子系統，即民族區域自治立法體制。應該說是體系嚴密，環環相扣。
北南面官制度是古代的產物，不能和當今成熟的制度相比，但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我國現今實行的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也是在像北南面官制度這樣一大批古代優秀的民族管理經驗和成果的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的。反觀當今世界，民族問題已經成為威脅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憂患之一：巴以沖突，朝鮮半島危機，科索沃問題，非洲難民危機等等，無不都有民族問題在作祟。如何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維護國家主權，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的研究課題。中國在這方面無疑是一個成功的範例，比如今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六十周年，作為中國成立最早的自治區，內蒙古的發展見證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繁榮政策的成功實踐。但民族共同繁榮的道路並不平坦，包括我國在內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而且伴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發展，新的民族問題、民族矛盾會不斷涌現出來。制度建設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法寶，隨著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代表的民族制度的貫徹實施和民族立法的不斷加強和完善，我國的民族關系會更加融洽，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會不斷加強。
近年來有人提出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國現今實行的一國兩制的歷史淵源和設想來源。對於這種說法，我認為有不妥之處，其超出了北南面官制度的主要建立基礎：民族成分的復雜和擴大，導致統治制度和策略的相應改變。北南面官制度固然與一國兩制有某些相似之處，都是國家在法律中予以嚴格明確的，但這兩種制度還不能上升到淵源的程度。理由如下：
首先，眾所周知，國體即國家制度是立國之本，一國要想成其國，首先要立制，即實行什麼國家制度。我國實行的一國兩制是在一國范圍內，實行兩種獨立的的社會基本制度，這兩種制度不僅在涉及政治方面的不同，同時也涉及經濟、生活、習慣等等一系列都有著根本不同的方面；遼代實行的北南面官制度不是國家制度，國家制度一直都是封建制度，這一點在建立北南面官制度後也沒有改變。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從政治角度考慮的，只是為了適應統治區域內不同民族的需要，而在職官制度上的一次改革和嘗試，北面官制度和南面官制度表面上看是兩種獨立的制度，實際上兩者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先期以北面官制度為主，後期則出現融合趨勢，遠未達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樣的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的獨立性和高度性。
其次，一國兩制是作為國家的一個根本制度確立和運行的，國家在憲法和基本法中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具有很強的穩定性；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則是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安撫各民族對抗情緒而實行的一種手段色彩很濃的職制。在遼代後期北南面官制度就已經逐步發生了變化：兩種官制逐步融合，漢化趨勢不斷加強。在遼被金取代後，北南面官制度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
然後，一國兩制最初主要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提出的一個富於創造性的設想，並在香港、澳門回歸後得以成功實踐。而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主要是從民族問題的角度予以考慮，在實踐中也是因民族而異。如果說到相似之處，我認為北南面官制度與我國現行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制特別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一些歷史關系，聯系更緊密一些。比如
當然，以上觀點和理由並不是全盤否定「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是我國現今實行的一國兩制的歷史淵源和設想來源」的觀點，這種觀點從側面說明了我國古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極大豐富和借鑒啟示價值。無論是民族自治還是一國兩制，都有著古人智慧的影子。所以加強歷史資料和文物古跡的研究和發掘對我們今天的建設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近幾年，有關遼代的考古發現越來越多，從墓誌、碑刻到文獻資料，都給我們今天研究遼代的歷史提供了更多的參考和依據。
三、北南面官制度的歷史定位
遼朝採取「因俗而治」的方針，在法律和政治上推出北南面官制度，可以說是一項創舉。然而，在20世紀初期，這一制度卻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危及到國家和民族的安危。當時的中國國力衰弱，倍受列強的欺辱。與中國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在使用武力的同時，為了使其侵略利益合法化，一些日本軍方的「御用」學者急於從歷史中尋找根據，為侵略批上合法的外衣。在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的時候，他們將目光盯到了遼代的北南面官制度上，將這一制度稱為「二元制」或「二重製」，並大肆鼓吹。1919年「東洋史學」的權威浸田左右吉在《滿漢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最先提出了「二重說」，他在文中是這樣解釋的：「遼從太宗、世宗時起，獲得燕雲十六州，漢人數目大幅增加，加之大量漢人由宋入遼，鑒於積極統治漢人的必要，另確立在契丹人政權下的漢地與漢人，由漢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則，並順其方針在行政組織內採用中國王朝的各項制度，進而樹立北（以游牧民族為對象）、南（以農耕民族為對象）兩面之所謂二元的統治制度……」[12]
我認為日本學者的說法是根本沒有理解封建統治的內涵。首先，二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最為鮮明的特徵是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即皇權的不斷強化。契丹首領是在漢族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建國的，而隨著統治疆域和民族成分的復雜化，沒有統治經驗的契丹人必然要倚仗各民族的支持和配合，實行北南面官制度也是適應這一大環境的客觀要求，但這並不意味著漢人可以自治。契丹人是靠武力打下天下，怎可允許自己的睡榻旁有他人酣睡呢？況且封建統治在當時是不斷強化的，直到清朝達到了最高峰。而「二元制」是近代才開始在西方產生和發展起來，到現代才發展成熟的政治體制。比清朝早近六百年的遼代卻要實行直到現代才完備的「二元制」豈不讓人貽笑大方。其次，封建統治者是決不會心甘情願把權力交給別人的，不然，也不會有後來的日本推翻幕府的武裝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的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了。
浸田左右吉、島田正郎、稻葉岩吉等日本學者之所以極力鼓吹「二元制」，無非是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服務，特別是為日本佔領滿蒙製造歷史根據，編織合理性。如果他們的「二元制」成立，那麼滿蒙（曾是遼統治疆域的一部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是被異族征服過而已，那日本人佔領這一地域也不違過，而中國政府即當時的清政府就無權插手。這與我國一直將契丹境內的各民族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滿蒙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觀點大相徑庭，是極其錯誤的。
但歷史終究會還以真實面目的。1945年日本戰敗，這些「御用」學者的言論也銷聲匿跡了。正如一位日本學者在戰後所說的那樣：「東北亞古代、中世紀歷史及社會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戰爭時期，仍如日本的家學一般十分盛行。原來以滿洲、朝鮮半島為中心的歷史研究，主要以日本對該地域的政治、經濟統治為基礎的。由於戰爭失敗，基礎已被連根鏟除，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上層建築，也就隨之而消失。」[13]
近年來，日本的右翼之風愈演愈烈，特別是在歷史問題上屢屢製造事端。歷史教科書事件，否認歷史，美化侵略等等都是他們的「傑作」。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法律等內容時，還要警惕國外有些人的別有用心，拿歷史舊案來說事，製造麻煩。直面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不僅是史學界也是法史學界為之奮斗的目標，要站在法律的角度審視歷史，據理力爭，也願用此與諸君共勉。
四、結語
自奴隸社會以來，「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14] 統治民族希望「聲教訖於四海」[15]。其實在中國的民族史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漢化。無論統治者情願與否，這一趨勢都不可避免。像北南面官制度的實施，在客觀上也促進了這一趨勢的發展。雖然一開始「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16]，但通過長期的「達其志，言其俗」，探索更符合當時社會環境的民族管理制度，並用法律對其加以保障。這些可以說都是我國古代民族立法和民族管理的經驗，與之相關者還有很多，需要我們去發掘。
遼代北南面官制度作為一項政治法律制度，固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目的並不是簡單的回憶歷史，最重要的還是通過古人的創舉，帶給我們對於今天的更多思考。讀史使人明智，其上所承載的意義自不必多說。反觀今日，由於歷史等原因，國外特別是日本在遼代的研究上有所突破，這更說明我們要加強對我們自己的歷史的研究，特別不能放鬆對中國古代民族管理和民族法制的研究，古人在這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經驗，這是先輩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㈧ 簡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內容

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誤較小。本書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論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規，同時還介紹了與宋同時期的遼、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讀者對宋代空上特定歷史階段的刑法制度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一、宋代強化中央集權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法學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宋初統治集團對此也十分重視，並在實際操作時更加註重「刑輔」這一手，而且，比較強調對一般犯罪的寬恕與輕刑，對謀叛、謀反及賊盜等危害到統治階級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嚴懲不貸。宋朝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代的治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於宋朝從太宗時就開始採取「守內虛外」的國策，[1]以及對地主豪強兼並農民土地採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劉太後主政以及宋仁宗親政時期，北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也開始逐漸暴露，表現為外有遼、西夏等強敵壓迫，內有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的暴亂。同時，國家機構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無限占田而出現的百姓傾家盪產、流離失所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統治階級更為重視立法改革，試圖進一步加強法律治理國家的力度。與此同時，自宋代開始，「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主流，它將法律視為維護封建社會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輔助儒學教化的手段，但有時，為了鎮壓「犯上作亂」的民眾，還必須施以重刑。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理學主張振綱紀、厲風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於理學將維護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產生，為「理」服務的工具，因此，理學同時主張在據罪論刑時，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斷獄聽訟的原則。此外，由於理學嚴格要求「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語）、「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語），作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種「滅人慾」的工具，法中的權利因素被徹底抽空，只剩下了義務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功能，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進一步受到破壞，其社會地位也進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懲賊盜的國策 兩宋的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是《宋刑統》，其後所附的敕文則加重了對「盜賊」的處罰。同時，制定特別法，繼續加重對「盜賊」的處罰，其中包括《窩藏重法》《盜賊重法》和《妻孥編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1}可見仁宗時即制定了關於劃分「重法地」，懲治「盜賊」及其窩藏之家的特別法《窩藏重地》。神宗時制定《盜賊重法》： 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1} 《盜賊重法》的特點是：對罪犯家屬的刑事處罰及賞告人的規定，與英宗時的《重法》相比，變化不大；但對窩藏之人的處罰則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論；對「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雖非重法地，亦從重處罰，這便使重法的適用范圍更加擴大。 哲宗時制定，對盜賊家屬的處罰作了進一步規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1} 仁宗時，「重法地」僅限於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神宗時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軍，但神宗時須「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而哲宗「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又繼續加重。 實行「保甲法」，嚴防「盜賊」。「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修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僅一概處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懲罰賊盜外，還加重了對其他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犯罪的處罰。比如造祅書祅言罪。「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1}也就是說對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書祅言罪」的處罰。 三、宋代的刑罰體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罰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刑制，但《宋刑統》又有所改動，創制了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為改五代之苛，太祖時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1} 對於「折杖之制」，後人大多以為是將刑罰折輕了，是宋初減緩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認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但筆者認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濫殺，或許是一種減輕，若同唐代刑罰相比，則仍是加重。因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別是折成脊杖，對人體的損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時擊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捶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認為五代時期刑罰過於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的好處，體現了省刑從輕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適用於死刑及反逆、強盜等犯罪。宋初採行折杖法，對於糾正刑罰越來越嚴酷的趨勢、緩和社會階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種和刑等設置並不科學合理，輕重懸殊，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為了彌補折杖法輕重懸殊的缺陷，宋開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將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時施加於一人，即處脊杖、刺面後發配到遠惡州、軍終身傅軍籍，服苦役的刑罰。「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曲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為嚴酷。始創於五代後晉天福年間，原為寬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漸突破寬貸死罪的使用的范圍，後逐步用於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關法律條文也日益增多。「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歷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歷矣。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種。配隸之刑特別是刺配刑的廣泛適用，使宋代刑罰趨於殘酷。 刺面因情節輕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時規定：「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狀，因犯罪之性質和情節之輕重而不同。南宋時臣僚載論及刺配刑時，也提到：「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隸者根據犯罪情節之輕重決定遠近和地點，情節嚴重者刺配遠惡州軍，無復地里之限。對性質、情節嚴重的犯罪及累犯，則刺配遠惡州軍或登州沙門島。宋初，只將死罪減輕處罰者刺配遠惡州軍或沙門島，即「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5}仁宗時規定：「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5}配隸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則配役於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宋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針配役。太平興國五年，詔罷免之。「婦人應配，則以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5} 對配隸者，罪輕者會赦可釋放；次輕者會赦可遷移近（家）州軍；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時期，有不少大臣認為刺配之刑過重過濫，建議進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為「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仿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即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5} 可惜最終還是未改成，仍沿用舊制。 寧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斗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設使逃逸，未必能為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5}對一般犯罪，限滿後可予釋放；對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雖改刺從正軍，但仍須服苦役。 對刺配之刑，後人多有評價。這些評價，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殘酷性，但對刺配的殘酷性又都言之未盡。「刺配集肉刑、勞役多種刑罰於一身，刑罰苛重，而且使用過濫，引起了一系列的惡果。」{4}194-195筆者認為：刺配沙門島，實等於死刑。沙門島上所配隸之人數，神宗以前定為200人，以後增為300人。如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為額，余則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5}「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5}刺配遠惡州軍，也與死刑無異。如熙寧六年，「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倖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雖然臣僚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但被處刺配刑者絕大多數都是「情理巨蠹」，仍須「不以寒暑，即時上道」，故路上凍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種法定執行方法，分斬首、絞殺、凌遲、杖殺、腰斬。《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遲這種刑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體和肌膚，使之在痛苦重緩慢死去。凌遲是封建社會後期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凌遲刑產生於五代，大遼國率先襲用之。如《遼史·刑法志》稱：「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1}提出使用凌遲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責，故至遲在真宗時，宋代尚不允許使用凌遲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後，凌遲刑已經開始使用。北宋仁宗時荊湖地區出現殺人祭鬼的惡性，仁宗敕令：「有首謀若加功者，處以凌遲刑」，首開凌遲先例。凌遲的廣泛適用，是宋代刑罰走向殘酷的重要標志。以後，元、明、清三代凌遲之刑沿襲不變。

㈨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德主刑附，刑民不分。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同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是密切相關、一脈發展而形成的。
西周是這一傳統特徵的源流，表現在其"德主刑輔，禮刑並用」的基本策略、禮的含義內容及其與刑的關繫上（出禮入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表現為"鑄刑書」（鄭國）、"竹刑」（鄧析）、"鑄刑鼎」（晉國）、《法經》等一系列成文法的公布和商鞅變法。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
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黃老」（無為而治），漢武帝"擺出百家、獨尊儒術」，法家思想的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表現為上請原則、恤刑原則、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等刑罰適用原則的儒家化，還有春秋決獄的司法上法律儒家化。
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表現為名例律的演變，立法技術、法典結構、法律內容等方面的巨大進步，代表性的是魏律、晉律、北魏律、北齊律等重要法典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與封建法典結構的完善；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重要制度的確立。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頂峰時期，也是中國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時期，法律儒家化終於結出豐碩結果——《唐律疏議》。主要把握《唐律疏議》總則和分則各篇的基本內容（如類推制度）、唐律的基本精神、唐律的特點及歷史地位。
明朝重典治吏的內容及對今天法律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朝重典治吏對後世的影響。明朝以嚴法整肅吏治，重典打擊官吏貪墨、奸黨行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提高了國家機器運轉功效，保證了皇權至上的封建統治。但是，"輕其輕罪，重其重罪」，不是愈輕易犯，就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也。」單靠嚴刑糾治貪污腐化，只能"朝殺而暮犯」，未能觸及剝削制度、官僚政治的根本，僅憑濫殺以懲朋黨為奸，往往株連無辜，對臣民失去信任，其結果則是皇帝寵信宦官，為明朝宦官擅權干政局面的釀成種下禍根。但明朝有些規定至今仍不失為良法，如對貪官的懲治方面的」罪之不恕」很值得當代立法者去借鑒，筆者非常同意嚴法治貪的立法思想，否則，我國貪污腐敗之風實在難以得到有效扼制，如果現在對貪污腐敗施以重法，定會讓那些欲貪者忘法止步．明律要求凡是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年終要通過考核，否則，初犯罰俸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降職敘用，若擅為更改，變亂成法，則要處斬。用以督促官吏知法、守法、執法，這在歷代律典中還是創造性的新篇，對現今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2004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二月四日的法制宣傳日上發表講話並親手組織憲法講座學習，無疑為我國全民普法帶了一個好頭。另外，明律規定，官員不體察民情，撫慰百姓，非法行事而致百姓聚眾反叛的，對官員要處斬，這種非常明智的民重官輕的立法無疑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明大浩頒行之後朱元璋強行」戶戶有此一本」，當時私塾學校把明大浩作為教材進行講解，明統治者把明大浩作為科舉考試的內容，囚犯手中如有明大浩，可以減罪，不收藏不敬明大浩者則要被加罪或被誅殺，可見，明朝統治者為了推行明大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法律的普及意識，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清政府立憲舉措及對中國法律近代化的意義。
1906年，清政府設立考察政治館，次年改建為憲政編查館，作為預備立憲的辦事機構，此後，進行了一些預備立憲活動。一、設立咨議局和籌建資政院。二、制定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於1908年宣布立憲以九年為期。大綱的精義有：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獨攬統治權；臣民按照法律有應得的權利義務。清末欽定憲法大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皇帝專權，人民無權，以維護封建專制主義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憤，同時也讓立憲派大失所望。三、《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則是在武昌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為了渡過危機而臨時炮製的"憲法」。其採用責任內閣制，在形式上限制了君權，擴大了國會和總理的權力，但用君主立憲的形式保持皇帝的統治地位，對人民民主權利隻字未提，暴露了它的欺騙性和反動性。
認識晚清預備立憲的保守性和欺騙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正確看待它的積極意義：（1）加速了清朝的滅亡。預備立憲的措施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滿漢之間、階級之間的矛盾，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混亂，加速了它的覆滅。（2）清政府在實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相應地對舊有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它縮小了皇帝與國會之間的權力比例，調整和改造了君主專制制度，直接沖擊了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拉開了封建中國政治近代化進程的序幕。（3）預備立憲傳播了憲政知識，進行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啟蒙，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識分子，為我國近代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㈩ 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目錄

第一部分 內容輔導
第一編奴隸社會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夏、商、西周的神權法思想
第二章維護宗法等級制的禮治與明德慎罰思想
第二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三章春秋時期革新家的法律思想
第四章儒家的法律思想
第五章墨家的法律思想
第六章道家的法律思想
第七章法家的法律思想
第三編 封建社會秦漢至隋唐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八章秦漢時期法律思想的發展與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
第九章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章隋唐時期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發展
第四編 封建社會宋至鴉片戰爭[前]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一章理學的興起與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第十二章宋明時期改革家的法律思想
第十三章遼、金、元各統治集團的法律思想
第十四章 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第五編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十五章近代地主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六章太平天國的法律思想
第十七章洋務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八章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第十九章清末禮、法兩派在法律思想上的斗爭
第二十章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第二部分模擬試題
漠擬試卷(一)
膜擬試卷(二)
醭擬試卷(三)
莫擬試卷(四)
第三部分歷年試卷及參考答案
一九九九年上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卷
二OOO年上半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卷
二OO一年上半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卷
二OO二年上半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卷
二OO三年上半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法律思想史》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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